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相思病

书蕴

　　首先承认：相思虽为病，可在我的内心，对它非但不排斥，甚至一度向往。毫不讳言，我曾患过这种病。病中的我，念念不忘一个人，想着想着便莫名地笑，间或有眼泪伺机渲染。

　　基于常识我断言：多数人患过这种病，或正处于该病中，或即将与它相逢。而所谓的区别，无非是症状早发晚发、次数多寡、持续期长短而已。至于患此病究竟是刻骨的苦，还是铭心的乐，各人症状深浅及疗法不同，不便刻意得出相仿的结论。不过照我看来，苦亦好乐也好，思念一个人并衍为一种病，终究算得上一种幸福。身有所感，心有所动，情有所牵，总比浑浑噩噩经久地麻木，庆幸些。

　　说起相思，不能不提及一位人物----《红楼梦》中贾瑞瑞大爷。此君只远远薰吸了琏二奶奶的一丝艳丽风流，从此便七荤八素起来，相思成疾终于命都不要了。由生到死的那一瞬，捧着面镜子欲罢不能，领略一番安乐死的快慰。其之于爱情的坚定追求，尤其实践中反映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投入到相思革命中去的这一可贵精神，真是前追古人后启来者，委实不是贾宝玉等沽名钓誉之流可比的。因而贾瑞瑞大爷，完全当得起相思界楷模这一光荣称号。

　　一个贾瑞倒下了，千万个贾瑞站起来。越过假语村言，越过尘烟浮云，目光锁定在红楼镜深处的康乾盛世，患了相思病的，又岂止是瑞大爷一个呢？

　　渺渺尘烟里的康乾盛世，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长逾百年。若将其与史上其它盛世比较，其繁荣程度无论在质还是量上，均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惊动今人作贱胶片和摄像机，以缠脚布的气概加以讴歌。由果循因，这百年的昌盛自然非凭空而来，据史家观点，其主要得益于政局的安定、白银的大量流入及高产作物的大面积种植。然而，正是这一派盛世的莺歌燕舞中，一场巨大的历史震荡正悄然酝酿，隐约昭示着未来巨移的变迁。而所谓的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王朝回光返照时，一抹凄美的亮彩。

　　导致大清王朝盛衰隆变的因由甚多，比如骄怠自满，比如锁关自闭，比如内乱外患。但最根本的，无非是政治腐败。它如同蛆虫，始终紧附于清王朝的肌体乃至深入骨髓，不绝蠕动直至一个时代的坍塌。便在盛世之际，一部分人生财有“道”先富了起来：王公大臣们上下措手忙圈地，有钱人把持资源忙买土地，官吏弄权徇私愈演愈烈，科举考试屡屡爆出行贿受贿丑闻……财富由此逐渐向少数人手中聚集，统治阶级奢侈之风日甚一日，而普通民众的生计日益穷困，严重的社会贫富悬殊势同水火。然而这一切，堪堪在力推孔孟之道，且奉程朱理学为正统的幌子下一一上演。

　　程朱理学学术上尊孔敬孟追董仲舒，太极阴阳糅杂了三人的“经义精髓”，继增“诚、正、修、齐、治、平”的活思想，再垒起天道、人道、治道三位一体的炼丹炉，化生了一套思想理论及行为准则。尤其朱熹，将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俱为理的流行，人人均应“去人欲，存天理”，均须自觉遵从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无疑， 这一学说契合了统治阶级的驭民需求，因而犹如四季变易风花雪月，无比自然地成了宋、明、清时正统的孔孟释义，成了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

　　作为统治者，一直以来，国君们大多以“内圣外王”自居，既是政治领袖，又是道德至尊。所谓“圣”，是指克已修身，德临天下；而“王”，乃指拥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这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统治的经验总结，也是封建帝王亘古不变的尧舜之牵。徜徉于成圣成贤途中的皇帝们，千古一梦如同害了相思病。比如康熙，比如雍正，比如乾隆。

