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吴言
第二十一章
小牛和小马在局里的会议室打了一架。
局里给阎水拍局长新买了一辆黑色的新款奥迪小汽车，新车当然还是由小虎开。阎局长刚坐了一年多的那辆红旗小轿车便退给小马开。小马开的那辆“二一三”已跑了三十多万公里。拉着几位副局长下县里检查工作时突然就坏在路上了。尤其丢人的是，有一次一位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来市里检查工作，这辆“二一三”拉着余宏进副局长吃力地跟在车队后面跑，突然就像一匹已耗尽精力的老马一样，卧在公路上不动了。后面一辆车跟得太近，差点儿就发生那种“追尾”的交通事故。那位司机当时吓出一头冷汗，一个急刹车。随即跳下来将尚在“喘气”的“二一三”屁股猛踹一脚，骂道：“这破婊子车，还有脸跟上省长跑，叫几个人过来推沟里去！”
当时余宏进副局长夹个小包站在公路边，黑着脸看小马吭哧吭哧修车。车队早像一溜儿在草原上撒欢儿的奔马一样，不见踪影了。那天车修了两个小时都没修好。小马嘟嘟囔囔骂道：“这车的毛病就像婊子逼里的那种阴虱，哪里能找到！”余宏进副局长蹲在马路边抽了几支烟，最后只得搭乘一辆“蹦蹦车”回了市里。坐在蹦蹦车上摇来晃去的余宏进副局长当时十分生气。按照余宏进副局长的身份，他若在县里任职，就是一个常务副县长。有谁见一个常务副县长乘蹦蹦车的？余宏进副局长虽练气功、涵养尚好，这次却再也忍不住了。回到局里便径直去找阎水拍局长，气鼓鼓地对阎水拍局长说，再派那台破车拉他下乡，他要么不去，要么就去出租汽车公司租辆桑塔纳。临出门时又扭回头对阎水拍局长说：“局里该买一辆车了，否则贻误了工作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当局里几个副职都有了类似余宏进副局长这样的经历，并都向阎水拍局长提出买车的要求时，阎水拍局长便派赵有才和冯富强去省里买回这辆刚上市的新款奥迪小汽车。
这样那辆刚跑了不到两万公里的红旗小汽车便退下来，供几位副职使用。这辆“二一三”则由冯富强出面，以两万元的低廉价格卖给一家汽车修理厂。
按理，红旗应由原开“二一三”的小马开，可开面包车的小牛却想开红旗。小牛有自己的小九九：开面包车主要是每天接送同志们上下班，再就是接送局里同志的孩子们上学。每天就在紫雪城跑这么几趟，然后便钻在谁的房中打扑克。一年下来，修理费和汽油费只能报销五万多元（实际开支只有三万多元，两万多元属于虚报）。而开红旗，一天到晚脚底儿朝天拉着局领导在县里、省里跑，又是下乡，又是开会，又是剪彩，吃香的、喝辣的不说，还能领一些衬衣、防寒被之类的纪念品，更重要的是，空间大了，车辆的开支大了，一年至少也能报销十余万元。
小牛将想开红旗的想法通过牛望月告诉了政秘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冯富强，又告诉了主管政秘科工作的赵有才主任。赵有才本来不太想这样调整，但碍于牛望月的情面，也就含糊其辞同意了。牛望月和小牛立即趁热打铁，请赵有才主任、冯富强副科长、鱼在河副科长吃了一顿饭。其实我内心里是反对这样调整的，因为这样调整没有丝毫道理。若小马是阎水拍局长的侄子或什么亲戚，谁敢动这样的念头？况且我对小马印象好一些，对小牛印象差一些——岂止是差一些！这王八羔子仗着有个牛望月，平时对我待理不理的，可见了冯富强却点头哈腰，像见了他爹一样。有时甚至跟上冯富强挤对我。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小牛之所以跟上冯富强卖力地狺狺狂吠，是
因为他那些修车条据都要冯富强签字后才能呈送阎水拍局长，再然后才能从康凤莲那儿领出人民币。有一次我和冯富强准备坐他的车出去办点儿事，这小子一跑进大办公室便殷勤地接过冯富强手中的公文包。出楼道后我去卫生间，顺手将我的公文包递给他。可待我出来下楼坐到车上后，却不见包。问他：“包呢？”他竟冲我坏笑着说：“在卫生间门口放着呢，你出来没看见？你不是让我放卫生间门口吗？”我重新跑上三楼，卫生间门口并没有包。我心里陡然紧张，又“噔噔噔”跑下楼去问小牛。那包里有我刚给阎局长加班赶写出来的一份汇报材料，下班前要送到阎局长办公室呢！“包呢？小牛你可别和我开玩笑！”我这样说着，焦急地在车上左顾右盼找包——我以为小牛给我藏哪儿了。小牛说：“真在卫生间门口放着呢！你再上去里外找一找。”我没辙，只得又焦急地“噔噔噔”跑上去。跑进卫生间里边一瞧，果然看见那个小包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般，正蹲在卫生间门里边湿漉漉、脏兮兮的地上，悄悄抹眼泪呢！我当时勃然大怒，肺都气炸了。可勃然大怒气炸肺又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下去扯着他的脖领子和他在大街上打架吧！可就这，这小子仍然不依不饶，上车后再次打我脸：“鱼科长，包里没丢啥东西吧？你那包撂大街上也没人拣，不就装几份阎局长的讲话材料嘛！”当时恰好路面上有个障碍，这小子猛打一把方向盘，险些将我甩一边去。接着他还继续“追杀”我，扭头不阴不阳地对我说：“以后别把自己的东西随手递给别人，一是丢了什么说不清。再者谁都只有两只手，我若长三只手，这方向盘该往哪边转？”
我当时脸都气白了，有一种被别人摁住脑袋往头上撒尿的感觉。
更可恶的是他竟然欺负小孩子。孩子们乘面包车都喜欢坐副驾驶座上。为抢这个座位有两个孩子都打过架。后来小牛就将这个座位像柳如眉拨指标那样拨给了冯富强的儿子毛毛。乘车上学的大都是局里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同事的一帮孩子。孩子们的家长最大也就是个副科长。其他领导的孩子要么上大学了，要么上高中了。上高中的孩子一般喜欢骑自行车，不愿坐面包车了。乘面包车的大都是一帮上小学和幼儿园的小娃娃。即使有个别初中生，也已没兴趣抢前边那个座位，而总是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没人注意时将目光往大街上的漂亮女孩子脸上扫。
有一次孩子们乘面包车回家，我儿子最先来到车前，拖着小书包费力地爬上前边那个位置。他将小脸东张西望，甚至扭身得意地向后面车上的孩子们扮鬼脸。此时毛毛跑过来了，让我儿子将座位让给他，我儿子不让。两个孩子正僵持着，小牛拉开车门上车坐到驾驶座上准备开车走。他将钥匙捅进去打着马达后，扭头发现了我儿子和站在下边拉扯我儿子的冯富强儿子。毛毛恶人先告状，说：“小牛叔叔，鱼小明不给我让座位！”我儿子正欲分辩，小牛竟瞪着一双“牛眼”向我儿子断喝一声：“下去！”他凶神恶煞般的模样险些儿将我儿子胆吓破。我儿子急忙拖着书包抹着眼泪下车。下得太急，书包带在座位上挂了一下，一下将我儿子扯得一个马趴跌倒在地，小脸都蹭破了，磕掉了一颗牙。从那以后，我儿子一见小牛便像见了鬼似的重足而立。那天我儿子给我说了这事后，我恨不得真像宰一条“小牛”那样，一刀宰了那孙子。我当时一边安慰儿子，一边将仇恨深深地记在了心底。
但那天我却没有表示反对小牛开红旗。第一我即使反对也无济于事，因为赵有才和冯富强已经同意了。第二我现在还不能得罪牛望月。那段时间我正使出吃奶的劲儿搞统一战线，传达室老乔和通信员小高都纳入了我的统战范畴，怎么会排斥牛望月总工程师？这个家伙在局里即使不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属于那种领导核心，但毕竟是局党组成员，在会上有“一票”的权利。他不一定能给你帮上忙，但“添乱”还是有条件的。他在会上手拿碟儿敲起来，敲得阎局长颇烦，阎局长有时也会给他点儿面子，那些无关痛痒的小事，阎局长有时就会说：“望月同志说得有道理，就按望月说的办！”
对我来讲，在玻管局，再小的“小事”也是“大事”。我完全没有必要为小牛和小马谁开红旗车这么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得罪牛望月，免得他哪一天突然给我下绊子。
这样小牛就开了小马的车。那天由冯富强主持，赵有才参加，我们政秘科全体人员在局会议室开会。冯富强宣布这事后，小马即面呈不忿之色，嘴张了张想说什么，可他一着急就啥话也说不出来了，像个哑巴，张着嘴只在嗓子眼里使劲，说出来却不成语言。小马气得说不出话来，低着头一口一口抽烟。赵有才见小马神色有点不对，觉得有必要安慰安慰他，将他郁积于胸的情绪疏导出来。散会前赵有才讲了一会儿话。其意是说小马是个好同志，任劳任怨，这次两人调整岗位，是工作需要。市里要求科长、副科长轮岗，科员、副主任科员也要轮岗。说到这里，赵有才主任看看李小南和康凤莲说，咱们局干部轮岗就是从政秘科开始的嘛！李小南同志和康凤莲同志就轮过岗。小胡同志现在也“轮”到了打字员这个岗位上。包括富强同志也在打字员这个岗位上干过嘛，这更说明岗位没有高低之分。岗位无高低之分，人亦无贵贱之别！实践证明，我们局采取干部轮岗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同志们干得岗位多了，对局里各个环节的工作熟悉了，便于掌握全局，利于今后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肩负更重要的担子，富强同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嘛。赵有才主任特意在“证明”二字上加重了语气，仿佛冯富强是一道几何题。
接下来，赵有才由干部轮岗讲到工人轮岗。按照局领导的意图，玻管局今后在工勤人员中也要进行轮岗，推广这条成功经验。干通信员的可以去干传达室值班员。赵有才主任这样说时，坐在我身边的小高悄声附我耳上说：“这话反过来说，就是传达室值班员也可以去干通信员——让老乔一个近七十岁的老头提水抹桌子，恐怕不合适吧。”赵有才主任原本也是准备将这句话再“反过来”说一下，可只说了半句，觉得“此议不妥”，后半句话便像那些肆虐的江河一样，临时“改道”了。他说：“传达室值班员——”略作停顿，又说，“当然传达室值班员老乔同志年龄大了，就不一定轮岗了。”小高此时又附我耳上说：“那我跟谁轮？我又不会开车！”赵有才主任和小高像说相声似的，一个大声说，一个小声说。小高刚说到开车，赵有才也说到了开车，他说：“开车当然是技术活，别人没法和你们随便轮，可你们之间可以互相轮！”说到这里，赵有才主任特意看了小虎一眼，又说，“当然，小虎同志要相对稳定一些，与其他同志没有可比性。小虎同志这几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阎局长很满意！”然后再接着前面说：“其他几个岗位当然可以互相轮，红旗和桑塔纳轮，桑塔纳和面包轮，面包再和红旗轮。所以今天首先让面包和红旗轮，也就是小牛和小马轮，下一步还有小苏啊！当然小苏现在忙于跟陈奋远主任建房，也很辛苦，陈奋远主任对小苏也很满意，在建房未结束前相对需要稳定一些。”小高此时又附我耳边说“相声”：“赵主任话怎么越说越窄了？小虎不轮，小苏不轮，老乔不轮，我没法轮——就只剩下小牛和小马轮了！”小高说着嘻嘻笑了一声，以手护在嘴边，将两片嘴唇几乎贴在了我耳朵眼里，呼出的气吹得我一阵阵发痒。可他的眼光却瞥着仍在低着脑袋狠劲儿吸烟的小马，说：“赵有才主任‘轮’来‘轮’去，弄不好小马这犟驴真敢‘抡’那孙子一下！”小牛也像作贱我那样作贱过小高，小高对他也是一肚子气，恨不得小马当场“抡”小牛几下。
赵有才主任仿佛是看出了点什么苗头，所以最后特意强调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性。他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说我们玻管局若是一辆小汽车，在座的同志就都是这辆小汽车上的一个部件。阎局长若是方向盘，你冯富强和鱼在河就是两个前轮，阎局长往哪儿开，你们就得使劲儿往哪儿跑。小高又附我耳上说相声：“那余宏进、朱锋、姬飞、牛望月不都成刹车片了？你俩再使劲，他几个猛踩刹车，车能跑得起来？”小高这么说，逗得我差点儿扑哧笑出声来。我急忙弯下腰，以手捂住嘴，将笑声捂回去。还不解恨，腾出一只手在小高大腿上狠狠扭了一把，小高没防备，疼得“哎呀”喊了一声。赵有才主任用严厉的目光看他，他急忙抬起屁股解释说：“这把椅子中间有个缝，我动了一下身子，将我夹了一下。”他抬起屁股给我们看，果然那把椅子中间有手指宽的一条缝。我怕他再冲我说相声，推了他一把说：“旁边空那么多沙发，你偏选这把破椅子坐。”小高乘势坐到沙发上，抬起脑袋继续听赵有才主任讲话。
赵有才主任趁中间这点小插曲，点着一支烟吸了两口，略作思考，觉得像将我和冯富强说成“前轮”那样，将每一个同志“命名”为这辆小汽车上的一个部件，显然太繁琐，于是他干脆将这一部分内容省略和“删节”，直接进入总结阶段，他说：“总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这辆车上的一个零件，大家只有团结起来，齐心协力，通力合作，我们玻管局这辆车才会像马儿撒欢儿一样，四蹄有力，跑得快，跑得稳！尤其是小牛小马，不要为今天的轮岗，生出矛盾来。如是你俩一个是这辆车的左轮，一个是右轮，不过是换了一下位置嘛。换了位置就不跑了？那不行！要跑得更欢实！即使哪一天哪一个同志成了一个‘备胎’，被搁在那儿，也不能有情绪，啥时换上啥时候还得使劲儿跑！”
赵有才主任说到“备胎”时，我突然想起了余宏进和朱锋、姬飞、牛望月。心想：这才是几个“备胎”呢！阎局长早把他们从这辆车上卸下来了，一直挂在那儿，局里都买了几辆车了，也没见有将他们哪一个换上去的打算。结果这几个人就像农家小院门外挂的那一串辣椒和萝卜干，寒来暑往，送走多少个春夏秋冬了，还落寞地挂在那儿：蒙尘，风干，萎缩，直至废弃。
开会时，坐我一边的陶小北一直拿一本英文小说看，此时大概是看累了，合上书冲我笑笑。陶小北是这辆车上的一个什么“部件”呢？雨刷器！专门用来除脏的。那么李小南呢？李小南坐我对面正和紧挨着她的冯富强喁喁私语。看他俩那副交头接耳的样子，我心里就不舒服。诅咒李小南：你不过是这辆车上的一个“门把手”罢了，一拉就开！阎水拍拉开倒也罢了，冯富强“拉”凭什么你也“开”？这样想，又觉得有点对不住小南，也太恶毒了一点。“鱼在河，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这样诅咒着自己，抵消了刚才因贬损小南而起的歉疚，集中注意力，再听赵有才讲话。
赵有才讲话已近尾声。此时他使用了第二个比喻。他说：“我们玻管局若不是一辆小汽车，而是一辆三轮车，政秘科就是这辆三轮车的前轮，中枢神经啊！因此，政秘科的团结是最重要的，不能出丝毫差池！”赵有才主任说到“差池”二字时，带点儿威胁意味地看了小马一眼。小马脚下差不多有七八个烟头，此时他狠狠地吸了两口烟，将第九个烟头扔地下，伸出一只脚狠着劲踩灭，然后抬起头来，嘴向两边咧了一下，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哭。不过总的看来，脸上的气色略显平和了一些。赵有才主任才放下心来，接上刚才的话茬儿说：“这样才能拧成一股劲儿，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阎局长往哪儿蹬，政秘科就带着全局四十多个同志往哪儿奔！”见赵有才主任这么说，陶小北凑到我另一只耳朵上小声说相声，她说：“照赵主任这么说，阎局长不成一个‘骆驼祥子’了？咱局里可没有‘虎妞’啊！”听小北这么一说，我心里乐开了花，想起阎局长家里那个又高又壮酷似“虎妞”的妻子，扭头对小北说：“阎局长家里可有一个‘虎妞’呢！”此时，我眼前幻化出这样一幅画面，阎局长弯着腰蹬一辆三轮车，挥汗如雨，衬衣早湿透了。而我和陶小北却坐在三轮车上，不耐烦地喊着让他“再快点！”想到妙处，我心里再次乐开了花，不知怎么竟在沙发沿下抓起小北绵软光滑的小手，将她并拢的五指使劲捏了一下。此时我已情不自禁，忘乎所以，正拟像欢送下海科长照相时想的那样，将她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挨着开始捏，赵有才主任一声“散会”将我惊醒，我急忙撒手，不好意思看陶小北，仰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回味。大家陆续离去，我又闭着眼睛“回味”了一小会儿，当我睁开眼睛时——“阿庆嫂和沙奶奶已打起来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散会后，别人陆续离去。小牛伸手向小马讨车钥匙，小马冷冷地看着他不吭声。此时小马正在抽第十支烟。小牛此时若借坡下驴，再不招惹小马，后面的事情也不会发生。至于车钥匙，他应该改天从冯富强手里拿。冯富强向小马讨车钥匙，小马即使再不痛快，即使吃了那种豹子胆，也断不敢抡起拳头。可小牛这家伙牛逼惯了，平时就欺负小马，将小马当猴耍。不仅在小马面前颐指气使，有时自己遇到不顺心事了，还拿小马撒气，在小马面前指鸡骂狗，指桑骂槐。小马是哑子梦见死了妈，说不出来的苦。那天讨要车钥匙时，小牛站着，小马仰靠在沙发上坐着，小牛伸着手站在那儿，见小马一声不吭，无动于衷，觉得自己平时在小马面前形成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恶狠狠骂了小马一句脏话。小高的话不幸言中，说时迟那时快，小马突然将烟头在茶几上的烟灰缸里狠狠摁灭，跃身而起就是一拳。这一拳打在胸脯上，与此同时另一只手又“抡”过去一个巴掌。小牛猝不及防，当即被打倒在地，爬起来扑过去扭在一起厮打起来。我急忙跑过去，却将两人拉不开。此时小高小虎小胡几个闻声而至，我们四人以两人为一组，才分别控制了暴怒的小马和小牛。当时的场面十分滑稽。我和小虎一边一个控制着小马的胳膊，小胡和小高一边一个控制着小牛的胳膊，有点像七十年代将那些奸污女知识青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押进万人批斗会场。不同的只是，当年那些破坏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分子押进会场时，被会场万头攒动的气势震慑，无一不低垂着头。给人的感觉，他们肩膀上扛着的那个吃饭家伙，不是人的脑袋，而是茄子枝上一颗未摘却已熟透的茄子，脖根处软得连一点劲儿也没有。而小马和小牛当时虽然一个鼻孔里流着血，一个脸上被抓破，仍然一个向一个梗着脖子。一会儿，我们以为没事了，拉着小马向门口走了几步，并放松了控制他胳膊的力度。可他听小牛还在后面骂他，突然挣脱我们扑回去又在小牛的裆下抓了一把。小牛哎哟一声蹲下了身，以手捂在裆部疼得哼哼着站不起来。小马这一把捏在小牛那个男人的薄弱环节。我当时冷眼瞥了脸色惨白倒卧在地的小牛一眼，心想：将这王八羔子的卵子像从一个煮熟的豌豆角里挤一颗豌豆出来一般，一把挤出来才好呢！可嘴里说得却是：“快送医院检查一下，这个小马，下手也太狠了！”
