背叛

懒石

　 第一章
　　我调到市玻管局报到的那天，恰好局里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局长让我也参加会。这样我这个新同志便在全局四十八个老同志面前露了脸。我脸上堆着提前准备好的笑容缩在会场一角，听局长讲话。

　　局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讲话的声音不紧不慢。他讲话喜欢做手势。一会儿将双手伸出来，做一个弧形，向上举一举，像是抱着一个西瓜；一会儿将弧形向前平移，像是端着一个盘子；一会儿又将短而粗的五指并拢，向前推或者向下压；有时两个手掌又有节奏地向两边刨，像一个初学游泳的人在水里扑腾，又像一对恋人突然赌气：一个扭头向左走，一个转身向右行。

　　第一次听局长讲话，我就发现局长讲话像吹号，稍不留心就吹哪个朝代去了。那天的全局大会只有一项内容：听局长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加快我市城市化进程。局长一边念厚厚的文件，一边即兴自由发挥。每翻一页文件，他至少得另外发挥两页以上的内容，这样一页就变作三页。如果市里的文件是六十页，到局里就变作一百八十页。

　　我发现挨我坐的一个女同志十分有趣，局长每翻一页文件，她便在小本上写一横，局长再翻一页，她又在小本上画一竖，就成一个“十”字。会已开一个多小时了，她小本上才写下三个“十”字，就是说局长才翻了六页文件。局长有趣得很，每当一页文件快要念完的时候，他就提前将那页纸用胖胖的指头肚捻起来，有时手太干涩捻几下捻不起来，他干脆将指头肚举到眼前，“呸”地冲上面吐点唾沫，再捻。就仿佛战争年代我军攻打一个碉堡，冲了几次冲不进去，退回来重新制定一个作战方案，再一冲就冲进去了。

　　问题是局长将那页纸捻起来并不急着翻过去。这时候再看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就更有趣了。她眼巴巴地望着局长那只悬在空中捻着一张纸的胖胖的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局长那只胖手看的时候，神态专注极了，美极了，长长密密的眼睫毛像一排持枪肃立的警惕的哨兵，眨都不眨一下；又像一群在树梢头站成一排的小鸟，翅膀扑闪都不扑闪一下。突然她的眼神黯淡了，掠过一缕懊丧，顺势向局长悬在空中的胖手瞧去：原来局长又将那页文件纸翻回去了！

　　我们局长念文件时，有点像那些叔叔阿姨逗馋嘴的小孩：弯着腰将一颗水果糖悬在孩子嘴唇上方，孩子正欲张嘴去噙，却又将水果糖向上提一提。局长每念一页文件，快要念完时总要这样向上“提”几下：分明看他蘸着唾液准备将那页文件纸翻过去了，却又突然不翻了，在空中停一下，竟又翻回去了。就像一个人从六楼下来，站在一楼楼梯口发现下起了雨，作一番思索，就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又像一个人，从六楼的家中出来，站在一楼楼道口发现并没有下雨，作一番思索，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万一出门后下雨怎么办？还像一个愚蠢的将军，指挥一队士兵气喘吁吁爬一座高山，爬到制高点后才发现错误地判断了敌情，只好指挥累个贼死的士兵再撤下山。

　　我们局长将那页拟翻过去的文件再翻回来，是要“补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往往是这样说：“刚才这个问题我再补充说明一下！”这时候我发现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干脆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她闭上眼睛啥时候再睁开呢？那就要等到局长再“呸”地往手上吐唾沫的时候。

　　总之那天开会我发现这个挨我坐的女同志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十分可爱，有一种内在的韵味儿在她周身溢动。包括她着急或生气的神态，也与别的女同志着急或生气的神态有所不同，有那么一种撩人的味道。就像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涌流出的一股清泉，往下奔突时即使湍急了一些，但飞溅起的水花仍是那么晶莹透亮。

　　“局长传达文件比唱京戏还慢！”此时这个女同志可爱的嘴唇噘了噘，这样嘀咕了一句。她有点生气了，合上笔帽，小本啪的一扣，不再写“十”字了。我的眼光一瞥，刚好瞅见小本封面上写着三个娟秀的小字：陶小北。于是我知道这个女同志叫陶小北，这是我到局里“认识”的第二个同志。第一个当然是局长，局长叫阎水拍。

　　那天阎水拍局长先是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局长喜欢用“滞后”这个词。后来我发现我们玻管局的局长们讲话时都喜欢使用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词。就像赵钱孙李几代中医世家，每人家里都珍藏着一个“祖传秘方”似的。我们的第一副局长余宏进喜欢用“超前”这个词。有一次余宏进副局长讲话，不到五分钟时间说了十五个“超前”，比阎水拍局长使用“滞后”的频率还要高一些。

　　人在讲话时喜欢不断重复使用某一个词，是一种习惯。就像人在一生中除自己的妻子之外，总要在心里默默去爱另外一至两个女性一样。这一个年龄段爱的若是一个名叫“滞后”的女性，再一个年龄段就有可能爱上另一个名叫“超前”的女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阎水拍局长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当然得有个参照物。他是将我市与毗邻我市的其他几个省的地级市相比，而不是和省城相比，更不是和北京、上海相比。局长认为，若与省城相比，我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五十年。而与北京、上海相比，则要“滞后”一百年。他说：“一百年前的上海，也不过是个小渔村！”阎水拍局长这样说时，以手比画了一个“小渔村”模样，一边比画一边有点鄙夷地撇撇嘴。他比画出的那个“小渔村”也太小了一点儿，也就比一颗鸡蛋略大一点儿。我当时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一百年前的上海早已不是一个小渔村了！上海开埠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所以一百年前的上海显然比现在的紫雪市繁华得多，人口也不止三十万——我们紫雪市目前只有三十万人口。看来局长的历史知识还是欠缺一些，自由发挥时“想当然”的成分多了一些。

　　由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讲到当年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局长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难怪陶小北着急。我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已与陶小北有同感：听局长讲话像爬山，好不容易闷着头翻过了一座——以为要到目的地了，前面该是一望无垠的河川，甚至会看到袅袅炊烟，可翻过去才发现前面又横着一座山。局长讲一个问题就像带着全局的同志们翻一座山，若讲十个问题，就相当于翻十座山。翻十座山多累啊！尤其是像陶小北这样看上去有点娇弱的女同志，穿着那样讲究的高跟鞋。我瞥瞥陶小北的脚，那双脚与脚上的鞋子十分秀气，袜子十分讲究。有些女同志穿衣服猛一看很讲究，细看就露出了“马脚”。就像购买商品房，看上去外边瓷砖贴得很好，可进房间一看就不行了：要么厨房的地板砖翘了起来，要么卫生间顶板渗水，一拉抽水马桶又会发出一声巨响，冷不丁吓人一跳。这些穿衣服只注重“贴瓷砖”的女同志，给人的感觉有点像这种“金玉其外”的商品房，低头一瞧，会发现她们脚上的袜子皱皱巴巴的，而且褶皱之间的颜色不一样。而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脚上的袜子则像一本漂亮的书上覆了一层质量很好的薄膜，考究极了！惹得人看着就想翻一翻。

　　难怪要在小本上写“十”字，局长带同志们爬山，她是最累的！兴许一不小心就让山顶的风给吹山谷里去了。若将陶小北吹落到山谷里，局里的同志们就开不成会了，甚至晚上都不能睡觉，得打着火把跟着阎水拍局长到山谷里找这个可爱的小蹄子。

　　局长那天至少翻了八座山（讲了八个问题）。在我听来，局长讲的十大城建工程没有一点儿宏伟感。不像北京、上海的十大城建工程，听着都有一种恢宏的气势。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也不过就是在流经紫雪城的清水河上修两座二三百米长的桥，硬化两条街道，新建两个广场和几个公厕之类。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局长却山上山下绕了多久。

　　十大城建工程之后是集中供热。局长说，我市准备年内上马建设一个小型热电厂和污水处理厂。他说：“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句话相当于局长传达文件时加的“编者按”。毛主席当年特别喜欢给《人民日报》的社论加按语，没想到局长也喜欢在传达文件时加“按语”。我后来发现，我们紫雪市不少领导干部都有一种“按语情结”。那天局长加这句“按语”时眼睛放亮了一下。我那天首次参加我们局的全体会议，就发现了一个小秘密：我们局长的目光除了在加“按语”时放亮之外，再就是瞥到陶小北和另外一个漂亮女同志时目光会放亮。掌握这个秘密对我很重要。想那宋蕙莲，瞥见潘金莲在西门庆眼皮底下与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调情，一个把一个手背上捻了一把，一个把一个小脚儿踢了一下，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想着日后以此拿捏潘金莲。我虽然不准备拿捏阎水拍局长，但我至少得了解阎水拍局长。常言道，咬人的狗儿不露齿，先下米儿先吃饭。我即使不做“咬人的狗儿”，但我至少得将我这把“米儿”抢先下到阎水拍局长的锅里去。“下米”的前提是首先得了解阎水拍局长，否则揭错锅盖，反倒会被蒸气烫伤手。

　　我那天参加全局会议获知，我们局共有四十八个同志（连同我应是四十九个），其中有六个女同志。六个女同志中就有两个漂亮女同志，这在一般的机关单位还是不多见的。据我所知，我们紫雪市委、市政府下属的机关单位里，大多没有漂亮女同志，只有某局有一个漂亮女同志，但已年过五旬，虽然据说当年曾是“一代人的偶像”，但在我们这些年轻一些的同志看来，已全然没有感觉。

　　我调到局里工作的第一天就参加全局干部职工大会，是我的幸运。因此我建议年轻同志调到机关单位，先去参加一次干部职工大会。就像我那天一样，坐在会议室里，来个“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局里共有几个女同志？其中有几个漂亮女同志？都能搞得清清楚楚。我们局里有两个漂亮女同志，就是说还有四个不漂亮女同志。四个不漂亮女同志中，有一个显得有点特别。这个女同志为什么特别呢？我再用“研究”的目光一打量，就找到了原因：原来她比较冷漠，坐在那儿几个小时面无表情，并且姿势一动不动，仿佛一座雕像。这个女同志细看并不很丑，而且她的冷漠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因为腰特别细，她的胸和臀显得特别突出。我后来知道，这个女同志名叫康凤莲。我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全体会议，那两个漂亮女同志使我有“惊艳”之感。康凤莲因年龄比那两个漂亮女同志大一点儿，显得有点“黯然”。但如果没有那两个漂亮女同志，康凤莲还是会吸引一些男同志的目光。一些思想不大健康的男同志甚至心底里会想：如果和她上床，她在高潮到来时是不是仍然这样绷着脸？

　　我们局长的目光落到这六个女同志脸上时十分有趣。他的目光落到四个不漂亮女同志脸上时，显得十分坦然，好像一个男人下班回家后看到自己的妻子一样。一边看着妻子一边顺手脱下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有那么几分从容。局长的目光落到这几个女同志脸上时，有时候恰好说到严厉处，疾言厉色的神态像一根钉子，一下子从女同志皮肤里钉了进去，也不管女同志是否会有“痛”的感觉，好像女同志的脸皮是墙壁。局长的目光在这几个女同志脸上逗留的时间相对要长一些，但逗留时间再长也没有那种“温柔”和“缱绻”，反而显出一种匆忙和心不在焉。这几个女同志的脸其实是局长的跳板，局长像一个跳水运动员一样，上下晃动几下，很快就要翻到空中去了。果然，伴随着某一个手势，在讲话的某一个音节的间隙或片刻的停顿间，局长的目光不经意地一跳，便跳到了陶小北或另外那个漂亮女同志的脸上。局长的目光像蚊子一样落在这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虽然时间短促，但内容却要丰富得多。首先局长的目光里有了一种躲闪，就像一个小偷，夜阑人静时潜入别人家的卧室偷看人家妻子的睡姿，并试图在那张光洁的面庞上印下两个轻轻的吻。或者像一个心怀鬼胎的男人，明知朋友出差在外，却去敲朋友的家门，不过是想去看看朋友漂亮的妻子。局长的目光落在陶小北和另外那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还有点像战争年代那些生离死别的场面：敌人已经在外面用枪托擂门了，一对革命的情侣还在屋里紧紧拥抱不忍分离。最后女情侣毅然将怀揣重要情报的男情侣藏上阁楼，镇定地打开门迎着敌人的刺刀挺胸走出。局长的目光在离开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就像这个女情侣被可恶的敌人绑着双手离开自己的茅草屋一样，那可真是一步三回头、一步三回头啊！

　　总之那天开会我发现我们局长就是这样一个爱美的老同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一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爱美这个问题上，诚如蒋委员长当年所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总不能说年轻人爱美，老年人就不爱美；南方人爱美，北方人就不爱美。这样说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鲁迅先生说过：“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所以我们局长爱美也是没有错的，因为美是共享的。

　　局长借开会宣读文件之机用自己的目光“爱美”，我则坐在一角观察局长如何“爱美”。局长就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淘气的孩子，虽然没有票，却在电影院门外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在影院门外站一两个小时，只为最后十分钟随着人流拥进去看一看那场电影的收尾——那时候每到电影快要散场时，守门员就会放开门。两个漂亮女同志相当于那部影片，局长的眼珠在会场转来转去，只是为最后挤进去一饱眼福。或者像两个寒夜里赶路的旅人，袖着手疾走一晚上，只是为赶到百里开外一个路边工棚里暖烘烘的火炉前烤烤火。烤完火干什么？继续赶路。

　　陶小北和另一个漂亮女同志，就相当于工棚里暖烘烘的小火炉，谁不想伸出手去烤一烤呢？

　　局长“赶路”时显出一种笨拙，而他又在竭力掩饰这种笨拙，故意将目光在几个不漂亮女同志脸上“放”的时间长一些，而在漂亮女同志脸上“放”的时间短一些。但细心一点即可看出，其光强光弱还是有区别的。局长的目光在其他同志脸上瞟来瞟去时，显出黯淡和无动于衷的样子。而一落在那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就像一辆性能极好的小汽车突然提速，刷地开着大灯从夜色中掠过。或者又如高尔基在其名篇《海燕》里描写的那种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一样掠过的海燕一般。一道极强的闪电有可能照亮大半个中国，我们局长的目光虽然不可能照亮大半个中国，但在那一瞬间至少照亮了我们局原本有点幽暗的会议室。

　　我们局长的目光若不是闪电，而是一个手电筒。那么这个手电筒照到其他同志脸上时发射出的是弱光，可瞥到陶小北和另一个漂亮女同志时，相当于将手电筒的开关推到了极致——即使推到极致局长仍然下意识地继续用力，就像一匹正在狂奔的骏马，猛然被勒住缰绳停止奔腾时，烦躁不安地在地上刨着蹄子。局长当时恨不得一把将那个开关推到陶小北脸上去。结果手电筒射出的光束立即变作强光，射过来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只得抬起手臂挡着。这样的目光射到陶小北这样细皮嫩肉的女同志脸上，说不准她们可爱的小脸会被灼伤。我不禁有点担心地向两个被局长灼视的女同志脸上望了望：所幸没有被灼伤。什么原因呢？原来局长的目光已收回去了，正在低头用比香肠还肥胖的手指翻文件。翻一下，抬起手在唇上沾点唾沫，再翻。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局长不可能长久地盯着两个女同志，“目灼灼似贼”般地放电。“主”和“次”局长还是分得清的：那天的“主”是开会，传达市里文件；“次”才是看两个好看的女同志。当然也有分不清主次的局长。据说我们市里有一位局长，喜欢可爱的女同志。有一天早晨刚上班，他就将局里一个女同志叫到办公室。女同志在局长办公室站了一会儿，局长竟一句话没说，只是笑吟吟地打量她。女同志很奇怪，问说：“局长，你找我有事吗？”局长说：“没啥事，就是想看看你，每天早上看看你，我这一天干起革命工作的劲头就更大一些！”女同志是一个十分正派的女同志，听局长这样说，心里有点着恼，但又不好冲局长发作。因为这个局有一条规定，下级不能随便顶撞上级，顶撞一次扣掉当月奖金。女同志转身从局长门里出来时还在恨恨地想：那你为啥不天天早上去看看你母亲？不是说儿不嫌母丑嘛！女同志这样想着，竟将自个儿想乐了，回头冲局长办公室的门扉瞥一眼，掩口一笑，千娇百媚的样儿。女同志离开局长办公室后，局长好不懊丧，心想，当言不言谓之懦，刚才她像一根葱儿一般直撅撅立在那儿，怎么只顾冲她傻笑，竟没敢将她撩逗一撩逗，眼睁睁把个机遇给错失了。你瞧她像支钢笔一样站在那里，笑模笑样的，画中人儿一般，眼睛里都会说话，好不惹人爱怜。以后这支“钢笔”再进来，即使不敢拧开笔帽儿写一写，也总得将她在自己的上衣兜里别一别，挂一挂，不能让她像平儿那样，一边和贾琏打情骂俏一边便轻易走脱！这样想着，局长更觉惘然若失，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从后边看这个女同志是不是像从前边看一样好看？于是急忙拉开办公室门扉向外张望，恰好看到女同志回首掩口笑，回眸一笑百媚生，局长当时半边身子就酥了。

　　我在农村中学教书时就听说过这个笑话。当时只知道是紫雪市政府的一位局长，莫非这位局长就是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他叫来“看一看”的女同志莫非就是我们局里这两个美女中的其中一个？这两个女同志一个叫陶小北，另一个我当时尚不知道她的芳名，因为她与我隔得远一点儿。虽然她手里也捏着一个小本，但我却无法看清她小本上的名字，只能展开想像的翅膀：也许她叫什么小南吧？一个小北，一个小南，挺有趣的，给人的感觉北边和南边都有美丽妖娆的女子。我一向认为，女同志在美丽妖娆之外，还应该坚贞不屈，无论是面对威逼还是利诱，都能做到质本洁来还洁去。如果这样，阎水拍局长这个老头拿她们能有什么办法？阎水拍局长又没权利给她们上老虎凳，也不可能派两个科长用皮鞭将她们抽得死去活来。所以在这些机关单位里，一旦那些漂亮的女职员与她们的上司有什么苟且之事，也不能全怪上司，很大程度上怪她们自己。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有一个漂亮的女教师，为了评一个“工会积极分子”，就和校长有了一些暧昧之事。看来女同志还是经不住诱惑的多一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再强调什么“操守”，女同志也不再像过去那些烈女一样，将贞节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巴金小的时候，看插图本的《烈女传》，看到一位年轻女子用刀砍断自己的手，不解，问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告诉他，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这位女子的手，她觉得自己“失贞”了，所以当着那个人的面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果阎水拍局长拉拉陶小北或局里某位年轻女同志的手，这位女同志二话不说就将自己的手砍下来，还不把阎水拍局长的胆儿给吓出来？看他再敢不敢拉她们的手，再借他一个胆儿他也不敢了吧！

