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
第一章我调到市玻管局报到的那天，恰好局里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局长让我也参加会。这样我这个新同志便在全局四十八个老同志面前露了脸。我脸上堆着提前准备好的笑容缩在会场一角，听局长讲话。
局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讲话的声音不紧不慢。他讲话喜欢做手势。一会儿将双手伸出来，做一个弧形，向上举一举，像是抱着一个西瓜；一会儿将弧形向前平移，像是端着一个盘子；一会儿又将短而粗的五指并拢，向前推或者向下压；有时两个手掌又有节奏地向两边刨，像一个初学游泳的人在水里扑腾，又像一对恋人突然赌气：一个扭头向左走，一个转身向右行。
第一次听局长讲话，我就发现局长讲话像吹号，稍不留心就吹哪个朝代去了。那天的全局大会只有一项内容：听局长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加快我市城市化进程。局长一边念厚厚的文件，一边即兴自由发挥。每翻一页文件，他至少得另外发挥两页以上的内容，这样一页就变作三页。如果市里的文件是六十页，到局里就变作一百八十页。
我发现挨我坐的一个女同志十分有趣，局长每翻一页文件，她便在小本上写一横，局长再翻一页，她又在小本上画一竖，就成一个“十”字。会已开一个多小时了，她小本上才写下三个“十”字，就是说局长才翻了六页文件。局长有趣得很，每当一页文件快要念完的时候，他就提前将那页纸用胖胖的指头肚捻起来，有时手太干涩捻几下捻不起来，他干脆将指头肚举到眼前，“呸”地冲上面吐点唾沫，再捻。就仿佛战争年代我军攻打一个碉堡，冲了几次冲不进去，退回来重新制定一个作战方案，再一冲就冲进去了。
问题是局长将那页纸捻起来并不急着翻过去。这时候再看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就更有趣了。她眼巴巴地望着局长那只悬在空中捻着一张纸的胖胖的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局长那只胖手看的时候，神态专注极了，美极了，长长密密的眼睫毛像一排持枪肃立的警惕的哨兵，眨都不眨一下；又像一群在树梢头站成一排的小鸟，翅膀扑闪都不扑闪一下。突然她的眼神黯淡了，掠过一缕懊丧，顺势向局长悬在空中的胖手瞧去：原来局长又将那页文件纸翻回去了！
我们局长念文件时，有点像那些叔叔阿姨逗馋嘴的小孩：弯着腰将一颗水果糖悬在孩子嘴唇上方，孩子正欲张嘴去噙，却又将水果糖向上提一提。局长每念一页文件，快要念完时总要这样向上“提”几下：分明看他蘸着唾液准备将那页文件纸翻过去了，却又突然不翻了，在空中停一下，竟又翻回去了。就像一个人从六楼下来，站在一楼楼梯口发现下起了雨，作一番思索，就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又像一个人，从六楼的家中出来，站在一楼楼道口发现并没有下雨，作一番思索，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万一出门后下雨怎么办？还像一个愚蠢的将军，指挥一队士兵气喘吁吁爬一座高山，爬到制高点后才发现错误地判断了敌情，只好指挥累个贼死的士兵再撤下山。
我们局长将那页拟翻过去的文件再翻回来，是要“补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往往是这样说：“刚才这个问题我再补充说明一下！”这时候我发现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干脆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她闭上眼睛啥时候再睁开呢？那就要等到局长再“呸”地往手上吐唾沫的时候。
总之那天开会我发现这个挨我坐的女同志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十分可爱，有一种内在的韵味儿在她周身溢动。包括她着急或生气的神态，也与别的女同志着急或生气的神态有所不同，有那么一种撩人的味道。就像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涌流出的一股清泉，往下奔突时即使湍急了一些，但飞溅起的水花仍是那么晶莹透亮。
“局长传达文件比唱京戏还慢！”此时这个女同志可爱的嘴唇噘了噘，这样嘀咕了一句。她有点生气了，合上笔帽，小本啪的一扣，不再写“十”字了。我的眼光一瞥，刚好瞅见小本封面上写着三个娟秀的小字：陶小北。于是我知道这个女同志叫陶小北，这是我到局里“认识”的第二个同志。第一个当然是局长，局长叫阎水拍。
那天阎水拍局长先是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局长喜欢用“滞后”这个词。后来我发现我们玻管局的局长们讲话时都喜欢使用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词。就像赵钱孙李几代中医世家，每人家里都珍藏着一个“祖传秘方”似的。我们的第一副局长余宏进喜欢用“超前”这个词。有一次余宏进副局长讲话，不到五分钟时间说了十五个“超前”，比阎水拍局长使用“滞后”的频率还要高一些。
人在讲话时喜欢不断重复使用某一个词，是一种习惯。就像人在一生中除自己的妻子之外，总要在心里默默去爱另外一至两个女性一样。这一个年龄段爱的若是一个名叫“滞后”的女性，再一个年龄段就有可能爱上另一个名叫“超前”的女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阎水拍局长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当然得有个参照物。他是将我市与毗邻我市的其他几个省的地级市相比，而不是和省城相比，更不是和北京、上海相比。局长认为，若与省城相比，我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五十年。而与北京、上海相比，则要“滞后”一百年。他说：“一百年前的上海，也不过是个小渔村！”阎水拍局长这样说时，以手比画了一个“小渔村”模样，一边比画一边有点鄙夷地撇撇嘴。他比画出的那个“小渔村”也太小了一点儿，也就比一颗鸡蛋略大一点儿。我当时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一百年前的上海早已不是一个小渔村了！上海开埠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所以一百年前的上海显然比现在的紫雪市繁华得多，人口也不止三十万——我们紫雪市目前只有三十万人口。看来局长的历史知识还是欠缺一些，自由发挥时“想当然”的成分多了一些。
由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讲到当年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局长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难怪陶小北着急。我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已与陶小北有同感：听局长讲话像爬山，好不容易闷着头翻过了一座——以为要到目的地了，前面该是一望无垠的河川，甚至会看到袅袅炊烟，可翻过去才发现前面又横着一座山。局长讲一个问题就像带着全局的同志们翻一座山，若讲十个问题，就相当于翻十座山。翻十座山多累啊！尤其是像陶小北这样看上去有点娇弱的女同志，穿着那样讲究的高跟鞋。我瞥瞥陶小北的脚，那双脚与脚上的鞋子十分秀气，袜子十分讲究。有些女同志穿衣服猛一看很讲究，细看就露出了“马脚”。就像购买商品房，看上去外边瓷砖贴得很好，可进房间一看就不行了：要么厨房的地板砖翘了起来，要么卫生间顶板渗水，一拉抽水马桶又会发出一声巨响，冷不丁吓人一跳。这些穿衣服只注重“贴瓷砖”的女同志，给人的感觉有点像这种“金玉其外”的商品房，低头一瞧，会发现她们脚上的袜子皱皱巴巴的，而且褶皱之间的颜色不一样。而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脚上的袜子则像一本漂亮的书上覆了一层质量很好的薄膜，考究极了！惹得人看着就想翻一翻。
难怪要在小本上写“十”字，局长带同志们爬山，她是最累的！兴许一不小心就让山顶的风给吹山谷里去了。若将陶小北吹落到山谷里，局里的同志们就开不成会了，甚至晚上都不能睡觉，得打着火把跟着阎水拍局长到山谷里找这个可爱的小蹄子。
局长那天至少翻了八座山（讲了八个问题）。在我听来，局长讲的十大城建工程没有一点儿宏伟感。不像北京、上海的十大城建工程，听着都有一种恢宏的气势。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也不过就是在流经紫雪城的清水河上修两座二三百米长的桥，硬化两条街道，新建两个广场和几个公厕之类。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局长却山上山下绕了多久。
十大城建工程之后是集中供热。局长说，我市准备年内上马建设一个小型热电厂和污水处理厂。他说：“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句话相当于局长传达文件时加的“编者按”。毛主席当年特别喜欢给《人民日报》的社论加按语，没想到局长也喜欢在传达文件时加“按语”。我后来发现，我们紫雪市不少领导干部都有一种“按语情结”。那天局长加这句“按语”时眼睛放亮了一下。我那天首次参加我们局的全体会议，就发现了一个小秘密：我们局长的目光除了在加“按语”时放亮之外，再就是瞥到陶小北和另外一个漂亮女同志时目光会放亮。掌握这个秘密对我很重要。想那宋蕙莲，瞥见潘金莲在西门庆眼皮底下与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调情，一个把一个手背上捻了一把，一个把一个小脚儿踢了一下，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想着日后以此拿捏潘金莲。我虽然不准备拿捏阎水拍局长，但我至少得了解阎水拍局长。常言道，咬人的狗儿不露齿，先下米儿先吃饭。我即使不做“咬人的狗儿”，但我至少得将我这把“米儿”抢先下到阎水拍局长的锅里去。“下米”的前提是首先得了解阎水拍局长，否则揭错锅盖，反倒会被蒸气烫伤手。
我那天参加全局会议获知，我们局共有四十八个同志（连同我应是四十九个），其中有六个女同志。六个女同志中就有两个漂亮女同志，这在一般的机关单位还是不多见的。据我所知，我们紫雪市委、市政府下属的机关单位里，大多没有漂亮女同志，只有某局有一个漂亮女同志，但已年过五旬，虽然据说当年曾是“一代人的偶像”，但在我们这些年轻一些的同志看来，已全然没有感觉。
我调到局里工作的第一天就参加全局干部职工大会，是我的幸运。因此我建议年轻同志调到机关单位，先去参加一次干部职工大会。就像我那天一样，坐在会议室里，来个“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局里共有几个女同志？其中有几个漂亮女同志？都能搞得清清楚楚。我们局里有两个漂亮女同志，就是说还有四个不漂亮女同志。四个不漂亮女同志中，有一个显得有点特别。这个女同志为什么特别呢？我再用“研究”的目光一打量，就找到了原因：原来她比较冷漠，坐在那儿几个小时面无表情，并且姿势一动不动，仿佛一座雕像。这个女同志细看并不很丑，而且她的冷漠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因为腰特别细，她的胸和臀显得特别突出。我后来知道，这个女同志名叫康凤莲。我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全体会议，那两个漂亮女同志使我有“惊艳”之感。康凤莲因年龄比那两个漂亮女同志大一点儿，显得有点“黯然”。但如果没有那两个漂亮女同志，康凤莲还是会吸引一些男同志的目光。一些思想不大健康的男同志甚至心底里会想：如果和她上床，她在高潮到来时是不是仍然这样绷着脸？
我们局长的目光落到这六个女同志脸上时十分有趣。他的目光落到四个不漂亮女同志脸上时，显得十分坦然，好像一个男人下班回家后看到自己的妻子一样。一边看着妻子一边顺手脱下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有那么几分从容。局长的目光落到这几个女同志脸上时，有时候恰好说到严厉处，疾言厉色的神态像一根钉子，一下子从女同志皮肤里钉了进去，也不管女同志是否会有“痛”的感觉，好像女同志的脸皮是墙壁。局长的目光在这几个女同志脸上逗留的时间相对要长一些，但逗留时间再长也没有那种“温柔”和“缱绻”，反而显出一种匆忙和心不在焉。这几个女同志的脸其实是局长的跳板，局长像一个跳水运动员一样，上下晃动几下，很快就要翻到空中去了。果然，伴随着某一个手势，在讲话的某一个音节的间隙或片刻的停顿间，局长的目光不经意地一跳，便跳到了陶小北或另外那个漂亮女同志的脸上。局长的目光像蚊子一样落在这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虽然时间短促，但内容却要丰富得多。首先局长的目光里有了一种躲闪，就像一个小偷，夜阑人静时潜入别人家的卧室偷看人家妻子的睡姿，并试图在那张光洁的面庞上印下两个轻轻的吻。或者像一个心怀鬼胎的男人，明知朋友出差在外，却去敲朋友的家门，不过是想去看看朋友漂亮的妻子。局长的目光落在陶小北和另外那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还有点像战争年代那些生离死别的场面：敌人已经在外面用枪托擂门了，一对革命的情侣还在屋里紧紧拥抱不忍分离。最后女情侣毅然将怀揣重要情报的男情侣藏上阁楼，镇定地打开门迎着敌人的刺刀挺胸走出。局长的目光在离开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就像这个女情侣被可恶的敌人绑着双手离开自己的茅草屋一样，那可真是一步三回头、一步三回头啊！
总之那天开会我发现我们局长就是这样一个爱美的老同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一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爱美这个问题上，诚如蒋委员长当年所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总不能说年轻人爱美，老年人就不爱美；南方人爱美，北方人就不爱美。这样说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鲁迅先生说过：“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所以我们局长爱美也是没有错的，因为美是共享的。
局长借开会宣读文件之机用自己的目光“爱美”，我则坐在一角观察局长如何“爱美”。局长就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淘气的孩子，虽然没有票，却在电影院门外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在影院门外站一两个小时，只为最后十分钟随着人流拥进去看一看那场电影的收尾——那时候每到电影快要散场时，守门员就会放开门。两个漂亮女同志相当于那部影片，局长的眼珠在会场转来转去，只是为最后挤进去一饱眼福。或者像两个寒夜里赶路的旅人，袖着手疾走一晚上，只是为赶到百里开外一个路边工棚里暖烘烘的火炉前烤烤火。烤完火干什么？继续赶路。
陶小北和另一个漂亮女同志，就相当于工棚里暖烘烘的小火炉，谁不想伸出手去烤一烤呢？
局长“赶路”时显出一种笨拙，而他又在竭力掩饰这种笨拙，故意将目光在几个不漂亮女同志脸上“放”的时间长一些，而在漂亮女同志脸上“放”的时间短一些。但细心一点即可看出，其光强光弱还是有区别的。局长的目光在其他同志脸上瞟来瞟去时，显出黯淡和无动于衷的样子。而一落在那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就像一辆性能极好的小汽车突然提速，刷地开着大灯从夜色中掠过。或者又如高尔基在其名篇《海燕》里描写的那种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一样掠过的海燕一般。一道极强的闪电有可能照亮大半个中国，我们局长的目光虽然不可能照亮大半个中国，但在那一瞬间至少照亮了我们局原本有点幽暗的会议室。
我们局长的目光若不是闪电，而是一个手电筒。那么这个手电筒照到其他同志脸上时发射出的是弱光，可瞥到陶小北和另一个漂亮女同志时，相当于将手电筒的开关推到了极致——即使推到极致局长仍然下意识地继续用力，就像一匹正在狂奔的骏马，猛然被勒住缰绳停止奔腾时，烦躁不安地在地上刨着蹄子。局长当时恨不得一把将那个开关推到陶小北脸上去。结果手电筒射出的光束立即变作强光，射过来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只得抬起手臂挡着。这样的目光射到陶小北这样细皮嫩肉的女同志脸上，说不准她们可爱的小脸会被灼伤。我不禁有点担心地向两个被局长灼视的女同志脸上望了望：所幸没有被灼伤。什么原因呢？原来局长的目光已收回去了，正在低头用比香肠还肥胖的手指翻文件。翻一下，抬起手在唇上沾点唾沫，再翻。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局长不可能长久地盯着两个女同志，“目灼灼似贼”般地放电。“主”和“次”局长还是分得清的：那天的“主”是开会，传达市里文件；“次”才是看两个好看的女同志。当然也有分不清主次的局长。据说我们市里有一位局长，喜欢可爱的女同志。有一天早晨刚上班，他就将局里一个女同志叫到办公室。女同志在局长办公室站了一会儿，局长竟一句话没说，只是笑吟吟地打量她。女同志很奇怪，问说：“局长，你找我有事吗？”局长说：“没啥事，就是想看看你，每天早上看看你，我这一天干起革命工作的劲头就更大一些！”女同志是一个十分正派的女同志，听局长这样说，心里有点着恼，但又不好冲局长发作。因为这个局有一条规定，下级不能随便顶撞上级，顶撞一次扣掉当月奖金。女同志转身从局长门里出来时还在恨恨地想：那你为啥不天天早上去看看你母亲？不是说儿不嫌母丑嘛！女同志这样想着，竟将自个儿想乐了，回头冲局长办公室的门扉瞥一眼，掩口一笑，千娇百媚的样儿。女同志离开局长办公室后，局长好不懊丧，心想，当言不言谓之懦，刚才她像一根葱儿一般直撅撅立在那儿，怎么只顾冲她傻笑，竟没敢将她撩逗一撩逗，眼睁睁把个机遇给错失了。你瞧她像支钢笔一样站在那里，笑模笑样的，画中人儿一般，眼睛里都会说话，好不惹人爱怜。以后这支“钢笔”再进来，即使不敢拧开笔帽儿写一写，也总得将她在自己的上衣兜里别一别，挂一挂，不能让她像平儿那样，一边和贾琏打情骂俏一边便轻易走脱！这样想着，局长更觉惘然若失，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从后边看这个女同志是不是像从前边看一样好看？于是急忙拉开办公室门扉向外张望，恰好看到女同志回首掩口笑，回眸一笑百媚生，局长当时半边身子就酥了。
我在农村中学教书时就听说过这个笑话。当时只知道是紫雪市政府的一位局长，莫非这位局长就是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他叫来“看一看”的女同志莫非就是我们局里这两个美女中的其中一个？这两个女同志一个叫陶小北，另一个我当时尚不知道她的芳名，因为她与我隔得远一点儿。虽然她手里也捏着一个小本，但我却无法看清她小本上的名字，只能展开想像的翅膀：也许她叫什么小南吧？一个小北，一个小南，挺有趣的，给人的感觉北边和南边都有美丽妖娆的女子。我一向认为，女同志在美丽妖娆之外，还应该坚贞不屈，无论是面对威逼还是利诱，都能做到质本洁来还洁去。如果这样，阎水拍局长这个老头拿她们能有什么办法？阎水拍局长又没权利给她们上老虎凳，也不可能派两个科长用皮鞭将她们抽得死去活来。所以在这些机关单位里，一旦那些漂亮的女职员与她们的上司有什么苟且之事，也不能全怪上司，很大程度上怪她们自己。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有一个漂亮的女教师，为了评一个“工会积极分子”，就和校长有了一些暧昧之事。看来女同志还是经不住诱惑的多一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再强调什么“操守”，女同志也不再像过去那些烈女一样，将贞节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巴金小的时候，看插图本的《烈女传》，看到一位年轻女子用刀砍断自己的手，不解，问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告诉他，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这位女子的手，她觉得自己“失贞”了，所以当着那个人的面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果阎水拍局长拉拉陶小北或局里某位年轻女同志的手，这位女同志二话不说就将自己的手砍下来，还不把阎水拍局长的胆儿给吓出来？看他再敢不敢拉她们的手，再借他一个胆儿他也不敢了吧！
真巧了！后来我知道另一个漂亮女同志真叫“小南”——李小南。那天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李小南是最认真的一个，她当时不停地在小本上记。她将一个小本放在并拢的膝盖上，笑吟吟地抬头凝神看一会儿局长，咬着唇俯首记一会儿；再抬头笑吟吟地看局长，再咬着唇俯首记一会儿。从她钢笔的飞快移动中看出，她可不是像陶小北一样写“十”字，而是在记阎局长的讲话和市里的文件精神，足见这是一个对待工作十分认真的同志。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和两片红红的小嘴唇，微笑时，会露出一排白白的小牙齿。按照《金瓶梅》这本书上的描述，李瓶儿这娼妇就有这样白白的小牙齿。当然李瓶儿身子也很白，当年西门庆对她就是因“白”而起奸淫之心。李小南和李瓶儿虽然五百年前是一家，但并不是说李小南就是李瓶儿。李小南其实是一个很端庄的女同志，虽然生得漂亮，却看不出有什么狐媚之气。我们局里这两个漂亮女同志气质都是不错的，不知她们是否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老校长对南开师生有一条校训。颜色：宜和，宜静，宜庄。陶小北和李小南给我的第一印象，符合张伯苓老校长的这个要求：也和，也静，也庄。李小南当时凝神听局长讲话的神态可爱极了——像陶小北不好好听局长讲话在会上“捣乱”一样可爱。从这两个女同志身上我总结出，可爱的女同志各有其表达可爱的方式。比如有的孔雀喜欢开屏，你随便逗一逗它，它便扎煞开了翅膀；而有的孔雀却不喜欢开屏，你围着它再逗，它就是不搭理你。可开屏的不开屏的都是孔雀，傻瓜才认为开屏的是孔雀，不开屏的不是孔雀。“开屏”只是她们的表达方式。比如林黛玉，她的表达方式就是动不动使小性子。而薛宝钗，则宽容和厚待上上下下的人。至于潘金莲，那娘们儿稍不遂意就会躺在地上放刁撒泼。因此我认为，李小南和陶小北只是天性中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李小南开会时的表现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羊羔，乖乖地卧在那儿，任局长已显苍老的声音抚摸。李小南平时在工作中肯定特别听领导的话，属于“党叫干啥就干啥”那一类。若她是科员，她就特别听科长的话；若她是科长，她就特别听局长的话。而陶小北的可爱则在她的调皮，还有那么一点点任性。高兴了可能很听领导的话，不高兴了就可能不很听领导的话，有时甚至还会没轻没重顶撞一下领导——当然领导被这样可爱的女同志顶撞一下也不会计较的，甚至会很宽宏地呵呵一笑。有首歌名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被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顶撞，有点像被“青春”撞一下腰，即使有点痛，但快乐大于疼痛。撞这一下还有“活血”功能，尤其是像阎水拍这样的老局长，被撞之后周身的血液循环会加快，有时甚至会热血沸腾，反倒会掩盖和消解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疼痛。
若李小南是一只小羊羔，陶小北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狗。高兴了你兴许可以抚摸她，不高兴了就会“汪”地咬你一口。
总之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全体人员会，局长和两个女同志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当时正是小学生写作文时喜欢描写的那种“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记得那是1991年的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前一年，我就是在这个美好的年度里调到市玻管局工作的。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某一个春天或某一个夏天的某一天（当然也可能是某一个秋天或冬天），一次大的转折可以扭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秋收起义、遵义会议或者重庆谈判之类。而对一个人来讲，某一次看似不很重要的转折也可以扭转这个人一生的人生走向。比如在那个明媚的春天我调到玻管局工作这件事，还有那次我一调到局里参加的全体人员会。陶小北美丽的面容像那年春天格外明媚的阳光一样，照亮了我的一生！有了陶小北，我才知道，任何一个卑鄙的人，都会有明媚甚至是崇高的一面。
我后来深切地体会到，在一个无所事事的行政机关工作，犹如走进一条漫长而黑暗的隧道里，有时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如果玻管局是这样一条隧道，陶小北就是穿透这条黑暗隧道的一缕强烈的阳光！有了这缕阳光，我才有了走下去、走完这条隧道的决心。
陶小北当时坐在我们局大会议室靠西一排沙发偏南的一角。顺着她俊俏的脸庞从我们局六楼会议室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眺望到紫雪城西郊的一片桃树林，点点红花格外招人眼目。清水河畔，还有一片片白色的枣花和梨花，在河畔绿色的垂柳间若隐若现，就像陶小北和李小南在那儿冲你扮鬼脸，令你心驰神往，浮想联翩。我突发奇想，我们玻管局的阎水拍局长，有点像一名花圃的花工，拿一把大剪刀，这儿剪剪，那儿剪剪；脊背上还背着一个小药箱，这儿喷喷，那儿喷喷。即使老了也不肯放下那把剪刀和那个小药箱。我们局里开会，其实就是听任局长修剪树枝和喷洒药水。局里的四十多个同志就像四十多棵小树，局长在这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那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重，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轻，有时不仅仅是轻，几乎到了“轻柔”的程度。
那天开会局长还讲到环境污染尾气排放大气指数之类，甚至说到我们紫雪市的饮用水污染也很严重，“大肠杆菌”已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数百倍。尤其是致癌物质“亚硝酸盐氮”超过国家标准若干倍。市里有一个水厂就建在国民党时期废弃的旧煤矿上，水源流经煤矿坑道后被严重污染。局长甚至说，煤矿坑道里有很多粪便、矿工丢弃的旧衣服和死人的白骨！听得大家毛骨悚然。
总之听我们玻管局阎水拍局长讲话，好像在听一位历史教员授课。刚还在唐代，不知啥时就到宋代了。元、明、清之后到民国，你以为辛亥革命讲完该是八年抗战了，而一到抗战时期，全国解放就有指望了。可阎局长偏不，辛亥革命只说了一半，又折回春秋战国时期，再讲到辛亥革命得多久？性子急的人恐怕会产生从六楼跳下去的想法。可奇怪的是我们局的四十多个同志并没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大家大都在认真听，至少有四十个以上的同志每人拿一个小本在认真记。只有五六个同志不拿小本，有时还互相悄声说几句话。但他们说话的声音一般都比较低，凑在一起耳语。有个别同志若没有控制好声音的分贝，阎局长便会咳嗽一声，突然停下不传达了。阎局长并不看这几个说话的同志，这几个同志却不敢说话了。就像一窝原本唧唧喳喳的雀，被雀妈妈一责备，便不敢吱声了。又像一个庞大的乐队，第一小提琴手突然停止了演奏，其他乐声亦戛然而止，会场一时鸦雀无声。阎局长此时摸出一支香烟点着深吸一口，才又低头传达。那几个说话的同志再不敢说话，怀抱着双手仰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开始假寐。
那天参加局里的会议，我发现我们局里的会议秩序还是不错的。我刚调到局里的时候，紫雪市还没有手机，所以会场上听不到手机响。大家心平气和，即使有人听得颇烦，也只是闭着眼睛睡睡觉，过过“白日做梦”的瘾。大多数人始终坚持在小本上记，有的人小本记得密密麻麻。我当时因为没有带小本，不能将局长讲话记下来，有点不安。摸遍口袋也没有带纸——虽带一点卫生纸，可大家知道这种纸干别的还可以，记笔记却不行。最后我略作思索，干脆摸出一包香烟。这包香烟我只抽了一支。我将另外十九支烟取出，正欲抽出里边的锡纸记局长的讲话，突然有一只纤细白皙的手向我伸过来。我因注意力十分集中，被这只突如其来伸过来的纤手吓了一跳。定睛看时，才发现这只手里捏着一个小本，是陶小北将她的小本给我递过来了，当然她已将写下“十”字的那一页撕掉。我当时十分不好意思，加之我一只手里还握着十九支香烟，显得笨拙而慌乱。陶小北笑吟吟地望着我，悄声说：“我不记了，你记吧。”我于是一边悄声说谢谢，一边惶急地将十九支香烟重新塞进烟盒。由于用力过猛，至少折断了三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冲陶小北笑了笑，从她手中接过小本，低着头翻开记起来。
我到局里工作之后，发现开会是最能锻炼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的。局长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一上午还讲不完我市的城建工作。问题是我们这个局并不是城建局，而是玻管局啊！那天传达文件到中午十二点，阎局长抬腕看看手表，对大家说：“上午就到这儿吧，下午三点接着开！”刚说完这句话，他又扭头征询局里办公室主任的意见，他对办公室主任说：“三点是不是有点迟？干脆两点半开吧！下午的内容还多。”他这样说着，并没等办公室主任回答，又将头转向大家说：“那就下午两点半，请大家准时与会！”
局里的同志们像是从牢房里释放出来的一堆囚犯，纷乱地站起来。此时阎局长却又站着对大家说：“同志们再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忘记了。这（他指着我）是咱局里新调来的鱼在河同志，分配到办公室工作。”于是大家都笑着看我，我也笑着看大家。我的笑容有点僵硬——四十八束目光像导弹一样一齐射向你，你脸上会不会有僵硬感？而且我的脸还有点发烧——因为有六个女同志也笑吟吟地看我，其中就有陶小北和李小南。我打小在女同志面前就有点儿羞涩，在漂亮女同志面前尤甚。见了妇女略有几分颜色，手脚便不自在，有时没来由的脸会彤红。看电视时见那些领导同志在文艺晚会结束后健步走上台去接见那些花枝招展的女演员，我心里就发虚。心想，即使给我这样的机遇，我也不敢上去握那些女演员棉花一般的手，所以常认为自己是狗肉上不了抬杆秤。不过那天站在那儿，我还是硬撑着装出很有底气的样儿，仿佛刚从美女堆里钻出来一般，像贾宝玉一般不知见过多大的场面，对陶李二美女毫不以为然。不过只一瞥我就发现这两个女同志像姐儿俩。两人身材差不多一样高挑儿，至少有一米六八，陶小北又要比李小南略高一点，那就是一米七了，或者一米七二。而腰却细。这种女性一般被人们称作窈窕淑女。问题是我们局里并不都是君子。我这样想。其实窈窕淑女最终往往会落入小人之手，就像鲜美的肉总是落入虎口一样。当时陶小北和李小南恰好站在阎局长身旁。我才发现阎局长特别矮。如果用一张纸蒙住阎局长的脸，他就像她们手里牵着的一个孩子。我后来曾经思忖：若当时陶小北和李小南不看我，我的脸会不会发烧？我想也许不会发烧。僵硬是一定的，但可能不会发烧。漂亮女同志与不漂亮女同志给人的感应就是不一样。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射过来，像通红的炉膛里蹿出的火苗一样燎烤你。你若是一口锅，锅里没水时锅底会被炙烤得刺刺作响，有水时一会儿就沸腾起来，直往上冒热气。不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则与男同志的目光没有什么两样，就像一个瓦数很低的电灯泡，即使拉亮仍有一种昏暗感，对人体形不成多少刺激。
那天局里开会之前，我只认识令人尊敬的阎水拍局长。这个老同志虽然讲话时间长一些，年龄大一些，头发少一些，脸上的皱纹多一些，可对人还是挺和气的。对我这样一个新同志也不摆架子，令我心里生出一些感动。
开毕会的第二天，阎水拍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向我交代工作。同时还叫来了办公室主任赵有才。阎局长对赵有才说：“以后小鱼就在你手下工作。”又对我说：“以后有啥事随时向有才主任请示。”又对赵有才说：“小鱼这个同志笔头子不错，以后局里的会议讲话就由小鱼来起草。”又对我说：“你们主任的口才在咱局里是一流的。在市直机关举行的小平理论辩论会上得过第一，为局里争得过荣誉。”又对赵有才讲：“这两天你们办公室开个会，让小鱼和大家互相认识一下，便于以后配合工作。”
我发现阎局长说话喜欢对这个说一句，再对那个说一句。就像说快板书，将这只手上的竹板拍一下，赶快再将那只手上的竹板拍一下；又像敲架子鼓，在这面鼓上敲一下，赶快再在那面鼓上敲一下，忙乎得不行。这样一递一句说话，从工作方法上讲，显出阎局长的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那就这样吧，啊？”那天阎局长只有这句话是同时对我和赵有才说的，意思是他的工作交代完了，我们可以走了。我正欲转身出门，阎局长却又说：“有才你先走，我跟小鱼还有几句话。”我以为阎局长还有啥事情给我交代，没想到赵主任出门后，他只是拍拍我的肩说：“小鱼啊，你这个名字叫得好，不过还有一点儿不足，‘河’是黄河还是清水河？若叫做鱼在江、鱼在海、鱼在洋，那气势就更大一些。当然若叫做鱼在岸、鱼在沟，意境就更差一些。你若有弟兄几人，从岸叫到洋，那多壮观啊！”阎局长仰头呵呵笑了两声又对我说：“不过话说回来，还是叫鱼在河更稳妥一些，也更中庸一些，凡事既不能太谦卑，也不能太张扬。太谦卑容易被人忽略，就像脚底下的小虫子，谁在乎你？踩死就踩死了！太张扬又容易忘乎所以，容易露出马脚，容易被人逮着，授人以柄。在行政机关工作，你这个名字恰到好处，里边蕴含着一种做人的玄机啊！”阎局长略微停了一下，又说：“我见到你这个名字就有一种亲切感：你叫鱼在河，我叫阎水拍，你在河里游，我在水里拍。这不，你这条鱼一下子就游到我这湾水里来了！”
阎局长和我说话时挺着肚子背抄着双手，显出一副凡事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我一直含着笑谦恭地缩着肩站在他面前。阎局长个矮，我个高。我这样弓着腰缩着肩，倒显得阎局长个高我个矮。其实高和矮原本是相对的。你个高，能有泰山高？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常常不知天高地厚，在行政机关工作深一脚浅一脚的，说不准哪一天一跤跌倒就马趴下了，就是因为没把高低问题搞清楚，自以为自己个儿很高。你个儿高，能有泰山高？能有天高？所以那天我一直使劲缩着身站在阎局长面前，阎局长说完后我赶忙说：“阎局长您这么平易近人，还这么幽默，能在您手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我当时险些将“幸运”说成“幸福”，又觉得“幸福”有点太夸张，话到嘴边才改作幸运。“不错，不错，今天就这样吧！”阎局长向我笑一笑，摆摆手，意思是我可以走了。出门后我还在纳闷儿：阎局长让赵有才主任离开，将我留下，就是为了谈谈我和他的名字？说说“鱼”和“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小时候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里早就论述清楚了：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我深知，从到玻管局工作的这一天起，我就再也离不开尊敬的阎水拍局长。
不过我当时出门后还是觉得有点儿好笑：阎局长说我的名字与他的名字有相近之处，若将他的名字改作“阎拍水”，那才有趣呢！想到“阎拍水”这样一个名字带来的某种意境，我有点忍俊不禁，在走廊里兀自扑哧笑了。恰巧李小南从洗手间出来，她刚洗毕手，正低头往地下甩手上的水珠儿，有点儿奇怪地回头望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这个傻家伙怎么一个人偷着乐？
赵有才主任是在局长找我们谈话的第二天召开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介绍我和大家见面的。我们玻管局办公室共有十二名同志。主任赵有才，四十多岁。你若想知道哪个是我们赵有才主任，到玻管局这座陈旧的办公楼的三楼来看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玻管局这座办公楼修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十年风吹雨打，伏卧在那儿像反映卫国战争影片里那种笨拙的苏联坦克，又像一个饱经沧桑、宠辱不惊的老人。就在这样一幢老态龙钟的办公楼里，每天从早到晚活跃着我们四十九个同志宝贵的生命。而在这四十九个同志中，就有可亲可敬的赵有才主任。那个身子瘦瘦的、总是像一条白灼虾一样哈着腰，手里总是拎一份文件（有时也会同时拎两份文件），在楼道里跑来跑去的人就是我们赵有才主任。我们玻管局的办公楼一、二层对外出租。一层是一些商业门市，二层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和省里一家小报的记者站，三层以上是我们的办公室。每层有两个套间，六位局级领导分别在三、四、五楼的套间里办公。按市里发文时的排名次序，一二把手在三楼，三四把手在四楼，五六把手在五楼。难怪赵有才主任的腿细细的，一天到晚楼上楼下跑，腿不跑细才怪呢！ 《背叛》吴言
第二章
副主任陶小北，二十六七岁模样。古书里一写到这样的俏佳人，就说“年方三九”。大家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像林黛玉或者晴雯一样的可人儿。如果你没有见过林黛玉和晴雯，那也没关系，章子怡或者周迅你总该知道长什么模样吧？陶小北就有点像章周。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人见犹怜，而况令阃”。先生这里借用了一个典故：晋代桓温纳李势女为妾，桓妻性凶妒，知此事后，拔刀率婢女数十人前往杀李，但在见面后，却为李的容貌言辞所动，乃掷刀说：“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陶小北的举止容貌言辞做派与李势女无异，即使有人纳她为妾，悍妻持刀而来也会像桓温妻那样掷刀于地，并拍着她的肩膀说，我原准备一刀结果了你，可见面之后，发现你竟是如此惹人爱怜，竟连我也喜欢上了你，何况我家那个好色的老东西！
“人见犹怜”的陶小北有一双明澈的眼睛，比我们紫雪市那条清水河明澈多了。对啦，陶小北的眼睛有点像我们紫雪市沙海深处那座红海湖水库。这里就得说一说红海湖水库。我大学刚毕业时，与几个男女同学骑自行车到那座人迹罕至的水库玩过。那水库里的水多清澈啊！一到水库边我们就被这种幽蓝幽蓝的清澈所震慑。水库四周是茂密的乔木和一眼望不到头的灌木丛。不时有野兔从灌木丛中箭一般掠过。据说市里为了开发我市的旅游资源，已将红海湖开发列入“议事日程”。但一些有识之士不赞成开发红海湖。一位颇通文墨的老先生甚至在《紫雪日报》撰文，认为开发就是破坏！老先生言辞激烈地说：“我们宁肯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去红海湖的水边静静坐一会儿，在万籁俱寂与烟波浩渺的湖边与湖水说说话，与灌木丛中奔来跑去的野兔说说话，与在湖水上空低徊盘旋的大雁和白天鹅说说话，我们的心灵因此会变得纯净美好起来，因为我们的心已经置放在了大自然母亲宽厚温暖的怀抱中。而所谓的开发，不过是修一条柏油路到湖边，湖里放几条破烂不堪的游船，湖边建一座像庙堂一样不伦不类的收费站。开发带给红海湖的，就是沙滩上随处可见的摔碎的啤酒瓶，以及卫生纸和避孕套。这样的开发将会让天鹅挥泪而去，大雁泣血而飞，野兔伤心地消失，紫雪市的市民再也找不到一个放牧心灵的处所。”老先生最后请求市上的决策者在开发红海湖问题上一定要慎而又慎，以免留下千古遗恨。老先生甚至警告说，若草率决策开发红海湖，就是践踏紫雪市全体市民的心灵！
老先生言辞有点偏激，但表达的却是紫雪市民的心声。我当时看到陶小北那双波光粼粼的眼睛时，突然想到了幽深的红海湖。我觉得纯净的女子就像未被开发的红海湖，自有一种引人入胜令人怦然心动的味道。这样的女子会令你情不自禁向她走去，但走到“湖边”却会驻足止步，再不敢随意迈步，更不敢随地吐痰，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观赏。陶小北就是这样的女子，她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而女人一旦“放开”，就像红海湖被肆意开发一样，原有的美感会顿然消失。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有一个绰号叫“公铺”的女人就是这样。“公铺”当年本是很漂亮的，很多人说她像某个影视明星，但因为阅人太多，三十多岁就变得衰败不堪。这种“衰败”一眼就能看出来。就像寂静的红海湖突然闯进一群强盗般的开发者，这儿修一条路，那儿建两处房屋，甚至会在湖边搭几顶帐篷，怎么看都觉得不舒服。
陶小北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玻管局工作，我调来的时候，她是我们玻管局最年轻的副科长。
我们玻管局办公室第三个同志就是李小南了。李小南与陶小北年龄不相上下，好像是同年生。至于哪个比哪个大出几个月或是几天，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其实我们在一起工作不久之后的某一天，在办公室里闲聊时她们就告诉过我，但我一直没有记住。倒不是我的记忆力很差，属于那种未老先衰的年轻人，而是我晓得，在这种行政机关工作，该记住的东西必须记住，不该记住的东西则完全没有必要记在心上。记住她俩谁大谁小干啥？我又不准备去追求她俩，更不会在心里嘀咕该娶年龄大一点儿的为妻呢，还是年龄小一点儿的做太太。那样柳如眉能饶了我？我不仅不能记住她们的生日，整天面对这两个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姣好的面容，还要做到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总之心中不能泛起半点波澜，更不能水波荡漾。我知道一“荡漾”总要坏事。男人的情感一旦决堤，首先淹没的往往是自己。由此足以说明当年我地下工作者面对美色的考验毫不动心，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后来我们紫雪市开始流行手机短信时，我曾收到一个短信，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一个地下工作者因叛徒出卖被抓了去，敌人严刑拷打他没招，后来敌人使用了美人计，他招了。当他准备再招的时候，全国解放了。一个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人物瞬间变作狗熊，或者像我们上小学和中学时写批判文章辱骂孔丘等人使用的语言一样：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而使一个英雄顷刻变为可耻的叛徒的，就是陶小北、李小南这一类美人。因此我要对她们百倍地予以警惕。就像另一个手机短信所描述：一男一女外出游玩，晚上不得已同居一室。女的画条线警告男的说：越线者是禽兽。次日女的发现男的果未越线，甩他一耳光说：想不到你连禽兽都不如！我刚调到玻管局工作时，在心里早已暗暗下了决心：我宁肯被陶小北或李小南甩一个巴掌，也不做那个禽兽！
李小南是我们局里的出纳员，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她是那种很温柔的女性，也很妩媚。她脸上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儿，笑起来像个洋娃娃，让人爱不释手。我们已经知道李小南皮肤很白，脸上闪耀着那种青春的光泽。若将李小南搂在怀里，定像搂着一根洁白的冰棍儿。也许搂一会儿这冰棍儿就化在搂她的人怀中了。如果用公文式的语言描述李小南，这是一个团结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好同志。再换作文学语言，我们就会发现李小南很丰满，尤其是其胸部十分饱满，且上翘。陶小北胸部也饱满，也上翘。但她俩给人的感觉却有不同：陶小北的胸部像一个军事禁区，各类车辆路过那儿就得绕行；李小南的胸部则像一个国营农场，仿佛拖拉机都能“突突突”开进去。不知什么原因，我一到玻管局就对李小南产生某种偏见，这种偏见也许毫无道理。好在我只是心里这样想，别人又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所以也不影响我们玻管局的安定团结。
我这样津津乐道地介绍我的两位女同事的某个敏感部位，会让别人认为我鱼在河思想趣味低下。一个思想健康的同志是不会总在两位女同事的胸部盘旋的——我又不是一只鸟，也不是一架准备给被围困的士兵空投食品的飞机。哪咱就不说这两个女同志了，说冯富强。
冯富强是我们办公室的第四个同志，这个同志比我大一岁。如果冯富强、鱼在河、陶小北、李小南是胞兄胞妹，那么冯富强就是我们共同的兄长。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我是巴金，冯富强就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或三哥李尧林。冯富强对人很热情，无论对生人熟人，脸上从来没有一丝半点冷漠的表情。啥时见了这个同志，总见他眉开眼笑。即使在有一股异味的卫生间碰到他，或者在寒冷的冬天碰到他，他的笑容也会让你心里暖乎乎的，瞬间忘却了不好闻的味道和砭骨的寒冷。冯富强的一张笑脸和康凤莲总是绷着的脸恰好形成鲜明对比。想在康凤莲脸上看见一丝笑纹，比下着连阴雨的天气里看见一缕阳光都难。以至于我们局里暗暗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康凤莲一笑——千金难买。仿佛康凤莲是两千七百多年前周幽王时期的美人褒姒似的。
总之康凤莲的脸总像绷紧的鼓，而冯富强脸上则总像正月十五闹秧歌时舞动着一块红绸。冯富强很会跟人套近乎。那天我们办公室开会，介绍我和大家认识时，因人生面不熟，大家互相都很客气。别人都称呼我“鱼在河”，赵有才主任更是口口声声“鱼在河同志”，惟独冯富强口口声声唤我“在河”，显得有多亲热，仿佛我们早就认识似的。
冯富强是局里的打字员，一个男同志为什么干打字员？这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工人”，不像我们一样是“干部”。造成我们之间这种身份差别的原因是：赵有才、陶小北、李小南和我都是大学或中专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或中专毕业生国家都是要正式分配的。不管分配到哪个单位，身份都已成为“干部”。我们这一代人一生都在为改变“身份”而奋斗。我原本是农民，后来因为考上大学变为干部。作为农民的我，身份比冯富强卑微，因为他是城市户口。而我一旦变为干部，身份又比冯富强高了一些，因为他是工人。
冯富强虽然是城里人，但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或中专，在社会上折腾了几年。那时已有“下海”和“大款”这样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就像我小时候总是听到“上山下乡”、“贫下中农”、“两报一刊社论”这样一些字眼一样。字眼即时代，时代通过字眼而变迁。冯富强原本想通过下海变作一名大款，就像当年的地主分子想通过改造变为一名贫下中农一样，其难度都是比较大的。冯富强在海里扑腾了几年，并没有变成大款，还呛了几口水，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爬上岸。那么爬到哪里去呢？他最终来到我们玻管局打字，因为他的父亲很多年前曾和阎水拍局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好像是在市政府统计局。当时统计局要提拔一名副局长，阎水拍和另外一个科长竞争很激烈。上级部门下来考察，考察的主要方式就是搞民意测验，即让局里的干部们投票。冯富强父亲在关键时刻毅然将自己那一票投给了阎水拍，阎水拍因一票胜出做了副局长。
冯富强虽然在人生道路上遭受过一些挫折，却并没有变得“苦大仇深”，仍是一副笑模笑样的表情，这一点就值得我学习。从进玻管局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学习每个同志的长处，这样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赵有才，陶小北，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我已经介绍了我们玻管局办公室这么多同志。下面该介绍一下我自己了：鱼在河，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紫雪市紫东县某乡某村。八十年代初北方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十年后调到市玻管局工作。
下面六个同志分别是小牛、小马和小虎，老乔、小胡和小高。前三位是局里的小车司机。小牛开一辆面包车，接送全局同志上下班。小马开一辆“二一三”，供五位副局级领导轮番使用。小虎开一辆桑塔纳两千，是局长的专车。
小虎当然不姓“虎”，但大家都叫他小虎，所以一到局里时，我也跟着叫他小虎。至于他到底姓什么，局里好像没多少人关心这个问题。没人关心的问题我就应该去关心。我很快搞清他姓穆，大名叫穆鹏程。
后三位是门房老乔，通信员小胡，炊事员小高。小高是局里惟一的临时工，老乔是一位已退休的老职工。
这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十二位同志，刚好一个班的建制。
那天赵有才主任将其他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绍后，又将我介绍给大家。说我是北方大学的高材生，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的第一批大学生，水平硬得很！并说我在中学教书时一直带的是高中毕业班语文课，不少学生经我培养送进了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赵有才主任如此介绍我时，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工作十年的那所农村中学教学质量极差，不说北大南开，十年间没有一个学生考上正儿八经的本科，比如我的母校北方大学。每年只有一两个学生考入我们紫雪师专。当时我有点奇怪：赵有才主任为啥不说北大清华，而说北大南开？随即我才知道赵有才主任的女儿考取了南开大学。“周恩来当年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他对别人说起女儿时显得很骄傲，因为周恩来和他的女儿是“同学”——虽然年代隔得久远了一些。
那天开会时告诉我赵有才主任的女儿在南开读书的是李小南。她对我说：“鱼在河你知道不？咱赵主任的女儿也在南开上学呢！”此时冯富强插了一句：“南开大学是不是在南京？”陶小北脸上一下乐开了花，对冯富强说：“不是南京，是另外一个‘京’，冯富强你猜是哪个‘京’？”
“北京没听说有个南开大学啊！若在北京应叫‘北开大学’，为啥叫‘南开大学’呢？”冯富强看来真不知道南开大学在天津。
