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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创作艺术

  引子:沈从文在创作中常常运用下意识的心理描写。在其中显然可以看出现代心理学对沈从文的影响。他对“生活”与“生命”的诠释以及对乡村各种形式的探寻与发现,显示出他对人生的心理学观察角度,并与20世纪50年代兴起与西方的心理学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立场。同时,沈从文创作中“抽象的抒情”使他的作品呈现出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融合。他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文论作品,很明显的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意识,在语言上带有尼采、叔本华的直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内容上也有他们“审美愉悦”的回响。
  

  一

  
  美国学者金介甫曾指出,早在1925年,下意识这一概念就已经在沈从文小说中出现。在沈从文以都市人生为题材的创作中,下意识的心理描写尤为显著。《自杀》、《来客》、《都市一妇人》、《八骏图》、《看虹录》、《摘星录》等篇章中有关人物的心理描写,都见出意识与下意识的分裂、冲突的症候,豁显出人物生存的尴尬。1949年,沈从文在他的自我检讨中反思自己的创作时,曾这样说:

  自己过去习作中的一部分,见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由情感幻异的以佛经故事改造的故事,发展成  《七色魇》的病态格局,以及《看虹录》、《摘星录》中夸侈荒诞的恋爱小说。……究其原因,除了读  书范围杂,以尼采式的孤立,佛经的虚无主义和文选诸子学,以及夫洛伊桥德、乔依斯造成的思想杂糅混合,全起源于个人与现实游离产生的孤立。

  在沈从文的创作过程中,下意识是其常用的手法。他运用这一个手法,都可以流露出其中所蕴涵的价值和感情取向。下意识心理描写,是沈从文都市讽刺的重要手段。《八骏图》似乎集中体现出这一特征,小说集中展示出某大学八位教授的病态人生。在意识层面,他们或信奉独身主义,或标榜清心寡欲,或主张泛爱主义,或强调到底名分。然而,在下意识层面,却艺人涌动着爱欲乃至性欲的潮汐。于是,外部举止的“庄严”、“老成”,常变得“不太自然”。显然,出于八骏们人之本能的爱欲,性欲冲动,由于受到上述属于意识层面的社会道德的、思想的或观念的压抑而转入下意识的层面。岁转入下意识层面,却有常常以不由自主的方式流露出来,从而造成人物言——行、表——里的严重分裂。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下意识心理描写并不止于都是人生。在他的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中,下意识心理描写也屡见不鲜,诸如《边城》里翠翠的怀春心理,《贵生》中贵生在喝金凤喜筵时的内心愤懑,《丈夫》里的丈夫在河船上产生的内心寂寞感、屈辱感等等。《丈夫》围绕着乡下丈夫去河船上探望卖淫的妻子、一日夜的经历展开叙述。在意识层面,丈夫对自己丈夫的身份确认不疑,还打量着有机会与妻子亲热。然而,河船上的严酷现实将他做丈夫的权利剥夺殆尽,这使他内心感到了人的尊严的丧失。但由于在丈夫的意识层面里,妻子外出卖淫只不过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理性的缺失使丈夫内心感受到人生屈辱无从上升到意识层面,于是导致了他的去-留选择。丈夫的意识及水保、老鸨请他吃酒席、看大戏的许诺,使他愿意继续留在河船上,而起身感受到的屈辱又使他萌生离开河船、返回乡下的念头。去-留,构成小说叙述的张力。而丈夫意识与下意识的冲突则赋予去-留具体的社会心理内容。

  比较沈从文对都市上流社会人物与乡村下层人民下意识心理描写,似见出二者不同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虽然在这两种场合,都是人的正常欲望遭受外部压制的结果但这种外部压制,在前者,是出于对于社会现存秩序、观念的主动认同,乃至于用以自我标榜,以维系其绅士阶级的身份与风度,于是意识与下意识、言与行之间出现的分裂与冲突,便豁显人物的乖戾与虚伪,并为小说奠定了讽刺的基调;而在后者,这中外部压制则源于严酷的生存环境,人物病态心理的生成,是对显赫会现存秩序与观念被动承受的结果。而理性的缺失有屏蔽或阻塞了下意识心理内容上升到意识层面的通道。这虽然也是一种人生病态,却是一种悲剧存在。在这种场合,沈从文出了除了极力发掘起悲剧的内涵外,还充分肯定了其内蕴的诗意。在叙述落洞少女(《湘西•凤凰》里的妇女形象,发生人神恋的悲剧少女。)临死的情状时,沈从文明确指出,其“背后所隐藏的悲剧,正与表面所表现的美丽相等”。