“官司”最后打到阎局长那里。阎局长将我们几个叫去批评了一顿。当然他主要是批评赵有才和冯富强，知道这事不是我做的主。阎局长的观点是，调整一下岗位不是不可以，但应先做做小马的工作，不要冷不丁打他一闷棍。冷不丁打谁一闷棍谁都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抗。阎局长说到此处用了一个蹩足的比喻。他说，妇女被歹徒强暴时还会伸手抓一把歹徒的脸呢！阎局长说着竟下意识地在自己脸上摸了摸，仿佛他的脸被谁“抓”过似的。可他瞬间又觉得这个动作不妥：这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歹徒”了吗？这样想着，急忙将手放下来，黑着脸批评赵有才：“有才啊，处理此类事情你真不及马方向，怎么能顾一头不顾一头呢！”
阎局长告诉赵有才，处理任何问题都要兼顾两头。当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为什么那么忙乱？就是因为得同时顾及两头——既要顾及共产党这一头，也得顾及国民党那一头。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也是这样：军长可以由蒋介石任命，但队伍却得听毛泽东指挥。
阎局长如此这般给赵有才讲述了一番他的“两头”理论后，又将小马叫到办公室训斥一通。他对小马说：“这事他们是做得有点欠妥当，但你不服气可以来找我呀！难道玻管局没有王法了？只要我阎水拍在这儿，谁也反不了天！小牛反不了天，你小马也反不了天！本来是有理的一件事，你早告诉我，我会为你主持公道，让你继续开红旗。可你突然来个武装暴动，把他卵子差点儿捏出来——好在没有捏出来，也没捏下后遗症。可这么一捏，有理就成了无理，这红旗能再让你开？要不你哪一天若跑来捏我的卵子，莫非我就得将局长这个位子让给你？”
小马那天委屈得在阎局长面前哭了一鼻子。他抽噎着告诉阎局长，开会突然袭击他那天中午，他刚去将车重新装饰了一番。座套洗得干干净净，车身洗得干干净净，擦得锃亮。他甚至将车用千斤顶打起来，将车的底盘都擦得一干二净，比给他妻子搓澡都经心，底盘上两颗无关紧要的螺丝松了，他拿扳手拧紧。可下午一上班，科里开会却突然宣布让他交车，他当时如五雷轰顶，实在是无法接受。说到这里，小马竟迸出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他说：“阎局长你说我刚进洞房，还没把新娘子搂过来亲一下，却有另一个人跑进来将我推出去，他搂着新娘子睡觉，这种事谁遇上，能接受？”
这个比喻将阎局长扑哧一下逗笑了，他拍拍小马的肩说：“这个事就算扯平了。你去把车钥匙交给冯富强。听说你有两千元的修理费上次审查没给你报销，你顺便让冯富强签个字，就说是我说的。好吧，去吧。以后遇事多动脑子，少动拳头。现在人们都已开始使用电脑了，你还挥着个拳头，又不是梁山好汉逞英豪那个年代，动拳头有屁用？”
一席话说得小马心悦诚服。出门时阎局长又冲他喊了一句：“记住我阎水拍一句话，动拳头其实是打了自己，舒服了别人！”
“鱼在河同志是这样一个同志：他总是时刻保持理性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不骄不躁，不温不火，脸上总是挂着谦逊的笑容；他刻苦钻研，材料越写越好，几乎到了那种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尊敬领导，团结同志，乐于助人，两只眼睛一只看着上面，一只看着下面，获得上上下下对他的好评；他……”某天晚上，我在闭门静思的时候，像毛主席评价张思德同志那样，在心里对自己进行了如此一番“表扬与自我表扬”，第二天早晨，嘴角露着微笑，腿脚有力地向玻管局大楼走去。
在我确定的十年奋斗目标中，既有一个宏伟的总目标，也有一些阶段性目标。我深知，每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都为我最终实现总目标奠定了基础。每一个阶段性目标都是我通往总目标的一个台阶。每登上一级台阶，就离总目标近了一步。
我披荆斩棘地向既定的总目标一步一步逼近。是啊，有谁能阻止这个同志坚定不移的步履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的双脚越走越有劲儿，革命意志越走越坚定！
目前对我来讲，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性目标是：担任玻管局的政秘科科长！
这是我迈向既定总目标征途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一环若成为断环，我将像余宏进那样落荒而逃，再也无法到达目的地。
逼使余宏进弃甲而窜的是阎水拍，阻碍我鱼在河前进脚步的是冯富强。我若不能做政秘科长，冯富强就是政秘科长。冯富强做了政秘科长，我的前进道路就被封死。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袁长印！不！冯富强是比袁长印更凶恶的一个敌人！袁长印只“捂”了我十年，冯富强这次若像井盖一样将我捂住，则会“捂死”我的一生！
十年和一生，哪个长哪个短？我儿子鱼小明都能脱口说出答案。
自从担任政秘科副科长，我一边明里暗里和冯富强较着劲儿，一边思考和总结着我落在他后面的原因。原因有二：一是我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功夫不及冯富强；二是我搬弄是非、恶人先告状的水平不及冯富强。而这两条是相辅相成的。有了第一条，才能有第二条。就是说，你得先设法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然后再据此去搬弄是非，恶人先告状。这种行为现在时髦的说法叫“搅局”。若将以上这两手玩得十分老到，战胜一个两个冯富强即易如反掌。你将捏造的事实有鼻子有眼巧妙地传播出去，被你捏造的事实攻击的那个人就会十分生气——因为完全没有这么回事，他听到后当然会十分生气。而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生气，他一生气，一着急，就会出言不慎，甚至出言不逊——出言不逊就是胡说，而他一胡说，你的机会就来了！张开口儿合不得，他一胡嚼就会破绽百出，而此时在暗处的你，即可敏捷地抓住其破绽并将其制服。反之你说的若是事实，他就不会生气，即使生气，也是假装生气，情绪就不会太激动，就不会露出多少破绽，你也就无从抓住并制服他。其实制服一个人和制服一条狗并无多少本质上的区别。你得先无缘无故踢它一脚，它就会站在那儿扬起狗头愤怒地冲你狂吠，仿佛在说，我又没有惹你，你为什么踢我？你为什么踢我？甚至会扑上来咬你一口。本来是你的错（无故踢它），现在变成了它的错（它咬你），于是你干脆抡起那根大棒，准备一棒打断它的脊梁。那这只狗儿保准无心再咬你，而会落荒而逃。你将一件无理的事情转眼间就做成一件有理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制服人还是狗，你得学会这一招：先无缘无故踢他一脚！你踢他后他会有两种反应：若他扑上来咬你，你就毫不犹豫抡起大棒；若他眼泪汪汪地抬起头委屈地看你，你就去捋捋他的狗毛。
眼下对我来说，要想在和冯富强的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就得设法神不知鬼不觉踢他一脚！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现在必须毫不犹豫先将这一脚踢出去。当然，我在踢出这一脚前先得瞅准下脚处，不能像牛望月那样胡乱尥蹶子。牛望月有时走在楼道里都会突然飞起一脚——却总是踢在墙壁上，将自己的脚踢疼，在那儿龇着牙咝咝吸凉气。总之牛望月这家伙太有趣了，即使冯富强站在他面前，他飞起一脚去踢冯富强，也会莫名其妙踢在冯富强身旁的桌腿上，疼的龇牙咧嘴抱着脚直叫唤。而我若飞起一脚，却是要准确无误地踢中冯富强的裤裆。小马对付小牛是用手抓，我则是要用脚踢！而且下脚要狠，不能像贾宝玉踢袭人那一脚，软绵绵的，而要像西门庆踢武大的那一脚，一脚毙其命！
从目前的局势看，“鱼冯之争”中“鱼”处于劣势。此时如果我丧失斗志，退缩一步，必将功亏一篑，满盘皆输；可我若奋力一搏，奋脚一踢，保不定谁输呢！往远里说，当年在“毛蒋之争”中，“毛”起初一直处于劣势吧，最后谁输了个精光？往近里说，“马赵之争”中，起初谁处于劣势？谁最终操了胜券？“鱼冯之争”中，我没有做到“先声夺人”，但我还可以“后发制人”，若我做不到后发制人，最终必将“受制于人”。
受制一时可以承受，受制一生呢？
冯富强是抢先了一步，可出头椽子先朽烂，将他不伦不类放在那儿，却容易露出破绽或那种“马脚”。小牛和小马打架，就是他主持政秘科工作以来最大的败笔。阎局长后来在全局大会上怎么说的，他说：“这是我们玻管局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以后也绝不允许再发生！”阎局长当时都差不多声色俱厉了。
而这个“败笔”，却是冯富强亲笔书写的。包括导火线，都是他亲手点燃的呢！那天的会是由他主持的，交车决定是他亲口宣布的，包括吃那顿饭，也是他与牛望月事先商量后，他出主意让牛望月去找赵有才。赵有才那天开会，一看气氛有点异常，倒像一个消防队员，讲了那么长一段旨在“灭火”的话，一直从小汽车讲到三轮车，直到不惜将我们阎水拍局长说成是一个“骆驼祥子”，可谓苦口婆心，用心良苦。至于后来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那是不以赵有才主任意志为转移的嘛！
阎水拍局长起初让冯富强主持工作，一定是倾向于让他做政秘科长。可在那一瞬间，阎水拍局长又盘算：这个小伙到底怎么样？称职不称职？能不能拿得住？是不是一块好钢？若不是一块好钢呢？所以阎局长没有将冯富强往“刀刃”上放——让他直接做政秘科长。而是放在离刀刃尚有两个指头宽的地方——让他做主持工作副科长。可还没放到刀刃上，他已将手指头割破了，还让小牛和小马鼻子里流了那么多的血。阎局长此时就会在心里暗自庆幸：幸亏没将他放上去！若当初让他一步到位，说不准我老阎的鼻孔会流血呢！
那么再将谁放上去呢？此时我的面孔就会若隐若现在阎局长脑海里浮现出来。
但将我再放到冯富强前面，也有难度。这又不是下象棋，挡道就一口吃掉。我若是棋盘上的一匹马，冯富强就是卡在我腿弯里那个卒子。阎局长跳一步马即可将对方“将”死，可卒子别着马腿，急忙跳不出去。阎局长皱着眉头想半天，还是跳不出去，于是阎局长干脆不想了。
阎局长想偷懒！偷懒的具体方法就是保持原姿势不动。阎局长毕竟老了，伏在那儿就不想动了。像他这个年龄的老同志，“唱歌”时伏在“虎妞”以及别的女性身上偷偷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吃更多的补肾药，也保不准会早泄，而与其早泄，还不如伏在那儿一动不动乖乖呆一会儿。甚至为了分散注意力延长时间，还可以批批文件。
对我来讲，让阎局长一动不动伏在那儿比他胡挪乱动要好得多。阎局长准备将我这匹“马”跳到冯富强前头，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一种猜想。阎局长在我和冯富强之间拿不定主意这应该没错。在目前局势下，我当然不能奢望阎局长会来“跳”我。只要阎局长在退二线前不将冯富强任作科长，保持现在这种“姿势”，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胜利！
政治斗争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不一定自己得到多少是胜利，有时候，让对手失去是更大的胜利！
我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不是抬起头眼巴巴谋求怎样跳出那一步，而是低下头来，将自己腿弯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清除。
我已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下泻药的时候到了！
我现在惟一应该做的是，设法让冯富强在阎水拍面前失宠，失宠以后再失欢，失欢以后再失信——失去阎水拍的信任。
目前我在玻管局的阶段性任务就此明确：我来“设法”，让他“失信”！不仅要让他冷了阎水拍的心，最好是让他伤了阎水拍的心！
如同公安人员破案时锁定某个目标一样，李小南再次纳入我的视线。
我有某种预感，李小南将会成为我绊倒冯富强，甚至将死冯富强的一件“宝物”。我向冯富强踢出的那一脚，将有可能从李小南这儿“切入”。
冯富强正在追求李小南，从脉脉含情大酒楼窥破他们之间这点秘密开始，其实我的视线一直没离开他俩。我手里早拿一个照妖镜，将他俩“罩”住了。李小南是“蝉”，冯富强为“螳螂”，我则为那只“黄雀”。我之所以尚未一跃而出，“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是因为我还没有发现他“捕蝉”的具体行为，可我早已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周围的风吹草动。
是的，在我心目中，冯富强只是一只“全身绿色或土黄色，头呈三角形，触角呈丝状，胸部细长，翅两对，前腿呈镰刀状”的微不足道的螳螂，啥时“举其颈”，啥时“啄而食之”，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可对冯富强来说，我则应成为他前面的那辆车子。“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庄子》说得多么精彩，这只螳螂“怒其臂”以当车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人其实就如螳螂一般，世上所有可笑的事情，莫不人为之也！
冯富强目前追求李小南这件事情，就显得十分可笑。只要看见李小南，冯富强眼里便迸放出火星。有时那火星便不顾一切飞溅出去，落在李小南白皙的脸上。我都有点心痛李小南：那些火星将她灼伤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切入点，再采用那种“逆向思维”：如果李小南洁白的脸被灼伤了，谁会最心疼？当然是那个营长。可待营长从千里之外赶回来，李小南脸上的伤早愈合了，连个伤疤也不会留下。下来就是老局长了。
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老局长知道冯富强正在追求李小南，他心里会怎么想？他会很高兴呢还是很不高兴？他会像那些慈祥的老年人一样，淡淡地一笑说：唉，这些年轻人！然后就将这事置之脑后吗？如果他听说的是姬飞和康凤莲那档子事，也许会置之脑后，可李小南他会吗？