陶小北向来很少评价局里的同志，但她却老早就对我说过，冯富强是“不学有术”。“不学”是指他不甚好读书，肚子里的知识是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可别的东西却不少！陶小北说，别看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肚子里的水儿多着呢！当然他肚子里的水儿不是“墨水”，那么是什么水呢？那天我和陶小北讨论冯富强肚子里是什么水时，大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人。陶小北用娟秀的字迹在一张稿纸上的两个空格上方打了个引号，然后在后一个空格里先写下一个水字，让我在前一个空格里填一个字。说心里话我当时心中对陶小北充溢着一种爱意。最令我难忘的是她的一双玉腕。当时她伸手往空格里写那个“水”字时，将一只玉腕向我伸过来，差不多伸到我眼前。这样我看到的她的手腕长度就是平时看到的两倍或者两倍以上，因为她向前探手时，衣袖自然缩了上去。她的手腕既饱满又柔软，皮肤特别细腻，散发出一种体香（不是任何化妆品的香味），我不禁想起古诗里描述的：“有暗香盈袖。”我当时差点就产生将这只香腕拿到鼻子下嗅一嗅的冲动。当然我并没有嗅她的手腕，我毕竟是一个有着顽强的意志力的同志。我只是装模作样按她的要求往那个空格里填字。我先填一个“香”字，组合起来就是“香水”。冯富强肚子里显然不产香水，若产，他就不会到我们局里来打字了，早成大款了。填完这个“香”字我看陶小北，陶小北笑着摇头。我干脆不填了，和陶小北回忆起了上大学时的趣事。陶小北也毕业于北方大学，只是比我低四级，我毕业时她刚进校，我俩才应该算是同学，要比周恩来与赵有才主任的女儿相隔近得多。刚上大学时我们也填字玩。在“我”和“你”中间空一个字，让对方填。一般是男同学和女同学玩。在里边填一个“看”字，就是“我看你”。填“恨”字，就成“我恨你”。还有填“揍”、“打”、“骂”、“捆”的，有一个男同学干脆填个“咬”字，可绕来绕去就是不填那个“爱”字。大一和大二玩这种文字游戏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到大三大四很多同学都不玩了，真“咬”去了。一旦真的咬过，再玩就了无趣味。而我们班同学玩这种游戏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却不完全是因为都去“咬”的缘故。那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意外。一个平时性格有点倔的男同学，被一个长相很一般的女同学缠着玩这种游戏。男同学应付了两下不玩了，女同学却兴犹未尽，一边撒娇一边缠着男同学再玩。当时正上晚自习，男同学心里默默喜欢着的一个女同学正和另一个男同学热烈地讨论着一个什么问题。这个男同学一边心不在焉和这个女同学玩，一边偷眼觑那个心仪的女同学。突然那个女同学和那个男同学不讨论问题了，两人收拾书本站起来，很亲热地一块儿走出了教室。这个男同学的目光正酸溜溜地追随那个女同学而去时，和他玩填字游戏的女同学猛拽他的胳膊，要他继续填字。男同学气恼加厌烦，一股无名火从心中升起，抓起钢笔便在空格里填了个“操”字。女同学一看，掩面哭泣着跑出了教室，当即就向学校反映男同学耍流氓。这个男同学因此受了处分。此事发生后，班上再没有人玩这个游戏了。
那天我和陶小北填字玩时，填完“香”字后又填了个“汗”字。陶小北扑哧笑了。她知道我不会写出那个“坏”字，也就作罢。两人之间又多了一份默契。
这是以后的事了。那天办公室开会介绍我和大家认识时，我和陶小北当然还谈不上有什么默契，只是对她有一种好感，觉得这个同志值得信赖，从她开全局大会给我递小本时就有了这种信赖。战争年代一些革命同志互相信赖也是从一些小事和细节开始的，互相重重地握一握手，并不需要说什么话，能成生死相依的战友了，关键时为保护对方甚至愿意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那天开会同志们一边互相介绍，一边开玩笑，显得十分热闹。一下午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最后由我作一个表态发言。我发言时故意显得很腼腆，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还略微有点结巴。其实我一点也不结巴，我的口才特别好，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过的学生完全可以证明。但我深知，行政机关表面的嘻嘻哈哈后面，往往蕴藏着刀光剑影。明处舞枪者，暗中使棒者，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着一闷棍，不防着一点哪成。室里的十二个同志中，我的学历最高，只有小北是我“同学”。李小南毕业于紫雪师专。赵有才主任毕业于紫雪农林学校，是一个中专生。冯富强高中毕业。小虎和小胡初中毕业。小牛和小马初中未毕业。小高是小学毕业。老乔小学未毕业。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即使没有人“湍”我，我也要防着有人“湍”我。我到玻管局工作之初确定的方针是，像陶小北、李小南这样的女同志，不能跟她们黏糊，但也没必要处处提防。主要应该提防那些男同志。而我们局里却有四十三个男同志。我们办公室的十二个同志中，有九个男同志。若我第一次在室里同志面前亮相便“一二三四”侃侃而谈，必犯行高于众、众必非之的大忌！这方面我是有深刻教训的，我早已不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了！我深知，我的某个缺点或过失，室里的八九个男同志知道了，等于让全局的四十多个男同志都知道了。正像那个笑话里讲的：一男子对外出务工的儿子行前叮嘱，挣不下钱不要紧，千万不可把“那种病”带回来。若染上那种病，就害了你媳妇；害了你媳妇，也就害了你爸；害了你爸，也就害了你妈；害了你妈就把全村人都害了！
因此那天我发言时故意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将“一二三四”说成“一三二四”或“一四二三”，显出思维混乱条理不清。我在室里负责政务工作，是一个重要岗位。局长和副局长大都是从这个岗位提拔上去的，局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据说这次调我到局里来专门负责起草会议材料，是阎水拍局长一手定的，其他几位局领导并不同意，认为局里别的科室还有几个文字水平不错的同志，选一个调整过来就行了，何必专为此调一个人进来呢？但阎局长坚持要调我进来。因为局里那几个同志写的材料，阎局长看不上：“就事论事，没有高度。”阎局长这样评价他们写的材料。阎局长年轻时也是“搞材料”出身，据说当年是市政府系统有名的“笔杆子”。阎局长对别人说：“搞材料关键是一个‘高’字，一入手就要站得高，高屋建瓴、高以致远嘛！”阎局长说起“搞材料”，话语间就有一种稔熟感，仿佛“材料”曾是他的一任妻子，就像王映霞之于郁达夫，陆小曼之于徐志摩一样，曾陪他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在研究调我进来的局务会上，阎局长对几位副职说：“新来的市委书记为啥对我局工作留下不好印象？就是因为那份材料没有站到一定高度！”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瞥了余宏进副局长一眼，仿佛余宏进副局长就是那份没有“高度”的“材料”。点燃一支烟接着再说时，阎局长的语气就有点气咻咻的，他说：“那份汇报材料像什么？像一本流水账！市委书记又不是账房先生！市委书记就是市委书记，站得比我们更高！我们若在六楼，书记就在十楼、或者十二楼；我们若到十楼、十二楼，书记就到十六楼、十八楼去了！”
阎水拍局长想起一份材料毁了他前程的事就窝火，好端端吃了一个窝心脚！当时市政协空出一个副主席位子，市里准备在阎水拍局长和另外一位老资格局长中间选一个报上去。阎水拍局长当时五十三岁，再上一个硬台阶（指担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已无指望，只能上一个软台阶（指任人大、政协的副职）。而且软台阶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新来的市委书记是一个不按部就班的书记，上任第二天就一个人悄悄去察访环境卫生，随即就以城市“脏、乱、差”为由免了城建局长的职。那段时间市里的局长们个个捏着一把汗。这天书记突然要玻管局两个小时后当面向他汇报工作。偏偏阎局长头一天到某县下乡去了。接到市委办公室通知是中午吃饭时间，赵有才主任哪敢怠慢，嘴里噙着一口饭就给阎水拍局长打电话。那天中午县里领导为阎局长接风，大家刚坐到席位上，阎水拍局长接到了赵有才主任电话，饭没来得及吃，向县领导说声对不起便匆匆往市里赶。可从这个县到市里最快也得三个小时，小虎都将桑塔纳车开到一百四十码了，阎局长还嫌慢。结果还是慢了：阎局长赶到市委，汇报刚结束，局里的二把手余宏进副局长手里捏着一份汇报材料正从市委楼里出来。阎局长将那份汇报材料看完便暗暗叫苦。果然第二天市委大院便传出新来的市委书记对玻管局工作不满意的说法。市政府别的局一些干部甚至说，市委书记指着鼻子将阎水拍那个老家伙训斥了一顿，老家伙从市委楼里出来时，脑门子上全是汗。阎水拍局长那天脑门儿上是有汗珠，但那是赶路急热出来的，却不是被书记“训”出来的。
这件事过后不久，那个市政协副主席的名额就报省里去了。报得当然不是阎水拍局长。据说常委会上大多数人开始倾向报阎水拍局长，但新来的市委书记皱皱眉头，讲了他的意见，大多数人便又都附和市委书记的意见。开常委会仿佛像夫妻俩去商店选购某件电器——书记是极有权威、说一不二的丈夫，常委们只是一群妻子——妻子说这个牌子的电器质量好，丈夫皱皱眉头，说还是那个牌子质量好。温顺的妻子便小鸟依人般地同意买丈夫所说那个牌子的电器。
阎水拍局长此生即与“地厅级干部”这个台阶诀别，只能再干几年到五十七岁时，在“县处级”这个台阶上退居二线。这件事成为阎局长心头的一个隐痛，因此对平时就不怎么看重的余宏进副局长更多了一番成见。第一次给领导汇报工作，有点像一个装扮一新的娇羞的新娘蒙着盖头去让新郎揭。领导就是新郎，汇报材料就是新娘的脸，看上看不上全在揭起盖头那一瞬间。你这个余宏进是怎么搞的？我阎水拍做了政协副主席，兴许你余宏进还有两天局长当。现在？想当局长？做梦去吧你！
阎局长心里这样一发狠，余宏进副局长此生头上那个“副”字就很难去掉了。就像一个男人，从结婚那天起就盘算和妻子离婚，可直到咽气那天还没有离成。
因此局务会上研究调我到局里工作，有几个副职持不同意见时，阎局长很不高兴，他当时不耐烦地打断一个副职的话说：“就这样定了！”随即他又转向赵有才主任说：“有才你明天就发调令，将鱼在河同志调过来！”
我就像一件挂在商店里的衣服，阎水拍局长一句话，这件衣服便被挪到市玻管局这个“衣架”上来了。
后来我对玻管局几位领导熟悉之后，发现他们和阎水拍局长之间的关系有趣得很，尤其是召开局务会的时候。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阎水拍局长总是让大家先讲意见。几个副职便唧唧喳喳讲半天。就像一窝小雀，在雀妈妈觅食归来前饿得喊作一团；或者像一个在乡间走街串巷说书唱戏的草台班子，吹拉弹唱各显其能。其中有一个最来劲儿：腿上绑着沙袋，一边在脚下使劲蹬，一边微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敲打着琴盘。可最后决定任何问题，都得阎局长出来重重地敲那一下。阎局长一槌下去，问题决定了，曲终人散，台上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从到局里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有如履薄冰之感。我调入局里工作之前，阎局长对我的“笔头子”赞许不已已风闻全局。若我“嘴头子”再好一些，必遭人记恨！因此我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我的不足：口才不好，甚至略微有点口吃（当然不注意听又听不出来，只是偶尔有点），书生气十足，有时显出呆板木讷，别人讲个笑话半天反应不过来，理事能力也差一些。果然那天我第一次亮相便达到了预期目的。开完我和大家的见面会后，我有点内急，急忙跑出去蹲到了卫生间。一会儿，小牛、小马和小胡进来撒尿，他们一边撒尿一边议论我。一个说：“这个鱼在河是个书呆子！”一个说：“讲两句话连个条理也没有，和赵主任的口才差得远，正说吃米突然就说吃面去了！”另一个说：“还是个结巴，虽然不很明显，可细心听还是能听出来。”一个又说：“见了女人还脸红，一下午看都不敢看陶小北和李小南那两个小妖精。”一个又调笑另一个说：“也许人家鱼在河真是那种目不斜视、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不像你，两个眼珠子像钉子，恨不得钉那俩美人脸上去！会开好没开好不知道，眼福是饱了！”另一个回答说：“这你不懂，饱眼福是一回事，关键是看得多了，她们就有感应，就会发热，兴许哪一天会主动用眼神撩拨你呢！”一个又说：“还撩拨呢！做梦娶媳妇——想得美！等你哪一天当了局长看人家会不会撩拨你！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吗？一男对一女说：我能追求到你吗？女笑着指指桌上的电话按键。男大喜，说：只要我不停地‘重拨’？女摇摇头说：不是重拨，是免提！”
最后不知谁又说了一句脏话，几个人笑作一团。当时他们站成一排冲尿池撒尿，我从卫生间小门的缝隙间恰好看见几人裤脚渐次抖动着，嘻嘻哈哈说笑着离开。直到出了门，还听见一个对另一个说：“不过男人追女人，‘重拨’还真起作用！我追我老婆时就靠的这一手，要不早没戏了！”
另一个说：“那你从今天开始，试着重拨陶小北，看能不能拨通？只怕拨到胡子白了，听到的还是忙音！” 《背叛》吴言
第三章
那天在卫生间最后听到的那句话，让我怦然心动，想了许久。真是一句有意味的话！那天下午直至回到家，柳如眉将饭碗塞我手中，我还在寻思这句话。我不由得在心里想：假若我要去“拨”陶小北，能拨通吗？
如果我要去“拨”陶小北，我就拨一生！即使最终听到的仍是忙音，也不遗憾。一个人一生中，重要的不是拨或者不拨，而是能否找到一个值得一生去拨的对象。找不到是不幸，找到了呢？
那种“第六感觉”告诉我，我找到了！可我能去拨她吗——我不能！对我来讲，只有一心一意跟着阎水拍老头儿在玻管局干革命，才是幸运！或者干脆就是幸福！我那天在办公室向阎水拍局长表白心迹时，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幸运”这个词来过渡，而是直接表达为幸福——难道置身于玻管局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里，不是一种幸福吗？也许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关键看你如何理解幸福二字的含义。对我来讲，每天在阎水拍老局长领导下，和赵有才、冯富强、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这样一些同志共同为我市的玻管事业而努力、而奋斗，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正如爱情，你若爱上一个人，就是她的缺点也会被你喜欢，比如陶小北。如果玻管局就是陶小北呢？我完全可以将阎水拍老头儿想像成不过是陶小北长长的颈项上的一个小小的斑点，或者修长的身体某个部位的一颗黑痣，那我怎么会不喜欢这个可爱的“斑点”或“黑痣”呢？
是的，对我来讲，玻管局就是陶小北，我要全副身心去爱她！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玻管局，我来了！ 《背叛》吴言
第四章
我调到局里来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这个年龄才在行政机关起步，已经没有优势。
我从北方大学毕业后，原想分配到紫雪市委或市政府工作。当时首选的是市委办公室和市委组织部，其次是市政府办公室或者计划委员会，当然分配到经济贸易委员会也行。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市里还有一个玻管局。那时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就是计委和经委声名在外，这两个部门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刚刚在农村开始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不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饿得眼睛发绿，一手拖着衣衫褴褛的孩子，一手端一只搪瓷碗到处讨吃要饭。但城市改革尚未开始，市场经济这样的提法远未在报刊上出现。政府靠“计委”、“经委”这样的部门牢牢掌握着手中的权力。有一段时间，这两个部门几乎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程度。那时包括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也归经委管。当然那时候的交通局可没现在牛逼，还像个粗使丫头，在市政府这个“大户人家”里根本走不到台前来，只负责洗碗和擦地板。交通局“吃香”是在“九五”期间，那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每年投入几十亿元修公路，像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一下“牛”了起来，成为市政府最要害的局。这是后话。我毕业分配时刚刚进入“六五”，最牛的不是交通局，而是计委和经委。我发现无论计委、经委、交通局，还是我们玻管局，都有点像民国初年的遗老遗少，谁要强行剪掉他们头上的辫子，他们会一头撞死。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紫雪市的六次机构改革为啥都是先硬后软、不了了之？就是因为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剪掉党政部门一些多余的辫子。你拿剪刀剪计委，计委不让剪；剪经委，经委不让剪；剪交通局玻管局，交通局玻管局也不让剪。硬要去剪，说不准这些部门就会像前清遗老一样护着辫子以死抗争。或者就像尤三姐，那样烈的性子谁敢去碰她！于是就不敢碰了，操剪刀的手缩回去了。经过六次机构改革，市上的“辫子”越剪越多。比如经委，就下属重工局、轻工局、化工局、纺织局，包括我们玻管局，当时称“一委五局”。后来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些铜矿资源，又成立了一个铜管局，叫“一委六局”。后来乡镇企业露出一些好的发展势头，成立乡企局，叫“一委七局”。又后来有一个名叫“紫雪市东方炸药厂”的全市最大的乡镇企业发生了特大爆炸事故，死亡人数近百——轰隆一声震天响，九十八人上天堂。安全生产于是被提上议事日程，赶快又成立安监局，隶属经委系统，称“一委八局”。“一委八局”时期是经委系统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经委主任被称作“二市长”，与紫雪市真正的市长形成对垒之势，紫雪市市长被称作“大市长”。
如果说当时的经委、计委一类部门是一个极有权威的丈夫，包括我们玻管局在内的这些局就是它的一群姨太太。或者说，如果经委、计委是一把考究的茶壶，我们这些局就是摆在茶盘里、围绕在这把茶壶周围的一群茶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老先生就有一个观点，这个有趣的老头赞成一夫多妻制，他用以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就是：一个茶壶都有几个茶杯！
好在我们紫雪市不生产茶壶，如果要有几个茶壶生产厂家，经委系统又会多出一个局——叫“茶管局”或“壶管局”——那就成“一委九局”了。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经历了六次机构改革中的其中两次。总的感觉是机构和部门越改越多，像蚂蚁一样在市政府大楼里爬来爬去。大楼里装不下这么多部门，有些部门就设在外边，每个部门单独修一座办公楼。市政府就有“内设部门”和“外设部门”之分。若市政府是贾琏，内设部门就是王熙凤，像我们玻管局这样的外设部门就是尤二姐。
其实我也认为“辫子”还是不要剪掉为好。若六次机构改革中的某一次将玻管局剪掉，我调到哪里去工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大学刚毕业时，我只是一根毛发，当时十分渴望“附”到某一张“皮”上去，但却怎么也附不上去。不说计委、经委这样炙手可热的部门，就连“壶管局”也拒我于门外。对一个无权无势出身农家的年轻人来说，当时要分配到“壶管局”一类部门工作，真是比登天还难。我的父亲母亲均不认识方块汉字，他们一生都像钱钟书先生晚年那样足不出户，从未离开过我出生的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钱先生足不出户是为著书立说、启迪后人，我父亲母亲足不出户是因为他们没钱买车票，且一旦进入县城以上的“大城市”就辨不清东南西北。他们一生就像抗战末期的日本鬼子龟缩在炮楼里一样缩在我们村里。他们虽然生性胆小怕事却一生饱受欺凌。我们村只有“袁”、“鱼”两姓，袁姓是大姓，鱼姓是小姓。姓袁的想在我们姓鱼的头上拉屎就拉屎，撒尿就撒尿。我父亲母亲不认识任何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们认识的最大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是我们村那位姓袁的支部书记，在我的分配问题上父亲母亲不可能给我帮上一点忙。
我们班四十五个同学中，我的分配结果最差。其他同学有分到省委、省政府的，还有一个一下跑到了国务院。而我却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拿着写得工工整整的简历和自荐信以及大学期间所获“三好学生”证书，在紫雪市委、市政府的楼道里窜来窜去，最后却像一颗皮球一样，不知被谁踹了一脚，骨碌碌滚回了四年前走出的那条山沟。那条沟叫袁家沟。
当我背着一个铺盖卷，像一个逃荒的难民一样走在我们袁家沟的乡间小路上，根本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首歌里唱的：“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恰恰相反，我当时心中的那种酸楚、痛苦和愤恨一点也没有随晚风飘散，反而在晚风中越聚集越强烈。一想到在国务院上班的那个同学，我就羞愧难当，恨不能将脑袋像鸡巴一样塞裤裆里去！悲愤交集的我，就这样在那所像婊子一样破败的袁家沟中学一呆就是十年，一直从六五初期呆到八五初年
应该说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志向的年轻人，并没有在生活的打击面前沉沦下去，反而有一种愈挫愈奋的劲头。当时正是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一炮打响的时候。《人生》当然是好小说，路遥也是我十分景仰的当代作家。我对《人生》开篇引用另一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属于“格言”范畴的话亦深有同感。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大学毕业时像一袋垃圾一样被扔到袁家沟中学，就是这紧要处“几步”中的其中一步。不过后来当我人生阅历更丰富之后，我发现“紧要处”何止几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很紧要！比如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高官，年轻时也是一些有志青年，并且“紧要处”的几步也走得不差，可年老时却一步闪失，跌入了深渊。
我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没有随波逐流沉沦下去，但还是有一些悲观思想的。学校毕业叫“踏入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只是一个黑洞，一个巨大而空旷的黑洞。踏入社会就是踏入黑洞，一步稍有闪失，就会碰在坚硬的岩壁上，让你头破血流。《围城》里那个好高骛远的方鸿渐，从国外留学归来，在那艘法国邮船上与鲍小姐风流一番后，一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无异于踏入了一个黑洞，从此四处碰壁。到三闾大学教书，回来在报馆做事，诸事不顺，只好一天到晚和他的妻子孙柔嘉吵架。当然若方鸿渐的妻子是唐晓芙，他就不会找茬和她吵架——男人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是有一种包容性的，只要她不做出墙红杏。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发现陶小北在我心中的位置有点像方鸿渐心中的唐晓芙，只是陶小北比唐晓芙个子高一些。
总之在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觉得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没有哪个人能喜剧一生。比如蒋介石，有宋美龄那样优雅美丽高贵的妻子，有过那样大的权力，把那些军长师长说砍头就砍头了，可最后却忧郁地跑到一个小岛上，临死都不能再回奉化老家看看母亲的坟茔。还是《围城》这部书的最后一句总结的好：“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好好理解这句话去吧，人生对于自己而言，就是两个字：感伤！这俩字够你咀嚼一辈子。对别人而言，也是两个字：讽刺！我鱼在河在玻管局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若画出来，让别人看了，不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图画吗？
当然这些人生感悟我在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有所悟，却没有悟得这么深。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只是本能地在社会这个黑洞里作无谓的挣扎。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谋着调离袁家沟中学。可以这么说，从报到那一刻起，我就在盘算着调离。调离之后我就用不着看我们村那个支书袁长鸣的脸色了。这个坏蛋虽然对我比小时候客气了一些，可仍然动辄呵斥我已显老迈的父母亲。我们村离我工作的学校不过二三里地，但我不愿回家住，我住在学校。每天睡在袁家沟中学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被肆虐的老鼠闹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那些北风呼啸的夜晚，我脑子里总会漫无边际地涌出一些联想：如果不努力向上奋斗，像个无赖或者二流子一样趴在袁家沟中学这个破婊子身上，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后，自己还是袁家沟中学一名辛勤的园丁，只是马齿徒增，由年轻园丁鱼在河变作老园丁鱼在河。突然有一天乡政府通知，国家教育部长或省教育厅长要来袁家沟中学视察工作。脸上的皱纹比袁家沟的沟沟岔岔还要多的自己像个老鼠一样和其他呆头呆脑的园丁立队拍着手欢迎“部长”或“厅长”时，突然发现“部长”竟是自己分到国务院的那个同学，或者“厅长”竟是自己分到省政府的某个同学，将会是何等的尴尬和失败。
这些联想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折磨着我。如果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是一批经检验合格的热水袋，分配到国务院和省政府的同学就相当于被陶小北或唐晓芙搂在了她们热乎乎的被窝里，肌肤相触，夜夜温柔，时刻缠绵；而我则被莫名其妙扔到了我们袁家沟中学号称“公铺”的那个女教师肮脏的被窝里，那些乡教育专干、供销社主任一类的嫖客随手就会将碍手碍脚的我扔到冰冷的土炕上。总之我觉得自己当时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我是一个热水瓶，这个热水瓶正被置放在一列高速奔驰的火车的顶部，随时都有摔下去的可能——弄不好我的一生将会被摔得粉碎！
当然这些仅是我当时的一些联想。我在袁家沟中学工作的十年，别说“部长”和“厅长”，连个县教育局长的鬼影也没见过。有一次好不容易来了个县局的干事，校长召集全体教师到那间比“公铺”还破败的会议室里，让干事给大家做“重要讲话”。在全体教师热烈的拍手声中，县局的干事草草讲了几句话后便匆匆散会了。临出门时干事顺势踢了一脚卧在会议室门口也和大家一起“开会”的一条狗说：“你们学校开会狗也参加？”跟在后面的校长尴尬地说：“这个家伙，不知什么时候跑进来的！”说着便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这后生坐在门口咋不把狗赶出去？我从那时起就懂得，只要是一个“领导”，关键时刻就可以随便地诿过于人。现代汉语词典对“领导”一词的解释是：“担任领导的人”。这个词解释的含混不清。比如解释老鼠，你总不能解释为：“担任老鼠的动物”。实际上应该这样注释领导这个词：“就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过去学校开教师会时，这条狗每次都“参加”。有时它还大模大样一边笑一边点着头从全体教师身边穿过，温顺地跑过去卧到正在讲话的校长身旁。总是穿一件黑呢子上衣、戴个圆圆的眼镜、脸蛋圆圆的校长，一边腾出一只手摸着狗光滑的脊背，一边继续给大家布置工作。那么今天这狗趁大家拍手时溜进来，因看到讲话的是个陌生人，便乖巧地蹲在门口聆听，怎么能责怪我没把它赶出去呢？这狗够懂事得了，若不识相一点，它当时兴许会像平时那样，笑着点着头跑到前边去，与干事一起“讲话”呢！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使我懂得一点：有时候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其实很难。我实现调离袁家沟中学这样一个理想竟用了十年时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这个老同志真是有先见之明。他那天叫我到他办公室和我开玩笑时，说我也可以叫做“鱼在沟”，事实上我就是一个鱼在沟——被摁着头压制在袁家沟。实际那十年我不但是一个“鱼在沟”，还是一个“鱼在案”——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那么切割我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袁家沟乡的教育专干袁长印。
袁长印是谁呢？他是我们袁家沟村支部书记袁长鸣的弟弟。
十年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调离，主要归功于我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那时候没有电脑，钢笔字写得漂亮不漂亮对一个年轻人还是很重要的。“字是门面”，我们学校的校长总是这样说。我们校长叫袁长有，是袁长鸣的哥哥。
“门面”相当于人的脸面。比如陶小北和康凤莲。人们喜欢陶小北甚于康凤莲，就在于这个“门面”。她俩谁写得字好倒不重要。
我的“门面”引起别人注意是在一个夏天。某年夏天，我们紫东县一位副县长到袁家沟乡检查工作。顺便到学校来看他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当然是女同学，而且当年“门面”也不错。看完女同学后副县长兴致蛮高，又顺便看了看我们学校办的“学习园地”。他的眼珠停在我写的“心得体会”上面不动了，随即抬手翻了一下说：“这个教师的字有点像庞中华！”回到县上后，副县长还记着“庞中华”，恰好县政府办公室准备调几个秘书，副县长就推荐了我。县政府办主任派一名副主任到学校考察我，可考察过后再无音信，后来才知是教育专干袁长印“不放”。
那时我们紫东县每个乡镇都有一名教育专干，各学校的校长只负责教学业务工作，教育专干则负责教师的调动和分配。
十年间我有数次调走的机会，都因教育专干不放而丧失了。我就像一只蚂蚱，被淘气的小孩在腿上拴了一根线，刚往前蹦?几下，线一扯就被扯回来了；我又像被一根绳子拴在炕头的小孩，怎样使劲向前爬都挣不脱；我甚至像一条被主人用铁链拴在院子里的狗，刚汪汪叫着向前扑了两下，便被一脚踹了回去。
刚到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还心存侥幸，以为自己是锥处囊中，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可到后来才发现，这把“锥”不但没有刺穿长时间束缚我的“囊”，反而莫名其妙到了别人手中，刺的我鲜血淋漓。刺我之人就是教育专干袁长印。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得罪了袁长印。袁长印到我们学校检查工作，和别的老师有说有笑，尤其是和那些女老师，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可一见我脸就绷得像个鸡屁股，或者像一块板结的盐碱地。有一次我去上课走到教室门口，一只脚已跨进了门槛，孩子们已在里边喊了起立，齐刷刷站了起来。我扭头瞧见袁长印远远地走来，急忙将那只跨进门槛的脚抽回来，立在门口冲他笑成一朵花。可袁长印从我面前经过时，竟梗着脖子瞧都没瞧我一眼，我叫他袁书记他也没吭声——那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叫他袁书记，其实他并不是书记，只是一个专干，但大家却只叫他书记，从不叫他专干。当时我的脸臊得刷地红到了耳根，进教室讲课时那失魂落魄的。那天我因受了刺激，晚上邀了几个平日交往不错的教师到我宿舍喝酒，借着酒劲儿发泄了几句，说这个袁专干从来不抓教学工作，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从来不闻不问，专门负责和年轻女教师打情骂俏，什么专干——专干坏事！可第二天这几句话就到袁长印耳朵里去了。几天后他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敲打我说：“有些年轻教师不安心工作，成天想着要调离。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咱袁中这座小庙里安不下他的身。一些年轻同志可能还不知道，咱袁中这块地皮合作化时期是大队的牲畜棚，那时‘大牲畜’也拴过几十头，还拴不住你一个大学生？”说到这里，袁长印在众教师的哄笑声中端起水杯喝了口水，提高声调厉声说：“你一个大学生有什么好骄傲的？当初也不是我们敲锣打鼓将你请来的，八抬大轿把你抬来的，怎么说我袁长印不干好事，专干坏事，你这个定义倒给我下得好！张开口儿合不得，你年轻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袁长印说到此处时，好像还拍了几下桌子，而如坐针毡的我，恨不得用双脚拨开一条地缝钻进去。
袁长印若是人中虎狼，我就是水中虾鳝。我知道我斗不过袁长印，和他硬掰结果只能是自己粉身碎骨。我才明白韩信当年为什么甘愿受胯下之辱！我才明白为什么大丈夫要做到能屈能伸！为了将来有一天得已“伸”，我必须今天在袁长印面前“屈”。其实要向一个人低头也很容易，只要你心里决定低头，肢体上的低头真的很容易，抹一把脸笑嘻嘻地往前走就成。我就这样抹一把脸后笑嘻嘻地往袁长印那儿走。为了博取袁长印的欢心，逢年过节我总要在菲薄的薪水中拿出一笔钱，买高级烟酒去孝敬他。他儿子结婚，“庞中华”主动跑去用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在大红纸上记账收礼。他家里盖新房，“庞中华”天天跑去义务做小工：和泥、背砖、挖土，脏活累活抢着干。如此奴颜婢膝十年，教育专干才发了慈悲，放我离开了袁家沟中学。我当时岂止是百感交集，我是怀着“恨”离开袁家沟的。十年的历练，我已能做到将恨转化为“爱”。拿着玻管局的调令办好手续离开的前一天，我去袁长印家，别以为我会指着鼻子臭骂他一顿，或者将他家院里用胳膊粗的铁链拴着的那条恶狗毒死。我满脸堆着笑拎两瓶好酒去看望袁长印。那时我才发现，越是恨一个人，越是可以向他笑得十分妩媚。我当时一边向袁长印殷勤地笑，一边说了许多感谢之类的话。袁长印也被我的殷勤感染，或者就是心中有愧，竟当着我的面将我送他的酒打开一瓶，和我称兄道弟喝了半斤。他当时还让他那个长得比一颗倭瓜还难看的老婆切了两根黄瓜和一根胡萝卜给我们下酒。直到晚上回到学校那间小宿舍时，我才发现，我其实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我当时没有扑上去直接掐死袁长印，是十分明智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放过他！我得先扼住命运的喉咙，回过头来再扼住袁长印的喉咙。袁长印当时正在努力争取担任我们袁家沟乡分管教育工作的副乡长。而我离开袁家沟乡立下的志向是：通过十年卧薪尝胆般的努力，担任袁家沟乡所在的紫东县的县委书记！一个县委书记若想掐死一个副乡长，差不多相当于一辆坦克轧死一只蚂蚁！我背着铺盖卷离开袁家沟中学，再次走在那条乡间小路上的时候，就像一个战争年代正在急行军奔敌而去的勇士。我眼里喷着火，一边向前奔一边在心里对袁长印说：袁长印，等着吧，十年后的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我忍耐的功夫已经历练得炉火纯青。袁家沟中学若是一个黑洞洞的下水道，教育专干袁长印就是捂着这个下水道的那个沉重的水泥井盖，而我就是站在下水道里不屈不挠地用脑袋往起抵井盖的那个人。历经十年工夫，将袁长印这个井盖抵开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抵不起的井盖！ 《背叛》吴言
第五章
我们玻管局共有六位局级领导，他们是：局长阎水拍，副局长余宏进、陈奋远，纪检组长朱锋，行业工会主席姬飞，总工程师牛望月。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属歪打正着。我原本想调到市里其他重要部门，当时是八五初期，交通局和城建局已像一个刚插上电源的电暖气，正在渐渐升温，在市政府的工作部门里变得重要起来。但这些重要部门都不需要人，只有玻管局需要一个“写材料的”。当爱才心切的阎
水拍局长像古时候那些歌女一样，对我未成曲调先有情时，我却在犹豫：从玻管局一个小干事到紫东县委书记之间，是不是像白求恩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一样，距离有点远？我用十年时间能否走完？但后来我打消了这些疑虑，不是能否走完的问题，而是必须走完！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玻管局有个陶小北，如果知道，我就不会犹豫了。玻管局纵是王宝钏当年苦守的寒窑，有个陶小北在那里，也会顿生暖意，守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初到玻管局工作那段时间，我对阎水拍局长曾有过一丝愧疚：在他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当儿，我却没有欢欣鼓舞往他怀里钻，尚在朝三暮四。就像一个用情不专的新郎，结婚的前一天还偷着去约会了一个旧日的女友。
玻管局内设八个科室，共有八位科长，八位副科长。另有四个主任科员和四个副主任科员。加六位局领导，局里共有三十位大小有点官衔的同志。剩余的十九个同志中，三名司机，一名门房，一名通信员，一名炊事员，这六个同志是工人身份，称作工勤人员。其余十三位同志，有十二位是干部，一位“以工代干”，这十三位同志被称作科员。
我就是十三名科员中的其中一名。
刚到玻管局工作，掌握了局里的“基本局势”后，我曾翻开《水浒传》查阅过，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好奇，并且善于钻研，对任何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正像父母亲叮嘱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女孩子一样，遇事先要在脑海里画一个问号，并在心中问一个为什么。我跟我爱人柳如眉谈恋爱时，第一次见面是在夏天，她坐在我床上翻一本《大众电影》。翻一下，胳膊抬一下，高耸的胸上下蠕动一下，令人烦恼。我当时不假思索，伸手就去解她衬衣的纽扣。她很生气，脑子里迅速画完问号，心中问完“为什么”后，抬手挡我一下，脱口说：“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一看。”随即又补充说：“不让你吃亏，我看完你的，你也可以看我的。”柳如眉当下愣住了。我于是从容地解开她薄薄的衣衫，用指甲盖将那两个葡萄般大小的红红的乳头拨了拨，又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头肚分别将两个小乳头捏了一下，然后亲自给她扣上纽扣。一边扣一边说：“我说话算数吧？说看一看就看一看！”随即我又视死如归地一把扯开自己的衬衫对她说：“你也看一看我的。”并拉起她的手让她捏我像两粒扁豆一样微小的乳头。柳如眉没有捏的兴趣，我就信口瞎诌着给她做工作，我对她说，当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一次五个苏军大兵喝醉酒后，越过国境线在我方领土走了二十步，我方鸣枪示警后才退回去。当晚我外交部照会苏联外交部，抗议这种侵略行为，两国关系陡然紧张，一触即发。不知是谁提出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我方也派五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去苏方国土上走二十步，苏方同意了，由此避免了一场战争。我对柳如眉讲完这番话后，十分严肃地对她说，我捏了你的乳头，相当于苏军大兵走得那二十步；你捏我的乳头，相当于我军战士走得那二十步，有个捍卫主权的问题。于是柳如眉顺从地捏了我的乳头。她应付差事般捏完后，又想捡起床上那本《大众电影》翻阅，我却要求她给我扣好衬衫纽扣。我对她说，苏军走了二十步后，第二天经我方同意，拿一把大扫帚后退着将两行脚印打扫干净。我方走完二十步后，也拿着大扫帚后退着将脚印打扫干净。扣纽扣相当于后退着打扫脚印，马虎不得。
那次见面后，柳如眉和我的关系发展十分顺利。结婚后她对我说：“第一次见面你提出解开我衬衣看一看时，我觉得你这人很流氓，本来已经决定不再搭理你了，可你却说出那么一番有趣的话。更主要的是你看了我的乳房后，又乖乖扣住了衣服，让我觉得你这人挺老实的，反倒让我爱上了你。”
我调到玻管局不久，即像当年翻阅柳如眉的衬衣一样翻阅《水浒传》。翻阅的结果令我沮丧：我是玻管局的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若再能前移一位，便是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而我的奋斗目标是前移三十位——去做那个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我们玻管局的全称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我们紫雪市的紫东县和紫北县，建国初发现一种宝贵的矿产资源，叫石英砂，是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于是市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马建设了紫雪市第一玻璃厂，简称“一玻”。七十年代初期又上马建设了紫雪市第二玻璃厂，简称“二玻”。八十年代初期又准备上马“三玻”，成立起一个紫雪市第三玻璃厂筹建处，任命了一名副处级筹建处主任姬飞，并拨出三百万元前期费用。三百万元前期费花得只剩下不到三百元时，不好的消息传来了，南方玻璃打入北方，我们紫雪玻璃原本占据的北方市场大片丢失，就像当年的蒋委员长一样，打一仗丢一大片地方，最后一直退到宝岛台湾。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紫雪玻璃已丢失了除紫雪市以外的所有市场。本来紫雪市的许多用户也想用南方玻璃，市政府发了一个紧急文件，要求紫雪市的所有用户必须使用紫雪玻璃，否则将采取行政措施干预，才保住了紫雪这个小小的市场。两个玻璃厂产品大量积压，工人纷纷下岗。我调到玻管局前三年，一玻和二玻已停产放假，三玻筹建处解体，姬飞调到局里任行业工会主席。
一玻和二玻兴盛的时候，我们玻管局在市政府五十多个局中是最牛逼的一个局。那时我们玻管局干部流动非常快，当一两年科长，便被任命到一玻、二玻担任党委副书记或者副厂长。五十年代我们玻管局有一位年仅二十七岁的政秘科长，被任命到一玻任副厂长，两年后任厂长，三十二岁时调局里任副局长，三十五岁时任局长，三十八岁时任市委副书记，四十一岁便担任了我们紫雪市的市委书记，四十六岁时任副省长，五十岁担任了省长。紫雪市市县两级机关的不少干部都知道我们玻管局是出过一个省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玻管局被称作紫雪市的“党校”。
那时我们局的辉煌表现在方方面面，并常常在一些细微处显山露水。市政府开会的时候，主席台上摆一溜儿小牌，最中间是市长的名字，两边依次是几位副市长的名字。主席台下面前三排是局长席，第一排最中间那个小牌上永远是我们玻管局局长的名字。左右两边依次才是其他局长。那时我们局长脾气大在市政府大楼里是出名的。市长护着他三分，副市长则让着他三分。局长“耍脾气”在开会时表现最明显，想去了就去，有时会开始了，他才端个茶杯走进来，坐到第一排最中间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永远为他空着。别的局长开会很少有人敢迟到，一般是提前五分钟进会场。只有我们玻管局的局长可以迟到早退——有时他开一会儿会，突然抬腕看看手表，不给任何人打招呼，端个茶杯就走了。那任市长的威严在市里是有名的，别的局长若迟到了，看到讲话的是市长，在门外探头探脑不敢进去，即使硬着头皮蹑手蹑脚走进去，也低着头不敢看台上的市长。前三排的局长席若从主席台上看下去，就像齐刷刷摆着三排麻将牌，哪一张“牌”缺席，主席台上的人一目了然。有时会议开始了，市长在讲话间隙突然会扫一眼缺席的某张“牌”，询问市政府秘书长，某某局长干啥去了？迟到的某某局长此时正在门外着急的抓耳挠腮，听见市长点名更不敢进去了，可不进去更不行，急得像一位被我军围困的国民党军官长，在门外团团转。只有第一排中间那张“牌”——即我们玻管局局长，即使常常空着，市长仿佛也看不见。有时甚至会为我们局长打圆场，说：“这个王强国（指玻管局的某任局长），又为工作忙去了，真是个工作狂！”说着便扭头对秘书长说：“下去给王强国同志说一下，工作再忙会还是要参加的嘛！”
市政府五十多名局长中，那时没有人与王强国局长攀比。凡是市长亲自召开的会，没有哪个局长会派副局长出席，除非局长本人生病住院或出差在外。只有王强国局长与众不同，几乎相当于有那种“外交豁免权”，他想去了就去，不想去了就派一个副局长去。
从五十年代起，我们玻管局的历任局长，无一例外全部提拔担任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很多重要县的县委书记，在下面转一圈后，一般都会回到玻管局担任局长。干一两年，便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或市政府副市长。全市包括各县甚至一些乡镇的干部都知道，只要担任了玻管局的局长，不出两年就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因此，玻管局长向来是被当做市级领导看待的，难怪没有哪个局长会与玻管局长攀比。
当时的玻管局长基本相当于战争年代那种“老虎团”的团长，多少任师长都是从老虎团团长的位置提上去的。别的团长必须先当老虎团长，然后才能当师长。如同红军长征时大渡河上的铁索桥，只有从桥上经过，才能到达目的地。又好比长跑运动员转着圈奔跑，玻管局的局长位置就是接近终点那条冲刺的白线。别的局的局长在起跑线上起跑后，跑数圈或者数十圈后才能跑到白线位置进行最后冲刺。比如一个林业局长，调到甲县任县长，再调到乙县任县委书记，然后才能到达这条冲刺线的位置——担任玻管局的局长。
阎水拍局长七十年代初期任市里的统计局长，当时是市政府最年轻的局长。阎水拍局长曾专门查过那位后来当了省长的玻管局长的简历：省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是三十五岁，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也是三十五岁。省长的生日在三月，阎水拍局长生日在九月，就是说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的实际年龄比省长升到这个级别时还要小半岁。可就因为省长三十五岁时担任的是玻管局局长，阎水拍局长担任的是统计局局长，以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省长”担任玻管局长之后，历任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副省长，省长；而阎水拍局长担任统计局长之后，历任丙县县长，丁县县委书记，戊县县委书记，再然后才担任玻管局局长。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假设阎水拍局长和那位省长都是三十五岁时在江西创立革命根据地，那么那位省长就是毛泽东，阎水拍局长就是张国焘。毛泽东带红一方面军从井冈山出发，最后胜利到达延安，张国焘却不知带红四方面军跑哪儿去了。
虽然张国焘犯了错误，可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是好同志，比如李先念、许世友等人，最后又大都回到延安，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阎水拍局长也是这样，虽然“长征”时走了弯路，回到“延安”的时间晚了一点儿，可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挪到了玻管局长这个制高点上。正当他猫着腰准备冲刺的时候，一玻、二玻垮了，几千工人动辄到市委、市政府上访，玻管局长的地位一落千丈。市里开会的时候，再也坐不到正中间去了。在市政府的诸多局长中，玻管局长原本是喜欢使小性子的林黛玉，现在顿然变作逆来顺受的花袭人，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啊！
玻管局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返。只有当工人上访的时候，市委书记和市长才会想起还有这么个部门。市委书记对市委秘书长说：“赶快叫阎水拍来一下，他这个玻管局长是怎么当的？”秘书长忙打电话叫阎水拍。阎水拍便急忙带上陈奋远和姬飞坐车往市委或市政府赶，有时也带朱锋和牛望月。当然每次都有赵有才，赵有才哈着腰跟在阎水拍后面。阎水拍局长若是一辆小汽车的驾驶员，赵有才就是这辆小汽车的后备箱。阎水拍局长的公文包、喝水杯、各种汇报材料全在这个后备箱里，阎水拍局长要什么，就伸手在后备箱里取什么。不过阎水拍局长从未带过余宏进。局里的同志都知道，这两个人一向是方枘圆凿，尿不到一个壶里。阎余二人有趣得很，就像一个对眼儿的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朝这边张望的时候，另一只眼睛却总是朝那边张望。
有一次阎水拍局长去解决上访问题，竟被一个妇女吐了一口唾沫。这个妇女指着阎水拍局长鼻头骂：“你这个老滑头，每次花言巧语把我们骗回去，便丢下不管了！承诺给我们解决这问题，解决那问题，屁一放就啥事也没了！你说你说话是不是约等于放屁？！”
被这个妇女大庭广众之下羞辱这件事对阎水拍局长刺激很大。直到几年后我调到局里工作，一次闲谈时对我说起这件事，阎水拍局长脸上还气咻咻的，并且端茶杯的手抖了一下。我当时急忙拎起热水瓶给阎水拍局长的水杯里添满水，并且显出一脸愤怒的表情诅咒那位妇女：“真是个泼妇！”随即又安慰阎水拍局长：“这种泼妇你根本没办法跟她讲理！”然后又说：“当时其他人哪儿去了？如果我在场，怎么说也要抢先一步挡在阎局长您前边，和那泼妇理论！”我这样表白时，刚显得有点平静的阎局长复又气咻咻地说：“那次是姬飞和赵有才跟我去的，我被人家围攻，他俩倒不知跑哪儿去了？赵有才这家伙，平时能说会道，可一和上访工人对话，舌头就不知被谁咬了一截，真是那种苗而不秀的银样镴枪头，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
