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海子传》__对天才的平庸解读
2004年3月8日《新安晚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刘章侠／蒋六乔二君《余徐刚：为“诗歌皇帝”立传》的文章。刘、章二君的文章向我们隆重推出一位正在安庆大学（筹）艺术学院读大二的学生“准作家”——余徐刚，谓此君“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写出了12万字《海子传》”，并“填补了国内海子研究的一项空白”，还“同时成为我省在校学生公费出书的第一人”，云云。在这本由江苏文艺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海子传》中，作者立意是“从海子的童年、海子在北大、海子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激情燃烧的诗歌）、海子的爱情、海子的生活习性、海子的写作情结、海子的为人处世、海子的死亡、海子死亡之后诗坛对他的评论等内容，以全新的视角，多方位展开”（封三），一言以蔽之——向读者展示海子这位天才诗人短暂却如流星般耀眼的一生。应该说，作者的出发点的好的，但囿于作者的识鉴能力和艺术功底，对海子的解读显得平庸而乏力。
一、表现在对材料的处理上
作者津津乐道甚至自以为是的是以同乡的身份“在海子家乡作了大量地调查，获取了关于诗人生平的丰富又宝贵的第一手新鲜资料”。岂料，占有这些所谓的“第一手新鲜资料”就能撰写出传记作品吗？仔细分析其作品，其硬伤有四：
其一，记“流水帐”。这是传记作品极易犯的毛病，不幸本书作者也落入这一窠臼，作者将搜集到的“第一手新鲜资料”——大略从海子出生至其自杀，全面胪列一通，尽管让人了解了传主的一生，但这只能说是生平介绍，无非详细些而已，而无主次的感性材料的简单堆砌不能展示传主，特别像海子这样的传主那“诗歌烈士”的一生。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作者仅浮于材料的感性层面，却未对这些材料作深层的理性思考与甄别，因之在关键地方仅一语带过，这样也就不可能深层次地展示出传主鲜活、生动、立体的人生轨迹。
其二，先入为主
作者根据自己所构想的传主形象来搜集材料和使用材料，就像对犯人的审讯一样，先为其定罪而后来推衍其犯罪过程，岂料这又犯了传记作品的一大忌。因为大凡诗人，尤其海子这样激情飞扬的诗人，在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他们界定在天才与魔鬼之间的“异端”上，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常人难以认同的，于是用常人的思维来刻画传主就会出现很多难自圆其说之处，无奈只好杜撰来“圆其说”，试举几例：
（小学阶段）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后，查海生总是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同学，名列第一名。
当儿子查海生拿着第一名成绩的大红奖状回家时，查振全心里乐开了花。
晚两个时代的余君在这里以今天中国的基础教育来比附揣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教育，他哪知道那时反对“智育第一”，哪所学校哪个领导都不敢给学生排名次的历史现实呢？无名次排列，何来“第一名”，更何谈“遥遥领先”呢？其时升学根据不是考试而是老师推荐。更何况海子在当时小学的15位同班同学中与其他像查显红、查六一等四五同学表现都很优秀，最高荣誉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五好学生”，而绝无“名列全班第一名”之说，此杜撰之谓一。
（初中）查海生的基础课学习扎实。他善于思考，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课后复习到位。学习成绩一直稳居榜首，波动性不大。
……
步入初二初三，随着升学压力的加重，查海生也变得沉黙寡言起来。
姑且撇开这段话的语法分析，只从作者指涉的海子对待学习的态度来看，确确实实是个好学生，但这些标准都是作者站在今天中国教育的评判体系下对海子所作的逆向价值分析，说白了这是作者强加到海子头上的今天普遍认为的“好学生”的光环。海子的初中阶段是从1974年2月——1977年2月，大凡经历过这一段的都知道，其时由于“白卷英雄”张铁生的闹剧，在教育界大批特批“白专”道路，而全身心投入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中去，学校从普通老师到校长谁都不敢提“教学质量”或“学习成绩”之类的话，学校提倡“开学就开门，开门就劳动”、“学工学农”、“半工半读”，短短的三年时间高河中学的师生们人工推平了一座山丘，开辟出高河中学现在还在使用的400米跑道的运动场；参加过高河大河的治理会战；下田插秧，下地种菜……三年中有过一半的时间都在教室之外度过。不像今天中学教育有着十分清晰的功利目的——高考，但那时没有高考，学习的目的性不强，“学好学坏”一个样，哪有什么学习压力呢？更何况在初中全班57位（入学58位，中途一位退学顶职了）同学中，查海生的成绩只能说是中上等，成绩最好的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操礼彪，如此何来动态测评的“一直稳居榜首”之说？此杜撰之谓者二。