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同志，这个同志虽已老迈一些，可对女同志还是蛮有热情的，尤其是长相好看一些的女同志。阎水拍认为，长相好看的女同志就是比相貌丑陋的女同志看着令人舒服一些，要不剪彩仪式的礼仪小姐怎么都选一些明眸皓齿的女娃娃？若好看与不好看没有区别，剪彩时就应该选一些诸葛亮的老婆去。诸葛亮的老婆阎水拍局长虽没有见过，但印象中这个女人十分丑陋，比嫫母还丑陋。阎水拍局长有一次还在办公室给我们讲了一个剪彩的故事：某县举行一个剪彩仪式，其他的县长、副县长都接到了通知，偏偏有一个副县长没有接到通知。这位副县长自己拎一把剪刀气鼓鼓地去了。站在那儿闷着头狠劲儿地剪那根绸子，一边剪一边恨恨地想：这么多穿大红旗袍的好看的女娃娃，你们看得我看不得？
那天阎局长讲故事时，我坐在阎局长对面的沙发上拼命笑，仿佛在对阎局长说，阎局长，你讲的故事太好笑了！当时听阎局长讲故事的还有马方向、赵有才、李小南、陶小北、冯富强等。我发现只要有李小南在，阎局长就兴致蛮高，有时还眉飞色舞的。那天阎局长在我们面前打开了话匣子，接连讲了几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趣，都好笑。每讲完一个，马方向、赵有才就抱着胳膊耸着肩膀很有分寸地笑，他们抱着的胳膊在笑的时候会微微抖动，而那抖动的频率与阎局长讲故事的节奏显然是和谐的、合拍的，有那么一点儿心领神会的味道。那天牛望月不知啥时也涎着脸凑了过来，别人笑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在那儿干笑。只有我和冯富强是放声大笑。阎局长每讲完一个故事，我俩立即像拧开自来水水龙头一般强劲地放声大笑。冯富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笑得差点儿岔过气去。冯富强一边笑一边夸张地拍腿，我一边笑一边大张着嘴巴，不停地扶从鼻梁上滑下来的眼镜。有时我又笑得一手捂着肚子，一手狠命地击打沙发扶手。冯富强干脆一边笑一边以两手狠命击打沙发，而他的两脚同时还狠命地在地板上跺。我也就开始以两脚在地板上跺，并故意将冯富强正跺着的脚跺了一脚，而冯富强在那时候是根本感觉不到疼的。一会儿，我终于笑完了，可发现冯富强还没有笑“完”，还在那儿手舞足蹈底气很足地笑，于是我也便再次咧开可耻的嘴猛烈地笑起来。那天陶小北事后问我，你俩怎么笑得那么忘情，有那么好笑吗？我当时冲小北笑了笑，心里想：这死妮子，怎么也犯糊涂了？看不出我们是在制造音响效果吗？一台戏没有音响效果怎么成？
那天阎局长破天荒讲了那么多故事，其实都是讲给一个人听的。若那天李小南不在场，无论“音响”效果多好，阎局长早没兴致讲了。因此阎局长若知道冯富强正在攻打李小南，心里肯定会不高兴。他心里会想，这小子，一边在我面前使出吃奶的劲儿敲锣打鼓拍镲，跺着脚板大笑着取悦我，一边却在背后挖我的墙角呢！这与当年手举红宝书的林彪有什么两样！阎局长这样一不高兴，他对冯富强就没有多少热乎劲儿了。
正当我苦思冥想怎样才能确凿地让阎局长知道冯富强正像海边的浪花一般猛烈地拍打着李小南这块美丽的礁石时，我意外地获取了冯富强写给李小南的一封信。
这个周末晚上，我到办公室加班学习——自到玻管局以来，我几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进门后，我照例会先到老乔那儿取一摞报纸杂志到办公室看一看。我们玻管局的同志订有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我们政秘科除公费订阅本省的日报和本市的日报外，自费订阅的报刊计有：鱼在河订阅一份《新华文摘》，陶小北订阅一份英文报纸和一份《南方周末》，李小南订了一份《上海服饰》，康凤莲订了一份《家庭》，冯富强订了一份《故事会》——当然是给他儿子订的。
其他科室还有订《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以及《收获》、《当代》、《十月》等杂志的。看来我们玻管局的文学爱好者也不少。
每个周末我去加班时，总有一些同志的报刊没有取走。或者就是这些同志下乡去了，出外开会去了，生病请假了。老乔知道我喜欢翻阅这些报刊，每次我去时，早将那一厚摞报纸杂志从小柜里取出来。我一撩那个白布门帘，他便将这些报刊向我递过来。就像一个新婚的妻子，丈夫刚一进门，就将一个热吻递上来一样。
这天有一份《当代》，我坐到办公桌前粗粗浏览了一下。接着有一份李小南的《上海服饰》，我又粗粗浏览了一下。这份杂志里有不少美女，尤其是她们身着各种服饰摆出各种姿势的大腿，放射出市场经济的动人光芒。我将《上海服饰》翻阅完放一边去，再翻阅《家庭》。《家庭》杂志每期的封面人物一般是一位正在走红的年轻影视明星，摄影师总是将她们的乳房照得惊心动魄。据我观察，她们的乳房大都为半球状，也有个别鸭梨状的。这当然是乳房中的上品和极品了。后来我发现包厢里的小姐其乳房大都为盘状，盘状当然算下品了。至于盘状之外，那些地梨状荸荠状、超小型下垂状、无脂肪大乳头的乳房，则为次品。
我当时将那本《家庭》杂志上下颠倒着掉过来掉过去看了几遍，主要是想研究一下那位香艳动人的女明星的乳房到底是半球状还是鸭梨状。可无论我怎么折腾那本杂志，还是看不清楚，乳房只能看到上边的二分之一，乳沟清晰可见，似乎深不可测，可我下意识地试图将手伸进“沟”里去时，却“伸”了个空，因为杂志封面是平面的，哪有什么“沟”。可见摄影效果何等逼真。
我再无兴趣和这位演员的乳房周旋，甚至有点生气地将这本杂志扔一边去。没想到下面一本杂志的封面又是一位当红明星隆起的乳房。可奇怪的是我只看到一只乳房。怎么回事？定睛一看，原来这本杂志的封面上放着一封信，是这封信将封面上的另一只乳房遮住了。
我抬手将这封信拨一边去，将女演员那只乳房扫了一眼，正准备将封面揭开，突然有什么东西招了一下我的眼。我以为是那位女演员十分完美的乳房在招我眼，急忙将目光重新移回来，可移回来才发现，招我眼的并不是女演员高高隆起的乳房，而是搁在乳房上的那封信。确切一点，是那封信上的字迹。
我急忙将那封信抓在手中。上写“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政秘科李小南女士亲启”字样，落款为“内详”。字迹虽经过伪装，但仍让我觉得十分眼熟。我的心怦怦跳了几下，急忙细看邮戳，果然是从本市邮局寄出的。
我有了某种预感，产生了打开这封信看一看的冲动。我将办公室门插死，将信拿在手中，开始思谋怎样变作一个小虫子钻这封信里去。我翻看信的背面，天助我也！背面信封底部的封口处，只粘连着一点点糨糊，我将自己的一个小指头变作一辆推土机，开着这辆“推土机”轻轻地沿着粘口处向前一推，封口就像李小南的嘴巴一样向我张开了，信封却没有一点点损坏。
信洋洋洒洒写了五页。我先翻到最后一页看落款。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落款为：“永远爱着你、匍匐在你脚下的小狗：富强！”
我如获至宝，来不及看信的内容，急忙冲到大街上将信复印了一份，又赶回来快速将信装进去粘好。然后将那封信重新放在两本杂志之间，将所有的报刊再给老乔拿下去。
我再次回到办公室，将门关死，仔细欣赏这封情书——
亲爱的小南：
我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我对你像火山一样炽烈的感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心中始终在吟唱着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不能没有你》！
小南，自从和你有过那惟一的一次吻后，我才知道，人世间还有这样香美的嘴唇！可你从那以后却再也不理我了，我不知我哪儿得罪了你，我真的不知道啊！
小南，如果你是延安的宝塔山，我就是那条永远流淌在你脚下的延河。“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是贺敬之的诗句。我心中每天、每时、每刻吟诵的诗句则是：“几回回梦里到‘玻管’（蹩脚！鱼在河按），双手搂定你——我亲爱的小南！”
在我给你写这封信时，电视里正在吟唱那首我最喜欢的《同一首歌》。我听得热血沸腾！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几乎都是代我向你倾吐衷肠，你听：“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每一个角落，（我多么嫉妒大地啊！）甜蜜的梦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为什么我迎不来呢？）水千迢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手拉手想说的太多！”
除过这些抒情的语言外，这封信里有一段话对我至为重要，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小南，我知道你有顾虑！我知道那个老家伙在纠缠你！我恨不得一棒子将那个老家伙打倒在地。老家伙再有半年就退二线了，你害怕他什么？小南，鼓起勇气来，让我们一起手拉着手，和那个老家伙进行坚决的斗争！”
接下来我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让阎水拍局长看到这封信？我要做得天衣无缝。
将信塞到阎局长门缝里，是下策。阎局长看到这封信，对冯富强产生恶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恶感此生再也无法消除。但既要打击敌人，还要保护自己。阎局长冷静下来就会寻思：信是谁塞进来的？当然不会是冯富强，也不会是李小南。那么会是谁呢？阎局长就会缩小范围，将目光锁定到我身上来，因为我有作案动机，冯富强倒台最大的受益者是我！
如此，阎局长在踢开冯富强的同时也会疏远我，因为他觉得我这人太阴险从而开始提防我。至于选一个政秘科长，还不像拔一根萝卜一样容易，比拔萝卜更容易！萝卜还得亲手下田里去拔，想当政秘科长的人却会像一窝蜂一样往阎局长眼皮底下撞、挤、拥。即使他们一个个伸出毒刺，也只会互相蜇。采集和奉献给阎局长的，永远是那种甜甜的蜜。
我当时苦思冥想了若干种办法，均不是理想之策，都有露马脚的可能。如果能有一个办法，让老头自己看到这封信！我向李小南办公桌上看了一眼，突然一拍脑袋：有了！
阎水拍局长每周的双休日晚上会到办公室来处理一些公务。有时星期六来，有时星期天来。我最早发现李小南红肿着眼离开玻管局大楼那次就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有时阎局长办一会儿公，会端着一个茶杯走进大办公室来。他见我常在办公室看书学习，或加班写材料，就会和我说一会儿话。他说：“小鱼还在加班啊！年轻人就应该这样。现在有些年轻人，一天到晚到舞厅蹦?，问题是蹦?了一时，能蹦?了永远？人这一辈子年轻时是不能蹦?的，年轻时蹦?，年老时就会后悔！”每每说到这些地方，阎局长就会用很多形象的语言总结人生。形容人生短暂，他从来不说“白驹过隙”之类。他是这样说：“小鱼啊，要抓紧年轻时的好时光，人生就像一支烟，”他当时正抽一支烟，用眼睛瞅瞅红红的烟头说，“刚吸了几口，吸出点味道来，就到了尽头！”接着他又说：“人生又不像一支烟，烟吸完一支，还可以吸第二支，人生呢？”有时他又这么说：“人生就像流水，”他喝一口茶杯里的水，接着说，“刚伸手去抓，一生已流走了！”总之他随便抓住什么都能形象地譬喻人生，在六楼会议室里看到清水河畔盛开的桃花，他就会说：“人生就像这桃花，盛开了，很短暂，就凋谢了！”有一次他见我桌上放一根粉笔头，又说：“人生就像一根粉笔头，写啊写啊，不知不觉就写没了！”
阎局长这些话，对我有一种震悚感，我突然觉得这个老头可亲起来。也许他年轻时就像我这样，抓紧每一天时间学习，抓紧每一天时间工作。这老头时运不济，否则以他深厚的“功力”，也许就是我们玻管局出的第二个“省长”呢！
阎局长和我说一会儿人生的话题，就会端个茶杯信步走到李小南办公桌前，看玻璃板下压的那些照片。
李小南玻璃板下压着很多照片，都是李小南在各个年龄段留下的倩影。有十六七岁时的少女照，有二十三四岁时的少妇照，有三十岁左右的近照。还有一张和林青霞的合影。某年林青霞来紫雪拍电影，和这个漂亮的小妹妹留了一个影。李小南照片上的神态或浅笑，或凝神，或眺望远方。这些照片引人遐想，仿佛看照片时已伴随着她成长的足迹，跟着她走进了她的生活。阎水拍局长常常会出神地端详着李小南的照片。有时甚至会坐下来，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和我说话，一边继续端详。有一次他端详了一会儿照片扭头问我：“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说什么我早忘记了，但我又不能说我忘记了，信口胡诌了一个话题，他便又沿着这个话题说起来。
有时候阎局长甚至会拉拉李小南的抽屉。李小南中间那个抽屉是上了锁的，只能拉开一条缝。有一次我见阎局长半张着嘴觑着眼往那条缝里瞅，像个傻瓜似的。李小南大抽屉旁边那个小抽屉不上锁，里面放一些材料，还有一本小影集。阎局长每次临走时都要将那本小影集翻开看一看，看完再放进去。然后便端个茶杯心满意足地走了。
如果我将这封信放在那个小影集上面，阎局长进来后我找个借口离开，阎局长一拉开那个小抽屉，就会发现这封信……
那天是周六，阎局长没到办公室来，那么第二天晚上他保准会来。我心里有数了。
接下来事情就简单了。第二天，我在阎局长进门前将那封信的复印件放进李小南的小抽屉。阎局长看到复印件还以为是李小南自己复印下的呢！李小南复印下原准备锁大抽屉里，临时有急事没来得及锁，随手塞小抽屉里便匆匆出了门，准备第二天再锁大抽屉里。
那天阎局长刚端个茶杯进门，我便装作有事匆匆出去了。我到我们局大楼对面一个小茶馆一边喝茶，一边像电影里那些侦察员一样观察对面。果然不到二十分钟，阎水拍局长匆匆从大楼门里出来了。虽然夜色中看不清他的面容，仍可以感觉出老头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确信阎局长离去后，我重新闪身进了楼。我将那封信取出来，重新坐在办公桌前欣赏了一遍，然后将信撕了个粉碎。我将碎片包在一张白纸里，去卫生间幸福地蹲了一会儿，一拉抽水马桶，让那包碎片和我的排泄物一起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暗中一闷棍，就将冯富强敲死了。以阎局长的城府，断不会将这件事在冯富强或李小南面前点破。我不仅将冯富强的政秘科长梦撕碎了，把这个坏蛋的一生都撕碎了！这个兴致勃勃的年轻人从此将在玻管局的政治斗争中像空气一样淡出，甚至永无出头之日。看来敲死一个人并不难，有时甚至很容易——敲死一个人一生也很容易！我鱼在河就要成为这样一个人——一个敲死我人生道路上所有挡我道的坏蛋的人！
我不仅敲死了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我又学会了一种“敲术”——杀人其实可以不用刀——傻瓜才用刀呢！有时用几张纸片也可以宰掉一个人。冯富强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已经被我宰掉了。
那天我在办公室呆到很晚才离去，我浑身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要在办公室独自一人静静地享受这种幸福。下去复印那封信的时候，我让复印门市的女孩开了一张发票。女孩当时很惊讶，眉毛一挑说：“拢共一块五毛钱还开发票？”复印一页是三毛钱，五页是一块五毛钱。“为什么不开呢？”我这样反问女孩。“收款收据行不行？”女孩还有点不甘心。我说：“不行！要正式发票！”
此刻我将那张发票拿出来，展开放在办公桌的一本书上，实在有点忍不住了，拿起炭素笔，在右上角模仿阎局长的笔迹写下两个字：“准报！”阎局长在条据上签字，有时写作“准报”，有时写作“准支”，有时写作“经费支”，有一次他笔误将“准报”写作了“准抱”，当时李小南当出纳员，我看到“准抱”二字，一个人偷着乐。
为什么要模仿阎局长的字体呢？我的字比他的字漂亮多了，我可是“庞中华”呀！“庞中华”再次拿起那支炭素笔，在右上角空白处，潇洒有力地写下两个字：“准报！”并签上名字——签得当然不是“庞中华”，而是“鱼在河”！
《背叛》吴言
第二十二章
在机关工作，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有点像过去女人缠小脚，得先将自己一层层包裹起来，然后迈着小碎步往前跑。这就叫做“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你若想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甚至像那些短跑健将那样进行百米冲刺，非绊倒不可。
