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了解财富家族的起源（连载）

槐荫夜话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他们在商场上的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也逐步为他们在政治上赢得了较高的话语权。这一点尤其在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从1957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到1993出任国家副主席，荣氏家族在政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荣家是爱国资本家的典型代表，解放后，获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对于这样家族重视有加也是理所当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

    家族奠基人

    荣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曾经家世显赫，但到了荣毅仁的曾祖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1886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学校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

    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这为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一个名叫广生的钱庄打下了业务基础。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机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在那里他呆了整整一年，广东人思想活跃，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农历二月初八，荣德生挑了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地点是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有保证兴旺的意思，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14家，另外还衍生出了9家纺织厂。

    “红色资本家”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这是荣熙泰留给两个儿子的遗训。兄弟俩一直以这句话来警戒自己，并因此在商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每当资金紧缺之时，沪上一些银行老板甚至会主动上门争相要求帮忙。

    “孔家、宋家都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金融资本家，由于跟他们关系密切，银根紧缩的时候，别人借不到，荣家却可以借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锋说。

    荣氏兄弟性格迥异，荣德生处事慎重，考虑周密，而荣宗敬则敢于冒险，做起事来很有魄力，在兄弟俩默契配合下，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厂房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一百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他则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乡。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 本帖最后由 槐荫夜话 于 2006-10-31 22: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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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

    “荣家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位对荣家颇有研究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正在隐去的第二代

    如今，荣氏家族已经有第五代了，除少数仍继续留在大陆，大都旅居海外，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和港澳等地。

    在荣氏家族中，荣毅仁这一辈健在的已经不多，比较活跃的只有荣宗敬的幼子荣鸿庆一个。现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的荣鸿庆24岁即赴香港经营南洋纱厂，在经营55年后把事业重心转向台湾，该厂则交由其子荣智权打理。

    近年来，荣鸿庆经常来往于两岸三地，为的是进军大陆金融市场。一旦两岸放开金融上的业务往来，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望成为首家在大陆开分行的台湾银行。

    在银行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荣鸿庆还不忘在纺织这个老本行上争取更多大显身手的机会，和他的银行发展策略一样，他也把纺织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大陆。1990年，荣鸿庆就同姐姐荣卓如一起来上海，决定将南洋沙厂移机来沪合资经营，与当时的上棉二十二厂合资开设申南纺织厂。总投资3000万美元的这家工厂是目前上海纺织行业最大的合资企业，荣鸿庆任董事长。

    尽管生意越做越大，却难以抵抗岁月的侵蚀，已经81岁高龄的荣鸿庆，无论体力，还是精力都大不如从前。

    “智字辈”皆为商业翘楚

    荣智健的同一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大都事业有成，在海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了继承荣家衣钵、延续荣家商业辉煌的中坚力量。

    荣智健以外，“智字辈”里事业最成功的首推荣智鑫，其父荣伟仁是荣德生的长子，可惜英年早逝。荣智鑫在家排行老六，是荣伟仁最小的儿子，父亲去世的时候，荣智鑫才5岁。15岁那年，他和家人一起来到香港。

    幼年丧父，荣智鑫的家境没有荣智健那样好，一切都只有靠自己。在美国麻省理工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荣智鑫在美国电话公司做一名普通的工程师。三年后，他决定回香港“碰碰运气”，用筹来的50万港元跟几个朋友在香港合伙成立了一家名叫美联的烟草公司，专门代理美国牌子的香烟。

    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这家公司被一家美国企业收购，荣智鑫从中净赚一亿多港元。这时，荣智健还在四川凉山继续他长达六年的“下放”生活。

    1975年，电脑业一度成为香港制造业中的热门。荣智鑫及时抓住这个契机，投资200万港元，成立了荣文科技有限公司，1982年7月这家公司在香港上市，揭开了荣智鑫事业发展历程新的一页。

    荣文成立仅隔三年，荣智鑫又把挣来的一部分钱与其兄荣智谦合伙开办爱卡电子厂，当年，荣智健初到香港，兄弟俩决定邀请这个远道而来的堂弟一起加盟。

    如今，荣智鑫非常低调，很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而那些身在异国的“智字辈”们的风光程度也绝不亚于荣智健和荣智鑫两堂兄弟。荣智鑫的二姐荣智美，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有德国商界女强人之称，自1954年定居德国之后，一直致力于推动德中两国贸易的发展。1979年中信创立时，荣毅仁才恢复工作一年多，她特地向德国奔驰汽车制造厂定制了一辆豪华面包车，作为礼物送给四叔荣毅仁。车子左右两边印有蓝色的中信中英文名字，在当时北京城里绝无仅有，很出风头。

    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巴西商界拥有崇高的威望，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荣毅仁的侄女婿沙曾鲁，长期在美国从事核能研究，在著名的阿岗研究所工作已长达20多年，是享誉世界的核能专家。

    “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让荣毅仁创办中信，除了看重他的个人能力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拥有这些广泛的海外关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说。

    1979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荣毅仁在香港从事电子产业的侄子荣智鑫，以及在美国的外甥李乐莘是率先与国内建立业务往来的华人企业家。

    寄望第四代

    “智字辈”大部分都步入晚年，比较年轻的荣智健也已经62岁了，就像荣德生当初把荣氏家业托付给荣毅仁一样，荣家第三代传人也将面临着确立接班人的问题。

    事实上，荣氏家族并没有将选才育才的范围局限在家族内部，而是广纳贤才，并且非常注重教育和培训，为企业长远发展做铺垫。

    自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荣家先后开办了无锡公益工商中学、上海中国纺织染工程补学校、江南大学、上海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等，同时增设分设校内面粉、机电、化工、数理、商业、农业等许多专业系统，约培养高级人才1200多人。可是荣氏家族本身就人才济济，所以解放前的荣氏各大企业一般都是由荣家自己人独当一面。荣尔仁、荣德生的女婿李伟国、荣鸿仁等荣氏第二代传人都曾在荣氏企业里头身居要职，是荣宗敬去世后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几个主要推动者。

    自从荣氏家业转成公私合营之后，企业也就不再属于自己独立掌管，荣氏对于接班人的培养也就不像以前那么重视。直到1986年，荣智健加盟中信集团的时候，才重又让人们想起了接班人的概念。

    而现在，真正能算得上荣氏家业第四代继承人的就只有荣智健的后代了，在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名单上，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和唯一的女儿荣明方都名列其中，从中不难看出荣智健对两个子女的有意栽培。

    现年35岁的荣明杰1993年进入中信泰富，在包括荣智健在内的10名执行董事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比荣明杰小3岁的荣明方在中信泰富也已经工作了8年，负责中信泰富科技项目的发展。

    荣智鑫之子荣文渊和荣明杰一样，有着与身俱来的商业天赋和野心，他不仅是方正数码的执行董事，还控制着荣智鑫创立的浩荣、荣文等多个公司。荣智鑫的女儿荣文蔚则是香港社交界的名媛，活跃于大小舞场派对。荣氏第四代的其他成员则生活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媒体鲜有报道。