　　真巧了！后来我知道另一个漂亮女同志真叫“小南”——李小南。那天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李小南是最认真的一个，她当时不停地在小本上记。她将一个小本放在并拢的膝盖上，笑吟吟地抬头凝神看一会儿局长，咬着唇俯首记一会儿；再抬头笑吟吟地看局长，再咬着唇俯首记一会儿。从她钢笔的飞快移动中看出，她可不是像陶小北一样写“十”字，而是在记阎局长的讲话和市里的文件精神，足见这是一个对待工作十分认真的同志。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和两片红红的小嘴唇，微笑时，会露出一排白白的小牙齿。按照《金瓶梅》这本书上的描述，李瓶儿这娼妇就有这样白白的小牙齿。当然李瓶儿身子也很白，当年西门庆对她就是因“白”而起奸淫之心。李小南和李瓶儿虽然五百年前是一家，但并不是说李小南就是李瓶儿。李小南其实是一个很端庄的女同志，虽然生得漂亮，却看不出有什么狐媚之气。我们局里这两个漂亮女同志气质都是不错的，不知她们是否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老校长对南开师生有一条校训。颜色：宜和，宜静，宜庄。陶小北和李小南给我的第一印象，符合张伯苓老校长的这个要求：也和，也静，也庄。李小南当时凝神听局长讲话的神态可爱极了——像陶小北不好好听局长讲话在会上“捣乱”一样可爱。从这两个女同志身上我总结出，可爱的女同志各有其表达可爱的方式。比如有的孔雀喜欢开屏，你随便逗一逗它，它便扎煞开了翅膀；而有的孔雀却不喜欢开屏，你围着它再逗，它就是不搭理你。可开屏的不开屏的都是孔雀，傻瓜才认为开屏的是孔雀，不开屏的不是孔雀。“开屏”只是她们的表达方式。比如林黛玉，她的表达方式就是动不动使小性子。而薛宝钗，则宽容和厚待上上下下的人。至于潘金莲，那娘们儿稍不遂意就会躺在地上放刁撒泼。因此我认为，李小南和陶小北只是天性中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李小南开会时的表现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羊羔，乖乖地卧在那儿，任局长已显苍老的声音抚摸。李小南平时在工作中肯定特别听领导的话，属于“党叫干啥就干啥”那一类。若她是科员，她就特别听科长的话；若她是科长，她就特别听局长的话。而陶小北的可爱则在她的调皮，还有那么一点点任性。高兴了可能很听领导的话，不高兴了就可能不很听领导的话，有时甚至还会没轻没重顶撞一下领导——当然领导被这样可爱的女同志顶撞一下也不会计较的，甚至会很宽宏地呵呵一笑。有首歌名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被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顶撞，有点像被“青春”撞一下腰，即使有点痛，但快乐大于疼痛。撞这一下还有“活血”功能，尤其是像阎水拍这样的老局长，被撞之后周身的血液循环会加快，有时甚至会热血沸腾，反倒会掩盖和消解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疼痛。

　　若李小南是一只小羊羔，陶小北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狗。高兴了你兴许可以抚摸她，不高兴了就会“汪”地咬你一口。

　　总之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全体人员会，局长和两个女同志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当时正是小学生写作文时喜欢描写的那种“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记得那是1991年的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前一年，我就是在这个美好的年度里调到市玻管局工作的。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某一个春天或某一个夏天的某一天（当然也可能是某一个秋天或冬天），一次大的转折可以扭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秋收起义、遵义会议或者重庆谈判之类。而对一个人来讲，某一次看似不很重要的转折也可以扭转这个人一生的人生走向。比如在那个明媚的春天我调到玻管局工作这件事，还有那次我一调到局里参加的全体人员会。陶小北美丽的面容像那年春天格外明媚的阳光一样，照亮了我的一生！有了陶小北，我才知道，任何一个卑鄙的人，都会有明媚甚至是崇高的一面。

　　我后来深切地体会到，在一个无所事事的行政机关工作，犹如走进一条漫长而黑暗的隧道里，有时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如果玻管局是这样一条隧道，陶小北就是穿透这条黑暗隧道的一缕强烈的阳光！有了这缕阳光，我才有了走下去、走完这条隧道的决心。

　　陶小北当时坐在我们局大会议室靠西一排沙发偏南的一角。顺着她俊俏的脸庞从我们局六楼会议室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眺望到紫雪城西郊的一片桃树林，点点红花格外招人眼目。清水河畔，还有一片片白色的枣花和梨花，在河畔绿色的垂柳间若隐若现，就像陶小北和李小南在那儿冲你扮鬼脸，令你心驰神往，浮想联翩。我突发奇想，我们玻管局的阎水拍局长，有点像一名花圃的花工，拿一把大剪刀，这儿剪剪，那儿剪剪；脊背上还背着一个小药箱，这儿喷喷，那儿喷喷。即使老了也不肯放下那把剪刀和那个小药箱。我们局里开会，其实就是听任局长修剪树枝和喷洒药水。局里的四十多个同志就像四十多棵小树，局长在这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那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重，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轻，有时不仅仅是轻，几乎到了“轻柔”的程度。

　　那天开会局长还讲到环境污染尾气排放大气指数之类，甚至说到我们紫雪市的饮用水污染也很严重，“大肠杆菌”已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数百倍。尤其是致癌物质“亚硝酸盐氮”超过国家标准若干倍。市里有一个水厂就建在国民党时期废弃的旧煤矿上，水源流经煤矿坑道后被严重污染。局长甚至说，煤矿坑道里有很多粪便、矿工丢弃的旧衣服和死人的白骨！听得大家毛骨悚然。

　　总之听我们玻管局阎水拍局长讲话，好像在听一位历史教员授课。刚还在唐代，不知啥时就到宋代了。元、明、清之后到民国，你以为辛亥革命讲完该是八年抗战了，而一到抗战时期，全国解放就有指望了。可阎局长偏不，辛亥革命只说了一半，又折回春秋战国时期，再讲到辛亥革命得多久？性子急的人恐怕会产生从六楼跳下去的想法。可奇怪的是我们局的四十多个同志并没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大家大都在认真听，至少有四十个以上的同志每人拿一个小本在认真记。只有五六个同志不拿小本，有时还互相悄声说几句话。但他们说话的声音一般都比较低，凑在一起耳语。有个别同志若没有控制好声音的分贝，阎局长便会咳嗽一声，突然停下不传达了。阎局长并不看这几个说话的同志，这几个同志却不敢说话了。就像一窝原本唧唧喳喳的雀，被雀妈妈一责备，便不敢吱声了。又像一个庞大的乐队，第一小提琴手突然停止了演奏，其他乐声亦戛然而止，会场一时鸦雀无声。阎局长此时摸出一支香烟点着深吸一口，才又低头传达。那几个说话的同志再不敢说话，怀抱着双手仰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开始假寐。

　　那天参加局里的会议，我发现我们局里的会议秩序还是不错的。我刚调到局里的时候，紫雪市还没有手机，所以会场上听不到手机响。大家心平气和，即使有人听得颇烦，也只是闭着眼睛睡睡觉，过过“白日做梦”的瘾。大多数人始终坚持在小本上记，有的人小本记得密密麻麻。我当时因为没有带小本，不能将局长讲话记下来，有点不安。摸遍口袋也没有带纸——虽带一点卫生纸，可大家知道这种纸干别的还可以，记笔记却不行。最后我略作思索，干脆摸出一包香烟。这包香烟我只抽了一支。我将另外十九支烟取出，正欲抽出里边的锡纸记局长的讲话，突然有一只纤细白皙的手向我伸过来。我因注意力十分集中，被这只突如其来伸过来的纤手吓了一跳。定睛看时，才发现这只手里捏着一个小本，是陶小北将她的小本给我递过来了，当然她已将写下“十”字的那一页撕掉。我当时十分不好意思，加之我一只手里还握着十九支香烟，显得笨拙而慌乱。陶小北笑吟吟地望着我，悄声说：“我不记了，你记吧。”我于是一边悄声说谢谢，一边惶急地将十九支香烟重新塞进烟盒。由于用力过猛，至少折断了三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冲陶小北笑了笑，从她手中接过小本，低着头翻开记起来。

　　我到局里工作之后，发现开会是最能锻炼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的。局长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一上午还讲不完我市的城建工作。问题是我们这个局并不是城建局，而是玻管局啊！那天传达文件到中午十二点，阎局长抬腕看看手表，对大家说：“上午就到这儿吧，下午三点接着开！”刚说完这句话，他又扭头征询局里办公室主任的意见，他对办公室主任说：“三点是不是有点迟？干脆两点半开吧！下午的内容还多。”他这样说着，并没等办公室主任回答，又将头转向大家说：“那就下午两点半，请大家准时与会！”

　　局里的同志们像是从牢房里释放出来的一堆囚犯，纷乱地站起来。此时阎局长却又站着对大家说：“同志们再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忘记了。这（他指着我）是咱局里新调来的鱼在河同志，分配到办公室工作。”于是大家都笑着看我，我也笑着看大家。我的笑容有点僵硬——四十八束目光像导弹一样一齐射向你，你脸上会不会有僵硬感？而且我的脸还有点发烧——因为有六个女同志也笑吟吟地看我，其中就有陶小北和李小南。我打小在女同志面前就有点儿羞涩，在漂亮女同志面前尤甚。见了妇女略有几分颜色，手脚便不自在，有时没来由的脸会彤红。看电视时见那些领导同志在文艺晚会结束后健步走上台去接见那些花枝招展的女演员，我心里就发虚。心想，即使给我这样的机遇，我也不敢上去握那些女演员棉花一般的手，所以常认为自己是狗肉上不了抬杆秤。不过那天站在那儿，我还是硬撑着装出很有底气的样儿，仿佛刚从美女堆里钻出来一般，像贾宝玉一般不知见过多大的场面，对陶李二美女毫不以为然。不过只一瞥我就发现这两个女同志像姐儿俩。两人身材差不多一样高挑儿，至少有一米六八，陶小北又要比李小南略高一点，那就是一米七了，或者一米七二。而腰却细。这种女性一般被人们称作窈窕淑女。问题是我们局里并不都是君子。我这样想。其实窈窕淑女最终往往会落入小人之手，就像鲜美的肉总是落入虎口一样。当时陶小北和李小南恰好站在阎局长身旁。我才发现阎局长特别矮。如果用一张纸蒙住阎局长的脸，他就像她们手里牵着的一个孩子。我后来曾经思忖：若当时陶小北和李小南不看我，我的脸会不会发烧？我想也许不会发烧。僵硬是一定的，但可能不会发烧。漂亮女同志与不漂亮女同志给人的感应就是不一样。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射过来，像通红的炉膛里蹿出的火苗一样燎烤你。你若是一口锅，锅里没水时锅底会被炙烤得刺刺作响，有水时一会儿就沸腾起来，直往上冒热气。不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则与男同志的目光没有什么两样，就像一个瓦数很低的电灯泡，即使拉亮仍有一种昏暗感，对人体形不成多少刺激。

　　那天局里开会之前，我只认识令人尊敬的阎水拍局长。这个老同志虽然讲话时间长一些，年龄大一些，头发少一些，脸上的皱纹多一些，可对人还是挺和气的。对我这样一个新同志也不摆架子，令我心里生出一些感动。

　　开毕会的第二天，阎水拍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向我交代工作。同时还叫来了办公室主任赵有才。阎局长对赵有才说：“以后小鱼就在你手下工作。”又对我说：“以后有啥事随时向有才主任请示。”又对赵有才说：“小鱼这个同志笔头子不错，以后局里的会议讲话就由小鱼来起草。”又对我说：“你们主任的口才在咱局里是一流的。在市直机关举行的小平理论辩论会上得过第一，为局里争得过荣誉。”又对赵有才讲：“这两天你们办公室开个会，让小鱼和大家互相认识一下，便于以后配合工作。”

　　我发现阎局长说话喜欢对这个说一句，再对那个说一句。就像说快板书，将这只手上的竹板拍一下，赶快再将那只手上的竹板拍一下；又像敲架子鼓，在这面鼓上敲一下，赶快再在那面鼓上敲一下，忙乎得不行。这样一递一句说话，从工作方法上讲，显出阎局长的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那就这样吧，啊？”那天阎局长只有这句话是同时对我和赵有才说的，意思是他的工作交代完了，我们可以走了。我正欲转身出门，阎局长却又说：“有才你先走，我跟小鱼还有几句话。”我以为阎局长还有啥事情给我交代，没想到赵主任出门后，他只是拍拍我的肩说：“小鱼啊，你这个名字叫得好，不过还有一点儿不足，‘河’是黄河还是清水河？若叫做鱼在江、鱼在海、鱼在洋，那气势就更大一些。当然若叫做鱼在岸、鱼在沟，意境就更差一些。你若有弟兄几人，从岸叫到洋，那多壮观啊！”阎局长仰头呵呵笑了两声又对我说：“不过话说回来，还是叫鱼在河更稳妥一些，也更中庸一些，凡事既不能太谦卑，也不能太张扬。太谦卑容易被人忽略，就像脚底下的小虫子，谁在乎你？踩死就踩死了！太张扬又容易忘乎所以，容易露出马脚，容易被人逮着，授人以柄。在行政机关工作，你这个名字恰到好处，里边蕴含着一种做人的玄机啊！”阎局长略微停了一下，又说：“我见到你这个名字就有一种亲切感：你叫鱼在河，我叫阎水拍，你在河里游，我在水里拍。这不，你这条鱼一下子就游到我这湾水里来了！”

　　阎局长和我说话时挺着肚子背抄着双手，显出一副凡事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我一直含着笑谦恭地缩着肩站在他面前。阎局长个矮，我个高。我这样弓着腰缩着肩，倒显得阎局长个高我个矮。其实高和矮原本是相对的。你个高，能有泰山高？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常常不知天高地厚，在行政机关工作深一脚浅一脚的，说不准哪一天一跤跌倒就马趴下了，就是因为没把高低问题搞清楚，自以为自己个儿很高。你个儿高，能有泰山高？能有天高？所以那天我一直使劲缩着身站在阎局长面前，阎局长说完后我赶忙说：“阎局长您这么平易近人，还这么幽默，能在您手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我当时险些将“幸运”说成“幸福”，又觉得“幸福”有点太夸张，话到嘴边才改作幸运。“不错，不错，今天就这样吧！”阎局长向我笑一笑，摆摆手，意思是我可以走了。出门后我还在纳闷儿：阎局长让赵有才主任离开，将我留下，就是为了谈谈我和他的名字？说说“鱼”和“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小时候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里早就论述清楚了：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我深知，从到玻管局工作的这一天起，我就再也离不开尊敬的阎水拍局长。

　　不过我当时出门后还是觉得有点儿好笑：阎局长说我的名字与他的名字有相近之处，若将他的名字改作“阎拍水”，那才有趣呢！想到“阎拍水”这样一个名字带来的某种意境，我有点忍俊不禁，在走廊里兀自扑哧笑了。恰巧李小南从洗手间出来，她刚洗毕手，正低头往地下甩手上的水珠儿，有点儿奇怪地回头望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这个傻家伙怎么一个人偷着乐？

　　赵有才主任是在局长找我们谈话的第二天召开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介绍我和大家见面的。我们玻管局办公室共有十二名同志。主任赵有才，四十多岁。你若想知道哪个是我们赵有才主任，到玻管局这座陈旧的办公楼的三楼来看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玻管局这座办公楼修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十年风吹雨打，伏卧在那儿像反映卫国战争影片里那种笨拙的苏联坦克，又像一个饱经沧桑、宠辱不惊的老人。就在这样一幢老态龙钟的办公楼里，每天从早到晚活跃着我们四十九个同志宝贵的生命。而在这四十九个同志中，就有可亲可敬的赵有才主任。那个身子瘦瘦的、总是像一条白灼虾一样哈着腰，手里总是拎一份文件（有时也会同时拎两份文件），在楼道里跑来跑去的人就是我们赵有才主任。我们玻管局的办公楼一、二层对外出租。一层是一些商业门市，二层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和省里一家小报的记者站，三层以上是我们的办公室。每层有两个套间，六位局级领导分别在三、四、五楼的套间里办公。按市里发文时的排名次序，一二把手在三楼，三四把手在四楼，五六把手在五楼。难怪赵有才主任的腿细细的，一天到晚楼上楼下跑，腿不跑细才怪呢！

葛敬茜

讲求诚信

淑育萍园

我静静地坐着，遥看A股升跌，近观楼主好贴

朗飞霞

怀念曾经岁月

懒石

完。

懒石

《背叛》吴言 　　　　　　　　　　　　　　　　

  
　 第四十六章
　　那天的书记办公会上，本来我的任命已经通过了，可我“出事”的消息像被人追赶着一般没命地跑进了会议室。傅四海迫不得已，急忙像启动城市应急预案一般启动第二套方案——好在傅四海像聪明的雷民政给省长准备两套就餐方案一般准备了两套方案，要不在会上还不措手不及？傅四海的座位底下仿佛有个按钮似的，他探手一按，就将第二套方案“启动”了。按照第二套方案，雷民政做紫东县委书记，傅四海的秘书破格提拔，“坐飞机”下去接雷民政担任县长。

　　关于我“出事”的原因，紫东县的传闻是，我被捉奸在床，与雷民政并没有什么关系，雷民政半夜接到电话后怒斥袁长印和“茗烟”胡闹，并让袁茗立即撤出。雷民政甚至嗔目质问袁茗：你们有本事跑到美国去捉捉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你们有这个本事没有？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人家周瑜和黄盖玩儿，关你们屁事？！雷民政最后甚至指着袁长印的鼻子说：你如此不称职，我真想将你再调回袁家沟乡去做副乡长——主管计划生育工作！

　　对啦，袁长印是在我“出事”的前几天由袁家沟乡副乡长调任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这可真是背心改乳罩——虽说是平调，但位置很重要！

　　事后不久，袁长印果真被调离了公安局，伸着那个讨厌的“鸭脖子”回袁家沟乡去了，但不是去做副乡长，而是做了袁家沟乡的党委书记兼乡长——而这个位置我原本是准备安排小虎去做的。

　　李小南的老公这时冒出来了。流传在紫东县以及我们玻管局的说法是，我“出事”是李小南老公一手促成和策划的。李小南的老公两年前转业，转业前是一个正团职干部。转业干部到地方一般是降职使用，有的降一级，有的降两级。我做局长时，我们玻管局分来一个高炮团的团长，我只安排他做了业务六科的科长——据说他并无怨言，并且表示满意——因为和他搭档的团政委只做了柳如眉那个局一名既不分管专项资金也不分管专项指标的副科长。按常理，李小南的老公也就只能在市委市政府的部局里做一名科长或副科长，若他分配在我们玻管局，我就准备安排他接老宋出任局工会主席（老宋不已做政秘科长了嘛）——隶属行业工会主席李小南，在我们玻管局的工会系统开一个名副其实的夫妻店。可李小南的老公却意外地得到了郑向洋的赏识——郑向洋若干年前曾在李小南老公任职的那个老虎团做过团长——于是郑向洋在那年转业的干部名单里一把就将李小南老公拎出来，力排众议安排他到市民政局做了副局长并兼“军转办”主任。李小南老公去上任时，郑向洋像刘副书记拍我的肩膀那样亲热地拍着这个腰板挺得笔直虎背熊腰的军人的肩膀说：委屈你先干一阵副职，以后一旦空出新的位子，再安排你去职能部门独当一面做个一把手。