冯富强绊倒了，赵有才虽然没有绊倒，正跑着却不跑了。赵有才为啥不跑了？他气馁了，因为他跑不过马方向。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别人都冲线了，自己还得再跑两圈，于是干脆信步走了起来，结果差不了多少——都是倒数第一名。
作为我们玻管局位次排在总工程师牛望月之后的一名“行管办副主任”，赵有才还能跑到谁前头去。跑陈奋远前头去？还是跑朱锋、姬飞前头去？要跑到这些人前头去，得像马方向那样——飞！可他又“身无双翼”。于是赵有才不仅打消了“飞”的念头，甚至没有了“跑”的心思，背着个干粮袋，跟在大部队后面慢腾腾地走了起来。
赵有才现在在我们玻管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下象棋。我们玻管局出过两届市直机关象棋比赛冠军。一届是朱锋，一届是姬飞。可现在这两届冠军却下不过赵有才。有时他们一下就是一个或半个工作日，到下班了还恋着不肯离开棋盘。有一次赵有才与姬飞下了个平局。两人已下班出门了，甚至已下楼了，就要出大楼门了，却又折回身上了楼，噼里啪啦又来了一盘。
赵有才后来开玩笑对人讲，不下最后那一盘，决出个子丑寅卯来，就像“唱歌”最后那一下，不出点东西就结束战斗，浑身憋得难受。
牛望月跳棋下得不错，可赵有才他们没兴趣和他下跳棋。他就去拉小马、小胡、小虎或小高。小马后来不愿和他下棋了。小胡要和小虎、小高玩扑克牌，要么“挖坑”，要么“拐三”，要么“爬山”。他就只好拉个小牛。一头老牛，一头小牛，爷俩关着门玩那几个玻璃蛋子。
我将冯富强击溃之后，（这小子现在还蒙在鼓里呢！）审时度势，觉得在老局长退居二线前不宜再有什么举动，须静观。所谓“动若脱兔，静若处子”。我那天跑着去复印那封信时多像一只“脱兔”，现在应尝尝做“处子”的滋味了。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起初几天，冯富强依然像往常那样，屁颠屁颠往老局长办公室跑，可出来后不再像过去那样兴高采烈。过去从老局长那儿出来，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即使没有朝霞，他脸上也燃烧着灿烂的晚霞。现在出来则布满了阴云。有时又像那种“丈二和尚”，半天摸不着头脑。坐在办公桌前长舒一口气，发半天呆，嗒然若失。可以想得来，他对老局长对他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百思不得其解。老局长待人的态度原本就有点捉摸不透。有时他对你很热情，有时不很热情，有时则很不热情，甚至很冷淡。他冷淡你的方式有许多。首先是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你说话，你和他说话时他也不说话，最多用鼻子哼一下，或者干脆连鼻子也懒得使用。这样你就会局促不安起来，自个会寻思：我哪句话说错了？哪件事做错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并没有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就会再往远处想：最近我有得罪老局长的地方吗？你想破脑子也想不出老局长这是怎么了，又不能问，于是愈发忐忑不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二种方式是不看你，就是那种“视若无睹”。问题是他有时候“视”都不“视”你一下，从你进门起他就始终不看你。他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你是谁，但他就是不看你。那他用手蒙着眼睛？没有，他也没有以手蒙眼睛。那他的眼珠子总得往个地方看啊！他当然往个地方看：他往办公桌的文件上边看，一边看一边还皱着眉头哗哗翻文件。老局长这种“目中无人”的功夫可坚持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就是说，你若坐在他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他可以在这么长时间对你视而不见，瞧都不瞧你一眼。而你坐十分钟就坐不住了，有那种如坐针毡的感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三种方式是看你——这种方式更厉害！可不是像看李小南那样看你，让温柔的目光像水波一样淹没你。老局长看你的目光里注入了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那种冷空气从气象学的角度讲称作“寒流”。在老局长向你瞥过来那一瞬间，你眼前会觉寒光一闪，当你温热的目光和老局长寒气逼人的目光相遇时，你不禁会打一个哆嗦，仿佛有一把刀子，嗖地向你飞来。这一刀就将你砍得魂不附体，急忙找个借口站起身开溜。
老局长冷遇你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骂人。老局长当然不会骂你。老局长又不是当年被杨志一刀宰了的那个泼皮牛二，怎么会随便骂人呢？但他可以骂文件，骂桌上的茶杯，甚至可以骂办公桌，骂悬在半空中的吊灯。老局长骂哪儿眼珠子往哪儿瞅。可此时你的额头上已浸出细细密密的汗珠。让我感到乐不可支的是，从那天开始，冯富强从老局长办公室出来，常常是满头满脸的汗珠。有一次我见他刚从老局长门里出来，急忙以手背在额上和脸上抹，当时并不是伏天，即使是伏天老局长办公室也不热，因为有空调。那冯富强为什么这么热呢？他抹完后在楼道里甩下一把汗珠。我当时童心大发，竟想跑过去数一数他甩下的汗珠是多少瓣？后来一想，这可不容易数清楚，才作罢。
可以想得来，冯富强将老局长的所有招数都领教了，那段时间他内心里是多么痛苦啊！
这天早晨刚上班，阎局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进大办公室。他瞧都没瞧眼巴巴望着他的冯富强一眼，径直走到我办公桌前，将文件放我办公桌上对我说：“小鱼，这是省玻管局的一个通知，省局将于近期组织各地市的局长赴欧洲考察学习，你负责与省局联系，按照省局的要求将我出国的手续办理好。”那天阎局长转身离开后，我发现冯富强脸色刷白。瞧着冯富强那副六神无主、如丧考妣的痛苦样儿，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他的这种痛苦是我给他造成的，是我亲自将他置于刀俎、付诸庖厨的。我顿时明白：你要想得到快乐，就应去给别人造成痛苦，这才是那种颠扑不破的真理呢！
譬如袁长印，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久违的家伙。我才明白，当初他为何要将我捂在枯井里一捂就是十年，原来他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小时候，孩子们恶作剧，抓一把蚂蚁扔热锅里，然后快乐地伏在锅沿边看。蚂蚁拼命挣扎，很快又不挣扎了——因为它们已被烫死了。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要么做蚂蚁，要么做抓蚂蚁的人。当年在我们袁家沟乡，袁长印就是抓蚂蚁的人。乡里有一所中学，一所中心小学，还有十几所散布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小学。袁长印高兴了，就可以将你从某所村小学“抓”到乡中心小学来。不高兴了则可以将你像从身上摸一个虱子一样，摸出来扔大山深处的褶皱里。在那些像“夹皮沟”一样的深山沟里当一名小学教师，你连死的心都有！尤其是那些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下来的女娃娃，每到晚上，就蒙着头在被窝里抽泣。
除了“调动权”外，袁长印还掌握着“去留权”。当时这些学校里有一半民请教师。袁长印那儿有一份全乡民请教师的名单。对哪个人有不好印象了，就掏出一支红蓝铅笔，用红的一端将这个人的名字一笔勾销，仿佛是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核准死刑似的。那时炭素笔还没有流行开，乡里的干部衬衣口袋里往往插着这样一支削开两头的红蓝铅笔。乡里的那些民请教师当时最怕袁长印“动笔”——尤其怕动红的那一端。袁长印动一下，就得有一个人卷铺盖回家。路遥小说《人生》里的那个高加林，就是这样被一笔勾掉的。因此那些民请教师一见袁长印，无不像现在的冯富强见了阎水拍一样，腿肚子直打哆嗦。据传言，那些青年女教师要从山旮旯儿调到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来，或者从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调回县里市里去，有点姿色的都得让袁长印“过手”。就像万里长征必须经过六盘山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袁长印就像一个骄横而荒淫的皇帝，乡里的这么多学校都是他的后宫，那些女教师——尤其是有几分颜色的年轻女教师则都是他的妃子。他若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昵地揽揽谁的腰肢或拍拍谁的屁股，那是他宠幸你！袁家沟乡的教师那时都晓得，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得罪，惟独袁长印不可以得罪。和袁长印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每一个教师到袁家沟后——无论是“公派”的，还是民请的，第一项工作不是玩那一盒粉笔头，而是到袁长印家“拜门子”——就像上海滩当年那些初加入青红帮的小泼皮，先得去拜拜“祖师爷”。当然去拜望袁长印不需要叩头，只要拿些好烟好酒就行了。那时还不时兴送钱，以送烟酒为主。不过烟酒也可以变为钱——袁长印的妻子开着乡上惟一的一家小卖部，以出售名贵烟酒为主。据说袁长印家那座贴着白瓷砖的耀目的二层小洋楼，就是用小卖部所赚利润盖起来的。有两瓶酒竟被反复出售了多次：甲教师从小卖部买走，送给袁长印，袁长印将酒拿到小卖部。乙教师再买走，再送给袁长印。你说有多好玩儿！
我当初分配到袁家沟中学后，一位好心的老师曾悄悄提醒我，快去看看袁长印。我当时想，我一个堂堂的本科大学毕业生，分配到这破山沟原本就够窝囊的了，为啥要去看他？我若分配到国务院，他想来看我恐怕都不容易看得上呢！这就是古往今来那些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包括屈原，这个中国古代很大的知识分子，最终的结果就是投进汨罗江。虽然我们现在包粽子吃时甜在嘴里，可当初屈原投江时却是泪流满面，仰天长啸，苦在心头啊！
我当时那样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确实可笑——实际情况是我并没有分到国务院。虽然我有同学分到了国务院，但那是两码事。就像我们玻管局，我们局固然出过一任省长，挂在嘴边说说可以，却不能因此奢望玻管局的每一个同志都享有省长一般的待遇。牛望月或者姬飞，出行时也要求车队簇拥，记者随行，警车开道。
所谓“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当时像屈原一样梗着脖子没有低头，后来想低头已来不及了。
这里有个“行规”问题。那些小泼皮当初一入帮即去拜望“老前辈”，说不准多少年后就是个黄金荣或者杜月笙。可入帮以后却去外滩逛去了，或到哪儿狎妓去了，将拜望老前辈这档子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甚至丢到“爪哇国”去，说不准哪天就会被莫名其妙卸去一只胳膊或剁掉两个手指头。
我历经十年艰辛，终于调到了玻管局。从进入这个局的第一天起，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由一个蚂蚁变为抓蚂蚁的人！为此我不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陶小北、李小南这样两颗鲜桃搁嘴边，却不敢吃，眼睁睁看着别人吃，自己在那儿咽口水。抓蚂蚁的人才有吃鲜桃的资格。在我们玻管局，只有阎水拍局长是那个抓蚂蚁的人，他想把谁抓哪儿就抓哪儿。李小南倒是反抗过，那就把她抓起来扔到那些无人去的旮旯儿里去。啥时不反抗了，再拎回来。
在与冯富强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使我总结出不少人生的道理。我发现人生有许多门，得一扇扇推开，走进去才会有那种“别有洞天”的感觉。生活中的强者和成功者什么模样？就是一生都在坚定不移地、不停地推开新的人生之门，就这副模样！弱者和失败者就是那些根本就不去推门，或刚推开几扇便懒得再推的人。我在与冯富强斗争中推开的这扇人生之门，是我一生中推开的至为重要的一扇门！这扇门门外写着痛苦，门里写着快乐。走进去就找到了快乐，走不进去就充满了痛苦。冯富强没有走进去，这扇门则成为他一生中的“痛苦门”；鱼在河走了进去，这扇门即成为他人生中的“快乐门”。是的，要想一生不断地快乐下去，就要不断地以自己有力的手掌，推开诸如此类的门——就要不断地给别人、尤其是那些挡你道的人、欲与你抗衡的人制造痛苦！直至将其消灭！
我窃喜，我找到了真理！我欣悦，我找到了真正的人生真谛！那些教科书上所谓的人生真谛，都是骗人的鬼话！见你的鬼去吧，那些害人的教科书！
我仿佛已听到“真理”纷至沓来奔我赴我的脚步声，李小南、小柳等姣好的面容像影视画面一般从我眼前掠过。我像那个神行太保戴宗，腿脚生风，疾走如飞；又像逐日的夸父，手舞两条黄蛇，目如闪电，炯炯有神，向前追赶而去！
《背叛》34
柳如眉有一天告诉我，他们局长快要退二线了，退二线前将他们科长提成了副局长，一票当了科长。她现在是惟一的副科长，既管专项资金又管专项指标，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这天，柳如眉给我打电话，她下午不回家吃饭了，晚上要加班。我知道这妮子又去和一票约会了。这俩家伙现在已快到“浓得化不开”的程度了。
柳如眉与一票情感升温的大体时间，我都能估算个八九不离十。有一天下班回家，柳如眉端着一盆花，她望着那盆花的表情有一种沉醉。我问花是哪儿来的？她说是单位同事送的。我没有再问，我已知道是谁送的了。
我敏锐地捕捉到，我家面临着一个红杏出墙的问题。我必须尽快作出决断：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问题。
应对的方式有多种：扼杀在萌芽之中（跟柳如眉开诚布公谈谈）；御敌于国门之外（跟一票严肃地谈谈）；出示黄牌警告；掏出红牌罚下；或者像武大郎那样，每天黎明即起，晨出暮归，挑着担子自顾去卖烧饼，任那妇人和西门大官人在家中寻欢作乐。
我经过缜密的思考，决定采取最后一种方式——任其发展下去！这一点上我比武松他哥洒脱得多，即使有郓哥儿通风报信，我也会装聋作哑，更不会不顾一切地撞破那扇门。倒不是怕西门大官人飞起一脚将我踢翻在地，而是我要以此历练自己的意志。
是的！这是锻炼自己承受力和意志力的一个极好平台——原谅我使用了这么个蹩脚的词，因为这个词和“小姐”这个词当时在我们紫雪市刚开始流行。阎水拍局长传达市里文件，动不动就是“搭建某某平台”这样的句式。比如搭建创业平台，搭建开发平台等等。
一个男人，如果自己的妻子和别人“唱歌”，非但没有耻辱感，还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在一旁伴奏，这样的男人还有蹚不过的大河爬不过的高山克服不了的困难吗？
没有了！
对我鱼在河来讲，渴望权力已经胜过一切！难道还有比权力更令人神往、更值得去追求的东西吗？在光芒四射的权力面前，陶小北和李小南都显得黯然失色！拥有权力，就等于拥有了整个人生；相反，失去权力，也就等于失去了整个人生。每当看到局里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干事、老副科长、老副主任科员颠着老腿在阎水拍或者年轻的马方向面前跑来跑去时，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鱼在河啊，当你满脸褶子的时候，你愿意这样颠着腿在阎水拍或者马方向面前像个小孩子一样撒欢儿吗？人生其实就是一件瓷器，每个人都是一件瓷器。如果你拥有了权力，你就是一件年代久远、价值连城的瓷器，别人会把你当做“文物”来瞻仰、来供奉。所有的人见了你，都会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甚至屏声静气。刚想动手轻轻摸一摸，突然看见旁边立一小牌，上写：此物贵重，请勿触摸。于是伸出的手赶快缩回去了。而你若没有权力，只是一个看人眼色行事的老干事，就相当于超市货架上随处可见的搪瓷碗，谁都可以随意地将你拿在手中，掏几元钱就可以买回家中，盛饭时一不小心就会失手将你打得粉碎！