    看来，荣明杰和荣文渊都有望成为将来荣氏家族第四代的两颗新星，再塑荣家百年基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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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家族并非今日才贵，早在19世纪后叶，族谱已经修到三十世。如此根深蒂固，诺大中国仅此一家。

    这样的家庭，已经不是普通的商业阶层所能比拟，它是看不见的顶层——“这一等级的人们往往会极力避开社会学家、民意测验者，以及消费调查人员们详尽的提问和计算。无人对这个等级做过细致研究。因为他们的确看不见。”

    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家族一样，人们口中的“荣氏家族”正和一个地区，政治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命脉共同搏动，而这个家族所拥有的财富源头，和至高无上却又熏灼人手的“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权”与“贵”，在平民阶层无法抵达的空间里默契起舞，和衷共济。

    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荣家已到三十世荣氏家族的起源，已经被人们淡忘，只知在19世纪后叶，他们已修族谱到三十世。

    1873年，荣氏三十世之荣宗敬，出生于无锡锡山梁溪，这是典型的中国乡村之地。后来他来到上海，改习钱庄。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刚开始萌芽，在大上海的荣氏父子三人最先嗅出了钱庄的资本之味。以保兴面粉厂为开头，荣氏兄弟打下了荣氏企业帝国的基础。

    作为民族金融与民族产业的兴起人，荣氏家族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公司的“无限公司”做法——董事会只享受股权，不负责具体事务和宏观决策，完全信赖总经理并委以全权。又如企业发展“吃着两头”的方针，即面粉厂需要用面袋子，便发展纱厂，并将此两大块撑着，互相递进，形成面粉和纺织帝国。

    作为民族资本大家，荣氏家族的尊贵地位日臻彰显，早在1920年代的北伐战争以前，荣宗敬便与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有过交往。北伐时期，蒋介石让荣宗敬承销债券——“二五库券”，但被时任上海纱联会会长的荣宗敬以纱业艰难拒绝。这一行为羞辱了蒋介石，蒋介石为此震怒，通缉荣宗敬，查封荣宗敬家财，最后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的斡旋，此事才得解脱。

    之后，荣氏家族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所改善，在荣氏企业碰到经济危机时，国民党政府大多会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援救。

    那时上海滩上的大资本家还有好几家，比如现在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他的家族在民国时已成为无锡和上海数一数二的纺织世家，与荣氏家族齐名。但解放后，当时的大家族或南迁，或在“文革”和诸次运动中凋零殆尽，留在大陆并一直享有威名的，荣氏家族可称硕果独存。

    1957年，荣德生(荣宗敬弟弟)的儿子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从此走上从政之路。但在后来的20年里，当荣宗敬一支的子弟在香港发展壮大时，荣毅仁却一步步走向人生低谷。“文革”期间，荣家被抄，家产没收，夫妇被批斗，荣毅仁还被发配去当了一年的看门人。

    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之后，国务院为了设置外资引进和国家投资计划成立统一机构，于1979年成立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坊间传说，邓小平以三顾茅庐之礼数，聘请荣毅仁来当首任总裁，不久，荣毅仁以他独有的弹性和大胆的才能，将公司经营发挥到所向无敌的地步。为了实现国家全力吸引外资的日标，荣毅仁不遗余力地欢迎世界级知名人士加入中信的经营行列，其中更聘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公司顾问，一时成为美谈。

    另一个说法是，荣毅仁将中信总公司设计成特殊公司制度，把各事业部改为独立一子公司，权限完全委让，是以经营未来的香港为前提、为收购香港企业而实施的经营战略。1987年，香港中信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一时震动香江，财阀间纷纷传说——“荣家力排众议负责此项收购的荣智健，从向中共中央提出收购研究报告，到核准下来，前后未超过5天时间”。

    荣智健是荣家的独子(他最小的妹妹荣智婉是中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的儿媳),1993年、当荣毅仁因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而辞去中信总裁职务的时候，荣智健走马接任，成为荣氏家族的又个代表人物。

    2003年初夏，当人们对非典还心存余悸时，荣智健回到上海捐款1000万支持上海教育事业。实际上，荣智健此行的意义不是洽谈业务，也不完全是捐款，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以世界著名企业家的身份在非常时期对上海投出无声的肯定票，这也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当时所需要的最大支持——回想荣家历代掌门人对中国执政政府的贯态度，荣智健的带头表态毫不出奇。

    荣智健远匿古堡，往来无白丁

    1942年，荣智健生于上海。其时，荣家大宅环境幽雅，大厅高悬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10多岁时，荣智健第一次开车，那是一辆红色敞篷英国跑车，时间是中国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同样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例子是“棒球”和“排骨”：时至如今，许多伪中产阶级也只是闻棒球之名而不知棒球之实，而热爱运动的荣智健，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棒球好手，为了练习棒球，他可以整天不去上课，几乎达全到了职业棒球运动员的水平。在“大跃进”的时候，以荣家的财产水平，荣智健还能够请同学去吃食堂里的小排骨，“就因为这些排骨，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耀眼之星”。

    遭逢了“文革”大变，下放劳动八年之后，36岁的荣智健办了单程证只身前往香港，准备和香港荣宗敬的后人(堂兄弟荣智鑫、荣智谦)会面，当时，荣智健的手上戴着“柏达翡丽”的手表。正是从这个细节上，他的不少香港亲戚惊讶地发现，大陆豪门对顶级物质生活的认知度并不比他们差。

    差不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雷达”、“劳力士”这样的手表牌子才成为中国普通大众对名牌手表的想象寄托，而“柏达翡丽”这样的顶级品牌，迄今为止知道的人依然不多。豪门后代和普罗大众于享受一道的光年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1992年，荣智健在香港驾车超速被课以6500港币的罚款，自此以后他就不太开快车，转而把兴趣投向名马。第二年，他斥资百万，买了一匹名叫“天河”的骏马，对赛马的兴趣自此一发不可收。现在，荣智健是香港赛马会的董事，被谈论马经的报纸尊称为“荣大董”。他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着四匹分别名为“天演”、“活力先生”、“奔腾”和“昆仑”的冠军级名马，据说，荣智健一有空便会抽时间探望几匹爱驹，饲以它们最喜欢吃的薄荷糖，间或一试身手。

    如今的荣智健拥有游艇甚至森林。每年夏天，荣智健都会带着厨师，邀请朋友及家人到英国南部他的城堡度假。至于交通，当然不成问题，早在2000年5月，荣智健就花了三亿元港币买下了一架私人飞机，为香港富豪正式开了私人购买飞机的先河，在他之前，只有澳门的何鸿?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可以想象，荣智健时常在空中越过上海，然后悠悠飞过，抵达自己的城堡。