　　按照打脸打屁股的理论，我像克林顿那样在绯闻中一头栽倒后，就不再是傅四海的脸，傅四海决绝地向我掉转了身子，将一个冷漠的后背留给我——于是我就成为傅四海的屁股。此时便有不少人冲上来打我，并且有些人无所顾忌地用脚踢。傅书记与刘市长（原刘副书记）堆满各种文件和汇报材料的案头，便多出了两份关于我的材料。一份是李小南老公写的揭发材料，认为他在部队保家卫国这些年，他的妻子却无端地被鱼在河这样一个道德品质极为恶劣的人霸占，强烈吁请组织使用组织手段处理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令我感到万分震惊与奇怪的是，李小南竟也在这份揭发材料上签了几个字：情况属实。莫非这位团长也像当年康凤莲的前任老公拷打康凤莲那样将李小南绑在床上拷打了她？可她身上却并无半点伤痕。另一份是玻管局几个同志署真名写的告状材料，说我在玻管局这些年专横跋扈，任人唯亲，道德品质败坏，和局里有点姿色的女同志都发生过肉体关系。陶小北不堪我的凌辱与淫威，几年前已昭君出塞一般被迫远走大洋彼岸，至今飘零在异国他乡。如果不是李小南像陈圆圆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那样以柔弱之身奋起反抗，终于使我像孙悟空金箍棒下的妖怪一般现出原形，这只姓鱼的色狼还不知会像熊瞎子闯进玉米地或猴子掰包谷那样在玻管局糟蹋和为害多少无辜的女性——恐怕张雪梅都会遭其袭击且断难逃其魔掌！更令玻管局的同志们不寒而栗的，是鱼在河这个人“尤其善于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打击报复人的伎俩花样百出，并且往往能推陈出新，令人防不胜防。小时候，偏远村落的娃娃们正饿得直起脖子号哭，大人吓唬一声说，狼来了，娃娃们立即噤声。鱼在河在玻管局就是这样一只不声不响甩打着尾巴的大灰狼，走到哪里吓得同志们大气都不敢出，动不动就将小牛小胡等人吓得变脸失色。

　　我就像一条遍体鳞伤的野狗，被众人一拥而上又踢又打又撕又咬，冯富强隔山隔水都向我飞来一口唾沫。很快，我被调离了玻管局，一个萝卜一个坑，接任者是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军人——李小南的老公。玻管局自然不是夫妻店，于是李小南被顺势拔出，像袁长印那样再次被背心改乳罩，由玻管局行业工会主席调任原本应由雷民政去做的那个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小南戴着三只乳罩欢天喜地去民政局上任去了。

　　调动工作前例行的组织谈话，是由杨远征副书记对我进行的——杨远征已任分管组织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一天到晚紧攥着拳头在电视新闻里背抄着手不远不近跟在傅刘身后或侧旁。就像当年马方向局长被调离时，给他选定的三个单位是铜行办、能源办和科协一般，这次给我选定的单位是残联、文联和个协——三个单位任我挑一个。并且我的结局远不及马方向局长，他是去做正职，而我是去做主持工作的副职。去文联，我不会写小说；去残联——正像妇联主任必须由妇女同志担任一样，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残联主席仿佛不是缺了一只胳膊就是少了一条腿，至少也得失去一只耳朵——而我当然不愿失去这只耳朵——要不若干年后像郑和下西洋一般出国旅游时碰到陶小北，这促狭的小蹄子保准会天真地问我：你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小北这样问我时，我还不羞得像那天钻李小南被窝里那样再次烧盘？于是我选定去个协——去个体劳动者协会做主持工作的副主席。

　　杨远征副书记那天跟我谈完话后还促狭地安慰我，说安排我去个协，市里主要负责同志很是动了一番脑筋，要充分理解领导同志的良苦用心，这是爱护同志的举措啊！杨副书记不无“油墨”地对我说，当年新四军的伤病员为啥要藏在芦苇荡里？为啥不能像胡传魁和刁德一那样大模大样去春来茶馆喝茶？还不是为了养好伤再重新持枪上战场？临别时杨副书记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仿佛在说：养伤去吧，去个协养伤去吧！

　　我这颗在紫雪政坛即将冉冉升起大放异彩的新星，突现如此败笔转瞬黯然失色。这可真是善游者溺，善骑者坠啊！人到什么份儿上就得说什么话，我原本会心平气和去个协副主席的岗位上赴任的——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怪不得别人！但让我最后都不能释怀的，倒不是我被人家合力一把掀翻，而是李小南对我的背叛！我老半天都想不明白李小南缘何荼毒我？最后从“利益”的角度一切入，从冯马当年联手“倒赵”的历史中一查找，立即窥知并准确无误地找到了答案——所有的历史疑团其实答案都很简单——谁将是背后的受益者？若同时有若干受益者——那谁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一个玻管局的行业工会主席，当然远不及民政局的副局长，何况头上还有朱姬牛赵（有才）罗（一强）压着，何时才有出头之日！而现在李小南玩一个金蝉脱壳抽身便走，让自己的老公反过来压在了朱姬牛赵罗头上。且这只是明着一步，还有暗中一着呢——用不了多久，雷民政即可接杨远征出任副市长，傅四海秘书接雷民政出任紫东县委书记——而李小南老公此时就会如一个楔子一般揳入紫东县担任县长，李小南则会从民政局再杀回来担任玻管局长——一屁股就坐到朱姬牛赵罗那几个懵里懵懂的傻瓜头上去了——这个“三级跳”玩的怎么样？即使和当年的鱼在河比起来，也毫不逊色！这才是强中更有强中手，青出于蓝必将青于蓝！

　　也许你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傅四海能同意他们这样为所欲为吗？若傅四海不同意，不按会议桌下面那个随时可启动第一套第二套方案的应急装置，他们能够顺顺当当如愿以偿吗？这你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傅四海虽然和市长郑向洋不合，但却不会和一个省委秘书长郑向洋不合，他们开会时碰在一起还会像兄弟一般亲热地谈笑风生呢！就像官员总是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一样，利益也总是在不停地排列组合——而利益又极易结成那种“共同体”——比如欧盟、北约、非盟、独联体、多少国集团等等——都是在共同的利益下寻求新的分配原则。照此，雷民政哪一天都极有可能和傅四海突然结盟呢！

　　正像当年阎水拍局长所说：哪个大哪个小，哪个轻哪个重，傅四海当然是一清二楚的。利益从来只是取大舍小，取重舍轻，而不会去顾及是张三李四还是王麻子鱼在河。况且我鱼在河是自己一头栽倒的，又不是别人将我推倒的。是自己栽倒还是别人推倒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像我这样如当年的范进一般，一头扎进泥塘里，跌散了头发，傅四海也爱莫能助。我像马谡那样失了街亭，傅四海不斩我首级已够手下留情的了——最多让我干两年个协副主席，再念旧情安排我步李小南后尘去民政局做那个副局长，再像她老公那样兼个“军转办”或“救灾办”主任，按正处级待遇。能有这样一个结局，已算我鱼在河好运连连了，我还再能奢求什么？

　　问题是有一天李小南若去做了紫东县县长，水落石出一般将玻管局长的位置再次空出来，我会不会重新被安排回玻管局——那样我就可以往死里踢那几个署名告我黑状的家伙了！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我已像阎水拍那样老的跑不动了——只能去找赵有才关起门来噼里啪啦摔打那几个早已被别人摔打烂且用胶布缠着的象棋棋子儿。

　　人生可真是得事事小心，步步留神呢，一步也失足不得——一失足即成千古恨，这是笃定的。让我鱼在河死不瞑目的，是李小南怎么就像刘翔跨栏那样势如破竹一步跨到了我的前头？即使玻管局朱姬牛冯富强小牛小马等都跑到我的前头我能接受，我也难以接受让这妇人跑我前头的事实，因为这对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也怪我鱼在河走了眼，在玻管局这么多年，将每一个人分析得那么透彻，惟独没有看透这蹄子——我原以为她只是个多姑娘儿，至多是个花袭人——没曾想这蹄子却是一个王熙凤！

　　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历史默默无言，历史学家喋喋不休。套用这句话——胜利者默默无言——李小南现在就默默无言，失败者喋喋不休——鱼在河此时就像个多嘴多舌的婆娘一般喋喋不休——再喋喋不休下去，鱼在河都快被李小南这死妮子逼成个祥林嫂了——要么就是喝得醉醺醺像遭冰雹袭击后的庄稼一般伏卧在宁府门前那个不干不净乱骂的焦大——就差贾家主子差人过来塞几把马粪在嘴里了。

　　鱼在河，赶紧闭嘴！当心有人给你嘴里塞马粪！但即使像余宏进那样被阎水拍逼得在会上怀抱着双手紧抿起悲愤的嘴巴时，我仍

　　如牛望月手里捏着一沓被打回来的虚假差旅费票据或者潘金莲与李瓶儿争风吃醋时一般面呈不忿之色，并从牙缝间挤出最后一句话：原来人心比天空的星星更繁密、更深不可测！

懒石

《背叛》吴言 　　　　　　　　　　　　　　　　

  
　 第四十五章
　　剪彩那天，我是八时整走进我在玻管局三楼那间办公室的。离去市委集合规定的九点半还有一个多小时，小虎去洗车，我则在办公室泡一杯龙井茶慢慢喝起来，并看着通信员小柳刚刚送进来的日报。小柳是我刚调到局里来的通信员，接替了小高。小高现在已是政秘科的副主任科员了，虽然暂时还是以工代干，但小虎已带着他去人事局跑了几次，据说转干手续快批下来了，所以小高现在的工作积极性像他的姓氏一样“高”。他甚至在背后都在竭力维护我。有一次局里几个同志一块儿喝酒，竟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先是冯富强和那个曾吐过他一脸唾沫的副主任科员为“毛主席和邓小平谁更伟大”争了起来。前提是两个都伟大，但到底谁更伟大？冯富强认为毛更伟大，为此他一直从秋收起义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说到八年抗战三大战役。那个副主任科员则认为邓小平更伟大，他从三落三起说到改革开放南巡谈话一国两制直到香港回归。两人原本不睦，那天喝了点酒，更是争得面红耳赤。那个副主任科员最后的结论是：时间越久远，邓小平越显其伟大。冯富强脸红脖子粗地嚷道：那你意思是说毛主席时间越久远，就越显其不伟大了？那个副主任科员立即指着冯富强的鼻子反唇相讥，道：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说！大家都听见了，冯富强说毛主席不伟大——要是退回几十年前，拉出去枪毙你都够格了！听副主任科员这么说，冯富强急了眼，捋着袖子就站了起来。要不是小虎小高几个眼疾手快强行将他拉着重新坐回座位上，两人那天都要打起来了。这边事态刚平息，那边一语不合，又起事端，是小高和小胡。两人争论的竟是“阎水拍和鱼在河谁更有水平”。当然前提是两人都有水平，但到底谁更有水平？小高认为鱼胜阎一筹。小胡那天喝多了酒，将对我的积怨借着酒劲儿发泄出来——但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先反复强调前提，他说，鱼局长当然也有水平，有时甚至很有水平，但从老练程度上与阎局长相比，还是略输文采——也亏他能说出“略输文采”这样的话来，虽然对我有所贬低，但起点却高——将我和“秦皇汉武”放在一个量级上。他最后的结论是：从总体水平上讲，阎还是比鱼略胜一筹。小胡的这种混账话遭到小高的有力反驳。更令小胡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这几句话竟遭到大家一致的激烈反对。冯富强小牛等人在反对时措辞尤其激烈，差不多到了那种严词痛斥的程度。小胡见犯了众怒，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嘴巴，然后含着眼泪央告大家说，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冯富强说，那就罚你三杯认错酒。小胡刚仰脖将那三杯酒喝下，小牛又端着三杯酒站起来，幸灾乐祸地对小胡说，冯科长的意思是每人罚你三杯。小胡一声不吭将小牛端过来的三杯酒又灌下肚去，一边灌一边还说，我认罚，我都喝，可谁要将我刚才开玩笑说鱼局长的话传鱼局长耳里，谁就是我孙子！

　　新调来的通信员小柳是柳如叶的弟弟。小伙子当兵回来安排不了工作，柳如叶就带他来找我。我见小伙子机灵，（爱屋及乌？）安排他到局里做了通信员。小伙子在部队也是给首长当通信员，特别善于察言观色，眼睛里都仿佛会说话。我对柳如叶说，我用小柳不是看你的面子啊，小伙子本身不错，局里又恰好需要人。我都得感谢你给我推荐了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啊！

　　柳如眉也给我推荐了一个“人才”，是她嫂子的弟弟。这小伙子吊儿郎当的，素质不怎么样。但本着“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我也安排了他。小苏做打字员后，空出一个驾驶员位置，我安排他做了驾驶员。

　　那天为了消磨那一个多小时时间，我甚至学着阎局长那样，故意将眼镜“挂”到鼻尖上读小柳送进来的报纸——不行，还是头晕。我只好用手指将眼镜再抵到正常位置——头马上就不晕了。正当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李小南像陈圆圆出现在李自成面前一样，推门进来了。

　　小南那天格外漂亮，不知什么原因，她脸上的憔悴已一扫而光。为什么会一扫而光，也许她像康凤莲为见顾某那样刚去做了美容。康凤莲是为顾某而容，小南为谁而容？当然是为我鱼某而容。那天她太光彩照人了！以至于初睹她芳容那一刻，我恍惚间差点儿将她当做陶小北——我竟像那天从刘副书记门里出来差点儿脱口将刘副书记唤作“陈市长（陈奋远市长）”一样，差点儿脱口将“小南”唤作“小北”。定睛一瞧，并不是小北，分明是小南。因突然想起了小北，我不甘心她这么快就从我眼前“溜走”，于是我像阎局长那样将眼镜摘下，搁在办公桌前摊开的那份日报上，模糊间再看门口那个俏佳人——分明是小北！我就这样摘下眼镜用“心”看了一会儿“小北”，才复又将眼镜戴上，再看过去——当然是笑吟吟的小南。

　　小南进来是给我送一份文件，文件搁我桌上转身正欲离开，被我叫住了——本来我不准备叫住她，我马上要去剪彩，并没有时间跟她闲聊。可就在转身的那一瞬间，她高耸的胸部“招惹”了我的眼睛。

　　莫言在其小说《丰乳肥臀》里通过主人公上官金童认为，抓住了女人胸部就等于抓住了整个世界。当然他同时又认为——有时候抓住女人胸部后并没有抓住整个世界，反倒被女人抓住了。一次我和柳如叶玩耍时，对她如保龄球一般饱满的胸部表示了由衷的喜爱。这小蹄子当时竟促狭地对我说，她的胸部会“变”的。遇着喜爱的人，胸部就如玉米粒变为爆米花一般瞬间膨胀为保龄球。遇着不喜爱的人，胸部就如排球或篮球被拔去气门心一般立即泄为瘪瘪的一团。当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时，这蹄子竟进一步讲出一番道理来。她说，女人只要想一个人，身上的器官也会跟着“想”。女人想男人时，会变得妩媚，器官也想把最美好的一面呈献给所想的男人，就会瞬间变得“好”起来。总之柳如叶对男女之事总有一种全新的“解读”。每次和我耍时，她都要我给她脱衣服。她说，女人的衣服天生就是要男人来脱的——只有小姐才自己脱衣服——莫非你把我当成是小姐了？柳如叶这样竖着“柳叶眉”像阎局长看报纸那样“瞪”我一眼，我就再不敢偷懒，一边忙不迭地给她解衣服纽扣一边还在想：上官金童说的就是有道理，这会儿我还没抓住她的胸部，她就将我抓住了——看来稍不小心就会被女人反手抓住。

　　那天我不争气的眼球就这样被小南的胸部“抓”住了。当时是冬天，小南的胸部被衣服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可在那一瞥间，我竟像被电流贯穿一般身上有了某种反应。这太不可思议了！太令我好奇了——小南的胸部怎么突然像小北的胸部一样饱满而上翘了？

　　当然若按“柳氏理论”解读小南胸部这种变化，还是能找到答案的——这说明小南在“想”着一个人！问题是我对“柳氏理论”并不信服——我相信不少人也会认为“柳氏理论”只是一种谬论！何况小南的胸部我是见过的，在探春大酒店，明显的松软而下垂，就像一个被老师训斥的顽童拼命低垂着脑袋。可现在怎么突然像小虎修车时用千斤顶将汽车轮胎“顶”起来那样坚挺而上翘了？莫非小南两个乳房下面置放了“千斤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对小南胸部变化的秘密产生了探求的欲望，

　　因此当她转身欲离去时，我竟面有不舍之色，于是我叫住了她。我和蔼地望着小南对她说：“你去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儿跟我去紫东县下乡。”见小南狐疑地望我，我又补充说：“参加完剪彩仪式后，我们还得在紫东县搞两天调查研究，总结一下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这么快就建成投产的成功奥秘，写一份有分量的材料向全市推广”——我突然想起那次随马方向局长去紫东县“搞材料”的往事。那次也有小南，我们师徒四人快快乐乐奔赴紫东县。带一个漂亮女同志下乡，一般情况下还应该搭配着带一个不漂亮的男同志一块儿去——正像买一部手机还会搭配着带给你一块电池或者一个充电器一样。我正在脑子里考虑带局里哪一块“电池”或“充电器”随我和小南下乡，恰巧

　　工会主席老宋推门进来了。老宋进来是给我送一份会议通知。就像杨远征做了副市长后仍兼着紫东县委书记一样，小南做了行业工会主席后，仍兼着政秘科长。一个副处级干部兼一个科级职位，显然是权宜之计。局里的同志都看出这一点来了，几个人都在争着往我眼皮底下撞，想做这个政秘科长。最积极的莫过于督察科长冯富强和工会主席老宋，当然还有一个人。我之所以迟迟不配这个政秘科长，就是想用“这个人”呢。“这个人”是谁呢？当然是现在主持工作的政秘科副科长穆鹏程。穆鹏程是谁呢？大家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穆鹏程就是那个虎头虎脑虎里虎气的小虎——若让他做了政秘科长，他恐怕立马就变成一只“老虎”了，一口就将小牛之类吞肚里去了。

　　这个政秘科长人选，我其实一直在小虎和老宋之间犹豫，就像当年马方向局长为那个副主任科员在小虎和小胡之间犹豫一样。小虎若做了政秘科长，就不能给我开车了，得另外选一个驾驶员。那就让老宋做政秘科长吧。小虎怎么办？小虎我带紫东县去，就像阎局长当年带陈奋远到玻管局来上任一样，我也带小虎到紫东县上任去，让他做县委办公室主任，或者主持工作副主任兼车队长。这样做出“决定”后，我就抬眼看给我进来送会议通知的“政秘科长”老宋（此刻他已不是工会主席了）。老宋满脸皱纹，有点像相声演员杨少华，而他还不到五十岁，可看脸面他和葛优他爹葛存壮年龄差不多，可见那次不堪回首的下海经历对他打击有多大。而小南倒有点像宋祖英或者孙悦——脸上哪有一点褶子。当时老宋正欲转身出门，被我像刚才唤小南那样唤住了，我说：“老宋，你去收拾一下，一会儿和小南一块儿随我到紫东县下乡——搞调查研究，由你执笔起草调查报告。”

　　老宋听我这么说，大悦，眉毛惊喜地向上挑了挑。他在心里寻思：这么说我就要做政秘科长了？老板下乡，一般都是带政秘科长去，几时带过工会主席？况且起草调查报告也是政秘科长的事，与工会主席八竿子都打不着。这样想着，老宋脚心里就仿佛装置了弹簧，急忙小跑着去收拾东西了。

　　那天我们“师徒四人”坐着八缸三菱车，拼命在省长打头的车队后面刨着蹄子。和那次随马方向局长赴紫东的座次完全相同，只是我坐在了马方向局长的位置上，老宋坐在了那时的“我”坐的副驾驶位置上，小南仍坐在她的位置上——她的位置总是不变——在后座的左侧。那天杨少华——不，老宋也像当年的鱼在河那样，时不时把皱皱巴巴的一张脸向我掉回来，“接应”我说话。小南则坐在一侧唇红齿白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我当时突然觉得小南像我的如夫人——我不知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卑下的想法，将一个革命同志想作是自己的“二房”，这是很不应该的。