1977年9月，查海生以优异成绩被高河中学录取。凭他的中考成绩原本可以就读于安庆一中……
1977年海子上高中时还是春季入学，如何成了9月？其时根本没有“安庆一中”（即使有也应尊重历史事实叫“安庆九一六中学”）等所谓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之分，所有的中学身份相同，海子干嘛选安庆一中呢？这又何有“上安庆一中”之说？更何况这年海子的中考成绩并不理想，比录取线只稍高一点呢？此杜撰之谓者三。
查海生暂且没有考研的想法……假如考取了研究生，势必再读三年，封闭落后的村里一些人们会发生疑问，这孩子怎么了，怎么还没毕业呀？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还是咋的？一旦传谣从这些人嘴里出来，父母的精神压力也会更大。
余君是想塑造一个“通情达理”或者说是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孝”的海子吗？如果是这样那真是以“余君之心度海子之腹”了。作为诗人的海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一种俯视的眼光来观照的，除了《诗经》和《楚辞》（包括屈原）他景仰的作品与人并不多，“女娲”成了活蹦乱跳的青春少女，“老子”是他的车夫……可以说他是极端反传统的，他认准的事谁也无法改变，谈何顾忌乡人的眼光呢？也更何况余君哪里知道，海子毕业的当年就参加过研究生考试，因外语成绩低而未被录取，后来也还是外语的原因而放弃考研的真相呢？此杜撰者四。
关于海子的出生日。
海子出生的准确时间是阴历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未时，即阳历1964年3月25日下午1-3时之间。这个时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唯一的，却怎么出现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生日呢？燎原依据的是海子身份证日期，1964年2月19日，并进而作了建基于这个日期之上的大幅推衍，但无论怎么说有身份证为证。余君却为何非得将他的生日定在1964年3月26日呢？尽管只是一日之差，难道是为了凑足这一天然后寻找这中间的神性暗合吗？如果真的这样，或怪海子的母亲生产时迟了一天，或怪海子选择自杀的日子早了一天。但事实是海子就是生于1964年3月25日，自杀于1989年3月26日！海子的生前所有证件只有他的大学毕业证书上的时间是准确的，其他均有误，余君不好意思，此杜撰者五。
其实，像这般杜撰者不胜枚举，无需一一指遍。
上述论及的是作者对他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的处理，可以说没有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方针”。
其三，失之考证
传记作者除对第一手材料要细加甄别外，对第二手材料更要谨慎使用，即使使用也要鉴别其真假，否则以讹传讹，必然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1、 关于海子的领袖天赋
海子的“威望在小伙伴中与日俱增，成了孩子们的‘头’……”
2、 关于海子爱钓鱼的表述。
这两处材料都来自燎原的《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而实际上燎原在这里也是“先入为主”，先将海子定位为“神”，然后为之敷衍出这样的情节。其实呢，这个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海子生前不能说没钓过鱼，但绝对没有他们所渲染的那样高品位、高境界的钓鱼，当然这部作品如果是“传奇”而非传记的话又另当别论。
其四，脱离环境
一个人的成长是与他生存的大环境（社会）和小环境（家庭、朋友、同学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我们从余君的笔下既看不到时代变迁—须知，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七十年代中后期—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可说是天翻地覆的，但在余君的作品里我们无法感受时代脉搏的律动—也看不到除他父母之外对之产生影响的任何人的身影，难道老师、同学、朋友的隐退或缺席就能更突出海子的形象吗？岂知让传主游离于环境之外，或将传主的人生与成长环境割裂开来是又犯了传记的一大忌呢？