玻管局成为市政府众多部门里一个垂手侍立的小丫环，阎水拍局长自然再无可能升任市委副书记或副市长。退而求其次，去竞争那个市政协副主席，又像关云长一般败走麦城。阎水拍局长从此对市里主要领导有了一肚子气，工人再上访时便不再出面，随便打发一个副职去。后来副职一个个也不愿去了，只能由赵有才主任出面应付着。赵有才主任一个人有时不敢去，便带上冯富强。我调来之后，又顺手扯上我。每次去应对上访问题，赵有才主任就让我走在最前边，他跟在我后面。就像当年那些贪生怕死的国民党兵，缩着脑袋跟在美制坦克后面向我阵地冲锋。我压根儿没想到，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很快成为局里的一辆坦克，抵挡那些上访工人射来的唾沫。
在我们玻管局这间大办公室里，共有九个同志在一起办公。赵有才主任单独一间办公室，就在阎水拍局长门对面。我们玻管局这栋办公楼是一栋东西向的楼，阎水拍局长的套间在东边，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和我们这间大办公室在西边。阎水拍局长的办公室和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就像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向前走一步就可以接吻，退后一步仍然含情脉脉四目相“望”。而我们这间大办公室和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则像一个人的两只眼睛——总在一个平面上，一只难以看到另一只。 《背叛》吴言
第六章
夏天的时候，阎水拍局长将薄薄的白色门帘一挑，喊一声：“有才！”赵有才主任立即殷勤地答应着，弓着腰从自己的房间跑出来，转眼之间就蹿进了阎局长办公室，像一只十分敏捷的小兔子。一会儿他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就会走进我们这间大办公室。阎水拍局长若是一个人的一只胳膊，赵有才主任便是另一只胳膊。阎水拍局长那只胳膊摆一下，赵有才主任这只胳膊就会赶忙跟着摆一下。而赵有才主任若是一个人的一条腿，我们大办公室里的九个同志就是另一条腿：赵有才主任向前迈一步，我们就赶快得跟着向前迈一步。
赵有才主任走进大办公室时，腰比进阎局长办公室时要直起来一些。他站在门口扫一眼，便会吩咐其中的一位去做某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则是阎局长刚才交办的。不外乎打印某份材料，去市委、市政府参加某个会议，或者派一个人随市里的某某检查组到各县检查工作。事情布置完了，赵有才主任的目光会从门口开始，在每张办公桌上挨个逗留。见谁不在办公室，他就会问：“冯富强哪儿去了？”或者“李小南今天上班没来？”或者“怎么不见鱼在河？”其他同志便告诉赵有才主任：冯富强被某某副局长叫走了，李小南打开水去了，鱼在河刚出门，可能是去卫生间了。即使某个同志“因私外出”，大家也会找个借口为他（或她）打掩护，体现了同志们之间的团结友爱。
赵有才主任问一圈，和蔼而友善的目光最后在大办公室溜一圈，出门到他办公室去了。我们不妨随着赵有才主任的目光，将这间大办公室再次打量。
一进门第一张办公桌是冯富强。冯富强的打字室在四楼，那间房子小一些。那间房子是这栋楼上最小的一间。局里的同志曾不止一次议论过，五十年代建的楼就是奇怪，别的房间都一般大，只有这一间特别小。就像一个英雄的母亲，生下的孩子个个高高大大，最后却生出一个小矮人，怎么也长不高个儿。这间小房子里放有一台四通打字机，一台复印机，一把椅子，一张床，再就放不下一张办公桌了。于是冯富强就将他的办公桌放到下面三楼的大办公室来。局里办公条件比较紧张，冯富强一只鸟儿占两个窝，同志们就有意见。小牛和小马曾联袂给赵有才主任反映过，应该让冯富强将办公桌搬到四楼去。冯富强说，搬到四楼往哪儿放？莫非把打字机抬楼道里去？小牛和小马对赵有才主任说，打字机当然不能抬出去，但应该把那张床抬出去——他冯富强放一张床在办公室干什么？除了六位局级领导的套间里有床，哪个办公室放着床？他冯富强莫非是局级领导？
几个驾驶员中，小马笨嘴拙舌，不善言词，平时被小牛撺掇着，跟小牛去领导面前嚼点儿舌根搬弄点儿是非，也主要是小牛说，小马是肚子里裹枣核解板儿——没有几句，只是给小牛做个伴儿壮个胆儿垫个背儿。即使跟着小牛到赵有才办公室反映冯富强多占办公室的问题时，也站在后面只负责眨眼睛，很少说话，可说一句出来却又蠢又直。那天他就憋出一句，说冯富强将床放在打字室，是想“干坏事”。为了补充和印证他这个观点，后面又憋出一串儿话。他说，有一次冯富强把李小南叫到打字室，他坐在椅子上，让李小南坐在床上，两人头挨在一起说话儿。还有一次冯富强下班后，都晚上了，将一个女人（非法定配偶）带到打字室。不信你们去问老乔，那个女人那天十二点过后才离开，老乔开的门。小马那天为揭露冯富强，差不多把平时一年说的话“预支”完了。那天他说的带有总结性的最后一句话是：“总之冯富强那张床上常坐着女人！”
冯富强听到这些话，很生气，向来晴朗的脸上蒙上了阴云。小虎后来对我说，那天他正在赵有才主任那儿，见冯富强气呼呼地走进来了。那天冯富强金刚努目，眼睛瞪得比鸡蛋大，对赵有才主任说：“我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李小南来了不坐床上让她坐地下？陶小北还在我床上坐过呢！咱局里哪个人没到打字室来过？这个拿来一份文件，那个拿来一份报告。我坐在椅子上打材料，他们就得坐床上。莫非让他们像延安时期听党课那样，铺张报纸席地而坐？我也想把那张床搬出去，可晚上打材料常要加班，没有床，让我加完班再铺张报纸席地而睡？水泥地板那么凉，能不能席地而睡？睡出病来谁负责？莫非让我将床搬出去，办公桌搬上去，我加完班就睡在那张办公桌上面？那不成烤全羊或者烤乳猪了！”
冯富强的办公桌没有搬上去，但他因此对小牛和小马加深了成见。尤其对小马。冯富强想，小牛那没脑子货在领导面前臭我倒可以理解，那家伙横竖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只要能得到眼前利益或为逞一时之快，哪管日后跳火坑！只没想到小马这蔫不唧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家伙也跟在小牛屁股后面瞎起哄，嚼说人。还不是看我冯富强只是个打字员，一眼望出去在局里没什么发展前途，就不假思索胡乱上来踩几脚。俗话说，吹熄灯挤眼儿——后来的事看不见！我冯富强撂到路边草丛里的米粒也比你小马捡到口袋里的多！不拿快刀子剔剥剔剥你，哪天你还要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撒尿，得出狠招治治这小子。时隔不久，局里便有传言，说小马给别人说过，六位局领导套间里放着床，是想在床上“干坏事”呢！尤其是阎局长，套间里还放着一张床头绣着花的双人床！小马听到这话，眼睛都吓直了。他想去找冯富强理论，可谁也没对他说，这些话是冯富强说得呀！只能一个人在那儿生闷气。小马才知一语不慎，遭了人家暗算。他在自己嘴巴上甩了一巴掌，从此话更少了。这次着了暗器后，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没说一句话，只是闷着头皱着眉使劲儿开那辆“二一三”。
冯富强坚持不挪办公桌上四楼，是为了通过这张办公桌和阎局长“对话”呢！他的办公桌占据有利地形，离门口最近。阎局长有时喊赵有才。喊第一声时，冯富强便竖起了耳朵。若赵有才答应着跑进阎局长办公室，他的耳朵便垂了下来。若阎局长喊出第二声，还没有听到赵有才答应，说明赵有才不在办公室。此时冯富强便“哎、哎”答应着，眨眼便不见了。一会儿见他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若自己能办的事，就匆匆忙忙去办了，比如去市委、市政府送文件之类。若自己不能办，就赶快呼赵有才主任的BP机。这种时候，阎局长和冯富强仿佛是那种“串联”电路。阎局长的电流通到赵有才主任那儿，短路了，再通到冯富强这儿，冯富强就像一只刚还断电的数百瓦的电灯泡一样，霎时放亮了！
冯富强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大大的女性照片。照片上的女性不是他的妻子——他妻子没有这么漂亮。也不是陶小北和李小南。那是谁呢？原来是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吴小丽。一次陶小北笑着站在桌前看吴小丽的照片，一边看一边问冯富强，她说：“冯富强你说吴小丽脸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发现冯富强对陶小北总有点犯怵，从不敢和她斗嘴，也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冯富强回答陶小北：“吴小丽说新闻说得好。”这个回答答非所问，和他不知道南开大学在天津一样，令陶小北瞧不起。陶小北此时自问自答：“吴小丽脸部的最大特点是两只眼睛只向上看！”说着她的目光又越过冯富强，落在冯富强后面的李小南脸上，说：“小南你说是不是这样？”小南说：“就是就是，吴小丽漂亮就漂亮在那双向上看的眼睛，总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子，特逗！”
此时冯富强再不吭声，因和阎水拍局长“并联”在一起而放亮的电灯泡，熄了！
冯富强身后是李小南的办公桌，李小南的办公桌和康凤莲的办公桌“抵”在一起。她俩的办公桌已到墙跟，旁边是一个长沙发和一个茶几。过来就是我和陶小北的办公桌。我和陶小北的办公桌处在办公室的“大后方”，就像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一样。如果丈量一下我们大办公室八张办公桌（我们大办公室共有八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与门的直线距离，我们这一组办公桌最远，其位置在门的对角线尽头。
另外三张靠门近一点儿的办公桌，是驾驶员小虎、小牛、小马和通信员小胡的。小虎和小胡比小牛和小马调来早，他俩各占一张办公桌。小牛和小马调进来时，大办公室里只剩下一张办公桌。再要买一张办公桌放进来，显得太拥挤。于是赵有才主任就对小牛和小马说：“你俩共用一张办公桌！”这是那种老式办公桌，结构十分简单，上面一大一小两个抽屉，下面有一个小柜。上面两个抽屉，两人各锁了一个。下面的小柜，小牛眼疾手快，买了把锁锁上了。小马提出两人共用这个小柜，让小牛给他一把钥匙，小牛不同意。小马觉得吃了亏，再看上面两个抽屉，小牛锁着的是大抽屉，小马锁着的是小抽屉。小马当初锁上面抽屉时没有注意这一点，现在下面小柜被小牛占去，又发现上面抽屉面积不及小牛那个大抽屉的一半，心里更觉吃了亏，遂提出两人共用小柜，小牛又不答应。小马忍气吞声，对小牛说，小柜你占，但上面抽屉得换一换，这样才合理一些。没想到小牛是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也不让人的主，像以色列一样霸道，坚持要将小马挤到巴勒斯坦东南部那一小片贫瘠的土地上去。上面两个抽屉，小一点儿的抽屉靠墙角，小牛若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小马进来探半天手才能打开小抽屉取一包烟或别的什么小物件出来。小马是个茶壶里煮饺子的主，关键时刻哪会和有点胡搅蛮缠的小牛论理。现在一看自己是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干脆来个王婆子卖了磨——推不动老娘不推了！这犟驴索性一刀结果了阎婆惜，像阿拉法特那样，率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以死抗争——有一天他拿一把老虎钳子，将下面小柜上的锁撬开了，将小牛搁在里面的东西像小孩子掏麻雀蛋一样掏出来，把自己的一些杂物塞进去。我当时恰好在办公室，看见小马塞进小柜的杂物里，有一双胶底已经开裂的棕红色的破凉鞋，还有一把换下来的汽车门锁。令我觉得有点好笑的是还有一颗棕红色的小皮球，只比台球弹子和陶小北的拳头略大一点儿，比我的拳头略小一点儿。
小牛走进办公室时，发现小马正率部向“耶路撒冷”挺进，当然不肯甘休，两人脸红脖子粗吵了起来。吵了一会儿，觉得再吵一会儿也不能解决问题，遂一前一后来到赵有才主任办公室。赵有才主任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过来勘察了现场，黑着脸对小马说：“怎么能随便撬别人的锁，把锁打开，把你的东西拿出来。”小马不敢和赵有才主任申辩，委屈的眼泪汪汪蹲下身，把那双破凉鞋和破锁从小柜里拎出来。拿出那颗小皮球时，在地下一蹦，蹦到陶小北脚底下。陶小北低着头用脚一拨，原本是想拨出来捡起还给小马，可拨得劲儿大了一些，骨碌碌滚到李小南那儿去了。这颗小皮球像十六世纪率一支船队完成第一次环绕地球航行的葡萄牙航海者麦哲伦一样，从李小南桌底下钻过去，又越过康凤莲的办公桌，最后才从冯富强桌下钻出来。当时我、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包括赵有才、小虎、小牛、小马的目光都追随着那颗小皮球，见那灵巧的小家伙越过冯富强的办公桌之后，尚未止步的意思，竟大摇大摆从大开着的门里滚了出去，被刚巧进门的冯富强顺手抓了起来。大家的目光停在冯富强手上，哄地笑开了锅。
赵有才主任见小牛喜形于色地重新锁上自己的小柜，又黑着脸对他说：“你，和小马换一下抽屉！”见小牛在那儿发愣，又皱着眉头说：“听清楚了没有？将大抽屉让给小马！”
赵有才扔下这句话出去了。小牛一脸沮丧地打开大抽屉，将里边的东西拿出来，小马脸上这才露出一点儿喜色。
我调来局里比小牛小马晚几年。我使用的那张办公桌是另一个同志空出的。那个同志原是我们办公室的副主任科员，我调来前提拔到另一个科任副科长去了，给我腾出了这张办公桌。据说小牛和小马曾像某些国家觊觎我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一样，觊觎过这张办公桌。小马曾试图将他那颗小皮球等杂物塞进这张办公桌的抽屉里，被赵有才主任喝住了。赵有才主任对小马说：“咱局里马上要调一个写材料的大学生进来，这张办公桌给这个同志留着。你将办公桌占了，这个同志来了在哪儿写材料？莫非让人家‘席地而写’？”于是这张办公桌就像一个独守空房的美丽少妇等待新婚又远行的丈夫归来一般，焦渴地企盼着我的到来。我调来后获知这张办公桌对我如此毫无二心，不禁心生感激，更加爱惜它了。想想也是，若没有这张办公桌，我就得伏在大办公室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席地而写”，那滋味可不好受！ 《背叛》吴言
第七章
我这张心爱的办公桌和陶小北的办公桌“头抵头”挨在一起。这样每天上班时间，我就和陶小北面对面坐在一起。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小北那张妩媚的脸。一看到她，我就像遇到了一股东澳暖流，心里热乎乎的。
陶小北白天和我“挨”在一起，晚上回家和她老公“挨”在一起，让人不禁产生一些联想。人生原本就是这样，这个和那个挨在一起，那个和另一个又挨在一起。我们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呢！可无论在单位，还是回到家里，包括亲朋好友在内，和你挨在一起的，也就那么些人。所以对于每一个单个的人来讲，其实真的是很渺小的。一个人就像大海里的一颗小水珠。一颗小水珠与大海比起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将一颗小水珠扔进大海，大海难道因此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显然不会。人也是这样，多一个，少一个，绝不会影响历史的进程。普通人是这样，包括那些伟人也一样，没有这个伟人，还会有那个伟人出现。就像大海里的波浪，永远是一波推着一波。
我刚到玻管局工作时，就将自己定位为一颗小水珠。如果我是一颗白色的小水珠，陶小北就是一颗彩色的小水珠。两颗色彩斑斓的小水珠碰在一块儿，不发生点儿故事才怪呢！
问题是我却不能让这样的故事发生。一个男人，有两样东西一生都放不开：权力和美色。我当然也不例外。令我沮丧的是，我现在为了得到第一样东西，必须暂时放弃第二样东西。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影片，片名叫《南征北战》。影片里，为了实现某个战略意图，我军主动放弃几块根据地，大踏步后撤。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们站在村边挥泪送别子弟兵。虽然知道大军打几个胜仗还会回来，可乡亲们还是泪水涟涟，子弟兵也依依不舍。
我眼下就是那支大踏步后撤的部队，陶小北则是被我忍痛放弃的根据地。我知道打几个胜仗后会重新得到她，可此刻后撤时还是心有不甘。想到我撤走后敌军会在她那里驻防，我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可这妮子却没心没肺，也不臂挂一个小包袱到村头来送送我，将一双亲手做的军鞋塞我怀里，却不知跑到哪里疯去了。害得我背着背包急行军途中，还牵肠挂肚地频频回首张望。
我们紫雪市是我国北方一个落后的地级市，“GDP”总量还不及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个乡镇。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于男女交往这种事情仍然十分关注。尤其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机关单位里，如果哪个男同志跟哪个漂亮一点儿的女同志走得近一点，就会有人在背后议论你，无端生出一些风波。比如说要派人到县里下乡，派女同志下乡时就得格外慎重。派一个男同志，若再派一个女同志，这个女同志若是康凤莲或张雪梅——张雪梅是我们局里另一个女同志，也不会起什么涟漪。可若派陶小北或李小南，就会水波荡漾。局里一般很少派陶小北和李小南单独随男同志下乡，仿佛她俩是妖怪手中的那个宝物，孙悟空都难以骗得出来。因此我们局里若必须派女同志出差或是下乡，总是派康凤莲或张雪梅去。有一次本该李小南去的一趟差事，局里却派张雪梅去了。李小南有点纳闷儿，在办公室对我们生气地说：“怎么不让我去啊！”看着李小南一脸不解，我当时扑哧笑了，心想：你若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那些青年妇女一样，惊惶间在炕道里抓两把黑灰抹脸上，恐怕就会派你去了。
康凤莲和张雪梅若是汽车的前轮和后轮，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两颗挂在车屁股后面的备胎，看着人家跑得欢，干着急使不上劲儿。陶小北和李小南仿佛又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部下乡时背的铺盖卷儿，局领导生怕一到村里就有人将她们铺床上。而康凤莲和张雪梅只是捆铺盖卷用的绳子，铺床时随手就将她们扔墙角去了。
我们紫雪市所辖十六个县和几十个市级部门里，仅在1991年一个年头里，就有两个县处级干部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在全市闹得沸沸扬扬。其中有一个县长竟像英国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国王一样，宁肯不要县长位子，背着一个处分，扔下糟糠之妻，领着一个气质和教养远不及辛普森的小美人如黄鹤一般远走高飞了。
这位县长已经功成名就，而我现在才刚刚起步，更得慎言敏行，做一位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这是在行政机关站稳脚跟的立身之本。
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已迈得越来越快，纵然山花烂漫，满目春色，我鱼在河也得视而不见，万不可目迷五色。这样的例子太多啦！同样两个年轻人，同一学校毕业同一天分到同一机关。一个勤奋工作，一天到晚全神贯注察领导之言观领导之色，决不去观察任何一个女同志。即使与陶小北这样的美貌女子擦身而过，也毫不为之所动。如果有人私下议论：“陶小北长得真漂亮，是咱机关最漂亮的女同志！”这个年轻人就会从办公桌前抬起头来，扶扶小眼镜说：“是吗，我看陶小北长得并不漂亮！”说陶小北漂亮的另一个人颇不服气，反问他：“那你说咱机关谁漂亮？”这个年轻人就会说：“我看咱机关没有一个漂亮女人。”停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说：“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的，我看张雪梅还不错！”
这个以张雪梅为美以陶小北为丑的年轻人，在仕途上进步很快：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局长，像猴子爬树一样，出溜就上去了。而另一个年轻人，虽然工作能力也不错，也有一些聪明才智，但从进机关大院那天起，就在观察和寻访院里有几个陶小北。即使院里没有陶小北，只有一些张雪梅，这个年轻人也不会气馁，他会不辞劳苦跑到别的机关单位去寻访，简直像当年到处猎艳的西门庆一样。并且一有机会，就跑到单位的女打字员房子逗留片刻。单位的打字员即使没有陶小北那样漂亮，但起码比张雪梅年轻，脸蛋子绷得像吹足气的气球一样。有几次单位领导手里拿一份文件推门走进打字室，见这个年轻人正和女打字员脑袋挨得很近说话。领导不易察觉地皱皱眉头，放下需要打印的材料一声不吭转身出去了。结果十多年后，第一个年轻人已经当了局长，第二个年轻人却还是个副科长，而且往往是总务科的副科长。即使到退休的时候，也只能干到一个总务科科长——惟一的好处是到单位的大灶上打饭不掏钱。
年轻时喜欢跟女同志接触的男同志，其结局大多是这样。不会有哪一位领导告诉你：不要跟女打字员头挨得很近说话，但你却得为这种行为付出一生的代价。
因此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要求自己过的第一关，就是面对美人而不思美人。即使天天和陶小北呆在一间办公室，也要做到心若止水。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曾听一位同事吟唱过这样几句诙谐的乡间小曲：“三个小伙真大方，半夜里来到姑娘房，打开窗子望一望，原来是一位老大娘。”从我到玻管局工作的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将陶小北视作“老大娘”，可这妮子倒有一点儿不管不顾的劲头，常常在办公室一边看书一边自个乐，乐毕就抬起一双波光溢动的美目给我讲故事。那天她对我讲，四岁的男孩亲了三岁的女孩，女孩很认真地问，你亲了我，会对我负责吗？男孩拍拍女孩的肩说：你放心，我们已经不是一二岁的小孩了！“鱼在河你说有趣不？”这妮子说完又追问我，我笑着说：“有趣！更有趣的是那小女孩若是你，男孩不知是谁？”
这句明显带有“挑逗”意味的话一出口，吓得我吐了吐舌头。倒不是担心陶小北责怪我，而是这样的话说得多了，我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我赶快要求自己的思想意识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再不敢往邪处想。为了处罚自己，我在嘴巴上拍了一下，心里说：“让你再说疯话！”又拍了一下，心里说：“让你见美人而忘情！”接着再拍一下，说：“你怎么忘记她是老大娘了！”拍了几下后，将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过来，我再不和陶小北搭腔，像在追悼会上介绍死者生平的领导一样，一脸严肃地低着头专注地看摊在办公桌前的一本书，书名叫《紫雪市玻管事业发展大事记》。 《背叛》吴言
第八章
阎水拍局长在局里的大会上向同志们宣布，他在退休前要办成两件事：一是征一块地，给同志们盖两栋家属楼。局里盖的房子面积一样大，不分等级，都是一百五十平米。不像别的局，局长一百五十平米，科长一百二十平米，普通干部一百平米。阎局长说：“住房面前人人平等，搞那一套没有意思。大家在一起工作，都是革命同志，我阎水拍和你马志远（驾驶员小马名叫马志远），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阎局长说这一番话时，目光先是落到马志远脸上，随即在陶小北脸上略作停顿，又在紧挨陶小北坐的李小南脸部稍示逗留，然后一溜儿扫一圈，就像当年我军做战略转移时大踏步后撤一样，瞬间越过赵有才、冯富强、康凤莲、朱锋、姬飞、牛望月，最后意味深长地落在余宏进脸上。余宏进副局长见阎水拍局长看他，脖子一梗想说什么，阎水拍局长却以手止住他，反将余宏进副局长想说的话说了出来。阎局长说：“当然，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局党组同志的意见。最初讨论建房方案时，下面一些同志也向我建议过，局领导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了，像我阎水拍，也就是最后一次享受组织的温暖了。住房面积大一点儿，宽绰一点儿，同志们也不会有意见。况且别的局都是这样搞得嘛！当时曾有过一个方案，局领导住一百六十平米，科级一百四十平米，一般干部一百二十平米。个别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同志们都通情达理，对局领导住的房子大一些表示理解。”阎局长说到“个别征求过一些同志意见”时，似乎扫了我一眼，我的脸有点发烧。有一次我去阎局长办公室送一份材料，见阎局长正和陈奋远副局长说着什么。见我进来，阎局长笑着问我，局里如果盖房子，局领导一百六十平米，普通干部一百二十平米，小鱼你会不会有意见。我当时见阎局长办公室地板上有些碎纸屑和哪个同志鞋上带进来的泥巴——那天下雨，上班来时走进哪个办公室都会留下一些泥巴——急忙拿起立在门口的扫帚将纸屑和泥巴快速扫到垃圾盘里去。我端着小铁盘小跑着将垃圾倒进卫生间的垃圾桶，然后又一溜烟小跑着回到局长办公室，才咧着嘴开心地笑着对阎局长说：“我们刚到局里工作，不说住一百二十平米，住一百平米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局长，你们”——说到“你们”时我扫了陈奋远副局长一眼，说：“你们住一百八十平米都是应该的！”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随即又补充一句，我说：“同志们下面都是这样议论的，没有哪个同志会有意见！”其实我说这番话时脸上的表情越诚恳，心里却越鄙夷自己：在玻管局做一个科员，就像在妓院做一个娼妓，接客不接客自己都做不了主，还得看鸨儿的眼色。
最初阎水拍局长心里是倾向于“六四二”（局领导一百六十平米，科级一百四十平米，普通干部一百二十平米）方案的，但他从不将没考虑成熟的意见讲出来，而总是不动声色，让别人先嚷嚷。局务会上，大家对执行“六四二”方案还是“五五五”方案各持己见，宛若王霸之辩。牛望月是任何一点儿蝇头小利也看在眼里的人，率先同意执行“六四二”方案。后来朱锋也倾向于牛望月的意见。姬飞则从始至终坚持“五五五”方案。阎水拍不表态。余宏进见阎水拍不表态，也不表态。“免得再上这家伙的当！”余宏进心里这样想。阎水拍当时其实最想让余宏进表态——余宏进不表态，他就没办法做到“审时度势”。一个战役指挥员，对敌情若不了解，两眼一抹黑，怎么能取得胜利。阎水拍只得采用“引蛇出动”的战术，他漫不经心地看了陈奋远一眼。陈奋远一直在会上沉默不语，此时见阎水拍看他，就起身去上厕所。如厕毕返回尚未落座，便笑着表了态，他说：“我同意望月和朱锋的意见，还是执行‘六四二’方案吧。反正也征求过下面同志的意见了，没多少人有意见。”余宏进见陈奋远表了态，心里寻思：这下能表态了！于是也跟着表态：同意“六四二”——陈奋远是阎水拍的体温表，阎水拍此刻多少度，在陈奋远胳肢窝里夹一夹那个小玻璃棒儿就能测出来。阎水拍若是一位骁勇的将军，陈奋远就是他手中的一支令箭；阎水拍若是牛魔王手下那些小妖精中的其中一员，陈奋远就是小妖精作五作六别在腰间的腰牌，遇到挡道者就会掏出这个写有大大“牛”字的小牌唬你一唬。阎水拍见余宏进表了态，才一边归纳大家的意见一边最后拍板。他说，执行“六四二”方案当然是正确的，他私下已分别和不少同志交换过看法，没有听到什么反对意见。问题是两个方案权衡比较，“五五五”是不是更正确一些呢？同志们理解局领导，局领导是不是更应该关心同志们？姿态和思想境界应该更高一些呢？这样同志们的心情就会更舒畅一些，局里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更强一些，以后工作中遇到的阻力就会更少一些！阎局长说到这里，略作停顿，和善地望望陈奋远、姬飞和牛望月（就是不看余宏进），又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呢？对我们大家来讲，不过是失去了十平方米，可我们得到的却是民心啊！哪个大哪个小？哪个重哪个轻？哪个多哪个少？同志们不妨再掂量一下，扪心自问一下。”
阎局长说到“扪心自问”时，还以手在胸前拍了拍，惹得不少同志也下意识地抬手摸摸胸口。其实不用“问”，也不用再“掂量”，结论已经有了——阎局长折冲樽俎，王学三变，谁又愿意为十平方米遭人唾骂呢！陈奋远、姬飞转而同意阎水拍的意见，牛望月也不得不点了点头。余宏进此时才在心里暗暗叫苦：又叫这个老家伙玩了一回！为了洗刷自己，他急忙表态，完全同意阎水拍局长的意见，执行“五五五”方案。当时他着急的那副样儿，就像一条被甩在干滩上的鱼，拼命甩打着尾巴。阎水拍见余宏进翻着雪白的肚皮在那儿无谓地挣扎，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心里说：“和老子玩儿，还得再学几年！”然后他站起身来，没等余宏进表白完，便说：“就这样定了，散会！”
因此那天召开全局职工大会宣布方案时，阎水拍局长故意看了余宏进副局长一眼。余宏进副局长心里有点紧张，又有点气恼，想申辩什么，阎水拍局长却又用一句话堵了他的嘴，说这是“局党组同志的意见”。余宏进副局长若真是那条晾到干滩上的鱼，徒劳地甩打了一会儿尾巴，正张着嘴巴大口大口喘气，阎水拍局长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顺势又给他嘴里塞进去一把泥巴。阎水拍局长是这样“塞泥巴”的，他说：“局务会上，宏进、奋远、朱锋、姬主席和望月，都是一个意见，执行‘五五五’方案。这里我向同志们坦白一点，会前我并没有拿定主意，可大家的意见如此一致，既教育了我，又令我感动。私下听到一些同志说，这次分房执行‘五五五’方案，是阎局长一手拍板的，这话让我惭愧啊！或者说只说对了一半：板是我拍的，可拍板的那只手却是党组全体同志的！我只是这只手的一个指头，其余手指头是宏进、奋远、朱锋、姬主席和望月他们，我只是从善如流啊。”
阎水拍局长这样说时，陶小北在我眼前伸出一只手，用另一只手将这只手的手指头一个一个往回掰，一边掰一边附我耳边小声说：“那我们局领导班子不成六指儿啦？”
陶小北如兰的气息呵在我耳梢上的时候，我却在心里想：阎水拍这老头儿道行深着呢！远非第一次参加全局大会时给我留下的那个印象，好像他是一个胸无城府，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敲来敲去的主儿。其实他每“敲”一下都有用意呢！为制定分房方案的事，从开局务会到全局职工大会，他一直在敲打余宏进呢！老头的高明之处在于，敲打谁，谁却没法儿反驳。好像将一个人塞进布口袋里扎住口，拿棍子在口袋外面打来打去。里边那个人浑身疼痛难忍，却又喊不出声，即使喊出声，外面却又听不真切。而你若质问阎水拍局长怎么能随便打人时，阎局长会笑着反问你：我打人了吗？我打布口袋！
我对阎局长从此刮目相看。他身上需要揣摩学习的东西多着呢！就像一条河流，看上去那么平静，水面下有多少旋涡儿呢！一个旋涡儿与一个旋涡儿“咬合”的那么紧。越是平静的河流，越是深不可测，潜流越多，弄不好能掀翻大船呢！阎水拍局长若是一条河流，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旋涡儿。与阎水拍局长相比，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年轻人呢！对于这个小小的年轻人来讲，应该处处在生活中寻找自己人生的导师。阎水拍局长就是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的第一任导师，是暗夜里燃烧在我眼前的一堆篝火，令我折服，令我心醉，令我神往。我像第一眼看到陶小北那张姣好的面容一样，心里一亮，拔腿奔那堆篝火而去！ 《背叛》吴言
第九章
修建家属楼的事，局里成立了一个建房领导小组，陈奋远副局长任组长，又从各科室抽调几个同志，开始与紫雪市城郊的几个村支书接触，先跑征地的事。阎水拍局长腾出身子，着手抓他退休前拟办的第二件事：在局里提拔一个同志做副局长。
提拔一个副局长，局里当然定不了，要由市里定。阎水拍局长为此多次找市委组织部长。阎水拍局长当县委书记时，组织部长作过他的办公室主任，因此在组织部长面前以“老领导”自居，说话比较放得开。有时也会发发牢骚。有一次他气鼓鼓地对组织部长说：“我们局共有六位局级领导，开会时怎么表决？再不增加一位副局长，我们局的工作怎么开展？”阎水拍局长吸了一口烟继续说：“县里的常委会是九个人，市里的常委会是十一个人，省里的常委会是十三个人，为什么都是单数？道理很简单嘛，有个表决问题！双数怎么表决？不给我们局增一个副局长名额也行，只要表决时允许我举双手——我一个人算两票！”
阎水拍局长最后这句话把组织部长逗笑了。但逗笑了组织部长也不敢说什么话。在一个市里，市委的组织部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市里普通的副书记和副市长，因为他的嘴巴一张开全是秘密。因此组织部长一般都不说话——不敢说话。从这一点上讲，组织部长又是一个最难受的角色——一个并非哑巴的人成年累月不说话，你说有多难受！组织部长说一句很普通的话，传出去就会变得不普通。比如组织部长说：“鱼在河这个同志不错！”传到玻管局就会变作：鱼在河马上要当副局长了，明天市里来考察。
组织部长只说悄悄话，悄悄给市委书记说，给市长说，给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说。组织部长说话叫“掏耳朵”：就像一个温顺乖巧的新娘，拿一根包着棉花球的小棍儿，偎在新郎怀里，在他这只耳朵里掏一下，又用绵软的小手扯过那只耳朵再掏一下。组织部长就是这个惹人爱怜的可人的新娘。拿个小棉球在市委书记耳朵里掏一下，在市长耳朵里掏一下，在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耳朵里掏一下。有时还得去人大主任耳朵里掏一下，政协主席的耳朵里掏一下。若市委书记与市长及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有矛盾了，组织部长便不敢给后边两个人掏了，噘着小嘴专注地给市委书记一个人掏。
如果一个男人，一天到晚只能和自己的妻子说几句话，再与别的男同志尤其是别的女同志不能说一句话，那还不把这个男人憋死？
所幸紫雪市目前这个班子的主要成员相处比较融洽。阎水拍局长希望在局里提拔一个副局长这个要求，组织部长已与市长和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做了一些沟通，这两个人基本同意。只剩下与市委书记沟通这最后一关了。
组织部长拍拍阎水拍局长的肩膀说：“老领导，这得等机会，着急不得！”接着部长又讲了一个故事宽慰阎水拍：老陈到城里度假，来到一家高级宾馆，服务生带他去房间。老陈生气地说，就让我住这么小的房间？服务生道，先生，别生气，这是电梯。组织部长讲完故事后说：“组织部就是这部电梯；我这个部长就是那个送老陈进房间的服务生，或者就是一个开电梯的；‘老陈’则是组织选拔出来准备提拔使用的那些同志；老陈准备去住的那个大房间，就是我们紫雪市十六个县和市级各部门那些县级和副县级领导岗位；而市委书记则是掌管房门钥匙的人。要走进这些房间，首先得乘电梯，即使站到了房门口，还得看拿钥匙的人愿不愿意或者高兴不高兴给你开门——如果刚进电梯就像那个‘老陈’一样生气了，着急了，发牢骚了，那就恐怕很难走进房间里了。”
听组织部长这么说，阎水拍局长像那个刚进电梯便心生不满的‘老陈’一样，气咻咻地说：“他（指市委书记）手里那一串钥匙比我小时候穿得那个贴身裹肚儿衣缝间的虱子和虮子还多，像货郎儿摇拨浪鼓那样哗啦哗啦摇一摇、响一响，随便就能打开这间那间的房门。凭什么不给我老阎打开这扇门？他若到最后真不给我打开这扇门，将这事挡住，我就跟他撕破脸皮！我已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他可还要向上走！”阎局长扔下这句话，气呼呼地离开了组织部长办公室。
提拔一个副局长的风声在局里传开后，激起层层涟漪。
第一层涟漪是：谁来做这个副局长？
按常规，应该由纪检组长朱锋改任副局长，行业工会主席姬飞任纪检组长，总工程师牛望月任行业工会主席，新提拔的科长接牛望月担任总工程师。
余宏进副局长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大小台阶都没落下。在局里这些年，他的称呼也一直在变：余科长，余主任，余总（指总工程师），余主席，余书记（纪检组长一般被称作书记），然后才是余局长。可也有例外，陈奋远副局长就打破了这个常规，他是由科长一步到位提拔为副局长的。为这事朱锋、姬飞和牛望月一直对阎水拍有意见。私下甚至说，陈奋远给阎水拍塞了钱，数目还不会少。总之这两人肯定有些扯不清的事。就像两个有过性关系的男女，虽然在人前装模作样竭力掩饰，可眼神却忍不住会勾勾搭搭，说不准一背过人就着急着脱裤子。
玻管局的“业余组织部长”们分析，这次阎水拍很可能会让朱姬牛挨个往前挪一步，在科长里提拔一个人上来做总工程师。直接提拔一个科长做副局长，朱姬牛还不像当年那些脾气耿直的好汉一样，结伙反上梁山。有句话叫“是可忍，孰不可忍”。对朱姬牛来讲，提拔陈奋远属“是可忍”，再若提拔一个科长像那种空中飞人一般从他们头顶飞过去，那就“孰不可忍”了！阎水拍完全没必要为提拔一个科长得罪三个县处级。况且阎水拍是一个和善的老头儿，远没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坏蛋残忍。刚在人家心头扎了一刀子，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怎么忍心再扎一刀子？上次提拔陈奋远，导致朱姬牛较长时间以来与阎水拍面和心不和，开局务会和党组会时，动不动就来个“凡是阎水拍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阎水拍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让阎水拍局长很伤脑筋。这次若再惹虱子头上搔，让朱姬牛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将这三个人惹翻，那就不仅仅是“两个凡是”了，恐怕哪一个就会像许褚裸衣斗马超那样，忿而往阎水拍那张老脸上吐唾沫星子。
看来这个副局长非朱锋莫属了！总工程师的位置将空出来。局里泛起的第二层涟漪是：哪位科长来做这个总工程师？
我到玻管局工作不久就发现，玻管局的历任总工程师都是学中文的。尤其是现任总工程师牛望月，上大学时学得是政治理论，毕业后分配到市委党校做理论教员，因给市级领导讲一堂政治理论课讲得深入浅出，被在下面听课的市委书记看中，三年前由市委党校提拔到玻管局任总工程师。那堂课所讲内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是说剖析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到底是“标准”还是“有利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玻管局工作三年，牛望月倒是忠实地实践着一个“有利于”：凡是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就毫不犹豫钻头觅缝有时甚至赴汤蹈火去做——仿佛他是一名消防队员。此人喜怒无常毫无品格，又吃纣王水土，又说纣王无道——正在众人面前将阎水拍骂的一无是处，转身见阎水拍进来，便又会面不改色邀功，说他正在向大家说阎局长的好话呢。此时阎局长若吩咐他去办个事，他就会说，吃人家碗半，听人家使唤，一边说一边奸笑着急忙开溜。此公人品差，又贪财小气，他有句名言：有了钱，要命怎的？即使是一棵大白菜，他也会和传达室老乔扯着不放。局里那些工勤人员私下叫他“牛不放”、“牛小眼”，后来有人在洗澡时发现了他的尘根后，干脆叫他“牛卵”——意思是这个人卵子大眼光却短浅。
这样一个从未在工业企业工作过的政治理论教员，竟在我们这个业务局担任总工程师，让人觉得有点滑稽和不可思议。好在牛望月调来时，一玻和二玻已下马停产，不需要下企业检查指导生产工作，因此牛望月这个总工程师也就看不出有什么不称职之处。好比一个学前班的音乐教员，原本是教孩子们唱歌的，现在让他去教算术课，只要知道一加二等于三也不会捅出多大娄子。
这个总工程师的选拔范围大家都清楚，当然是在八个科长中产生。八个科长一比较，有六个被淘汰。无论资历，工作能力，还是年龄，以及任职时间和在局里的威信，这六个科长都与另外两个没有可比性。这两个被大家一致看好的科长，就是办公室主任赵有才和业务一科科长马方向。
赵有才主任和马方向科长相比，有点难分伯仲的味道：两人任职时间相同，任正科长都已五年；工龄相同，都是二十四年；年龄相当，都是四十二岁。只有学历略有差异，赵有才是中专毕业，马方向是大专毕业。可赵有才主任参加市党校的在职干部培训，也在三年前拿到了大专文凭。而赵有才主任的人缘却要比马方向科长好一些。
那段时间，局里突然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骚动。同志们脸上都蒙上一层斯芬克司般的神秘表情。某个科室几个人正扎堆说着话，别科室的人一进门，大家便开始“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女同志谈论谁的衣服漂亮，男同志开始交流段子——就是那种黄色小故事。有时甚至男女同志混杂在一块儿讲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女同志讲的故事一般比较含蓄。比如那天马方向科室一个人突然闯到我们科室来，大家便讲故事玩儿。陶小北讲：“五岁的丁丁与妈妈在人群中走散，他哭着向人们打听，‘您没看见一位妈妈吗？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李小南讲：“老师问学生，如果莎士比亚还活着，他会不会成为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学生答，当然会！无论如何世界上还找不到四百多岁的人。”康凤莲讲：“一个卖肉的第一次去医院看病，需打针，看到护士准备给自己注射，不由得一脸兴奋地说，哟！原来你们这儿也兴注水啊！”
讲一阵儿故事，大家笑一阵儿。可康凤莲即使讲故事或者讲完故事别人笑的时候，也从不松一下绷着的脸。那天冯富强讲的故事是甲乙两先生对话。甲对乙说：“我有两个坏习惯，令我困扰，第一个是裸睡。”乙对甲说：“这也没什么呀，第二个呢？”甲痛苦地说：“梦游！”
我在笑声中接上冯富强的话茬儿，讲了个AB两女士对话。A女士：“我先生昨晚不知又去哪儿了？”B女士：“假如你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晚上去哪儿了，你不必着急，因为你一旦知道后会更着急！”
下来轮到马方向科室那个人讲了，可此时不知谁抬腕看一下手表，说：“呀，到下班时间了！”大家便说笑着往楼道外面走。冯富强走过去亲热地搂着马方向科室那个人的肩说：“下次你给咱讲一个比‘裸睡’和‘梦游’更棒的！”马方向科室那个人对冯富强说：“莫非你就是那位喜欢梦游的先生？”冯富强说：“我当然不是，不过摊上这么个先生，AB两女士对话时就会更着急了！”此时恰好陶小北从冯富强身边经过，冯富强笑着对陶小北说：“小北主任你说是不是这样？”陶小北笑着瞥了冯富强一眼，没有接他的话茬儿，却对走在前边的李小南说：“小南，你看冯富强像不像那个第一次去医院看病的农民？”李小南回头瞧瞧冯富强，乐了。两个美女笑靥如花，异口同声望着冯富强说：“注水去吧你！”
对我们玻管局的同志来讲，关心谁做这个总工程师的程度，甚于关心盖房子。
提拔赵有才还是马方向，已不仅仅是这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局同志的事情。就像两个情投意合、如胶似漆的男女做爱，不只是某一个部位有快感，而是浑身上下都有快感。
看似提拔一个人，其实牵一发动全身，涉及到大家每一个人。赵有才若当了总工程师，陶小北接赵有才当办公室主任，某个副主任科员接陶小北当副主任，某个科员即可接那个副主任科员的位子。最后甚至会下延到通信员小胡和炊事员小高。比如冯富强若当了副科长或副主任科员，小胡就可以不当通信员而去做打字员。在我们玻管局，打字员比通信员重要得多。通信员的工作只是每天给六位局领导打水扫地抹桌子，打字员则可参与局里的人事机密。要提拔一个科员当副主任科员了，阎水拍局长就会让赵有才主任起草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某某同志拟任玻管局业务六科副主任科员的函》。赵有才主任拟好这个报告后，便会叫冯富强打印。打印时，赵有才主任将冯富强办公室的门反锁，任谁敲都不开。打印完叮咛冯富强，此事尚在保密阶段，别传播出去。有时甚至专挑晚上打印。所以打字员是最早知道局里核心机密的人之一。六位局级领导和赵有才之外，最早知情者就是冯富强。有时一些局级领导尚不知情，冯富强已知道了。阎水拍局长突然决定提拔某个同志，有时既不召开党组会也不召开局务会，召开会若有不同意见，就面临一个表决问题。开玩笑归开玩笑，真正开会表决时，阎水拍局长当然不能“举双手”。有一次提拔一个副科长，开了三次党组会都没有通过，因为有三位局级领导始终不同意。从那以后提拔某个同志时，估计会上有阻力，阎水拍局长就改变操作方法。某一天，他突然让赵有才起草报告，当晚让冯富强打印好，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通知召开党组会。六位局级领导都是党组成员，党组会一般有七个人参加——多了一个赵有才。赵有才只负责作会议记录，没有表决权。可这天召开党组会却只有六个人参加，非党组成员的赵有才正在那儿低头作记录，某一名党组成员却不见了。哪儿去了，原来是下县里检查工作去了。这位缺席的党组成员一定是余宏进、朱锋和姬飞三人中的其中一位。阎局长专挑这三人其中一人不在时召开党组会，是因为他们往往在会上持反对意见，相当于西方国家议会里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支持阎水拍局长的只有陈奋远。牛望月原来也属于反对派，后来阎水拍将他的侄子小牛安排到局里开车，从那以后他就成为一个“骑墙派”，或者那种“墙头草”，哪边风大就向哪边倒。有时若阎水拍局长在会前给他做做工作，抬举他一下，他也会在会上支持阎水拍。这样在缺一位反对派情况下召开会议，再将牛望月拉拢过来，阎水拍局长的提议便会以三比二的微弱多数获通过。
如此，打字员冯富强往往会成为局里人事核心机密的最早知情人之一。当然他知道的也只是副科级以下的人事安排。提拔正科长或副县级这样更核心的机密，若必须打印一份《关于提拔某某同志任某某职位的函》，阎水拍局长就会派赵有才主任秘密行动。某一天，小虎突然开着局长的专车到与紫雪相邻的另一个省的一个地级市出差去了。其实也就是到那个市住一晚上，背过小虎找一个打印门市将那份只有一页的“函”打印好，第二天便“出差”回来了。后来这个邻省的市与我们紫雪市通了火车，赵有才主任干脆坐火车去“出差”。晚上十点上火车，睡一觉，第二天早晨七点到那个市，打印好材料，在市里转悠转悠，晚上十点再上火车，睡一觉，翌日早晨七点就回到了紫雪，八点就能来玻管局上班。赵有才主任这样的“出差”只占用一个工作日，两夜一日。坐火车来去恰好一千公里，真是“一日千里”。后来到那个市出差多了，赵有才主任竟交了一个女朋友，是他常住的那家宾馆的一个服务员。赵有才主任生活作风严谨，是我们玻管局有名的“妻管严”，怕老婆是有名的。赵有才主任也从不忌讳这一点。平时和我们开玩笑说，过去妇女相夫教子，是传统美德；怕老婆是当代中国男人的传统美德，所以怕老婆和被人们赞誉了千百年的“相夫教子”是一个级别。赵有才主任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他们夫妻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说，老婆是缝衣针，他就是穿过缝衣针小眼里的那根线，针穿到哪里，线随到哪里。可赵有才主任这样一根缝衣线，现在却悄悄离开了老婆的针眼，神不知鬼不觉地穿到那个女服务员的针眼里去了。在紫雪市多少年，他都从没有动过交一个女朋友的念头，在那个市出了几趟差，就交下一个女朋友，想想真是如杨澜与赵忠祥主持央视《正大综艺》栏目时所说：“世界真奇妙啊！”
女朋友年轻，虽不怎么漂亮，可身体像一个刚煮熟的玉米棒子一样丰满而鲜美，比搂着家里那个像一根干柴棒儿一样的“缝衣针”舒服多了。每次去那家宾馆住下，赵有才主任登记好房间后，就急急忙忙洗漱，洗漱毕便到一楼餐厅吃早点。吃早点时就看见那个服务员笑微微的脸——那个服务员不是楼层服务员，而是餐厅服务员。服务员见赵有才主任来了，笑着端着早点向他走来，两人交换一个会意的眼色。有时趁没人注意，赵有才主任还会在她胖乎乎的手背上捏一把。服务员一边将稀饭呀、馒头呀、小菜呀往桌上放，一边像过去地下工作者对暗语一样悄声问：“几号房间？”赵有才主任欣喜地悄声答：“三一五”，或者“四一六”。服务员警觉地向周围看看，端个小盘扭着身子走了。
赵有才主任三口两口吃完早点，心急火燎跑到街面儿上将那份函件打印好，塞进小包急急忙忙跑回房间，待他冲个澡泡杯茶后，女朋友已推开虚掩的门进来了。起初几次赵有才洗完澡还穿衣服，等女朋友来了两人再一起脱衣服。后来洗毕澡干脆直接钻进被窝，惬意地半仰在床铺上，吹开茶杯里冒着热气的茶叶，光着身子将泡好的热茶喝一口，最多喝两口，女朋友便推开虚掩的门进来了。她熟练地插好门，一边脱衣服，一边“出溜”钻进赵有才被窝。一次，赵有才和女朋友一边舒缓地做爱，一边闭着眼睛在心里想：人生多幸福，出差多美好啊！赵有才主任闭着眼睛时，女朋友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看他。赵有才主任睁开眼睛，女朋友却急忙闭上了眼睛。赵有才主任睁着眼睛看了一会儿那张绯红的脸，突然想起了“一日千里”的故事，他急忙拍拍她的脸颊，让她睁开眼睛，给她讲“一日”和“千里”。赵有才主任讲的时候，身体停止了动作。他说：“我每次来你们这里刚好待一天，这是‘一日’；来回刚好一千公里，这是‘千里’；合在一块儿就是‘一日千里’！”女朋友见赵有才说得兴致勃勃，乘机给他助兴，她拍拍赵有才的脸颊说：“你说得不对，一日加一日，应是两日！”说着，她继续用这个敏感字眼为赵有才催情。她说，我给你写一篇小说吧，这可是世界上最短的微型情感小说：男士说，今天我请你吃饭；女士说，不，改日吧！
每次和女朋友在一起，赵有才就觉身心愉悦，在单位上班时面对阎水拍局长的那种紧张心情得以放松。有时他还和女朋友逗趣。一次他对女朋友说，当今时代，爱情加快，从爱到踹，一个礼拜。星期一放电，星期二表态，星期三牵手，星期四做爱，星期五腻歪，星期六开踹，星期天寻找新爱。女朋友听他这么说，捏着他的鼻子撒娇说：好哇你！就准备开踹啦？踹了我再请谁“吃饭”去呀！女朋友这么一撒娇，赵有才“那儿”竟一下又硬赳赳的。
赵有才打心眼儿里珍惜这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有时候天真的像个小娃娃。一次她对赵有才说：你知道米的妈妈是谁？是花！因为花生米；米的爸爸是谁？蝶！因为蝶恋花；米的外婆是谁？妙笔！因为妙笔生花；米的外公是谁？爆米花——又抱过米，又抱过花。赵有才主任接着她的话茬儿神往地说，我这一生能有两个女朋友就好了，一个是米，一个是花，那我就是一个幸福的爆米花！
每次离开女朋友时，赵有才都要在她的小包里塞五百元钱，最多一次塞了六百元。女朋友也不说什么，拎起包在他脸上吻一下就走了。
一次两人玩耍毕，发现卫生纸用完了。赵有才记起公文包里还有两小袋餐巾纸。他在公文包里掏那两个小袋时，把那份文件也掏了出来。赵有才正撕小袋上的塑料包装，女朋友已展开那页纸念了起来：《关于田启明同志拟任业务三科科长的函》。赵有才见“绝密文件”被女朋友看到了，本能地伸手去收那份文件，可转念又一想：她看到又有什么关系？她知道田启明是谁？脑子里正这样想，女朋友却问他了：“田启明是谁啊？”“是我们单位一个科长。”“你都有权任命科长，那你是局长吗？”女朋友钦佩地看着赵有才，又说：“你是人事局长吗？那你干脆将我调你们那儿去吧！”赵有才没有给女朋友暴露自己的真实单位，只说是在市政府工作，女朋友却想当然将他想像成了人事局长，可见人事局长在哪个省哪个市都是极为重要的角色。若给女朋友说自己是“玻管局”的，恐怕都得解释半天。
不过女朋友一边用崇拜的神情看他，一边问“你是局长吗”时，赵有才心里还是极为舒坦的，有一种搔痒痒般受用的感觉。而且这种“受用”感与做爱有所不同。做爱过程一完成，便觉得没有意思，甚至后悔。可作为“局长”被人恭维，被自己喜爱的女朋友崇拜，却回味悠长。有时坐在火车上返回紫雪，在夜色中“看”到女朋友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时，心里还会被一种浓浓的幸福感包围。此时包括火车的哐当哐当声，也仿佛在激励赵有才：“局长局长”、“快当局长”！
因为有这样一个女朋友，赵有才在邻省那个市度过那一日时，便有一种充实感。他每次都是和女朋友上午缠绵，下午则去开一张招待费发票，一般都是开八百元左右。这样除过付给女朋友的五百元“爱情费”，还可以赚三百元。每次回去粘贴差旅费报销单，都是两张火车卧铺票，一张住宿发票，五元钱的打印文件票，再就是虚开的这张招待费票。阎水拍局长在赵有才主任的差旅费报销单右上角签上“准支”二字时，从来不翻翻里边，即使偶尔翻一翻，也从来不问赵有才主任在那个省“招待”谁了？