    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回忆自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一段经历时说过，“我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一向很轧得来(很要好)，我们都有家庭背景，敢搞，敢做出头椽子。”那一代的荣氏家族，往来无白丁，座上客是旧中国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而到了荣智健这一辈，他说自己一直视李嘉诚为“非常知心要好的朋友”，这恐怕可以部分地解读他的人生坐标。的确，今日的荣智健作为荣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已经活跃于香港乃至世界商场，而荣宗敬家族的头面人物荣智鑫行事低调，女儿荣文蔚则是香港的社交名媛，活跃于大小舞场派对；其子荣文渊，现为方正数码的执行董事。

槐荫夜话

荣毅仁 (中国内地富豪榜第1位)出生于1916年，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即投身于中国的民族实业。

　　1954年，荣毅仁率先将他的申新系统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1957年1月，荣毅仁被选举为上海市副市长。

　　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荣毅仁于该年10月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董事长。

　　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

　　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荣氏家族的兴旺得益于继承刻苦耐劳的家风和遗训。其成功秘诀是：

　　1、稳健与谨慎“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荣熙泰语）

　　2、冒险与机遇“干得痛快，处处争第一。”（荣宗敬语）

　　3、积累与投资“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用在事业上面。”（荣德生语）

　　4、管理与恩惠“恩威并用”（荣氏管理原则）

　　5、教育与发展6、竞争与互利“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荣宗敬语）

　　7、创新与活力“敢于’吃螃蟹`，做前人没做过的事。”（中信元老王兼士对荣毅仁的评价）

　　8、小善与大道

　　9、背景与自律“应该是国家的钱就属于国家，我一分不赚。”（荣智健语）

    10、团结与协作。

槐荫夜话

　旧时上海滩上的大资本家还有好几家，但解放后，当时的大家族或南迁，或在“文革”和诸次运动中凋零殆尽，留在大陆并一直享有威名的，荣氏家族可称硕果独存

　　◆朱平豆

　　“没有人能够超越荣氏在中港两地政商两界的影响力。”人们普遍认为，隐居于资本幕后，并不影响荣氏家族的话语权。

　　荣氏家族并非今日才贵，早在19世纪后叶，族谱已经修到三十世。如此根深蒂固，诺大中国仅此一家。

　　这样的家庭，已经不是普通的商业阶层所能比拟，它是看不见的顶层———“这一等级的人们往往会极力避开社会学家、民意测验者，以及消费调查人员们详尽的提问和计算。无人对这个等级做过细致研究。因为他们的确看不见。”

　　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家族一样，人们口中的“荣氏家族”正和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命脉共同搏动，而这个家族所拥有的财富源头，和至高无上却又炙手可热的“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权”与“贵”，在平民阶层无法抵达的空间里默契起舞。

　　资本豪门

　　荣氏家族的起源，已经被人们淡忘，只知在19世纪后叶，他们已修族谱到三十世。

　　1873年，荣氏三十世之荣宗敬，出生于无锡锡山梁溪，这是典型的中国乡村之地。后来他来到上海，改习钱庄。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刚开始萌芽，在大上海的荣氏父子三人最先嗅出了钱庄的资本之味。以保兴面粉厂为开头，荣氏兄弟打下了荣氏企业帝国的基础。

　　作为民族金融与民族产业的兴起人，荣氏家族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公司的“无限公司”做法———董事会只享受股权，不负责具体事务和宏观决策，完全信赖总经理并委以全权。又如企业
发展“吃着两头”的方针，即面粉厂需要用面袋子，便发展纱厂，并将此两大块撑着，互相递进，形成面粉和纺织帝国。

　　作为民族资本大家，荣氏家族的尊贵地位日臻彰显，早在1920年代的北伐战争以前，荣宗敬便与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有过交往。北伐时期，蒋介石让荣宗敬承销债券———“二五库券”，但被时任上海纱联会会长的荣宗敬以纱业艰难拒绝。这一行为羞辱了蒋介石，蒋介石为此震怒，通缉荣宗敬，查封荣宗敬家财，最后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的斡旋，此事才得解脱。

　　之后，荣氏家族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所改善，在荣氏企业碰到经济危机时，国民党政府大多会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援救。

　　那时上海滩上的大资本家还有好几家，比如现在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他的家族在民国时已成为无锡和上海数一数二的纺织世家，与荣氏家族齐名。但解放后，当时的大家族或南迁，或在“文革”和诸次运动中凋零殆尽，留在大陆并一直享有威名的，荣氏家族可称硕
果独存。

　　1957年，荣德生(荣宗敬弟弟)的儿子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从此走上从政之路。但在后来的20年里，当荣宗敬一支的子弟在香港发展壮大时，荣毅仁却一步步走向人生低谷。“文革”期间，荣家被抄，家产没收，夫妇被批斗，荣毅仁还被发配去当了一年的看门人。

　　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之后，国务院为了设置外资引进和国家投资计划成立统一机构，于1979年成立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坊间传说，邓小平以三顾茅庐之礼
数，聘请荣毅仁来当首任总裁，不久，荣毅仁以他独有的弹性和大胆的才能，将公司经营发挥到所向无敌的地步。为了实现国家全力吸引外资的目标，荣毅仁不遗余力地欢迎世界级知名人士加入中信的经营行列，其中更聘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公司顾问，一时成为美谈。

　　另一个说法是，荣毅仁将中信总公司设计成特殊公司制度，把各事业部改为独立子公司，权限完全委让，是以经营未来的香港为前提、为收购香港企业而实施的经营战略。1987年，香港中信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一时震动香江，财阀间纷纷传说———“荣家力排众议负责此项收购的荣智健，从向中共中央提出收购研究报告，到核准下来，前后未超过5天时间”。

　　荣智健是荣家的独子(他最小的妹妹荣智婉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的儿媳),1993年、当荣毅仁因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而辞去中信总裁职务的时候，荣智健走马接任，成为荣氏家族的又一个代表人物。

　　2003年初夏，当人们对非典还心存余悸时，荣智健回到上海捐款1000万元支持上海教育事业。实际上，荣智健此行的意义不是洽谈业务，也不完全是捐款，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以世界著名企业家的身份在非常时期对上海投出无声的肯定票。这也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时所需要的最大支持———回想荣家历代掌门人对中国执政政府的一态度，荣智健的带头表态毫不出奇。往来无白丁

　　1942年，荣智健生于上海。其时，荣家大宅环境幽雅，大厅高悬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10多岁时，荣智健第一次开车，那是一辆红色敞篷英国跑车，时间是中国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同样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例子是“棒球”和“排骨”：时至如今，许多伪中产阶级也只是闻棒球之名而不知棒球之实，而热爱运动的荣智健，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棒球好手，为了练习棒球，他可以天不去上课，几乎达到职业棒球运动员的水平。在“大跃进”的时候，以荣家的财产水平，荣智健还能够请同学去吃食堂里的小排骨，“就因为这些排骨，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耀眼之星”。

　　遭逢了“文革”大变，下放劳动八年之后，36岁的荣智健办了单程证只身前往香港，准备和香港荣宗敬的后人(堂兄弟荣智鑫、荣智谦)会面，当时，荣智健的手上戴着“柏达翡丽”的手表。正是从这个细节上，他的不少香港亲戚惊讶地发现，大陆豪门对顶级物质生活的认知度并不比他们差。