那些老干事、老副科长、老副主任科员，就是这样一些搪瓷碗，随时都有摔到地上的危险，随时都会变成一堆瓦砾和碎片！
同样是一只碗，放到博物馆就是文物，放在家中就是一件廉价而易碎的瓷器。为了不被人摔碎，你就得变作文物——千方百计拥有权力！权力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东西，它是烧制瓷器的熔炉，想把别人烧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碗、碟、杯、盘……权力可以让别人在你面前变形——鱼在河、冯富强，包括马方向、赵有才不都在阎水拍面前变形了吗？而我若拥有更高的权力，若我是惠五洲，或者郑向洋，我又可以让阎水拍在我面前变形！
权力不仅可以使人变形，还可以撕碎一个人：如果我是阎水拍，我就撕碎冯富强；如果我是杨远征，我就撕碎袁长印；如果我是惠五洲，我就撕碎……
所以，为了得到权力，为了不变成一件易碎的普通瓷器，我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身外之物吗——包括柳如眉！
柳如眉若和一票——哪怕是和阎水拍去“唱歌”，我鱼在河即使不会“举双手赞成”，也会表示初步同意。我鱼在河已历练出一副刀枪不入的金刚不坏之身。柳如眉若和一票、抑或阎水拍哪怕是惠五洲、郑向洋“唱歌”，我也丝毫不会恼怒。我只是觉得，柳如眉不论与谁“唱歌”，都不能三下两下就被解除武装——不，解除服装！若他们刚开始“唱歌”，便又是“作曲”，又是“填词”，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柳如眉若是一个阵地，敌人一进攻，就放弃了阵地，是说不过去的。怎么也得抵抗一番，哪怕是那种负隅顽抗！若还没分出个子丑寅卯来，便开始“唱歌”——这和婊子有什么两样！我和陶小北、李小南一块耳鬓厮磨了几年时间，她俩还没有为我解除服装，至今仍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着正装。
柳如眉将那盆花端进家门的时间是1995年夏末。那盆花只有绿绿的几片叶子，我当时看着那几片绿叶想：“给老子端回来一顶和春天的树叶一样颜色的帽子呢！”我这样想着，却急急忙忙从柳如眉手中接过花盆，端出去放在阳台上，拿起喷壶给花浇水。我突然发现一票像“小人国”那种小人儿一般，坐在花盆里冲我羞惭地笑，我也没客气，拿起喷壶就在他“脸”上狠劲地喷了几下。
1995年的中国，已经对两性关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小姐开始像蝙蝠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飞来飞去，包厢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出现，甚至蔓延到那些偏远的乡镇。我们紫雪市的一些市级领导轮番飞往美洲或欧洲考察。回来以后就给大家讲，那些国家十分干净，爱国主义卫生运动搞得十分好，大街上走几天皮鞋都是黑亮黑亮的，根本用不着擦。那天召开市级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市长这样说时，我不禁看了看跟我坐在一起的冯富强的皮鞋，简直像我们局建房工地那些民工穿的鞋子一般污渍斑斑。那次大会召开的时间在我截获他情书之后，这小子正被阎局长折磨得死去活来，开会时胡子拉碴，蓬头垢面，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坐在那儿如丧考妣，喝敌敌畏或者跳楼抹脖子的想法都有，哪有心思擦皮鞋！
出国回来的领导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要求每一个干部都开动脑筋——仿佛我们这些干部的“脑筋”是一辆手扶拖拉机似的可以“突突突”开动——寻找我们紫雪落后的思想根源，与那些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在紫雪这样的落后地区，应该说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脑子里虽还有一些封建思想的残余，但已不是很多。我们紫雪市某县某乡某村，竟发生过这样一件匪夷所思的真实事情。一个男人像安装“防盗门”那样在妻子阴道两侧“安装”了一把铁锁，他出外打工离家前就将铁锁锁住，打工回来再开锁。由于阴道大面积溃烂，妇女痛苦不堪，愤然告到法庭。我是在调往玻管局那一年看到这则消息的，发生的地点竟是我们紫东县。想到我在为我的调动奔波，而我的一位同乡（也许还同龄吧！）却在给其妻阴道两侧费力地安装“防盗门”，我比那种“丈二和尚”还摸不着头脑，看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真是毫无道理可言。
对柳如眉的背叛，我持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小蹄子以为我毫无觉察，被爱情的火花儿烧灼，回到家里脸儿红扑扑的，一瞬间像陶小北一样妩媚。柳如眉长相虽不及陶小北那样漂亮，可她皮肤像李小南一样白净，一白遮百丑，加之体态丰满，胸前还藏着两颗诱人的“鸭梨”，现在又被情和欲炙烤，脸盘儿越发白里透红，一举手一投足更有一种风情。自从有了一票后，她再不和我寻衅吵架，有时还会冲我妩媚地一笑。我发现她每天化妆占用的时间明显多了起来，晚上还要用黄瓜片做脸部按摩。有一天晚上她在卫生间涂了一层像石膏一样的面膜，我推门进去时冷不丁被吓得一激灵，以为孙行者一棒下去，将那个白骨精打到我家卫生间来了。还有一次，那时我家鱼小明还小，柳如眉在家做面膜，刚涂得满脸白就听有人敲门，柳如眉忙对鱼小明说：快去开门，妈妈这个样子是见不得人的。鱼小明开门脱口就说：我妈正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又一次，我突然发现她仰面睡在床上，却将脖子和脑袋长长地吊到床沿下，就像墙上挂着一个丝瓜。我又被吓得一激灵，因为我在“自杀大全”里还没有见过这种抹脖子的方式。再看她手里并没有拿刀，只是拿一些白色的膏状往脸上抹，我才放下心来，知道她并不是对生活丧失了信心，而是通过这一涂一抹，对未来更充满了憧憬。
柳如眉晚上总是这样将自己涂得真伪难辨，早晨却洗得白白净净，面对着镜子一边涂口红一边挤眉弄眼。有一天早上出门前，她接连换了三条裤子，最后选择其中的一条穿在身上，屁股绷得像一个碉堡或者炮楼一样，兴冲冲背着小包离家而去。
有一次她用一个小夹子将腿上和腹部的细毛一根一根往下拔，就像消灭那种阶级敌人似的。还有一次她接连换了三个乳罩，最后选择其中一个能将乳房露出面积最多的往身上勒。当时她站在地下勒了几次勒不上去，只得求助于我，让我从身后将乳罩钩挂起来。我一边挂一边想，挂这么紧人家往开解也蛮费力气的。还有一次她穿一件胸衣。这种衣服的主要用途是裹腹，即将女性的腹部用这种衣服勒起来，以免腹部像乳房那样隆起。据说现在一些大款对女性的腹部尤为挑剔，要求腹部平坦如砥——即像磨刀石一般平滑。有一次，我们紫雪市一个有名的大款在饭桌上一边剔牙一边对大家说（我那次代替阎局长赴宴，有幸在饭桌的一角占有了一个小小的位置），他选择“唱歌”对象，除过常人的标准外，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要求，要有三十岁的年龄和二十岁的小腹。我当时大惑不解：莫非这个大款要将一个二十岁女孩子的肚皮揭下来，像贴窗花儿一样贴在一位三十岁的少妇腹部？那也太缺乏人味儿了吧！随即侧耳倾听，该大款却说出一番道理来。他说，为啥要有三十岁的年龄？因为只有这个年龄段的少妇最解风情，最会玩儿（意指“作曲”水平高）。但遗憾的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腹部已开始像丘陵那样微隆，有的甚至呈山峰般崛起之状。而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之腹部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大款说这话的语气，给我的感觉仿佛他当时正潜伏在某个二十岁左右女孩子的肚脐眼儿里，像公路局的技术人员验收某条刚刚竣工的高速公路一般，眯缝着一只眼，用另一只眼“测量”该女孩儿腹部的平整度。而大款说话的神态，则又给我另一种感觉，仿佛他已阅尽了天下少女少妇的腹部。我当时恶心得差点儿喷饭，心想，中国还是少产生这样一些目空一切、无所畏惧的大款吧！天下父母幸矣！转而我又为陶小北担心起来，好在那天是我代阎局长赴宴，若是小北来，该大款恐怕当场就会用目光将她奸污，然后派几个弟兄饭毕即将她绑架（据传言，该大款与黑道还有点联系），因为陶小北完全吻合他那个选择“唱歌”对象的标准。
那天这个大款说完这一席话，用食指将那根在他口里戳了半天的牙签一弹，准确无误地弹进饭桌上一盆汤里。我当时又有点担心，万一这家伙“潜伏”到某个女孩子肚脐眼儿里时，也拿这样一根牙签，说不准会将女孩子戳疼，女孩子忍不住会叫唤起来的。后来又一想，大款的特点主要是钱多，往戳疼的地方扔一摞钱（有时这一厚摞钱足以买一辆“保时捷”），女孩子便不叫唤了，反会温顺地将自己变作赤裸裸的“真理”，小鸟依人般地偎在大款怀抱，任大款伸出一只手掌抚摸自己磨刀石一般光滑细腻的小腹。而大款仅用一只手就找到了“局部的真理”，更会目中无物，觉得人生其实比“唱歌”简单得多！
令人困惑的是，大款的价值取向，竟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以至于少妇用来裹腹的这种内衣虽价格不菲，却极为走俏。柳如眉那天让我帮她穿的那件胸衣（严格一点应叫腹衣）比乳罩要紧得多，且后面有一排密密麻麻的纽扣。我数了一下，竟有二十四道纽扣。刚扣好一个，另一个已自愿报名跑到手掌心里来，仿佛根本用不着移动手掌。我个子高，柳如眉站在地下，我只能扎个马步呈半蹲状自上而下给她扣这一排纽扣。扣到第八颗的时候，我偷了一下懒，将第九颗像牛望月和小牛跳那几个玻璃蛋子一般跳了过去，准备扣第十颗。没想到柳如眉很快觉察，带有威胁意味地“嗯”了一声，并将一只手弯屈到身后来，示意我将第九颗纽扣扣上，仿佛她脊背上像《封神榜》里的二郎神额头上那样长一只眼睛似的。而我此时已累得满头大汗。我一时性起，将她像拎一袋面一般拎起扔到床上，她以为我看到她光滑如砥的脊背引动情思，准备和她“唱歌”，急忙提出抗议，说马上就到上班时间，来不及了！而我此时早已扑上去，将她反扣在床上，不由分说骑在她肥突的臀部上，三下两下就扣住了剩余的纽扣。我试图将一只手从这件胸衣下端伸进去，可竟伸不进去，可见这件衣服是如何紧。我不禁对柳如眉大感佩服。这又不是唐僧那副价值连城的袈裟，也不是阿拉法特或萨达姆身穿的防弹背心，有必要像“紧箍咒”一样勒在纤弱的身上吗？同时我也深感纳罕：这样的“袈裟”何以走俏？莫非中国的少妇都已变作柳如眉？抑或中国的男人都已变作大款？
直至下床，我才有时间腾出一只手来，像冯富强那天从阎水拍办公室出来一般，以手背在额头抹了一把汗珠甩在地下。而此时柳如眉早穿着那件“防弹背心”出了门。我瞅着她的背影一阵坏笑，我扣纽扣时做了手脚：凡是逢单数的纽扣，我故意扭作“乘号”（×）扣上。逢双数的纽扣，则采用正常的等号（=）扣法。其用意有二：一是一票解柳如眉的这件“防弹背心”时，必然十分费劲，尤其是“乘号”扣法的纽扣，更得累他个贼死。加上他心急火燎，难免扯断一个扣索。这样他也许就不再试图解这件胸衣，也就无法像给县里拨指标那样尽兴地用指甲盖拨弄柳如眉那两个红红的乳头。两人将就着唱唱歌，草草收场。这种情况下他看到的只能是“局部的真理”。从我的角度看，受的损失就要小一些。二是晚上回来，柳如眉必然还要我来帮她解开这件胸衣，若两种扣法一旦发生错位，就证明一票解过这件胸衣。虽然我即使获知了这一点，仍会佯装不知。但孩子般的好奇心，还是驱使我想确凿无疑地窥知答案。
柳如眉和一票玩得如火如荼，我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据说男人在女人背后常干的两件事，一是替妻子拉上裙子上的拉链，二是替情人拉下裙子上的拉链。而我却可以做到替妻子的情人拉下妻子裙子上的拉链。一个可以看着自己妻子与别的男人“唱歌”而不动声色的男人，其阴险歹毒令我自己都有点不寒而栗。鱼在河，让你的血变得再冷一些吧！紫雪市的玻管事业需要你这个“冷面杀手”。只有这样，你在宰掉冯富强和袁长印这样的坏蛋时才会毫不手软！那位大款需要的是女性坦荡如砥的腹部，我鱼在河也需要“砥”和“砺”一般坚硬无比的磨刀石，将我的心磨得越来越硬，将我心中的那把无形的“刀子”磨得寒光闪闪，刀锋犀利，剑气逼人，挥一挥，动一动，兵不血刃，那些阻挡我前进道路的坏蛋便一个个在我面前萎谢跪拜，俯首称臣。
为今日之鱼在河纵情讴歌吧！我鱼某已成为那种道行极深的真正的武林高手，一招一式蕴含着千钧之力！
《背叛》吴言
第二十三章
阎水拍局长欧洲考察回来后，在局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因“工作需要”，将冯富强调到局工会任副主席，隶属陶小北“管辖”。这样我们局就有了三个工会主席：行业工会主席姬飞（副处）；局工会主席陶小北（正科）；局工会副主席冯富强（副科）。
阎局长告诉我，冯富强只一小会儿就在局里拉了三次屎，身体软得连一点劲儿都没有，这样的人哪里还能上阵带兵打仗？
取代冯富强挂帅上阵的人是我——我被任命为局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李小南被任命为政秘科副科长。
我掌握了局里的财务大权，所有的条据必须由我签字审核，再呈阎局长。包括副局长出差归来的条据，也得先由我审核，再呈阎局长签字，然后才能在出纳员那儿变为人民币。
我把握如下原则，局级领导拿来厚厚一沓条据，我看都不看，就会在单据封面写下一行漂亮的小字：“属实，请阎局长审批”；正科长拿来单据，我会翻一下，然后在封面上写下如上字样；副科长和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拿来单据，我则会略微多翻几下，一边翻看一边笑着说：“没办法，有个责任问题！”如没有什么大的纰漏，也会提笔写下“属实，请阎局长审批”字样。
科员和工勤人员拿来条据，我会翻得更细一点，有时就会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发现问题后怎么办？那就看对方是谁了。若是给我投过票的，我就会冲他笑一笑，看他有点局促不安，我并不说什么，拿起笔就在封面上写：“属实，请阎局长审批。”然后再冲他笑一笑，还不说什么话，只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一拍，或轻轻捏一捏，便将单据递给了他。此时对方就会十分感激地冲我点头，并迭口连声说：“谢谢鱼科长！谢谢鱼科长！”此时我再缄其口，仍不说什么，站起身冲他笑着扬扬手，意思是说：去找阎局长吧，去出纳员那儿领钱吧！
若是没有给我投过票的，我就会轻描淡写将条据中的问题指出来，然后说：“怎样？回去按规定重填一下？”
若是刁难过我的，摸过我头的，学过我说话的，我就黑着脸将单据甩给对方。有时我甩得劲儿大了一点儿，将单据“出溜”甩到地下，他们也会弯着腰捡起来。我知道他们弯下腰去时心里一定很难受，而我“甩”的目的不就是为让他们难受吗？你也许会担心，他们直起腰来若冲我嚷嚷怎么办？他们敢吗？除非他们以后的单据里没有一点儿水分，而他们的单据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水分呢？所以他们就永远不敢冲我嚷嚷。
尤其是那个小胡，那个摸过我脑袋的小胡。还有那个更可恶的小牛，那个将我儿子撵下车让我儿子蹭破脸磕掉牙的小牛，那个将我的包放在臭烘烘卫生间门口、并当面奚落我挤对我从人格上侮辱我的小牛，这下可犯在我手里了！
这天，这小子拿来一沓修车票据。我将票据扫了一眼便扔在桌上，眼皮也不抬对他说：“这会儿正忙着呢！先放那儿，明天我审核后再说吧！”其实我当时只是忙着看一张晚报。晚报上有一则消息十分有趣。标题为：“百万富翁身高一点一米，靓妹冲破世俗以身相许”。旁边配有一张大照片，那个“靓妹”足有陶小北和李小南高，而那个二十六岁的百万富翁还没我儿子鱼小明高。照片上他的脑袋刚到“靓妹”腰际。我当时目测了一下，他即使探起手，也刚能探到靓妹的乳房，而且不一定能探到那个“奶嘴嘴”。我想起冯富强以前讲的那个摸不到“奶嘴嘴”的故事，扑哧笑了。站起来将报纸拿给陶小北和李小南看，她俩看着也乐不可支。