　　那天的剪彩仪式如期举行，热烈而隆重。仪式举行当中，我在密密匝匝的人群中突然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好像是袁长印！这个久违的家伙也从袁家沟跑来看热闹？可这个“袁长印”头上却扣着一顶大盖帽，仿佛在省长剪彩的外围维持秩序。袁长印头上怎么会戴着个大盖帽？我像早晨在办公室看到李小南突然上翘的乳房一般好奇。到底是不是袁长印？待我再次张望过去准备看个究竟时，那家伙却已转过身去将后背向着我。只见他摘下大盖帽，头上冒着热气，像挥舞着一根警棍一样向人群挥舞着拿在手中的大盖帽。因相隔有点远，加之不停地有人来回走动，我很难看清那个挥舞着大盖帽的家伙后背上是否写着一个“袁”字——可能是与袁长印有点相像的一个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缺乏营养，人们普遍显得很瘦，脸像刮胡子刀片一样棱角分明，很容易分辨出谁是张三谁是李四。现在人们生活好了，前几年人们还吃甲鱼，进入新世纪后，人们连甲鱼也不吃了，动不动就吃鱼翅捞饭，所以脸都变得像马季一样胖胖的。人一胖，这个和那个看着就差不多，极易将张三看作李四，而将李四视作王五。前些时候，我一个多年未见的中学同学到玻管局办公室找我，我握着这个张三的手愣喊李四的名字，喊得对方直发愣。转天，李四又到办公室找我，我又握着李四的手直喊王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这个世界纷繁而多姿，一会儿是李小南，一会儿是柳如叶，愣是搞得人眼花缭乱的。所以我今天看着一个与袁长印长得相像的人，就将他视作袁长印了，搞笑！不过那个家伙即使在转过身去挥舞大盖帽时，后脑勺也显得愚蠢透顶——这一点倒真有点像袁某，我心中又有点疑惑。

　　剪彩仪式结束后，因省长有急事急着赶回省里去，决定中午只吃便饭。好在雷民政提前准备了两套餐饮方案。并且像梅秘书长在市委红头文件里安排车队排列次序一样，将两套方案的菜单全部提前打印好了。第一套方案共安排十八道菜，既有甲鱼，也有鱼翅捞饭。上哪种酒没有确定，在酒水一栏标明备用两种酒，一种是五粮液，一种是茅台，最后上哪种酒根据领导口味临时定。接待办主任将这个打印好的菜单送雷民政审阅时，雷民政又在酒水一栏里填了一句话：同时预备紫东产的紫东大曲，若省长临时提出要“地方特色”，立即以紫东大曲取代茅五——雷民政这里所说的“茅五”是指茅台五粮液。可现在“茅五”和紫东大曲都派不上用场了，因省长要吃便饭。于是餐厅里十几名服务员就像大观园里的丫环们听说贾母要来园子里赏花一般，撒开小脚丫子一阵忙碌，将已上好的凉菜和“茅五”之类撤下去，换作第二套方案的便餐。雷民政在听说省长决定吃便餐后，一边抹着额头的汗珠一边暗自庆幸：多亏我预备了第二套方案！

　　省长那天的行程安排是，用便餐后，不午休，驱车直奔紫雪机场。省长要乘下午四点的航班返回省城，因为晚上八时省委要召开书记办公会。据说这次会议召开之后，郑向洋将不再是紫雪市的市长——市长将由这几个月来一直紧攥着拳头的刘副书记接任——当然这仅仅是“据说”。

　　那天午饭大家都吃得很匆忙。因是便饭，只有几个炒菜和一大盆面条。饭席间到处都能听到大家争先恐后吸溜面条的声音。大家都把眼互相瞅着。省长刚放下筷子，和省长同桌进餐的傅郑刘杨等便不约而同放下了筷子。我们这一桌的梅鱼雷等也便敏捷地放下了筷子。我在放下筷子时，那一碗面条已吸溜完了，而雷民政那碗面条才刚吸溜了两口。此时大家抬眼望去，省长正俯首看表。见省长看表，傅郑刘杨也急忙低头看表——看也等于没看——谁的官大，谁的表准。省长看毕表说，时间差不多了，说着便自顾站起来，傅郑刘杨也便急忙站起来——这边的梅鱼雷也便急忙站起来——雷民政显然没有吃饱，站起身时仍兀自有点留恋地瞅了那碗尚在冒着热气的面条一眼。此时省长已背抄着手举步，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雷民政早已像小兔子一般敏捷地穿越过几个人，一步抢出去向外拉开了餐厅的门扉——以使省长背着手直接穿门而出。傅郑刘杨也背着手随省长而出。待我背着手欲穿门而出时，雷民政早将拉着门的手松开，继续向前边探索穿越而去。我只好自己以手推开门，趋步尾随着杂沓的人群来到宾馆大院里。

　　省长和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几位老总握别时，刘副书记（马上就是刘市长了）利用这点时间招手唤我。我像《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左师公“入而徐趋”那样，趋着身疾步来到刘副书记面前。刘副书记指着他身边一个陌生人对我说：“这是某某某，紫东县的教育局长。”我热情地伸出手，教育局长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连连向我点着头，并亲热而温存地以另一只手轻抚我的手背。教育局长当时对我十分谦恭，看那样子脱口就要像我在心里轻唤刘副书记为刘市长那样唤我“鱼书记”了。我俩的手刚松开，刘副书记瞥了教育局长一眼，教育局长立即明白刘副书记有话对我说，急忙连着退后几大步，给我和刘副书记留出了充分的说话空间。刘副书记拍拍我的肩轻声说：“晚上十点开书记办公会！”刘副书记只说这一句，我已会意。此时省长正跨步上车，刘副书记像是鼓励我勇挑重担似的急忙重重地拍拍我的肩，又冲离老远巴巴望着我们的教育局长摆摆手，敏捷地提腿上了他的车。他的车是十二号车。一号省长，二号副省长，三号省府秘书长，四号傅，五号郑，六至十一号是省里的一帮厅长。下次若省长再来剪彩，刘副书记就成五号车了！我这样替刘副书记着想。一个副书记与市长之间，竟有这么大差别，中间竟隔着这么多累赘，就像一座山与另一座山之间还隔着许多座山一样。平时市里举行什么活动，刘副书记的车子总是跟在傅郑后面，郑刘两人一左一右站在傅四海身旁时，根本看不出他们之间还有这么远的距离，今天放车队里，这不一下就看出来了。

　　紫东县宾馆的院子原本很大，今天这么多车和这么多送别的人挤在一起，就显不出有多大，反倒显得很小。大和小永远是相对的，中国本来很大，但因有十几亿人挤在一起，走到哪里都觉不出有多大。此时一号车已徐徐启动，二三四五号车也尾随着徐徐启动，然后渐次提速，就像一溜儿被迎娶的小媳妇一样，优雅地扭着屁股驶出了紫东宾馆。

　　我没有随车队走，因为我要在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搞调查研究。有些人管窥蠡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以为我是嫌作为十九号车跟在车队后面丢人现眼。这也太低估我鱼在河的胸怀了。谁若再这样认为，我必定像赵太后明谓左右那样，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雷民政那天仿佛也像吃错了什么药似的猛留我。剪彩仪式举行时，我和雷民政都没什么事，只负责拍手。有资格操剪刀的共九个人，他们是：省长、副省长、省府秘书长、省玻管局局长，市上有傅郑刘，县上有杨——杨远征，截至目前为止他还兼着紫东县委书记，出头露面的事情还轮不上雷民政。再还有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举行仪式时，操剪刀的九个人站在第一排，鱼雷站在第二排。雷这家伙就是趁这机会执意挽留我的。他说，咱哥儿俩好长时间没机会在一块儿遇了，今天这么一件大事尘埃落定了，怎么也得留下来庆贺庆贺，喝喝酒，叙叙旧！雷民政并不知道我原本就准备留下来搞调查研究。这家伙当时有趣得很，他一边热情地挽留我，不时扭头向我抛着妩媚的眼风，一边敏锐地观察着领导们的一举一动。在剪开那根红绸之前，省长、市长、董事长先要分别讲话致词。雷民政一边倾着脑袋和我说着贴心贴肺的话，一边乍着耳朵准确地掌握着致词完毕的时间。省长致词毕，大家都笑着鼓掌，雷民政此时便恰到好处地抬起头来满脸堆笑高举着双手鼓掌。他个儿低——比阎水拍局长也高不了多少。省长讲毕话，他鼓掌时便向上伸直双手拼命拍，掌声戛然而止后又歪过头来和我说话。市长致词时，他又伸直手拍——只是比给省长拍手的时间略短一点儿，用的劲儿也略小一点儿。到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致毕词，他只象征性地弯曲着胳膊伸出手应付差事般地拍了一下——只一下，便缩回手继续亲热地和我说话。他甚至将一只手弯曲着搭在我离他较远的那只肩上。董事长致毕词，下来就该剪彩了。礼仪小姐端着托盘进场，领导们参差不齐出场，然后开剪——这个过程需要相对长一点的时间，雷民政完全可以放心地将手搭在我肩头说掏心窝子的话。待领导们剪毕彩放下剪刀，最后伸直手鼓一次掌就行了。果然领导们放下剪刀后，雷民政便撇开我开始拼命将手伸向前去鼓掌——因第一排的领导都到前边剪红绸，我们这第二排就变作了第一排，所以雷民政鼓掌时不再向上举手，而是大幅度向前伸出猿臂——差不多就要伸到正对着他的省长怀中去了。直到掌声骤歇，雷民政才最后一个恋恋不舍地停下其骤密的拍手动作——而他多情的目光仍依恋在省长脸上，渴望接接省长的眼风。直到省长转身向餐厅走去，他才龇着牙在裤缝上抚一抚拍痛的手掌，撇下我轻捷地提起脚跟向省长那边跑去。

　　作家们为了写出一部作品，往往要去他们的生活基地体验一番生活——仿佛他们原本是生活在真空中似的。刘副书记还没有做市长，就已将自己“视作市长”，几个月前就提前进入角色，一天到晚忙得脚底儿朝天，扎煞开翅膀紧攥着拳头在那儿像作家们那样“体验生活”——体验做市长以后的生活！仿佛这一体验，就真的提前几个月做了市长似的。我之所以要在紫东县留下来，并不是因雷民政盛情难却，也是像刘副书记那样，手里捏着点东西提前进入角色“体验生活”呢！仿佛我这天在紫东县留下来，就等于早做了一天紫东县委书记似的——莫非有谁能掰开我的手掌夺走那点东西？我就不信谁能有这么大的手劲儿！

　　那天下午雷民政盛宴款待我。这家伙仿佛是要把原本给省长准备下的那些好吃的都塞我嘴里去似的。雷民政为给我助兴，还邀来了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我居中——这让我有一种极大的满足。雷民政和董事长分坐我两侧。然后是总经理和县里那位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就是几年前我陪马方向局长来紫东时和我们同桌进餐的那位副县长——怎么他还是一个副县长？并且还分管招商引资工作？只是看着比几年前苍老了一些。人生真是难以言说，有的人不停地变换工作岗位，就像那个孙猴子一般，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他将在哪里，就像我和雷民政。可有的人一生却像便秘一般蹲在一个岗位上就不会动了，就像这位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还有那位县接待办主任——即茗烟。我把眼望望侍立在雷民政一侧的县接待办主任，他也像招商引资副县长一样，比几年前更苍老了一些，但殷勤的做派可没变。

　　我当时心里还想，这次看你“茗烟”怎么喝酒？先代谁喝？这可真是一个难题，如果这场宴席向后推一天，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我的任命文件已像一片硕大的雪花片儿一样飘落在紫东大地上。可现在毕竟会议还没召开，任命文件还没飘过来，看“茗烟”怎么破解这个难题。

　　当我的一杯酒和雷民政的一杯酒被“茗烟”一左一右端在手中时，他眨巴着眼睛略作思考，先将我那杯酒倒进口唇之间——这让我有一种极大的满足和成就感。可他第二次再将代我们喝的两杯酒端在手里时，却先将雷民政那杯酒倒进口唇之间——这让我有一点遗憾，但转念又觉得能够理解，看来这个接待办主任将来可以考虑安排他去做组织部长——他有如此的平衡才能，做一个接待办主任怎么说也委屈了他。

　　“茗烟”代谁先喝这一杯酒，看似一个小问题，其实却不是一个小问题，不计较不行啊！我的任命文件下发以后，“茗烟”就再也不用像今天这样左右为难了，他当然会不假思索仰一下脖子将代我的那杯酒先喝下去。若有一次不小心将雷民政那杯酒先端到唇边了——即使他已仰了半下脖子，也会快速地眨几下眼睛，在瞬间灵醒过来，急忙用端在另一只手里的我的那杯酒取而代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人生，要的就是这一点不同啊！

　　我俩的排列次序是“鱼雷”还是“雷鱼”，这是万不可掉以轻心的！我若这次压了雷民政一头，就等于一辈子压了他一头。傅郑刘杨到县里来检查工作，他就得总是落后我半步，待我与傅郑刘杨握毕手，他才能将早已准备好的手快速地伸出去。人生，就在这一步半步之间啊，争的就是这一先一后啊！就像车队的排列次序一样——一先一后，感觉可全然不同！

　　那天饭席间，雷民政仍然时不时和小南开开玩笑。他说，小南呀，我常给你发短信，你怎么一个也不回啊！是不是有人不让你给我回啊？雷民政说到“有人”时，还把眼哀怨地望望我，仿佛真是我不让小南给他回短信似的。小南见雷民政欲“株连”我，急忙笑着反击：你雷县长现在是那种日理万机的大人物了，谁敢招惹你呀！雷民政此时便噘噘嘴顽皮地向着我说，鱼兄啊，你瞧你手下这些人，一个个伶牙俐齿的，都这么会倒打一耙。猪八戒倒打一耙可以理解，怎么美女也会倒打一耙？小南我看你手里捏着的是什么——只是一个手机嘛！好你个李小南，不给我回短信，却还要拿手中的手机砸我——雷民政这样说着，还真将身子向后躲了躲，仿佛小南真要拿手机砸他脑袋似的。

　　雷民政那天偶尔也把眼瞥瞥小南胸前上翘的苹果。当然他仅是用眼角的余光瞥，而且瞥的次数也并不频繁，相反倒很节制。毕竟身份不一样了，况且有下属在眼皮底下坐着，不可造次，更不可放肆。原来身份是可以规范人的行为的。

　　那天和小南开玩笑只是雷民政和我谈话内容中一个次要的方面。就像一棵枝叶婆娑的树，虽然树梢在风中摆来摆去，并发出沙沙沙的响声，但树梢毕竟是树梢——声音再大，也是在默不作声的树干允许的幅度内摆动。和小南开玩笑就相当于树梢在摆动，雷民政和我都不会傻到将树梢的嫩枝和粗壮的树干换个位置——那样这棵树不早折断了？树如果拦腰折断，树冠还怎么可能在空中摇来摇去并发出沙沙沙动听的响声？

　　所以那天我和雷民政其实都有点冷落李小南，相反将大量时间用在互相劝酒上，并在劝酒的间隙竞相追溯我俩过去非同寻常的友谊。一会儿说到茅庐高卧，一会儿又说到六出祁山——一不小心就要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我俩互吐衷肠时表情十二万分的真挚，以至于我俩的情绪感染了大家，让大家一个个为之动容，致使那天酒席间的气氛整个真挚了个一塌糊涂。

　　那天直到新闻联播开始酒席才尽欢而散。在门前与董事长总经理握别后，我和雷民政都微醺，互相握着手不肯松开，我邀他再到我房间坐一坐，他犹豫一下。我见他犹豫，不由分说便拖着他往房里走，他也便欣然随我来到房间。

　　我俩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再吐衷肠。老宋、小虎、小南和雷民政的司机在隔壁吵吵嚷嚷“挖坑”——“挖坑”是近几年在我省兴起的一种扑克牌玩法，省市的干部到县里下乡一有时间就钻在宾馆的屋子里挖来挖去。包括那些随省市领导采访的新闻记者，更喜欢玩“挖坑”，他们更无节制，一玩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昏昏沉沉将脑袋像根面条一般歪在车后座上睡觉。

　　“现在咱们真是太忙了，忙得连点剪指甲的时间都不大容易抽出来！”雷民政这样说着，还真向我伸伸手，仿佛他真没时间剪指甲似的。“若有点时间，我真想和他们挖挖坑，轻松一下。”雷民政听着隔壁唧唧喳喳的笑声，又向我如此感慨。

　　“你别说挖坑真能挖上瘾，我有次去省里开会，被省局的几个处长叫去挖到半夜，你猜怎么着？第二天我竟主动张罗着要挖坑。第三天——要不是第三天散会了，我可能还会去张罗。”我也笑着对雷民政说。

　　“哟，都八点了！”看完新闻联播，我和雷民政几乎是不约而同抬腕看看手表。这会儿，省里的书记办公会召开了，刘副书记很快会成为我们紫雪的市长了。只是郑市长不知会怎么安排？到底是去省委做秘书长呢？还是去省民政厅做副厅长？括号里面再缀一个“按正厅级待遇”。我当然是盼着后一种说法成为事实——那样的话，雷民政就只能紧随其后到市民政局做个副局长了——那时他可有时间剪指甲了——开会时别人介绍到他就会说：“这位是市民政局的雷民政副局长”——听着有多顺溜！若雷民政到市民政局做了副局长，让谁来做紫东的县长呢？马方向和陈奋远显然不合适，太老了！李小南和老宋呢？资历太浅了，哪能压得住阵。冯富强和小牛呢？这俩家伙就更差老鼻子上去了——即使将他俩从玻管局调到紫东县来，也只能接替“茗烟”的位置——接待办主任不是去当组织部长了吗？这个位置恰好“凹”了出来，就将这俩家伙放进“凹”字的这个槽里，让他俩每天垂手侍立在我身边喝醉——还不喝死他们？——最终保准是个肝硬化，一不小心就腹水了。

　　小虎倒是可以来干这个县长，可与马方向和陈奋远相比，小虎又太嫩了，现在拽他出来做县长，显然有点操之过急，弄不好就会出现那种“揠苗助长”的可怕后果。干脆将小虎派到袁家沟乡做乡党委书记兼乡长，那样保准会将袁长印那厮的“鸭脖子”踩得嘎巴嘎巴直响，那响声都会从袁家沟乡清晰地传到县委大院我的办公室里来呢！恐怕每次到县里来开会或汇报工作，袁长印那厮的“鸭脖子”上都会包一块雪白的纱布呢。小虎的脚劲多大啊！可得把握着节奏踩，也不可把那厮的鸭脖子像树枝一样，一脚踩折，那就弄巧成拙了——可小虎怎么会踩折呢？这小子悠着呢！

　　不行，虽然小虎踩着痛快，我听着嘎巴嘎巴的响声也痛快，但我却看不见——我得设法让自己既能听得清，又能看得见，还能摸得着——有啦，将袁长印调到县委办公室来做副主任，分管总务工作，让小虎做县委办公室主任——在我眼皮底下踩他！我甚至会自己捡一个米粒大的小石头放大米饭里去，吃饭时装作硌了牙，而我第二天要在大会上讲话，让我捂着腮帮子怎么讲话？小虎就会跑去狠狠地踩袁长印一脚，并嗔目而呼曰：谁让你硌了鱼书记的牙！

