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者无畏——也谈《人言》事件
.现在，反鲁成了一件时尚事儿，从文史学者、末路作家，到文坛新锐、酷评砖手，不少人以贬损、丑化、谩骂鲁迅先生为能事，为乐事，甚至连俩五尚不知一十的网络囡囡，也跟着起哄架秧子，一片暮鸦鼓噪、众犬竟吠的喧嚣景象。比之当年郭沫若先生化名奉送的“两重反革命”、“封建余孽”，现在的帽子更见分量了，什么专制主义的偶像了，仇恨话语的鼻祖了，甚至说他是一个坑（真客气，还未直斥为深渊）、阳痿病人、汉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一个死了近七十年的作家，似乎要为百年中国的屈辱、落后、专制，乃至为某些人中学语文不及格负全责——让人大开眼界，二十一世纪真是一个牛人辈出的世纪。
其实，作为一个始终置身于体制外的，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的文人，鲁迅先生生前身后一直倍受攻击，这并不奇怪。苏雪林疯狗狂吠式的谩骂，陈西滢、梁实秋的阴阳怪调，冯乃超、郭沫若的极左帽子，都是我们耳闻能详的文史故实。二十一世纪的牛人们也并不比他们前辈高超，葛红兵的叫春式谩骂，朱大可的“淫者见淫”式的酷评，末路作家不甘寂寞的怪论，某些文史学者吞吞吐吐的鲁胡比较，都给我们似曾相识的感觉，甚至连“汉奸”这顶帽子，也是陈年旧货——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早就用过了。
但是，若说反鲁英雄们只有继承，而无发展，那也有失公允。最近，在《书屋》2004-10期看到了一篇牛文《想起了〈人言〉事件——一桩文坛公案的最新解读》——作者：赵陵江。该文以当年鲁迅先生的一段笔墨官司为由头，采用侦探推理的方式，得出了鲁迅自我炒做的惊天结论。这种跨文本创作的文艺批评，前所未有，也确实新颖，当属反鲁事业的新发展，留心于此的朋友不可不察。
所谓“人言”事件，即指鲁迅先生曾用日文为日本《改造》杂志写了一组短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时改题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而与先生有点夙怨的邵洵美、章克标等人主编的《人言》周刊，转译了其中一篇，并加上译者井上的附白和编者注，其中有“问内山书店主人完造氏”、“当可逃避军事裁判”、“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等贬斥或暗示性的言语，其敌意是十分明显的。对此，鲁迅当时并未立即做出公开反应，只是在当年的3月、6月的私人书信中顺便提到了此事。后鲁迅先生在10月撰写的《准风月谈•后记》里，写到：“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算是点名道姓地进行了还击。以后人们再未见到此事的余波。而邵洵美先生曾冒着风险，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英译本在上海印行出过力；章克标先生则在抗日期间出任汪伪政权宣传部的指导科科长、伪《浙江日报》社社长，成了不折不扣的汉奸，这都是后话了。
就这么一段双方再无纠缠辩解的短暂笔墨官司，七十年以来少有人置疑。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却被我们这位赵陵江先生发现了漏洞，大喜过望，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缜密的解读和推理分析，一篇煌煌牛文《想起了〈人言〉事件——一桩文坛公案的最新解读》出笼了。同时，也宣告了一种崭新的反鲁文体——跨文本、侦探式文学批评的诞生。今天的反鲁英雄总算可以无愧于其前辈矣。
那么，这位赵先生是如何解读和推理的呢？首先，他将《人言》周刊的“问内山书店主人完造氏”、“当可逃避军事裁判”、“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等话语定性为“中性词组”，“有点调侃意味的话”，说是“与其说是在骂鲁迅，倒不如说是向“检查老爷”打个招呼——为了应付“检查老爷”的打扰而事先立起一块挡箭牌”，是“打擦边球”。这真是奇了怪了，将如此贬损，且敌意十足的言语，解读为“中性词组”，说着玩儿的，我不知这位赵先生是在嘲弄人们的理解能力，还是在嘲弄中国文字的模糊不清，抑或赵先生学的中文与大多数中国人的不同？
但赵先生的重点显然不在什么“中性词组”之类的上面，那不过是正式比赛前的热身，他要抛出的重磅炸弹在后面——译者“井上”究竟是谁？对此，鲁迅先生曾疑为“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但我们的赵先生却并不盲从，他要“另辟蹊径”，通过蛛丝马迹，得出一个石破惊天的结论，挖掘出一段隐藏七十余年的内幕。
首先，确定那期《改造》是何时出的。查《鲁迅全集》的几处注释均曰“一九三四年三月”，对此，赵先生大度地算做三月一日。那期《人言》周刊呢？鲁迅先生的《准风月谈•后记》里说“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仅相差了两天。这下赵先生欣喜若狂了——“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章克标们要从《改造》上翻译文章，恐怕最晚必须在3月1日当天就看到散发着墨香的《改造》，最晚必须于3月2日完成翻译、编辑、排版、校对等工序，这样才能赶上3月3日《人言》的出版。然而，这一切怎么可能呢？七十年前，中日之间没有航班，没有直拨电话，没有传真，而轮船约需走一个礼拜，上海的章克标们是如何看到东京当日出版的杂志的？”，是啊，这确实是个大问题。赵先生的努力已初露端倪了，真让人为他高兴。