我重新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时，小牛还弓着腰站在那儿冲我谄媚地笑，并用眼角的余光瞥我桌上的那沓票据，我将那沓票据拿在手中，像甩小牛耳光一样将票据在桌沿上重重摔了一下，硬邦邦地扔给他一句话：“票据丢不了，没看我这会儿正忙着嘛！我得有时间才能审核，明天再说吧！”见我这么说，小牛急忙哈着腰，一边冲我点头，一边后退着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上班小牛再来的时候，我仍在看一张晚报。这张晚报有一则消息也挺有趣的。一位电子学博士，娶了一位美丽的娇妻，对她是否忠实于自己不放心，竟在她手提包夹层里和所有皮鞋的后跟里偷偷安装了微型窃听器，将妻子全方位监控起来。这与我们紫东县那位给妻子阴道两侧安装“防盗门”的农民有什么两样？我不禁愕然，随即又哑然失笑，将报纸拿给陶小北和李小南看。和她俩开玩笑说：“看来你俩得检查一下高跟鞋的鞋跟了！”我和小北小南逗趣的时候，早见小牛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进来了，像我儿子一样站在我的办公桌前，目光妩媚地追随着我。但我却瞧都没瞧他一眼，又和小虎小高说话。这张晚报还有一条有趣的消息，标题为：“是情色广告还是新颖创意？”文中举了几条因“一语双关”产生歧义引起争议的广告，这些广告都悬挂在闹市中心。其中一则为：“左右策划，把你搞大”——这是一个广告策划公司给自己做的广告，属于那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另一则为“泡泡漂漂”——这是一个洗衣粉厂家做的广告；“想占有我吗？那就上吧！”——这是一家路牌广告公司招租广告牌。
我和小虎小高讨论这些广告语的时候，始终没正眼瞧小牛那颗像保龄球一样愚蠢的脑袋一眼。只听见他在我们说到热闹处时夸张地大笑，笑声中还夹杂着一些“表扬”我的语言。诸如：“这些广告词太有趣了！”“鱼科长的知识面太丰富了！”（也亏他想得出“知识面”这个词，可这些污七八糟的广告词与“知识面”有什么关系？）
我至少和小虎小高就此讨论了一个小时，后来连康凤莲、罗一强、冯富强、陶小北、李小南也参与进来，像科里评先进工作者那样七嘴八舌说笑了一番，这才似笑非笑地望着像我孙子一样弓着腰站在办公桌前的小牛问：“找我有什么事？”——这一手也是跟阎水拍局长学来的——叫明知故问。你若想蔑视或玩弄一个人，这一手挺有效的。小牛胁着肩刚准备开口，我又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哦，修理费的事，明天再说！我得去市政府开个会。”说着撇下发愣的小牛，冷着脸起身离开办公室。
我那天并没有到市政府开会，而是坐着小虎的车到修理厂做了调查——这小子也真敢开，不到千元的修车费，他竟开了近四千元！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单据到阎局长办公室，如实向他汇报了此事。汇报完忧虑地说：“局里四辆车，一年的费用得三十五万元，今年恐怕三十五万元打不住！”阎局长生气地说：“驾驶员就像偷腥吃的猫，多开一点儿是心照不宣的事，哪个单位都是这样。但也得有个‘度’，不能太离谱，这个事情你去处理，总之有一点，车辆费用不能突破三十五万元，具体你去操作！”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这一句话，我就对这三十五万元有了处置权。我迅速起草了一个《关于车辆管理的若干规定》，给几个驾驶员每人发了一份。规定是规定，操作在我。对谁松一点儿，对谁紧一点儿，全在我手中一支笔。连着将小牛的单据打回几次，这小子脸都急黄了。那天下雨，我儿子放学时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接他。当时几个驾驶员都在办公室，我刚放下电话，还没说什么，这小子便像兔子一样极其敏捷地跑下楼，去接我儿子，生怕别人抢了先似的。我在窗玻璃上探身向楼下张望，见这小子早开着红旗车冲进了雨中，比去接他父亲都跑得快！
当然我也不会滥施权力因小失大。我将阎局长说的那个“度”把握得很好。我心里十分清楚，我手里这支笔是用来“打击敌人，团结同志”的。而“团结同志”比“打击敌人”更重要，我得用这支笔给我换来更多的票数！
在我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几个月后，局里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只有一项内容：在全局现有的科长和副科长中推荐一个政秘科长人选。
这次印制的选票只有一个格，就是说，只能填一个人。大家都快速将选票填好后，折起来放在前面的茶几上。当时小牛恰好挨我坐，他将“鱼在河”三个字写在空格里时，故意没有折，推到我面前，用胳膊肘碰我一下，让我瞥了一眼，才放心地折起来。
小苏调局里后，我们局共有五十人。去掉两个下海的同志，为四十八人，老乔不参与投票，为四十七人。这次投票四十七人都到了，连陈奋远主任和小苏也从建房工地赶回来参加了投票。当久违了的陈奋远主任那天带着小苏风尘仆仆出现在我们局的大会议室时，我简直觉得他们就是抗战胜利前夕骑着一匹匹快马从前线星夜兼程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陈毅贺龙刘伯承和他们的警卫员。毛主席在七大所作政治报告最后振臂疾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经过几年苦斗，我终于让冯富强这个坏蛋在我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从这次投票起，我在玻管局脱颖而出，一跃而起，成为局政秘科长的当然人选！
那天当场宣布投票结果：我得三十八票，李小南和冯富强各得四票，另外一个副科长得一票。
投票结束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科室。冯富强却神差鬼使撵到那个只得一票的副科长办公室，对副科长说：“你那一票是我给你投的，你得请客！”
那位副科长当时黑着脸，一声没吭。第二天早晨上班后，冯富强再次鬼差神使跑到副科长办公室，冲副科长嚷嚷道：“给你投了票，怎么连个表示也没有？”
当时恰好李小南也在那个副科长办公室。冯富强刚说完这句话，李小南便惊愕地瞪圆了眼睛：因为她看见，悲愤交加的副科长准确地将一口唾沫吐到了冯富强脸上——副科长当时已气昏了头，因为那一票是他自己给自己投的！
冯富强当然不会像小马那样扑上去和副科长厮打，但他当时那副狼狈样却让李小南“尽收眼底”。李小南有点厌恶地瞥了冯富强一眼，急忙低着头向自己办公室走去。李小南一边走一边还会懊丧地想：我怎么会和这么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去脉脉含情酒楼吃饭？从这一刻起，李小南将会对冯富强“冷若冰霜”。下次投票，她一定会将那一票投给温文尔雅的鱼在河。
我一石二鸟的目的达到了，李小南这只一度“迷途的羔羊”，重新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回到了组织温暖的怀抱！如果有可能，我也许会带她到红海湖玩一圈的，她毕竟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姑娘。同时，我的第二个目的也达到了，冯富强这个曾经何其凶恶的敌人，现在终于被我踩在了脚下，成为一只破卵之鸠，再难衔木营巢。想到这小子像当年中举后的范进一样，突然在我面前“一跤跌倒”，“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我不禁大快朵颐。清代诗人黄景仁七言古风《圈虎行》，描述圈养的老虎随着驯虎人的指挥棒俯首帖耳，受人摆布，作各种表演以娱乐观众的情态。若冯富强是那个圈养的老虎，我就是那个驯虎人：“忽按虎背叱使行，虎便逡巡绕阑走。”“少焉仰卧若佯死，投之以肉霍然起。”而我现在即使给冯富强投之以肉，他也再难霍然而起——这一口唾沫，将冯富强在玻管局的前程吐了个一干二净，冯富强从此将一蹶不振！
原来投票竟是一件这么令人快乐、趣味无穷的事情！它竟具有如此多的功能！它不仅能鼓舞人，同时还能打击人、戏弄人、羞辱人！而羞辱有时比打击更具有力量。副科长吐冯富强一脸唾沫，比打他一拳更令他难受，同时令看到这一幕的李小南难过——为冯富强的无聊和低俗难过！而投票，有时就是给人脸上吐唾沫——若想羞辱谁，就设法让他在几十人投票时仅得一票！这完全相当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当脸给他飞去一口唾沫！
《背叛》吴言
第二十四章
阎水拍局长退二线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阎水拍局长退下来后，谁来接他的位子？
第一种可能是市里派一个局长来。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阎水拍局长在全局大会上向同志们讲，市里若派一个局长来，他就占着位子不退休，看他们能把我老阎怎么样。阎局长说，他的这个意见已向市委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都讲过。阎局长接着说：“我退二线了，解甲归田了，可我不能对同志们不负责任啊。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将这个关口把好！”阎局长说到“关口”二字时，有力地挥了一下手，还真有那么点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再若派一个局长来，将大家一下就捂死了。从咱们局内部产生一个局长，大家又能跟着跑一圈。所以我必须将市里派局长来的想法堵死，这是我的责任。大家的责任呢，就是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在现有的副职里选一个同志出来，做我们玻管局的下一任局长。大家要站在我们玻管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要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摒弃个人恩怨，最终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阎局长说到这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继续讲：“从我们局近些年的干部使用看，我在选人用人上把握了‘德、才、绩’三字，基本做到了‘公’字当头，‘以德入围，以才入选，以绩取胜’。这几年使用了几个同志，马方向同志、赵有才同志相继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陈奋远同志更上了一个台阶。实践证明他们是完全称职的。还有一批同志担任了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从心里讲，我对每一个同志都是爱护的，甚至是呵护的！一草一木总关情啊！”——阎局长信口借用了一句郑板桥的诗，用以说明他对全局同志的“呵护”程度，这句诗用在此处也算贴切，可惜他没引用准确——原诗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将“一枝一叶总关情”说成了“一草一木总关情”。虽然“枝叶”与“草木”形容局里的这些同志，区别不很大。可严格说来，还是有所区别的——枝叶在树上，草木在地下。
阎局长此时继续讲下去，他说：“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充分让大家行使了民主权利。马方向同志，赵有才同志，包括陈奋远同志，都是大家投票推举上来的。在这一点上我扪心自问，做到了襟怀坦白，不徇私情。大家不投他们的票，我使出吃奶的劲，马方向也做不了副局长，陈奋远和赵有才也做不了主任。当然对某个同志偏爱一点儿，平时看重一点儿，也是有的，谁能没个好恶？谁不想将一碗水端平？可端着水走的时候，脚步一轻一重，还是会洒出几滴嘛！可我个人的偏爱决定不了大家的意志，我纵有再大的权力，投票时也只有一票！我这一票和陶小北、鱼在河同志的一票有区别吗？没有！和小高小胡小牛小马小虎同志的一票有区别吗？也没有。实践证明，我们局这些年在干部选拔使用上，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坚持实行严格的民主测评，民主推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十分正确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我想今后不论谁做了局长，这一条都会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的！”
阎局长略作停顿，环视了大家一眼，又讲：“我阎水拍在玻管局这么多年，成绩不能说大，功劳不能说高，但在玻管事业整体下滑的严峻局面下，我们的事业还是发展了，起码摊子给大家守住了！这个事实我想大家也都承认。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有时专断一些，这些年来，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批评过一些同志，批评的过头一些，对被批评的同志的感情就是一种挫伤，甚至伤害，为此我深感内疚，借这个机会向这些同志道歉，希望你们不要耿耿于怀。但有一点我是坦然的，也是可以自慰的，无论批评谁，全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我们玻管事业的发展。没有从个人恩怨出发，打击报复过某一个同志，这一点，同志们也是有目共睹的。”阎局长讲到这里动了感情，声音有点哽咽。大家见阎局长眼圈发红，心里一热，也有点不好受。
在阎局长即将退居二线时，同志们才发现，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老头。虽然有时脾气大一点儿，生气了像刁德一一样“一点面子也不讲”，但老头在大事上把握得准。几年之内，修起两栋家属楼，分房方案已公布，同志们即将住上新房。按最初确定的分房方案，有五个人不具备分房条件：老乔、小高、小苏及两个下海的同志。恰好又多出五套房子，牛望月建议，将这五套房子卖掉，卖房子的钱局里留一部分公用经费外，其余给大家发福利。方案到了阎局长那儿，阎局长一看就否定了。局务会上，阎局长是这样讲的，他说：“任何事情，理上讲得通，情还要过得去。这个分房方案符合第一点——理上讲得通。局里建房之初确定的具体分房年限是某年某月某日，那时小高还是临时工，没有正式调进来，按理不给他分房，他也不能嚷嚷，任何事情得按规矩来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可现在小高毕竟调进来了，离那个规定时间也就差几个月。小伙当临时工时，找不下对象，那时候小伙是欲哭无泪啊！现在找下媳妇了，结婚了，可再哭还是无泪——在外面租屁大（屁大是多大？）一间破房子，媳妇天天跟他怄气，脸都抓破过几次了，大家没有看见？既然是局里同志，成为我们玻管大家庭中的一员，就是我们的孩子、兄弟，大家要设身处地去关心他，使他处处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工作起来才有劲头。局里没房子，不分给他理所当然。房子放在那儿，不给他分，让他看着眼馋，大家想一想情上能不能过得去？剩下这五套房子都在顶层，能卖几个钱？即使卖了，也不可能分光吃净，大家每人也就得两三千元，可深深伤害的却是这五个同志的感情！大家掂量掂量，哪个轻？哪个重？包括老乔同志，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同志，在玻管局看了一辈子门，分他一套房子有什么不应该！”