　　小虎若做了县委办主任，车队队长就可以不兼了，让小马来做车队队长，小牛再开县委那辆老掉牙的旧面包车，让小马再蹲他头上不停地屙屎臭他。

　　看来在玻管局这些同志们中还真难选出一个人来做紫东县县长。朱姬牛？这几个怎么能成！——有啦——让赵有才来做县里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老是老了一点，但做一个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尚可。就像挤牙膏一般，让赵有才将那个原本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这么一挤——不就将他挤到县长这个位置上来了？对，让分管招商引资的那个张副县长来做县长，倒是一个不错的人选。让张副县长张不错（不是玻管局那个张不错）做这个县长，社会舆论就会说我鱼在河不徇私情，用人公道，在县里选了一个和自己毫无瓜葛的“老黄牛”式的干部做县长，可见鱼在河选县长完全是从工作出发。

　　当然，若真将赵有才和小虎调过来，李小南也得安排一下，若她愿意随我到紫东来，就安排她做县里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副县长。只是不知柳如眉会不会吃醋？还有柳如叶，恐怕也会噘起个小嘴。任何事情都怕打破平衡，带李小南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副县长来紫东赴任，恐怕就是一个愚蠢的做法。后院起火是一定的——柳如眉一生气，恐怕又会去和一票重归于好。况且柳如叶也不好安排，因为一个县只有一个女副县长职数。看来只能将李小南忍痛割爱了。想到从明天开始，就少有机会带李小南到这儿到那儿下乡了，我心里真有点隐隐作痛，以至于竟在雷民政面前抚了抚胸口——当然雷民政并不知道我是在抚平想象中的“失李之痛”，这家伙恐怕会以为我患有心脏病呢！也许他恨不得我当下得心肌梗塞倒地而亡——就像多年前紫东县那两个去山上打兔子的家伙一样，一个刚从草丛里露出个小脑袋，一个砰地一抠扳机迫不及待就将这个小脑袋打飞了——我若心肌梗塞发作，雷民政这家伙即使口袋里装有那种救急的进口特效药“炸弹”，恐怕也不会往我紧闭着的牙关里塞，相反他倒会将“炸弹”扔进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里，待将那颗“炸弹”冲得无影无踪后，再跑出来不动声色地亲眼看着我蹬几下腿咽气，他甚至会半跪在我的尸体旁翻翻我的眼皮，像去银行存款输入密码后“确认”我已告别了这个世界，才会装模作样去隔壁喊正在玩“挖坑”玩得不亦乐乎的小虎和李小南，并打发他的司机去叫救护车。

　　包括李小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木人石心一般令我失望——晋时太尉贾允用官职、地位、女色诱惑夏统，统不为所动。允曰：“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我在这边力图抚平“失李之痛”，她却在那边玩得快乐地直叫——仿佛不是在玩扑克牌，而是在和谁做爱似的。这个死蹄子，和我连一点心灵感应都没有——此雌儿，是木人石心也！本来我在这边痛，她也应该在那边痛，即使发出叫声，也应是冷不丁被人在手背上掐了一下那种痛苦的叫声——这个没心没肺的死妮子！简直像陶小北当年一样，我都要随大军开拔了，她也不臂挂一个小包袱怀抱一双鞋底纳的密密实实的军鞋跑到大路边眼泪汪汪地送别我，相反倒不知跟谁跑到美国去了——这些死蹄子怎么一个比一个没良心？

　　我一边和雷民政叙话一边遐想。此时，我俩再次不约而同抬腕看看手表，时针刚指向十点。雷民政突然有点烦躁地站起来，在地上无端转了两圈，长舒了一口气后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都十点了，你洗个澡休息，我告辞，明早过来陪你吃早点。”

　　将雷民政送出楼道，折回身经过小虎和李小南的房间，已听不见他们“挖坑”的吵闹声。我们一溜儿住朝南三间房：老宋和小虎住206，小南住208，我住210。折身回我的房间，必然要经过他们的房间。老宋和小虎正在206看球赛——对啦，今晚十点有一场很重要的球赛。重要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球迷，我甚至常常分不清世界杯和甲A有什么区别，直到后来才有了一知半解，知道前者是世界上的强队踢，后者是国内的强队踢。可小虎和老宋却是两个铁杆球迷。尤其是老宋，一看球赛眼睛就发直，与雷民政过去看见李小南的眼神毫无二致。老宋这家伙看球赛时还总是将瘦骨嶙峋青筋暴跳的手在木椅扶手上直拍——拍痛了都顾不得像雷民政那样在裤缝上搓一搓，尽管因疼痛而龇起了牙，眼球仍直直地望着电视屏幕，只管把脖子像一个啤酒瓶子一般伸得老长——仿佛脖子拉长能减轻手掌的疼痛似的。我发现在生活中不得志的人才容易成为球迷，像我这样的领导干部里就很少有球迷。现在社会多元化了，人们没有统一的精神寄托了。过去社会“一元”时期，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寄托是“毛主席”。现在毛主席从神坛上走下来了，人们便像在战乱中分头寻找失散的亲人一般去寻找寄托。有的人就找到了足球，有的人则找到了基督。我们紫雪这些年做礼拜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且多是那些面带菜色与愁容的中老年下层妇女。还有的人甚至找到了法轮功——当然去练法轮功是不正确的，有点像欧阳锋那样走火入魔了。

　　我从206经过时，果然从半开的门缝里看见老宋正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往电视上瞅。经过208，小南的门紧闭着，我抬手旋了一把门把手，门已锁上了，隐约听到她正在卫生间放洗澡水，一边放水一边还在哼着一支轻快的歌儿。我抬腕看看表，已十点十分了，恐怕市里的书记会已议到我的使用问题了。省里八点召开书记会，估计十点就结束了，若郑向洋市长做了省委秘书长，他在市里的书记会上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若郑向洋市长做了民政厅副厅长，那他在会上保准会像余宏进那样紧抿着悲愤的嘴巴。所以十点十分时一定还没有“议”到我的安排问题——因为大家都忙着像当年陈奋远在阎水拍召开会议时那样上厕所呢！傅四海去上厕所，将手机在耳朵上捂一会儿，就获知郑向洋到底是做了秘书长还是民政厅副厅长，在市里的会议上以何种态度“对付”郑向洋心里就有数了。郑向洋蹲在厕所将手机在耳上捂一会儿，要么是一脸喜色进来了，要么是一脸痛苦进来了（有时甚至会在瞬间脸色惨白）。刘副书记亦如是——或喜悦或痛苦。若郑市长做了秘书长，鱼在河担任县委书记是铁定的，郑向洋才不会为一个鱼在河与傅刘再扳手腕呢——人家一个市委书记一个市长共同确定使用一个干部，你省委秘书长怎么能去干涉呢，这不是狗逮耗子多管闲事吗——鱼在河若是那只耗子，你郑向洋不成那只“狗”啦——郑向洋才不愿做那只狗呢——虽然在郑向洋眼里，鱼在河最多只是一只耗子——而此时郑向洋早变作一只硕大的猫！人逢喜事不仅精神爽，气量也会变大。郑向洋会在会上大度地同意对鱼在河的任命，但雷民政跟着就得去仅次于紫东县的紫北县做县委书记。傅刘二人当然会同意的——人家省委秘书长开了尊口，傻瓜才会驳他这个面子呢！打人切记不能打脸，年轻妈妈威慑淘气的小孩子总是说：再淘气打你屁股。没有哪个年轻的妈妈会说：再淘气打你脸——所以人从小就懂得脸是不能随便打的——而雷民政即为郑向洋的脸——正像鱼在河是傅四海的脸一样——当然，在特殊情况下，脸有时候也会变成屁股，但那也得耐着性子等到这种变化过程完成后再举手——因为到那时就不是打脸而是在打屁股了。

　　若郑向洋做了民政厅副厅长，我做紫东县委书记当然也是铁定的，因为郑向洋从厕所回来就铁青着脸再不说话。而雷民政则会在这次会上同时被任命为市民政局副局长。为什么不在下次会上再任命雷民政？纯属妇人之见！为什么在下次会上任命？刚说过那番打脸打屁股的道理就忘记了？现在已不是打脸而是在打屁股了——哪个年轻妈妈打犯有过失的小孩子，会今天在屁股上打一下，明天记起昨日之错再去将当日毫无过错的小孩子补打一下？而恰恰相反，往往是犯错的当时在小孩子屁股上连着打两下——并且最后那一下用的劲儿比第一下大一些——忙不迭地任命雷民政为市民政局副局长，就是最后打的那一下，手腕儿当然得更发力，这样甩出去劲儿才会更大一些。什么？打狗还得看主人？那是要看主人得势不得势，这句话只在主人得势的前提下才成立。

　　总之今晚的书记会对雷民政来说，是吉凶未卜，并且凶多吉少。难怪这家伙一到十点就像妇女来例假一般显得烦躁不安。而对我鱼在河来说，却是旱涝保收，稳操胜券。我不禁有点自得，疾步推开210的房门，按照雷民政临行前（仿佛这家伙已经患心肌梗塞死掉了）的叮嘱，从容地脱下衣服，也像李小南那样哼着歌儿进卫生间冲热水澡。

　　古人总结的每一句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话都是有其深刻道理的，比如得意忘形。我那天洗澡时很得意，洗完澡后便有点忘形。换一个角度讲，也怪我对工作太负责任了，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次在紫雪留下来是要搞调查研究的——偏偏我在洗澡间里隐约听到小南还在隔壁哼着歌儿，这让我有点心烦意乱。李小南简直如那种专门诱惑男人的女巫一般！问题是这天从早晨开始我就产生了“调查”小南胸前的两个“苹果”为什么会突然上翘的想法——这基本相当于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突然返老还童，莫非下面真有“千斤顶”？调查清楚后我怎么也得去“研究”一番——说不准会意外地开拓一个全新的科学研究领域，为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一番贡献呢！

　　这个有点儿龌龊的念头一整天困扰着我，怎么也拂之不去。三言二拍那一类小说里这样描述男女之间的牵念：一般说来，人不怀指望，倒也不会把事情放在心上，可是一有指望，就会痴心妄想，时常难过。

　　都怪我对小南抱有这种“指望”以及平素养成的执著的科学探求精神和孩子般的好奇心。那天我大约是在十一点洗完澡，洗完澡后若按雷民政临行前要求的那样，钻被窝里好好睡个觉也就万事大吉。我也真钻被窝里睡觉去了——只是我钻错了被窝——钻李小南被窝里去了！软玉温香，这个词真是害人不浅！事后我回忆起来才产生了不少疑惑：李小南洗澡时锁着门，为什么洗完澡睡下后却没有锁门？我过去轻轻一旋门把手就进去了，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发出。李小南那晚到底是给谁留的门？鱼在河？还是雷民政？其实我在李小南被窝里也就待了不到二十分钟，调查研究是搞清楚了，可却确实没有做事。不是我不愿做，也不是小南不让做，而是有个第三者——小南当时像柳如叶那样双腿一交叉说，小妹妹来了！这让正兀自来劲儿的我不禁愣了一下，并条件反射般地为之四顾，仿佛要在室内找到那个“小妹妹”。“小妹妹”当然找不到，我不禁有点扫兴，并且有点烧盘，同时又有所警觉。正当我认为此举不妥准备撤离208房间时，但听丁零当啷一阵响，门被服务员打开了。我当时从小南被窝里忽地坐直身子，房间的灯被冲进来的人全部打开时，我还带点保护性质地扭头看了看小南——若她抽泣着流眼泪，我就镇静地给她拭去眼窝里的泪水，并鼓励她：别怕，有我呢！若她露出白皙的脖子，我就给她往上掖掖被窝——可我却没有看到小南，她仿佛早有准备似的，早将脑袋像土行孙遁地一般缩进了被窝，只留一绺青丝在外面——仿佛要拿这绺绳索一般的头发将我绑在床上似的。

　　开门的服务员并没有进来，在门外好奇地翘脚把眼向屋里张望。闯进来的是接待办主任“茗烟”带着的几个公安人员——令我惊愕得大张着嘴巴半天合不拢的原因，并不是“茗烟”如神兵天降一般突然出现——冲在最前头那个戴着大盖帽的家伙，怎么竟会是袁长印？

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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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章
　　“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投产庆典剪彩仪式明日中午十二时将在紫东县隆重举行。我也是参加庆典剪彩仪式的人员之一。

　　早在两个月前，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了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建成投产庆典活动领导小组，傅四海书记和郑向洋市长亲任领导小组组长，市委刘副书记和市政府杨远征副市长任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市政府梅如水秘书长任办公室主任，我和紫东县雷县长任办公室副主任——雷县长就是我的“雷兄”——雷秘书。我担任玻管局长的时候，“雷兄”被任命到紫东县做县长，就像同榜考取进士一般，我俩还是在一份红头文件上任命的呢。当时我在他的上面——压他一头呢！那份红头文件共任命了市政府的八个局长，另外还有三个县长，共是十一名正县级干部。按照市委红头文件发文的惯例，同时任命市里部局和县里的干部，总是将市里部局的干部放在前面，县里的干部放在后面。我做政秘科副科长时，一次拿到这样一份任命文件，那次也是像这次这样，市、县干部一揽子任命，密密麻麻有几大页。其中将市里的工会主席、科协主席、文联主席、残联主席、个协主席（个体劳动者协会主席）排在了几个县委书记、县长前边。我看着这份任命文件颇为县委书记县长们不忿，（怎么能把他们排在后面？）便用红笔在任命文件上画了粗粗的红道，并在红道后面大大打了个问号，然后屁颠屁颠跑着去向阎水拍局长求教。我当时虚心求教的问题是：为什么残联主席个协主席可以排在县委书记县长前头？我这样为几个并不相识的县委书记县长叫屈时，满脸都是对残联主席个协主席的不屑，仿佛我是那几位被“压”在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的其中之一，而冯富强小胡小牛是“上面”的残联主席个协主席一般。阎水拍局长当时将那份遮住脸的日报从眼前移开，慢慢摘下那副十分考究的眼镜——这里就得说说阎局长的眼镜。阎水拍局长眼睛并不近视，可他读书看报时总喜欢戴一副考究的眼镜，而且那副眼镜总是耷拉在鼻梁上。因他的眼镜是“戴”在鼻梁上而非眼睛上，他看报纸时就拼命将两只眼睛往下瞅，给人的感觉他不是在看手中举着的报纸，而是在看报纸下面自己的裤裆。若此时恰巧有人进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或者像我这样请教某个问题，他将报纸从眼前移开时就显得十分滑稽。他将看裤裆的眼睛抬起来看进来的这个同志时，因眼镜挂在鼻梁上（有时甚至十分危险地挂在鼻尖上），担心眼镜滑脱，他的脑袋不便于像地球自转或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样绕着自己的脖子转动，只得僵着脖子抬起眼皮看你——给你的感觉这时他在瞪着你。阎局长第一次这样“瞪”我时我吃了一惊，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后来发现只要走进他办公室，若他在看报纸时必定会这样“瞪”我，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释然。相反以后若发现他看报纸时不这样“瞪”我，我反倒不习惯，甚至会有点惴惴不安。冯富强那封写给李小南的信被阎局长截获并阅读后，阎局长就再也没有这样“瞪”过他，所以那段时间冯富强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时脑门儿上全是汗。

　　有一次我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回到大办公室时空无一人，陶小北李小南俩死妮子不知干吗去了。我不禁童心大发，学着阎局长将眼镜挂在鼻尖上看报纸，只看了半分钟脑袋便发晕——我才明白阎局长为什么常常能那样“挂”着眼镜看报纸——原来他戴的是一副平光镜，而我的眼镜是八百多度的近视镜！

　　那天我向阎局长虚心求教时，他就这样“挂”着眼镜“瞪”我半晌，然而才和蔼地一笑，将眼镜摘下搁到办公桌上面那张摊开的报纸上说：“你这后生，肯动脑筋想问题，我最喜欢你这一点。鹰的价值在翱翔，人的价值在思想。咱们局里，陶小北和你最善于想问题——想问题就是‘思想’，因为有了思想，所以你们两个就跟别人显出一种不同。”（阎水拍局长这里说的“别人”我想一定是指冯富强！在局里工作，千万不可让局长总是将你当做“别人”或“有些人”——在马方向局长眼里，冯富强不就是“有些人”吗？）阎局长像给一本书作“序言”一般这样发表了一番议论，然后才触及正题，他复又将那副眼镜戴上（这次是完全戴在了眼睛上），对我说：“你可以看看中央文件，北京市的市长为什么总是排在各省的省长前边？个协主席残联主席排在县委书记县长前边与此同理——级别虽一样，上下有区别，远近各不同，排列有先后嘛！”

　　即使在我做了玻管局局长之后，我也总是常常情不自禁回想起亲爱的阎水拍局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个人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只要一提起阎水拍局长，我就有说不完的话儿，仿佛一位慈祥的母亲说起自己全国一级战斗英雄的儿子——对不起，阎局长，我并不是说你是我儿子，而是说你是战斗英雄——何况我刚才还将你比作是我的爸爸妈妈呢！一来二去，也就扯平了！

　　那次市里红头文件任命的八个局长，有公安局，财政局，计划局，教育局——玻管局当然在八个局长中排在最后——而紫东县县长当然在三个县长中排在最前——这样我就如一片上嘴唇一般，恰好压了下嘴唇——即雷兄——雷县长一头——

　　任命：

　　鱼在河同志为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局长。

　　雷民政同志为紫东县人民政府县长。

　　对啦，雷兄名叫雷民政。自从傅四海主政紫雪后，我就和雷民政成为两股道上跑的车，来往渐少。这次因这个剪彩活动，两人又凑在了一块儿。

　　因“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在紫东县，所以剪彩仪式的筹备我这个办公室副主任只是挂了个名，包括办公室主任梅如水秘书长也只是挂了个名，全由雷民政一手操办。筹备期间，只有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委刘副书记手里捏着那点东西去检查了一次筹备工作——若刘副书记手里不捏那点东西，恐怕他也懒得去检查筹备工作了，看来手里捏点东西与不捏就是不一样！这里就又要说到陈沅——即陈圆圆和吴三桂、李自成了。当年吴三桂之所以下决心骑着快马去投奔李自成，就是手心里捏着个陈圆圆，李自成硬将吴三桂手掰开，将陈圆圆捏在了自己手里，吴三桂展开手掌，发现陈圆圆早从手指缝间溜走了，遂怒而勒马出关，决意致死于贼。

　　一个简单的剪彩仪式之所以“筹备”两个月，是为了等省长来剪彩。两个月间，确定过两次剪彩时间，第一次包括傅郑刘杨等市领导一干人马已经浩浩荡荡杀奔东吴——剪刀和红绸已经放在了紫东宾馆的总统套房，可省长却突然有急事来不了啦，于是一干人马又浩浩荡荡杀归紫雪。那次我乘坐的八缸三菱跟在车队屁股后面“押阵”，一溜儿八缸三菱车比诸葛亮当年的“木牛流马”壮观多了！第二次剪彩时间确定后，车队立即又如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刚逃出魔掌正没命地往村口奔一般气喘吁吁往紫东县赶，半道上听说省长又有更重要的事不能来了，于是再次折回。每次准备去紫东县剪彩时，小虎总是像给光着个屁股蛋儿的儿子洗澡一般，提前一天将车洗得干干净净。就像顾某荣归玻管局那次一样，康凤莲提前一天去做了美容，可顾某直到一周后才姗姗而来。