二、表现在对海子诗歌文本的解读上
为诗人立传其对文本的解读就应该是这本书的重点部分，因为可以通过解读海子的诗歌来探索海子的创作思想及其形成的过程，描述其人生成长和情感经历。然而，遗憾的是作者并未这样做，起码是没有认真地去做，在为数不多的诗歌解析中，对《亚洲铜》的解读比较全面些，但也只是把海子在自己发表的诗歌上所作注解的内容加进几个连词缀在一起而已。特别令人啼笑皆非，甚而忍俊不禁的是余君在中间竟插入这样的一段文字：
就在这首诗创作不久后，查海生的家乡附近的月山镇被开掘成为铜矿山，如今，这里的采矿权被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掌管。村里人的户口被单独划归了铜陵市区。当地的农民变为工人。
姑不论月山铜矿的历史长短，也不论逻辑上的界定是否清晰，还不论所罗列内容的真实与否。单就海子诗中所用的“铜”的意象而言，它的能指是空洞的，与任何一座矿山哪怕是一粒矿砂都毫不相涉，它仅仅是个艺术符号而已。余君在此却怎么扯上了月山铜矿呢？这样片面地解读诗歌，尤其是海子的诗歌，岂不谬哉！
其它的解读也无非是“寓意深刻”、“结构严谨”、“回味无穷”之类套在任何人头上都合适的大而化之的空乏之词。
更有甚者，对海子诗剧《太阳•弑》的解读近2600字篇幅，但其中2100多字是一字不落地引自燎原的《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解读海子诗歌文本的能力。
三、表现在作品的文本结构上
这本书的文本结构基本沿用了燎原《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的体例，每章节前引一海子的诗，然后是作者的叙议内容，而燎原将这二者的关系处理得十分恰当与得体。而余君的作品除这两部分外还基本在每章节前都附一图片。这种图文并茂的结构方式处理得当应该是很活泼生动并易于为人接受的构架形式。然而，余君并未找到三者之间的结合点，致使处理结果出现了诗、图、文的不同步，与电视音、视频不同步而出现的让观众不舒服的口形与发音不吻合颇为相似。这种诗、图、文的不同步，不仅让读者难以厘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削弱了表达效果，使原本和谐统一、干净利落的叙述文本被弄得支离破碎、头绪杂乱，其所欲表达的思想也就被消解殆尽。其所作何为？这不能不让读者联想到目下的一些所谓“名人”出的书的结构的相同范式—注水。
更为恶劣的是作者将从互联网上搜集到的资料用了56页的篇幅塞入作品中，占全书篇幅的20.5﹪以上！倘说这是欺世盗名或许有些太伤人自尊，但这种做法对于掏钱购买此书的读者来说，多多少少有些冤。不过，即使将此书的全部水分榨干，哪怕剩下的就只是被引用的海子的诗和与海子相关的图片，18元钱也还是值，毕竟有些照片是第一次面市。
作为传记作家，不仅要有散文家样优美的文笔，更需要有学者般严谨的治学态度—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海子传》材料使用问题多多，文本解读失误连连，结构布局漏洞百出，让人难辨这是“传记”呢，还是“传奇”呢？这不仅是对传主—海子的大不敬，也是对读者的不恭；而在作品中的大肆灌水也不仅是降低了本书的品位，也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
难怪，西川在《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序》中说：“他们（欲为海子立传的人）有一种通病，即关心自己胜过关心海子；他们错把海子当成了他们自我幻觉的载体。作为海子诗歌的读者他们或许合格，但作为海子传记的作者他们由于缺乏对于传主的识见而存在致命的问题。”真是太准确不过！录下这段文字后倒让我对这位余君作为阅读海子诗歌的合格读者的身份都表示些许的怀疑了。
3月25日回故乡“做清明”，作为海子儿时的玩伴和八年的同学，海子的墓地也是我祭扫场所之一。未上墓地之前，在海子家，他的老父老母郑重地送我一本《海子传》，还说：“这几天老夫妻俩都在抢着看。”他们是想从每一条可能获得的信息当中嗅得一些爱子的气息，以慰藉他们两颗痛苦酸涩的心哪！然而他们找到了吗？
也是在海子的家，适逢特地从江西南昌赶来祭拜海子的钱磊，这位诗坛上颇有名气的钱君翻了几翻《海子传》后，生气地扔到一边：“垃圾！”他和余君之间也熟，随即掏出手机拨打余徐刚，但，关机。
在接受海子父母热情款待之后，约晚9时许我们俩摸到海子的墓地，我们默默地烧着“纸钱”，在被海子无数次吟诵到的“故乡之夜”静静地陪海子坐着。钱君将从外地带来的一瓶好酒打开，洒在海子的墓上，还将一包“中华烟”悉数点着，摆放在海子的坟前，此时空气中立时弥漫着一股奇特的香味，这香味逗引着“纸钱”燃着的火苗，扑闪扑闪地，恰似海子醉态朦胧的顽皮相，它不时地炙舐着我们的手指，还似乎发出恶作剧后的坏笑。
朋友们，对海子，我们尽量少去惊扰他的亡灵，因为他不仅是个天才诗人，更是一个是非分明的诗歌烈士，任何利用他或他的作品行欺世盗名之举的，都是对他的极大伤害。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