某次赵有才主任“一日千里”回来，因阎局长要那份函件要得急，他一下火车便直接赶到局里，两眼发红，脸色也不好看，看上去十分疲惫。打印这么一页纸让赵有才跑那么老远，阎局长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他关心赵有才，询问这样的“秘函”能不能在紫雪市找一个门市打印。赵有才吓了一跳，以为他的“绯闻”暴露了，阎局长听到了什么。又一想没有这种可能。后来看出阎局长是关心自己，才放下心来。他当时连忙摇头，打消了阎局长这个念头。他告诉阎局长，在紫雪市打难以保密，玻管局四十九个人呢，谁能搞清哪一个的亲戚在打印门市作打字员？有一次赵有才坐飞机到省城打了一次都没有保住密：那个打字员竟是通信员小胡妹妹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到担任省农牧厅办公室主任的姑夫家里作保姆。作了两年保姆后，姑夫安排她到厅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一个打印门市作打字员。这个打印门市偏偏与省农牧厅不在一条街上。赵有才那天恰好“下榻”在这个打印门市旁边的一个旅馆。出门后信步走进牌匾上写着“劳司打字”四个字的打印门市。偏偏那天这个打字员的同学、即玻管局通信员小胡的妹妹到省城玩。两个女孩就住在“劳司打字”室里边的一张床上。赵有才主任走了后，小胡的妹妹无意中在电脑屏幕上一看，见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关于某某拟任某某职位的函》，急忙给哥哥打了个电话……
小胡是余宏进副局长安排到局里来工作的，是余宏进的妻侄。那次余宏进为这件事和阎水拍局长闹了个不亦乐乎，搞得阎水拍局长很被动。因此以后打印绝密函件，阎水拍局长再不敢掉以轻心。赵有才主任也就每年要去邻省那个市出几趟差。一般是“春、夏、秋、冬”各一次。每次去了，女朋友都穿着不同季节的衣衫，让赵有才主任有一种新鲜感。虽然脱了衣服没有多少不同，可赵有才主任还是觉得有所区别：仿佛春天的女朋友和夏天的女朋友不是一个人。有时正玩着，他却要女朋友穿上衣服，重新涂上已被他啃光的口红，让他好好端详一番。此时他又像女朋友进屋之前那样惬意地裸着上身半仰在床上，一边喝茶一边让女朋友拧扭着身子，从各个角度欣赏这个年轻生命的姿容，就像一名文物鉴定专家拿着放大镜过细地研究一件年代不详的瓷器。“研究”毕，再次情浓，他会对女朋友说，我的革命干劲怎么这么大呀，刚吃完饭就又想请你吃饭了！说着就让女朋友再次脱下衣服。重新将女朋友软乎乎的身子搂在怀里时，他拍拍她的后脑勺动情地说，当年孟浩然曾踏雪寻梅，西门庆曾踏雪访爱月，我赵有才差不多也成一个孟浩然和西门庆了，跑这么老远找到你这么一个小妹妹！一边说一边开始请她“吃饭”，并摸着她发烧的脸颊告诉自己对她不同的感受。他说她穿红和着绿时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穿红时像个小妖精，着绿时像个小娼妇！ 《背叛》吴言
第十章
我一到局里工作时，就发现打字员冯富强在局里的地位与其他身份是工人的工勤人员有所不同。其实他那时候已不是纯粹的工人，而是“以工代干”。以工代干的含义是：这个同志虽然目前身份是工人，但他却从事着干部的工作。就像一对年轻人，虽然还没有正式领取结婚证，可已经上过床，并已开始同居，结婚只是早晚的事。“以工代干”就意味着，冯富强已经和“干部”这位妙龄女子有过性体验，最终和“干部”领取结婚证，即由工人转为干部也只是早晚的事。
我调到局里来的时候，冯富强已填了“转干审批表”，据说市人事局很快就会将手续批下来。因此他已在“工勤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十三名科员的其中之一。就像赵有才和马方向难分伯仲一样，冯富强和我在科员排名中，也元方季方，难分叔季。
在我们局里，要由工人转为干部，必须经过打字员这个岗位。只有在这个岗位上干两年，才具备了继续向上走的基本条件。市里明文规定，工人是不能提拔为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和副科长、科长的。因此几个工勤人员眼巴巴盯着这个岗位，冯富强后面排了一溜儿队呢！
驾驶员小马和小牛都想干这个打字员。只有小虎没有表示什么。不过，通信员小胡认为自己排在最前面，是当然的第一替补队员。有时没事爱往打字室里跑，在那台四通打字机上敲几下，帮冯富强干这干那，和冯富强套近乎，好像只要跟冯富强搞好关系，就可以接替冯富强干打字员。加上又有余宏进副局长这层关系，小胡认为，冯富强哪天一挪动，“接班人”非他莫属。而冯富强“挪动”是早晚的事，所以小胡接班也是早晚的事。他甚至连自己的“接班人”都已选好了。他选准的“接班人”是炊事员小高。
一次小高请小胡喝酒，小胡对小高说，干炊事员不可能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因为机关单位的炊事员都是临时雇用的。只有干通信员或小车司机，才有可能转为正式工。接着他又拍拍小高的肩继续说，那几个司机（指小马、小牛、小虎）暂时不可能挪动，所以你接替我是最佳选择。退一步讲，现在即使有两个岗位摆在你面前：一个通信员岗位，一个驾驶员岗位，你也应该首选通信员，而放弃驾驶员。即使咱们局里接回来一辆新车，假定局里初步确定让你开这辆新车，哪怕这辆新车是皇冠或者奥迪，你也不要为之所动，争抢着去当这辆车的驾驶员。漂亮的媳妇看着再好也是人家的，晚上又不让你搂着睡。车看着漂亮有什么用？小汽车就是古代的轿子——是让别人坐的，你只是个抬轿子的！二十年前给市委书记开车的司机现在干什么？还给现在的市委书记开车。二十年后这个司机干什么？开了一辈子车退休回家了！哪怕他一辈子开了多少辆好车：皇冠、奥迪、红旗、三菱、桑塔纳，出什么新车开什么车，又能怎么样？不过相当于古代的轿夫换了很多形状、款式不同的轿子，压弯的却是自个的腰，压肿的也是自个的肩膀！况且换车又不是换老婆：车越换越漂亮，老婆你试着换换看，一个驾驶员能换来什么漂亮老婆？
那次小高请小胡喝酒，小胡向小高透露，他马上就要接替冯富强当打字员了，让小高赶快去找赵有才，争取“一步到位”接替他的通信员工作。你可不要小看这个岗位！认为这个工作一天到晚只是提水扫地抹桌子。提水扫地不假，可接触的全都是局里的领导，接触多了，服务到位了，领导就高兴。领导高兴了就会关心你，没有对象给你介绍对象，有对象了就给你解决别的问题。你给阎局长服务好了，哪一天老头一高兴，你的临时工转正问题还不是小菜一碟？
那天小胡喝高了酒，临分手时又搂着小高的肩对他说：“况且当通信员还有一个好处，有时能掌握局领导的隐私和把柄。有一次，我早晨上班前给姬飞办公室送水，我不是有每个局领导门上的钥匙嘛，我一开门，你猜有几个人愣住了？”小胡伏在小高肩上乍起三个手指头对小高说：“有三个人愣住了！”停了一会儿，他又问小高：“你知道哪三个人愣住了？”接着自问自答，说：“姬飞、第一个；康凤莲，第二个；我，第三个——他俩正抱着亲嘴呢！第二天我见了姬主席，还有点不好意思，姬主席热情地把我拉进他办公室，塞给我两条中华烟。倒是那个康凤莲，第二天见面还像往常一样，眼皮都不抬一下，脸绷得像小孩屁股一般，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你说这娘们儿恶心不恶心人！姬飞日她时她若也绷着个脸，那与奸尸有什么两样？小高你知道不？我掌握的秘密多着呢！咱们阎局长，常叫李小南去谈话。还有那个鱼在河，一到阎局长办公室就自告奋勇接替我的工作——又是抹桌子又是扫地。你小高还看不起我这个岗位，名牌大学生鱼在河都想接我的班呢！小高你没见鱼在河在阎局长面前那副奴才相，就像宦官见了皇帝一样，比三孙子都不如！一次我见他节奏明快地又是拖地又是抹桌子，我干脆坐到沙发上，接过阎局长递过来的软中华香烟抽起来。”
只知路上说话，不知草里有人。小胡这一番话，小高原封未动转述给了我。尤其是后面损我的那些话，我牢牢地记在了心上。我在心里对这小毛孩子说：“十个星星当不的月，我是个天，你是块砖！让你现在撅起狗子狗子：西北方言，指人的臀部。只管拉！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看有一天是我坐在沙发上抽烟，你像三孙子一样给我拖地板，还是你坐在沙发上抽烟，我鱼在河给你拖地板！” 《背叛》吴言
第十一章
由工人到干部，就这么一道小小的门槛，却成为多少人的孜孜以求，又粉碎了多少人的梦想。
我们紫雪市某县有一个人，学校毕业时因为犯了一点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被取消了学籍，发配回农村做一名民请教师。后来他千方百计调到市政府某部门工作。这么说吧，他二十岁毕业，三十岁调进某部门，他调进某部门是以“工勤人员”身份调进去的。从调进去那天起，他就开始为“转干”奔波，一直到四十岁还没能转干。又努力了十年，到近五十岁，还是没能转干，于是有一天这个同志突然自杀了。至于他自杀采用什么方式，我记不清楚了，但他因为转干不成自杀这个因果我是记得十分清楚的。
转干不成自杀，固然不足取。可是谁又能体会那个自杀者短暂一生的凄凉呢？
我们玻管局传达室的老乔当年和“省长”是同年进局里工作的。就因为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干部，干部后来当了省长，老乔却还在玻管局看门。局里的人称他是“传达室老乔”或“门房老乔”，外面来办事的人则通称他为“那个看门老头！”
省长也是一辈子，老乔也是一辈子，一个人，可只有一个一辈子呀！
难怪我们局里一个打字员岗位，会有那么多人去争去抢。这是一座通向未来的独木桥啊！对一些人来说，它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当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过了这座桥，就有可能变作省长；过不了这座桥，就会成为传达室老乔。
玻管局八个科室中，最重要的就是我所在的办公室。虽然有些科室也重要，比如业务一科，但重要与重要也有不同。贾府里，怡红院和琏二爷饮食起居的地方都重要。贾宝玉是贾母、王夫人心头的一块肉，可遇到事情王夫人却总是把王熙凤喊去商量。我们玻管局的办公室就相当于琏二奶奶起居坐卧的处所，是整个局里的中枢神经。
赵有才若是琏二奶奶，业务一科科长马方向就是贾宝玉。阎水拍局长离不开前者，却又宠爱着后者。
在提拔赵有才和马方向的事情上，阎水拍局长有点犯难。若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余宏进、朱锋或姬飞的人，阎局长会立马作出决断。比如赵有才是“他的人”，马方向是“人家的人”，他就会坚定不移地提拔赵有才。反对派若不同意，阎水拍局长自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测评。
民主测评即召开全局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若赵有才主任票数多，提拔赵有才主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反对派亦无话可说。可既然是无记名投票，怎样能像汛期确保某条河流安全渡汛一样，确保赵有才主任票数多呢？万一赵有才主任票数少呢？
这里就有一个如何“操作”的问题，操作就是把握火候。阎水拍局长当然会把握好这个火候的。要知道，阎水拍局长是做过几任县长、县委书记的人，在县里搞选举，基本相当于组织一次缜密的战役，一点疏漏都不能有。阎水拍局长做第二任县委书记时，遇到一个强悍的县长，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做了不少手脚，企图选举时通过无记名投票这种方式一举颠覆他，而后取而代之。阎水拍局长当时不动声色，静观事态变化，在关键时刻出一狠招，相当于那种“杀手锏”，这一“锏”飞过去，正中县长要害穴位。结果阎水拍局长以高票当选，县长却在随后召开的人代会上被击落马下——差一票落选。
那次与县长搏杀，阎水拍局长总结出，火候其实是个时机和时间问题。县长失败就失败在没有掌握好时间。党代会召开还有数月，他就举起义旗招兵买马：今天找这个局长谈话，明天找那个局长谈话，竟连后来做了市里组织部长的那位县委办公室主任也被找去谈了一次话，让主任策应他谋反。没想到主任前脚出了县长的门，后脚便乘一匹快马挟着夜风敲开了阎水拍书记的门，一五一十向阎水拍书记汇报了县长找他谈话的全部内容。凡是县长找去谈过话的那个县里的中层领导，十有八九像主任这样，随即就向阎水拍书记作了汇报。县长如此蠢笨之举，焉有不败之理！
阎水拍局长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还能在玻管局这个小河沟翻船？对余宏进、朱锋、姬飞、牛望月这几个人，阎水拍局长压根儿瞧不起，他对他们的评价是：几个捣碎也捏不成一个！一次他气呼呼地对赵有才、马方向说：“他们对我有意见，就是因为那次提拔奋远，心里结下了疙瘩，陈奋远原本是他们的下级，怎么一下子跑到了他们前头？你们几个说说，这几个加起来，工作能力抵得上陈奋远一个人不？况且上级和下级永远是相对的。往近里说，市委组织部长曾是我阎水拍的下级吧，现在谁是下级？莫非我能跑去跟组织部长闹意见、寻不是、过不去？和人家市委常委比高低、争长短、摆资历？那我这个局长还想不想当？往远里说，咱老省长在玻管局工作时，多少人做过他的上级？他在局里做副科长的时候，钱亦多还给他做过科长。钱亦多在咱局里退休时，是业务三科的科长。这个同志当了差不多三十年科长！莫非钱亦多能跑到省里去找省长，提出让他钱亦多也当两天省长？前些年钱亦多是去省里找过省长，可他找省长是为女儿的事，女儿在一玻下岗后找不到工作，省长写了个条子，市里将他女儿安排到了市政府无委办——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老省长这人还是念旧情，要不咱们玻管局的一个科长，离人家省长有多远——恐怕差不多有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远呢！”
当年骑着驴吟哦的贾岛在路上碰到骑着马的韩愈，两人便勒住驴头和马头，一个在驴上一个在马上“推敲”了一番。阎局长说，我阎水拍若是韩愈，怎么也得找个贾岛“推敲”吧？若牛望月也骑着一头瘦驴赶来，撵着缠着要和我“推敲”，我能搭理他吗？当年西门庆倒有十大弟兄，可除了一个应伯爵，那孙天化、祝念实、云理守、吴典恩一干人等，关键时刻哪一个能派上用场？按阎局长这种说法，倒仿佛余朱姬牛是孙祝云吴似的，陈奋远自然是应伯爵，或者就是贾岛，因为在玻管局这些年，阎局长只和他“推敲”。
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发现阎水拍局长这种气魄确是余宏进他们所不及的，难怪他虽只有一手一足，却常常迫使余朱姬牛落荒而逃。有时候那几个在一块儿鼓捣，为提拔某一个人和阎水拍局长较劲儿，眼看他们几个占了上风，阎水拍局长这回要栽了，可一夜之间，阎水拍局长突然扭转被动局面，大获全胜。一次他们为提拔瞅中的某一个人，逼阎水拍局长召开党组会，恰好那次陈奋远副局长去南方考察，若召开党组会研究，连个接应阎局长的人也没有。阎局长这一代人青少年时期正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度过，除读过“三红一创一歌”（《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这几本小说外，对“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也略知一二。阎局长看过老舍的《茶馆》和《骆驼祥子》，对这位平民作家心存敬意。也听说过老舍的一则掌故：曾有一赵姓编辑向老舍约稿，约稿信只有简短的八个字：“老赵被围，速发援兵；”老舍回信：“将军莫慌，末将来也！”——可今天“老阎被围”，援兵却在千里之外——“末将”陈奋远一时半会儿哪里就能拍马赶到。英格兰西北部的莫克姆湾海滩被称作“魔鬼海滩”，该海滩涨潮的时候，潮水比人跑得快得多，不少在海滩捡拾贝类者被潮水“追杀”，生生吞没！陈奋远就是变作魔鬼海滩的潮水，也不可能瞬间从南方越过大半个中国漫涌到玻管局，帮阎水拍吞掉余朱姬牛那几个惹人讨厌的家伙！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啊！阎局长心里恨不得将那几个家伙碎尸万段，脸上还得做出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情。他在心里感叹：难怪在行政机关磨炼得久了，必须耍一些阴谋诡计——如果我老阎是一颗鸡蛋，要想不被别人吃掉，就只能变作一个坏蛋！阎局长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像诸葛孔明那样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余朱姬牛不知老阎已有应对良策，在那儿急赤白脸催逼得紧，这天上午相约来到阎水拍局长办公室。当时余宏进和姬飞坐在两个单人沙发上，阎局长套间外面的办公室只有这两张沙发。朱锋进来晚了一步，干脆跑进阎局长里间的卧室拉出一把椅子，像当年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前坐在卖唱的金老父女所住旅店门前一样，“打横”挡在了阎局长门口。这样就对阎局长形成包抄之势。偏偏在这之前一天，牛望月出差回来，拿着一沓假票据让阎水拍局长签字报销。阎局长有一个原则，假票据在千元以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签字准报，若在千元以上，就会委婉地指出来，并不予报销。那天牛望月也太过分了一点儿，竟开了差不多有三千元的假发票。局里报销条据，首先须办公室主任赵有才审核，阎水拍局长给赵有才叮咛过，把关严一点儿，不要让假票据流到他这儿来。赵有才审核下面同志的票据还算严格，可审核几位局领导的票据，就拉不下情面。每次只在票据封面的左上角写一行小字：已核，请阎局长批。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核”！这一点阎局长对赵有才很失望，觉得这人有权不会用。在这一点上，阎水拍局长觉得赵有才就是不及马方向，甚至不及鱼在河。看来，赵有才就像三国时期的马谡一样，“不可大用”。由于赵有才的失职，那天只能由阎水拍局长扮黑脸，将牛望月的假票据挡了回去。牛望月脸上挂不住，生了一晚上气。第二天上午也便比朱锋稍后一步拍马赶来，也拉了一把椅子，也像鲁提辖那样挡在阎水拍局长门口。朱牛两人一左一右形成钳制之势，让阎老头儿插翅也难飞出去。
那天四个人像东格陵兰寒流一般掩杀过来，团团围住阎水拍局长，逼他召开党组会。阎局长一见这阵势，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同意开会。他对这四个傻瓜说，本来上午就可以开，可偏偏有才同志不在，那就定在下午三点吧，下午三点准时开会，谁也不准缺席。望月你一会儿让鱼在河给赵有才打个传呼，通知他下午召开党组会的事。那时虽然还没有手机，可已有了BP机。局里的六位局领导和赵有才主任一人腰间别着一个，就像当年贺龙或者陈毅腰间别着的那支小手枪。阎水拍局长刚说完这番话，有人敲门，敲门者是鱼在河。小胡那天有事请假。早晨一上班，我就去老乔那里取来局里给阎局长订阅的三份日报：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省日报，一份市日报。我将报纸给阎局长送进去时，恰好瞧见了余朱姬牛围攻老阎那副阵势。当时阎局长刚破阵，但还没有走脱，正担心若不尽快脱身那几个家伙翻转怎办，思谋着怎样赶眼错就走出办公室，见我进来，宛若遇见救星一般，眼睛一亮，立即从宽大的办公桌前站起身，从我手中接过报纸，将三份日报卷成一个小卷儿在办公桌的桌沿上敲了一下，对那几个人说：“那就这样吧，我还要到市委组织部长那里去一下。”说着俯身到办公桌前拨了几个号码，冲话筒喊：“部长吗？我阎水拍，我马上到你办公室来向你汇报工作！”
阎水拍局长挂了电话，拿着那个报纸卷儿突出重围，脚步轻捷地向门口走去。朱锋和牛望月急忙拉开挡道的两把椅子，我们大家鱼贯而出。我记得当时离开阎局长办公室时，我走在最前边，牛望月、朱锋和阎局长紧跟着我。出门时牛望月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鱼，你现在给有才打个BP机，就说阎局长通知，下午三点局里开党组会。”牛望月说完，我把眼望阎局长，阎局长拿那个报纸卷儿在我肩上敲了敲，笑着说：“就是，你马上给有才打电话，通知下午召开党组会的事！”当时一队伍人已出了阎局长的门走在走廊上，因我走在最前边，牛望月给我吩咐完，我扭头用眼神“请示”阎局长时，眼里的余光恰好看到走在最后面的余宏进和姬飞正满脸狐疑地从阎局长门里走出来。阎局长此时尚在给他俩吃定心丸，回头对余宏进亲热地喊：“宏进，把我门带上。”随即又将目光移到姬飞脸上，叮嘱仍然面露狐疑之色的姬飞说：“姬主席，下午开党组会你可记着，可别钓鱼去了啊！”姬飞喜欢钓鱼，是我市“钓协”的副秘书长。
那天下午三点的党组会当然没有开，因为阎水拍局长突然生病了。阎水拍局长这次病的不轻，据说很“重”，在家里躺了半个月。半个月后，陈奋远副局长从南方考察回来了。陈奋远副局长那天一下飞机便直奔家里——不是自己家里，而是阎水拍局长家里。陈奋远局长一进门，你猜阎水拍局长怎么说？他有点凄楚地对陈奋远副局长说：“奋远啊，你不在这一阵儿我可受苦啦，那几个家伙把我逼回家里来了！”接着阎水拍局长向陈奋远副局长大致介绍了被逼经过。当时是夏天，那时阎局长家还没有装空调。阎局长穿一个大裤头，手里摇着一把大蒲扇，介绍完被逼经过后，突然扑哧笑出了声。他对陈奋远副局长说：“奋远你说是不是几个傻逼？那天他们摆出那副阵势围追堵截，如果换作你我，他阎水拍老头儿往哪里逃？插翅也难逃！玩什么金蝉脱壳？几个人脑子里都进了水，他们当时只是逼我定开会时间。如果是你我，当时就提议开会！赵有才不在？赵有才又没有飞到月球上去，他不过是到市政府送一份材料去了。让鱼在河给他打个ＢP机，十分钟就回来了。何况那天组织部长并没有叫我，我当时逗这几个家伙玩儿，随意在电话机上那么一拨，抓起受话器就说话——不是和部长讲话，是和电话听筒讲话，可这几个傻家伙却没看出来。如果他们当时把赵有才叫回来，我有什么理由不开会？”
结果可想而知，阎水拍局长再次变被动为主动，第二天他和陈奋远副局长谈笑风生来局里上班，就如穆桂英得胜回朝一般。那几个人缩着脑袋躲在办公室里，霜打了一般，当下蔫了！
所以局里搞民主测评，若火候不到，时机不成熟，阎水拍局长会无限期地拖延时间——不召开民主测评大会。而在这段时间里，阎局长会每天找一两个同志谈话。这种时候阎局长不一定只找女同志，而是男女同志一块儿找。比如上午找陶小北和鱼在河同志，下午会找冯富强和李小南同志。阎局长先会关切地询问在局里工作顺利不顺利？对局里工作有何建议？家里有没有需要局里帮助解决的困难？这些问题询问完，阎水拍局长就会拿起一张本省的日报遮住脸，漫不经心地询问同志们对赵有才同志有什么看法和反映没有？若被询问者说赵有才同志是个好同志，同志们对他没有什么看法和反映时，阎局长就会移开手中的日报，露出脸和蔼地对被询问者说：“有才同志工作不错，人品也不错，局里最近准备使用他一下，适当的时候搞搞测评。”此时被叫来谈话的人很快领会了局长的意图，忙说：“我们都会投他票的，提拔他是众望所归嘛！”阎局长便会满意地点头，甚至会站起来拍拍你的肩膀勉励你好好干，并认为你将来是很有前途的，会像赵有才同志一样有前途。阎局长这样说的时候，被询问者心里就会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仿佛阎局长正拿着一个充气筒给一颗皮球打气，一会儿这颗原本瘪瘪的皮球就被打足了气，转身很饱满地离开了局长办公室。因为刚打过气，走路的步子都一弹一弹的。
阎局长就这样给全局大部分同志充足气后，心里有了底，然后便会选个时间，突然通知召开民主测评大会。
可现在摆在阎水拍局长面前的难题是，赵有才和马方向都是阎水拍局长的人。在八个科长里，这两个人是最支持阎水拍局长工作的。赵有才若是猪八戒，马方向就是沙和尚，总是围拢在阎局长身边，一个忠心耿耿挑着担，一个尽心尽力牵着马。手心手背都是肉，阎局长恨不能把沙猪二人同时提拔起来，而将余朱姬像拔地里的萝卜或者挤脸上的粉刺一样拔挤一个出去。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若赵有才和马方向同时成为局级领导，再将余朱姬拔挤一个出去，局里这个七人班子就会呈现出这样的局面：至少有三个同志总是支持阎水拍局长（陈奋远、赵有才、马方向），另外一个同志摇摆不定（牛望月），反对派只剩下两个人。这样阎水拍局长的工作就要顺当得多，心情也要好得多，谁还会再联手到阎局长这里来逼宫？
拔了萝卜地皮宽，挤出粉刺脸皮光。阎局长真还有过“拔萝卜”和“挤粉刺”的心思。一次去和组织部长探讨，能不能将局里现在的领导调一个出去？比如到别的局做副局长，或到县里当副县长。部长赶忙摇头，让阎水拍局长趁早打消这个念头。组织部长说：“现在的玻管局可不是当年的玻管局了，那时玻管局的干部都是宝贝，输送到哪里哪里抢。现在谁抢？硬塞都没人要！”组织部长接着说：“给你们局增加一个副局长职数，都是破了例的，再不可提别的要求，要体谅组织上的难处。”
阎水拍局长这才死了拔萝卜和挤粉刺的心，一天到晚思谋该在两个同志中提拔哪一个。考虑了几个月都拿不定主意，最后只好放出风：搞民主测评，谁票数高谁上！ 《背叛》吴言
第十二章
赵有才主任和马方向科长开始拔河。
两个人向相反方向扯一条绳子，哪边人多，就会扯哪边去。
在这次拔河比赛中，局里的几十个同志都将成为参与者。每个人都必须下场使劲儿扯住绳子——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那些天，局里的同志们在外边饭馆里“聚”得次数明显多了起来，聚的人也在不断地变化。局里这些科长，每人都有几个关系特别近的人。在我们办公室，冯富强一直紧跟赵有才。这天下午刚上班，我和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陆续走进办公室，冯富强来的晚一点儿。冯富强来了后，先到赵有才主任办公室去了一下，然后才走进大办公室，笑着对我们几个说：“今天我请大家吃饭，小北主任，还有小南，肯不肯赏光啊？”冯富强过去称陶小北“小陶”、“小北”，自从那天陶小北在他办公桌前端详着吴小丽的彩色照片，说吴小丽总是“向上看”之后，他就开始称陶小北“小北主任”。这个四字称谓大有讲究，前两字显出亲切，后两字显出恭敬。比如我们称“小平同志”，就是一个道理。
接着冯富强又转向我：“还有你，鱼在河，肯不肯赏光？”
此时李小南问：“赵主任去吗？”冯富强答：“主任当然去！”李小南说：“那我也去！”冯富强又问陶小北：“小北主任呢？”陶小北冲我笑着说：“鱼在河去我就去。”冯富强笑着打趣陶小北，说：“那鱼在河不去你就不去啦？莫非鱼在河比赵主任面子都大？”陶小北也笑着回敬冯富强，她说：“冯富强你可别挑拨离间，今天是你请客，不是赵主任请客，赵主任请客我当然去！你请客嘛，就要看我想去不想去啦！”陶小北对冯富强说话，总是这样绵里藏针。一次她悄声对我说：“对这种人，就得时时刺着他！你不刺他，他反过来拿针刺你！”当时是冬天，办公室暖气不足，有点冷。陶小北双手插在裤兜里，眼睛瞅着桌上的一本翻开的书。一会儿，她的眼睛又从书页上移开，望着我继续“总结”冯富强，她说：“你别看他成天笑嘻嘻的，是一只毒蜂呢！不留心就会在你脖子上蜇一口。你先敲打敲打他，他就会变作一只酿蜜的小蜜蜂，成天在你耳边嗡嗡叫，连声音都像酿的蜜一样，甜腻腻的。”
陶小北分析的一点不差！那天她刚“敲打”完冯富强，冯富强的声音如她所说，立马变得像蜂蜜一样“甜腻腻”的。当时他口里接着陶小北的话茬儿，一张在那一刻变得像女性般妩媚的笑脸却转向我说：“那今天的中心人物成鱼在河啦？怎样，在河去不去？表个态，你后面还跟着一个林妹妹呢！”他说到“林妹妹”时又讨好地看陶小北，那张胖乎乎的脸就像一面腰鼓的两端，我和陶小北手里若各拿一个小槌，完全可以这个伸手敲一下，那个伸手敲一下，好玩儿！
我原本一直低着头看一张日报，此时抬起头说：“当然去！”陶小北正笑吟吟地看着我，见我表态，她再次重复那句话：“鱼在河去我就去。”好像我和她是一对棒打不散正欲私奔的情侣。我若是汉末庐江小吏焦仲卿，她就是焦妻刘兰芝似的。
那天吃饭除我们室里的同志外，还有别的科室几个同志。我一落座就明白了：别的科室这几个同志都是平日与赵有才走得近的。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一边猜拳喝酒。一餐饭席间，若有一个靓女，男同志便会普遍兴奋起来；若有两个靓女，大家便都有一种做了皇帝的感觉，目光里就有了一种“君临天下、宠幸妃嫔”的味道，身子遽然间轻飘飘起来，仿佛真已乘上了龙辇。
与陶小北、李小南在一起吃饭，如同饭桌上插了两朵娇艳的花，令人赏心悦目。悦目是指你只要看看这两个妙人儿，心里便觉得十分舒坦。一会儿你觉得不太舒坦了，看看其中的一个，又会舒坦一会儿。再过一会儿又有点不舒坦了，赶快再看看另一个，心里又会觉得十分熨帖。这两个小蹄子就像一个幸福的父亲生出的一对双胞胎，正是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惹得人总想抱一抱。刚将这一个抱起来，在她肉乎乎的小脸蛋上亲一下，那一个便哇哇叫。赶忙放下这一个，将另一个抱起来再亲一下。最后干脆同时抱起两个一阵狂吻。
在酒桌上与陶小北、李小南进餐，总会让你从悦目开始，以赏心结束。这俩妮子的一颦一笑会像那种潺潺流水一样渗入你的心田。一张白纸，被风儿一吹，轻轻地飘进一盆净水里，这张白纸便会像少女的心扉一样慢慢被洇湿。与陶小北、李小南相处久了，感受着她们轻盈的气息，不会有哪个男人的心不被洇湿。
我发现那天那些男人们十分有趣。趁着酒劲儿，不停地将目光落在两个美女脸上。那目光就像喝饱了血的蚊子，停在那两张俏脸上就懒懒得不想动了，可又不能不动。只有她们的老公才可以当这个懒蚊子，每天夜里将她们搂在怀里，一搂就是八个小时，甚至八个小时以上，想怎么看那张脸就怎么看。他们甚至可以在被窝里拿一面镜子，挤在一起往镜子里看：于是镜子里便会有两张脸。我和柳如眉就这样看过。虽然柳如眉没有陶小北和李小南好看，但看久了也不难看。柳如眉是那种初看很平常、看久了却特别耐看的女人。有些女人初一看十分好看，看久了却一点也不好看了。而陶小北和李小南这俩妮子却是那种初一看很好看，看久了更好看的女子，难怪这么多人为这俩小妖精神魂颠倒。
所以我更相信未调到玻管局之前听到的那个有趣的笑话了：将某个女同志一大早叫到办公室只是为了“看一看”的，一定是阎水拍这个老头儿。只是我不知道他叫的是陶小北还是李小南？
那天出席饭局的，共是十一个同志。九个男同志中，四个为一组，共分作两组。第一组沿顺时针方向，先看完陶小北再看李小南；第二组沿逆时针方向，先看完李小南再看陶小北。如同某部电影中的两颗探照灯，这一颗负责由这边向那边扫，那一颗负责从那边向这边扫。又好比战争年代我军派到敌后的两支小分队，这一支从这边向那边穿插，那一支从那边向这边迂回。
八个男人的八束目光像电脑扫描仪一般轮番在两个美女脸上扫描，第九束目光——第九个男人的眼睛看到哪里去了？看天上去了？看地下去了？看窗户外面去了？还是看自己的手指甲去了？
第九个男人是我，我的目光既没有看天上去，也没有看地下去，更没有看窗户外面和自己的手指甲，而是看到那八个男人的脸上去了。我强迫自己不看或少看陶李二美女，可我的目光总得有个着落，于是就打量八个看陶小北和李小南的男人，从他们的表情和眼神中“折射”两美女可爱的姿容。正如小时候拿一面小镜子和小伙伴玩，并不直接对准小伙伴，而将炽热的太阳光“折射”到小伙伴脸上，晃得他们睁不开眼睛。
有一个男人看陶小北时，见陶小北的目光在他胸前瞟了一眼，急忙低着头将松松垮垮的领带结推上去；有一个男人瞟了李小南一眼后，赶忙摘下眼镜用湿毛巾擦了擦油腻腻的脸；有一个男人趁大家不注意，拿餐巾纸俯下身子快速地擦擦皮鞋——他的皮鞋落满了尘土，像一个刚从建筑工地打工归来的民工。他担心一会儿饭局结束时被陶小北和李小南瞥见。品位高雅的女人特别善于发现男人不雅的细节：狼吞虎咽地用餐，在公众场合毫无顾忌地打喷嚏，喝咖啡像喝矿泉水，走在街上随意丢弃手中喝空的易拉罐，在餐厅就餐时旁若无人地大声讲话，或者像日本作家金子洋文那样时不时舔嘴唇，宫地嘉六那样动不动搔头发，胜本清一郎那样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指挖鼻孔，如此种种都会让陶小北和李小南这样的淑女皱起小眉头，她们的心会在瞬间与你疏远。而让她们瞬间与你亲近起来，也一定是一些细节。女人对细节尤其注意，因为她们总是像小孩一样睁着一双单纯的大眼睛看待这个大千世界。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林肯颁布的解放黑奴宣言不一定会引起她们的兴趣，可若在角落里发现一只老鼠，她们却会惊叫起来。而男人恰恰相反，总是善于发现一些宏大的东西，比如那个名叫哥伦布的男人，他发现的就是一块新大陆！
那天聚餐，我至少发现一个男人专程去包间外释放了某种气体。若没有陶小北和李小南，这个粗俗的家伙会当场把那个屁放出来，亚莫尼亚气体熏得我们头皮都会发麻。
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脸上突然升起一层红晕，升起红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另一个男人讽刺挖苦了他，或者揭了他的隐私，因为陶李在侧，他的脸便突然发红。二是他偷窥陶小北时，这妮子突然逮住他的目光并调皮地冲他扮了个鬼脸。他猝不及防，没有接受这个鬼脸的准备，脸便红了。或者陶小北故意多情地用眼波撩拨了他一下，他不会反撩拨，于是脸红了。如果陶小北这小妖精用目光撩拨我，我当然会反撩拨！可令我着急的是，我却不能与这小妖精交流目光，互相用眼波撩拨来撩拨去。
成年男女沟通情感，主要使用眼睛。只有初恋时的少男少女才主要使用语言——并且大量使用废话。男人和女人若用眼波互相撩拨，相当于两人合力拉一个炉膛边的风箱，拉得越欢炉里的火越旺。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在清澈的溪边玩水，并招手让另一个男孩子和她一块儿玩——陶小北若给我递眼神，相当于这女孩向那男孩招手。男孩若跑过去，两人蹲在小溪边一个用左手往右边撩，一个用右手往左边撩，小女孩保准乐！一乐就会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可那男孩子当时正准备上山砍柴，不能与女孩蹲下身撩溪水，小女孩于是不高兴地噘起了嘴。
我若是那个上山砍柴的男孩子，陶小北就是那个玩水的女孩子。
我那天始终不看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为达到让她们“噘嘴”的效果，我是有意要冷了这俩妮子的心。
我到局里工作半年来，已自傅粉墨，成功地扮演了一个“鱼在河”的角色。仿佛一个衔命打入敌人营垒中的地下工作者，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这个鱼在河是这样一个人：除能写点行政材料，再无别的能耐。没有主见，有时甚至顾此失彼，简直像杨万里那两句诗所言：笑杀槿篱能耐事，东扶西倒野酴醿。会上讲话语无伦次，下来与人闲谈略显结巴（而我站在袁家沟中学的讲台上曾有过多么流畅的表述！）。我吃惊地发现，半年后我竟真有点结巴了！而这个家伙惟一的一技之长也不是尽善尽美，写材料也出过错。有一次我甚至故意将一份材料写得质量很差，并且像老师批评学生常说的那句话：“错别字连篇”，让阎局长在全局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我。当然我很快又写了几份“顶呱呱”的材料，阎局长又在全局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局里的同志对我不以为意，忽略我甚至遗忘我！
周瑜打黄盖的故事尽人皆知，打在黄盖身上，疼在周瑜心头。本真的那个鱼在河若是周瑜，玻管局这个鱼在河就是黄盖。当我举着鞭子一下一下抽在自己身上时，心里是多么难过和不忍啊！
我深知，我在局里还没有任何资本和根基，就像那种打入革命阵营的特务，现在还处在“潜伏期”，不能四处出来活动，以免被人抓获。
半年下来，我发现我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包括那些工勤人员也不在乎我。有一次通信员小胡甚至在大办公室摸了一把我的脑袋后夸张地学我说话：“鱼、鱼、鱼在河，你、你、你说陶小北和李小南哪、哪、哪个更漂亮？”我当时竟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一边微笑着看小胡，一边在心里说：“你将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看老子将来怎么收拾你！”——我吃惊地发现，我已能做到像刘备那样，喜怒不形于色！
反过来我却对每一个同志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友善，尤其是那些在局里不受重视的人。有一次传达室老乔给阎局长往楼上搬一大纸箱世界名著。阎局长办公桌后有两个巨大的书柜，里面除邓小平文选和一些领袖人物的传记外，还有很多世界名著。新华书店只要有新出的名著到货，就会给阎局长打电话。阎局长就会说，搬过来放传达室吧，交给门房老乔。老乔毕竟快七十岁的人了，每次往阎局长办公室搬这一箱箱世界名著时，吭哧吭哧显得很吃力。我们局一些人奇怪得很，比如冯富强、小胡和小牛，和老乔一块儿上楼梯时，老乔搬着书，他们空着手，可却从不搭一下手。老乔脸红脖子粗吭哧吭哧将书搬到三楼了，他们此时却问老乔累不累？要不要帮忙？老乔不吭声，将沉重的书箱放下，直起身子用衣袖擦着额上脸上脖子上的汗。老乔擦毕汗，弯下腰正准备再搬书箱，却扑了个空：书箱不见了。书箱哪里去了？原来是被“雷锋”搬阎局长办公室里去了。“雷锋”是谁呢？原来是冯富强、小胡或者小牛。有一次牛望月竟也抢着做了一次“雷锋”。那天他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摞差旅费报告单，刚从阎局长办公室签字出来，一脸喜色。由此判断，他这次虚报的差费恐怕远超过了一千元。牛望月喜滋滋出门时，小胡刚巧抱着一箱书气喘吁吁来到阎局长门口，没想到牛望月不由分说从小胡怀中接过（还是夺过？）这箱书，屁颠屁颠抱阎局长办公室里去了。这箱书若是一颗排球，二传手张蓉芳将球挑到最佳扣杀位置，此时网前同时跃起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老乔、小胡和牛望月。按照袁伟民的安排，小胡和牛望月跳起来，只是打掩护，应由郎平——即老乔一记重扣，置对方于死地。可小胡和牛望月跳起来以后，早将袁伟民的吩咐忘得一干二净，争先恐后往下抡胳膊——最后竟让最不应该扣杀的牛望月抢了先——牛望月将书抱进阎局长屋里后，还勾起一只脚将门从里面啪地关上，这样小胡就被关在了门外。小胡恨恨地站在门外擦脑门儿上的汗珠时，老乔正站在楼道口向这边张望，见小胡又被牛望月晾在了那里，老乔心生快意，心想：再让你学雷锋！再让你学雷锋！
阎局长在三楼办公，至少有五次或者六次，是我帮老乔将书搬到三楼去的。我搬到三楼后放在楼道里，让跟在身后的老乔给阎局长搬进办公室。每次老乔都会感激地冲我一笑。老头也不容易，家里生活困难，六十岁退休后，还想继续干下去，局里念其是省长时期的人，没有立即打发回家，聘用了他，这样一个月可以多拿一百元钱。当时牛望月曾去找过阎局长，想让他的一个亲戚接替老乔，被阎局长拒绝了。因此牛望月总看老乔不顺眼。有一次外面下雨，一些卖桃卖梨的小商贩为避雨纷纷跑进一楼楼道，楼道里一时像农村遇集一样热闹。恰好牛望月从楼里下来，当即板着脸将老乔训斥一顿。还有一次这些小商贩又被市容大队的人像撵兔子一样撵进楼道，恰巧又被牛望月撞见，又将老乔训斥一通，并以此为由在局务会上提出辞退老乔，阎局长又没答应。牛望月两次在局务会“弹劾”老乔都没有奏效，觉得失了面子，从此更眼黑老乔了。
与牛望月相反，我对老乔格外关照。有时没事还去传达室坐一坐——我们局里的同志普遍将老乔的门房叫做传达室。据说旧社会才叫门房，新社会应该叫传达室。
我和老乔坐着说一会话儿，老乔就会给我讲当年省长在局里工作时的一些趣事。老乔甚至告诉我，省长当年曾追过局里一个从杭州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却没有追上。这令我吃惊。难道那个女大学生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吗？连省长都看不上！要么就是林黛玉，林黛玉是扬州人。老乔没有文化，也许将扬州误记作杭州。我当时还问过老乔，我说：“老乔你说的那个女大学生是杭州人还是扬州人？”老乔反问我：“杭州与扬州不是一个州？”我看跟这老头说不清，再没有问下去。林黛玉心高气傲，将谁都不放在眼里，看不上省长也是可能的，何况那时省长还不是省长，若是省长，林黛玉看不上倒是一定的，因为她最不喜欢做官的人。可那个女大学生毕竟不是林黛玉，她能看不上省长吗？我和老乔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老乔最后的结论是：“女人眼里都没水！”
不过这个当时在玻管局做技术员的杭州姑娘的出现，还是令我遐想：难道她是一位西子姑娘吗？难道她比陶小北还可爱吗？难道还有比陶小北更可爱的女性吗？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没有的。
我在玻管局工作半年间，最大的收获就是和老乔交了朋友。有一次老乔生病住院，我买了水果点心去看他，老乔感动得厚厚的嘴唇直哆嗦，拉着我的手用劲儿握了握——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特殊任务的革命同志临别前就是这样握手的。虽然阎局长并没有派我去送鸡毛信，也没有派老乔以一个老交通员的身份护送一批领导干部过封锁线，可我们还是已经把心交给了对方。或者就像一对热恋中的男女，硬是顶着父母干预的巨大压力，在私奔的前一晚流着眼泪互相奉献了纯洁的身子。
我相信，我是我们玻管局在老乔住院期间惟一去看望他的同志。
除老乔之外，我对小虎、小马和小高也多有关照。这几个小家伙也很信任我，有什么不好给别人说的话总跑来跟我讲。他们向我讲他们的事情时，哪怕是很小的事，我也绝不敷衍，而是设身处地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这几个小家伙对我信任之外又多了一份信赖——信任加依赖，仿佛我是他们的一位大哥。
宛若一个潜伏在海底的海参，或者一只出没于北美或南亚丛林中的动物，我就这样给自己身上涂了一层保护色。我在电视里看到，海参有一百多种种类，身上的颜色无一不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还有斑马。据说斑马身上的斑马纹，可以迷惑狮子等吞噬它的猛兽的视线。夺命而逃的时候，斑马纹晃来晃去，使狮子等猛兽辨不清首尾，不至于轻易准确无误地一口咬住它的脖了。在赵忠祥主持的《动物世界》里也看到，同一种类的动物，处在气候条件完全不同的丛林中，其身上的着装——即它们的皮毛就全然不同。对这些在严寒或酷热中需生存下去的动物来说，它们身上的颜色越接近大自然的颜色，被天敌吞噬或被人捕获的可能性就越小。
我鱼在河就是这样一只在玻管局这片“丛林”里甩着尾巴走动的动物。如果这只动物不幸变作一位画家，那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美术学院找那种人体模特儿，因为我手中的画笔，总是在自己身上精心地涂抹。
在男女交往方面，我更是十分注意。《诗·郑风》里写到男女互相眷恋，有这样的句子：“岂不尔思？子不我即！”译作白话就是：难道你不想我吗？难道你不愿意到我身边来吗？如果陶小北向我发出这样的感喟，我会狠狠心负约不至。此时陶小北就会幽怨地感伤：“其室则迩，其人甚远。”——这个人的住所离我这么近，这个人的心却离我这么远！我需要陶小北发出这样的感叹，我需要局里同志的这样一种说法：“鱼在河这个人不解风情”；“鱼在河不喜欢漂亮女人”；“鱼在河这个人像那种木鸡一样呆”；“鱼在河与陶小北和李小南坐在一个办公室里，都不会向这俩美女献殷勤，这与那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有什么两样”！“鱼在河是不是‘机器’有什么问题？可过去的‘公公’还会调戏宫女呢！”
某些行政机关表面的儒雅后面，有时有着极其龌龊的一面。在这样一些机关，有一部分同志有一种奇特的爱好，那就是写黑帖子或者匿名信，而这种教科书里并没有提到的书信格式，其内容往往会从“男女关系”发韧。更令人瞠目的是，将这种文字张贴到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倒也罢了，有人却偏偏会把某男和某女的做爱过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绘制在机关厕所的木隔板上。
为了不成为这种“厕所文学”的主人公，我就得忍痛割舍这两个小蹄子！暂时的割舍是为永久地得到。就像贾平凹写的那几句诗：“走得越远，觉得离她越近；越是想她，越记不清她的面容”；“背着她的叮咛，我一直向北远行，我知道只有向前走，才能与她重逢”！
一个男人，若在年轻时不树立远大理想，必将在年老后痛悔终身！元好问在《自题写真》里有诗句云：“东涂西抹窃时名，一线微官误半生”。我鱼在河既无元好问的才干，也达不到元好问的境界，我在玻管局苦心孤诣，“东涂西抹”，就为求得“一线微官”！若我鱼在河也来个《自题写真》，那就是：东涂西抹窃时名，一线微官也高兴！当年王粲登楼，把酒临风，“境界”也没比我鱼在河高到哪里去呀！王粲恃才狂放，求官不得，才登楼遣闷，醉后吟诗赋，发牢骚，以求得官了结。我鱼在河既非才高八斗的王仲宣，也非学富五车的元遗山，怎么能听那些不痛不痒的中庸之言，四平八稳在玻管局按部就班踱方步呢！我才不会随遇而安、随波逐流呢！该争就去争，该抢就去抢——不争白不争，不抢白不抢！我才不会听那些泛泛之论、劝诫之言呢！——诚如诗圣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言：“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对那些劝我不争不抢、顺其自然的庸俗之论，我鱼在河只能当做东风吹马耳！我必须以超常的毅力，坚忍不拔地去追求我的玻管事业！为了对得起父母亲的养育之恩，为了让他们不再遭受袁长鸣的欺凌，为了扼住袁长印的喉咙，为了让袁长有不再因为一条狗而埋怨我，我必须这样做！正像刘索拉写的那篇小说：你别无选择！
我鱼在河本非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秉烛达旦的关云长，面对陶小北和李小南，我也有心旌摇荡的时候，但我用坚强的革命意志抑止了这种摇荡。我在一部革命题材的影片里曾经看到过这样感人的情节：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地下工作者，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不得不假扮夫妻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了纯洁的同志关系，直至英勇牺牲也没有做爱。与这两个地下工作者相比，我这点克制算得了什么！我和陶李二美女只是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远没有达到像地下工作者那样睡在一张床上的程度。
而我的这种克制，将为我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局里的同志们因此会对我产生好感，尤其是那些男同志。男人普遍反感甚至敌视那些风流的同类，有时他们恨不得共同拿一条棒子将这样的同类几下敲死。这些男同志中就包括可敬的阎水拍局长。他见我不好色就会对我表现出一种兄长般的信任。虽然他十分好色，但一个好色的哥哥总会板着脸孔教导弟弟不要贪恋女色。如果我一天到晚在那间大办公室里与陶李俩妮子调情，传到阎局长耳里他就会很不高兴。而他老人家若不高兴了，我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这就是我割舍陶小北和李小南的全部理由！
那天聚餐结束前，冯富强点破了主题。他端起一杯酒对大家说：“最后还有一句闲话，赵有才主任这些年对我们很关照，有才主任若需要大家支持时，大家可得记着他！有才主任进步了，我们大家也吃不了亏！”
冯富强说着将这杯酒一饮而尽，其他几个男人也一饮而尽，我也一饮而尽，并将酒杯用力在大家面前照了照。陶小北和李小南从不饮酒，此时她俩已经站起身，在那儿笑模笑样地看着我们。尤其是陶小北，这小蹄子仿佛能看穿我的心思。她看我的目光就像在商店选购一件时装：一边漫不经心地打量，一边刻意地挑剔——莫非这妮子想将我穿在身上？ 《背叛》吴言
第十三章
随着民主测评的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必须尽快做出选择：自己的一票投给谁？
我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其实我早已做出了决定，将神圣的一票投给赵有才主任。
赵有才主任提拔为总工程师，陶小北当办公室主任，就会空出一个副主任的位子。据说阎局长在向市委争来这个副局长名额的同时，还向市政府编制办公室争来两个副主任科员的名额。这就意味着，我们局十三个科员中，这次要提拔三个人：一个副科长，两个副主任科员。
在局办公室的十二个人中，有三个人这次都有希望上一个台阶，这三个人就是：冯富强、李小南和我。
局里提拔三个副科级，不可能都放在办公室，但办公室是八个科室的“领头羊”，因其位置特殊，在办公室提拔一个是必然的，提拔两个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就像几匹被牵到赛场的马，各具优势，各有所长。
我的优势是，学历最高，具备提拔干部“四化”中“知识化”这一条；所处工作岗位比他们重要（在行政单位，写材料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因这些单位的成绩主要是靠“写”出来的。我们阎水拍局长常说：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写得好）。
我的劣势是：我的局龄——即在玻管局工作的时间比他们短。
冯富强的劣势是：以工代干的帽子刚摘掉；没有提拔干部必须具备的“大专以上学历”。虽然上了市党校的在职大专班，但再有半年才能毕业。
他的优势是：掌握局里近年来部分人事机密。
掌握某种秘密很重要。《围城》里的侍者阿刘，不就是在方鸿渐床上捡到三只鲍小姐的发钗，伸手就讨来三百法郎。冯富强若像阿刘那样，向阎局长伸出手来，阎局长总得往他手心里放点儿什么。
李小南的劣势是：她是一个女同志。在行政机关，女同志的提拔一般放在男同志之后。并且她目前不是党员。虽然副科长、副主任科员并没有规定必须由党员担任，但实际操作中党员总是优先考虑的。
据说赵有才主任当初提拔做办公室主任时，另一个资历、能力和他不相上下的副主任就败在不是党员这一条上。局务会讨论时，大家各持己见，连一向心中有数的阎局长也拿不定主意了，就像这次提拔赵有才和马方向拿不定主意一样。当时那两个人就像两根“个头”一样高矮、颗粒又一样饱满的玉米棒子，大家拿在手里比画来比画去，不知该先煮哪一根吃？又像两个斤两完全相同，包括皮上的花纹都完全一样，并且都熟到了的西瓜，大家用指甲盖将这个敲一敲，将那个弹一弹，就是不知该先将哪一个一刀剁开？最后还是陈奋远副局长一句话提醒了阎局长。陈奋远副局长说：“某某同志不是党员啊！”犹如在某根玉米棒子上发现缺了一粒小指头肚大的玉米豆儿，或者在某颗西瓜皮上发现了一个比筷头略小一点的斑痕。因这一点“缺陷”和这一点斑痕，赵有才的竞争对手被淘汰，他才得已脱颖而出，做了局办公室主任，为今天的再次升迁打下了基础。
因此是不是党员还是挺重要的。就像七十年代公社革委会要在某村两个复员军人中选择一个担任生产大队长，两人条件再次不相上下时，公社革委会主任皱着眉头对着两个同志的“革命工作简历”想半天，突然眼睛一亮，将手指头戳在其中一个的名字上面说：“这个同志在部队负过伤嘛！”于是这个缺一条胳膊的幸运的家伙便像那个没有斑痕的西瓜和没有缺陷的玉米棒子一样被选中。从此不用下田里劳动，披一件不佩领章洗得发白的黄军衣，一只空袖子在扛着铁锨下田劳动的社员们艳羡的目光中甩来甩去，抽着一锅烟，蹲在村头的槐树底下嗅着槐花的香味吆五喝六。
“是不是党员”和“在部队负过伤”原来是一个级别，关键时刻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
李小南的优势是：她担任局里的出纳员，知道局里全部的财务秘密。局里每年要花几十万元钱呢！支出这些钱的所有条据都要经过李小南的手。
我们三个就像那颗皮肤上都有点斑痕的西瓜，在这次竞争中呈现出势均力敌之势。三人各怀心思。李小南若是那种“怀春的少女”，我和冯富强即为“烦恼的维特”。即使晚上睡在床上，也会扑闪着眼睛思念着我们共同的情人——阎水拍局长。我们虽然会为博取阎水拍局长的欢心而争风吃醋，但有一点是有默契和共识的：在赵有才和马方向的角逐中，都会将自己的一票投给赵有才主任——只有赵有才提拔了，我们上一个台阶的可能性才会增大！
我们三个最终提拔谁，阎水拍局长也会搞民意测验。但民意测试只是一个幌子：阎水拍局长心里想提拔谁，在搞民意测验前会找同志们谈话的。因提拔的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副科级干部，阎局长不会大动干戈，挨个找局里的同志们谈话，这次谈话的范围会缩小——只给几个科长和信得过的副科长谈。阎局长会对他们讲：“每个科长都要把握好自己科里的局势，充分体现组织意图，不要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这也是考验你们这些科长领导能力和协调水平的一次机会！”当科长们都表示已领会了“组织”意图时，阎局长最后还会再强调一句：“总之要把这次测评工作当做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完成好！”
