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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吴言                 

  
  第三十一章
  局里的工作理出了头绪,打开了新局面,显示了老板驾驭全局的能力。可军功章里也有我的一半。老板如此评价:鱼在河这位政秘科长,是我们玻管局继“省长”那任政秘科长之后,理事能力最强的一位政秘科长!老板这话当然是私底下给几个贴心贴肺的人说的。

  根据地已经“打造”得固若金汤,我的触须该向外伸了。

  虽然老板给我以“科级干部、处级待遇”,但我参加局务会发言时,舌头总是撂不展。参加党组会表决时,手也总是伸不直。每次表决,我的手总是缩在耳朵根儿。不像牛望月,老板只要报差旅费时没难为他,多报了千把元,表决时他就会像我儿子在课堂上踊跃发言那样,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

  我现在在局里所处的这种不尴不尬的位置,有点像过去大户人家那种偏房,或者现在大款包养的二奶,虽然也能得到一点实惠,但却无法大模大样登堂入室。《红楼梦》里的王夫人和赵姨娘,都有权陪贾政“唱歌”,可一个至尊,一个至卑。生下来的孩子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被千般捧着,一个被百般踩着。

  因此我得名正言顺成为一名处级干部。提拔一名处级干部,老板只有推荐权。老板待我不薄,已将我作为局里的“第三梯队”和惟一的一名后备干部报到了市委组织部。下一步就得看我自己的能耐了。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位子满满的,即使有人提携你,往哪儿插?

  这就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马方向局长上任时,市委组织部长明确讲,余宏进副局长年龄有点偏大,有点可惜。余宏进副局长是哪一天的生日?十二月二十六日。余宏进副局长哪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到龄退二线?1999年。现在距1999年还有几年?两年多一点。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两年是不是稍纵即逝?

  不只是余宏进副局长,包括陈奋远副局长、朱锋副局长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退二线,我也记得清清楚楚。要不我怎么能成为一个深受老板信任的、百里挑一的政秘科长呢!

  老板对我宠爱有加,竭力推荐我。同志们待我也不错,只要搞民主测评,就将票投给我。这些都为我乘势而上奠定了基础。但还缺少一点外力,得有人狠劲儿拽我一下。我若是电影《南征北战》中那个张军长,还得找个李军长来拉我一把!

  谁是我命运中的“李军长”?我瞅中了郑向洋市长。

  郑向洋市长跟我并不熟悉,见了面甚至不一定能叫出我的名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哪个人一生下来就跟别人熟悉?除过爸爸妈妈之外,再谁能叫出你的名字?我和柳如眉都可以同心协力生出一个儿子来,可直到介绍人将我们像牵两匹马儿一般牵到一个槽上前,我和她都不认识。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一张床上睡觉、看书、阅读报纸,包括观赏避孕套说明书上的性交姿势图案,然后乘兴接吻、“唱歌”!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坚信我不仅可以和郑向洋市长相识,而且有可能和他达到“唱歌”那样鱼水相欢的亲密和谐程度。当然我不是说我要和郑向洋市长“唱歌”——我们不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但我可以找一个女性与郑向洋市长“唱歌”,而我则趴在门缝外边偷着看。我不就是一边看着阎水拍局长、马方向局长与一个可爱的女孩“唱歌”,一边当上这个政秘科长的吗?

  当然我不一定非得采取这种“偷窥”的方式走到郑向洋市长的心坎上,这种方式毕竟太下作!有句话说,条条大路通北京;还有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应该再加一句:条条大路通紫雪!——到“十一五”末期,我们紫雪境内就有“八纵八横”十六条高速公路啦,这不是条条大路通紫雪嘛!

  无论是北京、罗马,还是紫雪,我觉得这些话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思,告诉了我鱼在河一个共同的道理:结识郑向洋市长的方式有很多!

  我决心以一种独特而别致的方式架起与郑向洋市长“心连心”的桥梁。这种方式那些傻瓜肯定想不到,而我想到了。这种方式很少有人去尝试,而我决定去尝试。逆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对人太重要了。如果有某一种方式,一经使用,便会让郑向洋市长暗暗叫好,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是独一无二的?双方交战,一方突然亮出一件杀伤力极强的新式兵器,另一方会不会望风披靡?

  我现在已掌握了这种新式兵器,随时准备助郑向洋市长一臂之力。

  让我大喜过望的是,郑向洋市长当时正在与人交战。郑向洋市长与谁交战?与惠五洲书记交战。

  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都不是我们紫雪籍人。刚到紫雪工作时,两人配合得不错。一件事情,若惠书记表过态了,郑市长就会说:“按惠书记指示办!”一件事情,若郑市长表过态了,惠书记便会问:“郑市长怎么说的?”对方将郑市长“怎么说的”如此这般复述给惠书记后,惠书记略作思忖,便会说:“那就照郑市长说的去做!”

  这两个人主政紫雪后,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阶段,夫唱妇随,两人一天到晚乐呵呵的。那段时间,将我们紫雪根深蒂固的派性压了下去,东西矛盾有所缓和。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矛盾又有所抬头,并呈激化之势。

  首先传出的说法是惠五洲书记被东八县人收买了,身子倒在了东八县一边——仿佛东八县是一张床。接着传出的说法是郑向洋市长被西边利用了,屁股坐在了西八县一边——好像西八县是一个板凳。

  这些说法让人不禁产生联想,好像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是两棵树,而紫雪市的五百多万人民群众则是腰勒绳索的伐木工人。东八县的二百多万人抡起大斧狠命地将树向东砍,树便被一群人拽着倒向了东边;西八县的二百多万人抡起大斧狠命地将树向西砍,树便又被一群人拽着倒向了西边。

  市委书记与市长的矛盾,属于“结构性矛盾”,亲哥俩一个做书记,一个做市长,也只能有三天的热乎劲儿,好不到哪里去,更难做到天长地久。产生矛盾是必然的,不产生矛盾是偶然的。

  据说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产生矛盾的“导火索”还是马方向局长。那次研究玻管局长、铜管局长、重工局长、科委主任四个正县级干部的人事会,郑向洋市长没有参加。当时郑向洋市长出国考察去了。四个新任局长中,除马方向是在本局产生的外,其余三个都是市委派来的:有两个市委办公室的副主任,还有一个科长。郑向洋市长出国考察回来后,红头文件已摆在他办公桌上。梅如水秘书长和玻管局的鱼在河心态一样,想做名正言顺的副市长。当时恰好缺下一个副市长名额,可惠五洲书记却迟迟不表态,最后传出的风声却是,拟报紫东县委书记杨远征。梅如水秘书长因此对惠五洲书记心存不满。郑向洋市长考察回来,他就给紧锁眉头瞅着那份文件的郑向洋市长“浇油”,他说:“这样安排人事,失公道,欠公平!四个局长有三个是市委派来的,好像咱市政府是当年已显式微的蜀国,连个廖化都选不出来似的。这不是市委准备接管咱们市政府吗?咱市政府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啊!优秀干部多得是!不说廖化,关羽张飞赵子龙也一抓一大把!铜管局就有一个老将黄忠,本来这次该他做局长了,市委却派一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年轻科长来做局长。这样一个毛孩子压他头上,他能服气吗?包括那个马方向,虽然不是市委来的,但也不是啥好东西!他当玻管局长是惠五洲亲自点的将!这个马方向,啥时像吴三桂降清那样投靠惠五洲了!”

  其实马方向局长也是哑巴吃黄连。惠五洲书记是赏识他一些,可他何尝不想同时获得郑向洋市长的赏识呢?可郑向洋市长却就是不赏识他。一个孩子,爸爸喜欢他、宠他,他何尝不想同时让妈妈也喜欢他、宠他呢?可妈妈偏不宠他,宠的却是另一个孩子。马方向担任局长后,多次尝试能在郑向洋市长那儿取宠。见他殷勤,郑向洋市长对他态度有所改变,但也仅是“态度”有所改变而已,心中的芥蒂却再难消除。马方向局长在郑向洋市长面前更是百般小心,生怕脚下一滑,掉冰窟窿里去。

  待我决定投奔郑向洋市长时,惠郑两人已处于短兵相接阶段,互相将对方砍得遍体鳞伤,并已公然“分道扬镳”:一次两人同去紫北县为一条高速公路竣工剪彩。剪毕彩惠书记坐车一溜烟向南走了。郑市长原定的行程也是向南去——因为只有向南去才能回到紫雪市政府。可他不愿跟在惠书记身后一溜烟跑。他这个级别又不能调一架专机来。郑市长于是突然改变行程,反其道而行之——乘车一溜烟向北去。县上领导左右为难,县委书记与县长紧急磋商后,县委书记驱车一溜烟追随惠书记而去,县长驱车一溜烟撵郑市长而来。县委书记那边还好办,惠书记再没多折腾,只是半道停下车看了一个扶贫点,便和县委书记握别。县长那边可作难了:待他撵上郑市长,郑市长的车子已出了省境。郑市长司机姓吴。出省境后正在狂奔的小吴陡然放慢了车速,因为小吴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车子犹如一匹狂奔的骏马,突然变作一只在山坡上悠然吃草的小羊,慢悠悠地晃来晃去;又像那种裹足不前的小脚女人,提着个小包袱站在旷野上找不着归家的路;还像当年肝肠寸断挥泪出塞的王昭君——那可真是一步三回头啊!

  当时郑市长正在酣睡,身子向一边倾斜着,脑袋像一根沉甸甸的麦穗一般垂在坐椅一侧。小吴问秘书小雷——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那个“雷”——往哪儿走?小雷也不知道。两人都不敢问郑市长,只好让车子像渡船一样在公路上摆来摆去。车里当时低声放着轻柔的歌儿,有点像那种催眠曲,歌词却是:“你太累了,太累了,好好歇歇吧。”市长“歇”了一会儿,抬起头问到哪儿了。小吴和小雷忙异口同声报出某某省的某某县。怎么跑这儿来了?市长自语着。随即又问:“前面是什么地方?”小吴和小雷赶忙抢着回答,说出一处名胜古迹的名称。郑市长精神一振,将身子坐直,随口吟哦出那处名胜古迹一幅咏怀旷达的楹联:

  问谁弗想大年,禄无灵,祝无灵,医药更无灵,一口气不来,别下了老母娇妻幼儿稚女;

  是人都有此日,生为幻,死为幻,皮肉皆为幻,百般心怎用,讲什么恩潭怨海利锁名缰。

  郑市长有点文才,好吟风弄月。小雷便在某年过春节时请一位著名书法家写了两句话送给郑市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小吴也有追求进步的想法,不甘一辈子转方向盘。见小雷抢先一步,有点不服气。小吴姑夫是《紫雪日报》总编辑,还是紫雪颇有名气的一位书法家。小吴找姑夫,姑夫提笔便写下两句话:“立脚怕随流俗转,高怀独有故人知”。小吴不懂这两句话的意思,但知道是好话,急忙裱好给郑市长送去。郑市长看看这幅字淡淡地说:“这是于右任的诗句嘛!于右老还有一副对联也颇有名,流传甚广,‘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右老这副对联是书赠蒋经国的。我们当然更应具有这样的胸怀。”

  那天小吴给市长送字归来,内心里十分钦佩市长的博学。他找姑夫写那两句话赠给市长前,根本不知道是于右任的句子,他甚至不知道于右任是个什么鸟人(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官)。市长当时还吟咏了于右任辞世前所作一副自挽联: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当时小吴见郑市长背着手在客厅走来走去,口里像小孩吹泡泡糖似的只管“兮、兮、兮”地吟哦,觉得十分好听,可却又听不懂。书还是念得少了一些。小吴在心里责备自己。小吴叫吴社教。这个名字像给人头上贴了一个标签,其出生年月一望可知。就像那些“永红”、“卫东”一样,直白的让人慨叹我们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几个名字上面丢了个干净。

  小吴那天出门后还在自责,自责之后又有点惘然,惘然之后又有点茫然,茫然之后又有点怅然。心想:除过掌握一些汽车驾驶方面的技术之外,其他知识掌握不多兮。看来这一生在仕途上有大的发展已无可能,虽已从市党校本科班毕业,正准备读研究生,但将来万难干到郑市长这样的位置。也就是做市政府办公室一个总务科长,当然若能争取干个房产科长更好一些。现在吃喝拉撒人们早不当回事了,房子却显得十分重要。人们总是像雀挪窝似的不停地换房子,恨不得一家住一栋小洋楼——小康社会是不是就是这样?难怪一天喊叫“奔小康”呢!奔小康原来就是“奔房子”。那市政府的房产科干脆改为“小康科”算了,由我小吴来做这个“小康科”科长。人一生真是干不了几件事,孩子不能再生——已有了一个。这一生也就只剩两件事了:一是任“小康科”科长后先给自己弄一套大房子住住;二是让老郑(小吴私下称郑市长为“老郑”)将来给咱弄个括号,括号里面写明:按副处级待遇!和那个鱼在河一样,也是“科级干部、处级使用”。小吴又突发奇想:如果括号里的那几个字能像上小学时填空那样,有几种答案任选一种填进去,那我就给自己填个:按副省级待遇!

  那天小吴脑海里掠过的“奇思妙想”到此为止。他当时用眼角的余光瞥瞥“老郑”,心想:若成副省级,不是坐老郑头上了?——与实际相距甚远!况且坐老郑头上,老郑会不高兴的。老郑若不高兴了,小吴……小吴打了个冷颤,再不敢胡思乱想,专注地开车。

  小吴“做梦”的这一会儿,郑市长已和秘书小雷说到了岳飞。郑市长说他去年到苏南参观学习,在镇江期间,去了金山寺,就是《白蛇传》里的那个金山寺。在金山寺七峰亭,那个讲解员讲到,当年岳飞被秦桧所陷,奉诏回京。金山寺一老僧吟诗一首,提醒岳飞当心小人陷害。这四句诗是——

  风波亭下浪滔滔

  千万流星把舵牢

  谨防同舟人意歹

  将身推落在波涛

  “这四句诗值得玩味啊!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你们年轻人,尤其应该汲取其中一些有益的东西!”郑市长正对小雷如此说,突又转向小吴:“对啦,那天那个讲解员也姓吴,高高的个儿,白白净净,有一股南方女孩子的灵秀之气。当时大家也都称她‘小吴’。”郑市长此时脑海里顽强地浮现出那个讲解员生动活泼的身姿,青春美丽的面容,娓娓动听带点南方味儿的普通话。心想:同是小吴,“此吴不是彼吴”啊!按郑市长所思,镇江市那个漂亮女孩儿小吴,此时仿佛已成为他的专车驾驶员,开着这辆车向前面的“金山寺”奔去呢——可惜前边那处名胜古迹并不是金山寺!

  秘书小雷见郑市长突然撇下自己转向小吴,陡然对“小吴”热情起来,他不甘被冷落,想扭转“被动”局面,忙又不耻下问地向郑市长求教:“市长您起初随口吟咏的那副对联能不能再说一遍,我不太懂,想记下来,回去慢慢琢磨。”小雷说着已掏出小本,拧开钢笔套。

  “这副对联调子有点消沉,应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汲取其旷达和视名利如浮云、若粪土的那一面,你们年轻人尤其应该这样。”郑市长说着,又重新吟咏了一遍。咏毕又重复了最后一句:“百般心怎用,讲什么恩潭怨海利锁名缰!”

  此时郑市长才作出决定,对小吴说:“就到那儿去(指那处名胜古迹),这几天太累了(果然“太累了”),去那里放松一下心情。”小吴得令,精神抖擞提车向前疾驰。跟在后面县长的车子,原像喝醉酒一样摇摆,险些就要像东汉末年那个焦仲卿一样,“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了,此刻已欣然从树上解下绳索,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扬起那种“风帆”,车子奋然提速,像一只快捷掠过的兔子一般,铆足劲儿跟了上来。

  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别着劲儿在我们紫雪市背道而驰,对下面的同志来讲,就有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不仅处级干部要选择,我这样的“准处级”也得选择。当时紫雪市正在流传一个“副处”的段子。一副处级干部与一小姐跳舞,问小姐是否处女。小姐答:“差不多,算个‘副处’吧!”可我现在却连个小姐都不如,还是个“准副处”。

  紫雪双峰并立、两“树”对峙,按理我应选择惠五洲书记这棵“树”,帮惠书记砍郑市长,因为我是东八县人。可我却决定帮郑市长砍惠书记,为什么?——凡事都应该问个为什么!

  这就是我鱼在河的过人之处了!

  或提拔,或平调,惠五洲书记和郑向洋市长最终都得离开紫雪。这个前提是确定的。那么谁先离开?也许两个一块儿离开,也许惠五洲书记先离开,惠五洲书记年龄要大一些。这两种可能都有可能。惟独第三种可能绝无可能——第三种可能是:郑向洋市长先离开!

  为什么郑向洋市长无先离开可能?两个情浓如火的恋人扑在一起,不接吻会不会分开?郑向洋市长就等于抱在一起没亲嘴的那个人——市长只有当了书记,才算亲了嘴,才会心满意足地咂着嘴巴离开。

  郑向洋市长就一定能当书记?这倒不一定!惠五洲书记离开,也许郑向洋市长能做书记,也许会另外派来一个书记。两种可能都存在。可就是郑向洋市长继续做市长,也比我跟在那个已经离开的惠老头后面强得多。一个市长若想关照一下我,还不和我想关照小虎小苏小马小唐一样容易!

  此其一。

  其二,打击敌人,还得保护好自己。我若去打击郑向洋市长,暴露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因为我是东八县人,别人很容易顺藤摸瓜,摸出我这个“小爪牙”。而我若去打击惠五洲书记,暴露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因为惠书记若是共产党,我就是八路军。共产党和八路军虽然有可能“打起来”,但那只是因为夜间行军看不清番号所致。就像几年后爆发的美伊战争,美国人动不动就将英国人的脑袋打飞——均系误伤,将英军当做伊军了。

  所以我若真要向惠五洲书记放几枪,别人也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来。况且我们紫雪市公安局那些干警,开着警车吓唬老百姓的本事倒不小,可真要破几件案子,却像妇女难产一般,常常把一些有头案破着破着就破成了无头案。

  并且放黑枪打惠五洲,又有一箭双雕之效。一枪打两人——打掉惠五洲,同时就等于打掉了马方向——别吃惊,我现在当然不会打掉马方向,可长远呢?他才四十多岁,等他像阎水拍那样退二线时,我鱼在河也老得快跑不动了。所以打掉马方向是我的战略目标,终极战略目标是靠组织一个一个战役去实现的。我只是制定好了今后几年的作战计划,然后相机一步步去实施和完成它!

  我已准备好一个杀手锏,我向郑向洋市长亮出这件兵器时,他一定会大喜过望。可我现在还不能亮出这件兵器,因为郑市长还不知道我,当然更不知道我手中有如此利器。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让郑市长知道我,进而熟悉我,然后再伺机亮出这件法宝——和郑市长将巴掌拍到一块儿!

  正当我苦思冥想如何贴近郑市长时,不旋踵,老头倒主动向我贴过来了。可应了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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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吴言                 

  
  第三十二章
  一位外商,拟投资十亿元人民币,在紫东县建设中国最大的浮法玻璃厂。全称为“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紫东县最初将这个合资项目报到市里时,全称为:“中外合资紫东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郑向洋市长看到这份报告后,眼睛一亮,略作思忖,拿起炭素笔,将紫东的“东”字勾掉,改作一个粗粗的“雪”字。然后在材料上面批了一段话——

  “紫东县依托优势资源,下大气力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我市各县区、各行业、各部门带了一个好头。紫东县‘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经验和作法值得我市各级各部门学习,以使我市招商引资工作跃上一个新台阶,打开我市对外开放工作新局面。”

  这段话写在紫东县上报材料的天头。随即郑市长又将那支吐水流利圆润的炭素笔像“浏阳河”一般一勾,绕了几道“湾”至“地角”处,再批一段话:

  “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召开在即,请市政府办公室与玻管局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即赴紫东县,尽快拿出一份有分量、有高度、有说服力的经验总结材料,一周后报我。此事由玻管局牵头,市政府办公室出人参与。”

  市政府办公室出的人是郑向洋市长的秘书小雷。

  玻管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迅速成立两个组。两个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第一个组是联合调查组,老板亲任组长,郑市长秘书小雷任副组长,组员是我和李小南。第二个组是材料组,郑市长秘书小雷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组员为李小南。

  市长批示第二天一大早,老板就带我们直奔紫东县。按照老板的安排,材料须在第六天呈报郑市长,比市长要求提前一天。为啥不迟不早提前一天?这里有讲究呢!若刚批示一两天内就将材料报上去,即使材料写得好,也会给市长留下“不认真”、“敷衍塞责”的印象。若超过了市长要求时间,市长又会觉得“工作拖拉”、“不紧凑”、“误时误事”。任何事情,一旦脑子里留下“印象”,再要消除就困难得多。

  白衬衣若沾上墨水,用超强力洗衣粉洗涤,要想不留一点痕迹也非易事。我凭什么在老板那儿受宠?就是因为老板包括老板妻子都对我印象好。冯富强为什么被贬“邓州”,就是因为前任老板(指亲爱的阎水拍局长)对他印象差。阎水拍局长向马方向局长交接工作时,一句话就葬送了冯富强一生的前程。这句话有点像海湾战争中美军发射到伊拉克境内的“飞毛腿”导弹,一下就钻进冯富强瘦弱的身躯里,将这个皮笑肉不笑的家伙炸了个粉碎。令人尊敬的阎老局长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人意识差一些!”

  当年范仲淹贬居邓州,写出了《岳阳楼记》这样气象万千的美妙文章。冯富强连南开大学在哪儿都不知道,他像“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般“谪守”在局工会,能写出什么狗屁文章。恐怕只有“满目萧然”,只会“感极而悲者矣”!

  可见“印象”之重要!陶小北从我认识她那一刻起,就给我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印象”。此“曲”只应天上有,此“人”宛若画中来——天上掉下个“陶妹妹”,立脚就在玻管局。李小南给我的印象也不是太差,但与陶小北相比还是差一点儿。至于康凤莲那张莫测高深的脸,从一开始我就不大喜欢。好在后来发现这个女人心眼儿尚可。否则我做了政秘科长之后,真敢让她“谪守”到门房与老乔为伴,甚至“贬居”到炊事班与小高相依。

  所以人对人的“印象”好恶是不以某种意志、某种常理而转移的。这种好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种“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好,两个人便开始恋爱;第一印象不好,两个人见一面便“拜拜”。陶小北之所以像一根线,始终紧挽在我心头,不能说与我的“玻管第一天”她给我递小本(她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啊!)没有关系。从那天开始,她那个小本便变作一根金线,一头拴在我心上,一头扯在她手中。从此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她在何方,都会牵得我心痛!

  老板将这份材料在第六天呈报上去,目的就是为了给郑向洋市长留下那种“恰到好处”的良好印象。虽然老板也明白,郑市长永远不会对他“印象”好到哪里去,但只要勤勉一点,谨慎一点,总不至于“坏”到哪里去。好比一个学习很差的学生,明知考不上大学,可还是想去碰碰运气。郑市长若是“考场”,马方向就是那个忐忑不安的考生。

  对郑市长来讲,在任何一天拿到这份材料,都不会有第六天拿到心情好。若是第二天拿给他,他皱皱眉头,随手扔到案头一大堆材料上面,转身便跟着像鱼在河一样工于心计的梅如水秘书长到哪儿剪彩去了。待他一周后想到这份材料时,这份材料上面早又摞上了许多份材料。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份材料,翻了两下便生气了:这个马方向,工作一点也没方向,随便拿一份材料来搪塞我!

  如果再晚一点,到第十天才报上去。郑市长看也不看就扔废纸篓里了——因为省上的招商引资会议已经开过了。

  只有在第六天拿给郑市长,他才会笑眯眯地端起茶杯喝口茶,认真地翻着材料看起来。

  对我来讲,这份材料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打开郑市长心头那把锁的一把金钥匙!

  材料组架子一搭起来,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我的过人之处。我总是那么清醒,从未犯过糊涂,这对一个有志青年是多么重要!陶小北曾对我说,我这个人吸引她的是这一点,令她气恼和失望的也是这一点。这话别人也许听不懂,我能听懂。可我听懂也不向她解释,因为我不能解释,也无法解释!我已义无反顾地掉头东去,她却在夕阳西下的地方等着我,我俩怎能重逢?她期待着我解释,期待着我幡然悔悟,像当年那些掉队的士兵一样,追赶她至夕阳西下的地方,然后在灿烂的晚霞中和她忘情地拥吻。可这怎么可能!她欲用她的人生观改造我,就像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改造那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一样。我当然不能接受她的“改造”,若我接受,那我不成“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了吗?可我不是!我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政秘科科长——一颗必将在紫雪政坛冉冉升起并大放异彩的新星!

  在我们这个材料组,捉刀的将是我,我说的至关重要就是指这一点。郑向洋市长派秘书参与材料组,只是为说明他对这份材料是多么重视。毛主席当年赴重庆谈判,周总理寸步不离跟着;毛主席返回延安,张治中又亲自送回去。谈判的是毛主席,他们跟着干什么?就像写材料的是我,组织一个“材料组”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以示重视!

  毛主席、周总理、张治中当年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崇高的政治利益,缔结了“利益共同体”(张治中当时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张学良犯傻就在这一点,西安事变后执意要送委座回南京。结果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个材料组是去紫东县写一份揭发郑向洋市长的材料,郑市长会不会派秘书前来参与?即使前来参与,会不会带来几个公安局的同志?就像蒋委员长当年那样,一下飞机就将张学良囚禁起来。

  可以这样想,若郑市长第六天翻看材料时,突然有一种惊喜甚至惊奇之感:这份材料写得多么扎实!比梅秘书长的笔法都老辣,比田副秘书长(市政府专门负责起草市长材料的副秘书长)的高度还要高,比水副秘书长的文笔都要精练!若郑市长有了这样的感慨,会不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念头,这份材料是谁写的?正像我们在夏日大街上的人流中走,突然迎面走过一个步态袅娜、身段妖娆的小媳妇。忍不住回头张望:谁家这么个妖娆的小媳妇?向前走两步忍不住再次回头张望:怎么长得有点像戴娆?于是干脆转身追上去,并给别人说:戴娆来了!咱们看看去!