　　差不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雷达”、“劳力士”这样的手表牌子才成为中国普通大众对名牌手表的想像寄托，而“柏达翡丽”这样的顶级品牌，迄今为止知道的人依然不多。豪门后代和普罗大众于享受一道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1992年，荣智健在香港驾车超速被课以6500港币的罚款，自此以后他就不太开快车，转而把兴趣投向名马。第二年，他斥资百万，买了一匹名叫“天河”的骏马，对赛马的兴趣自此一发不可收。现在，荣智健是香港赛马会的董事，被谈论马经的报纸尊称为“荣大董”。他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着四匹分别名为“天演”、“活力先生”、“奔腾”和“昆仑”的冠军级名马，据说，荣智健一有空便会抽时
间探望几匹爱驹，饲以它们最喜欢吃的薄荷糖，间或一试身手。

　　如今的荣智健拥有游艇甚至森林。每年夏天，荣智健都会带着厨师，邀请朋友及家人到英国南部他的城堡度假。至于交通，当然不成问题，早在2000年5月，荣智健就花了三亿元港币买下了一架私人飞机，为香港富豪正式开了私人购买飞机的先河———可以想像，荣智健时常在空中越过上海，然后悠悠飞过，抵达自己的城堡。

　　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回忆自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一段经历时说过，“我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一向很轧得来(很要好)，我们有家庭背景，敢搞，敢做出头椽子。”那一代的荣氏家族，往来无白丁，座上客是旧中国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而到了荣智健这一辈，他说自己一直视李嘉诚为“非常知心要好的朋友”，这恐怕可以部分地解读他的人生坐标。的确，今日的荣智健作为荣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已经活跃于香港乃至世界商场，而荣宗敬家族的头面人物荣智鑫行事低调，女儿荣文蔚则是香港的社交名媛，活跃于大小舞场派对；其子
荣文渊，现为方正数码的执行董事。

槐荫夜话

时刻一  20世纪初  白手起家   “小无锡”勇闯大上海

    关键词一   艰辛创业

    荣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曾家世显赫，但到了荣毅仁曾祖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勉强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14岁就不得不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15岁就乘着小木船从无锡郊区也摇进了大上海。

    在兄长引荐下，荣德生进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第一桶金。荣德生于是南下广东，发现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量最大，尤其在兵荒马乱中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保兴面粉厂在1902年（光绪廿八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初八）正式开机，一昼夜用麦约两万斤，出粉300包左右。由于保兴面粉厂股本一半是朱仲甫的，故朱担任了总经理，朱利用官场老关系，向清政府立案并取得专利10年。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继续在上海管广生钱庄，并担任保兴的对外业务。

    做惯大差使的朱仲甫，见当年营业并无多大利益，觉得乏味，又去广东官场活动，退出保兴，于是股东重新组合，资本增至5万元。荣氏兄弟股本增至2.4万元，成为最大的股东，厂名改为茂新面粉厂。这便是荣氏企业日后腾飞的发家厂和“根据地”。

    关键词二  经营之道

    荣德生每到上海，总要物色杂志和机器样本，他向美商要来最新式的白乃里斯粉机样本，对方为了推销，说可分期付款。荣德生早就想买美国机器，无奈那时缺少资金，分期付款正对胃口，就订好机器，先付两成，余八成分两年付清。“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1913年，“小无锡”闯进了大上海，他们进而在上海开拓面粉工业的新天地。“固守稳健，谨慎从事，绝不投机”的遗训也成为荣氏集团一直坚守的理念。
时刻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工业首户认同主流政治文化的近代苏商

    关键词一 民族工业大发展

    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忙于打仗，稍稍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商业大都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各交战国粮食生产萎缩，不但无力输出，还要大量采购。我国面粉价格便宜，产量多，自然成为各国竞购对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抵制外货声浪高涨，民族棉纺工业又获发展契机，一个个申新纺织厂破土而出。到1932年，申新系统9个厂共有纱锭52.15多万枚，线锭4万枚多一点，布机5300多台，固定资产4180多万元，职工3.17万人，年产棉纱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厂总产量的18%多，棉布产量占29%多，因而荣氏兄弟又成为棉纱巨子，荣获“棉纱大王”的称号，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棉纺织集团。

    关键词二 对主流文化的认同

    无锡的盛宣怀及杨宗濂、杨宗瀚兄弟，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常州刘鸿生、刘国钧等人，还有南通张謇、南京的范旭东等实业兴国的苏商，数量多，发展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居全国之最，据有关材料统计，截至1919年全国工商注册的工厂共375家，江苏达155家，占全国同时工厂数40%，位居全国之首。其强势群大多分布在纺织、面粉、火柴等轻工业，而且大多分布在苏南

    他们共同的理想;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启蒙影响，无论是从官僚、买办、新旧知识分子中转化而来或是从传统古代苏商中衍化出来，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又充满爱国热忱，主张“实业救国”，主张“商战”。主张义利结合的荣氏集团，则创办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江南大学以及图书馆、公园和公益学堂等反哺社会。

    时刻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资本新中国建国到公私合营

    关键词一  留在大陆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于是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100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他则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乡。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关键词二  恢复生产

    荣毅仁回忆道，“1949年，共产党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挥戈南下。我是怀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糟’的信念留在上海不走的。虽然如此，心中仍然存在两个疑虑。一是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二是办实业有没有希望。5月24日，国民党军队大批撤离，传说解放军要进城。第二天我就开车出来，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车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战士拦住我，说:前面敌人还未清除，不安全，劝我不要再向前。解放军军纪之好，真是秋毫无犯，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时，我的第一个疑虑开始消除了。

    “6月2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七天下午，上海市军管会请我和其他同行到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的‘大官’陈毅市长。他中等身材、体格魁梧，气宇轩昂，着一套洗得有点发白的布军装。令人惊异的是，脚上穿的是布袜草鞋，同我在马路上见到的解放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陈毅市长讲话(风趣诙谐，刚柔相济，边说还边捻着桌上的花生米，嗑着瓜子，神态可亲可敬。他向我们阐述了党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鼓励我们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还说有什么事可找人民政府商量，政府会帮助大家的。文质彬彬的潘汉年副市长也在会上讲了话。这个会使我心中存在的第二个疑虑开始打消了。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回公司，对等候在那里的经理、厂长们说:‘明天就开工。’”

     关键词三 社会主义改造

    回忆起上海解放初共产党和工商界合作恢复生产那一段，荣毅仁说:“上海市人民政府不仅帮助我们缓解劳资矛盾，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我们民族棉纺织工业。如鼓励进口外棉，免征进口税等。为了缓解申新系统资金的困难，上海市政府还通过人民银行以及新华银行、四明银行等给申新数量不小的贷款。”