  死时女子必觉得洞神以派人前来迎接她,或觉得洞神亲自换了新衣骑了白马来迎接她,耳中有萧鼓竞奏,眼睛发亮,脸色发红,间或在肉体放发散出一种奇异香味,含笑死去。

  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的主要存在被看作是下意识(或无意识)的存在,犹如一座冰山,意识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下意识则是水下的部分。而在源于人类动物本源的下意识本能——求生与繁殖的冲动中,性冲动又是最重要的。综观沈从文有关的存在的论述和全部创作,沈从文并没有走向弗洛伊德主义。虽然他对人的下意识描写,在他的作品中决非个例,但在所有这种场合,都作为一种病态人生而被把握的,并与沈从文意识到的或理当如此的健全人生相对立。

  在《水云》一文中,沈从文曾明确申明: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信仰“生命”。生命是沈从文人生观的核心。他对人生的全部观察与思考,都是以他对生命的理解为标尺的。下意识的心理描写,在意识的结合过程中,以一种形式显示了生命观。沈从文将生命与生活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范畴并举。他认为,其一,人与自然的自然契合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形态,那么在当时现代的生存环境中,人不可避免的要与当时的自然环境相融。人即具有一悲剧性;其二,生命表现为一种自为的形态,即我的理性,因为人能在表现自我意识的同时去尝试摆脱对环境的依附,取得人的独立与自由,进而是全人类的自由,这是生命的最高形式。“对人类远景凝眸”。在这里生命即具有神性。

  由此看见,沈从文的人生观——生命观与马斯洛心理学二者取同一立场:其一,沈从文将人生作生活与生命二分及各自的内涵,与马斯洛将人的心理构成分为基本需要与发展需要,基本上是吻合的;其二,马斯洛发现人类“内在的本性”,而沈从文从湘西世界发现生命内在的潜能;其三,他们对人类都有着共同的信心。沈从文的创作可以说蕴涵了这三点的“人”的哲理思考,在意识与下意识的描写中很明显的表露出来,他的创作手法将心理学与文学艺术很恰当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很富于哲理辨思及人文观念一种写作风景。这样他的创作很健康,很优美,并且不悖与人性,极其完美的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形式”,从而具有基本的、潜在的而且是跨文化的多元价值标准。

  
  二

  
  抽象的抒情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原则,它是艺术思维与理性思维的融合,在本质意义上它实现了对自我、现实和人生超越,使文学创作走向自由的广阔空间。沈从文认为:生命在发展中,变化、矛盾、毁灭是常态,它需要借助与文学艺术,将其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和遥遥的看见,影响另一时代另一地生存的人们。这种凝固生命,转换生命形式的文学艺术是一种抽象的抒情。在这,沈从文提出了一条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独具风格的浪漫抒情作家,他把对文学虔诚的宗教情绪与对生活热情的浪漫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情感绵长、情意蕴深、情绪炽热、情操高尚、联想幻想奇特的抒情风格。同时他有是一位理性深沉的作家,他以深沉的理性思索,将深刻的这里赋予形象的描写之中,向纯生命文学的深层掘进,形成了抽象的抒情风格。

  文学创作有两种思维形式。一是艺术思维,二是理性思维。抽象的抒情,就是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融合。“抒情”是属于艺术思维的范畴,“抽象”是属于理性思维范畴。抒情是主观的,它是一种心理情感反映过程,沈从文认为,这种过程首先表现为“思想散步”,其次表现为“情绪的体操”。既是要从现实的存在中,运用思维的模式,将客观的赋予人的情感并通过“人的各种动作”呈现出来。但抒情不能只停留在艺术思维的层面,它还必须上升到理性思维的层面,即上升到抽象的抒情层面,才会获得完整的美学意义,作为重要的创作原则,才会显示出它对文学的普遍性价值。可以说,抽象的抒情在创作中是一种极其高的美学创作思维,是“美的”和“合乎理性的”的完整结合。它要一步步——“超越自我”-“超越现实”-“超越人生”。