　　康熙金口玉言将治国之道，概要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可是，他在施文治武功之策、开清朝百年盛世隆昌之时，钦定《满清律》暴虐酷刑，叠兴的文字狱触目惊心，连年的战火致使百姓流离失所，苛捐、兵灾等涂毒苍生。尤是其在位的后期，政务荒弛吏治败坏世风日衰，不少地方民不聊生。而雍正，为加强专制统治，不仅御令“人臣尤当以君心之好恶为好恶”，且豢养了大批职业特务，用以监控官吏百姓的言行。清风烈烈，一时满朝腥风血雨。至于乾隆，姑且只论其六下江南之举，名为巡视河工，实为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巡行所到之处，地方官员曲意迎合大事铺张，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凡此种种，便是“去人欲，存天理”？便是“克己修身，德临天下”？难怪黄宗羲、唐甄等拍案而起，铺陈笔墨直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理学之兴起，目的是重塑社会道德。但该学说一经沾了些微龙鳞金粉，发酵开的作用，却是大大背离了初衷----人人满口仁义道德，行事却是龌龊不堪。究其原因，不外乎其对道德的要求过高，高到上至“顺天承运”的国君、中至熟读“四书”的仕人、下至“愚昧无知”的平民，即便奋力冲刺作撑杆跳，也无法触及其标准。这样的情形，事实上从明王朝直至封建王朝崩塌后的某个时期，“似曾相识燕归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绎。遗憾又无奈，如此现实如此归依，有人心知肚明却回天乏术，有人懵懵懂懂而安于神驰，有人如临明镜仍一往情深。此事古难全？

　　康雍乾之于“内圣外王”的梦寐，愚以为好比贾瑞之于王熙凤的单相思。这“相思”藉盛世这杯醇香的美酒，痴情者不免起舞弄清影、对酒成三人----极尽矫饰的道德与重度失彩的行径，两者严重脱节，不仅衍生吏政日趋腐败，继而各类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更伤及满清乃至封建王朝的羸弱命脉，终以日后王朝的骤然崩溃作结。标枪般飞出的一枚“单相思”的苦果，倒是让宣统囫囵吞下了。

　　同样比兴对偶、登高山呼道德的盛世臣工们，华丽辞藻铿锵声浪中，劳心费神的却是一己之利。结党营私为己利，贪赃枉法为己利，卖官鬻爵仍为己利。康熙时，官吏已多贪污。到了乾隆朝，官场则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已极。据清人洪亮吉所撰《卷葹阁文甲集》记载，时官吏未赴任之前，便先行计算该官缺的“出息”、“应酬”、“可入己者”、“陋规”和“属员之馈遗”几何？以至洪进士奏陈乾隆末年弊政时，不由叹息：“士大夫渐不顾廉耻……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

　　贪风吹，战鼓擂。和珅，这位乾隆的宠臣，身披黄马褂头佩红顶子脚下一路凌波微步，注定在好手如云的腐败赛场上一枝独秀。通过倚势弄权，和大人贪污受贿累积的财富，竟达约十亿两银子！其把持时政的二十余年，文武大臣相互勾结层层敲榨，狼狈为奸肆意贪污，总督、巡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流莫不赃款累累。此外，一种名为“耗羡”的“陋规”（即在正额税收之外，允许地方官员另征一部分附加税），更使大小官吏的贫污之举合法化起来。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起，“耗羡”归公，作为地方官吏养廉及地方公费之用，仅各省文官的养廉银，一年便达二百八十余万两，远远超过官员俸银的数十倍。此风日长，贪风日甚，几近无官不贪！众贪沙聚，再也不是尽忠尽孝、忧国忧民的良臣志士，永远不是“去人欲，存天理”仁义道德的信徒，而是彻头彻尾迷于私欲的 “相思病”患者！

　　客观地看，盛世时期的满清，一定程度上，曾吸取明末吏治腐败的教训。康熙治国期间，曾诏“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雍正曾因科场舞弊案，而处决过大臣俞鸿图等人。进入鼎盛时期的乾隆朝，也有过“整肃官方”以达到“惠爱斯民之至意”。然而，由康熙朝积留下的吏治腐败，从来就没有清除过。何况，这举朝的臣子权贵，竞相掷弃道德良心、高贵精神于粪堆，前赴后继自在地靡烂呢？

　　百年的锦绣里，还有一类“相思病”人。他们永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为温饱冷暖而奔波苦熬的日子里，代代相传相思绵绵，一心渴盼上苍怜悯、圣主临世、世风清明……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逝夫。关于康乾盛世，如今，只留下纸上斑斑驳驳发脆的辉煌和强盛，以及触目惊心遗祸无穷的政风大疾。而时以治世的理学，那些“元哭王唱，姜辣李苦”式的抑扬赞礼，那些禁锢和扼杀人类思想吉光片羽的陈腐，不定左顾右盼款款地招摇……

　　相思难免，只在朝朝暮暮？

槐荫夜话

几经沧桑，
荣辱相共。

相为目成林，
思为心中田。

雨軒

呵呵,這裡相思成災了~~~

紫瑜

偶咋没看见 \"灾\"捏   除了贾瑞    呵呵


记得有句词是这样形容相思的  \"怕相思 已相思 眉见露一丝 \".

绿茶

不在眉头，就在心头！

lnn65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