    50年代那一段，对荣毅仁来说，感触最深的自然莫过于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上海解放以后，私营工商业者切身感受到共产党是可亲、可信的。但他们在新中国的未来命运究竟如何？这是他们经常在想但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到了1955年底，毛主席亲自来给我们做工作了。10月27日和29日，毛主席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谈话，第一次在颐年堂，只有黄炎培、陈叔通等少数人。第二次在怀仁堂，人数比较多，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个人的命运是可以掌握的。他要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和鼓舞。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还亲自到我们申新九厂来视察。毛主席一下车，看到我，便亲切地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毛主席到已经公私合营的申九来视察，对上海的公私合营工作有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1月20日，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代表向曹荻秋副市长递交了合营申请书，并当场获得批准。”说到当时的热闹情景和大家那种兴奋的心情，荣老显得很激动。他说:“定息多少，是合营后大家最关心的事。多数工商业者是‘坐三观四’，嘴上说只要三厘，心里想四厘。毛主席党中央看透了大家的心思，宣布定息一律五厘，七年不变，还可拖个尾巴，大家十分开心。到这个时候，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和命运得到了解决。可以说是两只脚都踏进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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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销员到总经理“一个有信用的人，比起一个没有信用、懒散、乱花钱、不求上进的人，自必有更多机会。”这是李嘉诚给年轻人的忠告，同时也是他的座右铭。

    一九四○年日军侵华，李嘉诚随父母从家乡潮州逃难到香港，当时他才十四岁。李嘉诚的父亲本为教师，到香港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举家投靠家境颇为富裕的舅父庄静庵。可是不久父亲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临终时，他没有交代什么遗言，反而问李嘉诚有什么愿望。李嘉诚当即承诺：“日后一定会令家人有好日子过。”

    父亲病逝后，作为长子的李嘉诚为养家糊口放弃学业，去一家钟表公司打工，之后又到一家塑胶厂当推销员。李嘉诚深知，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推销员，首要是勤奋，其次是头脑灵活。在日后的推销生涯中，李嘉诚便充分发挥了这等“窍门”。当其他同事每天只工作八小时的时候，李嘉诚就工作十六个小时，天天如是。李嘉诚对“打工”的看法是：“对自己的分内工作，我绝对全情投入。从不把它视为赚钱糊口，向老板交差了事，而是将之当作是自己的事业。”就这样，李嘉诚只花了一年时间，业绩便超越其他六位同事，成为全厂营业额最高的推销员。他当时的销售成绩，是第二名的七倍。十八岁的他受到老板的赏识，被擢升为部门经理。一年后，他当上了销售公司总经理。李嘉诚的快速擢升还有一段插曲：他在厂里当销售员时，再忙也要到夜校进修。他在会考合格后打算去读大学，老板为挽留这个人才，便索性把他提升到总经理的岗位上了。

    “长江”最初的风波

    经过这短短一役，李嘉诚开始估量自己的实力，他相信若自立门户，成绩可能更好。一九五○年，二十二岁的李嘉诚终于辞去总经理一职，尝试创业。当时，李嘉诚的资金十分有限，两年多来的积蓄仅有七千港元，实不足以设厂。他向叔父李奕及堂弟李澍霖借了四万多元，再加上自己的积蓄，总共五万余港元资本，在港岛的皇后大道西，开设了一家生产塑胶玩具及家庭用品的工厂，并取荀子《劝学篇》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之意，将厂名定为“长江”。

    起初，李嘉诚只知不停地接订单及出货，忽略了质量控制，致使产品愈来愈粗劣。结果不是延误了交货时间，就是引起退货并要赔偿，工厂收入顿时急跌。加上原料商纷纷上门要求结账还钱，银行又不断催还贷款，“长江”被逼到破产的边缘。这使李嘉诚明白自己实在是操之过急，低估了当老板的风险。

    如何才能挽救绝境中的长江塑胶厂？李嘉诚靠的还是“信义”二字——与客户有信，与员工有义。他召集员工大会，坦言自己在经营上的失误，衷心向留在厂里的所有员工道歉，同时还保证，一旦工厂可以度过这段非常时期，随时欢迎被辞退的工人回来上班。之后，李嘉诚穿梭于众多银行、原料供应商及客户之间，逐一赔罪道歉，请求他们放宽还款期限，同时拼尽全力，为货品找寻客户，用蚀本价将次货出售，筹钱来购买塑胶材料和添置生产机器。到一九五五年，高筑的债台终于拆掉，业务渐入佳境，没多久还开设了分厂。

    一九五七年初的一天，李嘉诚阅读新一期的英文版《塑胶》杂志，偶然看到一小段消息，说意大利一家公司利用塑胶原料制造塑胶花，全面倾销欧美市常这给了李嘉诚很大灵感。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类价廉物美的装饰品有着极大的市场潜力，而香港有大量廉价勤快的劳工正好用来从事塑胶花生产。他预测塑胶花也会在香港流行。李嘉诚抓紧时机，亲自带人赴意大利的塑胶厂去“学艺”，在引入塑胶花生产技术的同时，还特意引入外国的管理方法。返港后，他把“长江塑胶厂”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积极扩充厂房，争取海外买家的合约。

    在“长江”的客户中，有个美籍犹太人马素曾订了一批塑胶产品，打算运到美国销售，后来不知何故临时取消合同。李嘉诚并没有要求赔偿，他对马素说：“日后若有其他生意，我们还可以建立更好的关系。”马素深感这位宽厚的年轻的创业者，是个可做大事的人，于是不断向美国的行家推销“长江”的产品。自此，美洲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李嘉诚由此进一步感悟“吃亏是福”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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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五年后，“长江”逐渐成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型塑胶花厂。李嘉诚被行内人士冠以“塑胶花大王”的雅号。而李嘉诚租用的那所厂房的业主也趁机把租金大幅度提高，这反而促成了李嘉诚自建物业的决心。

    一九五八年，他投得北角英皇道的地皮，兴建一幢十二层高的工业大厦，留下数层自用，把其余的单位出租。大厦落成后，香港物业价格随即大升。李嘉诚发觉房地产大有可为，于是开始部署把资金投放到地产市常六十年代中期，香港的房地产经历一场狂炒后，一落千丈。李嘉诚独具慧眼，认为土地价格将会有再度回升的一天，决定实行“人弃我缺的策略，用低价大量收购地皮和旧楼，在观塘、柴湾及黄竹坑等地兴建工厂大厦，全部用来出租。不出三年，果然风暴平息，大批当年离港的商家纷纷回流，房产价格随即急涨。李嘉诚趁机将廉价收购来的房产高价抛售获利，并转购具有发展潜力的楼宇及地皮。这次他的策略是只买不卖，全都用来兴建楼宇。七十年代初，他已拥有楼宇面积共达六百三十万平方英尺，出租物业超过三十五万平方英尺，每年单是收租，已达四百万港元。

    一九七一年六月，李嘉诚正式成立了负责地产业务的“长江置业有限公司”。在“长置”成立大会上，他为日后定下的目标，是超越号称香港“地产业王”的“置地”。置地公司由英国商人保罗·遮打，跟当时“怡和洋行”的香港负责人祈士域联手创立，号称全亚洲最大的发展商，也是全港最大的商业机构。一九七二年七月，李嘉诚把“长置”易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年十一月，“长实”在香港挂牌，在市面公开发售。