  我说的至关重要是指:我就是那个戴娆,市长有可能追上来看我!

  因此,为了让郑市长有“惊艳”之感,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写好这份材料!

  重任扛在肩,机会在眼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那天早晨,我们这个材料组奔赴紫东县时,一上车我就开始思考材料的切入点和角度。别人则在轻松地观赏景色。当年唐僧师徒一行四人赴西天取经,真正对那些经文虔诚到顶礼膜拜程度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跟着晃悠晃悠去玩的。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材料组一行也是“师徒四人”:老板、鱼在河、李小南、小虎。雷秘书临行前给老板打电话,他有事晚来几天,让我们先把材料“弄出个模样来”。仿佛我们是结伴去紫东县生一个孩子——只有孩子一生出来才有“模样”,材料什么“模样”?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老板和李小南坐后边。老板那天心情特别好,我虽然看不到老板的面庞,但我能感觉到,老板的好心情早已化作了一缕春风,向左就轻轻吹拂到李小南脸上,向前又吹拂在我的后脑勺上。

  老板开始跟我说话。这样我就无法再去思考那份材料的切入点,只能思考和老板说话的角度。我和老板配合十分默契。老板若是一条小狗,不停地冲我汪汪叫;我就是那个带狗的孩子,耐心地捋着他光滑的毛。老板总是站得很高,由高处往下说;而我则总是站得很低,由低处往上说。老板若是一股强有力的水,从屋檐上飞溅而下,我就是一个拎着水桶的孩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水花,一边让那股水准确无误地注入我拎着的水桶里。那股从屋檐上流下来的水,既不是黄果树瀑布,也不是壶口瀑布,但我却对老板说,我看到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景象。为证明所言不谬,我一直仰着脑袋,用这种“形体语言”告诉老板,我真的已“疑是银河落九天”。

  我全神贯注凝望着水势的大小强弱。若那股水像小孩子刚解开裤带一样,较着劲儿刷地射出来,我便赶忙将小水桶向远处挪一挪;若那股水像那些患有前列腺炎症的老年人撒尿一样,我就赶忙将水桶向近处移一移。我的职责就是让尿水准确无误地落在水桶里,而不是溅到外边的青石板上。接完一桶赶紧倒掉再接一桶。

  我这样仰着脑袋,脖子当然会发酸。但发酸我就能低下脑袋吗?为了配合老板讲话,我时不时得将脑袋像电风扇那样转过去,冲老板笑着、点着头,及时地认可他的某个观点,并表现出深有所悟的样子。有时甚至觉得醍醐灌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有时我还得进行一番深思熟虑,然后表现出似有所悟的样子,可又吃不准,不知自己揣摩得对不对?离真理还有多远?或者干脆就是谬误。于是再将“电风扇”转过去,像小学生向老师请教一般,将这种疑惑向老板提出来。老板当然会耐心地露出那种“智者的微笑”,向我传道授业,释疑解惑。

  “电风扇”转得久了,就像那个小孩子脖子仰得久了,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可不舒服就能不转吗?不仰吗?小虎开了多少年车,总是跑那些跑过多少次的路,他心里就很舒服吗?不舒服他就能不跑吗?恰恰相反,小虎总是跑得那么稳当、欢实。他将双手握在方向盘上,双目专注地凝视前方,车开得快捷而平稳。坐小虎的车,就像搂着心爱的女人睡觉一样,那种感觉简直妙不可言。而坐小牛的车,感觉则完全不同。这小子将车开得忽快忽慢,有时又突然来个急刹车。就像搂着一个河东狮吼般的悍妇,不是这儿踹你一脚,就是那儿踹你一脚,转过身去时还会抵你一屁股。

  局里这几个驾驶员,我最看重的是小虎。不多说话,善于察言观色。

  脑子好使,是个人精。几个驾驶员中,只有他是个“可造之才”。

  人的社会地位常常与其职业相关联。不同的年代,职业的位置高低反差挺大。七十年代,像小虎小马小牛小唐这样的驾驶员,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很高的。当时有一句话: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不干。到九十年代,律师这个职业牛逼起来,据说可与县长媲美。紫雪市有一对双胞胎,因生得漂亮,人称姊妹花,追求者众。后姐姐嫁给县长,妹妹嫁给律师。妹妹常到姐姐家玩。某日,县长就像酒醉后签发文件签错那样,不小心弄错与妹妹做了爱。妹妹自此去姐姐家更勤了。后来失口对一闺中密友说:还说律师顶个县长!县长做爱都像在台上讲话一样,站在那里挺得笔直,连“讲”几个小时都不累,底气足,后劲大,节奏掌握得多好!可律师伏在身上,没讲几句就被法官“驳回”了。律师对妻子红杏出墙有所耳闻,常在家中喝闷酒。一日,一记者朋友来访,见他情绪低落,问他缘何烦恼?律师叹曰:虽然我妻子的所有权属于我,可使用权却属于县长!记者为律师朋友抱不平,心想:这姐儿俩又不是国有资产,他县长怎能想占有谁就占有谁。回家后仍不能释怀,和妻子说起此事,最后忿忿地挥挥手说:如果我是律师,我就和她离婚!《三国演义》里刘备对关羽讲,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既然是衣服,想脱就脱,有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只是一个地市报的小记者,所在部门又是最无油水的副刊部,而妻子却在电力局,一月的收入是记者的五倍还要多一点,对记者向来像美国对其他国家那样,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记者则像那些须臾离不开美国经援的弱小国家一样,在妻子面前惯小伏底,曲意逢迎。妻子听他这么说,勃然作色,将纤细的手指像一支圆珠笔一样指过来,怒曰:你给我再说一次!记者忙赔笑说:你别急嘛!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是说女人是裤子,怎么能随便脱呢!

  那天在车上,我将县长——律师——记者这一串故事讲给老板听,老板抚掌大笑,乐得合不拢嘴。老板平时一上车便垂下脑袋打瞌睡,可那天却说了一路话,就像运动员偷偷注射了兴奋剂一样,跑起来比平日快得多!他谈了很多个话题。展望了我们玻管事业未来的美好前景,回顾了玻管事业伴随共和国脚步发展壮大的历史,兼及了那位后任省长的老局长的若干个人趣事。同时还掐指算出省长是我们玻管局第五任局长,他是第十三任。老局长(指省长)特别幽默,尤其善于抓住要害化解矛盾。五六十年代,我们玻管系统有大量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仅清华毕业的就有三个。有从北京来的,有从上海来的,有从省城来的,还有从广州、杭州和大连等地来的。有一个上海来的女大学生与一个北京来的男大学生闹开了意见。闹意见的原因现在听起来当然有点儿匪夷所思:当时一玻正在建设一条新的生产线,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局机关的很多人都报名参加了,这两个大学生自然也不例外。正是冬天,寒风凛冽。这天,建设工地出了点问题,必须有人像铁人王进喜那样跳进冰冷的水池子里去。见已有几个人跳了进去,女大学生纵身一跃,却没有跳进去。为什么?男大学生将她后襟扯住了。女大学生甩开男大学生,再次纵身一跃,还是没能跳进去。为什么?男大学生又将她扯住了。女大学生十分生气,质问男大学生为什么三番五次扯她衣襟。男大学生红着脸小声说:“你不是昨天刚来那个吗?”女大学生这下不依了,一边哭一边扯着男大学生来见局长。一进局长门又哇地哭起来,说男大学生向她耍流氓。老局长搞清原委,问男大学生怎么知道女大学生“那个”来了?“莫非她‘那个’来了还像洪水来了政府在高音喇叭上喊话通知群众撤离一样通知你?”老局长当时严肃地对男大学生这样说。男大学生急得抓耳辩白,说昨天他们一块儿在食堂排队打饭,他在她身后,她和另一个女伴耳语时,他无意中听到的。老局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偷听女孩子的私房话!”女大学生见局长批评男大学生,已破啼为笑。可此时老局长却又板着脸对男大学生说:“检查就不用写了,不过你必须完成我交给你的一项任务!”老局长以手指着女大学生对男大学生说:“从现在开始,组织批准你对她‘耍流氓’——你俩从现在开始谈恋爱,半年后我亲自为你俩主持婚礼!”

  后来老局长对局里同志讲,他当时看到小伙子那么斯文,女孩子那么伶俐,一个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一个毕业于上海的名牌大学,真是天造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再不“拉郎配”更待何时!可那个傻姑娘当时却只懂得往水池子里跳!半年后老局长果然为这一对主持了婚礼。以后两人调回上海后,一直与老局长保持联系。老局长去世时他们专程从上海赶到省城参加了追悼会。

  那天老板侃侃而谈。他说话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脸向着我,给人的感觉他是在和我“说”。其实我心里明白,他嘴上是在和我“说”,心里却是在和李小南“说”。有句话这么说,不将辛苦意,难得世间财。原来不将辛苦意,也难得美人心啊!你瞧老板这一路上,为了博取李小南的芳心,有多辛苦——我看着都辛苦!相反李小南很少说话。一路上坐在那儿微笑着听我们说话。有时她又以手支颐,侧着脸凝望车窗外美丽的原野。她侧着脸时,我能看见她不停地眨动的长长的眼睫毛。这眼睫毛上若是挂上泪痕,将会多么惹人爱怜。小南那天穿一件粉色的衬衣,将她白皙的脖子衬托得格外醒目。我当时突然觉得小南像那种水萝卜,将粉红色的皮像脱衣服一样扯下来,咬一口定会汁液四溅。

  我觉得这个联想有点“色儿”,在心里对小南说了声对不起。老板此时却说:“在河,你刚才那个故事讲得不错,再讲一个轻松一下吧!”老板这样说时,含笑瞥了小南一眼。

  我没加思索,脱口讲了个“女人八八八”:女人十八岁,你要编故事哄她和你睡;女人二十八岁,不用编故事主动和你睡;女人三十八岁,她会编故事哄你和她睡;女人四十八岁,你会编故事不和她睡。故事讲完,才觉不妥,含义有点下作,对女性有一种明显的性侵犯,可要收口已来不及。李小南后来对我这个故事的评价是:“鱼在河那家伙文质彬彬一个人,看不出来竟有一肚子坏水!”这句话对我真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扪心自问,鱼在河同志,难道你不是一肚子坏水吗?在玻管局这些年,你这一肚子坏水何曾停止过向外涌流?连传达室老乔都能听到“咕咕咕”的涌流声呢!

  这可真是生命不息,“水”流不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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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吴言                 

  
  第三十三章
  局里那两个下海的家伙回来了。一个是昂着头回来的,一个是低着头回来的;一个是笑着回来的,一个是哭着回来的;一个是开着一辆“别克”小轿车回来的,一个是推着一辆除了铃儿不响浑身都响的破自行车回来的。

  局里这两个下海淘金者,一个乘一艘小船下海,中途搭乘一艘远洋货轮,推开波浪稳稳地向深海驶去;一个刚下海,小木船便被巨浪掀翻,呛了几口水爬上岸,成了一个落汤鸡。

  下海成功人士是原业务二科科长顾某,呛水者是原业务三科副科长宋某。

  两人回来时各唱着内容不同的歌。顾某唱的是:“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或者“高高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宋某唱的则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或者“我曾经问个不休,为什么我总是一无所有”?

  顾某荣归故局,很有点隆重的味道。一周前便传出顾某要来局里看望大家的消息,已经给大家做了通知,说某日某时顾某荣归,请大家那天最好不要请假,和顾某叙叙旧。局里的女同志那两日刻意打扮了一番,妆化得浓了一点,眉描得重了一点,口红涂得红了一点,屁股绷得紧了一点,脸上的粉儿扑得多了一点。女同志刻意妆扮可以理解:顾某已成大老板,大老板给人的印象都是西装革履,精神焕发,劲头十足,就像港首董建华和澳首何厚铧一般。那么局里的女同志就不能太俗气,显得太寒酸,即使不能打扮成个张曼玉,至少也得有点像林忆莲。

  可那天顾某却没来。局里同志有点扫兴,女同志还有点遗憾。我调玻管局之前,康凤莲与顾某在一个科室,那时顾某还是副科长。顾某有一次写了一个纸条,约康凤莲去看电影《泰坦尼克号》,康凤莲却没有去。康凤莲那时正与姬飞“浓得化不开”,心想:姬飞好歹是个县处级,你顾某不过是个小小的副科级,也想吃姑奶奶的天鹅肉!做梦去吧你,喝点洗脚水还差不多。所以有些女同志的目光总是短浅一些。顾某摇身一变,就像当年落荒而逃的国民党还乡团长,而今成为富甲一方的台商来局里投资。康凤莲有点后悔,听说顾某要来,急忙去做了美容,脸皮被拉得生疼。一颗因放的时间太久发蔫的大白菜,即使洒上水也水灵不到哪里去。年龄大的女同志做美容就相当于给发蔫的大白菜洒水。那天康凤莲早早来到办公室,乘办公室没人又揽镜自照,搔首弄姿,把一张刚“洒过水”的脸左顾右盼了一番,可狠心的顾某却没露面。

  顾某虽未露面,他的气息早跑到了我们玻管局这幢大楼的角角落落,甚至“味儿”都蹿进了卫生间。那几天,各科室的人都在谈论顾某的“大款成长史”,卫生间一边蹲一个还在感慨万千。一个说:“人比人活不成,骆驼比马骑不成。”另一个说:“原来看不出他有多大出息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一个又说:“那家伙晚上睡觉咬牙特别厉害,我一次和他下乡,睡一个房间,半夜突然被他‘咬’醒。我那时候才懂得为什么有‘咬牙切齿’这个词。”另一个接上说:“咬牙可以理解为‘树立志向’,‘切齿’可以理解为‘磨炼意志’,这一‘咬’一‘切’,不就成个大款了!”

  按照同志们的说法,顾某“发达”的版本至少有三个。其中两个版本不外乎官商勾结之类——俗!此处删去(至少五千字)。流传较广、易于被人们接受的另一个版本是:顾某一下海,创办了一个“环球电脑公司”。起初这个“环球电脑公司”只有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在街面上租赁了一间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门面,聘用了一个傻乎乎的打字员,给机关单位打印一些会议文件,可谓惨淡经营。转机在公司成立一年以后。一次,顾某亲自去市政府某局送一份打印好的会议文件,无意中获得一个信息,该局准备在政府各局中率先上一套办公自动化系统。顾某开始暗中运作,决心承揽这套系统。该局有一个副局长还是顾某的亲戚,按一般人的思路,应先去找这个副局长。可顾某却没有去找亲戚。顾某是这样想的:若你去玻管局办事,找余宏进能起什么作用?恐怕只会起反作用。找余宏进还不若去找鱼在河!今日之鱼在河,已非昨日之鱼在河!所以找余宏进属于“多余”,找鱼在河说不准倒能摸住一条“大鱼”。顾某是那种聪明人,下海一年,总结出了“三个基本”:回扣是基本原则,金钱是基本关系,利益是基本纽带。他按照这三项基本原则,在一天傍晚直接去敲开了那个局局长的家门。顾某旗开得胜,将这套系统操作下来,一拨拉算盘,净赚十万元。顾某茅塞顿开,跑遍了市委、市政府及下属各企事业单位。正准备“上”办公自动化系统的,他就按“三项基本原则”去运作,无不奏效;暂时不准备“上”的,他就像一个耐心的妈妈开导执拗的孩子一般,苦口婆心做工作。火候差不多了,赶快再按“三项基本原则”操作。最后结果是,“三个基本”后面又多了一个基本——基本将所有机关单位的办公自动化系统“拿”了下来。那两年顾某忙得像个陀螺,从早到晚脚底儿朝天跑,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他甚至像治水的大禹一般,三过家门而不入。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两年没吃早点。起初骑自行车跑,后来骑摩托车跑,再后来开上小汽车跑。从市里又跑到县里,从县里再跑到乡里。从这个县跑到那个县,再从那个县跑到另一个县。有一次由最东头的一个县向最西头的一个县进发,中间隔过了三个县,穿过了四条河,翻越了五座山,掠过了广阔的田野和山峦,宛若一支带着哨音的林中响箭,行程达七百余公里。从“天刚麻麻亮”一直跑到“夜幕完全降临”。

  五六年时间辛苦奔波,紫雪的市县各机关单位都上了办公自动化系统。“做”完机关单位再做学校,帮学校上“电算化教室”。待开始将触须伸向学校时,环球电脑公司已今非昔比,鸟枪换炮。有了专门的办公楼,六十多名员工,其中只有四五名管理人员,其余全都是业务员。并高薪聘用了一名计算机博士做公司副总,资产已逾数千万元。

  局里第二次通知顾某要来,已是一周以后了。这天下午,顾某果然坐一辆簇新的别克来了。顾某的司机侍立这一侧,一位明眸皓齿的年轻女秘书笑微微地相伴在另一侧。司机手里提着顾某的公文包,端着茶杯;女秘书玉臂上搭着顾某的西服外套。顾某像港商那般梳一个大背头,穿着洁白而考究的衬衣(衬衣价格说出来怕吓着牛望月,不利于安定团结,不说为好),衬衣上扎着名贵的领带。当时老板和我亲自去玻管局大楼外边迎接顾某。顾某走在前边,老板和我一左一右“挟持”着顾某,众人簇拥在身后。走进局大会议室,班子全体成员已着装整齐恭候。顾某按照排列次序,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背在身后),像领导同志接见劳动模范一般,先后与阎水拍老局长、陈奋远主任、余宏进副局长、朱锋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一一握手。马方向局长在旁边做着介绍,我跟在马方向局长身后桴鼓相应,适时予以补充。譬如顾某与陈奋远主任握手时,马方向局长会含笑对顾某说:“老陈现在是正处级了,行管办主任!”“行管办?”顾某不解。我看看马方向局长,急忙补充:“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简称行管办,咱局里新设立的机构,与玻管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然后看看陈奋远主任,再向顾某补充:“陈主任同时还兼着局里的副局长呢!”顾某便一边颔首,一边和下一个人握手。到朱锋,马方向局长介绍说:“老朱现在是副局长啦。”到姬飞:“老姬现在是纪检组长。”到牛望月:“老牛现在是行业工会主席。”到赵有才:“有才现在是行管办副主任,给老陈作助手。”

  到陶小北时,顾某逗留的时间略微长一些。马方向局长还没介绍,顾某眼睛一亮,先说话了:“小北还是那么光彩照人啊!这么多年没见,我可是常常想着你呢!”人一有钱,腰杆硬了,舌头撂得展了,说话就能放得开了,一些带有“意味”的话也能出口了。若牛望月这么对小北说,就带有“调戏”、“狎昵”的味道。顾某说出来,则是“洒脱”、“诙谐”、“亲和”。我当时心里想:钱真是个好东西!小北则在想:这俗物以为他一招手,我就会和他上床呢!然后又想:俗物终归是俗物,名牌服饰包装起来,还是个俗物!而他自己还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小北眼前的顾某,仿佛已被里三层外三层的百元钞票粘连在一起包裹起来——那就不仅是俗物,而是“怪物”了!小北突然瞥见顾某牙缝间粘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饭屑。心想,这俗物恐怕一天只刷一次牙,饭后睡前从不刷牙呢。而且他的笑容比冯富强虚假的笑还令人生厌——又成“厌物”了!俗物加怪物加厌物——不是个“蠢物”是什么?顾某的环球公司倒不若改作“四物公司”。小北真想把这个建议向顾某提出来。若顾某问她,为啥叫“四物公司”。她当然不会说是“俗物、怪物、厌物、蠢物”此四物,而会莞尔一笑作答:“物畅其流,物尽其用,物化劳动——公司发达了,一定会修楼盖房子吧,再加个‘物业管理’——这不是‘四物’吗?”小北最后又想:伟人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与人不必“斗”,而应该玩儿。与男人这种狗东西玩儿,才“其乐无穷”呢!小北这样想着,脸上的笑容更迷人了。

  此时马方向向顾某介绍:“小北现在是局里的总工程师了!小北机遇好,上次配班子,市里有要求,班子里必须有一名女干部,小北搭上了这趟车,没费劲儿就上来了。”老板说小北“搭上这趟车”时,我心想,这妮子搭车去哪儿?火车还是汽车?境内还是境外?

  “那小北现在也成陶总啦!”顾某仍在小北那儿留恋着不肯离开。接着又说:“小北干脆也下海吧,到我公司来,给你个常务副总,年薪十万元,怎样?干不干?”小北当时想:这蠢物下钩啦!我又不是鱼在河,她瞥我一眼,想:鱼儿才咬钩呢!可惜我不会咬钩,只会“逃”(陶)钩。顾某话音未落,小北顺势瞥了那个女秘书一眼,女秘书听说要聘小北做“常务副总”,紧张的嘴巴张成一个“O”型,足以放进去一个乒乓球,怕人真给她塞一个乒乓球进去,很快又合上,含嗔带怨地瞥了顾某一眼。这一切都被小北看眼里,心想,我去做副总,女秘书还不抓我脸?小北的脸仿佛真被“抓”了一般,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不被“毁容”,我还是乖乖在玻管局呆着吧!即使哪一天下海,也要到真正的大海里去,或者就跟外公到南“洋”去,才不愿在紫雪市这个小河沟里与这些厌物为伍呢!小北想着,话都懒得说,只是微笑着看着顾某,一切尽在“不言”中。小北虽然在脑瓜里“说”了许多“话”,但那都是“心语”,别人听不见。面对衣冠楚楚、笑容可掬的顾某,她竟一句话没有说,只是那样不卑不亢微笑着。顾某像一架飞机一般,在小北身边“盘旋”了好一阵儿,见无法“着落”,担心油料耗完一头扎哪儿失事,只得讪讪地别转脸去,和别的同志握手敷衍。

  看来金钱也不是万能的!顾某有点沮丧地想。当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顾某瞥瞥身边女秘书那张年轻而生动的脸,又想。

  顾某“接见”完班子成员后,马方向局长主持召开全局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老板向顾某介绍了这些年玻管事业的发展情况。顾某向大家介绍了环球公司的创业历程、公司现状、业务半径、未来前景。什么“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员工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学历在大专以上,充满了朝气”;“公司机构简单,制度管人,各负其责”;“全部实行聘用制,人员双向流动,老板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老板”;等等。说到业务半径时,女秘书“哗”地打开一张业务分布图“挂”在自己身上,只露出半个脑袋和一双脚丫子。图上有许多遒劲有力像鞋刷一样的红色箭头。大家的目光当时刷一下射向那些红箭头。有一个红箭头在女孩腰际,写着“东南亚”;另一个红箭头与“东南亚”毗邻,写着“香港”;有一个箭头向上直指女孩一只乳房,写的竟是“俄罗斯”;另一只箭头毫不示弱地指向另一只乳房,写的是“欧洲”;最有趣的是有一只箭头向下直指女孩“那儿”,写的竟是“澳大利亚”。
  这个女孩的老公应该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一手搂着东南亚,一手搂着香港,摸着欧洲和俄罗斯的乳房,在澳大利亚“唱歌”。

  看完挂图,下一项议程是由顾某向局里赠锦旗。顾某拿出的锦旗上写着两句不伦不类的话:“吃水不忘挖井人,难忘玻管培育恩”。这两句话若让民国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章太炎、辜鸿铭等国学大师看到,九泉之下也会辗转反侧,难得安生。

  座谈会结束后,到局办公大楼前合影。那天下午全局同志同时张了两次嘴。第一次是合影时齐声喊“茄子”;第二次是喊完茄子到蓝天大酒店聚餐。因顾某饭前还要致词,大家入座后还张不得嘴。顾某致完词,端着一杯酒邀大家共同举杯,大家才共同张开嘴将那杯酒倒进去。

  那天顾某上的是五粮液酒。局里同志喝了个一塌糊涂。小牛他们那一桌喝了五瓶都不尽兴。饭毕,每人怀揣顾某发给大家的二百元购物券,打着饱嗝儿在蓝天大酒店门前和顾某握别。当时我恰好和小北站在一起,就像我们《紫雪日报》每天的头版头条和二条,两篇文章亲热地挨在一起一样。小北当时一边向顾某那辆别克车挥手,一边却扑哧笑了——她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位老师。那时她读高三,一位年轻男老师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一次千方百计将她哄骗到床上,像建筑工地房梁上扔下来的一袋烂泥一样,伏卧在她凹凸有致美妙绝伦的身子上,隔着衣服瞎折腾。老师笨重的身子像旧社会“三座大山”中的其中一座向她压迫过来时,她竟毫不在意,在那儿扭着头不慌不忙看电视。老师房中的电视上正在播放《射雕英雄传》。小北读初中时就喜欢射雕,也不知看几遍了,那天仍然看得津津有味,美目顾盼,笑靥如花,看到高兴处哧哧直乐,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小北那天穿一条铠甲一般的牛仔裤,老师像一架订书机一样在她身上忙活,累得满头大汗。当他情急中试图拉开她牛仔裤的“拉链门”时,小北像林黛玉那样蹙蹙眉头,以手不耐烦地拨开他的手,说:“得了吧您!您又不是《红楼梦》里的贾瑞,‘硬邦邦的就想顶入’!”只这一句话,就将老师打蔫了。小北从那时起才知道男人原来是这么些肮脏的货色!从那以后,她不再将那个老师视作老师,只把他看作是一个男人——能在体内产生精细胞的一种高级动物。经此历练,她从此不再怕和男人上床——因为结果只是他们自己和自己玩——与小北没有多大关系!那天在蓝天大酒店门前和顾某告别,她突然觉得顾某有点像那个多年前隔着一条牛仔裤冲她使猛劲的男人——男人就是这样,一辈子都在瞎使劲儿!她想。当然,那种真心相爱的男女除外。她又想。想着,扭头看了我一眼。那一刻,她的一张俏脸花团锦簇,如火如荼,妩媚极了!