且慢，赵先生虽决然排除了章克标为“井上”，但并未回答“井上究竟是谁”这个疑问。赵先生继续进行精彩的推理——“有幸成为“井上”必须同时具备四项条件，缺一不可：1.必须精通日文写作；2.必须精通中文写作；3.必须手头拥有鲁迅的日文原稿；4.必须事先知道《改造》3月号即将发表鲁迅大作的信息”。至此，案底即将揭开，迷雾重重后面的“凶手”终于显露出来了——章克标们根本不具备起码的“作案”条件，反而是鲁迅先生本人，或者是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井上红梅）倒是完全具备上述的四个条件。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我们的赵先生如波洛探长一样，洋洋得意地大声宣布：“笔者认为：冒名“井上”翻译《谈监狱》并投稿《人言》的决不会是“章克标等人”，而多半儿就是鲁迅自己，或经其授意的某个亲近者（二者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井上”，十有八九应该是最新发现的鲁迅的又一个笔名！”。
好！这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发现，用这么缜密的推理分析，揭开了雾锁重重的一段旧案，彻底戳穿了鲁迅自我炒做的虚伪本质 。如此看来，反鲁的英雄不光有胆识，更有学识，不服不行，就是牛X！不过，且慢鼓掌，赵先生自以为的“无缝天衣”，其实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一个心造的幻觉，一个美丽的肥皂泡而已。因为，赵先生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此案并非已死无对证了，当事人章克标老先生还健在，虽然一百多岁了，但一点也不糊涂，前些年还在报上征婚，并成为百岁新郎，轰动一时。老先生前几年曾撰文《关于鲁迅》，文中虽对与鲁迅的交恶多有掩饰之语和辩解之词，但却坦承：“恰好我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刊载了他的三篇一组的杂文，译了一篇《谈监狱》给《人言》周刊登载”，而在张建智先生的采访录《谈章克标先生》里，也写到：他十分坦然并慈笑地用嘉兴加海宁土话回答我们：“我和邵洵美一起编过《人言》周刊。我把鲁迅用日文写的登在日本《改造》杂志上的《谈监狱》一节译了过来，刊在１９３４年三月的《人言》杂志上”。借赵先生的话“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凶手投案自首了，坦白交代了，赵先生的推理全成了望风扑影，天方夜谭了，这可如何是好？唉，怪只怪这章克标老头实在太长寿了，也太TM多嘴了。
某也不才，再添一点余兴，用赵先生的推理法来解解该案中3.1——3.3日的两天之谜。让我们也大度地假设赵先生的“七十年前，中日之间没有航班，没有直拨电话，没有传真……”这一段车轱辘话为真理，仅仅两天时间也确实无法完成“翻译、编辑、排版、校对等工序”,但章老先生今天却坦承译文为己所为；另一方面，章老先生其时正与鲁迅先生“势同水火”，又不可能与鲁迅先生演双簧。倘然如此，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用赵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简单的推理可得出结论”：鲁迅先生的《准风月谈•后记》里所说“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是一个笔误或记忆有误，类似情况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也并不鲜见。呜呼，赵先生的跨文本、侦探式文学批评甫一开张，即有破产之虞，徒使反鲁英雄们空欢喜一场。
近来，网上有人撰文《鲁迅的耳光扇给谁》，说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我倒有点小小不同的看法，以先生生前的言行来看，他会将第一个耳光扇向专制、腐败和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而这第二个耳光却是要留给对先生贬损、丑化、谩骂的新一代牛人们，或许一高兴，还会赏给他们一个“流氓加赌徒”的雅号——因为此类人物中，除了少数大有深意的文化精英，大部分“鞭尸”英雄都是市场经济的木偶，“眼球”理论的产物，其实自己并无一定的主见，只不过觉得反面文章较为新颖，容易出位，所以就一咬牙，来场裸奔，赌上它一把算了。
有学者曾提到，要提倡研究“鲁学”，少钻牛角尖去研究“周学”，意旨多去研究鲁迅先生的文章、思想，不要无聊地钻研“周树人”何时喝茶，何时看电影这类东西。上面的这位赵先生能处心积虑地找出文章日期的漏洞，却偏不能多看点文史资料，以加强对鲁迅先生的文章、思想的理解，一有小得，就如获至宝，未经证实，即广为流布，徒让世人耻笑，方家齿冷耳。
虽然我对王朔其人、其文不感兴趣，尤其是他江郎才尽后的一系列表演，但他所说的“无知者无畏”一句，觉得还是颇有道理的。现将此名言送给眼下闹腾正欢的反鲁诸君们，我看是恰如其分的。 贬损丑化漫骂已故的伟大文学家，以求自己迅速出名的所谓“文人”们，何止是无知呀，简直是无耻，特别无耻。
[ Last edited by 绿茶 on 2004-12-26 at 16:16 ] 虽先生已逝，然永存吾心，平衡吾一生。 先生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伟大的身影，他的所为、所文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我只想对那些新时代的“牛人”问一句：
可知世间还有“廉耻”二字？！ 鲁迅是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失误。
但是我不会以小人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无聊的时候探讨：亚当是不是有意拿智慧果来勾引夏娃，乱性的药物与智慧果有关
哈哈哈哈 我想这跟自我抄作如出一辙！！！！！！！！！ .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
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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