    “长实”在香港准备上市期间，李嘉诚遇到不少障碍。在那困难的时刻，他都得到夫人庄月明的鼓励。庄月明是他的表妹，比他小四岁，两人可说是青梅竹马。庄月明的父亲庄静庵是香港著名的钟表商，拥有老字号中南表行。庄月明从香港大学毕业后，曾到日本明治大学深造。一九六五年事业有成的李嘉诚跟庄月明成婚。

    “长实”在地产业屡出大手笔。先是拿出六千多万元资金购买物业及地皮，并积极兴建高级住宅与商业楼宇。到一九六七年，又动用二亿三千万港元，买入美资集团、希尔顿酒店及凯悦酒店，开创了华资在港吞并外资机构的先河。而李嘉诚历时两年半之久，全面进军“和黄”的整个过程直如“蛇吞大象”，实为香港开埠以来华资收购英资的经典之作。“和黄”是老牌和记洋行及黄埔船坞的合作品。到一九八○年，“长实”终于持有“和黄”超过百分之四十的股票，李嘉诚当上了“和黄”董事会主席。至此，李嘉诚坐上了香港华资地产龙头的位置，“李超人”的绰号不胫而走。

    树大招风

    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欧洲议会发表报告，点名指责以李嘉诚为首的李氏家族生意，在香港市场占有率太高，可能对香港经济造成支配性影响，甚至会出现垄断情况。报告又关注李嘉诚两名儿子在若干的上市及收购事件中，获得有关当局的优惠，而这种不公平的特权，将不利于外国商人在香港投资。报告声称：“这个家族的业务共占香港股票市场资本估值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当中包括的行业有电话、移动电话、电力、超级市场及地产等等。”

    报告中还提到，二○○○年初，李嘉诚次子李泽楷夺得香港最大电讯公司——“香港电讯”的控制权后，香港不少传媒均关注李氏家族日渐增大的影响力。还有未经公开招标的“数码港”，以及tom.com在创业板上市时获多项豁免条件，这些事件都惹来很多争议。报告更认为，香港有需要引入公平竞争法防止垄断。

    李嘉诚纵横欧亚多年，从未被国际间如此高调抨击，故对欧洲议会的报告，立即作出回应，通过旗下的长实集团发表声明反驳，指出该报告不但计算错误，且指李氏家族影响力巨大的评论更属谬误。“长实”发言人称，李嘉诚名下四间公司市值，只占港股市值一成半，连同次子李泽楷的“电讯盈科”，五间公司占股市总市值也不足一成八。

    香港联交所行政总裁霍广文亦驳斥有关报告，指tom.com在创业板获豁免部分上市条件，当时只是属于弹性安排，非李氏家族享有特权。他更指称，芬兰、加拿大等地也有个别公司在整体上市公司市值中占了颇大比重，不明白为何欧洲议会的报告只提及香港而不提其他地方。港府也强烈否认在“数码港”事件或tom.com上市事件上对李家有任何偏袒。

    至于市场占有率高是否即等于垄断？身兼港府公平竞争委员会成员的浸会大学经济系教授曾满基指出，高市场占有率不代表一定有垄断。垄断是取决于公司的行为，如业内公司实施限制性行为，共同定价或限制供应等。

    正当各界争议不休时，事情只相隔一天，李嘉诚再被欧洲委员会警告，指“和黄国际港口”在一九九九年收购鹿特丹欧洲组合码头时，可能违反欧盟竞争法，并强调如果被裁定属实，有关合并的交易可能要被取消，“和黄”更要面对罚款。据悉，欧委会所持的理由，是这个商业计划未被知会，这宗交易可能违反合并条例。

    欧委会追查一宗未被通知的商业合并计划，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和黄国际港口”当即发表声明，否认有违反条例。

    欧洲议会如此高调地把李嘉诚点名，引来了很多猜测。香港著名经济学者曾渊沧在《香港经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欧洲议会突然管起香港的经济，这主要是欧洲商人已经开始对李嘉诚的商业王国进军欧洲感到不安，因为不少欧洲商人已经尝过败在李嘉诚手上的滋味。他在文章中指出：“千千万万的欧洲人已经在使用‘和黄’欧洲提供的电讯服务。‘和黄’卖英国的Orange(英国一移动电话通讯公司)，获利一千一百亿港元。之后，‘和黄’再卖MMN电讯(德国最大的移动电话商)与沃达丰(全球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之一)的部分股权，不但获得近千亿港元的现金，也轰动了整个欧洲。欧洲商人才真正明白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李嘉诚，是一个很强的竞争对手。他们开始惧怕李嘉诚，因为他们不是李嘉诚的对手。

    “看李嘉诚从卖Orange开始，每一仗打得多漂亮。不但不断地增加现金收入，也取得了英国3G牌照、意大利3G牌照。当人人出高价抢德国3G牌照，‘和黄’急流勇退。全球电讯股股价急跌后，拥有大量现金的‘和黄’才来买平货，以低价取得德国的3G牌照。这样出色的商业手法，是应该赞扬的，为什么欧洲议会会反过来抨击李嘉诚呢？”

    是非不断，但公道自在人心。在未来的日子里，“李家商业王朝”当然会继续在全世界绵延下去。除了迎接无限的商机外，它还将不可避免地迎接更多国际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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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天凡：“如果不是李氏父子，我不会为香港任何一个家族财团做。”

    除了精准的商业眼光、高超的经营手段，选人、用人绝对是李嘉诚的超人之处。在李嘉诚身边的将才，无一不是李嘉诚用心血、赏识、重用来培育成长的。当然，他们也都充满感激地回报了李嘉诚的知遇之恩，为李氏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亲人未必亲信

　　“如果你任人唯亲的话，那么企业就一定会受到挫败。”这是李嘉诚所信奉的用人之道。他说：“在我两个儿子加入公司前，我的公司内并没有聘用亲属，我认为，亲人并不一定就是亲信。如果是一个跟你共同工作过的人，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你觉得他的人生方向，对你的感情都是正面的，你交给他的每一项重要的工作，他都会做，这个人才可以做你的亲信。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但你要派三个人每天看着他，那么这个企业怎么做得好啊！忠诚犹如大厦的支柱，尤其是高级行政人员。在我公司服务的行政人员，无论是什么国籍，只要在工作上有表现，对公司忠诚，有归属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考验，就能成为公司的核心成员。”

　　那么，究竟谁是李嘉诚最得力的亲信？恐怕非袁天凡和霍建宁莫属了。

　　知遇之恩

　　虽然人称投资奇才的袁天凡是在1996年才投到李嘉诚旗下的，但李氏对袁天凡的赏识，却可追溯到1986年。当时长和系四大公司轰动一时的100亿元集资行动，是由花旗银行唯高达香港有限公司负责包销，袁天凡就是之中的关键人物。李嘉诚看中袁天凡之后，可不止是三顾茅庐这么简单。