　　这次已是第三次去紫东剪彩了，省长这次确凿会来。其行程安排是，明天十时坐飞机到紫雪，傅郑刘杨等市领导带着剪彩的车队直接去机场接省长，然后省长再带着傅郑刘杨以及车队直奔——不是奔孙权管辖下的东吴——而是奔即将由鱼在河管辖下的紫东。

　　这次剪彩活动比前两次准备的更充分，更从容。按照“两办”（市委办、市政府办）的安排，凡是去参加盛大剪彩活动的市直各有关部门的车子，明天九点半准时在市委门前编队出发到机场。“两办”的文件安排得很细，包括哪个部门是几号车都打印在了文件上。车队共由二十辆车组成，我的车是十九号车。二十号车是一台备用车——即空车，只有司机一个人开着这台空车跟在车队后面跑——若哪台车突然出故障，将出故障车上的人像卸货物一般卸下来装这辆“备用车”上，接着再上气不接下气磕磕绊绊跟上车队跑。

　　我对每次总将我的车安排在“殿后”、“押阵”位置颇为不满。第一次空跑那一趟去紫东县参加剪彩仪式，我的车索性被安排为二十号车——备用车都在我前头。那次回来我鼻子都气歪了——可见我那次生气的程度比当年吴三桂闻知李自成掳走陈圆圆还要深——因为据我所知吴三桂并没有气歪鼻子。我就这样歪着鼻子气呼呼照会剪彩活动后勤总指挥梅如水秘书长。我像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被侵犯一样向梅某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下次编队时必须将我们玻管局的八缸三菱车在车队的位置靠前。我的理由是，这可是去参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建成投产的剪彩仪式啊！若是在“省长”做玻管局长的那个年代，恐怕这个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得由我们玻管局发文任命呢！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权力了，玻管局被一些人蓄意架空了，可怎么说这个企业与我们玻管局的业务工作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呀！何况当初上马建厂时，我鱼在河还随马方向局长去给该企业写过那样一份有深度、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受到郑向洋市长的称赞，省长都在那份报告上作了批示，将那份报告作为紫雪经济工作在那一年的一个“亮点”向全省推广。“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这样的提法就是从那份报告开始在全省全市的各种招商引资文件上频频提及的。雷民政去紫东县当县长后，一年间去美国跑了三次，据说又“引”来了十几亿美元，又准备“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在紫东县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铜矿，省报头版头条都发了消息。那篇报道制作了两套标题。引题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思想结硕果，紫东县招商引资工作又有新突破”，主题是：“紫东县引资十亿美元建设大铜矿将开工”。那篇报道主题的字号差不多有刚出生的小娃娃的拳头那么大，看报纸时仿佛一不小心这个小娃娃便将“拳头”向你眼窝里戳进来了。消息旁边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标题是：“紫东县招商引资工作缘何好戏连台捷报频传？”据说那篇评论员文章是省报总编辑那天晚上值夜班时亲自写的。这篇报道是新华社发的电讯。省报总编看到电讯后激情难抑，当即像张季鸾写社评时倚马可待那样站在办公桌前一挥而就写下了这篇评论，第一段只有一句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后面有力地跟着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这篇报道显然是雷民政运作的。因为那时已传言我要到紫东县做县委书记，雷民政一下慌了手脚，让县财政给省报“赞助”了二十万元钱，将尚在“纸上谈兵”阶段的这样一个招商引资成果作为新闻事实发布（事后知道全国共八十六家媒体发布了新华社这条电讯）。令人甚为惊讶的是，这篇报道竟是一篇假报道。因雷民政招商引资心切，将一个“化妆”成美国客商的骗子作为美国“东方投资总公司”的商务总代表“引”到了紫东县。这位“商务总代表”先后来紫东五次，每次都是警车开道，记者随行。紫东县给紫雪市政府上报的《引资快报》里，第一次将此“VIP”（贵客——其实是一“不速之客”）的身份和头衔写作美国东方投资总公司的“CIO”（首席信息官）；第二次写作“CGO”（首席沟通官）；第三次写作“COO”（首席运营官）；第四次写作“CEO”（首席执行官）；第五次写作“CFO”（首席财务官）。照字面理解，倒显得循序渐进，顺理成章：第一次送来信息（拟在紫东投资十亿美元开发铜矿资源）；第二次来做进一步“沟通”；第三次双方签约组建合资公司并开始启动“运营”；第四次双方开始紧锣密鼓“执行”合同条款；第五次“首席财务官”将十亿美元直接拨到紫东县来。可结果却是“美方”并没有拨来十亿美元，在雷民政三赴美国“回访”后，紫东县的账号上却莫名其妙划走了五百万元人民币“前期工作费”。这位“CEO”将五百万元“执行”进自己的腰包后，便像一个跳蚤跳入茂密的草丛中一般再不露面了。

　　雷民政这场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工作拖着这样一条不光彩的尾巴草草收场后，郑向洋竟轻描淡写地说：“这件事情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付出的必要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和必然的代价！小孩子不摔几跤怎么能学会走路？小娃娃不交学费怎么能走进学堂上学？”郑向洋如此两个反问句便把别人给问住了，于是雷民政这个“小孩子”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手里举着五百万元“学费”欢天喜地跑到紫东县这所学校“上学”去了。从那以后，雷民政真还学会了走路。刚到紫东当县长时，他在人代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连“GDP”（国内生产总值）都不能利索地念出口，可现在不假思索随口就是“CEO”什么的。即使坐在八缸三菱车上，和司机“沟通”时，也随口就是什么“ABS”（制动防抱死装置）。和县里的卫生局长沟通，随口就是“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和环保局长“沟通”，开口就问咱们紫东“API”（空气污染指数）超标了没有。进医院看病，不挂号就脱下“T恤衫”做“B超”或者“CT”。下企业检查工作，动不动就要求企业加强QC（质量管理）或尽快上马“OA”（办公自动化）系统，以适应中国加入“WTO”后的新的国际竞争环境。包括回家与妻子看电视，也一口一个“TV”（电视），看“TV”看腻了，招手便叫儿子去拿“VCD”（激光视盘）。看完“VCD”和妻子进卧室做爱，有点力不从心，也会毫无愧色地说，最近工作太累了，小弟弟生病了，你问什么病？——“ED”（男子生殖器勃起功能障碍）！

　　我提出将自己的车子靠前的要求，让梅如水秘书长十分作难，他说，只能靠前一位，将你提到备用车前，再靠前难度很大。他指着那份车辆排序单对我说，你瞧，十三号车是杨远征副市长，我的车都排到了十四号。十五号、十六号是计划局长和财政局长。要不将你排在杨远征后面？你排在杨远征后面倒也合适，反正他要给你交班，你跟着他跑倒也顺溜着呢！但这样就把我挤到了后边——把我挤到后边也没什么，反正我已经被他（指杨远征）挤过一次了，再被你挤一次也无所谓。问题是我梅如水无所谓，别人可不一定“无所谓”——人家“十六号”、“十七号”能让你？

　　“十六号”、“十七号”是计划局长和财政局长，这两个局在市里是最重要的两个局。计划局原叫“计委”，在某一次机构改革时改作了“计划局”，据说最近市里正酝酿与中、省相一致，拟改作“发改委”。玻管局使出吃奶的劲儿，能跑到“发改委”和财政局前头去？市政府几十个部局里，只有计划局长和财政局长是市委委员——而市里一共只有四十个市委委员，仅市级领导就占去三十八个，只剩下两个名额——若是“省长”做玻管局长那个“火红的年代”，这“两个”中当然会有玻管局一个，可现在呢？恐怕再有两个——再有二十个名额，也轮不到玻管局头上呢！

　　如此“审时度势”一番，我才知自己想挪动车子“位置”这个想法差不多就属于《天方夜谭》。原本气鼓鼓的我早如泄了气的皮球，面对梅如水秘书长甚为羞愧，且有芒刺在背之感，扭头一瞧，是计划局长和财政局长正像阎局长阅读报纸那样“瞪”着我——问题是我的脊背上并没有贴着一张报纸呀——就这我还是在他俩虎视眈眈的目光中谦卑地探手将背上的“报纸”揭下来，乖乖退回我的十九号位置。

　　第二次赴紫东剪彩时（即半道折回那次），像我佛如来一般慈悲为怀的梅秘书长念我曾“照会”过他，将我的车又前移一位——安排为十八号车，紧跟在财政局长后面。我后面是新闻采访车和备用车。备用车倒没说什么，新闻采访车却像《红楼梦》第九回里贾菌被突如其来的飞砚打碎面前的磁砚水壶，并溅了一书黑水一般，怒而发威了。一群记者气呼呼去照会梅秘书长。市里电视台报社那几个记者虽然心里不高兴，但见了梅秘书长也只是噘着个小嘴嘟囔，可领头的那个省报驻紫雪记者站的站长却冲梅秘书长瞪起了眼睛。这个浅薄且趾高气扬的家伙，当时肚皮气得像蛤蟆一样鼓鼓的，仿佛受了莫大的侮辱。他一边用威胁的目光瞪梅如水秘书长，一边扬言他要就此事去找傅郑，让傅郑来评这个理——就差威胁梅如水秘书长他要为此事发内参了。

　　梅如水秘书长大人大量，岂能和这等小人硬掰？于是他皱皱眉头，又将新闻采访车提到十八号位置来。记者站长见自己带着一帮人气势汹汹闹腾了半天，也只是跨过鱼在河前移了一位，还有点不甘心。可一想到自己前边是财政局长的车，在心里一掂量：紫雪财政收入已突破九十个亿，而这个财政局长就是具体掌管这九十个亿的人，将一个掌管着九十个亿的财政局长与一个记者站长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哪个重哪个轻？这是不言而喻的嘛！况且每年市财政局还给记者站拨五万元工作经费——这样一想，记者站长才决定不再和财政局长争先后，脸上怒气渐消，像璜大奶奶进宁府一般，原本是“脸上有些着了恼的气色”，想去为侄子金荣在学堂里被人欺负找秦氏理论一番的，可听尤氏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话，脸上的盛气早吓的丢到爪洼国去了。记者站长虽然没被财政局长吓着，却也早没了盛气，只得将扎煞开的翅膀收回，讪讪地离开梅如水秘书长。

　　这样折腾一番，第三次赴紫东剪彩前，最后三辆车的排序就确定为：十八号车，新闻采访车；十九号车，玻管局鱼在河车；二十号车，备用车。

　　记者站长那天在梅秘书长面前争得这一席之位后，转过身便在鱼在河左肩膀上重重拍了一掌，将这一掌的动作语言“翻译”过来意即：我比你重要啊！被记者站长莫名其妙击这一掌，鱼在河颇为不快，有点厌恶地甩开了记者站长拍自己肩膀的手。记者站长抽回手掌时也感觉到了玻管局长鱼在河的不顺从，坐到车上后瞅着鱼在河的后脑勺发愣。突然，他灵醒过来，急忙又跳下车走过来轻轻拍了拍鱼在河的右肩膀，并在鱼在河面前妩媚地缩了缩脖子，简直就像那种缩头乌龟。这轻轻地一拍再“翻译”过来意即：“对不起，我太造次了——我哪有你重要啊！”原来记者站长第一次是拍玻管局长鱼在河肩膀，第二次是拍紫东县委书记鱼在河肩膀——紫东县每年的财政收入是三十亿元，紫雪三分家当有其一啊！记者站长那天离开鱼在河时还在懊丧地想：做人，真累啊！稍不留心就拍错肩膀了！所以人要想不犯或少犯错误，就得事事留心，恨不能在大脑里建立一套严密的“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至少也得装一台PC（个人电子计算机），这样才能防止在处人接物方面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信息误差。当然，若鱼在河最终做不了紫东县委书记，那就得再冲过去重重地拍拍他的右肩膀，或者像小胡当年那样摸摸他的脑袋瓜儿，并像质问梅如水秘书长那样质问这个愚钝的家伙：“莫非拍拍你的肩膀拍错了？你的肩膀莫非是老虎的屁股拍不得？别人拍不得难道我也拍不得？你瞧仔细一点，你瞧瞧我是谁？我乃武大郎之弟——武松是也！”

懒石

《背叛》吴言 　　　　　　　　　　　　　　　　

  
　 第四十三章
　　傅四海和郑向洋只“配合”了不到半年，关系便显得微妙起来。

　　而郑向洋公开和傅四海唱反调，竟是在研究我到紫东县担任县委书记的书记办公会上。郑向洋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说：“鱼在河同志是个不错的同志，年轻有为，但担任玻管局长不到两年，时间有点短，一下子毫无过渡地放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不合适。”郑向洋的话说得十分斩截，斩截也没有关系，毕竟他只是二把手，还无法左右傅四海，可另外两位副书记竟也相继表示了反对意见，虽然他们的反对意见表示的十分委婉，但不同意“鱼在河同志”担任紫东县委书记的“中心思想”却是明白无误的。

　　会前傅四海曾征求过两位副书记的意见，他们含糊其辞地表示了同意。之所以会上突然反戈一击，是联手和傅四海抗衡呢——谁让你一来就腹谋着将我俩安排到人大和政协去工作？“人大主任”年龄是有点大了，已过五十五岁，安排去做“人大主任”还能说得过去。“政协主席”才刚刚五十二岁，怎么就安排他去做“政协主席”呢？这两位副书记窥破了傅四海的“腹谋”后，心里就有点气恼，“政协主席”尤甚！于是在会上突然“倒戈”。

　　我听说郑向洋在会上说我“毫无过渡”地放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说法，也很不高兴。过渡？要什么过渡？若是过去的玻管局，恐怕都可以毫无过渡地直接去做市委副书记或市政府副市长呢！现在去做一个县委书记，还需要什么过渡？听说你郑向洋快到省委做秘书长去了，你一个市长怎么可以毫无过渡地放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去呢？如果我鱼在河是省委书记，我也会在会上皱着眉头说：不合适！

　　郑向洋提出让紫东县现在的县长接杨远征出任紫东县委书记。他说，杨远征同志走了，县长做一把手主持紫东全面工作，熟悉县情，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紫东的经济建设。紫东县可是我们紫雪十六县的眼睛仁儿啊，一个县的财政收入占到全市的三分之一，经济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滑坡，县长做书记，熟悉经济，而现在全党都在抓经济建设，经济即最大的政治，经济搞上去了，政治也就稳定了，二者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啊！况且县长做书记，也符合干部便用的基本程序，顺着呢！往远里说，大家不知还记不记得玻管局那个德高望重的阎水拍同志？他七十年代先在紫东县做县长，后做书记，又调到紫北县做书记，然后才到玻管局当局长。当然那时紫东、紫北还是两个穷县，那时资源没有得以开发，紫东县人都饿得面黄肌瘦的，经济位次排名在全市末尾，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哪有现在这样抢手？往近里说，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这样上来的嘛！我郑向洋从部队转业后，先做了三年县长，又做了三年书记才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某某某同志（指人大主任）和某某某同志（指政协主席）也是先做县长后做书记然后到市级领导岗位的嘛！实践证明，这样提拔上来的干部，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理事能力强，能够独当一面处理一些复杂问题，即使面对一些突发事件也能从容应对，有利于稳定大局。所以从干部便用导向上，还是一步一个脚印按部就班妥当，应尽量避免“坐飞机”使用干部。

　　郑向洋这一番东拉西扯的话，可不是像牛望月那样胡吹笛子乱敲鼓呢，而是像老谋深算的阎水拍敲打余宏进那样“敲打”傅四海呢！谁是“坐飞机”上来的干部？按照郑向洋的表达方式，往远里说，有王洪文，当年一下就由上海“坐飞机”进了中南海；往近里说，是一个名叫“傅四海”的同志，没有一点基层工作经验，可一下就“坐飞机”来到了紫雪。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坐飞机的干部就是喜欢坐飞机的干部，傅四海竟又要让鱼在河这个讨厌的家伙“坐飞机”到紫东县去——到紫东县可以，但不能做一把手，只能做二把手——郑向洋竟促狭地提议鱼在河去紫东县担任县长！他是这样为这个提议做“注脚”的：玻管局可不是过去的玻管局了，现在在市里的部局里有什么位置？前些时候组织部准备在市委、市政府选拔一些年轻的科长到部门任副职，当时拿出四个职位：玻管局副局长，档案局副局长，保密局副局长，讲师团副团长，可结果怎么样？档案局副局长、保密局副局长、讲师团副团长都有人去，惟独玻管局没人去。郑向洋这番“注脚”的意思是：即使让鱼在河去做紫东县县长，也是重用和高抬他了——不信去征求一下档案局长、保密局长和讲师团长的意见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紫东县担任县长？档案局长已五十六点五岁了，听说要让他去“紫雪第一县”担任县长，恐怕也会像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杜甫一样笑得合不拢嘴的，转瞬间便“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任命文件尚在打印当中，他已打起背包去赴任了。太匆忙背包没有打好，挎在肩上一边出门一边还在耸着肩整理背包呢——而即使在耸着肩整理背包时，他也不会停下疾行的脚步——仿佛晚赶到紫东县一步，那个位置已被别的鸟人占去了一般。

　　郑向洋这个提议岂止是“促狭”，简单称得上是恶毒！仿佛鱼在河去做了紫东县长，被做了书记的现在的县长压一头，他郑向洋也便将傅四海压了一头似的——给人的感觉是他郑向洋做了紫雪的市委书记，傅四海做了市长似的。

　　在傅四海看来，郑向洋这个提议甚为荒唐，这个家伙（傅四海是将郑向洋看作是一个“家伙”的）也太不自量力了，太咄咄逼人了，气焰也太甚了！简直像当年主席逝世后“四人帮”逼迫华国锋同志一样，带点无理取闹和胡搅蛮缠，再不给他点颜色看看看来不行了——郑向洋这种人，给他三分颜色他就想开染房！——这是傅四海小时候常听傅四海的妈妈讲得一句话，意思是小孩子就不能给好脸，给个好脸就上头——于是傅四海决定不给郑向洋好脸——他看也不看正在那儿暗自得意的郑向洋一眼，黑着脸对大家说：“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吧，让杨远征同志再兼一段时间紫东县委书记，下次再议——散会！”傅四海宣布“散会”宣布的十分突然和斩截，还没容郑向洋从“胜利”的喜悦中回过神来，脸上复又被“失败”的神色所笼罩——胜利和失败原来就在转瞬之间——任何事情都是在瞬息之间决胜负、定输赢的！——比如几年后有个“亚洲飞人”刘翔，也就比第二名多跑出了零点几秒，可就这零点几秒，却使十几亿中国人——以至于几十亿亚洲人扬眉吐气！《南京日报》在刘翔获胜后有个通栏大标题：“昨天，他把世界甩在身后！”刘翔能把世界甩在身后，我傅四海难道就把你郑向洋甩不在身后？况且我是书记，你是市长——你郑向洋本来就在我傅四海身后嘛！至于说你要去省委做秘书长——截至目前为止那仅是一种说法而已！还有一种说法说你郑向洋要去省民政厅做副厅长呢！你一个民政厅副厅长在我紫雪市牛什么牛？指手画脚的！到你民政厅指手画脚去吧——到了民政厅恐怕也轮不上你指手画脚——还有厅长呢！