  顾某的别克车像一个卖弄风骚的鸨儿一般,扭着肥厚的臀部驶入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玻管局的全体同志在蓝天大酒店门前作鸟兽散。我这个《紫雪日报》的“头版头条”,却将总是温情地依偎在我身边的“二条”扔在一旁,像我儿子鱼小明小时候扑向他妈妈怀中那样,轻捷地提起厚颜无耻的脚跟儿,脸上挂着像陶小北呈现给我的那种妩媚的笑容,迈着小碎步如蚁附膻地向正冲我招手的马方向局长跑去。我离马方向局长这个厌物越近,就离陶小北这个尤物越远——谁让我是一个像顾某那样的俗物呢!

  在玻管局这些年,阎水拍、马方向和我的关系,就像那个县长、律师和记者的关系一样。阎马若为县长,我就是那个倒霉的律师,陶小北则为那个采访律师的记者。《汉书·贾谊传》里有这样一句话:“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阎水拍若是“身”,马方向若是“臂”,我鱼在河就是最末端的“指”。身——臂——指,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对阎马来讲,我永远是他们臂端的一根手指头,兜中的一支圆珠笔——他们随时可以将我伸出去,掏出来,如臂使指般的差遣我,驱使我,使用我!

  顾某荣归举局欢宴的第二天早晨,老板一上班就将我这支“圆珠笔”从他兜里掏了出来。他将我这根属于他的“手指头”叫到办公室,嘱我去顾某公司购买五十台电脑以及相应的配置。老板特别叮嘱,局级领导——包括你——老板说得这个“你”指“我”——全部购成东芝牌手提电脑。其他同志就买成台式吧——联想还是戴尔,你看着办!

  顾某像一个狡猾的掮客,“故局重游”一番,就让紫雪市县机关单位未上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最后一个空白点,如汤沃雪般地在环球电脑公司的业务分布图上消失。我当时突发奇想:若给我们玻管局在那天挂在女秘书修长身子上的那份业务分布图上找一个位置,应标在什么地方?与“欧洲”、“俄罗斯”、“澳大利亚”这些“庞然大物”比起来,我们玻管局也太微小了一点,比微不足道还“微小”,还“不足道”。因此当然不能标在乳房等“大地方”,有一个位置倒适合我们玻管局——就是肚脐眼儿。对!就把我们玻管局标在那儿!

  宋某回来则要冷清得多。某天,他突然像李向阳带着的一支游击队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穿插到了老板办公室。当时下午刚上班一会儿,他穿插到老板办公室谁都不知道。突然,我听到老板办公室传出激烈的说话声,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高声喊叫——后来我才明白,那种破罐子破摔或摔破之后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声音

  。我急忙挑开老板的门帘跑进去,见瘦弱的宋某正弓着腰挥着胳膊冲老板发威,老板气得脸煞白。我见将老板气成这样,像贾政呵斥贾宝玉那样,断然喝住宋某,并用威慑的目光逼视着他,不由分说拉起他一条胳膊,像拉着一条正冲人狂吠的狗一样,将他拉出老板办公室,又拖进我办公室,扔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关起门和他理论。

  “老宋你撒什么野?有话好好说嘛!”我这样说时,眼光里才去掉了一些威慑的成分,不过仍显出一种严厉。我用一次性纸杯给他沏一杯茶,放在面前,再次对他说:“有话好好说,有问题咱们共同商量着解决,可不能胡来!怎么可以和马局长大吵大闹?”

  宋某用发直的眼睛注视着我办公室的墙壁,半天没吭声。就像宋蕙莲获知老公来旺儿被递解到徐州一般,她怎么也想不通,西门庆怎么可以一边恣意享用玩弄着她的身子,一边毫不含糊地将她的老公置于死地。宋蕙莲想不通的结果是寻了两条裹脚带拴在门楹上自缢身亡,老宋想不通的结果是以手捂住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俄顷,见手指缝间有泪水溢出,他竟像个孩子一般在我面前不顾羞耻地“呜呜呜”哭了起来。

  宋某下海后,与一中学同学韩某成立了一个“向未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宋某任总经理,为公司法人;韩某为常务副总经理。营业执照“主营”一栏里,填作:“百货批发”;“兼营”一栏填作:“书刊、音像销售及其他”。公司成立初期,两人夏天给各机关单位贩卖白糖、茶叶等“降温”用品,冬天给各厂矿企业贩卖防寒服、工装、鸭绒被等劳保用品。折腾一年下来,赚了五万多元。宋某和韩某共同的意见是,将这五万元作为资本,再筹集一笔资金,“弄一个大家伙”(指做一笔大生意)。

  过了没几天,“大家伙”被韩某带来了。其实韩某带来的是一个“小家伙”:一个身材矮小、瘦瘦精精的年轻人曹某。三人坐在一个小酒馆后,韩某指着曹某对宋某说:“我靠!你不认识啦?咱们初中班主任曹老师的儿子!”宋某这才恍然大悟。他在紫南县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上的中学。那所中学比鱼在河执教十年的袁家沟中学还要偏僻一些。一出校门,大山就在头顶压着,让人气都喘不过来。他们上初中时,曹某还是个小学生,脖子上挽一条皱皱巴巴的红领巾,成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玩儿:下河玩水,上山掏雀窝,还去果园里偷过一次苹果,被看园的老人追得撒开脚丫子狂奔。三人说了一会儿少年时期的一些趣事,已喝干一瓶白酒。第二瓶酒打开时,韩某才催促曹某说出他那个“大家伙”。

  曹某说,他有一个亲戚在中国慈善总会任秘书长,最近他从亲戚处得到一个信息,“中慈总会”有一批国内捐赠的图书准备处理。其实全都是新书,好大一部分还是中考和高考复习资料,但因版本是去年的,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娃娃们觉得“旧”了,其实在咱们这儿比新书还新呢!曹某说,他已专程赴京看过这批货,总价值二百六十多万元,处理价才三十五万元。曹某说着,兴奋地端起一杯酒和宋某、韩某碰杯,然后又说:“我的初步设想是这样,咱们在市教育局找一个管事的,给他八万元,让他出面给全市各学校分配下去。全市有多少所中小学啊!这么点儿书撒出去,还不像雪花儿落在大地母亲的胸脯上一样,连点响声都听不到,连个踪影儿也看不到。咱们以半价批发给市教育局,调动人家的积极性,让人家也有赚头。半价是多少钱?一百三十万元。减去三十五万元购书费,再减去八万元回扣,一万元运费,再拿出六万元机动经费,共是五十万元成本。一百三十万元减去五十万元那个数字,就是咱们三人的纯利润!咱们赚多少钱,我儿子都能算出来呢!”

  “咱们净赚八十万元呢!”宋某冒着给曹某做儿子的危险,脱口将曹某说的“那个数字”算了出来。他想,只要能赚八十万元,不说儿子,给谁当孙子也行!

  “这样的生意那种脑子进了水的傻瓜才不干呢!”韩某此时也这样感叹着说,仿佛若宋某不干这宗生意,就是那种“脑子进了水”的“傻瓜”。

  宋某脑子并没有进水,他十分冷静地对曹某说:“这笔生意可做,这是前提。但有两个具体问题。”宋某伸出一个指头,说:“第一个问题是,谁负责销售?万一销不出去怎么办?教育局那个‘管事的’拿不倒怎么办?”宋某这样说着,目光逼视着曹某。

  曹某说,销售由他负责。没有金刚钻,怎敢揽这个瓷器活!曹某所说的“金刚钻”是指市教育局夏局长。曹某小声对宋某和韩某说:“夏局长是我爸的得意门生呢,当时是班长,语文学得好,我爸常让他在课堂上站起来背诵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和荀况的《劝学篇》呢!我爸已给他打过电话,他已初步答应帮这个忙。”曹某停了一下又说:“当然单靠这层关系还不行,还得拿出硬货!不过有这层关系,我有把握搞定老夏!万一不行给他十万元回扣。”曹某说到这里,征求宋某和韩某的意见,再给夏局长增加两万元回扣他们同意不同意?

  “那咱们就赚不到八十万了,只能赚七十八万!”韩某有点不大情愿。

  “你这个人,咱要算大账!怎能抠小钱?”宋某责备地瞅了韩某一眼,转而代韩某和他向曹某表态:“给夏局长的回扣由八万元增至十万元我们同意,但再不能增加了,十万元封顶。”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宋某又伸出第二个指头,和曹某讨论第二个问题。他说:“事后方知君子,事后也方知小人!所以咱们来个先小人后君子,货全部运回紫雪,放到由我们(他指指韩某)指定的库房里,我们才愿意出资。”宋某还向曹某提出,一万元运费最好由曹某先垫付。宋某当时的“小九九”是:这是一笔保赚的生意,保赚还要保险,若现在将资金交给韩某,到时货回不来怎么办?货回来,验过,用一把大铁锁锁在库房里,钥匙揣在自己身上,再付钱。基本等于先将媳妇领进洞房,生了儿子,再去登记办手续,哪儿找这样的美事!

  韩某也同意宋某的意见,不愿意先拿钱。曹某有点不高兴,说:“我要有钱,找你们干啥?我一个人去做这笔生意,转眼就差不多成了百万富翁!”曹某说他去银行贷过款,贷不出来,没办法才拉他们合伙。曹某最后生气地说:“你们都是些人精,一点风险都不愿承担!”曹某说着真有点生气了,起身欲走,屁股都离开了座椅。宋某当时有点紧张,怕煮熟的鸭子飞掉。韩某此时眼疾手快,一把扯住曹某说:“你小子干啥?咱哥们儿凑一块儿是做生意来了还是赌气来了?”曹某只得叹了口气,重新坐回来说:“你们这些人,只想日逼,不想管生孩子!”曹某愤愤不平地说了这样一句粗话,又叹了口气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只怪我自己拿不出钱,只能是大闺女进了妓院——横竖由你们摆布!”曹某这样说着,真像一个被送进妓院的大闺女一样,坐在那儿悲伤地低了一会儿头,像在追悼会上默哀一样。

  曹某“默哀”的这阵儿,宋某心里如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生怕曹某再使性子走掉,所幸曹某并没有再使性子走掉。

  大约有一支烟工夫,他“默哀”毕,抬起头无奈地说:“这样吧,我先让亲戚出面将货赊回来,货到验过后你们立马付钱!一天也不能拖!一万元运费三人各承担三分之一,去北京提货前付给我!我现在只有不多一点钱,哪能垫得起一万元运费?去了还要吃还要住,你们总得讲点人道主义,不能让我去北京后睡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旁边吧!”

  宋某见将曹某逼成这样,于心不忍,连忙掏出三千五百元。韩某自然也不忍心将曹某逼得睡到毛主席纪念堂旁边去,亦拿出三千五百元。两人当场将七千元钱交给曹某。

  三人就这样凑起三十五万元:韩某出十二万元,宋某出十八万元,曹某出五万元。将来利润按投资比例分成。曹某说:“老子要有钱,老子找你们干啥?给你们寻了这么笔好生意,结果是你们吃肉,老子喝汤!”宋某见曹某这话里又有反悔之意,急忙向韩某使了个眼色,两人当即撺掇着曹某写了协议,并都按了手印。

  宋某和韩某将“向未来公司”所赚五万元利润投了进去。韩某还得筹资九万五千元,宋某筹十五万五千元。

  宋某当时家里全部存款只有四万五千元,向岳父借了两万元,还差九万元。宋某再拿不出钱来,便去找康凤莲。宋某和康凤莲是中学同学,康凤莲还是宋某“同桌的你”。他将这笔生意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拉康凤莲入股。宋某已将属于自己的利润算清楚,收回成本,可净赚四十二万元。他和康凤莲各投资一半,本应各获利润二十一万多元。但他在那批货总价值二百六十万元上打了点埋伏,说成二百万元。这样,他和康凤莲的纯利润就变作了三十一万元。宋某当时诚恳地对康凤莲讲:“三十一万元利润,咱俩一人一半,我一分钱也不多拿,每人十五万五千元!”其实宋某多拿的岂止是“一分钱”,他“昧”了康凤莲五万五千元。一里一外,宋某可赚差不多二十七万元!

  那天晚上从康凤莲家筹到钱出来,宋某高兴地在紫雪城寂静的大街上跳了两跳,并不知给谁很响亮地抛了一个飞吻,仿佛二十七万元已揣进兜里。

  下来便是找库房、验货、付款。找库房容易。宋某在玻管局工作十余年,一玻二玻有的是到处结满蜘蛛网的大库房。不说一库房书,十库房书也存得下。

  宋某做梦都不会想到,当他用一把大铁锁“吧嗒”将那一库房书锁上后,曹某却像一颗水珠一样蒸发掉了。

  起初宋某并没意识到曹某找不见了。将书锁进库房分手时,曹某说他提书的时间不会超过半个月。他拍着宋某的肩膀说:“宋哥你只管放心,半个月内我保准来提书。我现在先得将这三十五万元货款送北京去,当时给我亲戚承应下了,货一拉回来马上付款,要不我亲戚那儿可作难了。”

  当时宋某还和曹某开玩笑,他说:“放一库房黄金怕有人偷,放一库房破书谁来偷?请人来偷还没人偷呢!不说放半个月,放一年半载也没事!”

  宋某的话不幸言中,这一库房“破书”果然一放就是“一年半载”。

  宋某是半个月之后觉得有点不对劲儿的。曹某自去北京送钱走了后,怎么再无音信。宋某觉得蹊跷,急忙给曹某打传呼,不回;再打,不回;他让传呼台连呼十遍,还不回。宋某急忙找来韩某,两人又一块儿呼曹某,连呼三天仍无音信。到第四天再呼时,已“欠费停机”。

  两人这才慌了手脚,包了一辆车直扑紫南县。可待他们风尘仆仆赶到已离开差不多二十年的母校时,获知曹老师已在五年前去世。学校的老师说:“硬是叫那个小畜牲气死的!”“小畜牲”就是指曹某,他已有十多年没回家了。

  宋某和韩某万没料到,小畜牲曹某竟是一个流浪者“拉兹”!

  用“五雷轰顶”、“晴天霹雳”这样的词形容宋某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算夸张。

  两人从紫南县返回,便跑到一玻的大库房里重新验货。只验了不到三分之一,便瘫坐在地上。多一半书是盗版书和黄色书刊,印刷质量拙劣不堪,且有不少已霉变,手碰一碰就像秋天枯黄的树叶一样,碎了!

  宋某的心也早碎了!这些破书没有任何价值,只能拉到废品收购站当废品处理掉。

  因“验货”搞得满脸满身污痕的宋总经理此时用仇恨的目光盯着韩副总经理,咬牙切齿地说:“你给老子做的好事!”

  韩副总经理有口难辩。宋总经理已开始怀疑着了人家的套——不是着了曹某的套,而是着了韩副总的套!

  有没有这种可能:韩某与曹某没出一分钱,轻而易举骗走了自己的十八万元!想到这一点,宋某打了个寒颤。当他将自己的怀疑表露出来时,韩某口气一下由软变硬。他瞪着眼睛对宋某说:“你怀疑老子?老子还怀疑你呢!当初分工明确,你负责验货!你是怎么验的?”

  两人围绕着“验货”问题争吵起来。宋某说:“你说应该怎么验?老子总不能一包一包打开看吧,两万多大包书呢!”

  “那你打开了多少包?”韩某逼问宋某。

  宋某无言,因为他当时只验了不到二十包。当时两万多大包书全是崭新的双层牛皮纸包装,外边还有一个编织袋,包像女人缠脚一样打得周周正正。卸货时曹某将包抱在怀里摔地下,对宋某和韩某说:“看这包打得多结实,摔都摔不开!”

  “你还埋怨我,怀疑我,我还折了十二万呢!”韩某发狠地以手指着宋某的眼珠子。

  “向未来发展公司”自行解体。接下来四年多时间里,宋某一边疯狂地寻找曹某,一边竭尽全力躲避康凤莲。

  曹某当然找不到,一只抓在手中的鸟儿,放开手让它吱儿一声飞上天去,再想抓住这只鸟儿有无可能?就是一只老鼠,你放开它也很难再逮住。一只被绳索绑住双脚的公鸡,扑棱着翅膀从你怀中逃走,抓它也得费半天劲儿呢!

  我们紫雪埋葬人还沿袭土葬这种殡葬习俗。有一次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去世,在墓地要杀一只公鸡。那只绑着双脚的公鸡被一个人抱在怀里,它可能是感觉不妙,突然奋力一跃,从那人怀中跃出。一边惊叫一边跌跌撞撞向田埂下草丛中逃走。那人愣了一下,扔掉嘴角正抽着的半支香烟凶猛地向公鸡扑去,仿佛是要去奸污那只公鸡似的。可他却怎么也扑不住那只绑着脚的公鸡。最后还是几个人呈合围之势,才将公鸡擒获。因此宋某找不到曹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曹某至少没有被绑住双脚。

  宋某找曹某,康凤莲在找宋某。

  康凤莲的钱是借她哥哥的。当时说只借两个月,现在一借却是四年!

  宋某向康凤莲千般赔礼,万般道歉。可赔礼道歉解决不了问题。宋某开始躲康凤莲,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这年的正月十五康凤莲又将宋某截住。康凤莲一把鼻涕一把泪,宋某也难过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同学一场,同事一回,弄到这步田地,伤心总是难免的。康凤莲拿宋某没办法,可有人却拿他有办法,这人就是康凤莲的哥哥。这天,康凤莲的哥哥露面了,他给宋某打电话,约他在一个小酒馆见面。

  宋某来到那个小酒馆。刚等了一会儿,一个戴一副墨镜身板十分结实的人走进来,面无表情地对宋某说:“你是宋总吧?我是康凤莲的哥哥,康二!”康二当时并没有往下坐,却一把拉起宋某的手说:“这里谈话不太方便,咱们换个地方怎么样?”虽是商量的口气,手却不容置疑地拉着宋某就走。

  康二拉着宋某一出门,停着一辆桑塔纳,康二放开宋某的手,车里下来一个小伙子,示意宋某上车。宋某刚钻进去,那个小伙子便一言不发地跟着坐进车里。宋某才发现,车里还坐着一个人,他恰好被两人夹在中间。

  那天宋某被康二拉到郊区一间破房子里,没说一句话,两个小伙子就撩起他的衣服蒙住头,一顿暴打。宋某以为自己被打死了,可一会儿又睁开了眼睛。康二此时上来踹他一脚,冷冷地说:“知道康二是什么人吗?不知道就不告诉你了!给你提两点建议供你参考。一是挨打的事可以报警,但不准告诉康凤莲。告诉康凤莲,告诉一次,打你一次!二是两个月之内拿钱来。”

  宋某当然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康凤莲,求爷爷告奶奶,东挪西借凑了七万元钱,还给了康二。又给康二打下一张两万元的欠条,许诺半年之内还清。

  然后宋某便推着一辆破自行车来到局里,向老板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他想重新回来上班;二是副科长可以不当,但局里得补发他五年半的工资。老板当时答复宋某,重新回来上班可以,补发工资不行。按照当初协议,宋某每年还应向局里交三千元管理费,共是一万六千多元。老板最后对宋某说:“考虑到你情况特殊,一万六千元免交,可工资就不能补发给你了。”

  于是宋某就从沙发上跳起来,冲老板挥着手大喊大叫。

  此事最后由我来摆平。我对宋某讲:“老宋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板对你够宽厚的了。老板的道理讲到哪儿讲不下去?你做生意折了本,与局里、与老板有什么关系?当然你是咱局里出去的同志,你的遭遇令人同情,局里会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帮助你。可任何事情得说出个道理来。过去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才给补发工资呢!可那和你们下海经商完全是两回事嘛。你们下海叫什么?停薪留职,就是不发工资,保留公职。既是‘停薪’,你有什么理由叫局里补发工资?既然没有丝毫理由,怎么还能和老板大吵大闹?本来你回来上班都有问题。市里的规定很明确,下海五年之后编制自动取消。老顾空出的那个编制,局里已调了一个新的同志进来。你再晚来一步,局里若再调一个同志进来,占用了你的编制,你就等于被自动除名了,因为你超过市里规定半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念你过去和他在一块儿工作那么多年,体谅你的实际困难,丝毫没为难你,答应你回来上班,并免掉了你应缴的管理费。你扪心自问,老板待你怎么样?”

  我这样有板有眼批评着老宋。老宋见我说得在理,脸上忿忿的表情渐消,露出羞愧之色。我趁热打铁,继续苦口婆心批评和劝导他,以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能迅速予以改正。我说:“老宋啊,常言道,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真金无颜色。你老宋就是一块真金,现在也处于‘无颜色’阶段。你无颜色,发不出光,只能去你自己身上找寻原因,可不能拿别人撒气,怨天可以——那是你自己的事;尤人不成——尤其是不能‘尤’老板!老板在咱们玻管局享有何等崇高的威望,不能说高山景行,起码也是一倡百和,一声喊下去地动山摇,你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和他胡嚷吵。你这样做不是老板能不能原谅你的问题,而是玻管局的全体同志——包括老乔,能不能原谅你的问题——若全局同志都不能原谅你,你以后还怎么在局里工作?”

  我对老宋严肃地说了这番话,晓之以理后,继而动之以情。我的语气变得温和起来,又鼓励他说:“不过老宋你也不要自暴自弃,天塌不下来,地也陷不下去,太阳每天照常升起!自古做生意有赚就有赔,赔了也没什么可丢人的。所以你也不要觉得抬不起头,无颜见人,在同志们面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结果是雪里埋死人,太阳一出就露馅儿。赔就赔了,不要遮掩,要拿得起放得下。钱财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遇事要往宽处想,可不能往牛角里钻。至于你的工作问题,由我去和老板沟通,补发工资不可能,看有没有别的变通办法。我的初步想法是,副科长虽然没有办法给你,因为没有位子,可我觉得下一步还可以考虑给你一个副主任科员——当然这事得老板定,我只能做些建议。你现在背那么多债,最缺的是钱,副主任科员在工资福利待遇上与副科长一样。现在政秘科缺一个副主任科员,我去跟老板讲,就将你放在政秘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到半年头上,你先在局里借两万块钱,给康二还上。欠下局里的钱,以后慢慢还,来日方长嘛。”

  我这样说时,宋某眼里再次盈满了泪水,低声哽咽着对我说:“谢谢,谢谢鱼科长,我今生不知怎样才能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我走过去动情地拍拍宋某瘦削的肩说:“不要谢我!第一,你应谢马方向局长,这些事情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最后拍板的是马方向局长。第二,你应谢玻管局,当你周身寒彻、遍体鳞伤回到局里时,局里虽没有办法劫富济贫,却也并没有嫌贫爱富,而是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你,让你真切地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和同志们的情意。第三,我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过两天去找找老板,为你一时的冲动诚恳地向他道个歉,然后就在家里等候。我啥时候疏通好了,给你打电话,你啥时候再来局里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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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吴言                 

  
  第三十四章
  市里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开始了。

  这是我调玻管局七年来经历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市里召开了全市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市委书记、市长在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市级各部门副处以上领导参加了会议。十六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也出席了这次动员大会。按照市里安排,市里的机构改革工作在本年度上半年结束,县里在年底结束。这就像扔保龄球,先将市里这个保龄球扔出去,再将县里这个保龄球跟着扔出去——但听“咣咣”两声响,市县两级的机构改革就结束了。

  其实仔细想一想,机构改革就是跟玩保龄球一样。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紫雪市已经进行了六次机构改革。这六次机构改革的“精神”都一样:撤并机构、减少人员。然而六次机构改革下来,我们紫雪市委、市政府的人员却由第一次机构改革时的三百多人增加到现在的一千六百多人。县乡机关如出一辄,我们紫雪十六县,最小的一个县只有十万人,可这个县“财政供养人员”却有一万人,十个老百姓“养活”着一个干部。八十年代的时候,乡一级机关不设“人大”。进入九十年代,乡级机关普遍增加了一个“人大主席”,与乡党委书记、乡长一个级别。我们紫东县有一个乡,竟有十四位乡级领导干部:一位乡书记,四位副书记;一个乡长,四个副乡长;一个人大主席,一个副主席,还有一位人武部长。这是十三位。最后一位是乡计生专干——为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将乡计生专干破格升作副科级干部,与副乡长一个级别。

  以“撤并机构、减少人员”为目的的六次机构改革,其结果是:“机构增加一倍,人员翻了五番”。

  第一次机构改革时,市县的机关干部还“吃了一惊”——万一被“分流”了怎么办?可也只“吃了一惊”——从第二次机构改革时就不吃惊了。因为每次机构改革,都能新调一些同志进来,新提拔一些同志上去。第一次机构改革时,我们玻管局只有十五个同志,一正两副三个处级干部。现在是八个处级干部,五十一个同志(含老乔)。十五个编制时期,十五人中含一正两副三个局领导,全局只有三个科室——只设三位科长,不设副科长。下来有九个科员。那时还没有“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这样的说法。可现在呢?朱锋、姬飞、牛望月这样的人,都是搭乘着机构改革这趟车走上处级领导岗位的。因此,同志们现在都拥护机构改革,因为这使每个同志有了新的机遇。

  因此,机构改革就成为“打保龄球”——但听“咣咣”两声响——机构改革已经结束了。

  老板上任后,将我任作政秘科长,让我一花独放。此后近两年时间,再没有动人事。

  市里的机构改革动员大会结束的第二天,老板便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传达了市机构改革会议精神,对我局的机构改革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并成立了“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老板亲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任办公室主任。

  我才顿然明白了老板两年来“按兵不动”的原因——原来他是像诸葛亮那样,在等着“借东风”呢!