阎局长笑眯眯地对科长们这样一说，大家下来就会找科里的同志分头谈心，含蓄地透露一点儿组织意图，有时甚至会施加点儿压力。科长们之所以大都会认真落实阎局长的暗示，是因为阎局长有言在先，哪个科出了差错和纰漏，赵有才和马方向提拔之后，再若在科长中选一个“赵有才”或“马方向”时，选到这个出了纰漏的科长，阎局长就会淡淡地说一句：“这个同志控制局面的能力差一些！”就这样淡淡一句话，“这个同志”就算玩儿完了，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由重要科室调整到不重要科室，甚至突然会由科长降为主任科员：不是讲干部“能上能下”吗？主任科员也是“正科级”，各种待遇和科长一样，只是没有“领导”职责。
这种调整其实是阎局长给你的一个“窝心脚”，或者就是那种给你看看的“颜色”。科长和主任科员是一个级别，“正处级调研员”和阎水拍局长也是一个级别，“正市级调研员”和市委书记市长还是一个级别呢！级别虽相同，权力却有天壤之别。皇帝的妃子，一个百般受宠，皇帝为她甚至不愿上朝，春从春游夜专夜；一个却被打入冷宫，成天以泪洗面。同样是妃子，“级别”一样，可享受的待遇却全然不同：一个可以陪皇帝上床，一个却连门都进不了——在玻管局，要想享受陪阎局长“上床”的待遇，那就得在搞民意测验时按阎局长的“意图”办事——是科员，就得一个人按“意图”办事；是科长，就得带领全科大多数人按“意图”办事。
在我们玻管局，包括整个市县两级行政机关，没有哪个人愿意被打入冷宫，大家都摆出千姿百态，百般邀宠。有的人露出乳峰对局长说：看我的乳房多饱满；有的人撩起裙摆说：看我的大腿多性感；有的人捋起衣袖说，看我的胳膊多白净。还有的人乳房并不饱满，大腿并不性感，胳膊也不白净，心里一着急，干脆蹲在局长面前，像短跑运动员在起跑前呈“各就位”姿势一样，局长一发令，“刷”就窜了出去，然后气喘吁吁跑回来对局长说：看我跑得多快！
后来我才体会到，我们阎水拍局长虽然个子很低，却是一个老练的职业革命家。总结一下这个老同志的特点，应该是：面容很和蔼，握手很给劲；待人很亲热，语言很甜蜜；做事很厉害，心里很毒辣。他整人从来不动声色，甚至会一边整你一边笑眯眯地拍着你的肩膀鼓励和表扬你。难怪六位局级领导里虽有三位“凡是派”，阎局长仍然大权在握。在我们玻管局，他思谋好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他整人就像那种内功十分好的武林高手，轻击一掌，你便五内俱焚，肝胆已破。打着马驹驴颤。阎水拍整人只是让你心里难受，却难以说出口。就像晕车的感觉，脏器里翻江倒海，却吐不出来。即便停车蹲在公路边“哇哇”地呕，也只能泛出几口酸水，胃里仍然十分不舒服。
获知阎局长手段如此高强，我不禁为自己刚调到局里来时在阎局长面前刻意缩小目标、降低姿态的做法暗感庆幸。我个儿高，阎局长个儿低，若我像那个半吊子宋蕙莲那样，将自己的鞋套着潘金莲的鞋儿穿——在阎局长面前挺直胸脯，让阎局长半仰着脑门儿和我说话，能有我的好果子吃？宋蕙莲套着潘金莲鞋儿穿，是《金瓶梅》这部小说十分精彩的一笔！由于西门达的儿子西门庆错误的审美倾向，导致众多美女争着比脚——比谁脚小。潘金莲固然有一双令西门庆无比喜爱的小脚——要不她何以叫“金莲”！可强中更有强中手，偏偏又出了个宋蕙莲。几个美女花里胡哨逛灯会，这宋蕙莲竟借了潘金莲一双鞋子穿——将潘金莲的新鞋套在她的旧鞋上。逛灯会时走两步就让大家等等她，原来是潘金莲的鞋子太“大”，套在宋蕙莲鞋上松松垮垮的，走两步鞋子就掉了，她要停下脚往起钩鞋。这半吊子宋蕙莲以为傍上了大款西门庆，就可以和潘金莲一争高低。她也不想想，她怎么敢套着潘金莲的鞋儿穿？潘金莲是心胸何等狭窄之人，且又何等心狠手辣，害死人还看出殡的，宋蕙莲这不是寻着送死吗？果没几个回合，宋蕙莲便被潘金莲逼得上了吊——兀自把那双小脚吊在半空中骨碌碌转。你说她用一根绳子吊在那儿，脚再小又有何用？宋蕙莲的自不量力告诉我鱼在河一个浅显的道理：万不可拿自己的长处去烛照领导的短处——如果你并不想抹脖子上吊的话。
作为玻管局一个小小的小干事，我鱼在河当然不会和阎局长比高低，也不会像宋蕙莲那样套着阎局长的鞋儿穿，而会迈着小碎步紧跟在阎局长身后。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领导去精神病医院视察，正慷慨陈词，一个病人对另一个病人说：他真的比我们病得厉害，怪不得全院的医生都跟着他呢！在我们玻管局，阎局长就是这样的领导，无论他讲什么，无论他走到哪里，我们局里的全体同志都会像那所精神病院的医生那样簇拥着跟在他身后。局里的科长们即使心里对他有意见，可见了他仍得呈上一张妩媚的笑脸，开会时仍得拿个小本认真地记。阎局长吩咐某件事，仍得小跑着去办。谁都怕他哪天突然心血来潮，童心大发，蹲在局里撒一泡尿和尿泥玩。
“和尿泥”是阎局长在局里工作十年来最大的爱好。市编制办公室给局里批了八个科室，科长、副科长十六个职数。阎局长一不高兴，就会将科室打乱，拿在手里揉，然后重新捏一个形状出来。比如八个科室原是业务一科一直到业务七科，外加一个办公室。由一科到七科，有点像旧日的官僚，娶了七房姨太太。若局长是西门庆，一科就是吴月娘，二科是李娇儿，三科是孟玉楼，四科是孙雪娥，五科是潘金莲，六科是李瓶儿，七科是庞春梅。若哪房“姨太太”不讨“西门庆”欢心了，西门庆晚上便不到哪房去“办公”。到哪房走得勤，说明哪房受宠。从一科到七科，阎局长心里有哪个科，就让哪个科承担的工作多一些；心里没哪个科，就让哪个科闲在那里。有时一科比七科重要，有时七科又比一科重要。就像西门庆，宠幸的是“五科”和“六科”，“一二三四科”却总是受冷落。七个业务科室中，阎局长想宠幸某个科室了，便突然给这些科室改名字，他会冷不丁拿出一个“机构改革方案”：将业务一科改为生产科；业务二科改为基本建设科；业务三科改为事业发展科；业务四科改为扶贫开发科；业务五科改为调度科；业务六科改为市场科；业务七科改为统计科。而将办公室改为政秘科。然后阎局长便会将十六个科长、副科长拿在手里重新捏弄，像下围棋一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摆棋盘上去。局长喜欢的人，摆到重要科室；不喜欢的人，摆到不重要科室。摆到重要科室的人当然高兴，摆到不重要科室的人自然难受。就像潘金莲常常乐不可支，而孙雪娥却夜夜独自垂泪一样。而阎局长“和尿泥”的目的，就是为让一部分人心里高兴，一部分人心里难受——难受却说不出口：原来是科长，现在还是科长呀！不重要？革命工作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市里早有要求，部门的科室要轮岗，不能在一个岗位上干得久了，以免使某个岗位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局里这是爱护同志们的举措，况且干的岗位多了，将来便于掌握全局。阎局长说完这一番话，甚至会拍着你气鼓鼓的肩勉励你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干。阎局长会笑眯眯地说：“好好干，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阎局长拍着你的肩呵呵一笑，便会举起一张日报遮住脸，不再搭理你。宛若一个生殖器，阎局长刚使用完，洗都懒得洗一下，便侧身满足地呼呼睡去了。将你夹在双腿间——难受是你的事，与我何干？
十年来，阎水拍局长在我们玻管局，就这样不停地和尿泥：将八个科室打烂，捏好；再打烂，再捏好；乐此不疲。
局里的科长们即使有人对阎水拍局长不满意，甚至恨这个老家伙，但却没人敢出来公开抗衡——因为谁都怕做孙雪娥！就像我当年在袁家沟中学一样，做梦都在忿詈地狠劲儿掐袁长印的脖子，可第二天照样欢实地跑到他家帮他家盖房子。
我们三个人中，阎局长到底准备“用”谁，局面一点也不明朗，就像当年的雾重庆一样。我是阎局长力排众议调来的人，阎局长应该提携我。可冯富强这些年坚定不移地跟着阎水拍，况且这家伙说不准已像“阿刘”一样向阎局长伸出了手。阎局长虽已给他手里放了一点儿东西——他转干的事，阎局长亲自派赵有才主任出面，去人事局跑了多次，并将人事局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请出来吃了几次饭，吃饭的费用全部由局里报销了。可仅此就能满足冯富强的“欲壑”吗？冯富强会在心里“问”你：“我转干的目的是为了啥？难道只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吗？”冯富强在心里提出这个疑问后，转身就又会去找阎局长，再次向阎局长伸出手。阎局长若不给他手里再放点什么，他或许会像“阿刘”鄙夷方鸿渐那样，“啐”的一声向阎局长射出一口浓浓的唾沫。而阎局长啥都可以不怕，这个老头现在甚至可以不怕威严的市委书记，但他却不会不怕从各个角度射来的唾沫。
周末，陶小北约我去红海湖玩。我本想婉辞，怕这小女子破了我的“色戒”。但一想红海湖幽静、偏僻，不会碰到熟人。况且调玻管局以来，小心翼翼地做人，蹑手蹑脚地走路，心很累，也想去放松放松。陶小北这女子本是一缕清风，我也想让这缕清风吹吹我身上的浊气。
那时市里的干部还没有开小汽车的，骑摩托车的也不是很多。陶小北上下班骑一辆红色的重庆80摩托车。她让我带着她，向紫雪城西四十公里外的红海湖驶去。
陶小北的摩托车八成新，骑上感觉很好。陶小北结婚刚一年多，也算“八成新”。我突然将摩托车与陶小北联系起来，觉得自己的思想意识有点龌龊，扑哧笑出了声。
陶小北问我笑什么？我当然不能说出我笑什么，只能回答说“不笑什么”。停了一下我又说，我心里觉得有点幸福，幸福在胸腔里盛不下，就将一部分幸福溢出来，于是就变作了笑声。接着我又扭回头瞧着她继续发挥，我说：“不是幸福的笑，是笑出去的是幸福！你仔细想想，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这小蹄子乐了，拿小拳头擂鼓一样擂我的背，并说：“鱼在河你这家伙挺会说话的，怎么平时看不出来啊？”停了一下，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说：“咦，你今天怎么不结巴了？”
通往红海湖的路全部是沙土路，路基还算平整，但也有一两个小坑。我娴熟地绕过这些小坑。陶小北的长发被清爽的风吹起，不时拂到我脸上，撩拨着我的内心世界。她的发香特别好闻，其实我特别想闻这种香味。什么是好女人，就是像陶小北这样的女人！好女人是海边的风——清爽；是学校——永远吸引着那些求知若渴的人；是解放初期党在农村办的识字班——那些头上包一块白毛巾的青年农民，虽劳累了一天，仍然兴致勃勃从自己的名字开始，一个一个去识字。
我多想变作海边的一块礁石，让绵软的海风吹拂着我；我多想变作一个孩子，去陶小北“执教”的那所学校上学；我多想变作一个青年农民，让陶小北变作那个我不认识的方块汉字，那样我就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将“她”成天写来写去！
公路两旁是绿树和农田，农田以稻田居多。水稻已有一寸多高，绿格蓁蓁惹人爱怜。前面突现一个较大的坑，我正准备绕过去，一阵清风遽起，将一缕陶小北的长发拂我眼前，迷了我的双目。“扑通”——摩托在坑里颠了一下，陶小北的双手没有撑住，其胸部向我的后背“团结”过来。
陶小北的胸“团结”在我背上的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即使描述，也一定俗不可耐。初恋时，和你最心爱的女朋友第一次接吻是什么感觉，那么陶小北的胸和我的背“接吻”就是什么感觉。
这种令我心摇神荡的感觉尚未消退，红云山到了。
红云山是我们预定的旅游点之一。该山距紫雪城三十公里，距红海湖十公里，是紫雪市的第二名山。我们紫雪市旅游开发规划，简称“两红两白”。“两红”就是指红云山和红海湖；“两白”是指白石峡和白雾山。
我市的四大旅游资源，分布在三个县境内。“两白”一个在紫西县，一个在紫南县。“两红”都在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的紫雪县，紫雪县现称紫雪区。
红云山与白雾山相比，规模要小一些。白雾山是闻名周边数省的佛教名山，一年到头香客不断，香火旺盛。白雾山山势险峻，上山有九百九十九级台阶。有一个虔诚的香客为了还愿，不乘上山的旅游车，一步一磕跪拜上山，最后的几十级台阶全是额头和膝头磕出、跪出的血印。白雾山每年的布施收入达五百万元，而紫南县的财政收入只有七百万元。紫雪市的干部都知道，紫南县县乡两级的一万多名干部，全靠白雾山的神灵养活着呢！
红云山没有多少香客跪拜，游人也不多，显出一份幽静。有点像陶小北。陶小北在玻管局的地位耐人寻味：从不炙手可热，少有人去跪拜，但也很少有人去冒犯她。跪拜是针对权势，比如玻管局的同志跪拜阎水拍。可作为一个美女，陶小北门前的“游人”也不多，这就有点奇怪了。李小南门前的“游人”就不少。很多人都在小南门前探头探脑的，包括一些老同志，只是不知有人推门走进去了没有？
陶小北门前“游人”少的原因我在红云山找到了答案：红云山有一种高贵的气质，逼退了许多凡夫俗子。那些俗物之所以不大愿到红云山游玩，是因为在这里他们会感到自惭形秽，因此兴味索然。而白雾山则像一个娼妇，谁都可以在它那里留下龌龊的足印。我这样诅咒白雾山，请诸神万不可见怪，其实我不是诅咒神灵，而是在诅咒那种被称作“人”的动物。这种圆颅方趾的动物十分有趣，他们做了坏事，就到你面前忏悔一番，不过是给那个小箱子里塞十元钱或者百元钱，就求你“保佑”他们。他们心里有了些卑鄙的想法，比如有个叫鱼在河的家伙，在你那里塞了一百元钱，就想做梁山泊的宋江！而你总是慈悲为怀，竟让这些坏蛋的阴谋一个个得逞。其实你应该惩罚这些坏蛋，让他们变作猪狗，因为很多人不如猪狗——他们甚至比猪更贪婪，比狗更善于咬人。
小北，可爱的小北，你是我一生的红云山！
我和陶小北来到红云山的时候，上午十点刚过，几乎没有看到人。只有大殿的铃铛被风吹着，发出悦耳的响声。清风拂面，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红云山像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浑身上下紧绷绷的。山势一点也不陡峭，甚至显得过于平缓。可我们来到大殿，陶小北脸已酡红，娇喘微微，惹人爱怜。可见这个女孩从小养尊处优，没有多少“脚力”。如果退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那些年月，这样的女孩子一定会被人们称为“资产阶级小姐”。那个年月也奇怪，总是鄙夷一些美好的事物。我对“资产阶级小姐”没有多少研究，不知道“资产阶级小姐”长一副什么模样，如果“资产阶级小姐”就是陶小北这副模样，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倒从此愿意脱离“无产阶级”的序列，追随“资产阶级”而去。
我和“资产阶级小姐”在一座大殿里放慢脚步，观赏一尊弥勒佛两旁的对联：
终日解其颐，笑世事纷纭，曾无了局；
终年坦乃腹，看胸怀洒落，却是上乘。
佛像背后还嵌一联：
开口便笑，笑古笑今，万事付之一笑；
大腹能容，容天容地，于人无所不容。
两联相比，我更喜欢第一联。我对小北说：“尤其是第一句‘终日解其颐’，我调到玻管局之后，发现只有你‘终日解其颐’。李小南有时也会脸现愁云，不像小北你，总是笑颐如花。”我说着有点动情，痴痴地望着陶小北如花的“笑颐”。
陶小北嫣然一笑，美目里波光流转，闪我一眼，这一眼在我心中激响的却是一声春雷。我不敢再看她，急忙收心敛神，移步向前，再凝神观看另一殿宇里题魁星神像的一联：
不衫不履，居然名士风流，只因丑陋形骸，险湮没了胸中锦绣；
能屈能伸，自是英雄本色，可惜峥嵘头角，谁识你的笔底珠玑？
转出大殿，有一歇息的凉亭。我俩刚坐了一会儿，突见前边不远处，有一幢新修的庙宇，披红着绿，与红云山其他建筑典雅凝重的风格极不协调，像一个乡下妹子，刚来到城里的书香人家做粗使丫头。近前一看，门廊上有几个大字：紫雪区旅游开发公司建于某某年，我一看某某年竟是去年。难怪那位老先生奉劝市里不可轻率决策开发红海湖，若让这个紫雪区旅游开发公司开发红海湖，无异于一个纯洁的姑娘被歹徒当众强暴。
新修的庙宇里，题写的几副对联更令人惊异。
第一联：
清清濯缨，奚取于水；
倩兮巧笑，旁若无人。
第二联：
水如碧玉山如黛
露似珍珠月似弓
第三联：
雁影横秋，助我高吟对江月；
菱歌唱晚，有人微醉倚斜阳。
让我们大感惊异的是，这几联都是古代的“风流名士”题写的嵌名赠妓联。第一联是赠给妓女“青青”的，第二联赠给妓女“玉珠”，第三联赠给妓女“雁菱”。将几副“赠妓联”堂而皇之镌刻在这样一处优雅所在，是出联者嘲讽游客，还是捉弄和羞辱这个旅游开发公司？
几副赠妓联让我俩倒了胃口，急忙下山向红海湖驶去。
只一会儿工夫，红海湖到了。
站在烟波浩渺的红海湖边，首先给人的是一种震慑感。湖水清澈幽蓝，看不到一点杂质，十多万亩水面被微风吹皱，掀起层层银色的浪花。西边是裸露的大片沙滩，东、南、北面则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树和灌木丛。
那天我俩来到红海湖的时候，碰到两个狩猎者。他俩每人挎一支猎枪，手里拎几只兔子。与我们擦身而过时，两人不约而同用目光使劲儿盯了陶小北一眼。漂亮女人就像墙上那种招贴画，谁都想看两眼。那两人在目光上使得劲儿有点大，以至于余光扫到我脸上，让我都感到热烘烘的。两人已走出去好几步，又分别扭头看陶小北——当然只看到了她优雅的背影。
陶小北此时却扭回头去——当然不是去接应那两个男人的目光，而是怜惜地看那几只被打死的兔子。我顿然想起几年前发生在紫东县的那件事：县政府某部门两位同事，上山去打兔子，一个举枪在这边瞄准，一个跑到那边观察兔子的行踪。观察者刚将脑袋从灌木丛中探出来，“砰”的一声枪响，瞄准者叩响了扳机，将观察者当兔子打死了。那天我突发奇想，有没有可能不是误伤呢？而是故意杀人。假设当时要在那两个人中提拔一个做副局长（县里的副局长级别相当于我们玻管局的副科长），两人中只能提拔一个：非你即我。于是两人相约去打兔子，一个就将另一个当做兔子一枪打死了。想到这里我突然有点害怕，若我和冯富强争一个副科长，这个家伙会不会把我当做兔子一枪打死？或者我将这个家伙当做兔子一枪打死？
冯富强若约我去红海湖的灌木丛中打兔子，我是绝对不能去的！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在男人与男人的争斗中，走到女人身边才是安全的，因为女人从来不会举枪将某只兔子打死。我拔腿向陶小北走去。
陶小北已跑到西边的沙滩上玩水。女人见水就忘情。陶小北干脆脱下鞋子，挽起裤角向水里走去。我则坐在沙滩上看她玩儿。我的目光那一刻变得温柔极了，像一个父亲慈祥地抚爱着自己的女儿。我的目光从陶小北的脊背掠过，望向蓝天，望向飞翔的大雁。我俩去红海湖时没有看见白天鹅，白天鹅每年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在红海湖栖息，然后便一飞冲天，不知去向。
如果拷问我的内心：爱谁恨谁？我会用心说：爱陶小北，恨袁长印。当然我也恨袁长鸣，但对袁长鸣的恨是淡淡的，对袁长印的恨则是深深的。
有恨就得去寻找爱，就像喝咖啡太苦需要加糖一样。若袁长印和袁长鸣是很苦的咖啡，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甜甜的糖。
这两个妮子我喜欢哪一个？应该说两个都喜欢。但若问我更喜欢哪一个，我当然会选择陶小北。我对陶小北的爱是深深的，对李小南的爱是淡淡的。
陶小北是一个典型的小资女人。据说小资女人须具备如下特点：一、爱好整洁，每天洗两次澡，早晚各一次。每天都要穿不同的衣服，一周内不重复。二、手包里有各个银行的信用卡，各个酒楼的打折卡，美容中心和健身中心的会员卡。三、讲究生活情趣，有品位。看电影看法片和意片，听音乐选爵士。十分清楚红酒的品牌，咖啡的种类，比萨以及牛排的各种口味。一周至少吃两次或两次以上西餐。四、穿用的名牌的标记不处于明显位置，不必需要人人都知道这些牌子，和你水平相当的人则一眼就会看出。五、英文未必很棒，但口头禅里务必时常夹带几句时尚的单词。
若按照以上几条标准衡量陶小北，她倒未必完全具备。她手包里是有这卡那卡，但一天是否洗两次澡我却没好意思询问。她吃西餐的姿势优雅而娴熟，但是不是一周必定吃“两次或两次以上”这我也从未向她询及。相反科里同志聚餐时，“宫保鸡丁”这样的菜她也动筷子，而且专挑花生米吃。有一次她甚至亲口对我说过：“这（指宫保鸡丁）里边的花生豆挺好吃的！”——而我也并没因此觉得她掉价或者庸俗，反倒觉得她挺可爱的。她的英文“很棒”，但口头禅里却很少夹带时尚的英语单词，尤其跟阎水拍局长或者余宏进副局长说话时，她只说一口标准的国语。
这就是陶小北的可爱之处，她的“雅”是一种内质，而不是像某些所谓的小资女人一般只注重外在——只注重“外在”的中产阶级、小资女人之类，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俗”——与农村大妞到县城赶集穿一件鲜艳的大红袄的“俗”也没什么两样！
陶小北的可爱和脱俗是多方面的，她是一个纯粹的女人。她的眼睛总是往远处看。即使坐在办公室，她也总是瞅着外面，无意于在局里争个一官半职。她并不在意她现在担任的这个副主任，也不处心积虑想当主任。主任、副主任对她来讲，好像小时候去田里拔出的那根胡萝卜的缨子，随手就扯掉了。陶小北的外公早年在南洋经商，她还略懂一点马来语，说“吃”是“马干”，“死”是“马地”。给我的感觉，她的目光早已从局里游离出去，一下就瞟到了蓝天白云里，瞟到了南洋她外公那里！她的目光就像红海湖的蓝天一样幽远而明净。
陶小北若是一只小鸟，说不准哪一天“腾儿”一声就飞蓝天中去了，至于她飞累了会在哪儿栖息，鬼才知道！
陶小北身上就有这样一种清馨芬芳的味道。男人都会喜欢这种味道的，我也不例外。
李小南则相反，陶小北若准备“出局”，她恰恰准备“入局”，若我对陶小北是一种喜爱，对李小南就是一种怜爱。这么一个可人儿，却与一帮臭烘烘的男人挤在一起，想去当一个副主任科员或副科长。她就像一只小猫，静静地卧在我们玻管局。如果她长得丑一些，那也没关系，可她偏偏长得这么漂亮。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卧在这么多男人身边，多危险啊！局里又没有那种古代的侠士，或者唐僧取经时的“六丁六甲”，总在暗中保护着她！
此时陶小北已从水里戏耍回来，坐在湖边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和她并排坐在一起，她一边和我说着话儿，一边将脚抵在一块半浸在湖水中的大石头上。于是我看到了她美轮美奂的脚。
我到局里上班的第一天，陶小北给我递那个小本时我看到了她的手，她的脸好看，可她的手比她的脸好看。今天我看见她的脚，才发现她的脚比她的手更好看！
她的脚不大不小，不厚不薄，不宽不窄。有的女孩的脚太大，像一条香烟；有的女孩的脚太小，像这条香烟其中的一盒；有的女孩的脚太厚，像从田里刚刨出来的一颗土豆；有的女孩的脚太薄，像一把收割庄稼的镰刀；有的女孩的脚太宽，像大卡车的轮胎；有的女孩的脚又太窄，像西餐中的炸薯条。陶小北脚背上被鞋子遮盖处，呈白色；不被鞋子遮盖处，有一抹淡淡的褐色。那一圈淡淡的褐色特别好看，宛若给她的脚戴了一圈项链。若她的脚是这片银色的沙滩，那条“项链”就是沙滩背后那片齐刷刷的小树林，有一种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
我不敢再偷觑这小蹄子的脚，抬眼再次仰望白云和蓝天。
陶小北却嚷着要我给她讲一个故事。
我脑子里的故事倒不少，但大都是带“色儿”的，给这个小蹄子怎么讲？现在要找一个不带“色儿”的故事比找一个处女还要难。处女少了，“副处”却多起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若要问中国什么最多，肯定是“副处”了！
我想了一会儿，仍没想起一个适合讲的故事，就说：“不讲了吧，讲出来怕吓着你！”可这小蹄子却缠着非让我讲，好像我是一个老爷爷，她是绕膝的孙女一般——她还给我撒娇。这样一个可爱的女性给你撒娇，且不是逼着要你拿出财产，让你给她买小汽车或者几室几厅几厨几卫的房子，只不过是要你一个故事，若不讲一个哄哄她，也太不人道了吧。我这样想着，就讲了一个：母亲告诉正在看连续剧的小女儿，生活中可不像电视里那样，陌生男女可以随便上床的。女儿眼也不眨地说：知道，他们上床之前总要喝上一点！这个故事讲出口，才觉有点不妥，仿佛我有某种企图似的。我急忙收口，没加思索，脱口又给她讲了一个：
“蚂蚁附在大象耳边说了一句话，大象当即被吓倒；一会儿大象站起来，蚂蚁又附在大象耳边说了一句话，大象再次惊愕倒地。大象两次被蚂蚁吓倒，心里颇不服气，也附在蚂蚁耳边说了一句话，蚂蚁当即被吓晕了。问这三句话是怎样三句话？”
小蹄子没听过这个笑话。我一得意，就像那头蠢笨的大象一样，脱口将三句话说了出来。蚂蚁给大象说的两句话是：“我有了，是你的！”“亲爱的，还是双胞胎呢！”大象回蚂蚁的一句话是：“那咱们再来一次吧！”
三句话说出去，才发现第三句有点粗野。再看小蹄子，早飞红了脸。此时已是夕阳西下，我急忙再次收口，懊丧地拍拍脑袋站起来，向那辆红色80摩托走去。 《背叛》吴言
第十四章
我意外地获得一个重要信息，冯富强叛变了！
那天和陶小北从红海湖回来，我来到办公室。自调到玻管局后，我一直坚持每天晚上到办公室学习两个小时。我学习的内容五花八门，但以学习英语和玻璃制造方面的业务知识为主。我想，既然在玻管局工作，总得懂一点儿业务知识，哪怕是皮毛也成。要不哪一天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到玻璃厂检查工作，那些工人不往我脸上吐唾沫星子才怪呢！
我从我们局那栋陈旧的大楼同样陈旧的门扉里闪身而进时，恰好李小南闪身而出。“今天是周末，小南来干什么？”我一边心里这样想，一边喊她的名字。她竟没有吭声，头一低，与我擦身而过。在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我瞥见她眼睛有点红肿，仿佛含着泪光。她的衣衫也有点零乱。我们局这些小蹄子平时衣着十分讲究，尤其是陶小北和李小南，比别人更讲究一些。单看额前那几根弯曲有度的头发梢儿，就知道这俩小蹄子每天早上出门前要对着镜子搔首弄姿一番。而我平时穿衣服十分马虎，有一次我上班走得匆忙，竟将衬衣的第三颗纽扣塞进了第二个纽扣眼里，可我却没有发现，一走进办公室就拿拖把拖地。陶小北当时正拿抹布擦桌子，抹了两下突然瞅着我扑哧笑了，以手指我的胸前。我低头一瞧，自嘲地说：“这纽扣跑邻家串门儿去了。”
所以当时李小南那副样子让我有点诧异。我正欲上楼，老乔撩开传达室那个吊在半空中的白布门帘冲我招手。我折过去站在门口和老乔说话，随手扯着那个说白不白、说黑不黑的门帘抖索着。那门帘吊得很高，就像陶小北和李小南夏天穿得那种“一步裙”。我扯着门帘抖索，就像扯着她们的裙脚抖索。那时我们紫雪市的年轻女性开始流行穿这种一步裙，柳如眉也嚷着让我给她买了一条，穿上在家里扭来扭去让我观赏。我当时觉得柳如眉穿上并没有陶小北和李小南好看，但我还是抚掌叹曰：“太好看了！”柳如眉又扭了两步，我继续评价：“主要是性感！”并当即总结出一步裙的三大特点：收腰、绷臀、束步。尤其是束步，由于穿上这样的裙子迈不开步子，只能一小步一小步走，女性美全展示出来了。
我那天一边啧啧称赞柳如眉的裙子，一边又开始埋怨蒋委员长——早在1934年，蒋介石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就明确规定：“裙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若按蒋委员长的要求，哪里能看到女性们穿上这种一步裙娉婷的姿态。我批评毕蒋委员长，又对柳如眉略显夸张地说：“啊呀，如眉，这种裙子应该叫‘讽蒋裙’或者‘迷我裙’——看你穿上把我迷的！”柳如眉一边挺胸扭臀、左顾右盼观赏裙子，一边笑着对我说：“你还挺聪明的，只是不叫迷我裙，叫迷你裙——一步裙又叫迷你裙！”“迷你裙？这名字好！我现在才明白那些小说里描写的‘步态袅娜’的‘袅娜’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就是像你现在这样！”我口里这样说着，心里却在想：“陶小北和李小南穿上那才叫‘袅娜’呢！”
中国人的性观念由禁锢到解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年，是步子迈得最快的十年。我刚调到玻管局工作时，陶小北和李小南穿这样一条刚及膝的一步裙走进办公室，男人们的目光仍忍不住要往她们的腿上瞥。包括我们局最古板的副局长余宏进，平时对女同志视而不见，一副漠然且无动于衷的样子，有一次也因“观裙”或者“看腿”被我撞破。那天刚上班，余宏进腋下夹个黑皮包准备去市政府开会，恰好李小南穿一条黑色的一步裙袅袅婷婷迎面走来。余宏进的目光破天荒被小南那两条端直而洁白的腿吸引了，两人已交臂而过，余宏进不争气的脑袋又扭回去继续观赏——就在他扭回头去的那一瞬间，我从大办公室推门而出。余宏进的目光从李小南腿上迅速移开，有点尴尬地冲我笑着说：“我的钥匙不知丢哪儿了？”他掩饰地摸摸口袋，向他的办公室那边张望，意思是他刚才扭回头是在找钥匙，并不是在看李小南的腿。我只得跑到他办公室那边装模作样帮他找了一圈——钥匙当然没有找到，因为就在他夹着的那个黑包里。
当时不过是一个一步裙就招来了余宏进的目光。十多年后呢？露脐袒胸裸背早已习以为常，已很难招来人们的目光。回过头来还得在腿上做文章。由此看来，女性的腰、胸、背、腿，最性感的当推腿！旗袍之所以自辛亥革命以来近百年间久盛不衰，主要是这种服装两侧开叉，裙钗摆动时大腿上部白光一闪，夺人眼神，摄人魂魄。如果将大腿两侧缝得严严实实，这种服饰早像晚清和民国初年男人穿的袍褂一样，被送进服饰陈列馆了。
一步裙设计的别出心裁之处，就在于刚及膝，据我当时目测，裙摆的下沿距女性的膝盖骨也就一寸多一点儿。就露这一寸多一点儿，已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想。当时的一步裙大都为黑色，这也是商家迎合人们心理的一种市场运作，“黑”与“白”相对，所谓黑白分明，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
九十年代中期，比一步裙更短的小裙子已随处可见。即使在一些星级宾馆饭店里，那些端庄而优雅的大堂经理向你微笑着走来时，你也会在一瞥间发现紧裹在她们腿上的短裙已到了大腿中后部，差不多退缩到“膝上四寸”，一上一下，与蒋委员长当年的要求，就有了八寸的差距。据我再次目测，裙摆下沿至膝盖骨至少已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竖起来的距离，白晃晃的炫人眼目。李小南那天红肿着眼睛和我擦身而过时，穿的就是这样一条可以竖着摆放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的黑色的一步裙。李小南的背影刚匆匆离去，老乔便站在传达室门口冲我眨眼睛，并向我使劲招手。我以为他要告诉我李小南哭泣的秘密。自那次去医院看望老乔后，他总趁没人时告诉我一些局里的秘密。而这些秘密若老乔不告诉我，我永远不会知道。有一次他甚至告诉我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姬飞喜欢给康凤莲写情书，而且这些情书是通过邮局寄过来的。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姬飞给康凤莲写一封情书，还得去找一个人写信封上的地址——他的字迹局里的人都认识，为免被局里人识破，他一定得找一个人专写信封，然后再通过邮局寄到我们局的传达室。我有一次在传达室和老乔聊天，恰好邮递员送来信和报纸，那天就有一封康凤莲的信，还是我随手给她拿到我们大办公室放她桌上的——万没想到这封信竟是姬飞写给她的，太有趣了。
姬飞和康凤莲如此鸿雁传书，起初局里人并不知道，也是合当有事。康凤莲老公从不到局里来，偏偏那天破天荒来了。来了也罢了，偏偏康凤莲又不在办公室，康凤莲老公就坐在传达室等。偏偏这时邮递员来了，就从一摞报纸里飘出一封康凤莲的信。康凤莲老公将信拿在手中，又等了一会儿康凤莲，康凤莲还没回来。康凤莲老公皱皱眉头，捏着那封信就走了。
这封信正是姬飞写给康凤莲的情书之一，里面难免有一些抒情和夸张的句子。康凤莲老公阅后十分生气。康凤莲老公是一个脾气很暴的男人，就像当年反动派拷打我地下工作者一样，在家里拷打康凤莲。康凤莲被逼不过，以死抗争，喝了敌敌畏。要不是抢救及时，就再也不能来玻管局上班了。后来姬飞请马方向出面调停，付给康凤莲老公两万元了结此事。两万元啊！这封情书可真值钱！
那天老乔告诉我的，倒不是有关姬飞和康凤莲的事儿，也不是我猜想的李小南哭泣的原因。可老乔告诉我的事情，比我获知李小南哭泣的秘密更令我大吃一惊。
老乔将我叫进传达室，反锁上门，从锁着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纸。我正欲伸手去接，老乔却将拿纸的手缩回去，对我说：“你先别急，听我说完再看。”
老乔讲述的是马方向和冯富强。这些天马方向和冯富强过从甚密。接连几天，两人晚上在外面喝酒回来，到楼上办公室呆很长时间，然后一前一后离去。有一天离开局里时已是半夜一点多钟了，老乔睡得迷迷糊糊起来给他们开门。冯富强出门前，随手将一个纸团扔到门道旁边一堆杂物里。他们离开后，老乔去捡起这个纸团。“就是这个纸团！”老乔说着将纸团递我手中。
我将纸团展开一看，是我们玻管局的半页公用笺，最上面有一行红字：“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便笺”。纸上写着局里几十个同志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小括号，小括号里打一个“×”或者“√”。
纸的下半页被斜着撕掉了，所以这份名单已残缺不全。所幸我们办公室同志的名字写在纸的上半部分，除临时工小高和已退休的老乔外，其余十个人的名字赫然在目。
再仔细一瞧，就更有意思了，办公室十个人中，有八个人名字后面打着“×”，只有冯富强的名字后面划了个“√”，而康凤莲的名字后面则打个问号。
局里六个领导的名字，五个被撕掉了，只孤零零留下一个姬飞。姬飞名字后面的括号里也画个“√”。令人费解的是，姬飞和康凤莲之间粗粗地画了条连接线。
马方向科室六个人名字后面，则全部是“√”。
我略一思索，明白了。打“√”意味着这个人会投马方向的票，打“×”意味着不会给马方向投票。康凤莲名字后面问号的意思是：康凤莲会给谁投票呢？连接线的意思是：让姬飞去给康凤莲做工作，将康凤莲的一票争取过来。
姬飞做三玻筹建处主任时，马方向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两人关系一直密切。三玻解体后两人又一起调到玻管局。康凤莲自杀事件后，又是由马方向出面一手摆平。对啦，康凤莲也是从三玻调局里来的，当时她是三玻筹建处的出纳员。
这页纸背后的秘密全部被我“破译”！最后我又发现，在“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便笺”的“便笺”二字上面，用粗粗的炭素笔写着：24∶23。
起初我没有明白这个比例的含义，想了一下，明白了：二十四与二十三之和为四十七。局里四十九个人中，炊事员小高是临时工，无投票权；老乔已退休，也无投票权。有投票权的正是四十七人——“24”是马方向所得票数；“23”则为赵有才所得票数！
精彩！马方向以一票制胜！
无论对于赵有才还是马方向，这一票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票的价值甚至胜过他们所获所有票数的价值！有了这一票，其他的票才有了意义，失去这一票，其他几十票都等于零。
我们不妨将这致命的一票取出，这样赵有才和马方向所获票数比例即为23∶23。将这一票放到赵有才那儿，赵有才所得其余23票立刻闪闪发亮，赵有才获胜；将这一票放到马方向那儿，马方向所得其余23票立刻像二十三个模特儿一样迈着猫步闪亮登场，马方向获胜。
令我感到万分震惊的是，这至关重要的一票，竟是冯富强！冯富强将他的一票投给了马方向！我有点不相信，揉揉眼睛，再看那张纸：冯富强名字后面千真万确打着个“√”。
冯富强的突然叛变，比当年林彪突然坐飞机往温都尔汗跑都令我费解。我当时惊出一头冷汗。同时我又大惑不解，因为我找不到冯富强叛变的理由。
我将纸团揣进衣兜，对瞪着眼睛看着我的老乔说：“我到办公室去了。”说着重重拍拍老乔的肩，老乔立即会意，冲我小声说：“你放心，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个纸团的。”
“谢谢你，老乔！”我冲老乔点点头，低着头向楼梯上面走去。
我首先得搞清楚，冯富强为什么突然叛变？我必须找到其中的缘由！
冯富强与马方向过去并无多少特殊关系，有一次为一件琐事还拌过几句嘴，两人一直比较疏远。而冯富强与赵有才的关系，在局里人所共知，一个字：好！为冯富强的“转干”问题，赵有才不知去市人事局跑了多少回，因为“转干”这项工作当时已“冻结”，在赵有才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像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文学一样“解冻”。那次在“转干审批表”盖下最后一个公章（那张表上总共得盖八个公章），请人事局副局长吃饭时，喝了六瓶“酒鬼”，并给人事局当时请出来的五个人每人两条“芙蓉王”烟，仅烟酒花了三千多元。结账时冯富强对赵有才说：“这顿饭还是我个人掏吧！”他嘴里这样说着，手却没有“掏”的动作。赵有才瞥了他一眼说：“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说着便在服务员递过来的账单签上“赵有才”三个字。当时冯富强讨好地对赵有才说：“赵主任这三个字值钱啊，一个字一千多元呢！”那顿饭共是四千多元。
第二天那家饭店的办事人便拿着发票来玻管局取钱，赵有才在发票上签了一行字：为公事请税务局同志吃饭，请阎局长审批，并亲自拿给阎局长。阎局长在右上角写上“准报”二字，李小南便给那家饭店的办事人开了现金支票。
如果有人问我，玻管局谁跟谁关系最密切，我不假思索就会掰着指头数出这么几对：赵有才和冯富强；阎水拍和陈奋远；姬飞和马方向。指头掰半天，也就这么几对，再还真“掰”不出来了。
而在此之前，冯富强孔席墨突，一直在各科室穿梭着为赵有才拉票，表现出一种“不遗余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因此现在这种突然的变化，我想破脑袋都找不到答案。
冯富强不是康凤莲，没有人拷打他。他也不是建国前夕那个因贪恋美色而变节的地下工作者，马方向显然没有对他施以美人计——因为陶小北和李小南不归马方向领导——即使归马方向领导，马方向也断无能耐派她俩去勾引冯富强。
美色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令人动心——只有利诱了！
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窥探这种变化：马方向提拔了，对冯富强有何好处？并且这种好处应明显大于赵有才提拔后他所能得到的好处。这就好比一个可耻的叛徒，给他二十两黄金时他仍紧咬着牙关，可二百两黄金放在面前，他的牙关松开了。
赵有才若提拔，陶小北当办公室主任，空出这个办公室副主任的位子，冯富强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能，还有我和李小南。我到局里工作一年来，不露圭角，从不张扬，口碑和人缘都好，加之工作岗位比较重要，又是阎局长一手调来的人。下边已有议论，这个副主任给我的可能性大于冯富强和李小南。何况在行政机关，写材料是苦差事，给个职务鼓励一下，我就又会“任劳任怨”闷着头写几年。如果副主任给我，冯富强这次只能做个副主任科员，并且也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因为还有李小南。
那么马方向上去呢？马方向所在科的副科长接马方向做科长，空出这个副科长位子由谁做？马方向所在科四个科员的面容从我脑海里一一掠过：这四个人无论是工作能力、个人威信以及学历资历等硬条件，在十三个科员中都是排在末尾的。四个人平时处人做事如出一辙，一个神神经经的，一个奇奇怪怪的，一个惊惊乍乍的，一个慌慌张张的，有点像西门庆十大弟兄中的另外四个人：谢希大、花子虚、常峙节、白赉光。因此马方向若提拔，这个副科长也不会从本科产生——阎局长断不至于提拔一个“白赉光”做我们玻管局的副科长，这样就会从别的科选一个人过来做这个副科长。
我的心“咚”地一跳：若马方向提拔后，竭力举荐某个人呢？马方向本身已成为局领导，在局务会上有了发言权。马方向又与阎水拍好，同时还与姬飞好。姬飞又与余宏进、朱锋总是保持一致。而提拔的又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副科长——可以肯定，马方向竭力举荐谁，谁就会成为这个科的副科长！
就像那张名单上将姬飞与康凤莲的名字用连接线连起来一样，当我将马方向与冯富强的名字用连接线连起来时，答案找到了：马方向举荐的这个人就是冯富强！
我恍然大悟——我解开了一道多么难解的题！我茅塞顿开——我找到了冯富强叛变的全部理由！
冯富强将票投给马方向，他担任业务一科副科长的可能是百分之百；投给赵有才，他做办公室副主任的可能是百分之三十，做副主任科员的可能是百分之五十——这个聪明的家伙理所当然舍弃了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五十——傻瓜才不这么干呢！
人是怎样的一种东西？
人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为一点儿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为做一个副科长，或者副主任科员，他们就会出卖自己！
冯富强毫不犹豫地背弃了赵有才，出卖了自己。鱼在河呢？
《背叛》19
冯富强的叛变，迫使我也得做出新的选择：何去？何从？
就像当年那些被我军围困的国民党军将领，要么负隅顽抗，要么起义投诚。又像当年胡适、陈寅恪那样的饱学之士，要么跟国民党到台湾去了，要么跟共产党留在大陆。
由于某一个细节的疏漏和变化，改变了整个战局的范例，古往今来，不胜枚举。冯富强就是我们玻管局目前所面临的这场战役那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冯富强若是棋盘上一个神出鬼没的棋子，这个棋子这么一挪动，就封死了赵有才前行的道路，改变了赵有才一生的命运，而这个长着两条细长腿的蠢家伙却还蒙在鼓里呢。就像当年的项羽一样，全军覆没之际尚跟美人虞姬在帐中玩乐呢。赵有才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很快就要拔剑自刎了！
对我来讲，现在面临一个跟着项羽走还是跟着刘邦走的问题。
我将我的一票投给赵有才，仍改变不了24∶23的局势（我那一票原本就被计算在赵有才的23票中）。我将我的一票投给马方向，对马方向亦已无关紧要。我的一票不过是锦上添花，冯富强的一票才是雪中送炭！一票与一票，竟有如此大的差别！难怪古代打仗的时候，谁立了头功，就会获得重重的奖赏。
由于赵有才的迟钝和无能，（或者是马方向太狡滑了！）导致了我们办公室这个最重要科室的整体失败。一个可以有十个人投票的科室，被一个只有六个人的科室击败，是赵有才的耻辱，也是我们全科室的耻辱！
赵有才同志啊，你干什么吃的去了？枵腹从公去了？嘤鸣求友去了？像李白那样写诗去了？“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马方向若跑在你前头，看将来谁会在玻管局的“楼上愁”？或者是像我和陶小北那样，跑红海湖玩去了？我游山玩水是因为我置身事外，而你却大敌当前，岂可有一时一刻的松懈？要么就是睡觉去了？清道光年间，陕甘总督杨遇春入京游览卧佛寺，写一首打油诗：“你倒睡得好，一睡万事了。我若陪你睡，江山谁人保？”将这首诗套用一下，由我来写给赵有才：“你倒睡得好，一睡丢官了。我若陪你睡，前途在哪找？”
我对赵有才不仅满腹牢骚，而且心生怨恨，甚至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你这个赵有才，简直像当年失街亭的马谡一般，坏我大事，该杀！马方向若是苏秦，去别的科室游说来一票；你赵有才就应该是张仪，紧咬着他也游说来一票。他若敢像苏秦那样身挂六国相印招摇，你就身挂八国相印过市！最后你俩大战多少个回合平分秋色后，你还应该比马方向多出四票才对——因为你的科室比他的科室多出四个投票者！
可现在，你竟连老窝都让人家端了！马方向就像当年那些神出鬼没的敌后武工队，大天白日之下就去敌人据点里救出一个革命同志。而你赵有才却像一个蠢笨的伪军哨兵，端着一支长枪在据点门口走来走去却浑然不觉！
赵有才与马方向之争中的失败，导致了我和冯富强之争中的失败；（我和冯富强争过吗？）赵有才原地踏步，导致陶小北和我原地踏步。我现在只能去和李小南争那个副主任科员了。就像当年一名端着枪的游击队员，正向甲山头冲锋，已冲到半山腰，突然接到命令，又退下来向乙山头冲锋。或者又像那种夜晚行军的突击队，正向甲地急行军，快到甲地了却又接到命令，原路退回去向相反的乙地急行军，累了个贼死还憋着一肚子气。
我作出了一个令我自己都有点震惊的决定——我决定倒戈，将我的一票投给马方向！
我继冯富强之后背叛赵有才，不仅是因为我怨恨他，而是我对自己今后在玻管局发展方向的一次理性调整和战略选择。我相信，事实将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马方向这一步踏在赵有才前头，赵有才憋足吃奶的劲儿再难撵上。对我来讲，马方向已比赵有才更重要！我投给马方向这一票，即使当下不能博取他的欢心，但仍有亡羊补牢之效。而我若将这一票投给赵有才，对赵有才起不了任何作用，马方向今后却一有机会就会用脚踩我！
在行政机关工作，最可怕的不是领导当面批评你，而是暗中踩你，那种滋味有多难受，我至今仍有切肤之痛——我曾被袁长印踩了十年！
我将这一票投给马方向，比分就会变作25∶22。这飞来的一票马方向是没有想到的。这一票是哪里来的呢？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方向就会像人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一样，追寻这一票是从哪里飞来的。很快他就会搞清楚：这一票是一个名叫“鱼在河”的同事隔山隔水投给他的。
在我们玻管局进行的历次民主测评中，被测评者不仅能很快获知自己得了多少票，并且能准确地知道是谁给自己投了票！有一次搞测评，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亲自坐镇，并且一测评完便像抱着一个佛龛一样将那个投票箱抱走了，然而那次测评的结果还是很快让被测评者获知。即使是苏联解体前的克格勃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中情局，也没有我们玻管局这些看上去其貌不扬、极其平常的同志获取情报的能力强。
获知冯富强叛变，我虽有过震惊（当时思想没拐过弯来，拐过弯来我就不震惊了），但并没有对他不齿。怎么会不齿呢？为什么要不齿呢？用如下四句话给冯富强画个像：眼大善观风察色，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捞取名利，腿软好屈膝磕头。这也不正是我鱼在河的画像吗？我不是已变作深海的一只海参了吗？我不是已变作北美或南亚丛林中的一只动物了吗？跑那么远干什么？我们紫雪市有骆驼，我其实只要变作一匹骆驼就行了。我这匹骆驼的含义不是指人们通常对沙漠之舟“艰苦跋涉、任劳任怨、挥洒汗水”之类的评价，而是指骆驼的外形。我曾仔细观察过一匹骆驼，它竟是那么多动物的一个组合：兔鼻、牛蹄、马耳、鸡腿、狗肚、鹿脖、猪尾、猴背、羊头、虎胸、鼠牙。如果我变作这样一个东西，谁能再识破我的庐山真面目？阎水拍能识破？还是余宏进和朱姬牛能识破？包括有一双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以及无所不能的观音菩萨，也难以让我现出本相。
我不但要在外形上千变万化，还要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见机行事，伺机而动，当机立断。这次果断背弃赵有才，投奔马方向，就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机”。那些古书古训总是告诫我们，读书人应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应该讲礼义，守气节，知廉耻。像于谦，烈火烧身也不怕；像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可我既不是于谦，也不是文天祥，我只是玻管局的鱼在河！那些古书古训古人离我太遥远了，离我近的是阎水拍、赵有才和马方向。我又不给于谦和文天祥投票，我只给赵有才和马方向投票。况且读书人有什么了不起？读书人算些什么东西？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尤其算不上什么东西！诚如杭州那个卖柑者所言：“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剖其中，干若败絮”。读书人真没什么了不起。相传元代曾把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列为第九等，位居娼妓之下，乞丐之上。既然读书人只是这么个位置，当然可以像娼妓那样无所顾忌地“卖”，像乞丐那样不择手段地“讨”了！
背弃赵有才，我没有丝毫的内疚。我只是感到遗憾：我怎么比冯富强这家伙迟钝了一点？晚走了一步？
马方向也曾“争取”过我，我现在才顿然回忆起了和马方向之间的点点滴滴。这两个月，马方向见了我明显比过去热情了一些。有一次我俩上楼梯，他在前边，我在后边，他扭头看见了我，就停下不走了，一直含笑看着我，等我上来和我一块儿并肩走，并热诚地向我“问寒问暖”。还有几次在卫生间碰面，他一边洗手一边找着和我说话。有一次我向卫生间走时，他已洗完手准备出门，可我出完恭走出来，他还在洗手池边磨蹭，我洗手时他便笑着问我孩子多大了。听说我孩子在市第一幼儿园时，他就说：“是吗，我爱人在那儿当园长呢，以后有啥事你给我说一声。”后来有一天，柳如眉告诉我，我儿子班里有一个小霸王，常欺负我儿子。他主要是要求我儿子趴下做一匹马，他来做骑手。有时他还会扭住我儿子耳朵不放，说我儿子的耳朵是马耳朵。有一次柳如眉提前去“侦察”，果然看见那孩子正骑在我儿子身上并使劲扭他的耳朵。她上去不假思索便在那孩子后脑勺上击了一掌，然后心疼地揉着儿子红肿的耳朵吧嗒吧嗒掉眼泪。柳如眉回家后给我说起这件事，又吧嗒吧嗒掉眼泪。她对我说：“我又不能天天去那里守着，可我想到宝宝被人欺负，心里就像猫抓一样难受。你快设法找一下园长的关系，给咱儿子换一个班！”柳如眉这样说时，我突然想起了马方向在卫生间说过的话，第二天上班就去找了他，他很快办妥了此事。换班的第一天回家，便见柳如眉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因为有园长撑腰，儿子在新班里受到老师特别呵护。柳如眉眉开眼笑对我说：“我去接儿子时，他正将另一个孩子当马骑呢！”我批评柳如眉说：“看你这人，咱儿子不能被别人骑，咱也不能去骑别人！”柳如眉小声嘀咕说：“我也知道是这样，人家那个被骑的孩子也有妈妈呢！可我当时看咱宝宝骑那个孩子时乐得小脸笑成一朵花，还是有点高兴。站着看他骑了一小会儿，才将他拖起来。”接着她又说：“反正我一想到宝宝以前被人家骑了很多次，心里就想，让他多骑一骑别人吧！宝宝骑人家一次，我就觉得他以前被那个坏孩子少骑了一次，心里就好受了一些。”
马方向本已对我投之以桃，我却没有报之以李。孩子转班的事办成后，我只是到他们科里对他说了一声：“谢谢马科长，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呢！”马方向当时笑着对我说：“这你就见外了，谁让咱们是同事呢！尼克松说过，什么是危机？就是在危险中寻找机会。按照尼克松这种说法，什么是同事？就是遇到难办的事同去想办法！我以后遇到难办的事情，说不准也得去找你‘同’想办法呢！你是咱局里公认的笔杆子，以后说不准真有用得着你的时候呢！”马方向这样说的时候，友善地望着我，目光温暖极了。接着他又说，“刚才我在阎局长办公室，阎局长一边审阅你写的一份汇报材料，一边表扬你呢，说你写的材料就是有高度。阎局长笑眯眯地抬头对我说，这个小鱼，一写材料就表现出一种大气，真是下笔如有神啊！小鱼平时与同志们相处怎么样？阎局长这样问我。”马方向说到这里，拍拍我的肩膀，当时办公室恰好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拍拍我的肩膀后，又赞赏地看着我说：“我当时对阎局长说，小鱼这个同志，做人也有一种大气呢！与同志们相处都很不错，连老乔都念他好呢。”听马方向这么说，我有点不好意思，谦逊地说：“马科长过奖了！可我还是要感谢马科长，替我在局长面前说了好话。”马方向说：“这是应该的嘛，我并没有说瞎话嘛，你确实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同志！”马方向说着又拍拍我的肩，仿佛他这一肯定，我就确凿无疑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同志了。
那天马方向亲热地和我说了好一会儿话，临末了还又体贴我。他当时像阎局长笑眯眯地看着那份材料一样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这两天写材料又熬夜了吧？要注意身体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人家一个在局里举足轻重的老科长，对你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干事如此看重，又给你办事（帮孩子转班），又鼓励你（材料写得好），又给你添言（做人也有一种大气），又关心你（要注意身体），关键时候你却没有丝毫回报的意识，人家遇到“难办”的事情你却不“同”去帮忙，你鱼在河是不是缺心少眼？
从这件事我得出的教训是，我必须再灵醒一点儿！再机敏一点儿！仅靠学一下结巴远不能铺平前进的道路，实现我的既定目标。在玻管局工作，我得像猎犬一样时时竖起耳朵，一有风吹草动就刷的一下冲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冲在冯富强甚至马方向前边！一步错了好挽回，步步错了来不及。在赵有才和马方向之间，我只能选择马方向——跟着马方向，我在玻管局才会有方向！