阎局长一番话，又将大家说哑了。牛望月甚至懊丧地拍了拍后脑勺，恨自己一些简单的道理，怎么总在事后才明白。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阎局长这些年，花了局里不少钱，有功也有过。此话不假，这些年局里是花了不少钱，有时简直有那种“花钱如流水”的感觉。可这些钱又不是阎局长一个人花了。修家属楼，局里从小金库里拿出近二百万元补贴进去，买了价格昂贵的土地。每套房子大家只出八九万元，转手能卖二十多万元，净赚十余万元。买两辆小汽车是花了六七十万元，可小汽车阎局长又没有开回他家。阎局长和大家开玩笑说，他已让儿子去给他选一辆结实一点的自行车，市里一宣布他当咨询员，他立即骑自行车上下班。每年局里招待费得开支二三十万元，可又不是阎局长一个人吃了！撑死他能吃了这么多？大家哪一个人没跟着吃过。包括老乔，就盼着节假日局里聚餐，他就不用在传达室那间小房子里那个小火炉上费力地做饭了。有时风向不对，小火炉向外冒烟，薰得老头泪眼婆娑的。有一次土豆片都切好下锅里了，听说局里聚餐，老头将刀扔在案板上拍拍手，眉开眼笑跟着大伙就往门外疾走。蓝天大酒店，白云大酒店，迎春大酒店，惜春大酒店，市里近两年来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这些大酒店，老乔哪儿没去吃过。初次去蓝天大酒店聚餐时，老头不敢乘坐电梯，以为那东西是个老虎，迈进那一步就一口将人吞没了。可老头现在多老练？进电梯后也像那些大款一样，腰板尽量向后挺，手扶在肚子上，气定神闲地看着楼层显示屏，一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表情。有时眼光不慌不忙向左一瞥，你从他眼神里看到的是“当家作主”四个字；有时眼光不紧不慢向右一瞥，看到的又是“舍我其谁”四个字。你将这八个字刚看完，老乔已步伐稳健下电梯了。门迎小姐笑容可掬，依傍着老乔带他向前走，嘴里甜蜜地说着“老板请”几个字。那时候的老乔，差不多有了惠五洲书记和郑向洋市长的神色——一副“五洲震荡风雷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表情，哪里还能看出龟缩在玻管局传达室那个老乔的神色——祥林嫂一般，眼睛间或一轮。
我刚调到玻管局时，紫雪市只有惟一的一家三星级酒店——蓝天大酒店。转年市中心又戳起一座更气派的大酒店——白云大酒店。十六层高的楼直刺云天，楼顶圆圆的造型仿佛阎水拍局长的两片嘴唇，伸长脖子要去与“白云”接吻似的。再看云端里，李小南那小蹄子正身披霓裳羽衣，脚踩祥云而至呢！阎水拍局长退二线的前一年，迎春大酒店和惜春大酒店又拔地而起。第一次去迎春大酒店聚餐时，看着大堂里那些服务员像《红楼梦》里的丫环一样跑来跑去，裙衩摆动，青春的大腿放射着诱人的光芒，我心里还在想：可不能再建一座“探春大酒店”了，那不就把“大观园”搬紫雪市来了？没想到被我不幸“言”中，转年我们紫雪市果然又有了“探春大酒店”。“蓝天”、“白云”、“迎、惜、探”，宛若五朵姊妹花，在我们紫雪市的白天和晚上争奇斗妍，将“市场经济”这张脸涂抹得五光十色，煞是好看！更有趣的是，“惜春大酒店”旁边又新开了一家“林妹妹理容院”（理容指理发美容）。某天我在“惜春大酒店”开毕会，小虎带我去“林妹妹理容院”的小包间里做了一次全身按摩。按摩小姐拿小拳头在我身上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敲打时，我突然将小姐光洁的脸蛋捏了一把说：“你告诉你们老板，我给你们这个‘理容院’对了一副下联，旁边再若开一个分店时，可用此联——‘宝哥哥打炮房’。”
这当然是我一时恶作剧，“宝哥哥打炮房”当然没有开，若开了，曹雪芹先生即使在阴曹地府，也会悲愤交加地将这个利欲薰心的老板告上法庭的——因为这侵犯了曹先生的知识产权——将贾宝玉变为粗俗不堪的薛蟠了！
令人惊异的是，“宝哥哥打炮房”没有开，我们紫雪市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西门庆大酒店”！千真万确，那天我按摩毕坐上小虎的车，正准备回玻管局，突然街道两侧林立的饭馆中间，有一块牌匾招了一下眼。我让小虎放慢车速，打下车窗玻璃一看，确实是一个“西门庆大酒店”，那牌匾十分扎眼。这也太不堪了！莫非我们紫雪市的妇女都成了潘金莲和李瓶儿？恰巧在我看到牌匾的前后几天，另一个人乘车路过时也看到了牌匾，这个人是郑向洋市长。郑市长当时皱了一下眉头，第二天工商局就去找茬儿，不知谁出主意，改作“喜门庆大酒店”了事。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阎局长不是“圣贤”，有点小的“过错”谁又能揪住不放？那次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别的局机构砍的砍，撤的撤；科室合的合，并的并，叫苦连天，怨声载道，阎局长却拼全力保住了玻管局的科室，并且乘势增设了“局工会主席”和“纪检副书记”两个职位，真是彼消我长、彼退我进啊！更令人叫绝的是借机成立行管办这一神来之笔，不仅安排了陈奋远、赵有才，还为局里凭空争来了二十万元经费。过去市财政除拨付局里“人头经费”外（每人每年两万元），每年只给玻管局安排三十万元业务经费。阎局长一次一次不辞劳苦跑市财政局，终于将业务经费增至四十万元。这可是财政拨款，旱涝保收。由三十万元到四十万元，阎局长跑了五年。没办法，市里财政紧张啊，有的县干部工资都发不出来呢。可成立一个行管办，不跑不争，市财政每年预算了二十万元业务费。一里一外，局里的业务费就成了六十万元。有了这六十万元，同志们报销差旅费才有了保证。否则阎局长签上“准报”二字，康凤莲那儿没有钱，还不等于一个破产的老板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
而且还有那个“小金库”。早年“一玻”、“二玻”红盛时，局里在小金库里“藏”了六百万元“管理费”。修家属楼征地用了二百万元，这几年“杂支”二百万元，现在“库”里还有近二百万元给下任局长留着呢。阎局长退二线前，又给同志们每人发了三千元“增收节支奖”。一桩桩、一件件，屈指数来，阎局长给大家办的好事还少吗？
因此局里同志对阎局长竟产生了一些恋恋不舍的感情，阎局长眼圈发红时，大家眼圈也有点发涩。
但大家眼圈很快不发涩了，因为大家已开始这样思考问题：阎水拍局长好也罢，歹也罢，已成为那种“历史”。“历史”是供人凭吊和瞻仰的。即使写在教科书上，轻轻一翻，也就过去了。玻管局的同志对康德的哲学思想还是有一些研究。康德认为，事物的本体和现象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只能认识处于鸿沟此岸的事物的现象，即知识的此岸性；而不能认识处于鸿沟彼岸的事物的本体，即知识的彼岸性。阎局长已搭乘一只小船，抵达玻管局的“彼岸”。既然“彼岸”是不可认知的，谁还会去劳心费神关注他呢！玻管局的同志现在关心的、放眼而望的只是“此岸”——谁将成为玻管局的“此岸”——谁将接阎水拍成为新的玻管局长呢？
既然市里不会派一个局长来，就会在局里产生。论资历，应该是余宏进副局长。余宏进虽已五十四岁，市里规定五十七岁退二线，还可以干三年。余宏进副局长此生时乖运蹇，官运不济，给两位局长做副局长，一做竟做了二十年！仅阎水拍局长，就在他头上坐了十五年。阎水拍1981年初任玻管局长，1995年底退二线，不是十五年是什么！难怪阎局长对别人说起自己这一生，常常感慨万千。或从十五北防河——想当年他曾何其风光——竟和省长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年轻就担任了正县级局长！每每说到这里，阎局长嘴角就会露出一丝欣悦、还有一丝得意的微笑，（共是两丝！）掰着指头细数他任过的职务：一年统计局长，一年丙县县长，三年丁县县委书记，三年戊县县委书记。阎局长已将四根手指头挨个掰了回去，剩下最后一个小指头却掰不回去了——因为这个微微弯曲的小指头若掰回去，阎局长就得像戏说乾隆一般，“细说”他的“玻管十五年”——这就到便至四十西营田了——不堪回首啊！与“北防河”的风光十足、风头正劲比起来，“西营田”这十五年真是黯然失色！由于一二三玻像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垮台，玻管事业就像遭抄家之后的宁国府一样，江河日下，一蹶不振。阎水拍本应是一条在大江大海里腾跃的鲸鱼，现在却只能搁浅蛰居在玻管局这条小河沟里，与余朱姬牛这样几个没头没脑的家伙玩来玩去。这几个家伙凑在一块儿简直是那种“天作之合”。余宏进是装睡的人叫不醒，姬飞是咬人的狗儿不露齿，朱锋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牛望月是先下米儿先吃饭。这几个家伙虽了无趣味，却不是那种省油的灯——即使是那种省油的灯，也从来是灯台不照自，有理没理只管直着脖子和阎水拍嚷嚷，有时还像脑子缺根弦的婆娘一般胡搅蛮缠——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令阎水拍局长心生烦恼！所以一说到玻管十五年，阎局长嘴角就会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有时还会牵动面部神经，导致脸部横纹肌不易察觉地搐动几下。
对余宏进来讲，阎水拍简直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坐在他头上就不想下来了。十五年来，又是拉屎又是撒尿的。
在玻管局这么些年，阎水拍做事考虑过别人——比如余宏进的感受吗？余宏进会悲愤地回答：没有！玻管局多年来就是一个“一二三四”的“局势”：一手遮天，二犬狂吠，三朝元老，四面楚歌。一手遮天是阎水拍，二犬狂吠是某某和某某，三朝元老是余宏进，四面楚歌是余朱姬牛。余宏进岂止是玻管局的三朝元老，他从
弱冠之年一参加工作就在玻管局——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个给余宏进“裹头”的“里正”，是他那位毕生在一所像“夹皮沟”一样偏僻的农村小学担任民请教师的卑微的父亲。余宏进作为邓世清（后面将提到这个目前对读者来讲尚显陌生的倒霉的家伙）的“同学”，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某一年，从紫雪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当时正如日中天的玻管局时，饿得身子发软的老汉从菲薄的民请教师补助中咬咬牙拿出一元八角钱，给儿子买了一顶当时十分时兴的鸭舌帽（也叫前进帽）。去玻管局报到上班这天，老汉将同样饿得小脸发黄的儿子拉到身边，虽未像古代那样以皂罗三尺作头巾为儿子裹头，却将那顶鸭舌帽端端正正给他戴到头上，语重心长地说：“宏进呀！乃父无能，一生窝囊，吃尽了苦，遭尽了罪，受尽了气！乃父惟感欣慰的，是勒紧裤带将你培养成才了！你现在分配到了玻管局，那可是紫雪市赫赫有名的大机关啊！一定要努力工作，天天向上；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做出成绩，早日进步——有朝一日即使当了局长，也不能忘本！而要时刻保持咱贫下中农的本色，保有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永葆革命青春，胸怀全球，放眼世界。要时刻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心红眼亮方向明，革命路上不松劲，泰山压顶不弯腰，勇往直前闷头冲！为打败美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余宏进周周正正戴着那顶鸭舌帽，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走进玻管局政秘科那间大办公室时，年轻的心房里牢记着父亲的嘱咐，青春的面庞上闪耀着鱼在河和冯富强面对阎水拍那样的表情，像《围城》里方遯翁叮嘱儿子方鸿渐那样，在玻管局“咬紧牙关，站定脚跟”，终于干成了一名副局长。正当他像一名横渡长江或黄河的勇士一般，在激流中猛凫了一阵儿水，昂起头喘了几口气，挥臂俯首准备接着再凫——勇往直前闷头冲时——抬头一瞧，却见一只拦路虎，还有一块绊脚石——拦路虎是阎水拍，绊脚石是陈奋远。阎水拍到玻管局任局长时，还顺手从县里带来一个办公室副主任陈奋远——仿佛他不是到玻管局赴任，而是牵着小儿子的手到公园里玩。就像日后宋祖英唱的那首歌——余宏进的“好日子”至此到头！被阎水拍像公安人员抓小偷那样逐进一条死胡同，跑又无处跑，墙又跳不过。陪伴阎水拍这十五年，余宏进早已烦躁地将头上三尺皂罗做的那顶鸭舌帽扯掉。对余宏进来说，这十五年比万恶旧社会的长夜还要漫长——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难道阎水拍不是这个舞翩跹的魔怪吗？）这个魔怪简直把余宏进当做是《白毛女》中的喜儿了，又从那条死胡同里将他逼进那个黑森森的山洞，硬是将余宏进一头黑油油的头发在山洞里熬成个“白毛男”——自从阎水拍上任后，余宏进的头发渐白。（可真是归来头白还戍边！）八十年代还夹杂一些黑发——前半期黑多白少，后半期白多黑少。进入九十年代，放眼紫雪市，“蓝天”、“白云”出现了，“迎惜探”开始“竞春”了，“五朵金花”怒放了，可往玻管局大楼里一张望：余宏进的脑壳全白了！
每当看到余宏进副局长那个洁白的脑壳，玻管局的同志就更增添了对黄世仁的无比仇恨！难怪当年演出《白毛女》时，愤怒的观众会扔石子打台上那个扮演黄世仁的演员——该打！
面对人生的最后一次机遇，余宏进副局长表现出一种淡然：“让组织去决定吧，我已经无所谓了。”他对局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志说。
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这次“组织上”总得给我老余点公道吧？莫非还要将我逼进山洞？还要让我再做一次喜儿——想到那个令人恐怖的山洞，余宏进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心想：即使被黄世仁奸污，也不能再进那个山洞了！
“是不是应该争取一下？”关心他的同志这样说。
“算了吧！该你的，是你的；不该你的，争也不是你的！”嘴里虽这么说，余宏进副局长早晨上班前在市委旁边的“世纪广场”练完“祥功”，还是去市委跑了几趟。据和他关系近的同志说，余局长该找的人都找了，该说的话都说了。
在玻管局的几个副职里，资历没人可与余宏进副局长匹敌。若完全按资历选拔这个局长，当然应由余宏进副局长来做。可若按目前在局里所处的位置选拔，陈奋远主任又占有明显优势。
自从上次机构改革阎水拍局长让陈奋远主任像跳木马一般，摁着余宏进的脑袋一跃而过之后，陈奋远主任就成为局里名副其实的二把手。论级别，陈奋远主任已是正处级。由行管办主任到玻管局长，只是“平移”，并非提拔，不需要组织部重新进行考察。有这一个行管办主任，陈奋远已“得风气之先”。年龄只有五十岁，虽不是年轻干部，但尚未像廉颇那样垂垂老矣，也算年富力强，据说饭量与年轻人并无多少差异，排泄功能也十分正常。这几年辛辛苦苦给大家盖起两栋家属楼。征地时为将地价由每亩五十万元降到四十九万元，连夜去找小苏他爸——那个村支书，一脚踩在下水道里，腰都扭伤了。盖房这几年，他风里来，雨里去，在工地上跑了多少趟。小苏没调来前，他和余宏进、朱锋、姬飞、牛望月五人共用那辆“二一三”，他用车多了，和其他人难免形成矛盾，牛望月眼睛瞪的“牛卵”那么大，其他人心里也有看法。陈奋远主任大人大量，后来干脆不再用“二一三”，骑自己的摩托车没明没黑在工地上跑。直到房都盖起半截了，才坐上小苏的桑塔纳。局里有不少同志直到分房时才第一次去工地呢！对这些同志来说，惊讶之情难免溢于言表，有的人就会像杜甫那样感叹——“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没有陈奋远主任，你们“呜呼”个屁！
因为这两栋家属楼，陈奋远主任“得风气”之时兼“得人气”——局里不少同志认为，新一任玻管局长非陈奋远莫属。家属楼交付使用后，陈奋远主任已回到四楼那间“尘封”几年的办公室，门庭竟有“若市”之感。
更重要的是，阎水拍局长给市委推荐的局长人选也是陈奋远，他的意见十分明确。市里领导询及余宏进，阎局长回答说：“余宏进同志是个不错的同志，多年来为玻管事业任劳任怨，只是年龄有点偏大！”
让陈奋远做局长，这是阎局长明的一手，他还有暗的一招呢。他已跟组织部长数次“沟通”，初步确定由马方向接任行管办主任。阎水拍局长私下已给马方向交了底。他对马方向说：“奋远做局长，你做行管办主任兼常务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奋远做行管办主任时，因当时机构改革，为减少职数，将他的副局长免掉了。从那时起我就没让市里再配党组副书记，一直给你留着——只有做了党组副书记，才是名副其实的二把手嘛——他余宏进啥时做过党组副书记？这次我又跟‘编办’（编制办）将上次减掉的那个副局长名额争取来了，让你一肩挑两头，再玩个一箭双雕：既解决了你的‘名分’问题（指副处升正处），又将余宏进再次‘镇压’，我阎水拍也就能安然退二线了。”接着阎水拍又指指墙壁（隔墙为余宏进办公室）对马方向说：“他还以为这次‘搬正’不存在啥问题了，即使陈奋远当局长，行管办主任怎么也该他做了！做？做梦去吧！再过三年，在‘副处’岗位上退二线吧！让那几个不成器的东西（指朱锋、姬飞、牛望月）做行管办主任，也不能让他余宏进做！”阎水拍局长一说到余宏进，就恨得咬牙切齿，说话的语气十分斩截，有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味道。
阎局长让马方向做行管办主任兼常务副局长，属于“秘密运作”，下面同志并不知情。因此，陈余之外，马方向有无可能做局长？下面也有议论。
一些同志认为，马方向也有可能做局长。人事任命的最大神秘之处就在于，常常会出现一些不期然而然的结果。但