  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事情,得师出有名。同样是挥兵攻打某处城池,师出有名,便是讨伐逆贼,替天行道;师出无名,就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

  市里这次机构改革,就是老板等待来的“东风”。老板借得东风,在局里干净利落来了一个大动作——对局里的机构和人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

  这次调整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机构设置呈现新的亮色,人员任用出现新的面孔。过去历次机构改革,没有突破八个科室。阎水拍局长曾尝试冲破这道“篱笆墙”,但冲了几次,没有冲过去。这次马方向局长终于“杀开血路”,“突出重围”,增为十个科室。

  八个科室时期,称谓随着政秘科的变化而变化。政秘科叫办公室时,八个科室简称为“六科一室一会”。一室即指办公室,一会指局工会。办公室改为政秘科后,八个科室简称“七科一会”。

  这次机构改革八个科室增设为十个科室。新增一科一室:一科为“督察科”,一室为“纪检监察室”。

  督察科为新设机构,纪检监察室为半新设机构。过去局里有一个纪检副书记,但却没有一个专门的科室。若副处级的纪检组长是丈夫,正科级的纪检副书记是妻子。两个人结了婚,虽然也在一起吃饭、做爱并生孩子,却没有一所房子住。这次增设纪检监察室,等于给这一对已生出孩子的夫妇造了一所房子,并顺手雇了一个保姆——科里还设一个监察室副主任,为副科级。

  李小南任了局工会主席。那个老板几次表扬过“不错”的“张不错”,被任命为监察室副主任。

  冯富强不甘居李小南之下,经过竭力争取,由局工会副主席调整为督察科副科长,主持工作。这个科目前只有冯富强一个人,若不出什么差错,哪一天也许会将督察科长这个位子给他,但暂时不行。“视其表现而定!”老板这样对我说时,明显流露出对冯富强的厌恶。

  我在老板家里几次碰到的“王某某”,接李小南任政秘科副科长。

  在姬飞和我的联手运作下,出纳员康凤莲接冯富强任局工会副主席。

  下海挂彩归来的老宋被任作政秘科副主任科员。老宋给老板反复认错后,老板已消了气,征求我的意见,对老宋如何安排。我是这样对老板讲的,我说,不给他一个副科级,完全能说得过去。老宋认错时也反复表态,对他的工作安排,他个人没有任何要求,组织让干啥就干啥!但安排一下,也能说得过去。毕竟是个老同志,在局里任副科长多年,现在又落魄到如此程度,给个副科级安慰一下,更能体现组织的温暖和老板的大气量。大人不计小人过,何况老宋现在已经服服帖帖。相比较而言,给个副科级安排一下为上策,不安排为中策。我说到这里时,老板笑着问我:“那下策呢?”我说:“下策就是将这家伙像一条狗一样一脚踢出去——原本就不接收他回局里工作,有明文规定在那儿摆着嘛!”接着我又恨恨地说,“这家伙那天还跟你吵,真是昏了头!看他那天像一条疯狗一样又扑又咬的样儿,我当时想,人急了真是能看得出来!如果不是老板您关照他,他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猢狲儿隔墙凉簸箕——还不知在哪儿仰着合着呢!那天我将他拽到我办公室好一顿训斥。起初他还像茅厕里的砖儿——又臭又硬,在那儿胡搅蛮缠,可很快软得像一堆鼻涕一样,承认他跟您嚷吵不对。后来那家伙痛哭失声,说他这一辈子算完了!人无后眼,当初哪根筋抽着了,放着好好的副科长不当,跟上鬼似的扑着下海。他还怨恨人家老顾,说他当时下定决心下海就是受了老顾的影响,跟上瞎子跳枯井哩!我说你不要怨张三,怨李四,人家老顾现在挣了几千万,牙缝里剔点出来就够你饱餐一顿。况且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人家老顾下海赚钱又没有妨碍你老宋赚钱!他被我说得无话可说,像个白痴一样沉默了一会儿,又央及我向老板你求情,担心老板你会记恨他。我说老板肚里能撑船,人家多大的肚量,能记恨你小小的老宋!以老板平日的为人,人家不但不会记恨你老宋,你老宋的事该上紧时老板还会上紧!但你自己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切不可头脑一发热就犯浑!退一步说,犯浑也得看对象!那李逵,仗着有两把板斧,动不动就冲人犯浑,可他一见宋江就磕头。还有孙悟空,把猪八戒当孙子耍,可他何曾冲撞过唐僧和观世音菩萨。咱们局里小牛和小马,动不动就互相尥蹶子,你刚一吹胡子我急忙就瞪眼,可他们啥时见了阎水拍老局长不是毕恭毕敬。以马方向局长现在在局里的威信和威望,完全可和阎水拍老局长比肩,连阎水拍老局长都说,玻管局现在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你冲马方向局长犯浑不是背着鼓寻槌——找打吗?玻管局的同志哪一个不会因此而对你产生反感心理?!”

  那天我就这样在马方向局长面前如此这般将老宋贬斥一番,最后说,如果说他是个人,现在也是个“可怜人”;如果说他是一条狗,已成一条“落水狗”!此时给点恩惠,他会永远记着的。所以对他的安排,应弃下策,舍中策,取上策。

  “那就给个副主任科员吧!也真是个可怜人,他调进局里工作比我早两年。他做副科长时,我才是个副主任科员呢!不要将人一棒子打死,治病救人嘛。”老板表了态,老宋做了副主任科员。

  老宋之外,政秘科又新增了一个副主任科员岗位。这个副主任科员是否应给打字员小胡?老板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老板没有拿定主意。老板心中还有一个人,他在这两个人之间犹豫。这两个人老板都不讨厌,而且两人都向老板伸出了手。老板不想给一个得罪另一个。他想借我的口将这个意见讲出来,这样得罪那个人的就不是老板而是我了。而我正想去得罪“那个人”,让他明确地知道是我不同意他做这个副主任科员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权已悄然置换——由老板手中置换到了我手中。我对这两个人使用谁做副主任科员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老板需要这样一种“说法”:本来他准备让某某做政秘科副主任科员,可鱼在河坚决不同意。鱼在河毕竟是政秘科长,又是给政秘科配副主任科员,他的意见老板有时也得听一听。

  而我也同样需要这种说法,这证明我的话是举足轻重的。我更需要另外一种说法:鱼在河那家伙看上去温文尔雅,还敢动刀子杀人呢!

  是的,我需要这种说法!在玻管局这么多年,我何曾亲自“杀”过一个人!无论是对阎水拍,还是对马方向,我只有点头哈腰的份儿。在他们面前,我的脊梁骨早断裂了,我甚至能听到我的脊梁骨断裂的“咔嚓”声。

  别人以为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一个心慈手软的人——难道老宋不会这样认为吗?老宋不这样认为才怪呢!而惟独没有人知道,我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冯富强被我击溃了,我在对付冯富强的时候,只是躲在背后,(谁能看得见呢!)玩了个借刀杀人。我多想从幕后跳出来,亲自尝试一下“咔嚓”一下的那种快感呢!今天马方向局长给了我这个机会!

  我将我准备“杀”掉谁的意见讲给老板听后,老板保准会这样对我说:“那你在党组会上将这个意见讲出来!”

  事实与我“设想”的完全一样,包括老板讲的话与我“设想”的他将要讲的话一字不差!那天,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小胡做副主任科员的同时,将老板心中藏着的另一个人一把“拎”了出来。我对老板说:“小胡暂时放一放,这个副主任科员给小虎!”

  老板马上对我说:“那你在党组会上将这个意见讲出来。”

  果然一字不差!

  我对老板说:“任用小虎一个人,能调动一批人的积极性。小苏、小马、小牛、小唐都会看到希望,工作劲头会更大,这里有个用人导向问题。”

  老板对我的观点赞赏地点头。

  小虎被任命为副主任科员兼老板专职驾驶员。小胡则被我像一个老和尚的鸡巴一样吊在了那里。宣布任命决定那天,这小子拉着小高几个去喝了个烂醉如泥。酒醉后一边哭着一边对小高说:“鱼在河狠毒啊!”

  小高当天晚上就将小胡说的话一字不差告诉了我。我嘴角掠过一丝冷笑——谢谢你,小胡!我现在正需要“狠毒”这两个字。这就叫“杀一儆百”。我得让玻管局的同志们都知道,我鱼在河一旦举起刀子,毫不手软!

  这次机构改革的第二个特点是:机构名称进行重新调整。政秘科再次改为办公室。全局十个科室简称“两室八科三系统”,或者“八科两室三系统”。

  两室指办公室和纪检监察室,八科是指八个业务科。

  “三系统”的第一系统为办公室系统。老板称为“中枢神经系统”。既是“中枢神经”,就有指挥其他“神经”的功能。其他九个科室的工作全部围绕办公室的工作转动。这个系统共由十二个同志组成:办公室主任鱼在河,副主任王某某,副主任科员老宋、小虎,打字员小胡,通信员小高,汽车驾驶员小苏、小唐、小马、小牛,另有一位新调整过来的出纳员和门房老乔。

  仍然和赵有才主任时期一样:一个班的建制。

  第二系统是纪检监察系统。老板称为“工作纠正系统”。这个系统由三人组成,真像一个“三口之家”。即纪检组长姬飞,纪检副书记罗一强,监察室副主任张不错。

  第三系统是工会系统。老板称为“民主权利、福利保障、文体活动系统”。这个系统也由三人组成:行业工会主席牛望月,局工会主席李小南,局工会副主席康凤莲。

  老板形象地将我们玻管局的“两室八科三系统”比作是一辆三轮车:办公室是前面的轮子,纪检和工会是后面的两个轮子,八个业务科则为轮子上的轴承。老板骑上自己亲手“打造”的这辆三轮车,拉着我们全局五十一名同志劲头十足地向玻管事业美好的明天驶去。

  局里出了意外的事,纪检组长姬飞被人打了。打得不轻,住了医院。

  姬飞这事出得没有一点新意,甚至有点俗不可耐。他是和老情人康凤莲“爱情”时,被康凤莲的丈夫当场抓获,于是姬飞就被打伤住进了医院。

  这次摆平姬飞与康凤莲老公这档子事,马方向已使不上劲儿了,因为马局长不认识康凤莲老公。

  这就奇了!莫非康凤莲老公做了那种变性手术?马方向局长突然不认识他了?康凤莲老公并没有做变性手术,马方向之所以不认识康凤莲老公,是因为康凤莲老公不是以前那个人了。

  康凤莲目前的老公是她的第二任老公。对康凤莲目前的老公来讲,康凤莲也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康凤莲目前的老公和我比较熟悉,他是我在袁家沟中学教书时的老同事,名叫邓世清。

  邓世清是和我在同一年度、同一学期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教书的。并且我俩住同一间宿舍。那年“袁中”(袁家沟中学之简称)就分来我们两个年轻人。

  邓世清比我小两岁,他的出生年份“写”在他的名字上——他原叫邓四清——出生于“四清”运动那一年。直到上紫雪师范学校时,他才将“四清”改作“世清”。他告诉我,之所以改名为“世清”,取“世事洞明皆学问”、“清清白白过一生”之意。那时他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某一天晚上睡下后,他对我说,他将来结了婚,有了孩子,若是男孩,就取名邓通。“通”取“四通八达”、“通江达海”之意。道路越走越宽广,条条道路“通”北京:从政,定能做大官;经商,定能赚大钱;从文——说不准就是个沈从文。总之干什么都是最出色的。邓世清对我这样说时,我心想,若叫邓通,成为“沈从文”倒不一定,但做大官和赚大钱却是一定的——这个孤陋寡闻的家伙大概不知道汉文帝时有个幸臣邓通,年轻时十分有钱。而且邓通是个奸佞小人,勾结周勃、灌婴诬陷贾谊,逼使汉文帝将贾谊放逐长沙。除过这个有钱的“邓通”外,我好像在某部古典小说里还看到过,有一个勇猛的武将也叫邓通——想到邓世清的儿子将来是像张飞那样一个手拿丈八长矛“倒竖虎须,圆睁环眼”的家伙,我在被窝里扑哧笑了——我俩进行此类谈话一般都在晚上睡到被窝里以后。刚睡下,睡意还没有“袭来”,便天南海北胡嚼一通。

  邓世清听我在被窝里笑,问我笑什么,我说不笑什么。接着我又假惺惺地恭维他说:“我觉得你给你儿子起的这个名字很有寓意——总之是一个好名字!费孝通的名字也有一个‘通’字,那是因为费孝通的父亲在江苏南通教过书——费孝通的这个‘通’字显然没有你儿子这个‘通’字寓意广泛和深刻!”

  听我这么说,邓世清显得很得意,又对我说:“在河,人的名字其实是挺重要的。比如毛——泽东,蒋——介石,朱——元璋,名字叫得多响!我的名字叫得不好:邓——世清,像放了一串潮湿的鞭炮,屁屁屁的,叫不响。所以我儿子的名字一定得叫响。邓——通!你看这个名字叫得多响!”他这样说时,我却突然又想起了“通”的谐音是“桶”——饭桶!这样一想,觉得这名字更无趣了。

  我对他这一番表述真是不以为然。人的名字叫得响叫得不响无关紧要。也有一个姓邓的人,名字倒叫得不响,这个人的名字甚至很普通,但这个人却是一个真正的伟人,被全中国人民尊崇。而且时间越久远,他的伟大越将显现出来。

  我这样想着时,邓世清又说到了他的女儿。他说,若他将来生一个女儿,就取名邓云,或者邓雁、邓鸽、邓鹤——总之要飞到天上。他说他在某本书上看到过一个观点,男为有足兽,女为无翅禽。男人身上兽性的比例大一点儿,女人身上禽性的比例大一点儿。况且女孩子飞在天上,隐含着“远走高飞,蓝天白云,冰清玉洁”之意。邓世清对我这样说时,我不知怎么又想歪了。我想,飞到天上也不一定是好名字!与“邓雁、邓鸽、邓鹤”相比,还有一个“以一抵三”的名字,将这三个名字全都囊括进去了,可这个名字却并不好——邓鸟。我又一次扑哧笑出声来,而此时邓世清已打起了轻微的鼾声。这家伙常常是这样,正和我说着话,突然就睡着了。就像那些严重的心肌梗塞患者,“炸弹”吞得慢一点,就咽气了。

  刚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时,我和邓世清的关系并不像以后这么亲密。我是大学本科毕业,他是中师毕业,我就有点瞧不起他。从他后来给他想像中的儿子取名字时,不知道古代已有过“邓通”这么个有钱人,足以说明中师毕业与大学本科毕业在知识面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加之这家伙长相又土头土脑。如果我像一条毛皮光滑的小狗,他就像一只老鼠或者刺猬。母老鼠怀疑老公有外遇,跟踪老公到一堆草丛旁。一只刺猬钻出来,母老鼠一把抓住刺猬,喊:死鬼,还说没外遇,擦这么多摩丝勾引谁呀?——邓世清即使擦再多的摩丝,也总显一副獐头鼠目的猥琐相。刚分配来最初的三天,我俩睡在一间宿舍里却不说一句话。那间宿舍的火炕中间,放两个笨拙的木箱。我的箱子用红漆刷过,他的箱子却是白木板,且上面有很多辨不清颜色的污渍。我当时想,邓世清这家伙该不会手淫时将脏东西顺手抹箱子上吧?这个箱子从读中学时就忠实地陪伴着他。箱子上有几处用小刀刻上的“邓四清”字样。后来我和邓世清相熟后,曾看着箱子上刻下的名字打趣过他。我说:“邓世清,你将来若成了大人物,这个箱子就能进纪念馆供后人瞻仰了!”我当时发现有两处刻的是“邓四清”,一处是“邓世清”。说明前两处是中学时代所刻,后一处是在紫雪师范学校读书时所刻。

  总之我当时一看邓世清的全部财产只有这个白木茬箱子,就知道他的家境比我家还要差得远。他的箱子里,有几个手淫弄脏的旧裤衩。这家伙那时连裤衩都懒得洗,手淫时弄脏了,就扔箱子里,将上次弄脏的那个拿在手中揉一揉、搓一搓,将黄色的精斑搓掉,然后再穿上。因此在学校教师灶上吃饭时,他用手动过的馒头我从来不吃。除旧裤衩之外,他的箱子里还放一本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个中师学生能有几本世界名著呢?就这本《安娜·卡列尼娜》也有可能是从紫雪师范学校的图书馆偷来的呢!而当时我的红木箱里边,除过干干净净的衬衣和裤头,还有十几本文学名著。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等。

  当时在袁家沟中学,这一红一白两个木箱,将我俩在火炕上隔开,我俩就像两根玉米棒子,一边搁着一个。

  我记得我俩是在第四天晚上开始说话的。我们那个破烂不堪的宿舍有老鼠,一到晚上就出来猖獗地活动。前三天晚上我俩都忍着,连着三天没睡好。老鼠见我们没有任何反击行为,第四天晚上越发肆无忌惮,公然跳到木箱上,并快速地从邓世清脸上掠过。于是邓世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粗话,大意是说他准备跟这个老鼠的母亲发生肉体关系。与此同时他已拉亮电灯,穿一个皱皱巴巴的裤衩敏捷地跳下地,开始打老鼠。我当时也像一个勇敢的战士冲出掩体一般,从被窝里跃身而出,穿着裤衩配合他打老鼠。我俩打了十几分钟老鼠,拿木棍这儿捅捅,那儿捅捅,虽没打死一只老鼠,却将老鼠吓了回去,当晚再没敢出来。我俩不约而同折回身准备上炕时,邓世清突然哧哧笑着瞟了一眼我的裤头中间说:“鱼在河你的家伙大得很嘛!”——这就是我俩说的第一句话。接着他又说:“那只大老鼠莫不是钻你裤头里去了?”我当时完全出于自卫,也瞥瞥他的裤头,说:“你的也不小嘛!大老鼠在你那儿呢!”

  后来我发现,人与人说话一旦说到生殖器这一带,关系就会遽然拉近,变得亲热起来。钻起被窝后,我还在继续反击他,说他“形而下”,思想里不干净。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觉得他不那么讨厌了。

  那天我俩打破持续几天的僵局,谈到很晚。谈话的开篇和由头仍是生殖器。上床拉熄灯,隔着那两个木箱钻进被窝躺下后,邓世清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让我讲一个故事,必须围绕鸡巴来讲。我俩那时正处在青春期,那所农村中学又十分寂寞,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俩找到一个排遣寂寞的好办法,就是讲脏故事,说脏话。一开始我俩都不愿先讲,你让我讲,我让你讲,互相尽让。我当时其实并不是尽让,而是肚子里确实没有脏故事。邓世清见我讲不出,就不再逼我讲,他给我讲了两个。父亲带儿子去洗澡,地很滑,儿子将要滑倒时一把抓住父亲的鸡巴才没倒下。父亲生气道:幸亏你是和我来的,若和你妈来还不摔死你!见我在被窝里笑得喘不过气来,邓世清十分得意,又问我听没听说过“人体四奇”?我一边笑一边说没有听过。邓世清便说:鸡巴没骨,硬得出奇;阴毛没烫,卷得出奇;包皮没晒,黑得出奇;阴道没油,滑得出奇。

  接下来他问我在大学弄过女生没有?我说没有。他认为我不老实,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据实告诉他,他也不会把“他的事”告诉我。为了引蛇出动,我装作老实地向他承认,弄过一次。我信口有鼻子有眼儿编了一个故事,说和我好过的那个大学女同学后来得白血病死了,我不想再提我们之间那些往事,因为一提我心里特别难过。他见我这么说,就不再追问。说起和他恋爱过的两个女孩。第一个,人家爱上了他,第二个,他爱上了人家;第一个,两人弄了一次,第二个,只到亲嘴为止;第一个,他抛弃了人家,第二个,人家抛弃了他;第一个,他早就忘到九宵云外去了,第二个,他却怎么也忘不了,一想起那个女孩心里就像猫抓似的。

  第一个女孩是他高中同学。邓世清那天刚说了这样一句,又停住口问我,是想听他从头讲起呢,还是先听一下结尾?结尾就是他和那个女孩弄的那一次。我思忖了一下说,还是先听结尾,然后再从头听一遍,这样就给人一种听了两遍的感觉——过瘾!邓世清于是兴致很高地讲起来。他说他俩“那一次”发生的时间是他考上师范那个暑假的一天傍晚,地点是在清水河畔一片僻静的小树林里——他和那个女孩第一次到紫雪城玩。两人先是坐在那里拥抱、接吻,夜幕完全降临时,他就动手解她的裤带。她起初不肯,以手护着,后来就有点半推半就。他急忙趁热打铁,一把将她的裤子扯到了膝弯处。邓世清给我讲到此处时,用的就是“趁热打铁”这个词,仿佛那个女孩的两条腿是两块硬邦邦的生铁。这样蛮干,人家女孩生气了没有?我问邓世清。没有没有!她当时只是假装生气,在我手背上掐了一把,邓世清说。这么容易就将一个女孩的裤子扯到腿弯处,让我嫉妒,我恨恨地说,这个女孩肯定是个烂货,早和别人弄过了——所以驾轻就熟!邓世清见我这么说,生气了。说那女孩是个真正的处女。然后又攻击我,认为我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你那个得白血病死的女朋友才是个烂货呢!他这样恨恨地说时,仍显得气鼓鼓的。我见他因为生气有中断讲述的危险,急忙表示和解,认同他的说法,认为他的女朋友一定是个处女——比处女还处女——至少有两层处女膜!我夸张地讨好他,然后便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问他当时给那女孩屁股底下垫什么东西了没有?——总不能让人家裸着身躺在冰凉的河畔吧?要么就是提前准备好了一块毛毯?邓世清见我这么说,复又开颜。他扑哧笑了,说我真无知。提前抱一块毛毯往河畔走,人家女孩会跟你去?就像你若拎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哄骗一个人跟你到僻静处,人家会跟你去?邓世清这个比喻其实并不妥当,仿佛他和那个女孩做爱就是给人家往里捅刀子似的。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此时他又不失时机地攻击我一句,说我和白血病患者弄时才抱着毛毯呢!这下轮到我生气了,警告他再不要提那个已逝的女孩。我说,你这个人也太残忍了,怎么能将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呢!他见我这么说,急忙向我道歉,然后讨好地告诉我,他当时将自己的上衣铺在了女孩的屁股底下。我的语气这才和缓下来,说,那一定将衣服弄脏了吧?没有没有,邓世清连连摇头,说他当时笨手笨脚伏上去,刚挨过去,还没进门,就泄了。那还不射衣服上去?我关心地责备他。没有没有,邓世清复摇头。那莫非你给女孩射里面去了?又不是打气枪,“噗”一下就能打里边去;或者是那种高压水龙头,一下就将十个八个小邓通冲进去了。邓世清说,在那紧要关头,说时迟那时快,他猛地提了一下身子,一下就射女孩肚脐眼儿里去了……

  邓世清是在从头讲起这个女孩对他萌生爱意的琐屑过程时,我才知道这个女孩名叫王小梅的。他从刚上高一时说起,某一次上体育课时她替他捡了一次篮球,某一次两人共同办黑板报时她触了一下他的手……这些平淡无奇的过程在我听来十分乏味,便催促他快点讲到结尾,又将那个还算刺激的结尾有滋有味听了一遍。

  邓世清在紫雪师范学校上学后,就像高加林抛弃刘巧珍那样,抛弃了没考上学校回到农村的王小梅。他向我感叹:人就是这样,容易到手的,从来不会珍惜;得不到的,却又朝思暮想,欲罢不能!邓世清所说“得不到”的,就是他的第二段恋情。这个“得不到”的女孩名叫周华芳,是他的师范同学。我虽没见过周华芳,但从邓世清的讲述中,获知这个女孩有“倾国倾城貌”。邓世清告诉我,周华芳是城里女孩,比王小梅漂亮得多、洋气得多!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精灵!他说,自从爱上周华芳,他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你爱一个人,就是觉得她放屁都是香的!邓世清说话有时能夸张到令人恶心的程度。我听邓世清讲述时常喜欢冷不丁插一杠子,不按他的思路和叙述过程“跟进”。那天他说完周华芳的“香屁”,正在用充满深情的语言形容周华芳的容貌,我却突然问他,周华芳的身体怎么样?他当时不得不停下对这个女同学容貌的细致描述,回答我:“身体好着呀,没病!”我在心里想:哦,原来不是“多愁多病身”!那天关于周华芳的容貌他描述了很多,我只记着一句:“眼睛,还有手,还有洁白的小牙齿!”原来除了“香屁”,邓世清最初就是被周华芳的眼睛、手和洁白的小牙齿迷住的。

  我俩那时都爱好文学。八十年代中前期,你若说爱好文学,人们就会敬你三分;若你是个“搞文学的”,人们就会再敬你三分;若你还在报刊上发表过几首小诗或小散文、小小说之类,人们就会又敬你三分,并且有很多姑娘会给你写信。不像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纪初年,你若说你是写诗的,人们就会认为你是个疯子。甚至有人说,诗人最危险,是离饥饿最近的动物。而你若说你是一个作家,人们又会说,作家就像退休的元帅一样,以前的光环没有了,但还可以穿着不佩肩章的元帅服坐在那里。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就连作家都羞于说自己是搞文学的,因为你若说你是搞文学的,别人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没用的人——“啥也搞不了的人才去搞文学!”社会的价值观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八十年代,人们还羞于谈钱;可到九十年代以后,已在公开逐利。黄河、长江可以改道,但却没有人能阻止这种价值观念的嬗变。

  待我从姬飞那儿获知是邓世清打了他之后,我已和邓世清多年没有往来,他和康凤莲结婚我都不知道。康凤莲也没有请我们单位的同事参加她的婚礼。他们双方都是“二婚”,“一对新夫妻,两套旧家具”,大概也不想张扬。但邓世清还是应该请我的,我们毕竟有过那么一段亲密无间的关系。不请我,反过来说明我们已经疏远到何等程度,甚至完全形同陌路——自从我调离袁家沟中学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否给他生下了“邓通”或者“邓雁”,我竟也一无所知。