这就是袁长印教给我的生存法则。当一个人的血变冷之后，这个世界在他眼里就成为了一个“动物世界”。如果我是一条力气尚小的小狗，看着两条体格健壮的大狗厮咬后，理所当然应摇着尾巴跟那条获胜的大狗走！临走前还要“狗假狗威”，向那条被咬伤后躺在地上舔伤口的大狗“汪”地吠一声。即使这条斗败的狗眼里流出忧伤的泪水，我也不会因此同情或者怜悯它，而会在心里说：“你去死吧，你这没用的东西！” 《背叛》吴言
第十五章
第一轮比赛中，我落在了冯富强后面。
我的竞争对手当然不是李小南，我若放过冯富强这个凶恶的敌人，而去和李小南争那个副主任科员，正中了冯富强的奸计。
况且李小南这个女孩子够可怜的了，我和她争什么？不需要争她已经出局。
老乔给我纸团的第二天，我发现李小南一上午坐在办公桌前发呆。眼圈周围虽然淡淡扑了粉，可仍明显看出她那天晚上回家后又哭过。正像古诗里写的：粉污痕犹在——也许她整整哭了一晚上呢！瞧那样儿，像李清照描述的：香冷金猊，起来慵自梳头；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小南这副可怜巴巴“凄凄惨惨戚戚”的模样儿，使我不禁心生怜惜，想起李白那首诗：“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李小南的老公在千里之外的部队当营长。这个营长也真舍得将这么一朵花儿放家里，让她一个人伏在枕边无助地哭泣。
那天上午快下班时，赵有才让李小南和他一起去阎局长办公室。过去只要赵有才带她去阎局长办公室商量财务方面的事，话没说完她就跟着去了。可那天赵有才话说完了她却无动于衷，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赵有才有点奇怪，催她。一向如小羊羔般温顺的李小南竟硬邦邦地说出两个字：“不去！”
“为什么？”赵有才岂止是奇怪，简直有点惊愕了。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去！”一脸愕然的赵有才只好一个人去了。赵有才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后，阎局长夹个小包下班回家，经过大办公室门前时，李小南盯着阎局长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待阎局长走远后，竟“呸”地向痰盂里吐了一口唾沫。
这些细节被冷眼旁观的我看了个一清二楚。
我已像李铁梅那样猜出了几分：局长向她伸出了手，要一样东西，她没给，局长于是难堪地缩回了手。局长缩回手时一定很羞愧，因为局长一般是不向别人伸手的。反过来讲，局长一旦伸出手，那就不能缩回去，要什么，就得给什么！李小南现在没给，局长一定老羞成怒。我断定李小南没戏了，用不着再和她竞争。
因此，我必须盯紧冯富强，虽然冯富强已稳操胜券，但我还是想和他一搏！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某位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名言。我大学毕业时已搏过一回，以失败而告终。调玻管局后我绝不能再失败，我必须取得胜利！大的胜利是由小的胜利累积而成，我不能放弃每一次微小的胜利，哪怕已经没有希望，我也要全力以赴去争取，不，去博取——以至去“搏”取！
只有背水一战，才有可能绝处逢生！尼克松说得多么好！危机，就是在危险中寻找机会。现在我面临着调到玻管局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危机，我必须在这场危机中找到机会！
人常说，机遇，稍纵即逝。稍一放松，就会与你失之交臂。好比你在大街上的人流中发现了一个美眉，和你迎面侧身而过时，你若只是感慨她的美丽，继续向前走，就会终身再难与她相逢，当然也就永远失去了与她相识的机会。而你与她侧身而过时，若当机立断，折回身跟着她走，她去哪儿，你跟哪儿。她走进商店，你跟进商店；她买一管口红，你就装作要买一把剃须刀；她拿口红在小嘴上涂一涂，你就拿剃须刀在老脸上剃一剃。一边剃一边还可以趁机将脸像电风扇那样转来转去观察她。她从商店出来走进书店，你也尾随她走进书店。她买一本小说，你就买一本散文。她拿着小说边走边看，你就拿着散文边走边读。突然眼前的倩影不见了。哪儿去了？原来此时已来到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门前，她推门从楼里进去了。你也赶快推门进去，问一问传达室的老乔头，就会获知刚上去的那个妮子叫陶小北，你只要知道她的名字和她的工作单位，就有可能和她相识，甚至有一天会成为好朋友，骑一辆摩托车去红海湖玩呢！而你若在大街上的人流中与她失之交臂，再想找她时去哪儿找？她那张俏脸一闪就不见了，再要找她无异于在红海湖的灌木丛中空手去逮一只兔子，累死你能逮着？
因此我不能丧失这次机遇！虽然局面已是如此不堪，甚至我在这个回合中注定要败给冯富强，但我仍要全力博取！当然我现在不能去找马方向，我惟一的一线希望，在阎水拍，我得设法去争取阎水拍！
我决定去给阎水拍局长送礼。
其实我早该去看看阎局长了。人家力排众议将我调进来，我却一直没有去看他。这次去看他，恰好这是一个由头，一个说法。我可以这样对他说：“阎局长，您调我进来这么久了，我都没来看看您，其实我早想来看您了，可我又缺乏勇气。我怕您批评我。您会说：‘你这个小伙，拿这么些东西干啥？心思要放在工作方面，不要搞这些歪门斜道。’您如果这样说，我会多么无地自容啊！局里一些同志对我说，阎局长最大的特点就是正直，千万不敢去给他送礼，那老头儿倔着呢，说不准会将你带的礼品从门里扔出去呢。这样我就更不敢来看您了，一门心思把精力用在工作上，生怕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现在一年时间过去了，我在工作方面能给阎局长您一个交代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得来看看您，否则我内心里始终会有一种不安，好像我是一个不懂得感谢别人的小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阎局长您给我的何止是滴水之恩？在局里工作这一年您一直爱护、不！您几乎是在呵护着我！所以我必须来看看您！我来看您其实并不是为了看您，而是为了给自己的内心一个交代。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哪怕您戗我几句，我也必须得来，否则我这一生都会瞧不起自己的！”
我将“腹稿”打好后，便去商店买了两条软中华香烟，两瓶五粮液酒，在我们玻管局印制的一个小信封里装了两千元钱。我对自己这份礼的“轻重”安排比较满意：这份礼价值三千多元。以我的身份和我的收入情况，送太重的礼局长会有负担；送太轻的礼也不妥，让人觉得你有点轻视局长。其实我这一份礼是当做两份去送的：两条烟两瓶酒，是对局长调我进来的感谢。两千元钱则是为以后铺路，希望局长能时时“呵护”着我。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特意去银行换了二十张一百元的新币。将那一沓崭新的钱装进小信封时，我有点心疼：毕竟这是我近十个月的工资啊！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二百多元。我给有病的老父亲看病买药的钱，也从没有一次给过这么多，也就是一百元二百元，最多一次也只有三百元。可给这老家伙一次就是两千元！只有过春节爷爷给孙子的押岁钱才是新钱，我既然给阎水拍新钱，他就成了我的孙子！我心里这样想着，竟觉得舒坦了一些，看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是挺管用的。
阎局长家没有在我们玻管局那栋“年龄”与这栋办公楼相当的陈旧的家属楼里住，而是住在市水利局一栋家属楼里。阎局长在县里作县委书记时，水利部门在那个县上马建设一个大型水库，水库建成的同时，这栋漂亮的家属楼也建成了。因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县里给了水利部门很多优惠条件，所以这栋家属楼里有两套房子是奖给阎局长和当时与他搭班子的那一任县长的。
给我开门的是阎局长的爱人。面对一个差不多与我一般高且十分壮实的女人，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这个女人个子也太高了，高且宽。刚敲开门时，阎局长爱人见是一个陌生人，脸上瞬间掠过一丝不耐烦的神情，并有意用活像一只甲鱼一样宽大的身躯将我挡在门外。可她随即低头瞥见我手里拎着的东西，脸上立即多云转晴——仿佛她脸上设置着一个气象台。再抬起头来看我时，已像陶小北看我那样笑颐如花——气象台瞬间又变作我们紫雪市新建的世纪花园——各种鲜花在园内争奇斗妍。
此时阎局长爱人已闪开身子将我让进家门，并像一个娴熟的导游一样，领着我穿过宽大的客厅，又穿过餐厅，将我带进阎局长会客的书房。果然书房宽大的写字台前坐着一个小老头儿。写字台太大，将阎局长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不明情况的人还以为这家的小孙子在爷爷的写字台前淘气呢！
阎局长爱人轻掩上门，我就像一颗西瓜一样溜到沙发上坐下，将手里拎着的东西顺势放在沙发脚下，抬起头来满脸堆笑地望着阎局长。
我当时突然想起一个有趣的送礼故事。这个故事的标题叫《收》。有一位领导，收礼时有一个绝招，在手心上大大写一个“收”字。送礼的人来了后，他便坚决地一边摆手一边大声喊：“不收！不收！快拿回去！”即使送礼的人怀里揣着一个微型录音机，录下的也是“不收”的声音。后来事情败露在这位领导自己的疏忽：他去上班时忘记洗手了，恰好那天开大会，他在主席台上一边讲话，一边伸出手不停地做手势……
我们阎水拍局长当然不是这位领导，手心里并没有写着这样一个“收”字。我当时一落座，像小学生背书一样将打好的“腹稿”背诵给阎局长听。在我背诵的时候，阎局长脸上像家家户户过春节一样，一片喜悦祥和之色，丝毫没有流露出准备将我带来的东西甩出门外的蛛丝马迹。只是待我背诵完后对我说：“你这小伙，来坐坐就行了，带东西干啥？”转而他又说：
“小鱼你不口吃啊！”
我心里暗暗叫苦，一门心思背“课文”，把自己有点结巴这个毛病忘记了，那么长一段话流利地从口里一涌而出，连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把在袁家沟中学讲台上的那点儿看家本领全使出来了。可阎局长却不是袁家沟中学的念书娃娃，那些憨厚的娃娃即使我偶尔讲错，也不会像阎局长这样当面挑毛病。
我当时急忙回答阎局长：“怕您批评我，一着急把口吃的毛病给治好了！”
接着我又向阎局长解释，我口吃的毛病原本是轻微的，并不十分严重，所以有时候不易察觉。自己注意一点，别人有时还真听不出来。
我这样说着，已将目光移到沙发对面的墙上。墙上挂一幅巨大的字，是本省一位著名书法家的真迹。笔力遒劲，但内容却不新鲜，是毛主席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阎局长见我看这幅字，也将目光转向这幅字说：“我喜欢主席的诗词，文化革命中主席的一本诗词我都能背诵下来。可我为啥单选这一首挂在墙上呢？小鱼你看出点儿名堂来没有？”
我将那首诗又看了一遍，目光最后落在“水拍”二字上，高兴地说：“阎局长我看出来了，这首诗里嵌着您的名字呢！”我这样说时，突然想起那天与陶小北在红云山看到的那几幅嵌名赠妓联。这么一联想，心里当下乐了：莫非阎局长也是个“青青”、“玉珠”或者“雁菱”？这一乐，没有忍住，险些儿扑哧笑出声。我忙以手将嘴巴捂住，将笑声捂回去。
此时阎局长的目光还在那幅字上，没有看到我以手捂嘴的情态，反而表扬我：“小鱼你就是聪明，到底是大学生，别人就不能一下看出这一点来。有些同志来了几次，我问他，他都看不出来。”阎局长这样说着，将目光从那幅字前移开，重新落到我脸上。
我当时脸上挂着笑，用柔和的目光迎接着阎局长的目光，心里却在想：“有些同志”是谁呢？莫非是冯富强？难道这家伙又跑在我前头了？如果真是他，他已“来了几次”，我却是第一次来！阎局长这话里有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呢？我心中有点忐忑不安起来。
此时阎局长却又已将目光移到那幅字上，在转椅里轻轻摇着身子对我说：“不过小鱼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句诗里嵌着我们兄妹四人的名字呢！我大哥叫阎金沙，我弟叫阎云崖——这名字挺有诗意吧？我妹叫阎暖。”
“小鱼，你喝茶。”阎局长这样说着，起身去卫生间了。这次我可没有忍住，趁书房没人，我用双手捂着嘴不出声地美美笑了一场，笑得腰都打颤，肩头不停地耸动。并且一边笑一边看嵌有阎局长兄妹四人名字下面那句诗。若阎局长兄妹四人将名字嵌在下面这句诗里，那才有趣呢——阎大渡、阎桥横、阎铁索、阎寒——若阎局长妹妹叫阎寒，这女人保准嫁不出去！谁敢娶一个“冰箱”回家呢？还不把人冻死？
阎局长从卫生间返回书房的时候，我刚敛去脸上的笑容。然而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我刚才笑得太厉害，将塞在裤兜里那个装钱的小信封笑出来了。笑的时候我的腰一直在打颤，颤一下，信封向外挪动一下。待阎局长进来刚坐下，那个小信封像是欢迎他似的，啪地落到了地板上。
猝不及防遭此变故，我的脸刷的红了。可我很快见机行事，来个顺水推舟，将信封抓起来，颠着小步跑到阎局长写字台前，顺手拉开靠我这边的一个抽屉，将信封啪地扔进去，然后赶忙将抽屉合上，并以一只手紧紧捂在抽屉外面，生怕阎局长拉开抽屉将信封取出来扔给我。
我当时脸上的红晕尚没有褪去（这是一层多么恰到好处的保护色啊！说明小鱼这个小伙是初次送礼，像一个处女初次破身一样极不老练），结结巴巴地（我又结巴了）对阎局长说：“不好意思，不成敬意，一点小意思，聊表寸心，阎局长您千万别批评我，那样我会很难受的！”
见阎局长并没有拉开抽屉训斥我一顿的意思，我才放开捂在抽屉外面的手，退回沙发上坐下。不过我在拉开抽屉那一瞥间，却发现了两个细节：一是抽屉里放一盒“男宝”；二是抽屉里还有两个印有玻管局字样的显然也是装着钱的小信封，一个和我的差不多厚，一个则比我的厚得多——莫非是冯富强这个家伙真已走在了我的前面？或者是赵有才？马方向？
如果真是冯富强捷足先登，我今天来看阎水拍局长更是十分明智的决策！倘若我和阎局长达不到那种“鱼水之欢”的亲密程度，达不到那种“你在河里游，我在水中拍”的融洽程度，我在玻管局绝无出头之日！冯富强永远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鱼在河头上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压一块石头还好，万一这家伙将狗子压上来呢？那还不随时拉屎撒尿？如果有人将屎尿拉你一头一身，你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突然又想起那个小信封从我裤兜里自己溜出来的细节，心想：真是钱撵钱哩！打麻将牌时，赢家身边已放下一堆钱了，钱还往他那儿跑。看来生活中也是这样，谁钱多，钱就爱往谁那儿跑。阎局长那个抽屉里有很多钱，我的小信封便从裤兜里跑出来，急急忙忙往那儿跑。所以不是我给阎局长送钱，钱本身就是阎局长的！我只是做了一次好事，像雷锋那样，拾金不昧——我从阎局长家地板上将两千元的“金”拾起来，没有“昧”，站起身走过去拉开抽屉给人家塞进去……
从阎局长家出来，向我们玻管局大楼走去时，我想了许多许多。送点儿礼有什么好羞愧的？为了实现我心中的理想，为了不让袁长印、冯富强这样的人在我头上拉屎撒尿，（说不准哪一天我会在他们头上拉屎撒尿呢！）也许更下作的事情我都会做出来呢！我早已是一个具有了远大理想的同志，我必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锤炼自己这种“百折不挠、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精神！即使不能像当年的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至少也要像那个巧舌如簧的苏秦：“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苏秦用锥刺伤自己的大腿，是为了取“卿相”之高位，而我鱼在河仅是为了当一个玻管局长进而成为紫东县委书记。与苏秦的志向比起来，要低多少呢！难道我连这样一个目标都不能达到吗？
我必须达到！在华灯初上、人流如潮的紫雪大街上，我目光如炬地向玻管局大楼走去——有谁能阻挡这个同志坚定不移踏向理想彼岸的脚步呢！
我去阎局长家看望他一周之后，局里进行了民主测评。
民主测评一个月后，市里的任命文件下来了。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马方向不是任总工程师，而是任副局长！
除过阎水拍局长（也许还有马方向），局里再没有人能想到，竟会是这样的安排！
阎水拍局长这一手太老辣了！这等于将朱锋、姬飞、牛望月脸上又扇了一巴掌。阎水拍局长也许在心里这样说呢：让你们再跟我闹别扭！让你们再当凡是派！跟我作对没有好下场！我老头子快退休了，你们可还年轻着呢！
陶小北悄悄告诉我，朱锋将新名片都已印好了。那天她从五楼楼道里经过，见朱锋一边掏钥匙开门，一边扭着脑袋瞧着她笑。一边笑一边点头，一边点头一边就从门里进去了。因他始终扭着脑袋，目光始终专注地依偎在陶小北姣好的脸上，扭着的脑袋进门时都没有“正”过来，所以掏钥匙时带出一个白色的小片，他也没有发现。朱锋将门闭上后，那张小纸片在空中像雪花飞舞一般撒了一会儿娇，落到陶小北脚边。她将小纸片捡起来，竟是一张崭新的名片，上面赫然写着：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局长朱锋
陶小北当时捡起名片瞧了一眼，已举起一只手欲敲朱锋的门，可她的手举在空中却停下了。她看着名片略一思忖，将举起的手放下来，向前走几步拐进卫生间，撕碎名片扔进垃圾箱里，才向三楼的办公室走去。
陶小北告诉我此事后，停了一下，又自语道：“不知姬飞和牛望月印好了没有？”小北一边说一边叮嘱我，“此事不可告诉别人，朱锋知道脸上会挂不住的。”
在市里那份任命文件上，阎局长粗粗批了一行字：局领导阅毕请各科传阅。待这份文件传阅到我手上，已是一周以后了。我看着那份任命文件，心里暗自庆幸：我当初弃赵投马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啊！
我们局的领导班子终于由双数变作了单数，他们分别是：阎水拍局长，余宏进副局长，陈奋远副局长，马方向副局长，朱锋纪检组长，姬飞行业工会主席，牛望月总工程师。
有人私下开玩笑说，这下我们玻管局成“动物园”了——七位局领导里有四位是“动物”：马、朱、姬、牛。
科级干部的民主测评是在马方向副局长任命文件下发的第二天进行的。因科级干部的任命由局里掌握，民主测评一周后，局里就下发了红头文件。果然不出所料：冯富强做业务一科副科长，我任办公室副主任科员。李小南不仅没有向前走一步，反而向后退了一步——由出纳员改任打字员！出纳员则由康凤莲担任。
李小南被向后推了一掌，出乎局里每一个同志的意料。阎水拍这老头真下得了手，难怪局里有人私下说他是只“笑面虎”。
有人私下猜测，让李小南干打字员，是堵通信员小胡的路。谁让你小胡是余宏进的亲戚呢！再去抹桌子提水吧。只有我心里明白，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惩罚李小南呢！打字员这个岗位虽然几个工勤人员眼巴巴盯着，可干部谁愿意去干呢？做打字员，对小胡是荣耀，对李小南则是耻辱！阎水拍这样羞辱李小南，也不怕那个营长从千里之外赶回来给他一枪。
李小南接连三天没来上班，第四天走进办公室那个目光如盼的俏佳人，我当时差点儿认不出来。我原以为李小南一定是红肿着双目，甚至会有点蓬头垢面，至少也是“敛黛凝愁色”。可恰恰相反，她却是“施钿耀翠晶”——比我第一次见她时还光彩照人！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我当时将站在门口的李小南看了看，又将办公桌前的陶小北看了看，突然发现这俩妮子哪儿有点像。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陶小北，李小南，你俩不是姐妹吧？我怎么看你俩哪儿有点像？”
我这样说时，李小南已坐到她办公桌前。她笑吟吟地抬头对我说：“看着像就是姐妹？鱼在河你和毛宁还有点像呢！莫非你和毛宁就是同胞兄弟？”李小南一边这样打趣我一边扭头问陶小北：“小北你说鱼在河是不是有点像毛宁？”
陶小北抬起头笑着看看我说：“就是有点像！”
这姐俩一边挤对我一边笑。我当时突然想起那位说我有点像“庞中华”的副县长。心想：这一生我已做了两次名人了（毛宁、庞中华），我如果再写一部小说，别人会不会又说我是王跃文呢？其实我并不想当毛宁、庞中华或者王跃文，我只想当一个杨远征（当时的紫东县委书记），或者惠五洲（当时的紫雪市委书记）。
那天我对李小南良好的精神状态有点惊讶，莫非她也像我一样，学会了置换爱恨？越是痛恨一个人，越是向他甜蜜地笑。那她心中的“袁长印”是谁呢？当然是阎水拍！她心里不知怎么恨这个老家伙呢！
我发现陶小北和李小南对我都很好。陶小北常常护着我，有时甚至不经意间给我撒撒娇。而李小南也并不讨厌我，流盼的目光偶尔与我的目光相触时，也会露出一丝柔情。她那天说我像毛宁，其实最早说我像毛宁的是柳如眉。新婚之夜，柳如眉紧紧搂着我光滑颀长的身体说：“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有点像毛宁，虽然你没有毛宁那么英俊，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像，尤其是举手投足有一种优雅。”我当时也喜欢一个姓毛的——毛阿敏。于是我也信口胡诌，对柳如眉说：“我觉得你有点像毛阿敏，至少也像个刘晓庆。”其实柳如眉既不像毛阿敏也不像刘晓庆，跟张瑜和陈冲也差得很远，可她听了还是十分舒坦地笑起来，并一边吻我一边说：“真的？”我那时就发现，女人和男人在对事物的认知上有本质的不同。如果有人说我像王志文，我会立即回答：“瞎说，我哪像他！”因为事实上我根本不像王志文。若我是一颗西瓜，王志文是一颗甜瓜，你对我说：“西瓜像甜瓜！”我肯定会反驳你，因为小孩子都知道西瓜不像甜瓜。可女人却不是这样。若柳如眉是西瓜，毛阿敏是甜瓜，你对她说：“西瓜是甜瓜！”她就会眼睫毛一扑闪惊喜地问你：“真的？我是甜瓜吗？”
陶小北和李小南之间，我当然更喜欢陶小北。可若让我选一个去追求，我却会首选李小南。李小南老公在千里之外，她容易产生那种“闺中寂寞”。有时我看着她竟有点可怜，因为她有时真像一个“怀春的少女”。而且追求李小南，会产生声东击西一箭双雕之效。若我和李小南之间表现出一种亲昵，就会被陶小北察觉。察觉后她就会有点生气。若我是一根玉米棒子，陶小北原本并不准备啃，现在看李小南啃得津津有味，陶小北便会有一点点嫉妒和好奇，于是也便会产生啃一啃的冲动。战争年代，陈赓和粟裕善于使用这样的战术：派几个纵队佯装要攻打甲敌，可急行军几夜后，却突然折回身直扑乙敌，结果一口就将乙敌吃掉了。而我佯攻李小南，目的却是为了吃掉陶小北。
当然这些战术我一直没有付诸实施，那是因为我既定的“三大战役”的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在玻管局这一年，我只干成个副主任科员，离战略目标的实现还相距甚远。如果我背离大的战略目标，却在战术上玩些小花样，比如派出一个侦察排在陶小北和李小南之间玩那种小的穿插，必然影响既定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我只能忍痛割舍这两个小蹄子，却去与阎水拍那个毫无趣味的老家伙周旋。
这些小蹄子喜欢我当然与我个子高有点关系。我身高一米八，并且像一棵树一样端直且粗细适宜。既不太胖，像个胖洋芋；亦不太瘦，像根细萝卜。女孩子喜欢这种体形的男人。包括阎局长也认为个子高不是一件坏事。那天我从他书房出来，从他家客厅穿过时，阎局长个子很高的爱人和个子很高的儿子礼貌地从沙发前站起来。阎局长送我出门时以手指着他儿子对我说：“小鱼，你看我的品种改变了吧？我当初一眼看中老郑（指他爱人），就是为了改良品种！”
这里就需要使用辩证法了。阎水拍局长个子低固然是一个缺陷，但同时也是一个优点。因为我发现杨远征和惠五洲个子都和阎水拍差不多高。有一次省长来我们紫雪市检查工作，在电视新闻里出现时，和惠五洲活像一对双胞胎。当时他们正在杨远征那个县检查工作，哥仨站在一起指手画脚，就像农村的弟兄三人在商量给谁先娶媳妇。
况且我个子高又怎么样？我还不得天天在阎水拍面前缩着肩弓着腰？人这种东西真是有趣得很！阎水拍喜欢我目标小一些，我就在他面前尽量往小缩。陶小北、李小南喜欢我端直一些，我便在她们面前戳成一棵树干，想让她们像藤蔓一样攀援上来。
不过有一点我和阎局长倒是共同的。个子高的人一般心劲弱，可我个子高，心劲却一点儿不弱，这一点像阎局长。阎局长整人一点也不手软，我鱼在河心里也常有一些恶狠狠的念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进玻管局的那天起，我就跟在阎局长后面亦步亦趋，将阎局长的做人处事方式奉为圭臬，现在看来我鱼在河真是有一双慧眼呢，阎局长做我人生的导师当之无愧。我现在越来越“像”阎局长了，对待各色人等，也能做到“面容很和蔼，握手很给劲；待人很亲热，语言很甜蜜；做事很厉害，心里很毒辣。”真的，我现在和人握手时在“给劲”这一点上做的很到位，瞬间就将热情、体贴、友好、温暖、理解通过这重重的一握传导给了对方，让对方对我心生好感。即使已有如此的“造诣”，我仍不会就此止步，我的目标并不是要“像”阎局长，永远做阎局长的学生，而是要阎局长“像”我，哪一天让他成为我的学生！其实我鱼在河绝非人中虾鳝！我鱼某现在之所以看上去腰里无力，在玻管局百般遮着掩着，藏着掖着，那是因为我缺一样东西！唐僧之所以能制服孙悟空，就是因为他有一样东西。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了那样一个圈儿，想套谁头上就套谁头上，那我将这个圈儿套到袁长印或冯富强脑壳上，我在一旁“念念有词”时，即使他们疼死，我才不会像唐僧那样心生怜悯停下来呢！
有一次我甚至做了这样一个梦：袁长印和冯富强一左一右向我扑过来。我只轻轻抬了一下左手，袁长印脸上已鲜血淋漓；我又轻轻抬了一下右手，冯富强便以手捂着脸痛苦地离去。真所谓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鱼在河却翻了个身，舒坦地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背叛》吴言
第十六章
又是一年春草绿。这是我调到玻管局经历的第二个春天。
在这一年的春天里，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
这位伟人的伟大之处，怎么评价都不算过分。而且时间越久远，他鉴古知今、洞察未来的卓越才能和伟人风范愈将显现出来。他掷地有声的话语，他穿透历史烟云的目光，他坚毅的步履，引领着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始远航！
南巡谈话之后不久，我们玻管局有一正一副两个科长下了海。那段时间市政府每个部门都有人扑通、扑通往“海”里跳。给人的感觉，仿佛只要下海，用不了多久，便是一个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我们玻管局每调走一个人，要在那座陈旧的大楼前合个影，然后全体同志去餐馆聚餐。我们局合影时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局级领导和正科长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副科长和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站在第二排的台阶上。科员和工勤人员站在最后一排的台阶上。
我个儿高，那天站在第二排的正中间，旁边恰好是陶小北。我俩站在一起，就像一对新婚夫妻在拍结婚照。每次和这妮子站在一起，我心里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小北“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我呢？“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当小北的体香向我飘来的时候，我竟有种冲动，想将她的香肩揽在怀里，或者偷偷捏捏她冰凉的手指。我甚至将捏她手指的具体过程都想好了：先用一只手握住她五个并拢的手指，像捏一颗皮球一样一下一下握着捏。握一下放一下，再握一下再放一下。然后再放开她的小手，一根指头一根指头挨着捏。直到将这妮子捏得春心荡漾，明眸里闪出那种“爱情的光芒”，酥软的身子像一根面条一样缠绕在我身上，情不自禁地轻声唤我“哥哥”。
我当时想得正美，冷不丁身边挤进一个人来，是冯富强。这家伙侧身挤进来，一下将正在遐想的我像一张麻将牌一样挤出了列。
我这才发现冯富强挤我的原因：这一排最中间是八个副科长和四个主任科员。几个副主任科员分站两侧——我原本是应站到第二排两侧的，现在却站到了中间——原来是我占了冯富强的位置。我忙退出来站到这一排最边上，可站到最边上才发现已没有了我的位置。
我们局合影向来摆的是像仪仗队或阅兵方阵一样齐齐整整的队列，就像一块方方正正的蛋糕。第一排和第二排都是十六个人，这天合影也如此。七位局领导和八个正科长坐一排，是十五个人。加上欢送的两个同志中有一个副科长，这个副科长因今天是主角，也坐在了第一排的正中间，这一排便成了十六个人。第二排七位副科长加四位主任科员共是十一人。从我提拔的那天起，我们局因增加了两个名额，副主任科员增为六个人。这样第二排就多出一个人——成了十七个人。我被冯富强一挤，不仅挤到了第二排的边上，到边上后我才发现我像一个人的一只耳朵，孤零零地挂在整个队列的外边。撅着屁股钻在一块红布里的摄影师此时将红布揭开，冲我喊：“第二排边上那个同志向后退一排，向后退一排！”我急忙后退一排，和科员及工勤人员站在一起。刚站稳脚跟，摄影师从红布里乍出一只手，让我们齐声喊“茄子”，然后另一只手向一侧使劲一扯，闪光灯一闪，同志们或呆板或生动的面容便在那一瞬间定格。
无论是“站”或是“坐”，冯富强对他的位置都十分在意。那天聚餐时，我和陶小北、李小南恰好坐一张桌上，还有赵有才主任。赵有才坐正中，我和陶小北像古代那种宰相坐皇帝身边一样，一边一个。冯富强当时还没来。待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却见冯富强已坐在我的位置上，而当时那一桌还有几个空位。我只好坐在李小南旁边。陶小北看出了我的不快，抗议似的离开了那个“左臣相”（或右臣相）的位置，坐到我身边来。此时恰好另一副科长走进来，填空一般坐在了陶小北空出的那个位置。
那天吃饭时冯富强时不时挤对我。那一桌只有我一个是紫东县人，他便一个劲儿说笑话取笑我们紫东县人。说两个紫东的乡干部一个问一个：“什么叫台风？”另一个答：“你真笨！台风就是从台湾刮来的风！”又说两个紫东农民，第一次进省城打工，站在一座五星级宾馆门前看傻了眼，一个对一个惊叹说：“怎么城里的房子是用玻璃垒起来的？”接着两人开始数楼层。正数着，一个小痞子假冒警察走过来厉声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数楼层。”
“楼层是能随便数的吗？罚款！”
“罚多少？”两个紫东人畏缩地说。
“你们数了多少层？”
“刚数到十层。”
“数一层十元，罚一百元！”
两个紫东人将一百元罚金交了后，见那人走远，一个悄悄对另一个说：“城里人都是傻逼！咱已数到了二十层！”
我那天并没有对冯富强反唇相讥，只是微笑着看着他那张得意忘形的脸。我知道这家伙是在有意踩我。我当时甚至有点怜悯这个忘形的小人，因为他最终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有的人初一相识，初次见面，能给人留下多好的印象。比如冯富强，第一次见面时亲热地拍我肩膀，亲热地唤我“在河”的场面，我至今历历在目，有时甚至会心生一种感动——人对人如果永远这样热诚多好啊！第一次见他时那张生动的笑脸，当时在瞬间温暖了我因袁长印的欺凌而倍感寒冷的心。然而相处久了，才发现这是一个锱铢必较的人，为一件小事也会耿耿于怀多久！原来他那张笑脸不过是硬贴在脸上的一张招贴画，揭下来就会看到狰狞的面目——而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而康凤莲呢，初见面冷若冰霜，让人难以接近。可相处久了，才发现这人只是面冷一些，心术还正。康凤莲有点像那种热度很低的蜂窝煤炉子，散发的热量虽然很小，但却是恒温，时间久了会让你感到一丝丝暖意。
局里还有一种说法，康凤莲腰细臀突，床上功夫十分了得！和康凤莲造爱，会让人魂飞魄散。据说这是姬飞一次酒后说出来的。我听了这种说法，颇不以为然，从外表上看，康凤莲怎么也不像《红楼梦》中的“多姑娘儿”——“诸男子至此岂有惜命者哉”。不过转念又想，姬飞跟康凤莲这么多年仍然藕断丝连，恐怕康凤莲真有什么“绝招”也未可知。西汉时有个解忧公主，莫非康凤莲是我们玻管局的解忧公主？至少是姬飞的解忧公主！那李小南是谁的解忧公主？陶小北呢？
冯富强那天越讲越忘形，又说一个个子很矮的紫东县男人与一个个子很高的紫东女人跳舞，一边跳舞一边探手摸女人的胸部。摸了一会儿不解地问：“你怎么没有奶嘴嘴啊？”女人鄙夷地撇撇嘴说：“你这小傻逼，我乳大，你个小，摸了不到四分之一！”
冯富强讲到这儿，正自个呵呵地乐，另一位副科长对他说：“这故事你可不敢在阎局长面前讲，他爱人是紫东人，即使他爱人不是紫东人，他听了也会不高兴的！”
冯富强的笑声戛然而止，脸一下吓黄了。抬手在自己脸上扇了一巴掌，再不敢吭声。
那天聚餐毕，阎局长刚从饭店门里闪身出来，小虎便适时地将车开了过来，仿佛他一直在那儿等着似的。这也是小虎做事的精细之处。每次跟阎局长外出，即使在一块儿吃饭，他总是提前几分钟匆匆扒拉完饭，出去把车开到门口。阎局长只要一出门，抬脚就可以坐到车上。特别是冬天，小虎出去会更早一点，待阎局长出来，车上已是暖烘烘的，哪里还有一点寒气。
小马则要比小虎粗疏得多，常常是见车不见人。有时余宏进或者朱锋、姬飞吃完饭了，或者开毕会了，出门后站在车边左顾右盼找不到人。一会儿才见他小跑着从哪儿钻出来。小牛则更差一些，小虎、小马若有事请假，偶尔让他开小虎的桑塔纳或者小牛的“二一三”送哪位领导去开会，领导开毕会出来，连人带车都找不见了。有一次他送牛望月去宾馆开会，牛望月开毕会等了半小时，还不见小牛的面。那次是冬天，牛望月脚都冻麻了，夹着个文件包在地下跺来跺去。最后一看等待无望，只好气鼓鼓打个车回局里。牛望月已回到办公室了，小牛才开个车往宾馆赶，然后又从宾馆往局里赶。小牛那次也真慌神儿了，到局里车没停稳，便一个箭步往楼上蹿，进牛望月办公室喘息未定，便被牛望月劈头盖脸臭骂一顿。牛望月那天固执地认为小牛是个“不成器的东西”，他实在是恨铁不成钢。并在言语间对小牛将来在局里的前途表示了十二万分的担心。牛望月认为，若再这样着三不着两着天不着地下去，小牛在局里的威信定会一落千丈，不再会有人搭理他。再遇到事儿，不再会有人给他说话——非华扁莫之能救——看来人这种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会将自己看得很高而将别人看得很低，牛望月这样一个着前不着后总是以邻为壑的家伙，在将他的侄子贬损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仍不忘将自己视作华扁——华佗和扁鹊。那天牛望月在里边骂，小马隔着门缝蹑手蹑脚在外面听。不过听到最后，小马却差点儿气破肚皮。因为牛望月在里边威胁小牛说：“再这样下去，连马志远那样没头没脑的人都会超过你！若马志远跑你前头去，哪一天阎水拍把马志远提拔为副主任科员，而你还是一个赶车的，看你的脸往哪里搁——你的脸若没处搁，那我的脸往哪里搁？！”
不说牛望月和小牛这一双活宝了，再说我和陶小北。那天欢送两位下海的科长聚餐毕，
阎局长钻进小虎的车后，又将车窗玻璃打下来，笑眯眯地扫了我们几个一眼说：“你们走不走？”
我和陶小北与阎局长家在相反方向。李小南家虽与阎局长家在一个方向，但她家距我们聚餐的饭店不到半站路，散散步就回去了。可她却出人意料地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坐进去后又打下车窗玻璃微笑着冲我们摆摆手。小虎油门一踩，车子像一尾鱼一样甩打着尾巴，载着阎水拍局长和李小南融入了大街上的车流和人流中。
在这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和陶小北的脚步清晰地踏在紫雪城的大街上。
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夜晚，已是很多年前，还是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个女孩子这样在寂静的大街上走过。我和那个女孩子去吃夜宵，吃完后漫无目的地在寂静的大街上走。那个女孩子什么模样，已记不清了。总之是一张年轻、青春的脸。后来我们在校园里分手的时候，好像轻轻拥抱了一下，又好像只是拉了拉手，然后便分开了。这就是初恋吗？那个时候，那女孩若能依偎在我身边，我真愿意带她走到天涯海角——那时候的我，觉得人生还需要什么呢？只需要这样一个女孩，只需要这样一双亮亮的眼睛，像暗夜中的一对小灯笼一样，闪烁在你面前，照耀着你走到生命的尽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等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摇，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依然是我手心里的宝！”
爱情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而人生，却是一部险象环生的故事片——如果你不幸成为这部故事片的主角，那就必须打斗和搏杀下去——你别无选择！
爱情和可爱的玻管事业原来竟像鱼与熊掌一样——不可得兼！我有点怅然地望望默默走在我身边的陶小北一眼——想到她竟是一尾鱼，不禁扑哧笑了。陶小北望我一眼，心里仿佛在说：“你这个傻家伙，你笑什么呀？”我也在心里回答她：“我笑你是一条鱼。”陶小北扑闪着眼睛用心语问我：“那你为啥不做另一条鱼？我们可以共同游向大海啊！”我用心语答：“我担心还没有游出玻管局，便被冯富强捕获，然后拎到阎水拍家的案板上去……”
从聚餐的那家饭店出来，回到我们各自的家，须经过紫雪市最早的一座三星级大酒店——蓝天大酒店。从蓝天大酒店灯火辉煌的门前经过时，见该酒店的商品部经理小柳柳如叶正微笑着站在旋转门前送客。我和陶小北都认识小柳，我们是去年在蓝天大酒店召开全市玻管工作会议时和她相识的。会议开了三天，我却在蓝天大酒店住了一周——开会前我在那儿开了一个房间给阎局长起草会议报告。不过小柳那时跟我并不熟，她主要是围着赵有才主任转——因为所有的会议费用都要由赵有才主任审核签字。
说得不恭一点，小柳的主要特点是“肥美”——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肥”。我在心里给小柳取了个绰号，叫她“桂鱼”，肥而不腻。小柳之“肥美”，其实并无贬意。“肥”可以理解为丰满、丰腴；“美”不是美丽，而是美妙——小柳的美有其妙不可言之处。你瞧她现在站在那儿有多“美妙”：穿一件丝质的白背心，白背心束腰收胸，绷得特别紧，将乳房和腰身的曲线勾勒得惊心动魄。胸前像扣着两个碗，臀部则像两面腰鼓——给人的感觉，商品部经理本身就是一件商品——在那儿待价而沽呢！
市场经济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买”字，一个“卖”字。在市场经济的天平上，包括人——这种无毛两足动物也是出卖的。区别只在于，有的人负责出卖肉体——不仅仅是妓女；有的人负责出卖灵魂。出卖肉体的人与出卖灵魂的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也许后者更肮脏一些！
小柳当时站在旋转门前含着笑恭送的是惠五洲书记陪着的一位重要客人，看那样子至少是省里来的一位厅长——我们姑且就认为他是一位厅长吧！厅长显然喝了点酒，因为可以看出他有一点点兴奋，握着小柳的手使劲摇晃着不肯松开，并以另一只手数次拍小柳性感的胳膊。小柳的胳膊一直裸露至肩胛骨以上，光滑洁白如一条飞机跑道。厅长此时给人的感觉，他再也不愿意干这个厅长了，那么他想干什么去呢？原来他想做一名飞行员，将波音747直接开到小柳的臂膀上去。总之当时厅长固执地反复摇晃小柳那条胳膊给人的感觉，仿佛他同时也在摇晃着自己苍白的一生。也许厅长酒醉后朦胧间认为，自己一生奋斗的价值都不及这条胳膊的价值，难怪他想将这条胳膊带走——他当时恨不得将小柳那条胳膊自肩胛骨处摇脱臼，或者干脆将那条胳膊直接从肩胛骨处卸下来，搬到小汽车上带回家。可要卸下这两条光滑而性感的胳膊也非易事，于是厅长最后只好用力将胳膊摇了摇，恋恋不舍地放开。直到转身上了那辆早已发动的奥迪小汽车，他还在扭头向蓝天大酒店旋转门前张望——别人以为他是在和送行的人告辞呢，其实他是在与刚才摇的那条胳膊依依惜别！
蓝天大酒店旁边，是新开的一家超市。超市里正在放一首我们都熟悉的歌——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这歌声
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
明天明天这歌声
就是遍野春花就是遍野春花
……
我有点发痴地听着这首歌，听着那清脆纯洁的童声。只有童年是美好和纯洁的，只有陶小北是美好和纯洁的！是的，我此生注定不能得到陶小北，因为我太肮脏了！那么就将她的“微笑”给我留下吧，让这首歌载着我对她的美好祝愿，伴随她走遍海角天涯吧！
人啊！你为什么要长大？为什么最终都要变作一个欲望之兽？我突然觉得自己不仅肮脏不堪，而且龌龊！比冯富强更肮脏，比阎水拍更龌龊——简直像那个欲卸商品部经理小柳胳膊的厅长一样龌龊！想到这一点，我有点绝望——我抓起陶小北的手，泪流满面！
柳如眉和我产生了一些矛盾。
矛盾的起因是投票。
柳如眉在市里另一个局工作。柳如眉本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过去对“提拔”、“进步”、“上一个台阶”之类并无多大兴趣，一心一意把心操在我们的儿子鱼小明身上。我儿子自幼胆小，别的孩子欺负他时，从不敢还手。鱼小明小的时候，每天下午吃过饭，常见柳如眉将鱼小明抱在怀前，从耳朵根到颈项细致地检查，看鱼小明哪儿又被别人扭青了。一边检查一边教导儿子：“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别人扭你，你就掐他；别人将你当马骑，你就将他当驴骑；别人向你吐口水，你就向他吐唾沫！”
那天我正在写字台前看书，听柳如眉这样训导儿子，扑哧笑了。她那几个排比句，“扭”和“掐”、“马”和“驴”相对还说得过去。可“口水”和“唾沫”相对，却有点文理不通。若“口水”是“马”，莫非“唾沫”是“驴”？当我将这一点向柳如眉指出来时，她对我说：“我这不是气糊涂了嘛！”
常见柳如眉抱着儿子吧嗒吧嗒掉眼泪。有时还自言自语在那儿骂：他妈逼！日他妈！柳如眉平时绝不说脏话，除过发现儿子身上有伤时恨恨地骂外，我从未见她在任何语境中使用过脏字眼儿，可见她真是气急了。柳如眉这样自言自语骂人时，我觉得倒添了几分可爱。只要柳如眉一骂人，我就知道儿子一定又受伤了，不是这儿被抓破就是那儿被扭青了。有一次她突然惊叫一声，唤我过去看儿子颈项里边的一处紫青伤。我过去迟了一会儿，她抬手便在我大腿上掐了一把，好像是替儿子出气，在掐那个扭伤儿子的孩子。我那时才知道，女人恨起人来，下手很重。柳如眉掐我那一把的感觉，有点像钳子夹住皮肉，痛得我叫喊起来。
我虽然痛在皮肉上，但却甜在心里。女人就应该这样，像个护犊的母兽。
可柳如眉突然哪根筋抽着了，开始热衷于做一个副科长。
按照柳如眉对我的讲述，局长某一天突然找她谈话，准备让她担任她所在科室的副科长。这个位子另外还有一个人争，但这个人工龄、局龄以及在局里的群众基础都不及柳如眉，所以局里确定还是柳如眉上。局长对柳如眉说：“不过最终有个投票问题，不可掉以轻心，这一阵儿你得注意一下。”
从那天开始，柳如眉像失了魂似的，不仅在单位“注意”，回到家里也开始“注意”。她的注意力一转移，目光便不再专注于儿子身上。儿子当时已上小学一年级，那天让她检查作业，她竟头也不抬对儿子挥挥手说：“找你爸去，妈正忙着呢！”
她当时正将她们局全体人员名单列在纸上，在每一个名字后面画“√”或“×”呢！有的先画为“√”，又涂掉，改为“×”；有的先画为“×”，又涂掉，改为“√”。有一个人名字后面，她竟如此反复涂抹了五六次。
我和柳如眉的爱情生活比较和谐，两人在这方面的兴趣都浓厚一点，加之那时候年轻，真有点“乐此不疲”的味道。不过柳如眉比我更浓郁一些，我提出要求她从未拒绝过。即使两人赌气的时候，我若提出要求，她也会默默地承受，并且一会儿便不“默默”了——她会闭着眼睛轻轻地呻吟起来，那声音美妙极了，就像一位天才的作曲家在作曲。我俩的爱情生活常常是这样配合默契，分工明确——她负责作曲，我负责填词。我填词的才华显然要逊色于她，也就是《现代汉语词典》里那几个语助词，什么“啊！啊呀！”之类。
以后我在生活中摸索出一条经验，每当柳如眉和我赌气的时候，我就通过让她“作曲”这种方式打破僵局，当然我会十分卖力地配合她“填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俩将做爱叫做“唱歌”。唱歌的过程是这样，两人睡在床上说一会儿话，轻轻搂着，同时我将我的一条腿插在她两条腿中间，并将我的腿渐渐靠近她“那儿”，就像游击队员抓“舌头”时悄悄靠近一个敌人的哨兵一般。我用腿在“那儿”捂一会儿，“那儿”便开始发热，就像将一个小电炉插头插到插座上一样。再看她的眼睛，已有那么点“迷离”的成分，此时我知道时机已成熟，可以“唱歌”了。如果我是一个不错的导演，这种时候往往能很快将一台晚会指挥进入高潮。
可自从她开始计算票数欲做那个副科长后，我俩“唱歌”时就发生了语音障碍，我并没有嗓音沙哑，她却声带发炎。我将大腿捂她那儿，她竟没有一点反应。有一次我以为有反应了，跃身欲行鱼水之欢，她却一把将我推下身，不耐烦地说：“不看人家正忙着嘛！”我有点沮丧地看她忙什么？原来她正伸出一只手，用另一只手将这只手的手指头一个一个往回掰，然后再将握住的手指一个一个往起掰，而且口里念念有词。她念的“咒语”是她们局全体人员的名字。掰一下手指头，念出一个人的名字；再掰一下手指头，再念出一个人的名字——原来她又在计算票数呢！
柳如眉告诉我，她能不能当上这个副科长，关键在一票！她们局搞民主测评向来票数比较分散。有一次给两个人投票，为了充分体现全局同志的民主权利，在两个候选人名字下面，又留了一个空格，若不同意这两个候选人，还可以填一个第三者。就像当年袁世凯为当大总统用武力威慑议员们给他投票时有一票竟投给小凤仙一样，那次柳如眉那个局竟有一票投到了美国——有一个人在空格里填了个“布什”——而且是那个“老布什”，因为当时克林顿还没有上台执政。
柳如眉所在的局，共有三十八个人。她的那个竞争对手不会超过十票。因此她只要有十票，就可稳操胜券。
柳如眉局里共有五位局级领导。因柳如眉是局务会上“内定”的副科长候选人，五位局领导都会给她投票。局里另有两个和柳如眉关系要好的女同事，这两票也会投给柳如眉。柳如眉科里共有五个人，在这五个人中，柳如眉需争取三票。
有一票保准会投给柳如眉——就是柳如眉自己这一票。有一票保准不会投给柳如眉，就是柳如眉竞争对手那一票。
科长的一票会投给柳如眉，因为局长给科长谈过话，科长会充分体现局长意图。科里另有两个人，其中一票保证不属于柳如眉，因为这个人和那个竞争对手过从甚密。在科里这场乒乓球比赛中，柳如眉和竞争对手打成二比二平。科里最后那个人的一票即成为关键的一票！
柳如眉那天在名单上连着涂了五六次“√”和“×”的，就是涂在这个人名字后面——她吃不准这个人会将一票投给谁？
柳如眉开始争取这一票。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姑且将这个人称作“一票”。
柳如眉暗中对一票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摸排调查。那些天，她一吃过下午饭，就骑个自行车到外边跑，仿佛公安人员侦破某个案件走访人民群众一样。我洗完碗还得给孩子辅导作业。那时我才痛苦地发现，女人可以热衷于逛商店、养宠物，为健美跳足尖舞、肚皮舞，甚至可以搞传销，但千万不要热衷于“搞政治”。正像男人可以热衷于“搞科学”、“搞业务”、“搞研究”、“搞事业”，但千万不能热衷于“搞女人”一样。女人热衷于“搞政治”和男人热衷于“搞女人”一样可怕，因为这是他们走向堕落的开始。
在我们紫雪市，只要担任一个副科长或副主任科员，就算进入了“政界”。争取担任这个副科长或副主任科员的过程，便是一个“搞政治”的过程。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们紫雪政界，市委书记、市长这一级别的干部，对央视的新闻联播十分重视，尤其关注中央领导的行踪；县委书记、县长、局长这一级别的干部，则十分关注本省的新闻，对省委书记、省长的去向了如指掌；而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这一级别的干部，关注的则是紫雪电视台每晚播出的紫雪新闻。柳如眉未“搞政治”前，一有时间便坐在电视机前看那些煽情的连续剧。一部《过把瘾》她能看五遍。看毕还要评论：什么“王志文太瘦”，“江珊眼睛太活、太花，肯定多情”，“刘蓓有点假正经，不说话就会勾引男人”，“史可嘴唇太厚，上嘴唇像高中语文课本，下嘴唇像数学课本，合在一起像一本新华字典”。可自从开始“搞政治”后，她再也不愿意看这些乏味的连续剧了。每天紫雪新闻开始前五分钟，她早已像在主席台下听领导讲话一样端端正正坐在了电视机前。市委书记有一次讲话时碰翻了一个茶杯，市长有一次说了一个错别字，她竟替他们惋惜了几天。在几十名市级领导里，她尤其关注曾给我们阎水拍局长做过下级的那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行踪。只要这位部长在荧屏上一出现，她脸上的表情便十分庄重且兴奋，还有某种自豪，仿佛组织部长是她爸爸、她哥哥或者她丈夫。有一次正看紫雪新闻，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前，新闻里一个副市长正在安全生产电话会议上讲话，她接完电话后，却见组织部长正从一个贫困户家中脑袋一低钻出来——这是这条新闻的最后一个镜头。然后便是另一位副市长在另一个会议上讲话。柳如眉当时十分沮丧：如果早知道两个副市长讲话的新闻中间会播组织部长的这条新闻，她怎么也不会去接那个电话了。她当时急切地追问我组织部长到那个贫困户家里干啥去了？那个贫困户是在哪个县哪个村？我当时根本没注意这些内容，她便毫无来由地指责我，说如果是江珊或者刘蓓当组织部长，我保准会不错眼珠盯着看！恐怕电视机都会被我锥子一般的目光扎出个窟窿！我那时喜欢电影演员江珊和刘蓓，她就如此戏弄和打击我。打击完我她又推测，说组织部长肯定是去慰问贫困户去了，要么就是去基层宣讲十四大精神去了（当时刚召开过十四大，要求将十四大精神宣讲到基层）。那么到底是慰问去了？还是宣讲去了？她最后又否定了宣讲。因为如果要宣讲，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会统一行动，这个在这儿宣讲，那个在那儿宣讲，还有几个在别的地方宣讲。而那天的新闻里却有两位副市长在与十四大完全无关的会议上讲话，这就说明肯定是慰问去了！那么是到哪个乡哪个村慰问去了？拿的慰问品是一袋面粉还是一袋大米？这两个问题还在困扰着柳如眉。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柳如眉那天晚上会坐卧不宁。好在紫雪新闻每晚十一点还要重播一次，柳如眉终于搞清楚了这两个问题，否则那天她真会“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的。
“搞政治”有大小之分，当年“四人帮”鸠合在一起“搞政治”，是为了篡党夺权，人民一举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这是政治之“大”或者“大”的政治。柳如眉骑个自行车在紫雪城里疯跑，看电视时对市委组织部长情有独钟，这是政治之“小”或者“小”的政治。虽然搞政治有大小之别，但其过程却是相通的——都需要策划于密室——柳如眉不是曾在“密室”的床上掰着指头“策划”过？本质也是相同的——都是为达到某一个目的：四人帮是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柳如眉是为当那个副科长。
当年党和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我却粉碎不了柳如眉要做一个副科长的阴谋。我多想劝柳如眉悬崖勒马。我在心里不止一次给柳如眉“讲”过这样一些道理：女人一旦热衷于政治，女性的天性和美便会荡然无存。女人可爱就可爱在她们总是扑闪着一双孩子般纯真的大眼睛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因女性的善良而减少了几分肮脏，多了几分可爱。她们不懂得落井下石，不懂得背信弃义，不懂得勾心斗角，不懂得陷害别人，不懂得一边笑容可掬地拍一个人的肩膀一边冷不丁将这个人推下悬崖。而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她们擅长使用的“挦头发、抓脸皮、拧肉”这些基本动作要领在“搞政治”时又很难用得上。因此女性一旦踏入官场这个雷区，因其在对付官场险恶之中表现出与生俱来的力不从心，必然会被炸得血肉横飞。为了保护自己，她们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犯贱！而女人一旦犯贱，便不再被人尊重——妓女之所以肉体上被男人蹂躏后，还要遭精神上的践踏，就是这个道理。
柳如眉经过一番奔波，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她一位中学同学的妹妹和一票的妹妹是同学。她通过中学同学约见了同学的妹妹，通过同学的妹妹约见了一票的妹妹，让一票的妹妹将话捎给自己的哥哥。柳如眉对一票的妹妹说：“本来我和你哥是同事，但这种事我怎么好意思自己说出口呢，所以请你转告你哥，我将来会感谢他的。”