  对此,沈从文在创作过程中要达到这“三超”的高度,必然要在经历、领悟现实存在所触发的情感的同时,使自己向着一个意识世界中的“向虚空凝眸”的境界靠近、达到并且去表述它。因此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时时都会呈现出一种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特别是到他创作后期,随着他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坚毅的追求,所表现出的这种意识就更加明显,即越来越呈现出尼采、叔本华式的哲学辩思,越来越摆脱对现实人生的具象描绘而“向虚空凝眸”,也就是越来越试图“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向“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凝望。这个只要阅读他1940年前后创作的诸如《时与空》、《忧郁的欣赏》、《莲花》、《看虹》等诗歌,阅读他的以“魇”字为题写下的诸如《绿魇》、《黑魇》、《白魇》等“七色魇”的作品和《水云》等心志散文,或者阅读一下他的《看虹录》《摘星录》等小说以及《烛虚》、《潜渊》、《长庚》、《生命》、《美与爱》、《看虹摘星录•后记》等文艺杂感和论文,便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尤其是他的这些文艺杂感和论文,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带有尼采、叔本华的美学著作中的那种直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是我们仿佛听到了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关于“审美愉悦”的有力回响。

  朱光潜在他的《悲剧心理学》一书中,曾将叔本华和尼采的全部美学理论归结为两条:

  
  1:艺术反映人生,即用具体形象表现内心不可捉摸的情感和情绪。

  2:艺术是对人生的逃避,即对形象的观照使我们忘记伴随着我们的感情和情绪的痛苦。

  
  这两点在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和文论中都有表述。比如在《云水》中,当叙述到《边城》的创作动机时,他曾表示:“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爱情和友情,全部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处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5] 这是沈从文创作的十分具有完整代表性的思想,在其中具有“丰富型”的创作动机的支配,渴望通过艺术去创造起疏解“过去”的生活积压与感情上的那份“沉忧与隐痛”,并且希望用艺术的手法使自己达到起逃脱这种现实的痛苦,去超越现实。

  在沈从文的各著作里,从他的感情和蕴涵的创作思绪中,可以看到有三个问题:⑴文学并不是现实人生简单的机械的摹写与复制,文学创作是一种审美活动,而“美”是“善”的形式,因此文学也就成了作家“追求善或美的一种象征”;⑵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其实就是作家的一种主观的“抽象的抒情”,而文学的审美或作家的抒情,就是通过对“故事”或者“人生”的改造给人一种“审美愉悦”,使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即从现实的痛苦中看到生命所具有的不灭光辉和“神”性,从而产生一种引导人类不断向上的情操;⑶既然文学必须以描画生命的光辉与“神”性,抒发作者的理想与情感、颂扬“美”与“善”为其指归和标准,而我们所立足的人生处处是丑陋和丑恶,因此文学家要实现自己的愿望——为人生创造几个“较高尚的标准”,文学家就必须超越人生,向人生远景凝眸。也因此就必须勇于承担“与社会隔阂”、“与社会脱节”的指责。

  我们知道,在叔本华的美学理论中,世界被划分为两个终极对立的世界,即意志的世界和表象的世界。意志世界由于受个性化原则(即人的本能、欲念、冲动等)的支配,所以现实中总脱离不了冲突和苦难。那么要逃离这种苦难和冲突,实现一种平衡,就要逃到表象的世界里去,主体才能超越一切的欲念和烦恼,在主体充分的迷醉与表象世界所创造的这种“幸福”时,主客体就完全融为一体了。因此,叔本华的美学命题就是:现实的创伤要靠外表(即表象)的美来医治。

  尼采也几乎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这一美学命题,从而提出了用审美解释(即叔本华的表象世界)来代替对现实人生(即叔本华的意志世界)的道德解释。他的美学结论是:从形象(即叔本华的表象——引者)中的解救。另外他还提出意志是永恒的力量。这都是哲理大师们为寻求生命的另一种方式和释放“人的原罪”所进行的探讨和实践。

  我们从沈从文的作品中就会发现他在“以‘美’来医治的创伤”这个美学命题上,采取了跟尼采、叔本华几乎完全一致的态度。沈从文对于西方的美学思想的接受是当时社会现实和人原本的“人性”有关,在作家的意识世界里,要超脱人生的种种丑恶,就要在创造中建构美好的丑恶的对立,用讽刺的手法去鞭笞丑的进而突出好的,达到一种“人性”的平衡。这是作家惯用的手法。因此从沈从文的审美出发,我们便可顺其上升到一个认知的高度。他的创作蕴涵的抽象的抒情,是站在艺术家的角度对文学和人生进行充满哲理的辩思。真正实现了对人生的超越和实现了文学真正的审美价值。他的创作是不朽的!


[ Last edited by 纳兰容若 on 2005-4-24 at 2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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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丛文的字看的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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