  邓世清成为我们紫雪市比较有名气的一家夜总会——康巴夜总会的老板,我还是这次姬飞被打后从姬飞口里获知的。确切一点,邓世清只是康巴夜总会的“二老板”,大老板是康凤莲的哥哥康二。在我们玻管局,有一个人一听到康二这两个字就哆嗦,这个人就是我手下的副主任科员老宋。

  生活真是一个大染缸啊!和我在袁家沟中学一个炕头“同居”十年的老同事兼老友邓世清染指黑道,是我当初万万没有料到的事情。

  当然,邓世清与他经营的康巴夜总会只是给人感觉带有那么点黑道的味道。截至他打伤姬飞之前,尚未听说他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至于他打姬飞,下手是重了一点,可毕竟有那样一个明摆着的客观原因,黑道之外的正常人群中亦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过邓世清生活走向的大幅度改变(我不想用“堕落”这个词),还是令我这个他旧日的老友吃了一惊。

  在我的印象中,邓世清这个人虽然有点喋喋不休,话太多,但心术并不坏,心也不“硬”,所以对他毅然举起器械将姬飞打得爬不起来(或者就是打得“鸡”飞狗跳),我当时听说后还是有点不能相信,直到从医院探望姬飞出来,才确信真是这家伙所为。

  一个原本还算纯洁的年轻人,为何七八年时间,变得如此不堪?我找不到答案。我不禁回想起我们一块儿相处的那些美好的岁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邓世清就像粘在我身上的一块嚼过的口香糖,甩都甩不掉。我这里所说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指我在袁家沟中学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俩关系最“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与柳如眉恋爱以至于初婚的那些日子。

  就像当初邓世清狠心地抛弃了王小梅一样,中师毕业后,周华芳也狠心地弃邓世清而去,鹊飞别枝。邓世清说他当时简直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此后,邓世清恋爱一直不很顺利。他的前提条件是要找一个像周华芳那样的城市女孩。可城市女孩的眼睛都像二郎神杨戬的眼睛那样长在额头上,怎么会看上一个中师毕业的农村中学教师呢!何况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五,被女孩子视作“残疾人”。邓世清惟一的特长是爱好文学,舞也跳得不错,后来和他交往的那些女孩大都是跳舞时认识的。每到寒暑假,他回到紫雪城大都泡在舞场。那时跳舞十分流行。可那些女孩和他相处一段就不愿意了。那些女孩乖巧得很,分明是她们自己不愿意了,却对邓世清说是她们的妈妈或者爸爸不愿意了。每次失恋后,邓世清就拉着我喝烧酒,酒喝高后涕泪滂沱给我背诵几首拜伦雪莱或者普希金叶赛宁的诗。诵毕便用叶赛宁说过的一句话反复安慰自己:别难受,别折磨自己。一切都将过去,犹如轻烟飘过白色的苹果林。一次喝醉酒后,他竟拍着我的肩膀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说:“在河,你说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咱们搞文学还可以理解;可八十年代末期人们都开始搞钱了,咱们还在搞文学;人们搞完钱又开始搞女人了,咱们还在搞文学;你说咱哥们儿是不是很傻是不是很傻!”这个醉鬼当时竟猛地扯了一把我的衣领,然后手一软,脑袋一偏,便醉得不省人事,只是眼角慢慢渗出两滴泪珠。

  我俩的文学梦就在这次喝酒后结束得干净利索,从此再不谈文学。

  我和邓世清情感的沸点是在我和柳如眉结婚的婚礼上。那是1988年冬天,至今我都记得十分清楚。我结婚邓世清跑堂端盘子时,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在食堂摔倒,当场将眼镜甩出去。这家伙总是在关键时候让人“大跌眼镜”,给人们平添一些笑料。

  我结婚的1988年前后,紫雪城年轻人结婚在饭店包酒席的还不多。那时工资低,挣的钱少,结婚时大都是请一个有点名气的厨子,再请一些帮手,自己做酒席。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省钱。可见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距现在还是有很大差距。我当然也不例外,早在结婚前十天,便叫来一帮同学朋友帮忙,将婚宴定在市技工学校的一个学生食堂来做。当时恰好是寒假期间。那时年轻人结婚,大都在暑假或者寒假,学校放假,去学校包学生食堂容易。

  我请来的七八个帮忙的同学朋友中,邓世清是最卖力的一个。他显得特别兴奋,好像不是我结婚,而是他结婚。举行婚礼的前两天晚上,我骑自行车来到技工学校。那几天,我主要负责布置新房,做酒席这一摊全部交给邓世清打理。我来到技校,见灯火通明的食堂里,只剩下邓世清一个人。他当时正十分专注地用烧红的火柱烫一颗硕大的猪头,散发出一种极其难闻的味道。走到身边他才发现我,扭回头对我说:“买来的猪头毛没褪尽,得重烫一遍。”我这才发现地下摆着十颗猪头,其中有八颗已烫干净,他正烫着的是第九颗,第十颗还没有烫。我俯身将烫过的和没烫过的作了比较。烫过的确实干干净净,耳根旁、嘴唇边、包括鼻孔里都收拾利索了,白白净净像女人的屁股蛋子。而没烫过的那一颗角角落落里全是毛,有些地方甚至有很多毛。“还有二十只鸡,我也重新拾掇了一遍。”邓世清向前边一指,我才发现案板上还放着二十只褪得干干净净的鸡。我当时心里有点感动,站在那儿和他说了半个钟头话。他和我说几句话,将烧红的火柱从炉膛里抽出,“咝”一下就在猪头上烫起一股白烟,那股难闻的气味直冲我鼻孔。我屏住呼吸以手扇烟退后几步,待烟雾散尽后再趋前和他说话。到我十一点多钟准备离开时,他已将第九颗猪头拾掇利索。我看他累了几天,让他和我一起离开。“剩下这一颗明天再烫吧!”我指着地下那颗没烫的猪头征求他的意见。他却摇摇头对我说:“明天还有明天的活,今天必须将这颗猪头烫完!”说着他已弯腰将这颗猪头从耳根上一把拎起来,扔在炉台上,将烧红的火柱“咝”一下戳了上去。眼里露出恶狠狠的光芒,简直有点像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用类似的酷刑折磨被叛徒出卖的我地下党员一样。

  他坚持要将最后一颗猪头烫完,我也就不好意思一个人先走了。我结婚,让人家半夜三更留下给我烫猪头,我看遇到这种事谁也不好意思先走。他见我哈欠连连站在旁边,停下手中的活儿推我,一边推一边说:“你快走快走,后天就入洞房了,要干多重的活?这两天早点睡觉养精蓄锐!”说到这儿,他突然又诡谲地悄声问我:“看在兄弟给你烫了这么多猪头份儿上,你给兄弟说句实话,你把嫂子睡了没有?总不会留在后天才睡吧?”我笑着回答他:“你说睡了就睡了,你说没睡就没睡。”“这么说还是睡了!”他有点惋惜地叹了口气,接着说:“要是我,我就不睡,非等到新婚之夜才睡!”他说着竟没来由地有点生气,用烫猪头的火柱指了指我的脸,我忙向后退了两步,以免将脸烫伤。此时他又说:“咱们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为什么硬挨到年三十的后半夜或者大年初一黎明时分才穿?就是因为年三十的前半夜穿上感觉没有后半夜或者初一的黎明时分穿上好。”他停了一下,有点焦躁地对我说:“如果你腊月二十八九甚至刚入腊月就将过年的新衣服穿在身上,那就更没意思了!”说到这里,他将火柱重新放进通红的炉火里,气呼呼地对我说:“鱼在河你信不信,我如果娶到周华芳,我肯定会等到进洞房才睡掉她!”

  那天我俩就这样扯淡扯到十一点半。他因为一边说话一边烫,那颗猪头到十一点半还没烫完。他当时是硬逼着我离开的,让我赶快回去睡觉。他笑嘻嘻地说:“虽然柳如眉已被你睡了,但后天还是不能偷懒,我认为至少得做三次!”他一边送我到门口一边向我揸了三个指头。又说:“新婚之夜活干不好,两口子一辈子磕磕绊绊、别别扭扭;活干得好,夫妻俩一辈子和和美美、甜甜蜜蜜。”我俩在暗夜中分手时邓世清又显得十分高兴。因为在这之前他逼问我,他如果娶到周华芳,相不相信他会等到新婚之夜才睡她?他当时望着我的眼神十分热切,实际我根本不相信他能等到新婚之夜。但我知道这家伙是个较真的人,若我当时表示根本不相信,他热切的眼神立马会黯淡下来。轻则他会甩下最后那颗猪头不给我烫,重则可能将我的脑袋当做猪头来烫。这样一思忖,我立马十分诚恳地表示他是能做到的。我对他说:“你是个十分有意志力的人!你即使跟周华芳抱着睡在一起,哪怕睡一个通宵,你也不会干她的。因为你俩的线裤都没脱,我相信你的意志力!”听我这样说,他果然十分高兴,热切并有点紧张地望着我的眼神,一下变得灿然,拍拍我的肩说:“还是你最理解我!”他这样说着便放下火柱推我出门。直到我出了技工学校大门,他还站在食堂门口冲我喊:“你小子后天快活,却让我老邓给你烫猪头!”他喊着,“嘎嘎嘎”笑起来,那笑声在静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从我结婚前十天直到举行婚礼那天端盘子跑堂时摔倒在地,我相信邓世清是最累的一个人。每天晚上干活干到深夜回去,他一定还睡不着觉。我俩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现在我像柳永写的那样“鸳鸯绣被翻红浪”,他顾影自怜,一定会想起周华芳,想一会儿还得手淫一场。人在青少年时期有过一个短暂的手淫阶段,也不算啥。可邓世清从紫雪师范学校直到袁家沟中学,却是十年如一日,坚持天天自慰,后来发展到一天不自慰便睡不着觉。所以那天端盘子摔倒与他身子虚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邓世清在第N次恋爱不成后,已变得有点潦倒和玩世不恭,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但他下坠(我还是不想用“堕落”这个词)速度如此之快,我还是没有料到。

  我和柳如眉结婚后,千方百计联系往紫雪城里调,以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柳如眉那时已在那个局里工作。因此严格地说,一票认识柳如眉比我还要早。从柳如眉的角度讲,是“他比你先到”。只是一票认识柳如眉时,一票已经结婚——否则柳如眉就不是我的妻子了,因此他俩发生“婚外恋”,还是有情感基础的。

  在我联系调动期间,邓世清也一直在联系调回紫雪城。可一个中师毕业生比一个大学本科生联系接收单位难度要大出许多。但我前脚离开袁家沟中学,他后脚接着也离开了——他干脆辞职下海,跟别人去办公司,从此杳无音信。就像一只飞入林间的鸟儿,或者钻入灌木丛的兔子,一闪便不见了。我俩友谊的乐章,到此戛然而止。

  坦率地讲,回忆起多年前和邓世清这些感情色彩颇浓的往事,我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可是在医院看到姬飞那种羞愧的神色,在姬飞家里看到姬飞老婆那副要死要活的模样,我心里更不是滋味。邓世清要姬飞拿出十万元了断此事。姬飞已背着家人悄悄给了邓世清两万元,可邓世清哪肯罢休!姬飞拿不出钱来,邓世清却不断捎话来,若在规定时间拿不出钱,他就去找姬飞妻子讨要。邓世清真要去找姬飞妻子,姬飞妻子还不上吊?姬飞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给我说这事时,难过得数次掉下眼泪。他握着我的手,将脑袋羞愧地别向一边,打着石膏的腿抖动着,说:“兄弟,这事就拜托你了!若能将此事化解,我姬飞就是你的姬飞,从此愿效犬马之劳!”

  此事我当然愿为姬飞去摆平,也只有我能摆平此事。在玻管局的班子里,姬飞过去一直对我不冷不热,若即若离。而这个人却是一条隐藏得很深的毒蛇,说不准哪一天就会探出头来咬你一口。拿下了姬飞,等于搬掉了我前进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在玻管局再不会有人与我抗衡!余宏进马上要退二线,即将成为那种放进陈列馆的笨拙的老炮,已没有任何战斗力;陈奋远一直待我不错;朱锋是个胸无城府的炮筒子;牛望月像个长舌妇,只会在自己腿上拍几下,根本无足挂齿!我即使将他的亲侄子小牛的脑袋踩来踩去,只要报差费时不揭穿他那点儿鬼把戏,他就会心满意足拿着条据喜滋滋地去出纳那儿领钱。下一次再来报差费时,恰好我正在踩小牛的脑袋,他也会佯装没看见,见我提笔在他的一沓条据上签了字,他长舒一口气后,会站在一旁看着我踩小牛。甚至为了讨好我,还会提起一只脚和我一起踩,一边踩一边还说:“这小子太不争气,代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对我来讲,拿下姬飞,是我继拿下马方向之后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一个姬飞给我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票!就像战争年代一名挥着驳壳枪的连长,冲上敌人阵地时,身后至少跟着一个尖刀班!

  如果拿下阎水拍是辽沈战役,拿下马方向是淮海战役,拿下姬飞就是平津战役。至此,我在玻管局进行的“三大战役”干净利落地打完,下来就是占领南京和解放全中国的问题了。

  鱼在河同志啊,你又比邓世清高尚多少呢?他是明火执仗公开勒索,你却口蜜腹剑、不择一切手段向上爬!在这一点上,你和他又有多少区别呢?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一个杀人犯,一刀过去结果了对方,或者下毒药悄悄药死对方,在量刑上有区别吗?鱼在河啊,你就是那个悄悄下毒药药死别人的可怕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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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吴言                 

  
  第三十五章
  我已和郑向洋市长认识并已有一定程度的交往。我走向郑市长得益于两座桥梁:一是那份果然让郑市长有“惊艳”之感的材料;二是那个雷秘书。

  当今社会,跟一个人认识并很快建立一种密切关系,并不复杂,有时甚至很简单。不像古代,要找到一个朋友,还得摔一把琴什么的。伯牙鼓琴,六马仰秣。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于是伯牙摔琴谢知音。

  雷秘书是在我们搞完材料离开的前一天抵达紫东县的。他的派头比我们老板大得多。一到紫东宾馆下榻,便问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知道他已“抵达”的消息不?他说的第一个某某同志是指紫东县委书记,第二个某某同志是指县长。我当时赶忙点着头说知道。“那他们还不来看我?”他这样说时,面有不悦之色,然后低头看那份打印好的厚厚的材料。那份材料的标题是:“十亿元资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他提笔将这个标题勾掉,一边勾一边摇晃着腿——他当时坐在房间那把考究的仿古太师椅上,跷着二郎腿看那份材料,我则垂手侍立在一旁。雷秘书抵达紫东县的那天上午,县接待办主任已将这间“总统套房”留给了他。接待办主任当时笑着对我说,雷秘书跟郑市长来紫东受委屈了。每次郑市长住套房,他只能住一个标间,这次让他也享受一下市长待遇,反正这套房闲着也是闲着。实际这个总统套房也就比普通的套间豪华一点,说白了也就是紫东水平的“总统套房”。

  那份材料的标题实际是我故意写成那样的。那份材料写得十分扎实,站得又有点太高,雷秘书也是搞材料的(套用邓世清那句“箴言”则是:九十年代末期,人们连女人都不搞了,咱们还在搞材料),一看准会大吃一惊。大吃一惊后就会有点不舒服,甚至有点嫉妒:怎么玻管局一个搞材料的,搞出来的材料比我们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的水平还要高?那份材料若是我画的一条完美的蛇,最后故意添了几只足,让雷秘书将蛇足砍掉——那样他就不会嫉妒了,因为他已认为这条蛇是他画的了。

  那天雷秘书一下车就像市长那样板着脸。我提着他的公文包跟他进了房间他板着脸,我殷勤地给他茶杯里注满沸水他板着脸,他坐在太师椅上开始看材料时仍板着脸。他原本是准备看完材料后挑出毛病训斥我的,因此不能提前把脸放平和。秘书和领导的区别就在于:秘书总是拿捏得像个领导,眼睛长在额头上,对人待理不理的,脸板得像建行的龙卡或农行的金穗卡。领导却总是和颜悦色——而且领导的职位越高,官衔越大,待人越温和,一不小心就会走过来握着你的手嘘寒问暖,尤其爱问你家过年能不能吃到肉和饺子。那天雷秘书的脸本来都快板成工行的牡丹卡了,看到那个“十亿元资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的标题后,才忍俊不禁,终于开颜一笑,一边笑一边摇腿一边抬头看着我说:“这个标题思路和切入点本身不错,以十亿元资金点题,这是对的,但后半部分走偏了。就像一个美女,上半部分无懈可击,可往下看,却是两条罗圈腿和一双像搓板儿一样的大脚。”雷秘书被自己这个比喻逗笑了,又乘兴发挥,说,“或者像一股水,本来在渠道里流着,可却突然不知渗哪儿去了。”我当时赶快接上话茬儿顺着他的思路讨好他,点着头说:“就是就是,又像一辆汽车,正在柏油路上跑着,却突然找不见了,哪去了?翻沟里去了!还像一个小学生,大清早起来迷迷糊糊穿裤子,一只脚蹬裤筒里了,另一只脚却不知蹬哪儿去了。”

  “就是这个道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后半截显然不妥。咱们来推敲一下。这后半截不应该‘扬’,而应该‘抑’,‘抑’而后止——戛然而止!就像高档汽车的刹车片一样,轻轻踩下去平稳地停下来。有了!‘是从哪里来的’,‘十亿元资金是从哪里来的?’这不就出来了。”雷秘书高兴地拍腿,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急忙以手捂了一下嘴——我材料的原稿就是这个标题。

  接下来三十几页材料,雷秘书只勾掉了一小段,改正了几个明显的错别字。这几个错别字是我故意写错的。另外还有较多的标点使用错误,尤其是该使用句号时我却使用逗号。这一点显然被雷秘书看出来了,他皱皱眉头说:“你这家伙怎么喜欢一逗到底?又不是做爱,欢实得不想停下来!”

  雷秘书最后的评价是:“材料还行,说明你驾驭文字的功夫尚可,但你的基本功还是差一些!”他说的“基本功”是指错别字和标点符号。

  他说到“驾驭文字”时,我又想笑:仿佛我不是写材料,而是骑着一匹马。但我没敢笑出声来,只是咬着牙根咧了一下嘴,为了阻止笑声像一个淘气的小孩子一样从牙缝里钻出来,我急忙龇着牙走过去给雷秘书杯中再次注满沸水。直到这时,他才仿佛看见我一直像《红楼梦》里宝玉的贴身书童茗烟一般侍立在一旁,这才指着旁边的另一把太师椅对我说:“你坐!你坐!”

  我刚欠身坐下,他皱着眉头抬腕看看表,这一看就从门里“看”进两个人来。我抬头一瞧:是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来了。

  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一进门便满脸堆笑,先后热情地伸出双手与雷秘书紧握。我则如惊弓之鸟一般,急忙将那把屁股还没坐热的太师椅让出,重新像茗烟那样站起来,悄悄溜一边。第一个某某同志毫不谦让地坐到我让出的太师椅上,第二个某某同志则侧身坐床上。两人落座后异口同声对雷秘书表示歉意,本来应早点过来看雷秘书,但下午有一个会,会一开完就“赶”过来了。

  他们说这一番话斟酌词句时,特别强调了一个“赶”字,仿佛他俩是两个去赶集的红脸膛农村后生似的——若时光退回去二三十年,这两个“某某同志”说不准真是两个红脸膛的农村后生呢!两人结伴去集市上卖冰棍儿,一个老练一些,一个羞涩一些。老练的扯着嗓门高声叫卖:卖冰棍儿!卖冰棍儿!羞涩的不好意思吆喝,一着急,跟着一声一声喊:一样!一样!

  那天下午是规格很高的盛宴。古人劝诫后人,有“宴安鸩毒”这样的说法。意思是沉溺于宴席之欢,贪图口腹之乐,留连声色犬马,等于饮毒酒自杀。这话说得毫无道理,至少也有点危言耸听。我做了政秘科长后,三天没人请我“宴安”,就浑身不自在,有时甚至有那种如坐针毡之感。后来我跟雷秘书相熟后,他也有此同感。而且我们都不拒绝声色犬马——为什么要拒绝呢?傻瓜才拒绝呢!比如柳如叶,算得上是一个让人销魂蚀骨的床上尤物吧(我的想像,尚未实践)!莫非我和这个聪敏狡黠的小蹄子上床做爱,就等于是喝一杯毒酒?简直是一派胡言!这样的毒酒我恨不得天天喝呢!我要比这妮子大出差不多十岁,若我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去“打造”她时,定会有老蚌怀珠、老牛舐犊之感。据我多次目测,她的乳最差也是半球状,总之肯定不是地梨状,说不准还是个鸭梨状呢——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出售的那种光鲜饱满的大鸭梨!和这样一个波霸在蓝天大酒店的总统套房造爱,多催情?要比那些鬼头鬼脑的鸨儿将你带进阴暗狭小、气味难闻、肮脏潮湿的包厢“靠”那些阴道发炎的妓女幸福多多、享受多多、满意多多呢!包括惠五洲和郑向洋,见了柳如叶也会眼睛发直——只是他们不敢发直,在那儿装模作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紫雪市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多少深沟大壑,可惠郑两人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却无处藏身。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所以他们就只能背抄着手,目不斜视地从蓝天大酒店出来,再从白云大酒店进去。即使在大厅里碰到柳如叶,或者是碰到正在出席全市玻管工作会议的陶小北,也不敢正眼瞧她们一眼,更不会像我和小北去红海湖玩那天碰到的那两个打兔子的家伙那样,目光不由自主被她们的美艳牵引,来个“哥哥回头望、妹妹恁漂亮”!

  是的,这是一个波霸称雄、到处散发着强烈的荷尔蒙气息的时代!对我和雷秘书这样的人来说,已是承欢侍宴无闲暇,虽未达到惠五洲、郑向洋“黄门飞鞍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的程度,但已着实是“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那天由两个某某同志亲自作陪的酒宴,自始至终气氛热烈。雷秘书居中,两个某某同志像麻将牌一样,一边插一个“接应”。下来是我们老板,下来是县里一位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再下来是我和李小南。然后是两办(县委办、政府办)主任。“茗烟”这一角色移交给了县接待办主任。接待办主任是一个年龄比两个某某同志还要大的男同志。我初步目测了一下,他的年龄应是五十多岁,比余宏进略小一点,比陈奋远略大一点。推测他比余宏进小,是看他脑壳上的毛发。余宏进早已满头飞雪,而他只是华颠相间;推测他比陈奋远大,是看他脸上的褶子——他脸上的褶子比相声演员李文华脸部的褶子还要密。一道褶子与一道褶子之间的距离,比一片暖气片与另一片暖气片之间的距离近得多!如果陈奋远脸上的皱纹是一个拉开的手风琴,这位接待办主任脸上的皱纹就是一个合上的手风琴——表述得准确一点,应是手风琴拉开或合上的皮制风箱。

  宴饮间,接待办主任始终弓着腰满脸堆笑垂手侍立一侧。他的主要任务是用一双灵敏的眼珠子始终盯紧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手中的酒杯。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都不喝酒,只要他们一端起酒杯,接待办主任便趋前一步,利索地抢过来不由分说倒进自己嘴里。有时两个某某同志同时端起酒杯,他干脆双手同时伸出,同时将两杯酒接过来。我那天有个“惊人”的发现,接待办主任双手端着两杯酒时,总是先将第一个某某同志的那杯酒倒进嘴里,再将第二个某某同志的那杯倒进嘴里。他双手同时端两杯酒至少在十次以上,可却从未先将第二个某某同志的那杯酒往嘴里倒。有一次已将那杯酒送到嘴边,脖子正准备像我写的那份材料标题一般,向上“扬”那一下时,却又突然有点烫嘴似的迅即将那杯酒移开,将另一杯酒倒进去,定定神,才又脖子一仰,将第二个某某同志这杯酒倒进去。我那天发现这一点后,不禁在心里暗暗称奇——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那天雷秘书显得格外兴奋。他一落座,发现了李小南,眼睛一亮,随即便巧舌如簧,妙语如珠。饮酒时十分爽快,毫不推辞。有一次他和某某同志碰杯后将那杯酒往嘴里倒时,一边倒一边撩起上眼皮向对面的李小南看过来。就像当年邱少云所在的那支潜伏部队,脖子以下一动不动,只是将插满树枝的脑门儿向上抬了抬。那天雷秘书显然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喝酒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某某同志和李小南。他一边和两个某某同志应酬,一边时不时多情地往李小南那儿瞭一眼,两道目光像从炉膛里蹿出来的两支不安分的火舌,不停地被风吹拂,向李小南那边倾伏。而我则是“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老板为中心,一个基本点是像那个接待办主任代两个某某同志喝酒一样,不停地代老板喝酒。那天的中心是雷秘书,我们老板马方向显然有点受冷落。为了使老板不受冷落,我频频举杯邀酒来营造我们那个方位的热烈气氛。起初我还代李小南喝酒,但雷秘书很快吃醋地冲我嚷嚷起来,明确提出要剥夺我这项权利。我乐得顺水推舟,将这项权利拱手相让。雷秘书代李小南喝了第一杯酒后,竟高兴地冲我抛来一个媚眼。那天的酒席十分有趣,就像一个酒厂的生产车间,始终有三条流水线:接待办主任不停地代两位某某同志喝酒,我不停地代老板喝酒,雷秘书不停地代李小南喝酒。

  席散后我跟雷秘书到他房间,他突然从手包里掏出一堆票据整理起来。有出租车票,有百元、五十元、二十元、十元的餐饮票,还有两张五百元的。他沉着脸点票据时,我早到我房间将五千元钱塞进我们玻管局印制的那种公用信封里,再到雷秘书房间,进门时背过一只手将门锁按钮吧嗒按下去。当时雷秘书刚将那沓票据清点完,拉开手包拉链正欲装进去。我伸出一只手将他拿票据的手轻轻止住,另一只手十分敏捷地拿出那个信封扔进他手包里。接着我将他的手包拉链拉上去,顺势将他手中捏着的那沓票据接过来,快速地扔进我的手包里。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后,笑着对雷秘书说:“早就想给你办点事了,没有机会,今天终于让我抓住机遇了!”