　　走出会议室时，傅四海果真就将郑向洋甩在了身后，郑向洋尚在那儿发愣，傅四海已推门出去了——只是在推门出去的那一瞬间，他回头面色温和地望了紧随其后的“政协主席”一眼——看来开会时有个“陈奋远”太重要了！否则连个接应的人也没有——没有人接应，即使自己占据“有利地形”（一把手），享有“话语权”——能随时宣布“现在开会”、“现在散会”，往往也只能战成个平局，无法将对方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无法让对方像玻管局的余宏进那样在阎水拍面前拖枪就跑落荒而逃。在这一瞬间，傅四海已选定了他心中的“陈奋远”——当然，得像阎水拍给冯富强手心里放点东西那样，傅四海也得先给“陈奋远”手心里放点东西！

　　那次将我暂时“搁置”的市委书记办公会开过不久，一次我去见傅四海书记，傅四海书记让我以后不一定事事找他，应多向“某某同志”（指原拟安排去做政协主席的那位市委副书记）请示汇报工作。果然不久，市里的几位副书记便调整了分工，“政协主席”不仅分管了组织干部工作，并且分管了工业农业工作。原拟去做“人大主任”的另一位市委副书记只分管宣传文化工作。“政协主席”一分管原归“人大主任”分管的工业农业工作，便在省里的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紫雪市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位置凸显》，这不意味着“政协主席”连城市建设工作也“分管”了吗？我当时看到省里日报上那篇文章后，眼睛盯着那一排黑体字标题中那个“凸”字不动了。这个“凸”字其位置重要相当于当年的陈圆圆。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首先抢走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还有人说是刘宗敏抢走了陈圆圆。吴三桂原准备投降李自成，奔降途中听说李自成拘禁了自己的父亲都无动于衷，可一听说李自成夺走了陈圆圆，立即勃然大怒，嗔目而呼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于是掉头勒马出关，乞师东夷。可见陈圆圆当时在李自成、刘宗敏、吴三桂三人中位置凸显。而“政协主席”今日在我们紫雪市位置凸显。几个副书记中，就数他最“凸”，最“显”，一会儿在电视里检查工业农业工作，一会儿又在《紫雪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视察城市建设包括公路建设工作，忙得“团团转”，要多抢眼有多抢眼！其活跃和忙碌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郑向洋市长——仿佛他已经取郑而代之成了我们紫雪市的市长。郑向洋市长反倒很少在报纸上和电视里露面，就像冯玉祥当年常常被蒋介石逼迫的“称病不出”一般，要么就是像我们玻管局的小高那样被迫像当年的滕子京一般“谪守”在玻管大楼后边的炊事班。我于是明白傅四海书记给“政协主席”手心里放置的那点东西是什么了——你瞧“政协主席”在检查这工作那工作时总是紧攥着拳头，他是生怕拳头一松开，手心里那点东西就飞走了呢！那么他手心里有点什么东西呢？当然不是阿刘递与方鸿渐的那三只发钗，而是像那位在手心里写着一个“收”字的领导干部一样，在手心里写着两个大大的字——“市长”呢！有了这两个字，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才显得那么有力，讲话的意味才那么深长，语调才像傅四海或郑向洋那样那么斩截！

　　我将那个“凸”字琢磨透后，放下报纸便去向“政协主席”汇报工作。我跟“政协主席”原本并不熟悉，过去他分管宣传文化工作，我们之间既无工作上的接触，也无个人之间的交往。加之傅四海来紫雪工作前，我的心一天到晚在郑向洋身上，傅四海来了后，我的心又一天操在傅四海身上——我连郑向洋都“抛弃”了，哪有心顾及一个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所以我对那种同时可以爱几个女人的男人表示非常钦佩。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同时爱上几个女人呢？比如我爱陶小北，就不可能同时爱李小南、柳如叶等人，对李柳只是“喜欢”，而不是“爱”。

　　可现在我却得设法去“爱”政协主席——因为傅四海爱他。好在我现在已经十分精于如何去爱一个人了。爱一个女人就是不停地在她耳边给她说好听的话，爱一个领导同理。不熟悉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停地给他的耳朵里塞好听的话不就得了。那天“政协主席”起初见了我还有点矜持，站起来握我手时淡淡的，脸上的表情也淡淡的。可我抢进门坐沙发上便不由分说开始给他灌米汤。我当时身子前倾，双手抚在自己膝盖上，对“政协主席”说，早就听说“政协主席”人品好，水平高，既有理论水平，又有极强的实际工作能力——我说到他有“理论水平”时，他的眉头不易察觉地向上皱了皱，如果你单单说领导同志“理论水平高”，其实是在骂领导呢！意即领导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空头理论家，跟那种“草包”也差不了多少。说领导理论水平高后面必须立即跟一句“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之类的话，意即领导“能文能武”，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刀枪棍棒哪一样都拿得起放得下。果然我说到“政协主席”又有极强的实际工作能力时，他刚刚皱上去的眉头马上向下舒展了。接下来我还说了政协主席对下级“严格而不严厉，有亲和力，有人格魅力，口碑很好，下面同志对他服气得很”之类的一串儿话。此类话我在玻管局这十多年早说顺口了。我给阎水拍局长和马方向局长说过多少诸如此类的话啊！恐怕装在火车皮里几列火车都拉不完呢！阎局长啊，局里的同志们对您都服得很啊！说您处理问题既能举重若轻又能举轻若重。当然阎局长您主要还是举轻若重——举轻若重比举重若轻更显出水平呢！马局长啊，局里的同志们对您都服得很呢！说您处理问题既能举轻若重又能举重若轻——我这样说马局长，仿佛他是两年前在悉尼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占旭刚和两年后在雅典奥运会上为我们国家争得荣誉的张国政似的。当然马局长您主要是举重若轻——能不能举重若轻（像占张那样），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有大将风度呢！“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啊！”这是我给阎局长说的；“二人行，必有所得；三人行，必有吾师啊！”这是那次我随马方向局长去新马泰时，对马方向局长说的。“老板啊，这次随您到新马泰‘二人行’，我不知得到多少教益啊！——岂止是不虚此行，简直是不虚此生啊（此生我怎么就有幸有缘与您相识呢）！”我后来惊奇地发现，给人说好听的话儿，开始可依据事实做些适度的夸张，待对方“开颜”之后，就可以进行大幅度的夸张，对方保准照单全收。当年阎马可是从未“拒收”过我的好听话呢，今天的“政协主席”也不例外，我说的话儿像那种“化学反应”一样立即见效。只说了一小会儿，他脸上便没有我刚进门时的那份倨傲和矜持了。如果他原本板着的脸是冬天的一块严冰，这会儿早在我像温泉流水一样汩汩涌出的话语面前融化了。他脸上的表情格外柔和起来，抬起眼帘看我一眼，那眼神竟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亲热。我心想，语言真是个好东西啊！给领导同志送礼，送烟酒，送钱物，都不如送“话”——不是字画的“画”，而是话语的“话”——即让人听着舒坦、听着血脉舒张的小话儿。一匹马，你轻轻抚摸着它的鬃毛，和它推心置腹地说着话儿，拉着家长里短，比给它喂什么饲料和饭食都更令它舒心——因为它早吃饱了，面对再好的饭食包括那种山珍海味也已没有胃口。一口猪也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可好听的话儿——小话儿，却一辈子都听不够，而且也不会有后果——有谁听说过某一位领导是收受了“话儿”这种贿赂被双规的？没听说过吧？那就可以放心地送，恣情恣意地送！就像我眼下面对“政协主席”这样。那天在我的话语贿赂下，“政协主席”很快就像傅四海和我那样无话不谈，而且他公然在我这个下级面前率先表示对郑向洋的不满。只有面对共同的敌人才会在瞬间结成同盟，比如当年刘备和孙权的结盟——因为他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曹操！我俩那天在宣泄对郑向洋的不满时找到了太多的共同语言。以至于“政协主席”竟离开他办公桌前宽大的靠背椅，走过来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亲切地执起我的手，让我感到温暖而感动。恍惚间险些儿将他视作陶小北，仿佛他要“执我之手，与我偕老”！就像刘皇叔和孙仲谋共同认为曹贼不仁不义一样，那天我们共同认为郑向洋这个人太霸道，摆不正自己的位置。难怪惠五洲书记被他逼走了——那一瞬间我们竟共同对惠五洲书记产生了深刻的同情，而惠五洲书记在任时我们并不这样认为。那时我们同情的是郑向洋市长。“惠五洲这个人太狡猾了，怎么总是在郑向洋市长出国考察时研究人事问题？”那时我们常常这样为郑向洋市长鸣不平。“损人一千，自损八百啊！”“政协主席”说完这句话后，才放开执我之手，重新坐回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去。

　　那天我去给“政协主席”汇报工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俩瞬间变得像兄弟一般亲热。好在那天“政协主席”他爱人不在眼前，要不我忍不住会像称呼马方向爱人那样称呼她为“嫂子”——这个大哥可比那个大哥更有价值！“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不仅和“政协主席”有相见恨晚之感，如果我鱼在河是个雌儿，恐怕当下就会在“政协主席”面前自称“奴家”、“妾身”，说出“愿荐枕席”之类的混账话。“政协主席”和我倾心交谈时，甚至提出让我关照一下紫东县的教育局长。就像我和傅四海是同班同学一样，紫东县的教育局长和“政协主席”也是同班同学。我当时乍猛的一听让我隔山隔水关照紫东县的教育局长，还有点摸不着头脑，甚至有点愕然，但我很快便明白过来，表示一定关照。“政协主席”最后向我透露，市里很快就要研究我去紫东县做书记的事情了。听“政协主席”这么说，我心里甚悦——简直像李自成抢得陈圆圆那一刻的心情。以至于辞别“政协主席”出门时，差点儿脱口将他唤作“陈市长”——而即使他真的做了市长，我也只能唤他为“刘市长”——因为他姓刘，并不姓陈，称呼他为“陈市长”显然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只是因为我在那一刻将他视作为“陈奋远”，所以才险些儿脱口唤他陈市长。那天出了刘副书记的门，我如沐春风，心想：这次显然是稳操胜券了——陈奋远当年可是轻松地上一次厕所回来，就将余宏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和“阎水拍”一配合，余朱姬牛那几个一蟹不如一蟹的家伙能有嘛辙？下次会上，恐怕郑向洋只能像当年的余宏进那样——像那条被甩在干滩上的鱼儿一般，露着雪白的肚皮徒劳地在那儿甩打尾巴呢！

　　“郑向洋，你这个垂死挣扎的家伙！”从刘副书记办公室出来，回到玻管局鱼在河的办公室，我仍在心里对郑向洋市长这样“发狠”。

懒石

《背叛》吴言 　　　　　　　　　　　　　　　　

  
　 第四十二章
　　我坐着小虎的车，回袁家沟看望父母亲。

　　我给父母亲拿着一份儿厚礼，价值四千元左右。给大伯二伯拿的两份儿礼也不薄，都在两千元左右。

　　这些年中，我在玻管局苦斗，很少回家。每年只在春节前或春节后回去呆一两天，然后便匆匆离开。在这一两天中，我也很少出门，除几个必须去看的近亲，再哪儿也不去。

　　袁家沟到紫雪城，有一百多公里路程。当干事那几年，回家都是坐公共汽车。开往袁家沟的车是紫雪市运输总公司最破烂的汽车。加之路况不好，有一半路是坑坑洼洼的黄土路，若是怀孕的女同志，颠得孩子都会早产。车厢里散发着呛人的汗臭味，难闻的劣质烟草味，以及刺鼻的黄尘味。坐一次车下来，以手在脸上一抹，能抹下一层黄土。嘴唇抿得再紧，也会有尘土粒钻进牙缝中，牙齿动一动便会发出响声，仿佛嘴里塞满了白糖粒——可惜不能像白糖那样咀嚼吞咽。目力所尽的地方，全是光秃秃的山，干燥的风肆无忌惮地从荒原上掠过。市运输公司派往袁家沟乡的司机是一个小鼻子小脸的老头，因开车慢，被称作“慢师”。慢师傅开车有多慢？你可以这样想像，骑一头黄牛从紫雪城到袁家沟乡得走多久，慢师傅开车就得走多久。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汽车就像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忽悠忽悠喘着气往上爬，随时都有可能像一个哮喘病人一般趴下。

　　每次在冬日的寒风中灰头土脸拎个提包出现在村口时，我就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我低着头，快速地移动着双脚，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我不想碰到熟人，尤其不想碰到袁姓的人。因为我像个土拨鼠，哪里像我们袁家沟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哪里像一个市政府机关来的干部，与在集市上卖土豆归来的农村青年有什么两样？

　　每年过春节回家，我都备三份儿礼。父母亲的一份儿是两条香烟、两瓶酒。香烟每条价格在五十元左右，酒每瓶的价格也不会超过五十元。总共是二百元钱。另外两份儿礼是给大伯二伯的，两份儿礼完全相同：一条二三十元钱的香烟，一瓶二三十元钱的酒，再买两包糕点，每份儿礼价值六十元左右。

　　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和不主持工作的副科长以后，回家一般仍以坐公共汽车为主。只有两次没有坐公共汽车，坐的是“专车”。但这两次坐“专车”的经历，却像做了两场噩梦。在我没有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之前，即使再有类似坐“专车”的机会，我也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坚决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宁肯坐公共汽车，也再不愿坐这样的“专车”——可见那两次坐“专车”受了怎样的刺激！

　　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后，当时头脑一发热，觉得自己怎么也是个副科级了，搞一辆专车回去在村里扬扬头，给父母露露脸。（我亲爱的父母一生也没有露过几回脸啊！）我通过关系借了市政府另一个局一辆桑塔纳。那个局的政秘科长我认识，我曾给他帮过一个小忙。那天他让我早晨八点在玻管局门前等车。我七点半就提个包站在玻管局门口，就像提个包站在岳阳楼上一样，脸上“喜洋洋者矣”。心想：我也可以坐专车回一趟家了！我当时眼睛里放射出明亮而喜悦的光彩，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眸子瞭焉”（瞭：明亮），那副傻样，简直有点像小品里边的赵本山。

　　可一直等到八点半，还不见车的影子。我打电话给政秘科长，他一会儿说车加油去了，一会儿说车哪儿有点毛病。“小毛病，好修！”这个鬼科长当时还用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影片里的台词这样幽我一默。直到九点五十分，车才不情愿地开过来。上车后，我殷勤地掏出一包特意买的好烟，抽出一支递给驾驶员。他瞧也不瞧我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不抽烟！”然后便开车上了路。

　　一路上他不说一句话。忽而将车开得飞快，就像飞机起飞前在跑道上疾驶一样。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双手紧紧抓着车门把手，生怕他将车开得飞到天上去。有时他又忽然将车开得很慢，这时候他又有点像那个慢师，不慌不忙带着我跳一曲梦幻般的慢步舞，让我昏昏欲睡。可我刚矇眬睡去，他又突然提速。我还没来得及警觉地睁开眼睛，前面路上有一个土坑，他又一个急刹车。我的整个身子和脑袋向前扑去，有一次我的脑袋甚至像皮球一样弹到了前窗玻璃上。我一边揉着碰疼的额头，一边还在自言自语讨好那个混账司机。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的头碰破没有关系，只是怕把你的车玻璃碰碎！”我原以为这句有点幽默的话能逗他开颜，可他却无动于衷，那张脸仍然绷得像小孩的屁股蛋子一般。

　　那次坐专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作“不说话阶段”——他始终绷着脸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我说话，更严重的是我找话和他说时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我是在对一块石头说话。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若你连问一个人三句话，这个人却理都不理你，你有没有勇气再问第四句话？可若我们一路上始终不说一句话，那种气氛更让人难受。仿佛夫妻俩闹了意见负气地背靠背一样，空气好像凝固了。我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客车驾驶员，家里出了几件事，心情很不好。这天出车前，他在心中作出这么一个决定：若今天车上遇到两件不高兴的事，他就给一车人一点颜色看看。第一件让他不高兴的事，是一个年轻人带来的。这个年轻人站在车门口粗声粗气令司机停车，说他要下去撒尿。司机稍停慢了一点儿，年轻人便盯着他骂骂咧咧，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刺伤他的自尊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把车开得这么快，准备往哪儿开？莫非是往你母亲的生殖器里面开呀！司机当时狠狠瞪了一眼这个年轻人，心想：一会儿你就会为这句话付出血的代价。第二件不愉快的事，是一个老头带来的。因过道里挤满了人，老头一屁股坐在汽车前引掣盖上。司机认为妨碍操作，不让老头坐。老头一定要坐，并瞪着眼对司机说：“你这后生，懂不懂得孝敬老人？我若是你爹，你让不让我坐这儿？”老头的话“哄”一声将一车厢人逗笑了，纷纷跟着老头奚落司机。此时坐在前边的一位大妈看不过眼了，说：“你们这些人，还讲不讲道理？人家辛辛苦苦给你们开车，你们还欺负人家，你们想一想这样做对不对？”大妈这样说时，司机的眼泪刷就下来了。他猛然一个急刹车，走过去拉开车门，不由分说将大妈推下车。众人正在惊愕，他已开着车向前狂奔而去。接着轰隆一声，车开下了山谷，司机与一车人同归于尽。

　　小时候听村里人讲这个故事，对这位司机肃然起敬。简直认为他是绑着炸药冲向敌阵的英雄。那天坐“专车”，我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真担心这个一路上绷着脸的司机将车突然开下山谷。所以即使他不说话，我也不敢不和他说话，硬着头皮找话搭讪。他若不回答，我便采用自问自答这种形式。静默了一会儿，当我又一次陪着笑脸扭头问他一句什么话时，他却突然开口，恶狠狠地骂道：“靠你妈！”

　　我当时脸刷一下红了。虽然很快明白他并不是骂我，而是骂一个从车前跑过的小孩，但我还是有一种挨骂的感觉。他金口一开，进入第二个阶段——说话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这位司机开始不住口地骂人。他骂人主要以骂别人的母亲为主，仿佛天下的母亲都得罪了他，而他则不是母亲生养的。他骂的对象是：公路上跑来跑去的小孩，骑自行车的农村姑娘和小伙子。有一次一个姑娘骑自行车向路中间扭了一下，他打下车窗放慢车速骂这位姑娘，大意是说他准备将这辆车开进姑娘那个地方去，并十分主观地认为姑娘“那儿”是个良好的停车场，他准备把车停在“那儿”不走了。当时那个姑娘在我坐的这一侧，他骂的时候脖子拉长，将脑袋从我怀前探过去。我赶忙将身子向后缩了缩，给他让开空间。我那时才明白人的脖子像松紧带或橡皮筋一样，是可以拉得很长的。他那天的脖子伸得比鸡脖子还要长，差不多有天鹅的脖子那么长，几乎就要伸出车窗外面去了。这样骂起来声音显得十分有力，被骂者听得十分清楚。那位腼腆的农村姑娘见他骂得那么难听，刷一下飞红了脸。

　　骂那些憨厚的农村后生，他语气短促，一般是一个很短的句子。比如：“找死啊！”“不想活了！”“你妈那个逼！”除此之外，他还骂轮胎溅起的石子，骂天上飞过的小鸟，甚至骂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突然将车上的收音机拧开，女播音员刚说两句，他便烦躁地啪一下关了收音机，毫无道理地认为女播音员是个“卖逼货”，或者是个“挨球的”！

　　他在骂人方面的想像力十分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拍案称奇。经过一个村镇，正逢遇集，公路上挤满了人。他一边慢慢地开车走，一边骂：“谁家把罐子搬倒了，生下这么多驴日的！”