柳如眉这一番穿梭外交明显带有女性手法——拖泥带水！不过仔细思量，这种手法有其独到之处。比如你要打电话问候一个关系并不熟悉、却已心仪已久的女性。若直接将电话打过去，对方可能会很冷淡，因此一些温情的话很难说出口。而你若通过手机发一个短信：“你好吗？愿快乐永远伴随着你，愿你永远像现在这样年轻美丽！”收到短信的这位女性保准会莞尔一笑，心里升起一缕感动。这一感动，或许会给你回发一个短信，虽然只有两个字——谢谢！可对你和这位女士的交往而言，这两个字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当年的中美联合公报。这两个字就是搭在你俩之间的一道云梯，顺着梯子使劲攀援，没有攻不破的金城汤池！有一天你就会走进她的心间。第二条短信你就可以这样说：“可以请你吃饭吗？或者喝茶？我担心你飘然而至的那一刻我会心跳过速，而你若不来，我又会在瞬间觉得人生其实毫无意义可言——当然我不会因此而自杀——因为还有‘下一次’！亲爱的，下一次约你，你会如约而至吗？如果你欣然赴约，那么这一次的等待就变作了一种比赤道还要漫长的幸福！”
一票的妹妹若是一部手机，柳如眉就是那个痴情的追求者，通过这部手机给一票发出了第一则短信。
柳如眉给她的同事发“短信”是在1992年底，那时紫雪市还没有手机。紫雪市是在1995年底才开始有手机的，那时手机不叫“手机”，叫“大哥大”。那年我们紫雪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从欧洲和美洲考察归来，每人提着一部“大哥大”。当时那种“大哥大”价格昂贵不说，体积也特别大——差不多有一颗炮弹那样大，至少也有我们紫雪电视台那些记者提的那种微型摄像机那样大。
所以柳如眉这个聪明的家伙应该是我们紫雪市最早使用“手机”的人，比我们紫雪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早使用了三年。
而且柳如眉这次成功穿梭体现了这小娼妇一种超群出众的智慧。说起那种因智慧超群而被人们肃然起敬的人，在美国，我们会想起基辛格；在中国，当然会想起周恩来。可当年他们采用的手法与柳如眉的手法也没有多少差别：基辛格秘密访华，全世界的媒体发布的却是他访问巴基斯坦的消息。基辛格白天在巴基斯坦露面，心不在焉参观几个点，晚宴后却称病不出，偷偷溜到中国，秘密会见周恩来，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一票的妹妹就是当年的“巴基斯坦”，柳如眉通过这个“巴基斯坦”秘密会见了一票。
中美建交前之所以费了这么多周折，那是因为当时还有个苏联，在虎视眈眈盯着这个世界上的风吹草动。柳如眉和一票建交之所以绕道“巴基斯坦”，是因为她科里也有一双眼睛，像当年的“苏联”那样盯着她的一举一动——这个“苏联”就是那个竞争者！
柳如眉和一票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同事将那一票投给了她！她担任了副科长。
投票结束的当天下午下班前，当办公室只剩下柳如眉和一票时，两人的目光像彗星和行星一样含情脉脉地相撞了——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像1978年美国东部时间12月15日晚9时（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时），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上海公报”六年之后，美中两国向全世界同时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样，我的妻子柳如眉和她的同事“一票”，在中美建交十多年后正式建立了男女关系！
柳如眉担任副科长当天下午下班回家后，说话时便像领导那样作指示——举着筷子不停地点我——仿佛我的脑壳是电脑的鼠标。按照我们紫雪市“搞政治”的程序：科长领导副科长，副科长领导副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领导科员。照此模式，柳如眉领导我，我原本想领导鱼小明——可鱼小明当时的理想不是做“科员”，而是想当一个团长或者军长——他当时每天放学后要缠着我下两盘军棋。想到自己可爱的妻子即将被外敌入侵，她拿筷头点我时好像是两个人在一起使劲！淘气的儿子又不服管理，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主任科员鱼在河当时在饭桌前难过地低下了头。 《背叛》吴言
第十七章
市委在市党校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理论学习班，要求市级各部门派两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学习。阎水拍局长在市委红头文件上粗粗批一行字：“有才同志，这是一次提高理论素养的难得机会，请办公室派人参加。我意请陶小北同志和鱼在河同志去参加学习”。落款为“阎水拍，某月某日”。落款之后，阎局长意犹未尽，又用粗重的炭素笔画一条流畅的曲线，从文件天头一直拉到地角，在地角处又批一段话：“下次再有此类学习班，可请李小南同志去。包括康凤莲同志或其他一些科室的同志，也应逐步分批参加此类学习班，以提高政治修养和理论素养。此事由办公室牵头，请有才同志统筹安排”。再次落款“阎水拍，某月某日”。
严格意义上讲，我这个副主任科员不能算是“副科级干部”。因为“副科级干部”一般是指实职，而副主任科员的实职却是“科员”，只是享受副科级的工资及其待遇。这就好比一个曾担任市委书记或市长的离休老干部，虽然还享受同等待遇，却不行使市委书记或市长的职权——副主任科员同样不行使副科长的职权。
陶小北、冯富强、柳如眉这些同志现在才是正儿八经的“副科级干部”。
所幸这种学习班一般都马马虎虎，审查并不严格或者干脆不审查。冯富强常常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他曾参加过一次市里举办的“副处级干部理论研讨班”。在报到册“职务”一栏里写下“副处级”三字时，他当时心里陡然来了一股劲儿，那股劲儿周身贯通，一直贯注到手臂上，结果写到“处级”两个字时，手腕上感到并没有着多大的力，却一下将报到册厚厚的纸戳破了。
那次会报到在蓝天大酒店一楼大厅里。签完那三个字扭头就看见商品部经理小柳妩媚的脸。冯富强说，小柳的脸那天格外妩媚，而那种妩媚又仿佛是专为他准备的。冯富强说他当时顿然明白了一个浅显而深奥的道理：男人一生惟一应追求的目标，就是把官做大！这是一个“真正的道理”——简称真理。而像小柳那样的商品部经理，只肯为“真理”献身。献身的同时她也变作了“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两个“真理”若在一起“唱歌”，那一定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
冯富强说他当时瞥了一眼小柳丰满的腰身后，用目光将小柳脸上妩媚的笑容席卷而去。他腋下夹着那个材料袋向二楼的会议室走去时，腿脚格外有力，就像一条刚充足气的橡胶轮胎一般，一弹一弹上了楼。
冯富强当时在办公室对我发表这番宏论时，还有别的科室两位副科长。他的“真理宣言”发布完毕，那两个副科长脸上挂着“追求真理”的笑容出去时，陶小北脸上挂着“拒绝真理”的笑容进来了，随即李小南一脸疑惑而至。那疑惑仿佛在说：“是为真理而献身呢？还是对真理说‘不’！”
真理情结已像十年后到来的那场可怕的“非典”一样，困扰着我们玻管局办公室每一位同志的内心世界。陶小北、李小南、冯富强、我，就像当年投身革命前的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行着痛苦的选择。
这个理论色彩颇为浓郁的人生课题，被冯富强一句直白的、同样像“真理”一样赤裸裸的话戳破了。他见陶小北和李小南进来，附在我耳边低声说：“鱼在河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壮阳药？就是不断地升迁！”
“冯富强你又在捣什么鬼？”陶小北总是将冯富强当做真理的对立面，对他总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
“我和在河说几句悄悄话。”冯富强啥时见了陶小北都是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像“假正经”见了“正经”、“假正史”见了“正史”、“假道学”见了“道学”一般。
“你们男人也有悄悄话？”李小南饶有兴趣地问。
“男人的悄悄话那才有趣呢！不像你们女人的悄悄话，说来说去就那么点事儿：老公、孩子、谁的衣服漂亮……男人的悄悄话就像高尔基笔下那种海燕，在暴风雨中刷地穿过乌云冲向了天空！”
我们玻管局到市党校只有一站路。每天早晨我到单位时，陶小北已在办公室等我。这天我一进办公室，她就娇嗔地对我说：“鱼在河你不能早点来，人家都等你五分钟了！”
我抬腕看看表，八点刚过五分，我冲她歉意地笑了笑。我俩夹个材料袋从楼道里经过时，碰到了冯富强。这家伙不阴不阳地说：“在河，去党校学习啊，你成咱局里的后备干部了！”冯富强私下对别人说，本来局里是让他去学习的，他工作忙，脱不开身，才改为鱼在河。冯富强接着又说，那种“软班”有啥意思，要学就参加“硬班”的学习。
按照冯富强的说法，市党校、省党校直至中央党校的学习班，都有软硬之分，硬班就是立竿见影提拔的那种培训班。现任市委书记的前任，去中央党校参加了三个月的“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尚未结业，便被任命为与本省相邻的一个省的副省长。杨远征在市里某局任副局长时，去省党校青干班学习，学习中途便被任命为紫东县委书记。市政府办公室一个科长，去市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刚学习了一天，便被任命为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而软班则是指各类理论学习班，市里每年要举办多次多种多样多期理论学习班或研讨班。比如“东欧剧变国际理论研讨班”；“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理论学习班”；“深化市情认识理论学习班”；“向前看还是向钱看理论研讨班”；“十四大精神理论研讨班”；“小平理论研讨班”；等等。
我们赵有才主任曾参加过一期“用人之长还是用人之‘短’理论研讨班”。结业时，每人写一篇体会文章。赵有才主任那篇文章还是我捉刀的呢！文章标题是：《不妨学会用人之“短”》。意思是应让吝啬鬼去当仓库保管员，让爱吹毛求疵者去当质检员，让喜欢出头露面者去搞市场攻关，让守口如瓶者去干保密工作。那篇文章收尾句我至今记得清楚：“如此用人，变‘短’为‘长’，何乐而不为呢？”
这篇文章因观点新颖，后来在《紫雪日报》发表，并获了当年全市理论创新好文章一等奖，获奖金三百元。当然作者是赵有才。
市委党校在紫雪城东的紫雪山上。紫雪人戏称紫雪山为紫雪市的“玉泉山”，而市委则被称作“中南海”。
紫雪市共辖十六个县区，文革前，历任紫雪市委书记均由东八县人担任。仅紫东县就出过三任紫雪市委书记，其中担任时间最长的一任达十年之久。这一任市委书记结局也最惨：1966年底在紫雪山一片松树林里上吊自杀。1956年，他在担任紫雪市委书记的第一年，曾和紫东县一位农民代表在全国人大会上将紫东县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一撮麦穗和一袋麦粒亲手献给毛主席。也就在这一年，这位市委书记亲自接待了由中国文联组织的一个高规格的作家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冯至、张恨水等。文革中，西八县的造反派率先揭竿而起揪斗这位市委书记。两大罪状一是1956年给毛主席献的麦粒里拌有毒药，妄图毒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二是接待张恨水这样的封资修作家，并向这些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暗送秋波。
这位市委书记在紫雪山自杀结束了东八县人主政紫雪的历史。紫雪东八县人称市委书记的自杀为“天塌了”！整个七十年代，紫雪市的市委书记由西八县人担任。西八县人在紫雪市一统天下的历史结束于七十年代末期，这就是闻名紫雪全市的紫雪山“七九地震”。
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新华社资深记者孟学仁来革命老区紫雪采访。在紫雪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能见到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手持饭碗的乞讨者。触目惊心的贫困现状让孟学仁深感震惊。那么，造成这种贫困的根源在哪里呢？孟学仁在紫雪进行了半个月的暗访，发现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省、市、县、公社各级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虚报浮夸，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孟学仁在紫雪采访的时间，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的上空还在极左思潮的阴云笼罩下，孟学仁这位一生多次因言获罪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又一次不计个人得失荣辱秉笔疾书，为民鼓与呼，接连将在紫雪采访的真实见闻发了五篇新华社内参。老区的贫困现状在高层引起震动，中央一位重要负责同志立即作出批示，并直接派一个高级别的调查组赴紫雪调查。与此同时，紫雪市委已乱作一团。当时的市委书记获知孟学仁在“反右”和“文革”中曾两度身陷囹圄，认为这个“老反革命”给紫雪人民脸上抹了黑。在连夜召开的紧急常委会上，首先撤了宣传部长的职。市委书记拍着桌子训斥宣传部长，为什么孟学仁这个老家伙在紫雪采访半个月，写出这样的反动报道，身为宣传部长事前竟毫不知情？同时，决定组成两路汇报组，一路由市委书记直接带队赴京汇报，一路由市长带队赴省汇报。
两路人马赴省赴京途中，中央调查组抵紫。市委书记半道折回，由一位市委副书记率队赴京“澄清事实真相”。中央调查组组长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部级干部，他对半道折回的市委书记和专程从省里赶来的一位省委副书记讲，中央调查组“在紫”的一切调查活动，由调查组自行负责，省市都不要参与。调查组在紫雪调查十天，认为孟学仁内参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调查结束后，在省市联合汇报会上，市委书记声泪俱下痛斥孟学仁。认为孟学仁不仅是给紫雪人民脸上抹黑，而是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痛心疾首地拍着桌子说：“孟学仁之心，路人皆知啊！”中央调查组组长不得不打断他激愤的话语，对他说：“林为民（市委书记叫林为民）同志，紫雪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这是前提。但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也得实事求是，这是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中央调查组认为，孟学仁同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请你冷静一点，实事求是对待上级调查组的调查。”
中央调查组返京复命不久，三中全会召开，中央调整了省里的主要负责同志。新省委书记上任不久，即赴紫雪调研。几个月后，省委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抵紫，在紫雪山市委党校礼堂召开全市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这次会上，宣布紫雪市委十一名常委以上领导全部调离。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79年夏秋之交。这就是震动紫雪政界的“七九地震”。
紫雪“七九地震”，结束了西八县人主政紫雪的历史。整个八十年代，东八县人和西八县人在紫雪轮流坐庄：东八县的紫东人担任市委书记，那么一定是西八县的紫西人担任市长。紫雪的市县两级干部间便会流传这样的顺口溜：“紫东的天，紫西的地，全市人民跟着天与地。”紫西人担任市委书记，紫东人担任市长，顺口溜便又变作：“紫西的天，紫东的地，全市人民都喝醉。”紫西县有一个本省最大的白酒厂。紫西人做市委书记时，几任白酒厂厂长都被派到县里任县委书记县长——那几个县便开始盛行喝紫西县产的这种白酒。
我调玻管局工作的九十年代初期，省里调走了最后一任紫雪籍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开始由省里直接派人到紫雪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惠五洲书记就是省里派来的第一任非紫雪籍的市委书记，省里同时派来与惠五洲书记搭班子的市长叫郑向洋。
举办这期理论学习班的那间大教室，在紫雪山的半山腰，据说就是当年“七九地震”发生的地方。而离这间教室仅一步之遥，就是1966年我们紫东籍那位市委书记自杀的那片松树林。
每天上午，由党校的教师或市委、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来讲课，下午是自习。
每当党校教师来讲课，我们就觉得这个教师有点像牛望月。“牛”望“月”有多么遥远，理论学习班所讲课程内容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就有多么遥远。因此我们上课时很少专心听讲，偶尔还会像淘气的小学生那样在下面搞点“小动作”。我和陶小北坐在一块儿，有时听课听得无聊，我真想和她像上大学那样填空儿玩，在“我”和“你”之间填一个字——“我”和“你”之间能填出多少字啊！
这天来讲课的是市政府一位姓“水”的副秘书长。水副秘书长短小精悍，双目有神。他讲课的题目是：“如何处理好正副职之间的关系”。为了讲清这个问题，他以市政府办公室为例，板书了几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是：市政府办公室领导成员构成。在这个小标题下，他首先写下三个字：秘书长。然后回过头来，双手撑着讲桌给大家讲述。他说：“好多部门的同志以为秘书长是市政府办公室的领导——错矣！”水副秘书长文绉绉地用了一个文言虚词，略作停顿，炯炯有神的目光突然向我和陶小北这边看过来。几年后曾有过一首流行歌曲，叫《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如果让我给这首歌曲填词，我就填作《水副秘书长看过来》。那天在课堂上当水副秘书长看过来时，我以为我做的“小动作”被水副秘书长察觉，急忙正襟危坐，讨好地笑着迎上水副秘书长的目光。可此时水副秘书长早已不看我了，专注地看陶小北——原来他和我们阎局长一样，也是以我为“过渡”。如果陶小北是“延安”，我只是碍手碍脚碍眼的“雪山”或者“草地”。他一脸灿然地望着陶小北说：“以你们玻管局为例。不少部门的同志认为，秘书长相当于你们阎水拍局长，是单位的一把手。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秘书长既是单位的一把手，又高于一把手。因为秘书长是市政府领导成员，其职责是协助市长处理政务，对市政府办公室包括各部门负有领导责任，因此秘书长既是市政府办公室的领导，又是市政府办公室领导的领导。正因之，秘书长不能称作市政府办公室秘书长，而是称作市政府秘书长！”
水副秘书长绕口令一般阐述了一番，扶扶眼镜总结说：“秘书长与市长及各位副市长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市政府领导成员；不同点是：市长及各位副市长是厅级领导，秘书长是处级领导。秘书长与你们阎水拍局长的共同点是：都是单位一把手；不同点是：你们阎水拍局长只是本单位一把手，而秘书长不只是本单位一把手。”
水副秘书长讲到这里，又扶扶眼镜，回身在黑板上“秘书长”三字下面写下四个字：副秘书长。
水副秘书长回过头来扶着桌沿继续讲：“同上，副秘书长不是市政府办公室副秘书长，而是市政府副秘书长。我们紫雪市政府有八位副秘书长，副秘书长与秘书长的级别一样：都是正处级。但他们受秘书长指派，协助某位副市长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
在“副秘书长”四字下面，水副秘书长又写下“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副主任”两行字，然后接着讲：“办公室主任相当于你们阎水拍局长。”水副秘书长这次干脆不再爬雪山、过草地，笑微微地直接看陶小北，不再兼顾我，仿佛阎水拍局长只是陶小北的局长，不是鱼在河的局长似的。
水副秘书长接着说：“办公室主任是市政府办公室的一把手，这个职务一般由某位副秘书长兼任。”水副秘书长继续讲下去时，陶小北小声问我：“我怎么越听越糊涂，我觉得办公室主任不像阎水拍局长，而有点像余宏进副局长。市政府办公室的事都是秘书长说了算，而不是办公室主任说了算。”
此时水副秘书长已讲开了“办公室副主任”。紫雪市政府有八位办公室副主任。水副秘书长说：“办公室副主任的行政级别是副处，相当于你们玻管局的余宏进副局长、陈奋远副局长、马方向副局长。”水副秘书长再次笑微微地向陶小北看过来时，我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那天讲了一上午，陶小北说她都没搞清楚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之间的关系。就像她始终搞不清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之间的关系一样。她说：“若市委是‘秘书长’，市政府就应是‘办公室主任’，人大则是‘副秘书长’，政协则为‘办公室副主任’。鱼在河你说是不是这样？”她调皮地问我。我对她说：“有一个小孩子，看电视台的紫雪新闻，一会儿是市委书记、市长，一会儿又是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搞不明白互相之间的关系。小孩子的父亲就给他形象地讲述：市委就是你爸爸，大事情都得他说了算；市政府就是你妈妈，吃喝拉撒全都管；人大就是你爷爷，平时不管事，生气了啥都能过问；政协就是你奶奶，一边负责锻炼身体，一边整天唠叨个没完。”
听我说的这么有趣，小北哧哧地笑，一边笑一边说，不过有一点她倒是搞清楚了——如果市政府办公室像玻管局一样，就只能设一个正处级。可像现在这样绕来绕去，市政府办公室绕出多少个正处级？九个！相当于玻管局有九个正局长。再加八个副处级，共是十七个领导职数。说不准市政府办公室还有几个“处调”（处级调研员）和“副处调”（副处级调研员）呢！这就叫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如果变作一套人马一块牌子，领导职数就得削去一半——咱玻管局总不能任命十七个局长、副局长吧？削谁谁乐意？不说削一个副秘书长，恐怕将你鱼在河头上那个副主任科员削去，你都会怒气冲冲去找阎水拍局长问个清楚呢！
直到第二天上午，水副秘书长才讲到“如何处理好正副职之间关系”的正题。讲到副职对正职，总结了“三不”：“不越位，不越权，不越级”。还有什么“服从而不盲从，尊重而不奉承，请示而不推诿”。讲到正职对副职，则是“信任而不放任，爱护而不庇护，严格而不严厉”等等。
水副秘书长讲的时候，陶小北一直在画漫画。虽然她的漫画水平与丰之恺还有一定差距，但在我这个毫无绘画基础的人看来，也挺不错了。我喜欢她笔下漫画充满灵气的曲线——正像我喜欢她身上的曲线一样！她几笔就能勾勒出一幅令人忍俊不禁的漫画。在“当好副职的四个意思”一行大字下面，她给我们玻管局六个副职画了像。
余宏进副局长的漫画标题是：干点意思意思；陈奋远副局长的漫画标题是：不干不够意思；朱锋、姬飞、牛望月三幅漫画的共同标题是：干好没啥意思；马方向副局长的漫画标题则是：干多你啥意思？
将这四句话连起来，标题换作“玻管局领导之心态”，倒十分有趣——
干点意思意思
不干不够意思
干好没啥意思
干多你啥意思
局里要进行机构改革了。
这次机构改革非同寻常，不像过去那样，阎水拍局长心血来潮，自发地进行的那种内部机构改革，比如将办公室改为政秘科，或将业务一科改为生产科。这次机构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机构改革。在我和陶小北去市委党校理论学习班学习前夕，市政府发出一个红头文件，要求市级各部门尽快将本部门的“三定”方案上报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根据市“机改办”（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编制办”（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要求，在“两月内”完成本部门的机构改革工作。
市“机改办”和“编制办”也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机改办主任和编制办主任均由市人事局局长兼任。市人事局局长是阎水拍局长在另一个县担任县委书记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对老领导阎水拍也颇为客气。市政府红头文件一出台，阎水拍便像当初为提拔一个副局长去找组织部长一样，去找了人事局长。
按照阎水拍局长肚里的小九九，他想乘这次机构改革的东风，达到如下目的：一是再增加一个领导职数，将赵有才提起来，否则总是他的一块心病。当他将这个想法委婉地向老部下提出来时，人事局长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人事局长之所以如此快速而坚决地摇头，是因为这次机构改革总的精神是减少各部门领导职数，而不是相反。可阎水拍局长早已胸有成竹。他像小学教师对小学生进行启发式教育一样“启发”人事局长，笑着问说：“你兼几个职务？”人事局长像个傻瓜一样掰着指头数了数：机改办主任、编制办主任。然后说：“两个呀！”阎水拍局长又说：“你能兼两个，我就不能兼一个？”阎水拍局长此时将仰靠在沙发上的身子抬起来，将脑袋前倾到人事局长脑袋旁边，说：“现在玻管事业大发展，我们初步有这样一个设想，成立一个‘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正处级单位，但不增加编制——符合这次机构改革精神，与玻管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行管办’主任由我兼，再配一个专职副主任——这样赵有才的问题不就解决了？”
“老领导，真有你的呀，这差不多是那种锦囊妙计了——这个方案有可行的一面！”人事局长初步肯定了阎水拍这个屋上架屋的方案。
“我们不妨将方案再细化一下。”阎局长再次将身子前倾过去说：“这次机构改革不是要求各部门减少领导职数吗？我们顺着这个思路走——将玻管局的领导挤出一个来，这样就将现在的七个领导职数减为六个——符合这次机构改革精神吧？那么挤谁呢？挤牛望月？那家伙还不将眼睛冲我瞪得像牛卵一样大！再挤谁？只能挤陈奋远！你几次给我谈过奋远的问题。与公，你在县里做办公室主任时，奋远给你做过副主任，你俩配合默契，当时县里都称你俩是黄金搭档；与私，奋远和你是连襟，咱们当然都应该关心奋远。怎么关心呢？行管办主任我就不兼了，我当年在县里兼过多少个职务啊！尤其是那次兼那个‘扫黄打假’办公室主任，当时咱县里两个副书记，恰好一个姓黄，一个姓贾，开玩笑归玩笑，可那两个家伙当时一直跟我别着劲儿，明里暗里和我过不去，我不扫他打他再扫谁打谁？幸亏当时你俩暗中助我，否则这两个家伙联起手来还真不好对付！这些陈年旧事咱不提了！兼十个不如当一个，我的意思是行管办主任由奋远担任——我说的是担任，不是兼任！玻管局副局长就不做了。这样他的正处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才是一箭双雕——既减少了玻管局领导职数，又解决了奋远的正处问题——不，应是一箭三雕——顺手还解决了赵有才的问题！成立一个行管办，去我老阎两块心病啊！”
阎水拍局长第二个小九九，是想将八个科室增至十个。人事局长再次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这一条难度委实太大。这次机构改革要求各部门压缩现有科室，至少压缩三分之一，而不是增加。人事局长对阎水拍局长说：“老书记，能保住现有科室不减少就算我给你开绿灯了，这个问题真不好解决！”
阎水拍局长的第三个要求是，局里现在只有四十一个干部编制，鱼在河同志调进来已经两年了，这可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本科生呢！冯富强转干也已一年多了，编制问题一直没有落到实处，至今在空中悬着呢。这次我们想将局里的干部编制以四十三个上报。这样鱼在河同志与冯富强同志——都是两个很不错的、敬业精神很强的同志，他们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人事局长最后爽快地表态，他说：“这个问题本来也有难度，因为与压缩科室一样，精简人员也是这次机构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你们局里没有下海的吗？”人事局长这样问阎局长。按照市里规定，下海五年之后，自动与单位脱钩。一脱钩，编制不就空出来了？没有没有。阎局长摇着头回答人事局长。人事局长沉吟了一会儿说：“根据你们局目前这个实际情况（指没有下海者），我个人同意你们以四十三个干部编制上报，当然最后还得在编制办主任会议上定。”
阎水拍局长那天从人事局长办公室出来，心情像雨后放晴的天空一样，十分爽朗。他心里真的很舒畅。一上午时间，给同志们办了多少事啊！陈奋远同志的问题解决了，赵有才同志的问题解决了，鱼在河、冯富强同志的问题解决了——这两个小傻瓜还以为他们的问题早解决了呢！鱼在河那个小傻瓜以为在玻管局上班那天就算调入玻管局了，冯富强那个小傻瓜以为填了那几份表格就成玻管局干部了——其实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不，万里长征还差最后一步！编制办不给编制，财政局就不给工资。那这两个傻瓜这两年的工资是从哪儿来的？小金库的呗！有个小金库可真好——机构改革真好！
何止解决这几个同志的问题，八个科室保住了，编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等于局里四十九个同志的问题都解决了——包括那两个下海的同志。阎水拍局长想：我当然不能对人事局长说局里有两个同志下海了，该打马虎眼时就得打马虎眼。按市里规定，下海五年以后编制自动取消。为什么要取消呢？留着多好！五年后我不又可以调两个同志进来？
还有一个问题也解决了，那就是余宏进的问题！余宏进，让你尝尝我当年“扫黄打贾”的手段！这个家伙做梦也想不到我阎水拍又将他不动声色地向后推了一掌。
雷锋同志说得真好，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则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在玻管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阎水拍局长早搞清楚了。 《背叛》26
那年冬天，紫雪市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将全市十六个县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遮了个严严实实。
我们玻管局那栋陈旧的办公大楼也被大雪遮了个严严实实。
洁白的世界里，陶小北身着一件漂亮的大红羽绒服来到玻管局大楼前时，就像太阳落山时那个巨大的火球，将周围映照得彤红一片。
陶小北伸出像雪花儿一样洁白的纤手，站在玻管局楼前，仰脸接着还在往下落的雪花。那雪花落在她的手心里、脸庞上、眉宇间、颈项里，包括她微微张开的两瓣美妙的嘴唇里，有一瓣雪花儿甚至准确地落在她比雪花儿更洁白的牙齿上，雪花儿冰凉，她赶忙闭住了嘴巴。偏巧又有一瓣雪花儿调皮地落在她刚刚合上的嘴唇间——那雪花儿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代我去吻了她！
可我连吻她的工夫也没有，只能派出雪花儿这个使者。我当时正匆匆往玻管局的大楼门里走，我甚至没有时间扭头看看陶小北。她见我步履匆忙，对她视而不见的样儿，显然是生气了，将一个小雪团“啪”地扔到我颈项里来。可我仍没有停下匆匆的脚步，只是扭头冲她笑了笑，便“吱儿”一声推开玻管局楼道的门，闪身进了楼。
我要上楼去看那份文件——陈奋远、赵有才的任命文件像落在陶小北嘴唇边那瓣雪花儿一样，落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那份文件上其实只有两行字：
陈奋远同志任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
赵有才同志任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这份新的文件下发后，我们玻管局的局领导又由奇数变作了偶数。八位局级领导依次分别为：阎水拍局长，陈奋远主任，余宏进副局长，马方向副局长，朱锋纪检组长，姬飞行业工会主席，牛望月总工程师，赵有才副主任。
这个排列顺序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是：陈奋远主任跑到了余宏进副局长前头。我才明白，原来这就是阎水拍局长推向余宏进副局长的那一掌。这一掌的“内功”太深了，足以将对方一掌毙命！而出掌人却在那儿不动声色，谈笑风生。
翻开玻管局的历史看看吧，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写道，翻开历史一查，满本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而玻管局的历史翻开，还没有看到“阎水拍”，就早已看到了“余宏进”。余宏进一参加工作就在玻管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说他是紫雪玻管事业发展“活的历史”也好，“活的见证”也罢，包括那种“活字典”也当得起。他可真是把毕生精力献给玻管事业了啊！省长做玻管局长时，余宏进已是正科长。阎水拍还在县里做县委书记时，余宏进已是玻管局第一副局长。那任玻管局长升为副市长，已做了五年第一副局长的余宏进以为自己该当局长了，可“组织上”却调来一个阎水拍。这简直是在制造新时代的“窦娥冤”！余宏进副局长认为，这其实比窦娥还冤！眼看着搬一块石头压自己颈项上来了，却无能为力。余宏进不能埋怨搬石头的人——那是“组织上”。但他却可以怨恨这块石头——阎水拍就是这块石头！不！称他为石头便宜了他，应该将他唤作“屎盆子”，眼睁睁看着这个“屎盆子”扣到了自己头上。即使是石头，也是过去茅房里的那块“压厕石”——与屎盆子没什么两样，其特点都是散发着臭味！
余宏进副局长只得继续做他的第一副局长。可阎水拍却连这个第一副局长也不想让他做。有一次一个电话打到阎水拍办公桌上，阎水拍拿起听筒，对方说：“请找一下你们局常务副局长余宏进同志。”阎水拍“啪”就扣了电话。心想：谁任命他做常务副局长了？市里的任命文件写着“常务”二字吗？市里的任命文件当然不写“常务”二字。阎水拍局长脸一沉，玻管局便没有人再敢擅自称余宏进为“第一副局长”或“常务副局长”了。阎水拍局长此时的脸色才和缓了一些，将那张本省的日报从眼前移开，说：“只是排名在前边嘛，这是历史形成的。谁在茅坑里蹲的时间长，只能说明这个人身体不好，便秘什么的，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嘛。何况还有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他余宏进这些年做什么工作了？练三年太极拳，五年气功，恐怕都快练法轮功了！玻管局又不是气功协会！作为一名副局长，玻管事业这些年的大发展与他有什么关系？整个一个局外人嘛！你置身事外，我就让你置身局外——好好练你的气功去吧！玻管局出过一个省长，若再能出一个气功大师，也不错嘛！”阎水拍局长口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你余宏进若是气功大师，我阎水拍就是司马南！”
余宏进副局长做副局长时，陈奋远还在那个县做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跟着阎水拍来到玻管局，也只是一个政秘科副科长。余宏进副局长至今尚能忆起陈奋远刚调来时那张谦恭的笑脸。没想到这小子像毒蛇一样，不知不觉已爬到自己身边来了。每看完一份市里的红头文件，都要在文件前边那页“文件传阅单”上写下“已阅”二字。看着那份由政秘科印制的文件传阅单，余宏进副局长就来气：自己的名字恰好在阎水拍和陈奋远之间，前边扣一个“尿盆子”——臭你！后面紧挨着跟一条毒蛇——咬你！躲都无处躲，藏都无处藏。没想到现在又眼睁睁看着这条蛇从自己的身体上爬过去了，自己却在梦魇，心提到嗓子眼儿，胸腔仿佛要炸开，惊恐地瞅着正在自己肚子上爬行的毒蛇，眼睛仁儿都快要恐怖地从眼眶里迸裂出来，可手脚却一动不能动。
多亏了这些年练气功，余宏进副局长的抗击打能力已像我们紫雪市的文化积淀那样深厚。否则，阎水拍局长这一掌过来，足以让他五内俱裂——即使没有五内俱裂，他也再不敢和阎局长“过招”，瞅个空子拖枪落荒而逃，躲到后山里慢慢疗伤去了。
余宏进自此再不和阎水拍抗衡。他的心理防线已像当年的马其诺防线一样全线崩溃。他甚至在后无追兵的情况下，继续后撤二百公里，才惊魂未定地停下来安营扎寨——在以后的局务会上，他很少再持反对意见，最多只是紧抿着悲愤的嘴巴保持沉默。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阻击战中，阎水拍局长终于取得了胜利。局领导班子里支持阎局长的人数，首次和反对派持平！阎局长帐下兵强马壮，老头儿再不需要像长坂坡前的赵子龙一样，为了一个日后乐不思蜀的阿斗舍生忘死、东冲西突、孤军奋战。陈奋远、马方向、赵有才几员大将精神抖擞地围拢到他身边来。针对余宏进被“逼退”一事，阎水拍不无得意地对陈奋远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只能排到你的后边！截至目前为止，市里还没有哪个部门的副处级排到正处级前边的先例，我们玻管局当然不能破例。这个例也着实破不得——若能破得，那副市长不也可以排到市长前边了吗？我阎水拍还想把名字排到惠五洲和郑向洋前边呢！现实吗？可能吗？不成天方夜谭啦？”
玻管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局面。局里再召开局务会，只有一个声音——阎水拍局长掷地有声的声音。余宏进彻底蔫了！包括朱姬牛，也被阎局长这一掌的威力波及，就像三只寒蝉，又像三只缩头缩脑的小雀，蹲在树枝上侧耳谛听是否会有危险降临，霎时寂然无声。
每次局务会结束，赵有才主任就对大家说：“那就这样吧，同志们各负其责，下去分头按阎局长指示办！” 《背叛》吴言
第十八章
玻管局由“七嘴八舌”到“一声喊到底”，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我和陶小北在市委党校学习的这一个月里。两个傻家伙不知道，在我们用漫画勾勒局领导班子的精神面貌时，阎局长已主持召开了“遵义会议”，并已“四渡赤水”，正打点行装准备过草地呢！
学习班结束的前一天，赵有才主任突然打来电话，让我们赶回局里参加重要会议。赵有才主任在电话里讲：“阎局长要我转告每一个同志，谁也不允许请假！”
这次“重要会议”原来是搞民主测评。阎水拍局长的工作方式常常让人有那种“丈二和尚”之感。有时故意放出风来，说局里准备搞民主测评了，可却又迟迟不搞。有一次年初放出风，岁末才搞了测评。可真是“三百六十五个日夜”的“三百六十五个等待”啊！
有时阎局长却又搞突然袭击，在谁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突搞测评。
这次测评属于后一种情况——阎局长突然将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捧到局里几个同志面前，这几个同志眸子里怎能不惊喜地一闪呢？
这次共测评五个同志，其中有我和陶小北、李小南。
我们几个测评对象在测评之前均不知情。已在六楼会议室的沙发上坐下来，我还在问陶小北：“测评谁呢？”陶小北再问李小南，李小南再问下一个人。就像玩那种击鼓传花，我将花儿扔给陶小北，陶小北扔给李小南，李小南再扔给下一个人。鼓声一停，傻眼了！我们三个怀里竟各抱着一枝花儿！
测评前阎局长先讲话。将我们五人挨个评价了一番。诸如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德才兼备之类。说到我们的缺点则轻描淡写，有点像上中学时老师写的操行评语，在一大堆好话后面缀一句缺点。如果这个同学是一个班干部，就写一句：“希今后大胆工作”；如果是一个学习好、身体差的学生，就写一句：“希今后加强体育锻炼”；如果这个同学在本学期与别人拌过两句嘴，就写一句：“希今后团结同学”。
机构改革若是一场盛大的婚宴，最后浮出水面的方案则是婚宴上款款迟来的那位盛妆的新娘，前面做了多少准备，都是为了最后一睹芳容的这一刻。阎水拍局长在讲话中还透露，本次测评结束，即意味着这次机构改革即将结束，机改方案将很快出台。阎局长说：“这是一次涉及面较广的机构改革，不少同志的工作岗位将有所变动，凡是平级调整的这次均不测评。”阎局长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怦怦跳了两下，心想：那就意味着被测评的同志这次要被提拔了？
接下来阎局长宣布这次测评的规则，他说：“我私下了解了一下，对这几个同志大家均无异议，因此这次测评搞简单一些。一会儿给大家每人发一张票，上面写有这几个同志的名字。如果不同意，就在名字后面打个‘×’，如果同意，就啥也不填，将‘白卷’交上来。”
“大家听清楚没有？我再重复一遍，不同意就打‘×’，同意就什么也不填。”阎局长说到这里喝了一口水，扭头对赵有才说：“既然大家没啥意见，现在开始发票。”
票发到每个人手里后，有人下意识地拧开钢笔套，慌忙又合上。为了表示自己没有不同意见，赶快表白立场似的将双手插在袖统里，这才叫“袖手旁观”——每个人袖着手扭头左右看一看，谁也没有动笔。几分钟后，赵有才主任站起来收票。结果我们五人均获满票。
一周后，局里的机构改革方案亮相。这个方案可称之为“赶鸭子方案”。局里的同志都是“鸭子”，阎水拍局长则为“赶鸭人”——随心所欲地将我们玻管局一群鸭子赶到这儿，赶到那儿。
第一只鸭子是陶小北，陶小北出任局工会主席，受姬飞工会主席“节制”。局里为啥有两个工会主席？姬飞是“行业工会主席”，副县级，由市委任免；陶小北是局工会主席，正科级，由局里任免。
第二只鸭子为业务二科主任科员罗一强，任局专职纪检书记，隶属局纪检组长朱锋领导。或者换一种说法，在纪检组长朱锋领导下负责全局纪检工作。
这个纪检副书记的级别仍是正科级。一个组长领导一个书记，有点像一只蚂蚁拖着一间房子。有一次本市有一位作家到局里来推销书，给局里每一位领导签一个名。譬如“敬请阎水拍局长雅正”之类。可写到朱锋却作难了，若写作“敬请朱锋组长雅正”，显然不妥，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小学生打扫卫生时排的小组长。正当作家为难之际，赵有才主任及时点拨，他对作家说：“你就写朱锋书记。”作家于是急忙写上：“敬请朱锋书记雅正”。
不过若要去与阎水拍局长探讨这个问题，阎局长会反问你：“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什么级别？——和周总理一个级别；市治理整顿领导小组组长是什么级别？——正厅级！惠五洲书记任组长、郑向洋市长才是个副组长！”然后阎局长会总结说：“组长没大小，我当县委书记时，有一段时间同时兼任过八个组长。”
下来一溜儿鸭子都上了架：下海走了的那位科长原为业务二科科长，他空出的“缺”，由二科副科长填补。四位主任科员中，除担任专职纪检副书记的罗一强外，其他三位亦各得其所，每人兼了一个副科长。业务一、二、三科各缺一位副科长：一科副科长冯富强调离，二科副科长升作科长，三科副科长下海，这三位副科长便由三位主任科员兼任。他们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一肩挑两职，真正做到了有职有权——既可享受正科级待遇，又能行使副科长职权。
那么冯富强调哪儿去了？局办公室改作政秘科，冯富强任政秘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我任政秘科副科长，协助冯富强工作；李小南任政秘科副主任科员兼打字员；通信员小胡继续任通信员。
每次动人事，阎水拍局长都会有出人意料的手笔。或在大处点染，或从小处着墨。这次却是大处也点染，小处也着墨。从大处说，突然增设两个正科级岗位——一个局工会主席，一个专职纪检副书记。表面看来，阎局长想借这次机构改革将八个科室增为十个科室的目的没有实现，这不已实现了吗——局里虽仍是八个科室，可却有十位正科长。从小处讲，李小南做了副主任科员，却还兼着打字员。这里边的“奥秘”谁能说得清楚——恐怕李铁梅也说不清楚。
对李小南而言，上次由出纳员岗位“贬”至打字员岗位，是阎局长“推”她——一推她不就感觉到了？这次让她以一个副科级兼打字员，又说明这个岗位重要。这个岗位当然重要！现在，四楼那间打字室已不属于冯富强了——因他早已不是打字员，那间小房子属李小南了。有时打印一些绝密的人事任免文件，阎局长就会将门从里面反锁，坐在那张床上，看李小南“嗒嗒嗒”敲那台四通打字机。李小南露出一截赛鹅脂一般雪白的手腕儿，娴熟地敲打在键盘上，也敲打在阎局长此刻陡然年轻起来的心房上。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衡量一个男人是否老了，不在年龄，而在面对漂亮女性的态度。若面对漂亮女性熟视无睹，说明他老了，反之则不老。比如当年“三闾大学”那位老校长高松年。我们阎水拍局长与高松年校长有同样的心态，是一个“人老心不老，革命干劲高”的好同志。“老而弥坚”，“老而愈勇”就是指这一类跨越代沟像愚公移山一样毫不畏惧的老同志而言。实践证明，阎水拍局长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李小南又不是尤三姐，性子再烈能拗得过我阎水拍？孙悟空够厉害了吧，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了没有？何况李小南又不是孙悟空！
不过这女孩子的手灵巧地敲打在键盘上，就是好看。阎局长看着李小南打字时不由得这样想。她的手那么白净，尤其是她的手腕儿，盈盈一握，像电话机的听筒一般，惹得人忍不住想抓在手里打打电话。而她的手指敲打键盘，又像前几天那场大雪的雪花片儿，一片一片往那台四通打字机上落。这女孩儿端坐那儿给人的感觉娴静而优美，若她耳上再戴一副耳机，简直就像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秘密发报员，将重要情报“嗒嗒嗒”敲打到延安，让那永不消逝的电波驱散中国上空的阴云和黎明前的黑暗。
因此阎水拍局长暂时不想让李小南离开打字员这个重要岗位。此其一；其二呢？阎局长还不想让小胡这么快就接这个岗位。按理说余宏进已臣服，应该让小胡接这个岗位了，恩威并施嘛。可阎局长偏不，你说这老头有多倔！不让小胡干打字员，小胡也许会着急得跺脚，跺痛的是小胡的脚，又不是我阎水拍的脚！小胡要是着急得跳起来呢？跳起来？他能跳多高，他又不是朱建华！况且跳得越高，落在那个大办公室的水泥地板上，脚板就会越痛。就像一个人生气时狠劲以手掌拍桌子，桌子倒不痛，自己却痛得在裤缝上直搓手，嘴里还像换气扇一般咝咝吸凉气。所以无论跺脚还是“跳高”，都是他小胡自己的事——朱建华跳高才是国家的事呢！对阎局长来讲，关键是看小胡跳完高后干什么？他保准会弯着腰、胁着肩再次跑过来给阎局长打水抹桌子，给阎局长取报纸跑得比孙子还欢，阎局长家里有点什么事他比阎局长还着急——单从脸上那沉重而焦虑的表情即可看出。阎局长住院他去医院看得比谁都勤，连痰盂都哈着腰拎出去拎进来，冲洗得干干净净。医生护士见小伙子这么勤快，问阎局长：“你孙子？”阎局长说：“不是，是我单位的同志。”“多好的同志！现在这样的同志可不多了！”阎局长此时则会在心里对医生护士说：“这样的同志在我们单位多着呢！”然后再在心里对微微有点脸红（那医生简直瞎了眼！）的小胡说：“快能接替李小南同志做局里的打字员了！”
我局这次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落下帷幕。四十三个干部编制人事局批了下来。除两个下海的同志外，我局四十一个干部像四十一根萝卜，被阎水拍局长一根一根插在了他精心挖出的坑里。放眼望去，这片萝卜田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局里几个工勤人员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甚至有那么一股劲头十足的劲儿。局里共有六个工人编制。小牛、小马、小虎和小胡占去四个。老乔退休后，空出一个编制；冯富强转干后，又空出一个编制。这次机构改革结束不久，局务会研究，决定再调两个工人同志进来。几位局领导便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想调自己的亲戚进来。余宏进和牛望月算盘珠拨拉不响——有个小胡和小牛在那儿，再开不了口；马方向不屑于在这种小事上开口；赵有才还不能开口，只有陈奋远和朱锋、姬飞开口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们没有调过自己的亲戚。于是朱锋推荐了一个“小朱”，姬飞推荐了一个“小姬”，陈奋远却推荐了一个“小苏”。三个里边选两个，阎水拍局长该作难了吧？不作难！阎局长最后拍板，他在局务会上说：“小苏调进来！我们考虑问题还得有点思想境界！”阎局长说到“思想境界”时看了朱锋和姬飞一眼。原来小苏不是陈奋远的亲戚，和他八竿子打不着。小苏是局里修建家属楼那个村支书的小儿子。征地时村支书一句话少收了三十万。村支书只提了一个要求，他小儿子想吃“公家饭”。现在两栋家属楼都开始起墙了，村支书的小儿子当然得调进来。
小苏调进来了，剩下一个调谁？调“小朱”还是调“小姬”？阎局长又该作难了吧？不作难！两个都不调！阎局长说：“大家怎么把一个人忘记了？我们可都吃过人家做的饭——小高怎么办？”阎局长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说其他人，连朱锋和姬飞都没话说了。
局务会决定：调小苏和小高。至于小朱和小姬，以后有了编制再考虑。
炊事员小高终于结束了临时工的历史，被正式调入玻管局。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那滋味可不好受。虽然“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但这只是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而小高只有小学文化，不懂什么理论。小高都二十八岁了，却至今“待字闺中”！小高谈过六个女朋友，一个也没谈成。六个女朋友中，有三个和小高只见了一面，听说他是临时工，掉头不屑而去——像东去的大江一样难以挽留。后来小牛小马小胡几个给他出谋划策。小牛说：“就说你是正式工，开着桑塔纳。”小马说：“干脆说是局里的打字员，快转干了。”小胡说：“要么直接说成是干部，是副主任科员。”小牛接着又说：“临时工就像一块疤，你干吗那么着急揭起来给人家看？”小马说：“临时工是个小婊了，卖了多少次也得羞答答装出个处女样——至少也得装成个‘副处’！”小胡说：“临时工是块狗屎，你干吗老拿在手里臭自己！”
几个人给小高出的主意如出一辙：见面时先别说自己是临时工，然后尽快将对方“靠”了！“靠”了懂不懂？小牛说：“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小马说：“就是先上车后买票。”小胡见小高一脸茫然，拍拍他的肩说：“就是生米先煮成熟饭。”
后来再见面的三个女孩，小高依计而行：不说自己是临时工，并且千方百计想把人家“靠”了。第一个，见了几次面，吃了几次饭，终于哄上了床。女孩兜头往下脱那个小背心时，两个硕大的胖奶子“嘣”一下跳了出来，小高吃了一惊。那两个胖奶子冲他点了点头，一对小乳头像小孩子圆溜溜的眼睛一样调皮地望着他，仿佛在说：“你这个撒谎的家伙，撒谎嘴会烂的！”小高本是老实娃，在这双“眼睛”的逼视下，将自己临时工的身份和盘托出。这下轮到女孩吃惊了。她猛地将那个即将脱下的小背心使劲儿拉下来，遮住了胸前一双调皮的“眼睛”，却露出另一双愤怒的眼睛：“你不是副主任科员？”女孩眼里像是喷出了火，恨不能将小高立马烤焦，让他顷刻间化为灰烬。接着咬牙切齿吐出几个字：“你这个骗子！”女孩手忙脚乱穿上衣服，雄赳赳，气昂昂，着“正装”摔门而去。
第二个，也已发展到脱小背心，小乳头已“看”过小高。也许是那个女孩的乳房太小，小乳头“眼神”无力，小高竟忍住没有说。可当女孩勾起脚尖将那个小裤头娴熟地挑下去时，小高再次良心发现，将自己的临时工身份告诉了女孩——结局同上。只是这个女孩更暴烈一些，出门前在他脸上甩了一个巴掌。