  我一个“抓住机遇”的说法,博雷秘书粲然。他问我:“能处理?”(指能报销)“当然!”我回答他。接着又说:“办公室主任是干啥的?不就是为领导搞好这些服务的嘛!”他又直白地问我:“多少?”(指我给他包里塞进去多少钱)我说出数字。他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说:“我这些票据恰好是四千九百九十五元,只差五元,你怎么像长着一双火眼金睛似的。”我笑了笑,说:“只差五‘元’,说明咱俩有‘缘’——心相通、情相连嘛!”

  雷秘书随即又拉开包掏出五元钱,笑着递给我说:“好朋友,清算账!”我没有推辞,拉开我的手包,将那五元钱塞进去。

  雷秘书脸上的线条和看着我的眼神格外柔和起来。我趁着酒兴提出,想请雷秘书出去“放松放松”。他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不要称我雷秘书,称雷兄即可。”我对雷兄说:“战争年代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铁’,是看有没有一起‘扛过枪’,七十年代是看有没有一起‘下过乡’,九十年代雷兄你说是什么?是看有没有一起‘嫖过娼’!”雷秘书仰脸哈哈一笑,拍着太师椅的扶手连称“有道理!有道理!”接着他又补充说,“九十年代也可以说是‘下过厢’!”他伸出手指在空中左右摇晃着,比画了个“厢”字。

  我接着又对他说,有句话这样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娼,娼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还有比这话更绝的呢!我有个旧日的朋友,喜欢文学,他喝醉酒后对我说出一番惊世骇俗的话,他说,鱼在河你说七十年代末咱们搞文学还可以理解;八十年代人们都开始搞钱了,咱们还在搞文学;九十年代人们搞完钱又开始搞女人了,咱们还在搞文学!这段话套用在咱们这些写材料的人身上,那才叫妙呢!雷兄你说七十年代末咱们搞材料还可以理解;八十年代人们都开始搞钱了,咱们还在搞材料;九十年代人们搞完钱又开始搞女人了,咱们还在搞材料。”我将这段话“套用”完,又说,最后再给它加一句,“九十年代末人们连女人都不搞了,咱们还在搞材料!”

  “妙!妙!真乃绝妙好词!”雷秘书晃着脑袋玩味着,一边玩味一边说:“偷不着,不搞了,这才是点睛之笔!”他抬手在我肩上有力地击一掌说:“没想到你这家伙这么有智慧!”

  “这点智慧还不是你下午给我改材料时‘点拨’出来的——又不是我头脑里固有的!”接着我又说,“咱们现在有理由出去‘放松放松’了吧?”

  雷秘书说:“我倒不是有什么顾虑,主要是觉得没意思,那些小姐一见面就像炮弹一样往怀里钻,一点情趣也没有。咱们又不是那些土老板,玩也应玩出点意境来。”雷秘书想了一会儿,突然眸子里欣喜地一闪,对我说,“咱们叫李小南一块儿去唱歌跳舞吧!”随即他又说,“我最爱听那些老歌了,老歌就像陈年的酒,越听越有味道;又像可爱的女人一样,越交往越难以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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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章

  我上小学时,曾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涂个红脸蛋,唱过一首歌,歌名叫《火车向着韶山跑》。1998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我没有涂红脸蛋,却和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乘上了火车。当然我们没有向着韶山跑,而是“向着上海跑”。

  我和陶小北坐在一节软卧车厢里,咣当咣当向上海驶去。

  小北在局里请了一年假,去上海某大学学习。学习期满后,准备辞职赴美读书。在美国读完书后,或者回来,或者不回来。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大量涌向海外读书。世事轮回,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中国人再次大量涌向海外。到九十年代末期,不仅北京、上海的学子们出国读书已不鲜见,包括我们紫雪这样的北方落后地区,有人去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读书,亦已成为平常之事。我们紫雪市有户寻常百姓就有三个孩子在美国。这三个孩子都是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的。而他们的父母亲只是紫雪市政府的两名科级干部。

  时代的脚步向你奔过来时,可真是比这列开往上海的火车的劲头还要大!也就是十五年前,即1983年左右,有一帮美国人来我们紫雪考察刚刚发现的地下资源时,在紫东县和紫北县,大批群众涌上街道看“洋人”,比逛庙会都热闹。外宾的车队出行,街道两侧挤满了好奇的人群。小孩子们齐声呐喊:“一二,美国佬,滚出去!”老外听不懂,误以为是热情地欢迎他们,打开车窗笑眯眯地向人群招手致意,并咔嚓咔嚓摁动快门拍照。

  是的,没有人能逆转时代的潮流,否则将会被碾轧得血肉横飞。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陶小北出国,就成为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何况她仅是出国读书。她就是和老公离婚后嫁给个老外,或者干脆移居海外,也已没有一点轰动效应——其实轰动效应出现的太多并不好,只能说明这个时代太封闭。当年金圣叹带着木枷临刑前,“看客”人头攒动。攒动的人头中,有一人却不是看客,他的脸上爬满泪痕!这个脸上爬满泪痕的人是金圣叹的儿子。金圣叹当即作一联:

  莲(怜)子心中苦

  梨(离)儿腹内酸

  即使在临死的时候,金圣叹也只敢用谐音作对来表达内心的凄苦,可见那是一个多么专制的时代!

  小北到上海去,我请假去送她。当然我向老板请假时,并没有说我到上海去,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一周。我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说我要到北京参加一个短训班。这样那样以收费为目的的培训班邀请函隔三差五会寄到我们局里来,我想到哪儿去,还不是拔一下腿的事情?我这两条腿可以走到国内任何一个城市,包括到香港、澳门转一圈也十分简单。做政秘科长半年之后,我就陪老板去过一次新马泰。在泰国东南部旅游城市帕塔亚奢华的仿古希腊式建筑大剧场内,观看了泰国和东南亚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堪比法国红磨坊的人妖演出团体——蒂芬妮人妖歌舞团的演出。当然若要到美国去看看莱温斯基或者那个当时正焦头烂额的克林顿,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费用有点过大。当时到美国去,得五万多块钱。花这么一笔钱,仅是为看看莱女和克林顿,还是有点浪费。而且去了不一定能见上他们。倒是在国内,随时可以见着他们——只要打开电视。

  火车在暮色中咣当咣当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我和陶小北的身体不时地轻轻摇晃着。我俩都是上铺。有一阵儿,我们仰靠在各自的铺位上,谁也不说话,仿佛在倾听火车咣当咣当的奔跑声。一会儿,小北首先打破沉寂,以手支颐,侧身向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两个傻子看着远去的火车。一个说:铁轨越远越窄,那么大的火车怎么也不出轨掉下来,走得还挺好?另一个说:傻瓜,没看见火车也越远越小嘛!

  这个故事并没使我轻松起来,反倒令我更难受。小北给我讲故事的时候,娇模娇样,气息轻盈。把眼望去,她的身子曲线起伏有致,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想到这样一个娇美绝伦的女孩像她讲的故事里那辆“越远越小”的火车一般,即将在我的视野中变作一个黑点——然后消失!此后只能青鸟飞去衔红巾。我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深切的疼痛和难以排解的忧伤。

  三月三日天气新,玻管局里多丽人。而今,玻管局最“丽”的一位“丽人”,将从我的视野里消失。此后我的生活中可触可及的女性,只剩下了丰满(风情?)的柳如眉,丰润(风流?)的李小南和丰腴(风骚?)的柳如叶!这“四姐妹”中最丰姿秀逸、丰韵风雅、绰约可人的陶小北,却要离我(弃我?)而去!失去了陶小北,对我而言,虽有风情风流风骚在,纵有健妇把锄犁,我也会——禾生陇亩无东西!为解失去陶小北之恨,我竟促狭地将那三个小蹄子作践为正在扶犁躬耕的“健妇”,仿佛如此“惩罚”她们,我心头的“痛”和“恨”就会减轻一些。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在我心目中,小北兼有汉卓文君的婉约和唐杨玉环的闲冶。不任罗绮,婉娈万态,光彩照人。望着小北卓杨般姣好的面容,回溯我们在玻管局相处八年来息息相通的朝朝暮暮,回想这些年在我们心中悄悄涌动和流淌的那些真挚的情愫,我不禁悲从中来,心如刀割!我想起梁启超集晏殊词句所作的那一副对联:

  欲寄此情,鸿雁在云鱼在水

  偷催春暮,青梅如豆柳如眉

  这副对联里嵌有两个人的名字:鱼在水和柳如眉。鱼在水当然是我了,柳如眉是谁呢?我心中的“柳如眉”并不是我的妻子,而是眼前伸手可触的这个女子——陶小北!

  从我调到玻管局的那天起,我就被这个兰质蕙心的奇女子那双亮亮的眼睛所吸引。小北的一双美目,就像人迹罕至的深山里突现一潭湖泊,幽深而清澈。我曾试图放弃一切,放弃仇恨,放弃名利,义无反顾地跳进这潭“湖泊”中去。可我最终没有跳进去,却离她越来越远。

  如果她知道我的内心竟是那么龌龊,那么丑恶,那么阴险,那么歹毒,她会是多么地伤心和难过。

  她曾经试图改变我!但她从来没有将这种“试图”告诉我。如果她告诉了我,那也是用“心”告诉我的。她调皮地看着我,眨巴着眼睛问我:你能不能不要那样刻意地、疯狂地追逐!那些东西值得你为之付出一生吗?为那么一点蝇头小利,扭曲自己的灵魂,得到的真的多于失去的吗?

  欲海无边,回头是岸。如果我毅然回头,将我的丑恶向她和盘托出,她一定会原谅我。女人普遍有一种“慈悲为怀”的心理,即使面对的是一个恶棍,只要这个恶棍改邪归正,她们也会爱上他,献身于他!

  可我不但没有改邪归正,却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

  舍弃陶小北,对我来讲有一种摧肝裂胆、撕心裂肺之痛。这种“痛”,别人不会看出来,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出来。有多痛,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那种忧伤,就是在这种痛彻肺腑的基础上,一缕一缕升起的。

  现在,这个女孩子就这样离我而去,此生天涯海角!如果我和小北是一副对联的上联和下联。下联突然随风飘走,而且一飘就飘得那么远!从此我将成为一副单联,一副独联,一副孤联,悬在空中,此生再无人能“对”!

  想到这里,我已像马嵬坡前的唐玄宗那样眼里噙满了泪水。

  难道我疯狂追逐的一切,全部加起来,能有这个女孩子珍贵吗?我怀疑!可我已不能自拔!

  男人啊!你这令人生厌的追名逐利之徒!

  此时,我已侧转身子。我想将那种在我胸中翻江倒海般涌动的忧伤压住,压在身子下面,不要让它像晕车那样泛出来。

  我就这样侧着身子,望着小北;小北也侧着身子,扑闪着眼睛望着我。我顿然发现,我俩已这样相望了一千年、一万年!

  望着小北,除了忧伤,还有温暖和甜蜜。她的脚穿着薄薄的丝袜,像一对乖巧的猫儿卧在那儿。我想起八年前,我们去红海湖玩儿的那次,她将一双美轮美奂的脚搁在沙滩上,搁在清澈的水波里,从此搁在了我的心上。我当时就有过一种想去摸摸这双脚的冲动,但八年了,我却没有去摸。这八年我干什么去了?去打我的三大战役去了。我打得多么苦啊!有时我甚至心力交瘁,但我却死死地扛着。我知道,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我不能放弃,哪怕战到只胜一兵一卒!我“胜利”了,“敌人”望风披靡、俯首称臣。但这就是我要的胜利吗?我才知道,原来胜利同时就是失败!我在胜利的同时也失败得如此彻底!

  是的,这就是人生!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必然要失去。当你所追逐的一切全部得到的时候,也就到了你全部失去的时候——因为衰老和死亡正在向你步步逼近。

  你死了,你还有什么?难道有谁能逃脱死亡这个冷冰冰的巨大的阴影对那些追名逐利之徒的嘲弄吗?有谁能摆脱这个亘古不变的命题对人生的叩问吗?死亡是一条鞭子,永远鞭打着每一个人的灵魂;死亡才是总路线——谁都不可能偏离这条亘古不变的道路!

  惟其如此,生命中才有一些东西更值得你珍视!

  我将我这些话语用眼神告诉了小北,我说:“小北,我爱你!”我将我的忏悔也用眼神告诉了小北,我说:“小北,我对不起你!”

  是的,我对不起这个晶莹剔透、冰雪聪明的女孩子。我再次欺骗了她,利用了她——我这次到上海,送她只是幌子,我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好长时间,我们始终没说一句话,就这样相望着,用心灵相望着。已到子夜时分,除过咣当咣当的声音,大地和田野睡着了,整个列车仿佛也都睡着了。这个软卧包房只有我和小北两人,两个下铺空着。我的身子突然被一个“千斤顶”顶了起来,被一缕风儿吹了起来,被一只吊车臂抓了起来。我被这只吊车臂抓到哪儿去了?原来是抓到空中去了,我以为它嘴一张,会将我扔山谷里摔死。可它却没有将我扔山谷里,而是扔到了陶小北那个窄窄的铺上。

  我真真切切地将她揽在了怀里。铺太窄,我没有办法不和她贴紧、再贴紧!薄薄的衣衫也变得那么厚,只能去掉它!“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这是苏东坡的词句。我一边用心吟哦,一边用眼睛、用嘴唇、用身体,用我的全部对小北说:“北北,我爱你!”

  我们成为一副自然天成的对联,我是上联,她是下联。还有一个横批——这个横批从此将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纵然天涯海角!

  在上海,我和小北缠绵了三天。

  三天后,我将小北送到学校,我告诉她,我要到北京去。

  我并没有立即到北京去,告别小北,我又在上海找个地方住下来,我又住了三天。

  这三天,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我将来上海前自己亲手在电脑上打印好的几封信,复印了若干份,在上海的邮局买了很多信封,将这几封信装进去,寄出去。收信人是我们紫雪市所在的那个省的省委省政府及人大政协的所有领导同志,以及一些部门和厅局的主要负责同志,省委组织部副处级以上的所有同志。比如,邮:某某省某某市某某路某某号某某省委某某书记收。等等。

  几封信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反映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落款也不同。这封信的落款为“王盼”(我盼),“党丰政”(党风正),那封信的落款则为“金侯芬”(金猴奋)。还有“齐居豹”(齐举报),“党耀冠”(党要管),“潘青莲”(盼清廉),等等。这些化名里最搞笑的是“潘青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她的姐姐或妹妹潘金莲。

  也有部分信件,落款署名为“紫雪市部分老干部”。

  当然,发信时,信封上的地址不是手写体,而是电脑打印的一个白色纸条。

  我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戴着一双橡胶手套,为什么戴手套呢?和那些破案故事片里作案者的心理是一样的:我不想让公安局的同志查出,这些信件与紫雪市玻管局一个名叫鱼在河的同志有关。即使我在发这些信件时,“一不小心”误给自己也发了一封,待我这次“出差”完毕回到紫雪,那封我自己发给自己的信件已像雪片一样先我一步飘落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漫不经心地撕开信封,发现是一封反映某某同志独断专行,任人不唯贤,大搞派性并有严重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的匿名信时,我甚至会在心里奇怪地发问:这封信是谁发来的呢?这些人,真是无聊至极!

  作为某某同志任人不唯贤的一个例证,这封信里还提到了马方向局长。马方向局长怎么不“贤”呢?以马方向局长的才干和魄力,担当更重要的领导职务也是绰绰有余的呀!这我鱼在河最清楚。看毕这封信,我义愤填膺!我甚至会将这封信拿给公安局的同志,让他们调查一下,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揪出来,看到底是什么人在破坏我们紫雪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在上海的这三天,我每天出去发几十封信。当然不是在一个邮局发,总是打车跑到很远的邮局。若我住在浦西,我就跑到浦东去发;若我住在静安区,我就跑到徐汇区发。我甚至在南京路的一个小邮局往邮筒里塞了几封信,然后便像过去电影里那些“特务”一样,左瞧瞧,右看看,将衣领翻起来捂住嘴和脖子,匆匆地汇入南京路熙来攘往的人流。

  三天后,我又来到祖国的心脏北京。

  随后,我又来到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

  离开深圳,我神不知鬼不觉返回紫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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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吴言                 

  
  第三十七章
  余宏进副局长就要退居二线了。余宏进副局长比阎水拍局长小三岁,余局长退二线,意味着阎水拍局长将正式退休。

  余局长退二线,就又空出一个副局长位子。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出现扑朔迷离的局面,一切都很清晰。由谁来补缺,局里没有任何争议。大家见了我都说:“众望所归啊,非你莫属!”有人已经提前称呼我为“鱼局长”,或者“鱼总”。

  别人这样称呼我的时候,我表面上会“批评”一下别人,让他们不要瞎说。我正色对这些同志说:“局里比我能力强的同志多着呢!我算老几?况且上级还要下来搞测评,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考察,一切都是未知数呢!”我这样说时,有些同志仍然坚持他们的意见,认为非我莫属。我此时就向他们抱拳作揖,并赔着笑脸说:“你们饶了我吧,你们饶了我吧!”

  我说到上级“考察”时,有一个同志还鄙夷地撇撇嘴,说出这样一个“五子登科”:

  关系是金子,

  年龄是银子;

  考察是样子,

  群众是幌子;

  关键是票子。

  趁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这个“五子登科”,我赶忙抽身悄悄儿地溜走了,免得大家回过神来再缠着叫我“鱼局长”。

  我走进自己办公室掩上门,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不容易啊,我在玻管局竟然熬出了这种威信!人与人的差别这时候就看出来了。有人说,人与人没有多大差别,这话显然是错误的。人与人是有很大差别的。表面看,人与人没多少差别。都是一个脑袋,一张嘴,两只眼睛,两只手,两条腿;都会说话,都会使用工具进行劳动,都要吃饭拉屎。但内在的东西却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会出现那种天壤之别。我刚调到玻管局来的时候,仅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人微言轻的小干事。可现在呢?当时有些当科长的,现在还是科长;当时和我一样是小干事的,现在有些人还是小干事,只有几个做了副科长和副主任科员。而我却一跃而出,成为无可争议的副处级提拔对象。

  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我自豪!

  我们玻管局若是一块齐齐整整的萝卜田,八位局级领导是排在前面的八根大萝卜,现在余宏进副局长这根大萝卜将被拔出来,补哪一根进去已没有争议,只是看怎么个补法。

  共有四种补法。

  第一种:常规补法。即递进补法。这种补法本应将我补在陶小北之后,担任局里的总工程师。但小北在上海一年学习期间,总工程师职务未免。大家“循序渐进”的时候,小北不会再动。这样我就会补在小北前边,接牛望月担任行业工会主席。即: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姬飞副局长,牛望月纪检组长,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鱼在河行业工会主席,陶小北总工程师,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阎水拍处级咨询员已正式退休)。

  按这种补法,我是局里的“七把手”。

  第二种:非常规补法。即由我直接任副局长。这种补法一般情况下应将我补在朱锋副局长之后。即: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鱼在河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马方向局长当年就是这样补进去的。

  采用这种补法,越过了姬飞、牛望月、赵有才三个人,由“七把手”上升为“四把手”。

  第三种:破常规补法。这种补法是将我直接补入余宏进副局长腾出的那个位子。越过朱锋,成为局里的“三把手”。

  第四种:超常规补法。这种补法是将我直接补在马方向局长之后,越过陈奋远,成为局里名副其实的“二把手”。

  这种补法其实也很简单,只须在任命文件里加一个括号,括号里写这样一句话即可:“列陈奋远同志前”。
  列前与列后大有讲究。我们紫东县有一任县委书记,看不上市里配来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就变着法儿通过“列前、列后”排挤他。这位副书记刚派来时,按照市里任命文件的排列次序,排在县长之后,是名副其实的三把手。县委书记若是张三,县长是李四,这位副书记就是王五。文件传阅单的传阅次序为:张三、李四、王五……可不久,县委书记却通过一番运作,突然将一名副县长提拔过来任县委副书记,任命文件的括号里注明:列王五同志之前。这样就将王五挤作了四把手。后来,这位新提拔过来的副县长调走,“王五”又还原为三把手。可没过多久,县委书记又通过一番运作,将另一位副县长提拔过来任县委副书记。这次若再在括号里注明“列王五同志之前”,恐怕王五同志会受不了,气量小一点的话,怕都挺不住。这就好比冲一个人脸上吐唾沫,第一次吐时人家没吭声,第二次再吐人家还会不吭声吗?县委书记苦思冥想,灵机一动,在括号里注明:列李四同志之后。据说王五同志看到这份任命文件后,就像小胡当初被我“挤”到小虎之后时那样,流着眼泪说:张三狠毒啊!没过多久,这位连续两次被挤对的县委副书记就像当年知识青年主动申请上山下乡一样,坚决请求调走了。

  这位被挤来挤去的县委副书记有点像我们玻管局的余宏进。阎水拍当初怎么看他都不顺眼,就将陈奋远放他前边,来个“列余宏进同志之前”。阎水拍退休前,原计划让陈奋远做局长,若陈奋远不超龄,真做了局长,那阎水拍就会再将马方向放余宏进前边,来个“列陈奋远同志之后”。余宏进也就只能像小胡和“王五”那样,泪流满面、捶胸顿足地说:“阎水拍狠毒啊!”

  一“前”一“后”,里边的讲究大着呢!学问深着呢!官场的玄妙、高深和莫测,尽在这两个字中了。

  对我来讲,现在也面临一个“列前列后”的问题。局里有一半人认为会是第一种补法。按照这种补法,我只能“列陶小北同志之前”,担任行业工会主席。这些人现在已开始叫我“鱼主席”。另一半人认为会是第二种补法,即我一步到位任副局长,但却会列朱锋副局长之后。

  小高和小牛小马在小酒馆喝酒时,喝高了还打了赌,赌注是一瓶五十二度的五粮液酒。小牛认为我将担任行业工会主席,小高认为我将担任副局长。小马做裁判。一瓶五粮液酒三百六十元。小马当即向小高和小牛各要三百六十元钱揣进衣兜:见分晓后赢者的钱退还,输者的钱自然变作那瓶酒,大家一起喝掉。

  我获悉小牛只想让我做一个工会主席时,心想:还得在他脑袋上再狠劲儿踩几脚!啥时候将他踩到“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那般地步,让他一听到“鱼在河”这三个字就浑身打哆嗦,像余宏进最终在阎水拍面前噤若寒蝉那样,即使喝醉酒和别人打赌时,第一个赌我会做副局长甚至局长,就可以考虑暂时不踩他了。

  认为会是第三种补法的,局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老板——即令人尊敬的马方向局长。他已向我透露了这个意思,但让我严格保密,他正在“运作”。

  马方向局长的用意一目了然,我若成为“余宏进”,上可以与他一起“夹击”、“扼制”陈奋远——当然这是建立在若陈奋远和他唱对台戏的前提下。可以这样设想:若某一天陈奋远公然和马方向唱对台戏,在党组会或局务会上,马方向一“唱”,我便有力地一“和”,陈奋远的咽喉即会被我们两人联手扼往,发出的声音将十分微弱。

  下还可以压制朱锋、姬飞、牛望月,包括赵有才,自从“摆平”邓世清后,姬飞已成为我的应声虫。若我成为局里的“余宏进”,局务会上他当然会看我的眼色行事——甚至我还没使眼色,他已“行事”了——当然是按我的意图行事。若姬飞成为我身后牵着的一条叭儿狗,“炮筒子”朱锋和“长舌妇”牛望月还不“集体投诚”?因此老板安排我做“余宏进”,确是计高一筹。我坐在余宏进那个位子上,宛若当阳桥头的猛张飞,或者长坂坡前的赵子龙,会有以一当十、当百之效。

  认为会是第四种补法的,即列陈奋远之前任常务副局长,也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鱼在河!

  包括马方向同志现在都不知道会是这样安排我,蒙在鼓里呢!鱼在河同志自己却知道了。跟着马方向,就会有方向。现在我却不知道是鱼在河跟着马方向,还是马方向跟着鱼在河?鱼在河同志,你真行啊!

  现在的鱼在河,已深谙为官之道,对某种“学术”之要害烂熟于心,了如指掌——这种学术就是“权术”。

  在为官之路上玩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玩法,概括一下,也就三种玩法。第一种:身在其位却玩不了。我们紫雪市有一位懦弱的县长,做县长时遇到一位强悍的县委书记;后来这位县委书记提拔了,这位县长做了县委书记,偏偏又遇上一位强硬的县长。按照县委书记和县长约定俗成的权力“分工”:县委书记管人,即安排任用干部;县长管钱,即给各单位批拨财政款项。这个县的干部对这位懦弱的县领导的评价是:当县长时不管钱,做书记后又不管人。我们紫雪市政府有一位局长,和这位既不管钱又不管人的县领导一样懦弱,树叶掉下来怕打脑袋,大小事情不承担责任。局里的事完全被别人摇着脑袋,摇脑袋的是局里的一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不是摇自己的脑袋,而是摇局长的脑袋。由于这位局长一直被副局长摇脑袋,导致智力严重退化。每当副局长从各个角度讲述某件事情应如何处理时,局长只会说一句话:“那就这样去办!”所以这位局长当得十分轻松,因为他只需要说这一句话。

  第二种:身在其位就能玩得了,并能玩得好!阎水拍局长和马方向局长,就属于这种既能玩得了又能玩得好的人。

  第三种:不在其位也能玩得了。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为三种玩法的最高境界。比如鱼在河同志。如果鱼在河同志任副局长后,能让马方向同志失去方向,那么鱼在河同志就成了一个“大玩家”。这还不同于第一种玩法里提到的那位副局长。那位副局长玩得好,是因为局长玩不了。而鱼在河同志玩得好,是局长本身玩得不错,可他却比局长玩得更好,甚至能让局长“玩完儿”!