　　1991年10月，荣智健联手李嘉诚等香港富豪收购恒昌行，李嘉诚游说袁天凡出任恒昌任行政总裁。袁天凡于是辞去联交所要职，走马上任，年薪600万港元。然而，次年3月，因荣智健向众富豪收他们所持的恒昌行其余股份，袁天凡愤然辞职，并表示不再做工薪阶级，要自己创业。1992年2月份，袁天凡与老同事杜辉廉、梁伯韬主持的百富勤合伙创办天丰投资公司，袁天凡占51%股权，并出任董事总经理，并兼旗下两间公司的总裁。李嘉诚义无反顾，依旧支持袁天凡，当时认购了天丰投资的9.6%的股份。

　　袁天凡曾公开表示，“如果不是李氏父子，我不会为香港任何一个家族财团做。”袁天凡说，“他们（李氏父子）真的比较重视人才。”

　　从1979年就加入长实的霍建宁，则是李嘉诚亲手栽培的良将。

　　香港人都知道，李嘉诚旗下的长和系盛产“打工皇帝”，这不仅仅因为长实和和黄是香港最有实力的公司，更因为李嘉诚对人才的重视。以2.7亿港元年收入新登“打工皇帝”宝座霍建宁，身负多少李氏的重托与信赖自不必言。

　　和黄功臣霍建宁

　　今年49岁的霍建宁，于1979年加入长实，任会计主任，凭着其金融财务方面的才干和踏实的作风，一路晋升。1984年升为和黄执行董事，1985年任长实董事。1993年登上和黄懂事总经理之位。有人说，这是接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因为，和黄在80年代后期，受海外业务亏损拖累，令股价长期处于偏低水平。霍建宁接手后，不断改组，透过收购合并，成功将业务由亏转盈。其后，他趁赫斯基有好表现，于去年顺势在加拿大借壳上市，令集团从中获特殊盈利65亿港。

　　继后，他更接手处理亏损多年的欧洲电讯业务，因Orange成立以来，一直蚕食和黄在港的电讯业务盈利，和记电讯变相白做。到1996年，霍建宁毅然分拆Orange上市，成功套现，后来，见时机成熟，于1999年底将Orange转售，成功替集团赚取超过1600亿港元的盈利，创出神话。任期内，令多年亏损的赫斯基石油转亏为盈。1999年末他促成了多宗大交易，将和黄发展成名牌电讯商；在过去5年，和黄集团旗下各公司及管理人员获海内外各大报章及杂志赞誉超过50次，并获得各种荣誉称号，霍建宁可谓功不可没。

　　盈动军师袁天凡

　　袁天凡1952年出生于上海。5岁时到香港，后来在美国最有名的经济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书。

　　1976年，当他大学毕业回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不到一年之后，他跳槽至汇丰旗下的获多利债券部工作。在获多利工作8年中，先后从债券部晋升至财务部。1985年离开前，已成为集团的财务部主管。

　　离开获多利后，他先后出任唯高达董事总经理，参与全球证券业务工作，又在1988年出任联交所行政总裁一职。

　　袁天凡于1996年出任盈科亚洲拓展的副总经理。1996年中，当李泽楷要大搞高科技时，李嘉诚亲自请他协助儿子打江山。

　　尽管目前李泽楷身陷困境，但袁天凡当年分文不费，令盈动借壳上市成功，仍可谓杰作。

　　当时盈动上市，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只是需要按正常程序申请。时值全球科技股大热，作为杰出的投资银行家，袁天凡和梁伯韬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定采取最快捷的方式——找一个“仙士股”借壳上市。

　　所谓“仙士股”，就是由于经营不良、资产太少或业绩太差，股价已跌到几分钱的股票。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香港股市这种“仙士股”府拾皆是，袁天凡和梁伯韬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位在内地和香港资本都不乏知名度的黄鸿年旗下的一间卖通讯器材的公司--得信佳。1993年3月初，该公司的股价一直在4分到6分钱港元之间徘徊。选择“得信佳”的原因之一是黄鸿年也正视“得信佳”为“鸡肋”，大有“卖壳”之意，这样就避免出现竞购以及反收购的麻烦，耽误时间。以当时“得信佳”股价水平收购，花费不足1亿港元即可，但在袁天凡和梁伯韬的策划下，李泽楷将盈科拥有的地产项目（主要是北京盈科中心）作价24.6亿港元，再加上香港数码港发展权一道无偿注入得信佳，未花一分钱现金就达到了目的。“得信佳”于是更名为“盈科数码动力”。1999年5月4日，“得信佳”复牌交易，开市仅15分钟，股价从停牌时的1毛多，飙升到3.22港元，升幅高达22.6倍，盈动立即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市值上亿港元的巨型公司。

　　李泽楷在接受香港《财经》杂志的采访时说：“人才是最重要的。”他说，“争取人才要有三点：一、人才不希望在一个很大、阶层很多的公司工作，因为如果他们是聪明的，不希望每一件事要批准才能做；二、人才不希望定薪制，如果做得好，贡献多，报酬方面要多于一般人。做得好的人应当有机会比同年龄、同经验的人获得高四倍甚至五倍的报酬。三、人才一定要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除了钱的报酬之外，还要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对于高层的管理人才，盈动报酬体系中很重要的一块是认股权。袁天凡拥有收购香港电讯前盈动3200万份认股权，其他人依次不等。员工所持有的认股权占整个盈动总股权的5%至6%。“这很多了。”袁天凡说。由于袁天凡在高位行使了认股权，有人说，2000至2001年的“打工皇帝”可能就是袁天凡了。

槐荫夜话

在香港，99%以上的被访女性一致认为，香港的至尊级钻石王老五非盈科主席李泽楷莫属，作为香港首富之子，他目前功成名就当然与其父李嘉诚的财势上挂了钩，但是，他从创业初期到去年借壳上市经缔造财富神话的种种事实，足以证实那张“圆卜卜”的稚脸后隐含的智慧与历炼。也许因为童年时常随父亲游船出海，他才领略到在天地之间大丈夫需胸怀豪情壮志，更需深谙和谐之道。

　　李泽楷档案

　　33岁，未婚，擅长电讯、互联网等科技项目。李嘉诚次子，李泽知胞弟，其父对他的评价是：他的确很勤奋，对科技很有兴趣。我不能夸他有多聪明，中国人哪有做父亲的开口夸自己儿子的呢。