第三个，已将生米煮成熟饭，两人搂着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女孩醒来时，伸了个懒腰正准备打哈欠，小高忍不住又将真相告诉了她。女孩瞬间变作张牙舞爪的魔鬼，张着血盆大口向目瞪口呆的小高扑来：首先挦了他一把头发，接着抓了他一把脸，抓脸的同时，另一只手扭在了他大腿根部，然后同时抬起两只手——左右开弓，扇他两个耳光！随即抽泣着夺门而出——当然不是裸奔——在进行“挦、抓、扭、扇”系列动作时，她已神不知鬼不觉穿上衣服——着“正装”悲愤而去。
局务会研究，决定将小高正式调入玻管局后，我去市劳动局帮小高办手续——工人调动在劳动局，干部才在人事局。小高那天跟着我去劳动局办手续时，就像一个天真的小孩子跟在妈妈后面，乐得一蹦一蹦的。市劳动局有我一个大学同学，在那儿做副局长。同学虽然不是交通警察，却给我大开了“绿灯”。办好手续的当天下午，局里搞福利分带鱼——当时是冬天，一捆捆带鱼像姬飞和康凤莲一样“拥抱”在一起，难舍难分。我和小高分得一捆。我俩将那捆带鱼拎上三楼，两人像打夯那样一下一下在楼道抡，震得冰渣四溅。其中一块像一个小酒杯那样大的冰渣飞到小高脸上，当即“吻”出了血。小高却不在意，竟说出一句带点儿哲理味儿的话：“疼在脸上，甜在心头！”接着他又恨恨地说了一句粗话：“靠他奶奶的，在局里八年了，每年搞多少次福利，可咱却连一根像鸡巴一样的胡萝卜也没有享受过！今天刚转正，就分半捆带鱼！”小高说这话时，已麻利地蹲在地上，将抡开的带鱼分做两份儿，三下两下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仿佛他当过那种看守犯人的兵，捆什么东西像捆犯人那样利索——用膝盖在犯人背上一抵，两下就将手腕反拧着捆住了，让我纳罕。
小高当时被冰块砸破的脸上还沾着一块带血的卫生纸，血都浸出来了，可见砸得不轻。他将那捆大一点儿的带鱼推给我，说：“鱼科长，你拿大的，我拿小的，你平时对我好，今天又带我办手续，我心里多感激你啊！本来两捆都给你——干脆当初不往开抡。可今天是我第一次获得劳动果实，像过去打土豪分田地一样，背着从农会主席那儿分得的一袋粮食没命往家里奔。这种心情你一定能理解！哪怕分一两条回去，我心里也会舒坦得多。所以我就不客气了，这一小捆我拿走了。”小高说着提起那一小捆带鱼下楼，已下去两级台阶，又仿佛想起什么，折回身走上来，以手按着脸上那块带血的卫生纸附我耳上悄声说：“鱼科长，以后报答你的机会多着呢——咱现在可有投票权了！” 《背叛》吴言
第十九章
机构改革结束半年后——
小胡终于接李小南做了局里的打字员。
小高接小胡做了通信员。
小苏调进来后，一直没在局里上班，跟着陈奋远主任在家属楼工地跑来跑去。
期间，局里某次局务会决定，阎局长乘坐的桑塔纳两千有点陈旧了，应该给阎局长买一辆新车。这个提议竟是余宏进副局长提出来的。
阎局长新买的车是一辆刚上市的红旗小汽车。各种手续办完，恰好是三十万元。阎局长在局务会上风趣地说：“这车我坐得心安理得——因为不是局里掏钱买的，是小苏他爸给咱买的！”
其他局领导想了一下，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阎局长换下来的桑塔纳两千并没有让给余宏进副局长坐，而是让给陈奋远主任坐了。局务会上，阎局长将这话一说出口，余宏进副局长掩饰不住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可他很快又掩饰住了，目光淡然地望向窗外。阎局长则在心里戏弄余宏进：“练气功又不需要坐桑塔纳！”
后来阎局长在马方向和赵有才面前掰着指头这样说，他让车给陈奋远有三点理由：一、陈奋远是正处级；二、陈奋远一天到晚在工地上跑，需要一辆车，那可是为全局同志谋福利的事儿；三、小苏喜欢开车——人家老子给咱买了新红旗，让人家儿子开个旧桑塔纳，走到哪里说不过去！
阎局长最后说，任何事情，只要有一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去做；有两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地去做；有三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三足鼎立、三角形的稳定性就在这里。
当然，如果一条理由也没有，最好不要去做。
阎局长这些话后来传到我耳里，引起我长久的思索。一对双方均有配偶的已婚男女，比如我和陶小北，柳如眉和一票，李小南……李小南和谁呢？双方产生感情，你贪我爱，这算有了两条理由——“你贪”是一条，“我爱”是一条。按阎局长的观点，就可以放心地去“唱歌”了。可若人家的老公不同意呢？两条理由就减去了一条，成了一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观点，这种时候虽可以去做，却得小心翼翼。可如果人家老公也同意了——这就有了三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说法，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了！
那么，有这样的老公吗？我想，还是有的，不是有一句话：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吗？
我鱼在河是不是这样的老公呢？如果柳如眉和一票或者她们局的局长去做，我会同意吗？
我和柳如眉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我俩都是科员的时候，在家里地位平等。她做饭，我洗碗；我做饭，她洗碗。她辅导孩子学习，我带孩子洗澡；或者我辅导孩子学习，她带孩子洗澡。我担任了副主任科员之后，她是科员，我在家里就有了一定的领导地位。虽然这种领导地位时有动摇，但我明显占了一点上风，洗碗和做饭的次数略比过去少了一些。有时她洗碗或做饭的时候，我可以跷起那种二郎腿看看电视，我家的电视是十八英寸的彩电。有一次柳如眉十分神往地对我讲：“鱼在河，你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她在厨房洗碗，我在客厅看电视。我坏笑着回答她：“那还不是当一名作曲家！”柳如眉听我这么说，从厨房跑出来，手里拿一把正在洗的饭勺。她咯咯笑着向我跑过来时，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以为她要拿那把饭勺敲我。她没有拿饭勺敲我，却用胳膊肘在我背上抵了一下，眼睛看着那台电视机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能来给咱们送礼，啥时有人能给咱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大彩电，我就有一种成就感了。”
柳如眉对“成就感”的理解十分朴素，就是有人能给我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
柳如眉当了副科长后，突然就拿筷头戳了我一次。那时我尚是一名副主任科员。柳如眉那一戳，不但戳在了我脸上，还戳在了我心上。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的深刻含意。按理说“副科长”比“副主任科员”最多也就大半级，大半级我已觉得喘不过气来，大一级还了得！后来我担任了政秘科副科长之后，才知道副科长就是可以领导副主任科员。我和冯富强常常抢着给李小南布置工作。如果冯富强先我一步给李小南布置工作了，我心里就会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比我多“领导”了一次李小南。有一次冯富强吩咐李小南去打印一份材料。科里再没有一个李小南了，我便想随便找一个人出来“领导”一次，以求得心理平衡。恰巧打字员小胡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小胡原本并不准备进大办公室来，他探了一下头正准备到四楼的打字室去，被我像揪一只缩头乌龟一般揪了进来。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小胡你去传达室取一下报纸！”小胡将报纸取上来放在我办公桌上，陪着笑脸殷勤地对我说：“鱼科长，报纸给你取上来了。”我一边喝茶，一边冲他矜持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谢谢”二字。而我是科员的时候，若他给我取一次报纸，我至少会接连点着头说三至四声谢谢。他即使出了门，我的最后一声“谢谢”也会像一颗鱼雷一样撵着他而去，我会伸长脖子冲他喊：“谢谢啊小胡！”当然我是科员的时候，也很少有机会对小胡这样喊，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差遣他去取报纸。即使我差遣了，他也不会去取。反会瞪我一眼，上来摸摸我的头说：“你这小子，自己没有长腿？”所以我“这小子”也不会自讨没趣。
还差遣这王八羔子取报纸呢！我刚调来的时候，惹都没惹他，他都敢学我口吃，并且上来摸了一把我的脑袋。男人的头，女人的脚。当年西门庆勾搭潘金莲就是从脚上开始的，刚摸了一把，那潘金莲就心痒难耐，说：“哥哥真个要勾搭我？”女人的脚随便摸不得，男人的头更摸不得。若可随便摸，那我们局的同志首先应去摸阎水拍的脑袋，因为他个儿矮，摸他脑袋就像摸儿子的脑袋一样，顺手就上去了。可玻管局谁敢摸阎水拍的脑袋？
我早在心里记下了小胡这小子，他将来当然会为这个鲁莽的举止付出代价，我可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
那天柳如眉用筷头戳我的时候，我虽难过地低下了头，却并没有反抗她，很少有人会去反抗领导。市委书记批评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会找个乡镇书记训斥一顿。阎水拍局长若批评了马方向或者赵有才，马方向或者赵有才就会将气撒到我和冯富强身上。我和冯富强再将小牛或小马呵斥两声，这两小子气没处撒，便会在卫生间将墙壁狠狠踹一脚。
我担任副科长后，柳如眉不再用筷头戳我。因为她若用筷头戳我，我完全有可能也用筷头戳她。我和柳如眉的关系现在极像我和冯富强的关系。冯富强的副科长职务虽然在任命文件上排在我前边，并且由他主持科里的工作，但毕竟我俩都是副科长，有啥事他总是这样说：“在河有个事情和你商量一下”；“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有一次他说走了嘴，当时他刚吩咐毕通信员小高，顺势用吩咐小高的口气吩咐我：“鱼在河你去……”说了半句他突然改口，又说：“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让谁去办一下？”这小子原本准备说：“鱼在河你去把这个事情办一下！”他说的“这个事情”谁去办，其实都无所谓，不就是给市委送一份文件嘛。我当时恰好要到市委去，他若不流露让我去“办”的意思，或者是阎水拍、马方向、赵有才让我去办，我会十分乐意地说：“举手之劳嘛，请领导放心！”可当时我从冯富强手里接过那份文件，漫不经心地翻了翻。冯富强手向前伸着，以为我翻完文件会再递到他手中。可我却偏不递给他，啪地将那份文件扔在办公桌上，抬头对他说：“又不是什么急件，明早上班让小高送过去！”然后便不再搭理他，转身扬长而去。
冯富强不管怎么说，主持着科里的工作。可又没人来我家里宣布，我和柳如眉由谁“主持”工作。这样我家里就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包括晚上“唱歌”，过去总是采用那种“男上女下”的体位和姿势，可自从她担任副科长后，却时不时要到上面来。我很不习惯这种“角色”置换，这基本等于她要“填词”，而由我来负责“作曲”。可不说五线谱，我连简谱都不懂，“作曲”的难度委实大了一点儿。每次她在上面我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强暴的感觉。她在那儿翻身农奴把歌唱，我心里却像打翻了那种五味瓶，不知有多少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
柳如眉那个副科长的“含金量”比我高出许多，因为她所在的那个局的“含金量”比我们玻管局高出许多。柳如眉所在的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局。如果说自从“一玻”、“二玻”垮台后，我们玻管局其实啥也不管外，柳如眉所在的那个局就啥都管。她所在的科叫“计划科”。这个科管着很多紧缺商品的指标。只要她们这个科将指标拨给你，转手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出一倍的价钱。比如说你十块钱买了一双鞋子，转手便卖作二十块钱。如果这双鞋子是一万块钱呢？
当然柳如眉所在的局并不卖鞋子，这里只是打个比方。不过这个局的重要程度倒有点像七十年代的商业局，你要想买一辆“飞鸽”或“永久”牌自行车，给你儿子结婚用，得千方百计找商业局长批条子。
柳如眉所在的局其实要比七十年代的商业局重要得多！她那个科不仅管着紧缺物资的指标，还管着大量人民币，这些人民币统称“专项资金”或“配套资金”。
当然支配这些资金和“指标”的主要权力在市长、主管这个局工作的副市长和这个局的局长手里。还有分管这个科工作的副局长和科长。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其实只是两个经办人员，按照市长、副市长、局长、副局长和科长的安排，把这些资金和指标拨出去。支配权到他们手里已经十分有限。
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虽然没有多少支配权，但他们却有“知情权”：哪些资金和指标支配得合理，哪些比较合理，哪些不太合理，哪些很不合理，这两个副科长最清楚，心如明镜一般。
贾府里的焦大为啥敢骂主子？就是因为知道的底细太多。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若是焦大，说不准哪一天不高兴了，也会骂出两句“爬灰”之类的话来。怎样才能让他们不骂？就是让他们也去“爬爬灰”。
因此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手中也有了一点点权力。就像两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厨子，再名贵的菜，端上桌前也可先尝一尝。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产生一点点好感，最初就是因为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或者那种“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是什么？就是你说什么时我顺着你的思路也说什么。我和陶小北为啥有共同语言？就是我说什么时她总是附和着我说什么，有时甚至我不说什么时，她也总是找着话儿往我心上说，常常让我心中一热，然后就会有那种暖融融的感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没有共同语言，取决于双方愿不愿意有共同语言。愿意就有，不愿意就没有。张三和李四聊天。张三说：回家做点肉吃。李四说：吃肉？肉有瘦肉精！张三说：那弄点蔬菜吧。李四说：蔬菜有农药！张三说：只好吃点粉条了。李四说：粉条里食品胶掺得太多，好吃难消化！张三说：难道喝西北风啊！李四说：西北风？有沙尘暴！如果两人像张三和李四这样，一个说东，一个总是说西；一个说南，一个总是说北；一个说天上，一个总是说地下，一个气得只好去说狗了，一个却又逮来一只兔子，再有涵养的人也会兴味索然，哪里还会有共同语言。
当鱼在河副科长与柳如眉副科长一个开始说东，一个开始说西的时候，已到了这年的夏末。就在这个夏末，有另外一个男人开始和柳如眉往一块儿“说”。
这个男人就是一票。
一票就是柳如眉科里另外那位副科长。
柳如眉提拔为副科长后，科长给他俩做了分工。一票分管专项资金，柳如眉分管专项指标。为了工作方便，科长让他俩将办公桌并在一起，就像一个人的上嘴唇和下嘴唇合在一起一样。“专项资金”与“专项指标”大多时候是同时拨下去的。科长有时会拿一摞厚厚的表格，啪地往他俩办公桌的“交界处”一扔说：“把这笔资金和这些指标捆在一起拨下去！”
这样柳如眉就得和一票研究那些表格，看采用哪种“捆”法。有时是柳如眉走过去站到一票身边，歪着头看一票“捆”资金。有时一票“捆”错了，柳如眉便会将一根白白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会戳到一票手上。有时是一票走过来站在柳如眉身边，歪着头看柳如眉“捆”指标。柳如眉若“捆”错了，一票也会将一根黑黑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会戳到柳如眉手上。
如果是在夏天，柳如眉穿着薄薄的衣衫，一票不经意地瞥一眼，就会瞥见柳如眉白白的挺拔的乳房。柳如眉的乳房既不是盘状，也不是半球状，更不是地梨状，而是鸭梨状。这个我应该最有发言权。据我所知，鸭梨状的乳房是乳房中的极品，一百个女性中只有一个拥有这种形状的乳房，真正是“百里挑一”。
问题是挑乳房毕竟不是挑鸭梨，挑鸭梨你可以在一堆鸭梨中选来选去，拿起这个，放下那个，再看看另一个。挑乳房呢？所以只能去碰，碰上就碰上了，碰不上怎么办？那就碰不上了呗！
一票这家伙运气不错，竟碰上了！可他一想到“排名”在鱼在河之后，又有点气馁：这毕竟不是像他所在的那个科室一样，可以任命两个副科长。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柳如眉若是“科长”，就只能给她任命一个副科长，而且是“终身制”，除非两人离婚。过去倒是有过“一妻多夫制”——可那是母系社会群婚的遗俗，年代也太久远了一点！因此一票想要尝尝这个梨子的滋味，难度就有点大。所谓虽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不能尝，看一看总可以吧，站在柳如眉身旁的一票就又将柳如眉的“鸭梨”看了看。这才发现，鸭梨上那个“梨嘴嘴”也颇为可爱。看着这个小小的乳头，一票就会想：啥时候能将这个乳头像指标一样拨来拨去呢？
两人的脚有时也会无意中触碰到一起。在机关里工作过的同志都有过这种体会，在办公桌前坐一上午，腿和脚会发麻的。有时就得动一动，将腿伸直（这样会舒服一些），这一动，一伸，就容易碰到对方的脚。
总之柳如眉与一票开始互相产生了一些好感。而产生这种好感的直接起因，还是一票投给她的那一票。柳如眉若是一个面团，从一票投出一票那天起，她就在一票的目光中发酵。
起初两个人凑在一块儿，并没有别的想法。不过就是说一些话儿。你顺着我说一会儿，我顺着你说一会儿。仿佛扯着一根绳子互相拉，你拉过来，我再拉过去。又如小女娃娃跳猴皮筋儿，一个站在中间跳，一个将猴皮筋儿拴树上，在小女娃娃脚下绕，向这边绕一会儿，再向那边绕一会儿。
两个人在办公室跳猴皮筋儿，受场地局限，无法施展，便有了到别的地方跳一跳的想法。这一天，当一票将这种想法悄声告诉柳如眉后，柳如眉想了一下，就点点头，答应了。
两人跳进了一个幽静的酒楼。酒楼叫了一个浪漫的名字：脉脉含情。
柳如眉和一票在一起，共同语言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谈工作，从专项资金和专项指标说起。一票由衷地对柳如眉说：“那天要不是你及时看出问题来，将那笔资金拨下去，那可就酿成大错了！”柳如眉也感激地对一票说：“我那天去逛商场了，偏偏局长叫拨指标，要不是你及时帮我办了，局长保准会不高兴的！”
接下来两人会说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话题。有时候也会说到局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由此而起的一些是非。柳如眉甚至会撒娇地咕嘟着嘴，给一票倾诉心中的烦恼。局里另一个和她关系原本不错的女同事，自从她当副科长后，对她待理不理的，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一票耐心地听完柳如眉的叙述，会像一个真正的大哥哥对待小妹妹那样，给她出主意，为她想办法。他说，柳如眉在处理二人的关系上，应该“一如既往”，“大度一点”，对她对她的冷淡“佯装不知”，仍像过去那样“热情地对待她”，这样有一天，她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她重修旧好，云云。至于她播弄她的坏话，也应不予计较，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这样反倒显出自己做人的境界。柳如眉见一票说的在理，便会高兴地点点头，心中的郁闷顷刻烟消云散，两人的感情在瞬间又近了一步。此时两人又会说到那次决定柳如眉能否做副科长的至关重要的投票。柳如眉会趁机将那句“点题”的话表达出来，她说：“我真得感谢你呢！要不是你给我投那一票，哪有我的今天！”
此时柳如眉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家里那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我们并没有出钱，那台电视机却跑我家来了！有时想想觉得挺奇怪的，仿佛我家已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按照我小时候上政治课留下的印象，共产主义就是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而且不需要出钱，因为那时候已没有货币。
“这是应该的嘛，谁让咱们是同事呢！况且我一直对你挺有好感的。”一票用那种炯炯有神的目光望了一会儿柳如眉，直到望得两人脸上都有一点温度了，才大胆地说出那句带有“破题”意味的话：“你本来就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性！”
一个“点题”，一个“破题”，这篇文章做出来就有意境了。一票果然趁热打铁，对柳如眉说：“其实你不找我妹妹，我也会将那一票投给你的，因为那一票本来就是你的！”就像柳如眉说话当中想起那台电视机一样，一票此时脑海里也突然浮现出一样东西——当然不是电视机，而是两个鸭梨。这两个鸭梨劲儿大着呢，一下就将一句话从一票胸腔里挤出，他直视着柳如眉说：“我都恨不得给你投两票呢！”
对两位普通同事来说，这话的“味儿”有点大了，因为这是情人之间通用的语言。一票将这句话说出口，也有点吃惊，他甚至吃惊地大张着嘴巴没有及时合拢，仿佛这话不是自己“说”出来的，而是话儿自个撑开他嘴巴“跑”出来的。他的脸也微微有点发烧，他甚至有点担心：万一柳如眉怫然作色怎么办？那就太没趣了。
一票的担心当然是多余的，怎么会呢？女性就像一个当铺，对于赞美性语言一律照收不误。哪怕这种语言带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当铺老板清点送来的衣物，还会一件一件照成色论价，有时甚至会大肆砍价——一件八成新原价值三千元的裘皮大衣，能给你三百元就算不错了。可女性在赞美话儿的面前，却从不“砍价”，恨不得让你多说几句呢！所以女性若开当铺，非连老本儿赔进去不可——因为那样一件裘皮大衣，她可能付给物主三千二百元，不赔才成怪事了呢！
所以女性鲜有开当铺做老板的。即使有一个闪着腰儿从里间走到柜台前来，那也是老板娘，来看自己的丈夫和物主讨价还价。
一票的担心因此是多余的。他那句话当时让柳如眉心里再次一热。一票若是那个物主，那句话就是那件裘皮大衣，他将那句话儿“当”给柳如眉，柳如眉收下后，意外地付给他三千二百元——柳如眉当时眼睛一扑闪，回答一票说：“想不到你对我这么好！”一票此时才放下心来，抬起一只手以额至颌一抹，顺势才将惊愕地张着的嘴巴抹“合拢”了。正如那位物主，万没想到一件旧裘皮大衣能当得这么多钱！将钱揣在衣兜里走出当铺了，仍心存疑惑：莫不是付错了，不会追出来索要吧？心里不踏实，扭回头去看，见老板娘正将裘皮大衣穿在身上，左一下右一下比试呢。这才放了心。随手又扔给老板娘一句话儿：“老板娘真漂亮，穿上这件衣服更漂亮，晃人眼呢！让人都不敢看了！”说着，撩起衣襟遮住自己的脸，像一个顽皮的小孩一般作出一副“不敢看”状。女老板心里乐开了花，咯咯咯笑着让话儿从当铺里撵出来：“先生太会说话了，听你说话就像孩子过节或者农民赶集似的！先生留一下你的手机号可以吗？”那物主生怕老板娘突然反悔，趁她心里喜洋洋之际，早放下衣襟疾步汇入人流中不见了，哪顾得留什么手机号。
男女约会，话说到情浓得化不开的份儿上，就得换个话题“冲淡”一下。就仿佛一杯白糖水，糖放得太多，不仅“甜”，且“腻”了，就得再加点开水稀释一下。或者就像大街上有一个马戏团在表演，人围得水泄不通，将交通都堵塞了，此时就得警察出面疏导。一票和柳如眉此刻就是这样，一票挥着手“疏导”交通，柳如眉拎起开水瓶“稀释”杯中甜水。两人不再顺着那个话题往下说。柳如眉以手支颌，将目光望向窗外。窗外是那种“滚滚红尘”和“大千世界”。人流、车流不断，市声也不断。一个男孩正冲一个女孩招手，女孩脸儿红扑扑的，提起脚跟欣然向男孩跑去。
柳如眉和一票开始共同追忆那些因为已逝所以注定是美好的青春时光。
这天下午，一幕有趣的镜头出现了：脉脉含情大酒楼里，当时正放着悠扬的萨克斯曲《回家》。我和陶小北正像徐志摩和林徽因那样坐在一起，刚点毕菜抬起头，突然瞥见柳如眉和一个读者已“认识”我并不认识的男人走了进来。当时我们在一楼的小雅间，他们看不见里边，我却从雅间白布门帘的缝隙里瞧见了柳如眉。那天下了一点微雨，他俩打着一把伞，进来在大厅里停留片刻。柳如眉收伞后顺手将伞递给了那个男人，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因为那把伞我很熟悉。每次下雨我俩打着伞进门，她伞一收便会顺势递给我。我接过伞，低头拿那根小带绕一圈将伞扎住。然后我往往还会绕第二圈——用手臂将柳如眉富有弹性的腰环绕，有时我们环绕着直接进了卧房，有时环绕着坐到了沙发上。到底是环绕着进了卧房，还是环绕着坐到了沙发上，视情况而定。可无论哪一种情况，那把伞早不见了，有时被我随手扔墙角了，有时被我搁在门口的鞋柜上了。只有一次情况有点紧急，我竟一手环绕着柳如眉，一手拎着伞进了卧室。柳如眉已宽衣解带，像一条肥美的大白鱼，哧溜钻进了被窝，我手里却还拎着那把碍事的伞。我灵机一动，竟恶作剧般地将伞柄掉过来，顺手挂到吊灯杆上。那天我俩“唱歌”的时候，柳如眉没有像往日那样闭眼睛。我以手将她的眼皮抹下去，她又睁开往吊灯下面看，原来那把伞尚在那儿摇晃呢。那天柳如眉怎么都不愿翻身农奴把歌唱。事毕，才告诉我缘由：那伞尖尖锐着呢，掉下来先扎你屁股上。
这把亲眼目睹和见证了我和柳如眉“唱歌”全过程的“爱情伞”，今天竟拿在了一票手里。我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按照物理学上那种“干涉现象”，伞目睹了我俩“唱歌”，伞拿在一票手上，似乎一票也目睹了我俩“唱歌”。
柳如眉那天信手将伞递给一票，自顾先上二楼了。一票低着头手忙脚乱扎小带：他显然对我家的伞不熟悉，笨手笨脚扎了半天才将小带扎好。或者那把伞是那种对主人忠诚的“仆人”，挣扎着不想让一票扎住，仿佛一旦被一票扎住，它的女主人就当众丧失了贞操。
一票扎好伞，举目凝望了一眼闪身已上二楼的柳如眉，目光如炬，像贾瑞追逐王熙凤那样疾步追随柳如眉的倩影而去。我扑哧笑了。陶小北问我笑什么，我说我看到了那种“爱情的光芒”。陶小北不解，说：“不见你眼前有这种光芒啊！”我笑着说：“我眼前没有，我爱人身后有！”陶小北更不解：“你梦呓啊！”她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仿佛我真在做梦。我顺势做出一副“如梦方醒”的样儿，让服务员将已点好的菜单拿过来，低着头一边看一边对陶小北说：“咱们今天不吃鱼香肉丝了，来半斤白灼虾吧！”我将菜单递给身旁侍立的那个虽年轻但却像“鱼香肉丝”一般没有“味道”的服务员，眼睛望着“味道”比白灼虾更醇美的陶小北，心里尚在寻思：柳如眉这会儿正在点“鱼香肉丝”呢！想到柳如眉点给一票的那盘“鱼香肉丝”是这边刚退掉的，我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凉的笑意。 《背叛》吴言
第二十章
那天在脉脉含情大酒楼吃饭，由于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柳如眉和一票身上，差点将冯富强和李小南这一对忽略了。
冯富强和李小南比柳如眉和一票稍晚一点进来，也上了二楼。那天我们一拨一拨凑在一起，真是巧中添巧。就仿佛这个酒楼是过去那种“接头”的地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这个那个都来了。
对我来讲，即使柳如眉和一票可以被忽略，冯富强和李小南也不可以被忽略。
柳如眉和一票若是那种“主要的矛盾方面”，冯富强和李小南就是那种“主要的矛盾”。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说法，当然是应该先抓“主要的矛盾”，再抓“主要的矛盾方面”。
看到柳如眉和一票打着我家那把颇有纪念意义的“爱情伞”进来吃饭，我心里像被猫抓了一把似的，像那些肠胃不好的人，当下泛起一股酸水。男人这种王八蛋就是这样：只愿自己伸出手去摘别人树上的果子，却不许别人探过身来哪怕在自家树上只捋一把树叶。
陶小北见我心不在焉的样子，娇嗔道：“鱼在河你今天是怎么了，刚做毕梦，这会儿又丢了魂似的？”
陶小北这么说，令我汗颜。我觉得自己真是有点小心眼儿了。按照那种“换位思考”的新的思维方法，如果陶小北老公看见我和陶小北在一块儿吃饭呢？不也会有一种吃了一颗青杏儿的感觉？说不准酸得脸都会缩作一团呢！阎水拍局长不是常常教导我们说：遇到事情多为别人想一想，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考虑。
“换位思考”果真起作用。我挥了挥手，将溜到二楼去的“魂儿”唤回来，宽慰自己：柳如眉和一票吃吃饭有什么关系呢？掏钱的肯定是一票，而非柳如眉。按照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显然有利于我家的经济建设。抛开“经济”的角度，又有什么呢？也没什么呀！不就是两个同事在一块儿吃吃饭嘛！吃吃饭有什么？我和陶小北也一块儿吃饭啊，我们之间有什么了吗？即使有“什么”了，又有“什么”呢？我和陶小北，柳如眉和一票，谁和谁先有什么了，也没有什么呀！生活就是这样，不是你在别人家自留地里顺手摘两个包谷，就是别人在你家自留地里偷偷挖两个马铃薯。
只有具备了如此胸怀的男人，才能成就一番大事呢！
令我有点不快的是，那天柳如眉这小婊子给我打电话却说，她不回家吃饭的原因是要在单位加班呢！我问她下午饭怎么吃，她说凑合一下，要一份儿盒饭吃一吃。一票莫非是她要来的那份儿“盒饭”？若一票能当饭吃，柳如眉从此就不需要进食了，每天上班看也看饱了。那才叫“三个有利于”呢！
可我当时也够无耻的了。听柳如眉说要“凑合一下”，我随口接过她的话茬儿，对她说：“哟，我单位也加班，看来咱们今天都得艰苦奋斗了！”我说的“艰苦奋斗”是指我俩都得吃盒饭。然后两人就儿子的晚餐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迅速达成了让儿子去柳如眉父母家吃饭的一致意见。
总之那天我前后左右一想，心里完全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后再一想，觉得柳如眉和一票吃饭简直了无新意，甚至有点俗不可耐。相反冯富强和李小南“共进晚餐”，却像那种“历史的经验”一般值得注意，甚至有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意味。
是的，这确是新近出现在我们玻管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呢！
别以为我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男人。冯富强像卸掉了一条胳膊一样，从我身上卸走了李小南（我原以为我与李小南的心理距离比他近），让我有一种心痛的感觉。但这种“痛感”不是因为我想像“三言二拍”里那个卖油郎一般，独占我们局里的两个“花魁”，或者像古代的皇帝那样，“左拥赵姬（陶小北）、右抱越女（李小南）”呢！我的“痛感”来自于——冯富强和李小南双双出现在脉脉含情大酒楼，意味着我失去了李小南这一票！
对我来讲，李小南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柳如眉对面的那个男人——决定我一生命运至关重要的一票——因为我们玻管局随时都有可能投票！
我已拥有了陶小北这一票，（难道陶小北会把那一票投给别人吗？除非黄河会倒流！）若我再拥有了李小南这一票，就比冯富强多出了两票！马方向当初在“马赵之争”中一票制胜，我若多出两票，不等于已将“胜利的红旗高高插上了山顶”？多获得一票，就等于多排除一颗通往总目标道路上的地雷，待到胜利的红旗映红我的笑脸时，我不仅会立功受奖，首长还会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是连队里的排雷能手呢！
而倘若我失去李小南这一票，就会和冯富强战成平局，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我现在必须尽快搞清楚：冯富强与李小南是缘何走在一起的？
他们是初次“脉脉含情”？还是已涉入爱河？他们仅仅是贪恋那种男欢女爱？还是另有其政治目的？若待他们有了那种男欢女爱，到了那种心照不宣的程度，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撕掳不开时，政治上缔结的盟友关系不是会更牢靠了吗？女人是一种依赖性极强的动物，一旦和谁有了那种肉体关系，就会无原则地坚决拥护谁，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动摇呢！
我必须当机立断从这两个人中间插进去，阻止他们男欢女爱的进程！像我这样一个目前来说微不足道的男人，当然很难像那些伟人那样挥手之间就可改变历史的进程，但要下工夫阻止一个男人求偶的步伐，我想还不至于没有一点办法。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是的，无论采取哪种手段，我必须抢先一步走在冯富强前边！抢先一步就意味着胜利，关键时刻我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身体！
当然我不会鲁莽行事，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阎水拍局长。
阎水拍局长与李小南的关系目前呈现出扑朔迷离的局面。这两人的关系较前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李小南再也不拒绝到阎水拍局长办公室去了，也再未冲阎水拍局长的背影吐唾沫。有一次我甚至亲眼目睹她给阎水拍局长撒娇，就像一个可爱的女儿向父亲使性子一样。阎水拍局长比李小南大出二十五岁呢！就是说阎水拍局长二十五岁时，李小南才刚生下来。如果阎水拍是那种钻天杨，都长碗口粗了，李小南才刚被两个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在三月十二日这天栽地里去，浇水时都得将她纤弱的“身子”扶着，生怕不小心折断呢！可长若干年，两棵树就一般高且一般粗了，至于那种“年轮”，不细看哪能看出来。阎水拍局长九十岁时，李小南也就六十五岁了；阎水拍局长若能活到一百二十五岁，李小南也就一百岁了。两个“百岁老人”坐那儿，“年轮”谁能看出来？
所以任何事情得来回想：从这边想过来，再从那边想过去，这一想就想通了。阎水拍局长若与李小南发生点什么，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倘若他们之间发生了那种鱼水之欢，你就往远处想，往出去想，往将来想。二傻子才会往回想呢——“若时光退回去多少年？”这是人话吗！时光退回去多少年，那就不叫鱼水之欢了，叫奸淫幼女！公安局的同志早将低垂着脑袋的阎水拍从我们玻管局的楼道里带走了。走到大街上还会有人往他脸上吐口水呢，唾沫星子不把这个老家伙淹死才怪呢！
阎水拍、鱼在河、冯富强、李小南目前呈现出一种“四角”关系。这里至少有一个人是多余的。这个人非我即冯富强。我决心将冯富强挤出去。若将这个像脸上的粉刺一样惹人讨厌的家伙挤出去，就剩下了我们三个人，这符合阎水拍局长说的那种“三角形的稳定性”。
对我来讲，现在需要盘算的只是：怎样才能把这颗粉刺神不知鬼不觉地挤出去？
这就得跟阎水拍局长学着点儿。阎水拍局长只是趁机构改革之机成立一个“行管办”，就达一箭三雕、一石三鸟之奇效。以我目前功力，跟阎水拍局长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动点儿脑筋，等待时机，找出一个“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办法，还是完全可能的！
冯富强担任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后，我从来没有在工作上好好配合过他，对他安排的事情向来是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有时还故意出点难题为难一下他。以我的心计和情商，不动声色地戏弄一下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冯富强还是绰绰有余的，何况还有陶小北和我唱和。我不仅没有好好配合过冯富强，还像赵国的使臣诬陷廉颇那样想方设法诬陷他。战国时赵国名将廉颇被废，虽老犹健，赵王想再启用他，但派出的使臣却捏造说他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
我每天上班坐在办公室，像阎局长那样，用一张本省的日报遮住脸，装作在看报纸，其实我是在以“看报纸”作掩护，偷偷观察着冯富强的一举一动——看他一会儿能拉几次屎！
必要时我甚至不惜给他常放在办公桌上的那个玻璃水杯里下泻药，
以促使他一会儿就拉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屎。
当然现在还不到给冯富强的水杯里下泻药的时候，冯富强正和阎水拍处在“蜜月”阶段，此时给他下泻药，弄不好阎水拍会让我接连拉三次屎。所以我必须等待时机。自从主持政秘科工作后，冯富强更是将阎局长奉为不祧之祖，惟阎局长马首是瞻。只要见冯富强从办公室门前大步经过，一定是阎局长刚给他布置了什么事，他急着去办。一天到晚总见他
目光热切地望着阎水拍局长，不知往阎水拍局长办公室跑多少回。有人来找他，只要不在大办公室，就一定是在阎水拍局长房中。鱼在河、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就会异口同声对来人说：“你等一会儿吧，他在阎局长那儿呢！”
机构改革之后，陶小北虽已任局工会主席，但仍在大办公室办公。那个纪检副书记罗一强也被挤到我们这间大办公室来。看来，当初赵有才主任不给小牛和小马单独办公桌，办公室里放不下只是托词，放还是放得下，只是显得拥挤一点罢了。这样我们这间大办公室便有如下人员：陶小北工会主席，罗一强纪检副书记，冯富强副科长，鱼在河副科长，李小南副主任科员，康凤莲出纳员，打字员小胡及驾驶员小牛、小马、小虎。
通信员小高本来隶属我们政秘科，但他人微言轻，只能继续在局办公楼后面那间平房“办公”。那里原来是局里的临时灶房，相当于部队那种炊事班。后来局里没人去那里吃饭，小高当通信员后，“炊事班”也就解散了。小高本来也想到楼上来办公，在大办公室里凑个热闹。第一次去找冯富强谈，冯富强瞪了他一眼。隔了一段时间又鼓足勇气去找冯富强谈，冯富强干脆训斥他一顿。冯富强那天好像很生气，小高万没想到冯富强突然会像黄河那样“咆哮”起来。冯富强训斥他的那一瞬间，小高眨巴着眼睛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小高后来找我诉苦，局里四五十个同志都在楼上办公，怎么就该他一个人蹲在那间茅草屋里？（小高这种说法显然有点言过其实了，“炊事班”那间灶房虽然破旧一些，但远非“茅草屋”！）他又不是那种被打入冷宫的弃妇，怎么也是玻管局这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嘛！况且他之所以不想在“茅草屋”办公，是那里留下过他痛苦的回忆，他被那几个又抓又掐的姑娘甩过几个耳光呢！至今他一走进屋门，脸上都有一种麻丝丝的感觉。
小高向我诉苦时已经结婚，在外面租了一间房住。那天他向我发泄对冯富强的怨恨时，我好言宽慰了他一番。小高最后愤愤地说：“冯富强他还和你争？别看他如今跳得欢，小心将来拉青胆！”小高说了一句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又对我说：“赵主任空出的那间办公室，将来肯定是你去坐！他冯富强想坐？做梦去吧！”
小高如今早成为我在玻管局的铁杆支持者。我知道，如果我有一天给冯富强下泻药时需要一个帮手的话，小高一定会自告奋勇拍马赶来。当年三英战吕布时，首先挺丈八长矛上阵的是燕人张翼德，随即杀入的是关云长。那刘玄德虽武功不济，也掣双股剑刺斜里奋力杀来助战。我若哪天和冯富强短兵相接，面对面杀将起来，我相信赶来助阵的绝不仅仅是小高一人，小马小虎等人也定会一拥而上，对冯富强饱以老拳。包括老将老乔，虽年事已高，臂力不济，不能挥丈八长矛入阵和冯富强厮杀，也定会扯开嗓门在阵旁为我呐喊助威。冯富强失策就失策在眼睛只盯着阎局长一个人，有时连局里那些副职也看不见，哪里能看见小高之类。冯富强将小高视作草芥，我却对小高关爱有加。我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牛溲马勃，虽微贱却有用！华容道上，关羽为什么会放了曹操？如果挡道的是小高，他会放了冯富强吗？显然不会！说时迟那时快，那把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早砍冯富强脖子上去了。
我们局办公条件向来紧张，只要瞅瞅在哪里办公，就能知悉你在局里的重要程度。局里最无足轻重的两个人是小高和老乔，他俩就只能在“炊事班”和门房“办公”。套间里办公的人当然是最重要的，所以局级领导都必须有一个套间。
马方向升为副局长后，局里将四楼两间普通办公室中间的隔墙打通，变作一个套间。赵有才主任升为“行管办”副主任后，又将五楼两间普通办公室中间的隔墙打通，变成一个套间。马方向和赵有才搬进套间后，那四间普通办公室的同志就像过去战事来了逃难的人群一般，扶老携幼向其他办公室安插和疏散。纪检副书记罗一强就是这样“疏散”到我们大办公室里来的。
在我们玻管局，政秘科长的位置一向是特殊甚至称得上显赫的。余宏进副局长做过政秘科长，陈奋远主任做过政秘科长，马方向在任业务一科科长前，做过政秘科副科长。朱锋、姬飞也都是从政秘科长位置上提上去的。只有牛望月这个“孤家寡人”是从外面调来的。且慢，姬飞不是从“三玻”调来的吗？姬飞是从“三玻”调来的，可他却是由局政秘科长提下去任“三玻”筹建处副主任的。
因此别的科长都不可与政秘科长同年而语，更难比高低。同样是正科长，纪检副书记罗一强只能挤到我们这间热闹的大办公室来，赵有才主任那间单独的办公室却空着——谁做了政秘科长，谁才可以搬进那间办公室办公。
谁做政秘科长，已成为玻管局继“马方向热”、“赵有才热”、“陈奋远热”之后的又一个“热点”和“焦点”——多少双眼睛齐刷刷盯着呢！
冯富强当然是最有希望做这个政秘科长的，因为他目前在“主持工作”。可也说不定，林彪当年是最有希望做“接班人”的吧？可结果怎么样？却在蒙古摔死了。冯富强当然认为他不会摔死，要不他干吗三番五次往阎局长房中跑呢？如果他知道自己会摔死，他怎么可能一头往阎局长房中扑呢？那不是去找死吗？这个年代，人们个个愿意去找钞票，找情人，找梦，找乐，可谁愿意去“找死”呢？如果冯富强去阎局长那儿是去“找死”，那阎局长不成“阎王”啦！阎局长当然不是“阎王”，他是我们玻管局可爱的阎水拍局长。
自从冯富强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后，来办公室找他的人多了起来。有酒楼饭店的收款员，有汽车修理厂的经理或者办事员。经理来找冯富强是请他吃饭或者下“厢”，那时还不流行打保龄球之类，“包厢”可正热火朝天。我们市里有个叫高明的干部，就是在包厢里成名的。高明天天下包厢，付不起小费，就别出心裁想了个法儿：他让小姐跪在沙发上，他在后面玩，玩毕抽身便走。待小姐提起裤子转过身来，高明早不见了！当时甚至流传过这样的说法：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高兴不如高潮——高潮不如高明！高明后来被清理出公务员队伍，开除了公职。又后来高明竟成了一个老板，加入了市政协，被尊称为“各界人士”。就又有两句顺口溜在我们紫雪市流传：高明成了老板，流氓做了大款。
冯富强当然不是高明，那些经理请他吃饭他也许去，但下“厢”则不去。至少他对我们说他从未下过“厢”。“那里边，藏污纳垢！”冯富强在我们面前这样评价包厢。
那些汽车修理厂或酒楼饭店的经理为啥要请冯富强？因为局里四台小汽车在哪儿修，由冯富强决定。那些办事员、收款员来找冯富强，则是等他在条据上签字。无论是修理费、吃饭费，包括材料打印复印费，给同志们搞了福利的“苹果费”、“带鱼费”等一应开支，都得冯富强签字审核，呈送阎局长批准后才能变成钱。小到一块钱的支出，大到一万块钱、十万块钱的支出，都得冯富强“过手”，才能到阎局长那儿。冯富强若是过去那种宦官，代皇帝去民间选美，选回来众多腮凝新荔、鼻腻鹅脂的美女，虽然不能享用，舍得舍不得都得送给阎水拍局长，但总可以在这个的脸蛋儿上摸一把，将那个的下巴捏一下。可包括陈奋远主任和余宏进副局长在内的所有其他局领导，却连这些美女的衣服边都够不着。眼睁睁看着裙摆舞动，香气迷人，也只有用鼻子嗅一嗅的份儿。
那些找冯富强的人来多了，知道冯科长忙着呢，也不着急，坐在大办公室慢慢等。有时等一会儿冯富强满面春风出来了，冯富强那一刻的表情，就像一团晚霞在脸上燃烧。有时等到下班他还不出来。就像一只老鼠钻进了杂乱无章的床底，你举着一个物件准备当它再出来时打死它，可你手臂举酸了它却再不出来。
一个人目光太热切地盯紧某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就像交战时正面强攻往往难以奏效，甚至遭受挫败，而侧面迂回却可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我与李小南的距离之所以显得远了一点，让冯富强乘虚而入，那是因为我与陶小北太近的缘故。冯富强看着阎水拍的目光太热切，看着陈奋远、余宏进、马方向的目光必然显出黯淡和某种游移。若阎水拍和马方向同时叫冯富强，冯富强连连应着声向阎水拍跑去时，必然来不及兼顾着答应马方向。马方向于是就去叫别人了。
马方向与冯富强的关系由亲密到疏离，由无间到有间，被我这双慧眼一眼看穿。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我开始有意去和马方向贴近。除上班时间到他那儿坐一会儿外，我还利用一个节假日带两瓶好酒和两条好烟到他家去看望了他。那次我们相谈甚欢。
马方向十分肯定地认为，我已在玻管局站稳脚跟，初露圭角，既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华，又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将来必然大有可为。马方向甚至以他自己初到玻管局时为例，和我进行了比较，认为那时的他和现在的我有诸多相似之处。人生就像一条不可阻挡的宽阔的大河，你得平稳地向下游流淌，而不能浮躁地在河道里左冲右突，那样不是冲垮了河堤，就是淹没了农田。有心人总是拿着一根吸管，将生活中的养分不停地吸入——排除的却是杂质。做人应该有一种胸怀，不要成天算计来算计去，那些喜欢算计别人的人最终却算计了自己的一生！马方向那天给我讲了诸多做人的道理，使我受益非浅。总之马方向那天仿佛邂逅了一个十分中意的女朋友一样，兴致出奇地高。他最后
甚至提出应该打一场麻将牌，以通过这种娱乐活动使我们本已十分愉悦的心情更加愉悦。他当即邀了他的两个牌友，我们在他家鏖战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晨踏着朝露离开他家时，虽然我十分疲倦，并且输给马方向三百元钱，但我的心情却是愉快的。我甚至在清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吹起了快乐的口哨。
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马方向含蓄地告诉我，他已知道那多出的一票是我投给他的。他据此认定，我这个人人品比别人好得多。他说：“如果是别人，早跑来邀功了，可你小鱼却从未向我提起过。小事看人品呢！不像有些人，他给你帮点忙就会马上向你伸手，手伸得要多长有多长！”
他说得“别人”和“有些人”，我断定是指冯富强！
我与马方向心理距离的瞬间拉近，是我到玻管局以来继获得阎水拍局长赏识之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如果博取阎水拍信任是辽沈战役，那么获得马方向信任则是淮海战役，从战略意义上讲，后者一点不亚于前者。
马方向在我们玻管局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从上一次与赵有才竞争中，在略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并随即在与朱锋、姬飞、牛望月的联手厮杀中再次脱颖而出，跨栏一样跨过这几个无能的家伙，即可看出这个人的能量和爆发力。马方向的分量之重，甚至在陈奋远和余宏进之上，朱姬牛当然更不在话下。
余宏进之所以多年来身居“二号”位置却发挥不了作用，当然与“一号”阎水拍这块大石头压得太紧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他自身：人太自私，贪图小利，圆滑世故，不敢承担责任，遇事绕着走，很少给别人办事。因此没有多少人支持他。
陈奋远相对要干练一些，不多说话，说出来就有一定的分量。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局里建房上，一两个月难得在局里露一面。担任行管办主任后，正处级问题解决了，更像一个“局外人”了。因此在局里也很难听到他发出的声音。
局里倒是常能听到朱锋、姬飞和牛望月的声音。常见他们站在楼道里哇哇乱叫。可惜他们发出的大都是噪音。而噪音和尾气一样，市里的环保局专门有人负责监控的，超标了还要处以罚款。与余宏进相比，这几个人目光更短浅。三个人中，姬飞还算有点谋略，有时候甚至有老奸巨猾的一面，属于三个人中的“狗头军师”——虽然他和当年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并无瓜葛。朱锋有点像个麻雷，谁将他的捻儿点着，他都会噗一声飞上天去，并发出一声巨响，在空中炸开——虽然响声很大，但伤及不到人。三人中最没劲的是牛望月，这个人简直像一个孩子。谁见了他笑得殷勤一些，他便会在开会时说：某某是个好同志；谁若和他迎面走过时没打招呼，他就会评价：这个人不怎么样。牛望月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局里开会时他像孩子一般淘气，抓起这件乐器拉一下，拿起那件乐器弹一下，举起某件能吹奏的乐器再吹一下——问题是他吹笛子时也没有一点章法：有时腮帮子先鼓起来，再将嘴凑上去；有时嘴凑上去了却半天鼓不起腮帮子。问他为什么吹不响，他却捂着半边脸说腮帮有点酸。
因此他们几个人的意见往往没有丝毫分量，就像几个女人拍腿甩胳膊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一样。有时开会阎局长提出某个议题，牛望月就会一会儿拍腿，一会儿甩胳膊。朱锋拿着一个“碟儿”跟上一阵乱敲。姬飞则在那儿抱着胳膊含笑不语。待他们拍完了，甩完了，敲完了，阎局长便会看其他几个没发言的人，其他几个人便会讲出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尤其是马方向副局长，讲出的意见总是入情入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总是能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中找到他们的相同之处，并设法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过的意见经他的嘴里讲出来，总是有那么一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味道。如果马方向副局长是一个农夫，给人的感觉，他简直可以把两种生长习性完全不同的庄稼播种在一块田里，两类庄稼却都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每当他讲出这些意见的时候，阎局长就会赞赏地看着他。包括朱姬牛三个也会频频点头。这样就很容易形成决议。
所以我现在和马方向副局长有了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对我今后在玻管局的发展有多么重要！庸俗一点、功利一点讲，陶小北、李小南、小高能给我一票，马方向副局长给我的则不是一票！他不动声色做做工作，给一些人暗示一下，我就会额外地得到一些票。就像白色恐怖中那些地下工作者，在马方向副局长这儿“接头”后，互相并不需要说什么，临别前重重地握一下手，心里便都有数了。
我决定弃暗投明——在心理上抛弃阎水拍局长，悄悄投奔马方向副局长。因为阎水拍局长已成为东海黄公——他再有九个月就要退居二线了！
是的，跟着马方向，在玻管局就会有方向，对这一点我已深信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