  新闻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面对某个新闻事件,别人能想到的,你却想不到,你就当不了记者;别人想到的,你也想到了,你只是一个平庸的记者;别人想不到的,你却想到了,你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记者!

  我就是那种出类拔萃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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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吴言                 

  
  第三十八章
  投票是在一个暖洋洋的下午进行的。

  市委组织部来了一位副部长,连投票箱都是由组织部制作的,足见这次投票的严肃和慎重。组织部长反复给大家讲,这次投票完全是公开和民主的,不带框框,不画圈圈,不暗示,不先入为主,不搞“天气预报”或“节目预告”。局里凡是任正科长三年以上的同志,都在这次民主测评的范围之内。进入这个范围的,共有八个同志。在这八个同志中,推荐一名同志。八个同志的简历投票前全部发到大家手中。

  为使这次投票更具有权威性,将进行三轮投票:第一轮,由全体干部职工投票,为黄票;第二轮,由副科级以上干部投票,为紫票;第三轮,处级干部投票,为红票。

  整个投票过程只有半个多钟头。全局同志坐到会议室后,组织部副部长宣布了注意事项,然后开始发票。

  局里这些同志都已投过很多次票,显得十分老练。进会议室前大家每人手中拎一本书、一本杂志,或者一个硬纸片,一块薄薄的硬木板。书和杂志可不是准备投票时看的,那么点时间,哪来得及看书。硬纸片和硬木板也不是随手捡的,而是特制的。局里有十几个同志专门制作了这样的“投票板”:像一本书那么大,用胶带将四边的硬碴缠起来,摸上去十分光滑。平时搁在抽屉里,用的时候拿出来拎在手里进会议室。

  为什么要使用投票板呢?投票时,大家在大会议室四周的沙发坐一圈。沙发前面有茶几,但投票时从没有人放在茶几上写,因为那样容易被左邻右舍瞥见:你填的谁呢?所以票一发到手中,大家都是缩着身子,将膝盖当做“茶几”,将票放在膝盖上,以一只手捂着,用早已拧开的笔快速地在票上写下某个名字,然后尽快将票折起来,放在前边的茶几上,等着收票人过来收票。

  投票板的作用就是填票前放在膝盖上,填票时将票放在投票板上。你若想获知哪个同志是新调来的,投票时一目了然——那个不带杂志、书、投票板的人,就是新调来的,而且是第一次参加投票。他将票放在膝盖上,写名字时笔尖一上去,一扎一个窟窿,最后那几个字成了几个黑疙瘩,差点儿看不清。

  这个新调来的同志第二次参加投票时就老练了,即使不专门制作一个投票板,手里也一定拎着一本书或杂志。

  那天投票每人都拎着投票板或者书本杂志。第一轮发黄票,副科级以上的同志转一圈投完票后,再坐回来,等待进行第二轮投票。副科级以下的同志投完票后就直接出了门。有的人将票放进票箱时,冲我轻轻地点头;有的人将票放进票箱时,冲我重重地点头。因冲我点头、用目光在会场捕捉和寻找我目光的人太多,我应接不暇,只好低下了头。小牛将票塞进票箱后,就开始寻找我的目光,可我那时已低下了头,他想冲我点头,却只能看到我的脑门儿,看不到我的眼睛。他非常着急,投毕票出门后,在会议室门口站了有五分钟,直到我无意中抬起头来,他在门外捕捉住我的目光,冲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才放心地离去。

  三轮投票很快结束,当场计票。全局同志重新回到会议室,由组织部副部长宣布计票结果。组织部副部长说他搞了这么多年此项工作,这次算开了眼界。他当时有点惊奇地说了两个“没有料到”:“票数这么集中,没有料到;鱼在河同志在玻管局群众基础这么好,没有料到!”

  这次投票一个月后,我被任命为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柳如眉同志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柳如眉便不在和一票“拍拖”,这一点我能感觉出来。女人一旦有了外遇,很难掩饰得住,眼角眉梢都会流露出来。对柳如眉来讲,她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局长夫人”的头衔,然后才是爱情的快乐。何况一票不是那种潇洒男人。对一票来讲,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柳如眉眼角眉梢全是爱,浑身上下都是情。男女之间的事情说到底就那么点事儿。好比解一道代数题,题解开之前,双方劲头蛮大的,越解越热火,越解越上瘾。可一旦解开,尤其是发现答案原来很简单时,便有点兴味索然,甚至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此时双方的情感便会降温,有时甚至会觉得有点好笑:真的,太好笑了!

  建立在婚外情之上的爱情,说白了只是一场“无聊的玩耍”——甚至所谓爱情本身,其实也只是一场“庄严的游戏”而已!

  一票与柳如眉这道代数题是否已经解开,我觉得并不重要。我只有一个心愿,柳如眉若是一块根据地,一票攻打它时即使不是尸横遍野,起码也应该有点伤亡才对。否则刚提起枪,跨上马,便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山头,那也太不好玩了。若本身就不好玩,再玩下去有什么意思?那就干脆不玩了吧,于是两个人就不玩了。

  在二十世纪世纪末这几年里,人们越来越觉得没有啥好玩得了。小姐应该是最好玩的吧?可人们却连小姐也不玩了。每当我在“蓝天”、“白云”、“迎惜探”看到那些落寞的妓女在电梯里上上下下时,我就非常同情她们,因为我从她们的目光里看到,她们没有将自己推销出去,或者出售了一次只挣了几十元钱。几年前,这项“朝阳产业”刚兴起时,她们何等身价?做一次可以挣三四百元,乳大一点、风骚一点、妖冶一点、发嗲一点的,有几分姿色的,一次甚至能挣六七百元。然后价格一路下跌,在一次百元这个平台上坚持了一段时间,然后“跌破”一百元,一直跌到五十元左右。这里还有成本:安全套加洁尔阴。妓女行当也像社会其他行业一样,倡导一种优质服务,她们手包里总备有安全套和一些消炎洗涤药品。妓女比嫖客更害怕患性病。患上性病,就将她们的“饭碗”砸了。啥时开始,女人的“那个”也成了饭碗?真令人啼笑皆非,好久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越来越发现人是一种极其有趣的动物,一旦经历过,便觉得没有意思,将目光像乡间小路一样伸向了远方。只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才有一个名叫“希望”的好姑娘。比如陶小北,她走得再远,在我心中也永远是一轮皎皎明月,或者一个如西下夕阳一般燃烧的火球,将周围映照得一片璀璨!

  只有在陶小北身上,我才能感觉到那种“人生的美好”和“人生的疼痛”!睡里梦里,我都仿佛和她在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只要我俩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我鱼在河还算是一个洁身自好的男人,除过柳如眉和陶小北,尚未和第三个女人有过那种亲密的接触。克林顿向希拉里和美国人民坦白时,称作“不恰当的亲密关系”。

  我竟然没有和柳陶之外的任何一个女人有过“不恰当的亲密关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玻管局组织“三大战役”,实在是无暇他顾。现在我爬上了山顶,应该歇歇脚、喘口气了。我作出一个决定:找一个女人“慰问”一下自己,享受一次性的快乐,肉的满足。

  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描写美国人性生活的文章,有一段话留下深刻印象:“在每一间卧室里,或者其他层出不穷无法一一提及的地方,别人正在那里做爱。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当儿,生活成了一次性的宴会,而且每个人都收到了请柬。”

  我也早已收到了请柬,只是懒得赴宴。现在我决定赴一次宴。

  以我的品位,当然不能去找小姐。而且我也不能在小饭馆蹲下吃一碗凉面。我应该到那种高档酒店去,找一个可人儿,倒一杯红酒,然后慢慢品味。

  一位女士的面容此时在我眼前浮现出来,准确一点讲,这位女士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她的面容,而是她丰腴的身段。从性伙伴这个角度讲,她是无可挑剔并且无与伦比的。

  她是蓝天大酒店商品部经理柳如叶。单从这个名字上看,她应该是柳如眉的妹妹——即我的小姨子。其实不是这样,柳如眉和柳如叶没有任何关系,她们甚至像张三和李四一样互不认识。

  自从我送柳如叶那部手机后,我们关系已很亲热。有时间会互相打电话问候一下,或者发条短信。“今夜星光灿烂,你在哪里浪漫?若有良心发现,给我手机来电。”这是她发给我的。“红花绿叶大苹果,几天不见想死我。你是一盏明亮的灯,照亮我的后半生!”这是我发给她的。她给我发:“风柔、雨润、花好、月圆,良辰美景年年伴——想你在心间。”我给她回发:“冬去、春来、似水、如烟,幸福生活天天随——人生须尽欢!”过节的时候,我们更会渔歌互答一般,将短信发来发去。她发:“因为有无价的爱情,所以一枝玫瑰比一棵小树值钱;因为有十五的月亮,所以一个月饼比一袋面粉价高;因为有真挚的祝福,所以一条短信比千言万语珍贵。”我回发:“提前送你一个月饼,第一层是体贴,第二层是关怀,第三层是浪漫,第四层是温馨,中间加层甜蜜。祝你有开心的一刻,快乐的一天,平安的一月,幸福的一年,美丽的一生!”

  有一阵儿,我们像林妹妹和宝哥哥在大观园里互相吟诗一般,玩短信玩得如火如荼、欲罢不能。有些短信内容甚至像好莱坞的性感明星一样香艳。有时,我们又像刘三姐和“阿牛哥”一样,通过手机短信“对歌”。

  我给她发——

  有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

  有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

  有一种幸福叫有你相伴

  有一种等待叫望眼欲穿

  有一句祝福叫祝你平安

  她给我发——

  哪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

  哪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

  哪一种幸福叫有你相伴

  哪一种等待叫望眼欲穿

  哪一句祝福叫祝你平安

  我当然知道,和这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脱胎培育出来的女孩子玩儿,得虚实结合,光玩虚的可不行。“天有情,地有情,此刻浪漫行不行?”若以为涎着脸发这样一条短信,她就会立马跑来钻你被窝里和你做爱,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于是我和柳如叶玩时,始终坚持“刀药并用”。从我担任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开始,每年召开全市玻管工作会议,我都会定在蓝天大酒店。其他几个大酒店也曾想将我们的会“拉”到他们那儿去开。可柳如叶早给我来过电话了,一声亲昵的“鱼哥”,就将问题解决了。每次开会,我都会提前一周入住“蓝天”,给局长起草玻管工作报告。饮食起居像袭人伺候贾宝玉那样,被柳如叶伺候得妥妥帖帖。

  每次玻管工作会议结束后,都是柳如叶和我结账。除过会议费用外,每次都有她个人的三五千元餐饮票据之类,我总是爽快地在上面签个字,打入整个会议费用。柳如叶见我对她如此慷慨,总是向她开绿灯,见了我越发妩媚了,找个机会就给我撒娇。她特别善于撩拨人。当她获知我爱人叫柳如眉时,不再像过去那样唤我“鱼哥”,私下里偷偷唤我“姐夫”。有一次她像平儿撩拨贾琏那样撩得我动了火,将她堵在门背后抱着亲了一下,可她很快便挣脱了,一边出门一边还冲我扮鬼脸,并用手指在脸上羞我。

  因此我决定找一个性伙伴庆贺自己担任常务副局长,非柳如叶莫属。这副重担怎么说也得由她来挑了。

  这年的玻管工作会议结束后,我留了一间房,多待了一天。傍晚时分拨通了柳如叶的电话。

  “有事吗?”她在手机上问我。

  “也没太大的事,到我房间来,咱们聊聊天,谈谈工作。”

  她当然知道我会找她谈什么“工作”,进门后没有往圈椅上坐,直接坐到了床上。

  房间里有两张床,我坐在她对面的床上,直言不讳对她说:“我有点喜欢你!”

  “是吗?”她冲我笑。接着说,“你当然应该喜欢我,谁让你是我姐夫呢?”

  “我想表示我对你的喜欢!表示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想尝试其中的一种!”

  “尝试哪一种?是发短信吗?”她故意调皮地问我。

  “不是。”我摇头。

  “那么请我吃饭?喝茶?或者跳舞?”

  “也不是。”我又摇头。

  “那就是要请我去旅游了!咱们去哪儿?国外还是国内?国外我可不想去日本和新马泰。国内嘛,咱们去西双版纳还是香格里拉?”

  “我是想去旅游,但我不想走那么远。我想去你那儿旅游!”我这样说着,已坐到她身边揽住她软软的腰,将脸依偎到她的脸上,并以一只手捂在她一个饱满的乳上。这些动作同时完成后,我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看她会不会甩过来一个巴掌。可等了一会儿她却没有甩。于是我从容地伸手解她的衣扣,一边解一边在她耳边小声说:“我想和你‘唱歌’。”然后给她解释了“唱歌”的特殊含义。接着我又说:“我不但想和你‘唱歌’,还想‘打造’你!我早想‘打造’你了!”

  我俩很快脱光衣服钻进被窝。我用手指捏了一下她的鼻子说:“你这蹄子,招惹得恁多哥哥蜂狂蝶乱——郑向洋一见你眼睛就发直!”柳如叶哧哧笑着说:“你们男人真坏!没几个好东西。”我刚想进入,她却警觉地将两条丰腴的大腿一并说,“你没戴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那不行!”她将双腿拢得更紧,她甚至将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形成那种“剪刀差”,将我吓了一跳,以为她要用剪刀剪掉我的什么东西。可我只是虚惊一场,因为我很快知道以两条美腿形成的这种“剪刀”,其实是什么也剪不掉的。

  “如果我不穿工作服,能不能去上班?”柳如叶指指她挂在衣架上的职业装,像老师启发小学生那样“启发”我。

  我扑哧笑了,觉得她一本正经提出的这个问题挺有趣的。我知道不穿“工作服”她是不会允许我“上班”了。想起那个《好男人八度》的段子:首先要有风度,下来是做爱要有力度什么的——现在该是我表现风度的时候了。正如孔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照这位圣人的教诲,我“文质彬彬”穿上衣服,一边扣纽扣一边很有“风度”地对柳如叶说:“你看一会儿电视,我去买工作服,很快就回来。”口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待会儿回来再让你领略我的其余“七度”吧!保准叫你小女子欲仙欲死,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三巧儿那样,被陈大郎弄得魂不附体,云收雨毕,仍欲罢不能,连着“丢”几次也未可知!这样想着,出门前又和正按我的要求慵懒地仰在被窝里看电视的“三巧儿”开玩笑。我以手指指她挂在衣架上的职业装说:“一会儿我穿上工作服回来,你可不能穿上工作服已经走掉了!”

  那天我买了三件“工作服”,回屋重新钻进被窝,迅速将工作服套上,伏上去从容滑入。柳如叶的门上连个持枪站岗的卫士也没有,我进入她和进入她姐柳如眉一样轻车熟路。进入后我扑哧笑了,柳如叶问我笑什么?我说突然想起了薛婆给三巧儿说的那个童女方:用石榴皮生矾两味煎汤洗过,那东西就变紧了,新婚时只张声势叫疼,就遮掩过去了。一边笑一边又逗柳如叶说:“看来你将来结婚时得用这个方子,只是不知你会不会‘张声势叫疼’?”柳如叶笑着用粉拳在背上擂我,这没心没肺的小蹄子竟果真闭上眼睛哎哟哎哟哼哼唧唧“张声势叫疼图你什么,我这几天不方便,我也是第一次,不要看那里,轻点,时间太长了,你真坏!”

  我说到这里,柳如叶早已像三巧儿那样情不自禁,长长的睫毛扑闪几下,闭上眼睛呢喃着说:“不要说了,咱们上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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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吴言                 

  
  第三十九章
  我任常务副局长半年以后,老板将局里的工作交给我,他自己则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周游列国去了。

  老板临行前对我说,他到外面(指境外)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市里的事情很无奈。

  陶小北已辞去公职,到了美国。偶尔给我来个电话。小北走后,空出一个总工程师位子。另外还缺两个正科长:政秘科长和督察科长。纪检副书记罗一强、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老宋以及张不错和王某某,这段时间工作特别卖力,到我办公室跑得很勤。

  罗一强眼巴巴瞅着那个总工程师位子,冯富强盯着督察科长,李小南意在政秘科长。若罗一强做了总工程师,李小南做了政秘科长,又会空出纪检副书记和工会主席两个正科位子。康凤莲想做工会主席,张不错和王某某则想争那个纪检副书记。

  若这几个人做了正科级,又空出几个副科级位子,同志们挨个递补,几乎人人有份儿。因此局里从上到下整个“动”了起来,大家工作都特别起劲,呈现出一种争先恐后的局面,上下班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只要我一出门,楼道里便会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那是司机、通信员、政秘科副科长之类在楼道里跑:司机跑着去开车门,通信员跑着去我办公室打扫卫生,政秘科副科长跑着来提我的公文包。

  看着这么多人围着我忙前忙后,我不禁百感交集。我的“玻管十年”中,那些难忘的,有趣的,使我深受刺激、倍感屈辱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般,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我的眼睛不禁有点湿润,这些年,不容易啊!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终于由那样一个结结巴巴的鱼在河,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不怒自威的鱼在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用这句话“要求”过自己,将此作为毕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仿佛自己一生都能做一个“清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现在看来,这样的追求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对现在的鱼在河来讲,我会嘲弄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个“清者”呢?一个成熟和老辣的人,就应该变得像我现在这样:清浊难分,真伪难辨,扑朔迷离。这样才会有人一天到晚看我的眼色,揣摩我的心思,围着我像小兔子一样跑来跑去呢!

  孔子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我现在不已成为玻管局这么多同志心中的“尊者”、“贤者”甚至是“亲者”了吗?而我刚到玻管局那几年,能是这么多的“者”吗?那时我只是一匹东北挽马。这种马原产东北平原,后由顿河、卡巴金、奥尔洛夫、阿尔登等马与当地马杂交而成,兼具了这些马的优长,最主要的特点是“性温驯,抗病力强”。什么叫性温驯?就是鞭子抽在身上也不尥蹶子;什么叫抗病力强?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田里干活,从不向单位领导请病假,有个头疼脑热抗一抗就过去了。那几年,我给谁尥过蹶子?就是小牛那厮给我尥蹶子,我都是微笑着面对,即使被这厮踢伤,也只是默默地回家揉着自己身上隐隐作痛的地方。我啥时向阎局长请过病假?即使真的有病,我往往也能“带病坚持工作”。我受了多少委屈啊!问题是我却从不把这些委屈当做是委屈!委屈意味着你失去了什么——因为失去了什么,所以你感到委屈!而我恰恰把这种“失去”当做是一种“得到”——我甚至把这种失去当做是我获取得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如果说最初在玻管局那几年,我还真有什么“经验”向同志们介绍的话,那也只有两点,一是我始终注意不让局里的同志们反感我。我材料写得好,往往能文不加点,下笔千言,像张季鸾当年给《大公报》写社评那样倚马可待。局里有几个同志甚至称赞说,鱼在河那家伙,写材料就像喝矿泉水一样轻松,咕咚一口半瓶就下去了,给阎局长写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只用小半天时间,而且念出来要多顺溜有多顺溜。有些懂得一点儿历史掌故的同志干脆将我比作晋朝的袁虎。正因为局里的同志们普遍认为我有一点儿才气,我才更是百倍地予以警惕,时时处处表现出谦逊的一面,从未将自己的那条小尾巴翘起来(我们每个人屁股后面可都有一条小尾巴啊!因为我们人类是从猿进化来的)。二是获得了阎局长的好感。阎局长认为我有才,我就多次在阎局长面前表白,不行不行,即使能写点材料,那还不是阎局长您手把手教出来的?阎局长听说您当年才是紫雪一支笔啊!您的笔锋当年市委市政府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当时市政府还有一个紫雪一枝花,您的一支笔和被称作一枝花的那个漂亮女同志,当年在市政府系统可是争奇斗妍、竞相开放呢!——而您凭的是本事,她靠的是脸蛋!有时阎局长在我写的材料上改一两个字,我会当着阎局长的面这样说,阎局长您真是我的一字师啊!瞧这个字改的!还有这句话!一个“审时度势”,一下就将整个材料“拎”起来了!我写的材料原本像一堆大白菜,散乱着放在那里,下手去抓,一次只能抓一棵,可您这一改,相当于给这一堆大白菜扎了一条绳索,一把抓下去,竟将一堆大白菜全抓起来了——这就是高下之分啊!那时我总是这样变着法儿往阎局长心坎儿上说好听的话,从未像建安七子的孔融那样恃才负气——恃才负气的人古往今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孔融最后竟触犯曹操,被曹所杀。还有杨修、祢衡。祢衡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去玩什么“击鼓骂曹”,能有好果子吃?阎局长当然没有权力像曹操杀掉孔融杨修那样随便砍掉我的脑袋,但我若触犯了他,他至少可以将我冷落在一旁,或者像闲置那些国有资产那样将我闲置在那里,那样的话还能有我的今天?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我们紫雪市某单位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副主任科员,这个人之所以临退休还是个副主任科员,主要原因是个人性格有缺陷,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并且和谁都相处不好,最后竟和自己的生殖器闹开了矛盾——几年时间有意不使用它,心里还幸灾乐祸地对那话儿说:让你再和我闹别扭,你越和我闹别扭,我越要闲置你——看最后吃亏的是谁!

  这个人和自己身体的一个器官赌气,最终吃亏的是谁不好说,可我若和阎局长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则是明摆着的。祢衡和曹操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曹操倒是没有杀祢衡,备马三匹将他送到了刘表那里,可最后还是借黄祖之手杀了他。吃亏的不还是祢衡这恃才放旷的黄口小儿?正像一个父亲和儿子划拳,儿子说:哥儿俩好啊!哥儿俩好!父亲只得反复说:魁啊魁啊(亏啊亏啊)——祢衡死时才二十五岁,你说亏不亏?

  一时亏是为了一世不亏,当初亏是为了现在不亏!现在我还亏吗?过去是我在别人牙唾之余分残羹一杯,现在是别人在我牙唾之余得剩菜一碟。古人说,征战多方,攻心为上;牢笼有术,驯心实难。我的体会是,要驯别人的心,先得驯自己的心;正因为我当初驯了自己的心,现在才可以去驯别人的心。我曾经口吃过,可我现在早已不口吃了。即使我仍然口吃,玻管局的哪一个同志不会在我这个“亲者”面前“讳疾”呢!比如我刚在全局大会上传达毕市里的某份文件,并口若悬河地作了流畅的报告。散会后,局里的某一个“冯富强”点头哈腰端着我的水杯跑进我办公室,原本想拍拍马屁,对我深入浅出的讲话水平和令人艳羡的口才表示钦佩之情,“角度”没掌握好,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蠢话:“鱼局长,你怎么不口吃了?”

  我当时已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正像阎局长那样举在脸前看一张本省的日报,此时像挪动那种暗室的门一样将脸前的报纸移开,面无表情地直视他。我并不出声,只是用面部语言反问他:

  “我口吃过吗?孙子才口吃过!”

  “冯富强”见我面有愠色,早反应过来,迅速“听”懂了我的“表情”语言,在自己嘴上狠击一掌说:“对!对!鱼局长何曾口吃过!冯富强你才口吃过——你才是那个口吃的‘孙子’!”

  非人磨墨墨磨人,苏东坡曾如此感慨过人生被消磨于纸墨中。我现在“磨人”和“驯心”(驯别人之心)的水平早已超过了阎水拍和马方向。吴国的季札在鲁国看周代的乐舞,对各诸侯国的乐曲都发表了意见,从郐国以下他就沉默不语。“自郐以下”这个成语意即以下再不值得一谈。我在玻管局如今也会时不时来个“自郐以下”。譬如我说:“老乔同志不错!”“小高同志是个好同志!”“小虎同志挺能干的!”但对冯富强、小胡、小牛等人,我就给他来个“自郐以下”。我甚至会像曹操捉弄崔琰那样捉弄这几个不成器的家伙。曹操叫崔琰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臣,自己却持刀站立床头,接见完毕,叫人问匈奴使臣:“魏王何如?”回答说:“魏王雅然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崔琰不管怎么说,在外人眼里还觉“雅然非常”。我若和冯胡牛玩这样的恶作剧,这仨家伙即使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也是一副猥琐相,甚至比“东食西宿”的齐人之女还令人鄙夷。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其女云:欲东家食而西家宿。冯胡牛这仨家伙,在我眼里啥时不是露出这样一副“东家食而西家宿”的贱相呢!——问题是只要我一不高兴,他们就东家也食不得,西家也宿不成!

  相反,包括冯胡牛在内的局里的同志,对我则都会如匈奴使臣称誉曹操那样,竖起大拇指说:“此乃英雄也!”