　　那天我像囚犯坐牢一样，好不容易坐这辆“专车”来到我们村。刚到村口，他便将车停下了。我以为他要撒尿，坐着没有动，等他撒尿。可他并不撒尿，手放在方向盘上坐着不动。我有点莫名其妙，又不敢问。此时他突然扭头黑着脸对我说：“还想让我再把你拉回紫雪城去？”我这才知道他是像毛泽东当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那样敦促我下车。就像我儿子那次遭小牛呵斥一样，我慌忙拎着包跳下车。双脚刚落地，他已一个急转弯，开着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车轮轧起的尘土扑了我一身一脸。

　　我原以为他会送我到家门口，可他将我扔到村口便一溜烟不见了。我拎着包垂头丧气往家里走，眼睛里早已失去了神采，再用孟子的话说，则是“眸子眊焉”（眊：失神）！我心里十分沮丧：这与坐公共汽车回来有什么两样？谁看见我坐小车了？坐公共汽车还不用受这般凌辱！

　　另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政秘科副科长以后，当时冯富强主持工作，我向他开了一口，他有点作难，但还是派小牛送我回家。那次是夏天，我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那天上车后我才发现，车上还坐着一个女孩。就像我第一次知道“切诺基”和“帕杰罗”一样，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此类女孩叫小姐。我坐在后面，小姐坐在前面副驾驶座上。小姐的腿裸至大腿根，有四分之三的乳房露在外面，就像笼里放着两个没有热气的白面馒头。那次坐车，给我的感觉是在看一部质量低劣的三级片。一路上，小牛不仅用眼睛观察小姐的大腿和乳房，而且换档时，时不时顺势这儿捏一下，那儿摸一把。这样极不利于行车安全。当我提醒小牛“注意安全”时，他却嬉皮笑脸对我说，他的生命和我一样宝贵，让我放心地闭上眼睛睡觉去。我刚按他的要求闭上眼睛眯盹儿了一会儿，睁开眼时突然吃了一惊：车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忙扭头向四周张望，见小牛拉着小姐的手正向一座小山包爬去。翻过这座小山包，有一片小树林，他们的目的地显然是那片小树林。我当时十分气恼，可又有什么办法？只能坐在车上耐心地等待。一个多小时后，两人才又嘻嘻哈哈上了车。

　　那次坐小牛的车回家，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小牛眼里，我这个人一路上基本不存在，仿佛是他放在车上的一个皮包或一颗西瓜，总之不是一个活物。更让我愤慨而深感羞辱的是，在小牛眼里，我的价值不及一个小姐！

　　那次也没有将我送到家门口，只到村口。倒不是小牛不愿送，而是我不让他送。按照农村的习惯，送我到家后，车上的人都应该进家里坐一会儿，喝口水。可我若将这样一个描着黑眼圈，嘴唇涂得猩红，穿着超短裙，脑袋像一个母狮子一样的女人带进家门，还不把我胆小的父母亲吓得晕过去？

　　两次坐“专车”，其实与坐公共汽车没有区别。我原本是想让村里人看看：鱼贵喜的儿子坐“两头平”（农村人对小卧车的形象称呼）回来了！这个信息马上会传到村支书袁长鸣耳里去，他因此会对我父母客气一点儿，眼睛瞪得小一点儿。可我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像一个无用的弃物一般，被扔在了村口。公路在我们村西头，我家在村东头。我像坐公共汽车下车一样，低着头穿过村支书袁长鸣家，村主任袁飞龙家，村会计袁富有家，疾步来到鱼贵喜家——鱼贵喜是我父亲的名字。

　　做了副主任科员和普通副科长后，我回家给父母亲带的礼物增至三百元左右。水涨船高，给大伯二伯带的礼物标准提高到每份儿八十元左右。

　　我真正可以带车回家，是做了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和政秘科长之后。那几年时间，除过没有带八缸三菱外，奥迪、红旗、桑塔纳，我每次回家轮着带。有一次我甚至将面包车带回了家，拉着一车厢苹果。我们袁家沟那一带没有果树，娃娃们十分喜欢吃苹果。我拉一面包车苹果回去，让父母亲随便分送给村里的娃娃们。这些苹果我并没有掏钱，是用手中的权力换来的。

　　奥迪车是黑色，我们局那辆红旗是蓝色，桑塔纳是红色，面包车白色。村里人不知道这些车的名称，便以颜色区分。每次我回家，见我乘坐的车从村中驶过，村人马上互相传播这样一个信息：贵喜的儿子这次是坐黑车回来的；这次是坐红车回来的；这次是坐蓝车回来的。

　　做了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和科长之后，我给父亲带的烟酒价值增至八百元至一千元。给大伯二伯的礼物增至每份儿四百至五百元。三份儿礼价值两千元左右。差不多在原来四百多元基础上翻了五番。

　　带小虎的八缸三菱回家，这是第一次！

　　这辆八缸三菱的颜色是黑蓝色。村里没有人见过这种车。他们首先会在车的颜色问题上争论半天。有些人认为是黑车，有些人认为是蓝车，有些人干脆叫“黑蓝车”。就像过去将农村妇女叫“张王氏”或“李胡氏”一样。

　　接下来他们会围着车惊叹不已。这车太气派了！停在那里像停着一辆坦克，让人不得不敬畏它。那些小孩子会发出惊叹：“瞧这车的脚有多大！”农村人说话幽默，他们总是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对事物最本质的认识。他们说的“脚”是指车轮胎。车轮胎不是汽车的“脚”吗？没有“脚”，它怎么会疾行如飞？这车的轮胎像那种履带压路机一样宽，或者干脆就是一辆坦克，履带翻卷着向前碾压过来。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走，这车如履平地。即使遇到泥潭和沙坑，车子也毫不畏惧，头一低，再一扬，就上去了。就像一个潇洒的小伙子，将偏分头向一边一甩，跃身便跳过一个宽阔的壕沟。

　　那天坐这辆车回家，我感觉十分惬意。这种高档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人性化设计”。哪儿应该将你抵一下（比如腰部），哪儿应该凹一下，手往哪儿放，脚向何处伸，一切尽善尽美。可再高档的车也无法设计一个驾驶员。虽然科技如此发达，也没听说过机器人驾车。如果这辆车是由那个总想将车开进哪位姑娘“停车场”的驾驶员开着，车子设计的再“人性化”，坐着也不会惬意到哪里去。可由小虎开着，却比车上设计的任何一个“部件”更善于体贴人：什么时候开空调，什么时候关空调；什么时候开车窗，车窗开多大，什么时候关车窗；什么时候开音乐，听哪种音乐，轻音乐还是流行歌曲，什么时候关音乐；等等，根本不需要你用嘴去说，小虎总是在你说之前已经按你的“要求”去做了，而且恰到好处。

　　在我可以开车将苹果带回家的时候，村支书袁长鸣已经主动登门来看我了。这位中国最低层的“职业革命家”，使出的手腕一点不亚于阎水拍局长。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我家炕头，一边和我父亲称兄道弟喝酒，一边夸奖我。我父亲弟兄三人，父亲排行老三，袁长鸣仿佛顿然变作了我的“四伯”，亲切地看着他这个“侄子”，夸奖“侄子”小时候多么聪明，书念得多么好，一看就会有出息。令我诧异的是，他怎么一下就忘了从屁股上一脚将我踹倒的往事。小时候他可从来不认为我是他的“侄子”，他那时总是用另外的称呼喊叫我。他将这种称呼忘记了，可我能忘记了吗？他那时总是将我唤作“小杂种”或者“龟儿子”！

　　那次袁长鸣和我父亲喝完酒，顺手还拎了我家一袋苹果。望着他像从自家菜园里背着一袋蔬菜回家一般，背着一袋苹果从我家院门走出去的背影，我恨不得从后面一枪结果了他！

　　从袁长鸣口中获知，袁长印已做了袁家沟乡分管教育工作的副乡长。父亲当着袁长鸣的面，嘱咐我抽时间去看看袁乡长。我怎么会去看他呢？我其实早已在思考，我将来怎样去报复这个无耻的小人。我注定会踩住他的脑袋，但我难道会亲自“动脚”去踩他吗？当然不会！我会再去找一个小虎，让小虎代我去踩他，下“脚”重一点，狠狠地踩他！紫东县五十多万人口呢，找十个百个小虎也不难。

　　在我如此展开想像的翅膀的时候，我仿佛已经真的担任了紫东县委书记——只有担任了紫东县委书记，我才能准确地踩住袁长印的鸭脖子——读者朋友大概很想知道袁长印的脖子为什么是“鸭脖子”，那我就负责任地告诉你，他的后脖呈酱红颜色，有褶皱，脖子拉长，褶纹就呈白色，就像那种“变色龙”。如果说，此生我还有什么心愿未了，那就是踩“鸭脖子”这个心愿未了。而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还能有比这件事情更令我鱼在河愉快的事情了吗？我同样会负责任地告诉同志们，没有了！

　　正当我在遐想中沉醉的时候，小虎已将虎里虎气的八缸三菱车稳稳地停在了鱼贵喜家的院子里，我恋恋不舍地从这种令人快慰的遐想中回过神来，定睛一看，早有一群村里的碎娃娃撵在车屁股后面围了上来。

　　《背叛》59

　　郑向洋市长在主持了紫雪市半年多工作后，并没能如愿以偿当书记。省里冷不丁又给紫雪市配来一位市委书记，郑向洋市长继续做市长。

　　这真是大有大的痛苦，小有小的烦恼。从这一点上讲，郑向洋市长还不及鱼在河，简直就是个冯富强！虽然没有像冯富强那样从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岗位上被挪开，但也够窝囊的了。即使不是冯富强，也差不多是一个余宏进，冷不丁就调来一个阎水拍！

　　新调来的市委书记叫傅四海。最初获知傅四海调到紫雪担任市委书记时，我的心狂跳了几下。我的心怎么能不狂跳呢？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而且是同宿舍，他是我“睡在上铺的兄弟”！

　　傅四海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做秘书。我们那几届大学毕业生，分配政策实行“哪里来哪里去”。即哪个地市考上的学生，毕业分配再回到哪个地市去。我来自紫雪市袁家沟，最后果然又回到紫雪市袁家沟。

　　就在我在袁家沟中学报到的时候，傅四海已坐到省委办公厅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我担任玻管局政秘科副科长时，他已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我担任政秘科长时，他已是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担任玻管局长，他已一身轻松来到紫雪做市委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紫雪王”。

　　傅四海上大学时，有一个绰号叫“民歌”。我那时候有个外号叫“橡树”。起因是一次学校举办文艺晚会，我朗诵了舒婷的诗作《致橡树》，傅四海朗诵了余光中的诗《民歌》。我俩也确实喜欢各自朗诵的诗作，有时晚上睡在床上，也会抑扬顿挫吟诵一番。傅四海普通话讲得比我标准，每当他吟诵《民歌》时，我们便侧耳倾听，他的声音宏厚深沉，听着特别有感染力——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也听见

　　沙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到平原

　　鱼也听见

　　龙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也听见

　　梦也听见

　　我已与傅四海通了电话。通电话前，我认真思考了如何称呼他的问题。当然不会称他“民歌”，也不能叫“傅四海”或者“四海”。而是应恭恭敬敬叫“傅书记”。我提前都将开场白进行了练习：“喂（轻柔），是傅书记吧（恭敬），我是在河（不带姓，显亲切），您的老同学鱼在河（担心对方想不起来，彻底说明情况）！”

　　那天通电话，只简单说了几句话。他刚来，工作千头万绪，忙得团团转，还抽不出时间跟我畅叙同窗之谊。我也没有急着去看他，我得等他缓过口气来，给我打电话，我再去看他，和他说些掏心窝子的话。

　　但我的耳朵早已竖了起来，用心捕捉着关于他的一切信息。听说他在紫南县某乡确定了一个扶贫村，我也急忙去相邻的村确定了一个扶贫点。我得让我的扶贫点也跟着他的扶贫点。

　　从傅四海到任那天起，我的心已离开郑向洋随傅四海而去，毛遂自荐、自觉自愿成为傅四海的“第三只眼”，用心观察着紫雪十六县五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的风吹草动。与郑向洋市长比起来，傅四海更需要我这样的“第三只眼”，因为他自己两眼一抹黑。我如此轻松地背叛了提携我的恩人郑向洋市长，心里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能怪我鱼在河吗？谁让他郑向洋不是贾宪三角最上端的那个“1”呢？我国北宋数学家贾宪用以开高次方的这个数表挺有趣的，最上端排列着三个“1”，排列形式为“111”——这三个“1”，可以理解为三个一把手：最上端的这个“1”，是市委书记傅四海；左下这个“1”，是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向洋；右下这个“1”，是市人大主任常东方（我们紫雪市的人大主任叫常东方）。一个市委一把手，一个市政府一把手，一个市人大一把手——不是三个一把手是什么！三个一把手中，最大的是最上端的那个一把手——谁让他郑向洋不是这个“高高在上”的一把手呢！我将双手向前一摊，像某部影片里的人物一样耸耸肩，自嘲地说：桀犬吠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出我的所料，傅四海来电话了。这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他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
　　对这次谈话，我早有心理准备。包括第一句话怎么说，我都设想好了。我原以为，我俩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紫雪的人和事，而会将那几十个大学同学挨个拨拉一遍。分到国务院那个同学，在教育部，已经做了司长。班里的正厅级干部，也就是傅四海和这个司长了。下来还有某个身姿比较活泼的女同学，当时是我们班的班花，毕业后一直在省档案局工作。傅四海和她在一个大院上班多少年，肯定常见她。傅四海也许会对我感慨，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青春活泼的年轻姑娘，现在也成黄脸婆了。

　　可我还是想错了，我设想的这些谈话内容几乎没有涉及。落座后刚寒暄几句，傅四海便直奔主题，他对我说，郑向洋已向他提出，让我接杨远征出任紫东县委书记。

　　郑向洋看来不知道我和傅四海的关系，如果知道，他就不会这样提了。我当即将我和郑向洋关系的来龙去脉向傅四海和盘托出，刻意表明，我和郑向洋只有一日之雅，并无历史渊源。最后我这样表白：“那是在‘惠时期’，我和他近一点。现在成‘傅时期’了，我和谁更近，是不言自明的事！”

　　“这个我明白，要么我就不会叫你来谈话了！”傅四海摆摆手对我说。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不喜欢郑向洋这个人，有点咄咄逼人。他刚来不久，郑向洋就给他拉出一个单子，提出安排这个人做县委书记，那个人做县长。安排干部是市委的事，还是市政府的事？傅四海说，他情况不熟，半年之内不准备动人事。杨远征的副市长省里已批下来。如果在普遍不动人事的情况下，只动我一个人，安排我去做紫东县委书记，目标太大。况且我担任玻管局长时间不长，一下给这么重要的岗位，也太扎眼。但紫东是紫雪十六个县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县，号称“紫雪第一县”，这个县委书记必须选一个十分信得过的人去做。因此他的初步思路是，让杨远征担任副市长后，一身两役，再兼半年紫东县委书记。半年后，整个调整人事时，再调我去接替杨远征。

　　傅四海那天还对我说，他到紫雪，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孤掌难鸣啊！急需一个得力的帮手（在傅四海眼里，我就是鱼在河眼里的小虎）。他给我流露了一个意思，我在紫东县委书记的岗位不会干得太久。市里两位副书记年龄都大了，一两年后，安排他们一个做人大主任，一个做政协主席，再提拔两个年轻的市委副书记上来，那样工作就好开展了。

　　揣摩傅四海的意思，我当然是这“两个”中的“一个”了！

　　那天从傅四海办公室出来已经很晚，小虎还在车里候着我。我让小虎开车回去，我想在寂静的大街上走一走。那天我走在夜阑人静的大街上，步子迈得格外轻快。没想到我脚下的道路突然变得如此宽广，简直有如神助一般。我甚至掐指算了一下，现在是2001年6月份，我四十一周岁，半年以后，即2001年底，我即可担任紫雪第一县——紫东县委书记。在紫东县最多干两年，到2003年，即我四十三岁时，即可能担任紫雪市委副书记。担任两年市委副书记，到2005年……我又掐指算了一下郑向洋市长的年龄，恰好是2005年年底退休。就是说，2005年年底，或者2006年年初，我就可能是紫雪市的“郑向洋”啦！

　　我有点不敢想下去了，快乐和幸福溢满了我的脸。这可真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我差点儿像当年老宋从康凤莲家筹到钱出来那样，兴奋地在大街上跳起来。

　　那天直到回家睡到床上，我仍然十分亢奋，怎么也睡不着觉。2005年是“十五”最后一年，2006年是“十一五”第一年。我们紫雪市高速公路“八纵八横”将在“十一五”期间建成通车。就是说这个宏伟目标要在我任市长期间实现了！我仿佛已看到：鱼在河市长手拿一把剪刀，忙得脚底儿朝天给一条条高速公路通车剪彩……

　　对我来讲，前途一片光明，但道路仍然是曲折的。我仍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走好每一步，万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就会满盘皆输。包括对傅四海，我这棵“橡树”已不能以老同学的面目去应对他。我应该将我这棵橡树削成一个又一个尖锐的楔子，随时准备让傅四海拿一个小锤将我敲进他挖好的榫子缝儿里去。即使将我自己挤得浑身疼痛，也在所不惜。将于谦那首诗改一个字：“粉骨碎身全不怕，‘不’留清白在人间！”需要挤走冯富强，我这个楔子就是鱼在河；需要压制朱锋、姬飞、牛望月，我这个楔子就是马方向；需要欺侮余宏进，我这个楔子就是陈奋远；需要撬动马方向，挤走权高位重的惠五洲，我这个楔子便又成为郑向洋……

　　而这个木楔的最后目的，是要撬走郑向洋！

　　说白了，人生就是一个木楔，不停地挤进别人的“缝儿”里去！只有将别人撬动，挤走，甚至挤扁，自己的生存空间才会更大一点。在玻管局十年，我不是这样“挤”过来的吗？那么多人被我挤走了，那么多人被我挤扁了，那么多人疼得嗷嗷叫，而我却越挤越舒服。瞧我现在的活动余地与生存空间有多大？如果刚调到玻管局时，不“头悬梁锥刺股”般立志，不十年如一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阎水拍和马方向，不“俯身倾耳以请”，即使“遇其叱咄”，亦“色愈恭，礼愈至”，那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冯富强？被那个“鱼在河”挤来挤去，多少年了，气都喘不过来一口！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爬和撞》。先生讥讽说：“爬得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的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我不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这种“聪明人”吗？鲁迅先生还写过《推》，写过《踢》，先生为何没用他那支如椽巨笔，再写一篇《揳和挤》呢！这两个字不是比“爬、撞、推、踢”更生动、更传神嘛！

　　是的，人生就是两个字，一个“揳”字，一个“挤”字。先将自己千方百计“揳”进去，然后扎个马步毫不犹豫地“挤”——这就是我鱼在河的人生哲学！

　　待我做了市委副书记以后，就等于给郑向洋身上敲进去一个楔子。郑向洋因疼痛难忍逃窜之后，那我再“揳”谁呢？我总不至于再去“揳”傅四海吧？我当然不会“揳”傅四海——问题是不“揳”傅四海，老乔和他那个在玻管局看门房的孙子会失望的——为了不让老乔“死不瞑目”，为了能让他的孙子成为我们玻管局的一个“预言家”，我必须再将这个坚硬无比的木楔，狠狠敲进傅四海的肉身里去——让他像郑向洋那样落荒而逃——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又耸耸肩，阴冷地一笑，在心里发狠地对自己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