　　1966年11月8日生于香港。

　　1971年，入读香港圣保罗小学，后升入中学部。

　　1979年，入读美国加州Menlo Park High School。

　　1983年，入该美国斯坦福大学电脑工程系。

　　1987年，大学毕业，加入加拿大G0rdon Caoitdl。

　　1990年，回到香港，加入其父旗下的和黄资产管理委员会。

　　1991年，受父命创办卫星电视（StarTV）。

　　1993年，4亿美元卖掉卫星电视大部分股权，引发世人瞩目。同年创办盈科集团。

　　1994年，成为经济论坛成员，获选《时代》杂志全球百名新一代领袖之一。

　　1995－1997年，盈科集团在多伦多、北京、东京等地发展地产项目。

　　1998年3月，盈科集团与Intel组合Pacific Convergence Corporation(PCC)。 10月，获选《时代》杂志全球三十大科技巨头

　　1999年3月，获香港政府批准数码港项目。

　　1999年5月，将数码港注入上市公司“得信佳”，借壳上市。

　　1999年12月，获《南华早报》及DHL颁发杰出商业成就奖。跃升至香港富豪榜第七

　　名门成就小超人

　　李泽楷，现年33岁，幼年入读香港富家子弟云集的顶级名校圣保罗学校，13岁到美国读书。李泽揩出生时，李嘉诚已经38岁，长江实业虽未上市，但他已是塑胶花大王，香港有名的富豪，一家人住在香港深水湾道李家大宅。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一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做到“巨大”、“楷模”。自3岁起，李泽楷每日回家后，跟私人教师补习英文，有时还同父亲学习古文。李泽楷幼时经常在休息日随父亲出海，这个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只是他现时已拥有自己的豪华快艇。

　　上中学以后，李泽楷的反叛性格渐露端倪，曾经和同学在上课时偷偷煮饭，被老师罚坐垃圾桶。13岁，被送往美国加州Memo Park高中，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寂寞的日子。

　　李泽楷说那时英文不算好，每天像在地狱里一样。虽身为富豪之子，但每日餐厨须得自己动手，日常家务也全部自己做。为自食其力，不单靠父亲。李泽楷曾在麦当劳做夜间兼职，在高尔夫球场做球童。据说，就因为做球童时，每日背负沉重的球棒袋，右肩筋腱受损，至今还经常犯病。所以小超人最讨厌他父亲每天必打的高尔夫球运动。

　　低调的富家子弟

　　在1983年人读美国斯坦福大学电脑工程系以后，他的同学甚少知道他是一位香港富豪之子，“他并不希望自己与众不同，他喜欢平常的生活，我们能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一点不像富家子。”当年与李泽楷同宿舍的大学同学Todd讲。

　　美国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发源地，也奠定了李泽楷走上今日的科技之路。在斯坦福大学，给他影响很大的是后来Netscap6的创办人之一Jim Clark教授。在李泽楷入读斯坦福大学前两年，这位Jim Clark教授设计出一套专用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在单一的微芯片上进行实时的三维图形处理，这一发明名为“几何引擎”；同时一边教书，一边创办了知名的Silicon Graphics，令李泽楷大为折服。

　　在斯坦福大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丹佛大学学习研究一架拆散了的卫星，李泽楷认为，这样学习到的知识，有助于创办卫星电视。

　　忙碌的1999年

　　回港创业后，李泽楷每天上班前例必收看CNBC的财经新闻；到办公室后先看报章中有关盈动的剪报，然后与公司的公关部门联络，查看有无紧急消息需要回应，然后才与盈动总经理艾级朗和CWV的同事商议事项。其余时间他喜欢在公司到处走动，不停踱步，思考集团未来发展，遇有灵感就从衣兜里拿笔出来记下。

　　1999年相信是李泽楷工作12年以来最“忙”的一年，有人做过统计，小超人去年一年搭乘飞机160多次，平均两天半就要飞一次。每天工作16小时的他，由于经常奔波海外，时差混乱，加上时常惦记公事，晚上睡得不安稳，因常患感冒，一年下来瘦了十多斤。身高五尺八寸半的他，现在体重只有130斤左右，相比回港初期两颊胀圆，明显瘦了一圈。同时由于工作太忙，他连添置新衣的时间也没有，衣裤显得不太合身，常不自觉地拉裤头。

　　李泽楷忙起来时，甚至连见老爸的时间都没有，逢星期一晚与父、兄在深水湾大宅的饭局也时常缺席。但无论如何忙，他每周都会抽空去探望独居爱都大厦的大外婆。外祖父庄静庵有两位太太，大太太只生庄月明一个女儿，由于李泽格与母亲庄月明跷情深厚，爱屋及乌。

　　李泽楷现住在香港半山裕景花园一个2000尺的复式单元房，平时自己洗衣做家务，出入并无保镖。以前自驾一部丰田佳美3．0轿车，去年年底才刚刚换了一部奥迪A6，多由司机驾车。

　　李泽楷在美国时喜欢开快艇、驾飞机、潜水打鱼。17岁时，曾经潜水捕到一条接近2米长的鲨鱼送给父亲，李嘉诚特意制成标本保藏。现在李泽楷拥有一艘六七十尺长的豪华快艇，平日用来招呼生意伙伴，出海谈生意，假日则留给自己享受。他新近购进一架价值100多万港币的滑翔机，平时泊在新加坡，很难有机会恣意放纵地邀游蓝天。

　　我行我素的硅谷风格

　　像大多数网络时代的新贵一样，“深谙包装形象之道”也是李泽楷给人的另一感觉，从其在世界媒体前的频频露面，乃至日常在着风格，都能领略其“形象”之道。

　　李泽楷一向我行我素，没有形象顾问，跻身科技行列后更是贯彻硅谷风格，常穿Timberland便服示人。1999年5月间，小超人的身家已经飓升至几十亿港币，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拍照时，记者发现他手上戴一只Swatch手表，脚上竟然穿一双俗称“白饭鱼”的球鞋，这种鞋在香港遍布街巷的便民超市连锁店中随处可见，一般只售15港币。除非正式场合，为表示对主人的尊重，才会穿礼服。李泽楷通常便服、斜纹裤，至多加一件西装，参加《南华早报》与DHL举办的杰出商业人士成就奖颁奖会也没有打领带。而早前在卫视时期，李泽楷最喜欢Zegna（杰尼亚）西装，双排，金色钮扣。

　　对日常饮食，李泽楷更是喂饱肚子便罢的快餐风格。通常，他在公司吃三明治当早午餐，喜欢到街边找找新口味。最喜欢的中餐莫过于尖沙咀的天香楼，他说天香楼的杭州莱是全香港最好的中餐，引得香港不少待字闺中的名媛淑女争往天香楼，守株待人，一 期艳遇。

　　不过，分身乏术的小超人即便前往天香楼享用心仪的美食，身边多是有佳人相伴。佳人karen Lam原来曾是盈科职员，出身小康之家，约二十七八岁，karen 早年留学澳洲，中、英文相当流利，回港后加入和黄参与销售海信半岛，当时李泽楷虽然已是和黄副主席，但Karen与他并不熟悉。后来，小超人自立门户， 开设盈科集团，Karen亦转到以新加坡为基地的盈科亚洲负责市场工作，但由于她主要在香港的公司上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去年五六月间传出两人恋情。Karen在盈科内属靓女一族，举止斯文，曾有几位男同事欲展开追求，不过显然都成为大老板的手下败将。不过，由于李泽楷觉得大家同在一家公司不方便，Karen Lain于是辞职重返港大校园修读第二学位。 karen Lain是小鸟依人型，虽然两人拍拖时间极少，但目前感情发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