  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一天到晚有多少人在我面前竖大拇指啊!我从早到晚看到的是张张笑脸,博我欢心的人不知凡几。奥迪成为我的专车。每天早上小苏将我从家里接过来。我背着手慢步向大楼门走去时,小苏早抢前一步将门推开。我做了常务局长后的最大感慨是:可以不用自己伸手推门,始终背着手那样慢慢往前走就行了,到了门前门自然会“洞开”。进了玻管局大楼,我沿着楼梯低着头慢步往上走。正是上班时间,身后跟着几个刚来上班的同志,他们怕打扰我,并不超过我向前走。要么跟在我身后慢慢走,要么折身到老乔的门房待一会儿。待我已到办公室了,他们才“噔噔噔”跑上楼。

  我上楼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下楼。比如小牛小马小胡。他们正轻快地拍着楼梯扶手,“噔噔噔”低着头往下跑,猛一抬头看见我,便不敢跑了。一手抓在扶手上,放慢脚步,望着我,将最生动的表情呈献给我。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等待着接我的眼风,可我偏不给他们眼风。当然若是那些年龄大一点、资历老一点的科长、副科长,我会抬头冲他们客气地点点头。可若是小牛、小马、小胡这些人,我却始终不理他们,只顾低头往上走。他们迎面下来,在与我相距四五个台阶时,就停下脚步不敢动了。就像一只惊慌的老鼠,突然看见了一只硕大的猫。我知道他们在冲我妩媚地笑,可我就是不理他们。直到我超过他们几级台阶了,我还是不理他们。他们的脖子最初是冲我俯着,而后开始仰着。他们就那样仰着脖子用目光追随着我,直到我的身影快要转个弯儿看不见了,他们只得出了声:“鱼局长,你刚来啊?”或者:“鱼局长,你开会去啦?”此时我才仿佛发现了他们,并不说话,冲他们淡然地点点头。他们便会显出如释重负的样子,“噔噔噔”跑下楼去。

  有一次小牛喊出声后我都装作没听见,一声不吭继续向上走。这就等于我站在楼梯台阶上狠狠往下踹了他一脚,这一脚踹得够疼的。我当时没有听到他“噔噔噔”跑下楼去的声音。可以想得来,他当时腿一软,拖着沉重的脚步,心事重重地走下楼去。我知道他至少三天会心情不好,晚上甚至会“辗转反侧,不能成眠”,而我却睡得十分好——要想自己睡得好,就得让别人睡不好!这是我总结出的又一条人生经验。而成为“鱼局长”以后的我,用鼻子哼一声,或者一个眼神:瞥谁一眼,不瞥谁一眼,都可以让别人睡不着觉。

  我的眼神已练得十分了得。我有多种眼神,针对不同的人,我使用不同的眼神。

  第一种眼神是给陶小北的。小北从美国给我打来电话,我接她电话时的眼神闪现着动人的光芒,既炽热又柔和。虽然小北并不能看到我的这种眼神,但我却觉得她能看到。我的眼神越发炽烈、越发柔和。我的眼神就像初春的太阳光照在冰河上,冰河在这样的“阳光”下开始一点点融化,直至融为一河春水。这样的目光里还有一种纯洁。我的心灵在那一刻变得纯净起来。龌龊和卑劣不知跑哪儿去了。我成为一个可爱的鱼在河,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牵着陶小北的手在小河边戏水,在树林间奔跑,让小北欢快的笑声惊飞树梢头的鸟儿。

  第二种眼神是给柳如叶的。也有柔和,有时也炽热,但有时又有那么一点玩世不恭,有时甚至有一点孟浪,还有一种暗示和挑逗。有时我甚至直接用目光撩开她的衣服,甚至解下她的乳罩,直至抚摸她瓷实的乳房。我的目光若是风儿,她的衣服就是薄薄的纸张,吹一下,飞走一页;再吹一下,又飞走一页。直到将她吹得一丝不挂,然后任我锤炼和“打造”。

  介乎陶小北和柳如叶之间的第三种眼神,是给李小南的。

  第四种眼神是给郑向洋市长的。这种眼神里只有恭顺和敏捷。这种眼神是被动的,因为我总是像小牛小胡他们捕捉我的眼神那样,千方百计捕捉郑市长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的眼神一下就跳进了郑市长的窗户里去,因此我的眼神已变作了郑市长的眼神,我的眼睛变作了郑市长的“第三只眼睛”!郑向洋市长瞅茶杯,我这第三只眼也瞅茶杯,并迅速去给郑市长茶杯里注满了沸水。郑市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我也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郑市长若工作累了,用眼神告诉我,他想和我玩一玩轻松一下,我就赶快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接见那个匈奴使臣,让郑市长雄赳赳地执刀立于一旁。郑市长若喜欢柳如叶,但郑市长背着手走进蓝天大酒店大厅时,却不能用目光追随柳如叶。因为在任何公众场合,都有很多只眼从各个角度照射、窥视和观察着他。他的眼神若瞥向柳如叶,哪怕只是那种“一瞥”,也会被别人看出“端倪”来。尤其是惠五洲书记的秘书,就会将这样的目光放大,也许就会有一个系统针对这束目光做文章。于是一束目光就变成了一段故事。这样的故事累积多了,郑向洋市长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就坐不稳了,哪一天甚至会被掀翻,让郑向洋市长美美摔一跤,或者栽一个大跟头。

  可郑向洋市长又实在想看看柳如叶那张俏脸,此时他的“第三只眼”便派上了用场。有一次,雷秘书打电话告诉我,他要随郑市长去省里开会。雷秘书这以后常与我通电话,我们已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保持着热线联系。我们甚至常常互发短信问候。比如:“我随郑市长在北京,你呢?”“我在局里上班。”我这样“回答”雷秘书。“问李小南好!”雷秘书又发过来。“她也问你好!”我再发过去。有时我们也发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不一定是黄段,我们其实很少发黄段。有一次他随郑市长在三月十二日植树归来,坐在车上给我发来一首题为《植树》的打油诗:

  一路警笛声声,

  下车前呼后拥;

  栽了几棵小树,

  干活三五分钟;

  记者左拍右照,

  任务胜利完成;

  地方中午设宴,

  喝个迷迷瞪瞪;

  先去三楼桑拿,

  再去五楼歌厅;

  次日头版新闻,

  大幅照片刊登;

  市里领导植树,

  取得圆满成功。

  我当即给他回发了两个类似的短信,其一题为《领导的一天》:

  安排工作,翻着稿子念念;

  检查工作,隔着玻璃看看;

  群众上访,糊弄糊弄劝劝;

  接待上级,酒桌殷勤献献;

  项目动工,镜头前面站站;

  出了事故,藏藏掖掖按按;

  下乡扶贫,年末下去转转;

  主要精力,上级领导见见。

  其二题为《干部使用种种》:

  裤子改上衣:提拔使用;

  男裤改女裤:交流使用;

  衬衣改裤衩:降职使用;

  风衣改围裙:挂职使用;

  背心改乳罩:虽说是平调,但位置很重要!

  我和雷秘书互相发来发去的,大多是这样一些具有讽刺现实意味的东西。又比如:“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学校像宾馆,校长像老板,学生像大款”等等。

  雷秘书和我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使我随时可获知郑市长的行踪和去向。那次郑市长去省里开一周会,我是在第四天找了点差事赶到省城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柳如叶。我带柳如叶去省城秘密会见郑市长那一年,“性贿赂”这样的提法还远未在报纸上出现,可见我是“开风气之先”。我们在一个四星级酒店住下来,充分享受了高档宾馆的“人性化服务”。那天晚上,我拨通了郑市长的手机。郑市长没带秘书和司机,直接进了我提前预订的高档包房。我们在包房里唱歌,跳舞,喝啤酒,谈人生。我们说一会儿话,在柔美曼妙的乐声中跳一会儿舞;再说一会儿话,再跳一会儿舞。郑市长和柳如叶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啥时候借故离开。我知道离开太早不好,离开太晚也不好。正当我盘算何时离开恰到好处的时候,郑市长问到了我的工作,并且突然冒出一句,他想让我担更重的担子,将马方向调到“铜行办”或“能源办”去当主任。“这个家伙是惠五洲的人,现在惠五洲马上就要调走了,看他再逞能!”郑市长竟恨恨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们说这些话时,柳如叶出去了。我当时十分感激地望着郑市长,说我一定不辜负他的培育之恩。还能有比这更大的恩情吗?没有了!我差点儿就要对郑市长说出什么“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类话来,话到嘴边觉得我毕竟不是柳如叶,无法向郑市长“委身”,才又改口。

  为了使郑市长调走马方向的决心更坚决一些,也为了我担任玻管局长更快更保险更有把握一些,我当时几乎不假思索,毫不迟疑使用了“落井下石”这种手法。我对郑市长说:“马(指马方向)这个人品质就是有问题,有一次他亲口诬蔑过您呢!我一直想给您说,可这又有违我一贯的做人原则——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做人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哪怕是一字不差地转述别人说过的话也不成!”说到这里,我脸上现出十分不情愿和沉重的表情,好像我只要将这句话说出来,就等于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你说嘛!给我说有什么关系!”郑市长用鼓励的目光看我。

  “为了对您负责,我就破一次例了!”我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对郑市长说:“一次他、他(我又结巴了!)跟我说,郑市长您气量不大,不是一个‘大人’,他当时原话怎么说的来着?总之不是说您‘不是一个大人’,就是说您是一个‘不大的人’。啊呀,我再不能说下去了,总之就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说着,脸上的表情似在竭力回忆着马方向的“原话”。最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脸,然后低下头。

  郑市长想了一下,明白了,脸气得像柳如叶的脸一样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个混蛋!”

  我心里暗暗叫好:有这几个字就行了,马方向死定了!

  这番话竟是我编造的!马方向有一次和我谈到市里一些事,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但不是说郑向洋。一次他去找市人事局长,想给局里再争取几个干部编制,再调几个同志进来,人事局长没有答应。他因此对人事局长很有意见,和我说起这事时,气咻咻地评价人事局长:那是一个不大的人(指小人)。我今天却灵感突至,移花接木,并当即嫁接成功。

  柳如叶进来时,我俩已“密谈”完毕。郑市长起身和柳如叶跳舞。一曲舞毕,重新坐下时心情已完全好起来,兴致蛮高地让我给小柳讲个故事。我想了一下就讲:“怀孕女人和坏了的萝卜有何共同点?有三种答案。不动脑筋的说:都没人要;及格的答案是:都是虫子惹的祸;满分的答案是:都拔晚了。”

  郑市长大笑,小柳也笑起来。我看他俩开心,又讲了一个。我对小柳说:“你知道李白的妻子和女儿叫什么名字吗?”没等小柳回答,我又接着说:“李白妻子叫‘赵香楼’,女儿叫‘紫烟’。为什么?有诗为证——日照香楼生紫烟!”

  郑市长复大笑,小柳也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郑市长一边笑一边又邀小柳跳舞。待他俩跳到光线幽暗处时,我悄悄儿地溜了。

  和郑向洋市长建立了这种亲密无间的感情,成为郑向洋市长的另一只眼睛后,我再看马方向时,便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我的第五种眼神。

  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搬到已退休的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担任正处级咨询员这三年,马方向局长一直在四楼他原来的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退休后,办公室腾了出来。那次我从省城陪郑市长回来,和马方向局长谈局里的工作。我提出让马方向局长搬进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马方向局长淡淡地对我说,他就不搬了,都是套间,三楼四楼都一样。然后马方向局长又对我淡淡地说:“干脆你直接搬进去吧,要么我搬下去,你再搬上来,麻烦。”

  我当时还在三楼政秘科长的办公室办公。马方向局长的意思是,让我直接搬到对门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里去。马方向局长以为他这样说了,我也不会搬的。若是过去的鱼在河,我肯定不会搬的。可我是现在的鱼在河啊!我怎么能不搬呢?我知道我搬了会给马方向局长心上添堵,可我就是为了给他心上添堵啊!不“堵”他,我怎么“流”呢?果然我搬进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后,听说马局长一怔,一句话没说。那天本来原定开党组会,临时改期,马局长说他有点不舒服,不到下班时间,就提前回家了。

  自从在郑市长那儿获取了那个重要信息后,我就开始用第五种眼神看马方向局长。这种眼神里很少再有谦恭。有时候却有一种漫不经心或者不以为然,甚至会有一种“视而不见”或者“漠然视之”。这样老板跟我说话便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顾忌,有时他甚至得反过来捕捉我的眼神。比如他跟我谈某项工作,谈了半天我却始终专注地看着墙。一只苍蝇被粘在了墙上。这只苍蝇为什么会被粘在墙上呢?老板刚在那儿用胶水贴了一张作息时间表,刚贴上去,他又觉得那儿不合适,叫小高进来揭起贴在了另一个地方。我进门时小高刚出门。墙上的胶水尚未干透,这只倒霉的苍蝇刚好落在那儿,于是它的脚被粘住。我看它时,它正痛苦地拼命挣扎着,欲离开那个恐怖的地方,可却离不开。于是它没被粘住的几只脚拼命向左右蹬。我突然觉得人可以简单地分作两类:一类是“苍蝇人”,一类是“胶水人”。做“胶水人”当然比做“苍蝇人”好。我若是“胶水人”,小牛小胡冯富强就是“苍蝇人”,我要将他们一个个粘在墙上。我现在甚至连马方向局长都想粘在墙上呢!

  那天老板给我谈那些工作时,我去了一次厕所,看了一会儿苍蝇,接了两次手机。其中一次到老板办公室外面接,一次就在办公室里面接。在办公室里面接的时候,我大声讲话,差不多讲了有十分钟。接完手机收了线,才对老板说:“你继续说,我听着呢。”

  老板那天给我谈的是局里的人事安排问题。比如让某某做总工程师,某某做政秘科长,某某做工会主席,某某做督察科长。我其实根本不想跟他谈这个问题。于是我就上厕所,看苍蝇,接手机。老板见我一直不接他的话茬儿,甚至不接他的眼风,终于退缩了。他也就不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咱们以后再谈吧!”

  随后老板就出国去了。

  局里没人知道老板像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一样,是被“委员长”逼走的!

  下来还有各种眼神,我用这诸多眼神分别去看局里的同志们。他们都要到我办公室来捕捉我的眼神。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打字员,通信员,驾驶员,我至少用五至六种眼神区别对待他们。或冷漠,或热情。我想让他们高兴,我就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不高兴,也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有点儿高兴又有点儿忐忑,同样用眼神告诉他们。

  我用眼神指挥着玻管局。我用眼神笼络人、安慰人,排斥人、推拒人,打击人、报复人。我的目光如电,电流通到一些人身上,他便会亮起来,像一个电动玩具一般欢实地蹦?起来;我突然掐断电源,它的一只臂还在向上翘着,没有复归原位,可却已经不会动了,可笑地将一只手举在空中。我目光中的电流既可以让玻管局在夜晚亮如白昼,出现那种灯火辉煌的动人景象;又可以使玻管局瞬间变得漆黑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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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吴言                 

  
  第四十章
  小虎现在常到我家里来。

  这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处人接物乖巧而得体,而且慎言敏行,在驾驶员里真不多见。

  有一次我不在家,他给柳如眉放下五千块钱,说上次提拔他做副主任科员是我在马局长那儿说的话、添的言。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想来看我,又怕我批评他,今天硬着头皮来了。哪怕鱼局长批评他,他也得来。否则他良心会过不去,好像自己是一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小人似的。

  这些话虽是柳如眉转述给我的,我听着却有点耳熟,仿佛以前我在哪儿也给别人这样说过似的。

  我没有为这五千块钱的事批评小虎,反而看着他更亲热了一些。

  每当我家下水道堵了,卫生间灯泡钨丝烧了,抽水马桶坏了,小虎便来了。

  我有时感到很奇怪,小虎总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我家门前。卫生间灯泡坏了,柳如眉让我将外罩摘下来。我干这种事非常笨拙,拧个外罩出一头汗。正当我望着那个坏了的灯泡犯难的时候,门铃响了,开门一瞧,果然是笑吟吟的小虎。

  小虎干这种事情像转方向盘一样,十分娴熟,三下两下就弄好了。然后我们就坐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说话。

  小虎从不和我谈论局里的人和事,更不向我打小报告。他和我谈足球,谈股票,谈即将到来的新千年,谈尼斯湖怪兽,也谈一些影视名星。小虎掌握的知识很广泛,他甚至对一些国际时事方面的知识也涉猎甚广。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连我都不甚了了,他却能说得一清二楚。他最后的总结是:巴以之间的冲突,就像咱们紫雪市两个相邻的村子,为了一块水地,争斗了几十年,要么聚众械斗,要么集体到市里上访。

  我俩谈论这些话题,有一种十分“合拍”的感觉。而且我喜欢的,常常也是他喜欢的。我如果是龙头,他就是龙尾,龙头跑到哪里,龙尾摆到哪里。

  我从这个小伙子年轻的面庞上,突然看到了十年前的我。十年前,我与这个小伙子何其相似乃尔,那时我就这样跟在阎水拍局长后面。阎水拍局长是龙头,我是龙尾。阎水拍局长跑到哪儿,我就气喘吁吁跟着跑到哪儿。

  我突然想起了以前曾经想过的那个问题:谁是我的第三只眼睛呢?我的“第三只眼”这不就浮出水面了!有小虎这样一只炯炯有神的“虎目”,我将玻管局的“局势”会看得更清楚,差不多就能做到“一目了然”——我即使闭上一只眼睛,也相当于别人睁着两只眼睛!

  对小虎下一步的安排,我已有初步考虑。有一次我甚至突然冒出个念头:干脆让他直接担任政秘科长。可随即我又摇摇头,将这个念头打消了。小虎再伶俐,也不应该超过我啊!我可是一步一个台阶上来的:科员,副主任科员,副科长,主持工作副科长,科长,副局长。还是一步一个台阶好,走着稳当。小虎现在是副主任科员,下一步给个政秘科副科长。

  想到这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很快就是我们玻管局的穆科长了——穆鹏程副科长,我的嘴角不禁浮现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容。有时得到是一种幸福,有时给予也是一种幸福——比如我将这个副科长轻而易举给小虎,心里就有一种熨帖和舒服的感觉——就好比你从兜里掏出几颗水果糖给一个小孩子,小家伙保准会一边将糖块往嘴里塞,一边抬起头来甜甜地说一声:“谢谢叔叔!”对我来讲,一个副科长也就是一颗水果糖——我兜里这样的糖块多着呢!

  小虎对我一直毕恭毕敬,可对小胡小牛小马几个,却有一种冷峭和倨傲。恭敬和倨傲永远是相对的,雷秘书和我刚认识的时候,对我有多倨傲!可他对郑向洋呢?我也一样——对惠郑两人,我同样会像小虎对我那样毕恭毕敬。令我吃惊的是,在我印象中对下属向来十分威严的惠五洲书记也和我们毫无二致——有一次省委书记到紫雪市检查工作,在市里的汇报会上,省委书记询问一个什么问题时,惠五洲书记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胁胁肩,格外妩媚地冲省委书记一笑——我当时有点吃惊——因为我还是第一次见动辄黑着脸批评别人的惠五洲书记,还会像小孩子一般,有如此顽皮的一面。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反倒有点不好意思,急忙移开目光低下了头。

  政秘科长由谁做?李小南还是老宋?老宋现在就像我的一条狗,一天到晚点头哈腰跟在我身后。小南现在是局工会主席,干脆让她一肩挑:政秘科长兼工会主席。可这样担子是否重了一点?万一将她白嫩的肩膀压肿怎么办?那就让李小南做政秘科长,老宋做工会主席。

  我担任局长后,要尽快动一次人事,将科级以下的位子填满,然后再考虑处级。小北辞职空出一个副处级岗位,我任局长后又能空出一个副处级岗位。最近市政府别的一些局,为了安排一些年龄大一点的老科长,又增设了“副处调”(副处级调研员)这样的岗位。玻管局十个科室中,也有几个年过五十的老科长,这些同志为玻管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一辈子,若没有“副处调”这样的岗位,只能在科级岗位上退休。干了一辈子,连个“副处”也没有混上,给老婆孩子不好交待,和同学朋友谈起来脸上无光。退休前给个待遇,安慰一下这些老同志,等于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的心情因此会更舒畅一些,寿命能活得更长一些。事实证明,体育锻炼,练气功,都不如给个待遇更能延年益寿。

  所以我担任局长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赶快向市里争取两个“副处调”名额。这样玻管局就空缺四个副处级岗位。局里同志工作的积极性还能不被空前地调动起来?那些五十多岁的老科长都会夹个公文包,在我身前身后迈着碎步跑来跑去呢!

  自从担任常务副局长后,在我面前打小报告的人多了起来。起初我对这种行为还有点反感,心里有点抵触。可渐渐便不反感了,不抵触了。相反若没有人打小报告了,我心里反倒会不舒服。

  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玻管局哪个人没在我耳边说过“小”话。

  难怪当年哪怕是蹲在卫生间说一句话,也会拐个弯儿钻阎水拍局长耳里去。现在呢?哪句话不会钻我耳里来?有些人打小报告,依据事实的成分多一些;有些人打小报告,像奉赵王之命去探望廉颇的人那样,编造的谎言多一些。无论是依据事实还是编造谎言,我都需要。因此明知是编造谎言甚至搬弄是非,我也不戳穿它!搬弄是非有什么不好?他们搬弄的,永远是他们之间的是非。他们之间有是非了,对我的需求和依存就更加大了。难怪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动不动就设立情报和特务机关。如果上级批准我在玻管局设一个“情报科”或“特务科”,小胡小牛冯富强这些同志恐怕倒都是担任这个科科长的合适人选。当然上级也不会批准我在玻管局设立一个“特务科”,冯富强也就难以担任这个特务科的科长。那么冯富强下一步怎么安排?还得再想一想。冯富强实际已经成了一团面,早被揉到了!这家伙现在像一团毛线,死皮赖脸往我身上缠。

  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啊!下一步得考虑调一些新的同志进来了,否则玻管事业就有点后继乏人了!按照拉马克学说的观点,像我们玻管局这种不经常使用的“器官”,会逐渐退化,甚至彻底老化、衰亡。新同志往往被称作是新鲜血液,调一些新同志进来,等于给玻管局老化的器官里注入了新鲜血液。当然,作为一名局长,(我已经将自己视作局长,马方向已被我逐出视野!)既要考虑到长远,也要安排好现在。局里现有十个科室,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下的位子都要填满。玻管局若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我就是那个人的脑袋。下来胳膊、腰身、腿脚,每一个“部件”都不可或缺。如果十个科长是一条腿,那么十个副科长就是另一条腿。两条腿只有一般长,走起路来才会稳健有力,否则就成瘸腿了。

  还有小高、小胡、小马、小苏、小唐和小牛。小高可以不干通信员了,调哪个科室给个副主任科员,以工代干。小胡也可以给个副主任科员了,但得排在小高后面,让小高再代我踩他一脚。踩一脚他也说不出口:提拔了还有意见?小苏这个小伙子不错,选择出来干打字员,以工代干。再调一个通信员,接小高。调一个驾驶员,接小苏。小唐继续干驾驶员。

  就只剩下小马和小牛这一对冤家了!

  冤家路窄,让他俩继续“相逢”去吧!我为自己突然涌上脑际的一个“构思”兴奋不已——让小马领导小牛!

  这个构思太美妙了!比《红楼梦》的构思还精巧!小马迟钝一点,小牛自认为他比小马脑子好使,时时处处看不起小马。现在就让这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去领导他,还不把他像诸葛亮气周瑜那样活活气死——气死才好呢!不为已甚——那要看是对谁!即使玻管局每一个和我有过芥蒂的人都可以原谅,小牛也不可以原谅!每当想到他将我的公文包搁在臭烘烘的卫生间门里边这件事,我就“怒从心头起”。如果他当时是搁在门外面,我现在也许还可以不再踩他——可这小子太促狭了!我那个公文包第二天就扔掉了。可以后无论换多少个公文包,哪怕是几千元一个的名牌真皮公文包,只要拿出来,仿佛就有一股卫生间的臊臭味!

  还有我儿子鱼小明!每当想起儿子小脸被蹭破门牙被磕掉背着个小书包无助地哭泣的神情,我就会“恶向胆边生”,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我儿子现在都十几岁了,胆子仍十分小。我都怀疑,是不是那次这王八羔子一声断喝,将我儿子胆吓小的?

  如果冯富强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不自量力的螳螂的话,那么小牛就是一个更令人生厌的东方铃蟾!你瞧这家伙那副恶心样:皮肤粗糙,背部具黑色斑点和大小不等的刺疣,体长只有约四点五厘米!这样一个令人作呕的东西能给他安排什么好工作呢!我的构思是:成立一个车队,小虎任政秘科副科长兼车队长同时兼我的专职驾驶员。小马任车队副队长,按副科级待遇,开奥迪车。小唐开红旗。新调来的驾驶员开桑塔纳。小牛再转回去开面包车!

  小牛万一不开怎么办?万一和我对抗怎么办?他敢吗?这个只有小学文化、不懂电脑、不懂汉语拼音、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只能写出最前边三个的好吃懒做的家伙,身无长技,别无所能,不识之无,离开玻管局,他再能干什么?恐怕只能去蹬三轮车,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骆驼祥子!去蹬三轮车当然不如在玻管局开面包车,这个账他能算得来。

  只要他不离开玻管局,他就不敢反抗我!

  何况我现在已不需要亲自去踩他的脑袋了。一个局长怎么会亲自去踩一个驾驶员的脑袋呢?包括安排小马去领导他,也不需要我出面。我那个美好构思的具体细节,根本无须我去操作。我的职责只是安排小虎一个人,其他都是小虎的事了。小牛若不愿开面包车,哭哭啼啼来找我,我就会反问他:“局长还管这样的事情?谁安排的你,你去找谁!”他敢去找小虎吗?小虎可真是一只“虎”啊!小虎当驾驶员的时候,都有一份尊严和“虎威”,局里很少有人敢不尊重他,和他开一些过分的玩笑。包括那些老科长,对他也十分客气。现在又是政秘科第一副科长,又是车队长,又是老板专职驾驶员,身兼三职,如虎添翼,十个小牛他都能一口吞下!从此他将会代替我去踩小牛。他比我更年轻有力,脚劲更大,踩下去保准会比我踩得更准更狠更疼!必须将这小子踩得服服帖帖,开了面包车还会心甘情愿给我投票,吓破胆也再不敢和人打赌,说我只能干个工会主席。到那时候再考虑是否放他一马。否则就踩死他!杀无赦!小牛不过是一只在我坚硬的鞋底下绝望地挣扎的小虫子,而且是一只臭虫,踩死他,不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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