大多数同志认为可能性不大。从组织的角度考虑，也不会如此安排。若如此，陈奋远主任和余宏进副局长就会“化敌为友”，联手与新局长作对。这两个人联起手来，力量还是不可小视，他们毕竟在玻管局经营多年。余宏进固然不足挂齿，但那是因他孤掌难鸣，一旦搭上陈奋远这个结实的梯子，双手依托在朱锋、姬飞、牛望月两肩，登梯而上时，双脚立马会有力起来。出现这种如鸡蛋直立般不稳平衡的局面，新局长纵有英雄本色，也难显其能，甚至会被掣肘。如此，工作怎么开展？
至于朱锋、姬飞和牛望月，当然毫无可能一步到位担任局长。他们若想一下跳到陈奋远和余宏进头上，至少得有孙悟空那样的本领，而他们不仅不是孙悟空，连个沙和尚也算不上。他们自己也毫无做局长的想法，只是想借机按部就班往前挪一挪。可阎水拍最初挪都不准备让他们挪，欲再踩他们一脚——将赵有才“跳”过来做副局长，一脚踩三人，这一招更狠。这三个人仿佛嗅到了一点味道，或者是相伴多年揣摩出阎水拍关键时刻善出狠招。三人一边“八仙过海”——暗中在上面做工作，阻止阎水拍出此招数，一边在局里对阎水拍笑脸相迎，顶礼膜拜，百依百顺。他们知道和阎水拍硬掰，再加三人也不是阎水拍的对手。所以在阎局长退休那一阵儿，朱姬牛又玩儿“两个凡是”——“凡是阎局长拥护的我们就拥护，凡是阎局长反对的我们就反对！”那段时间，阎局长几乎有一种做了皇帝的感觉，一天到晚如沐春风。人之将退，其心也善，其手也软。这一软，阎局长才打消了再踩三人一脚的念头，没有将这一构想付诸实施。
谁做新局长？“冰山一角”露出：陈奋远排第一，余宏进排第二。其他人退出。非此即彼，非陈即余，局里的同志们普遍这样认为。
我们玻管局的“局势”又有点微妙起来。
陈奋远主任和余宏进副局长各带一支人马猫着腰向我们玻管局大楼包抄而来。一边发起进攻，一边还在不停地喊话，做群众的鼓动工作。两人又像蓝天大酒店和白云大酒店的总经理，到我们局里来招大堂经理，一方给陶小北许诺月薪多少，一方许诺年薪多少。转而两人又招保安，一个给小胡小高表示，可挣高于玻管局两倍以上的工资。一个给小牛小马做工作，工资高且不说，酒店还给每人交付了数万元的养老保险。
局里的几十个同志间起了一阵骚动，骚动过后即是分化。然后兴奋地夹杂在两支队伍中，招展着各自的旗帜，在暮色中向远方挺进。
《背叛》吴言
第二十五章
市里对这次投票十分重视，准备在一天之内进行三次投票。
第一次投票，处级干部和正科级（含主任科员）干部参加；第二次投票，扩大到副科级（含副主任科员）干部参加；第三次投票，全体人员参加。
局里的同志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陶小北得接连选择三次。小北戏谑地对我讲：“这样最好，不用动脑筋，给三个人各投一票。第一次投陈奋远，第二次投余宏进，第三次投马方向。”李小南此时有点紧张地问我：“咱们怎么投？咱们只能投两次！”
“那还不好办，给排在最前边的投呗！”我这话的意思是两票都投给陈奋远。当时恰巧有另外一个科室的一位副科长，站在康凤莲桌边，低着头背对着我翻康凤莲桌上一本《家庭》杂志。我一边这样说，一边重重瞥了这个人的背影一眼。
小南也顺着我的目光瞥了那个副科长的背影一眼，像截获“密电码”一样截获并破译了我的目光，瞬间明白了我的含意，急忙配合默契地和我唱和：“那我跟着你投，你投谁我投谁！”
我俩这话其实都是说给那个副科长听、给他祛疑的。别看他此时心不在焉地翻着杂志，其实正支着耳朵听我们说话呢。这位副科长是局基建领导小组成员，跟着陈奋远奔波了几年。那次晚上去找村支书，陈奋远主任摔沟里，就是他将陈奋远背到医院的。我只瞥了一眼，就发现他冲着我们的脊背正中，像古代那种兵勇一般，大大写着一个“陈”字呢！这是陈奋远的一个“耳报神”呢！我和小南的对话，很快就会传到陈奋远耳中。陈奋远若当了局长，就会冲我们笑得格外柔和，格外迷人。
我早已对玻管局的局势了如指掌！即使四十多个同志轮流进来站在那儿翻杂志，我也能准确无误地看出他们脊背上大字的变换：“陈”、“余”、“马”……我甚至能看出他们手里操何种兵器。大刀还是长矛？短剑还是画戟？他们杀敌的第一招是举刀便砍呢，还是挺枪便刺？是舞剑直取咽喉呢，还是虚晃一枪抵住心脏？放箭是明箭还是暗箭？或者是那种没羽箭……
我早已开始考虑给谁投票的问题。
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一个，我必须有的放矢——将我的两票全都投给那个最终被市里的红头文件任命为局长的人。这个局长若是一面靶子，同志们纷纷举起枪，毫无疑问有不少人会打偏、打飞，而我打一枪，报靶员便会喊一声：“十环！”我再打一枪，报靶员会兴奋地再喊：“又是十环！”两枪过去，我“神枪手”的美誉便会不胫而走。只有成为神枪手，我打靶归来时才会“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一个神枪手，很少再有人和他较劲儿了。因为你随便一举枪，便能命中任何一个目标的心脏！
从传出市里要到局里来进行民主测评，到正式进行测评的一个月时间，我几乎到了“物我两忘”的程度，神经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一缕风吹，一丝草动，均未逃过我鹰隼一般敏锐的眼睛。我惊奇地发现，当举着写有“陈”、“余”两面大旗的两支人马厮杀的难分难解之时，突然从晚霞映红的小路上、草丛旁，另有一支阵容整齐、精神抖擞的人马悄然逼近！那面在晚风中猎猎招展、并像波浪一样有力地抖动的战旗上，竟写着一个斗大的“马”字！我眼前一亮，跃身上马，在马屁股上狠抽一鞭，带着在“陈”、“余”两支队伍中“拉”过来的一个精干的小分队，旋风般地向这支新出现的人马急奔而去……
马方向副局长任局长的红头文件，是在1996年的初春下发到局里的。1996年是“九五”第一年，市里开始大抓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美好的年度里，两条高速公路在我们紫雪市境内破土动工。郑向洋市长在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报告给同志们一个十分振奋人心的消息：到“十一五”末期，也就是十五年之后，我们紫雪市将实现高速公路网络化，到时候将有“八纵八横”共十六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
马方向任职的红头文件，就这样伴随着筑路机械的轰鸣声，似乎还有竣工通车剪彩仪式剪刀的“嚓嚓”声，喜庆、祥和、热烈地落在玻管局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鱼在河同志的案头。
经研究决定：
马方向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局长，免去其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陈奋远同志任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兼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局长；
余宏进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局长；
朱锋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局长，免去其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纪检组长职务；
姬飞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纪检组长，免去其市玻璃制品管理局行业工会主席职务；
牛望月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行业工会主席，免去其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总工程师职务；
赵有才同志任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陶小北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总工程师；
阎水拍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处级咨询员。
虽然后边的几行字与马方向任局长那一行字字体一样醒目，字号一样大，给人的感觉却不一样大，醒目程度也有差异。马方向局长若是一个皇帝，后面跟着的就是一群娇艳的嫔妃；马方向局长若是一个威严的家长，后面跟着的就是一群娃娃。哪个娃娃淘气，马方向局长呵斥一声，他们便噘着个小嘴再不敢吭声。
市委组织部长亲自到玻管局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宣布了新的领导班子。部长首先高度评价了阎水拍局长主政玻管局十多年的丰功伟绩，认为阎水拍局长既能举重若轻，又能举轻若重，大是大非面前从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部长甚至动情地回顾了阎水拍局长七十年代在县里任职时与“四人帮”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斗争历史。“那时我给你们阎局长做办公室主任，对这段历史最清楚。当时全县四十多万人民都为他捏着一把汗！”部长这样说时，我立即在心里计算：四十多万把汗同时扔地上，恐怕就是一个红海湖了，至少也是一条清水河。
接下来部长谈了市里这次组建玻管局新班子最初的思路。部长说：“本来陈奋远同志和余宏进同志担任局长都是十分合适的人选。市里主要负责同志最初有过这个考虑，并和我们初步交换了意见。后来省里来了一个文件，为加快干部年轻化步伐，提出一个明确的年龄杠子。这个杠子就是：副处级干部提拔处级干部，五十周岁以后不再考虑；非职能部门的正处级到职能部门做正处级，五十岁以后也不进入。省里文件明确要求，这是两个硬杠子，必须不折不扣执行。第一个杠子首先将余宏进同志排除。陈奋远同志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急忙查阅了奋远同志的档案，十分可惜，奋远同志年龄刚过线一个月！这样第二个杠子又将奋远同志挡在了门外。大家知道，玻管局是市政府工作部门，进入市政府四十六个职能部门序列，为市政府组成单位。‘行管办’则不进入市政府序列，在四十六个职能部门之外。类似的问题还有科委和科协。科委相当于玻管局，科协相当于行管办。还有市铜管局和‘铜行办’（铜矿资源行业管理办公室）；市重工局和‘能源办’（能源开发办公室）。铜管局和重工局相当于玻管局，‘铜行办’和‘能源办’相当于‘行管办’。这次科委主任、铜管局长、重工局长同时到龄退二线。这三个部门和你们玻管局的局面如出一辙：科协主席和‘铜行办’主任、‘能源办’主任与奋远同志一样，年龄刚过线，都是在非职能部门任正处级。市委对这几个同志的政治生命是慎重而负责的。最初，市委确定，这四个同志全部进入所在职能部门担任局长。可这次省里对市政府四十六个职能部门一把手的平均年龄也有一个硬杠子：即不能超四十七岁。这四个五十多岁的同志进去，平均年龄为四十八点五岁，超了一点五岁。无奈，市委只得重新选拔四个年龄四十多岁的同志。这四个同志一进去，平均年龄像一个高血压患者吃了一种十分灵的降压药一般，当下就降下去了。所以对奋远同志，我们是忍痛割爱！”说到“忍痛割爱”时，组织部长还像林黛玉那样有点惋惜地蹙了一下眉头，仿佛心里真有“痛”似的。
当时局里的大会议室静极了，一根针落地下都能听得见响声。组织部长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的话，今天“金口”一开，局里这些渴望进步的同志哪一个不想聆听，瞧鱼在河的脖子伸得有多长。何况这些话句句隐含着玄机，不乍起耳朵听成吗？
部长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市里本来另有动议，准备派一个局长到玻管局来，你们阎局长厉害呀！听到风声直接去找主要负责同志。第二天市委惠书记就对我讲，那个阎水拍，向我逼宫来了！说什么不情之请，可话说得一点不留余地。不过老阎说的也有道理，那个马方向同志，我印象是一个十分精干的同志，四十五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的时候！惠书记离开我办公室时还开玩笑，他说，这个同志名字叫得挺好！方向？什么方向？当然是革命的大方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大方向！惠书记一表态，这个班子就定下来了。这里要给同志们强调一点，对马方向同志的工作魄力、品格、驾驭全局的能力，市里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市委对玻管局最终浮出水面的这个班子配备是满意的，对脱颖而出的马方向同志是充分信任和支持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老中青结合的班子，因此也一定是一个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班子，更是一个能够开创玻管事业新局面的班子！”
组织部长以一个有力的手势，结束了他的讲话。同志们哗哗哗鼓起掌来。
《背叛》吴言
第二十六章
马方向局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隆重而热烈地欢送老局长阎水拍退居二线。
局里成立了一个欢送老局长阎水拍退居二线领导小组，简称欢阎领导小组。马方向局长亲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任办公室主任。
马方向局长主持了领导小组会议，确定用两天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并责成我拿出具体方案。我拿出方案呈送马局长审阅并做了个别细节的订正后，正式以局里文件形式下发各科室。
关于隆重欢送阎水拍同志退居二线的通知
局各领导、局各科室：
阎水拍同志担任我局局长十五年来，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带领我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走出了玻管事业的低谷，以博大的胸怀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开创了我局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我局各项工作连年被市政府考核为全优。十五年间，我局共获“基层组织整建先进单位”、“扶贫工作先进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单位”、“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档案工作先进单位”、“解决三难问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先进单位”等各种荣誉近百项（见后表）。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凝聚着阎水拍同志的心血和汗水，归功于阎水拍同志的正确领导（当然与全局同志的共同努力也是分不开的）。为了弘扬和光大阎水拍同志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忘我的工作精神，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可贵的敬业精神，推动我市玻管事业迈出更大、更有力的步伐，迈向更远、更宏伟的征程，描绘出我市玻管事业跨世纪的新的、更璀璨的蓝图，特决定隆重举行欢送阎水拍同志退居二线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三月一日（农历正月二十五）
上午八时三十分，在局办公楼门前统一乘车前往家属楼参观。乘车安排：阎水拍老局长、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乘一号车（奥迪）；余宏进副局长、朱锋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乘二号车（红旗）；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乘三号车（桑塔纳）；其余同志乘四号车（面包）。
中午十一时三十分，全局同志在蓝天大酒店就餐。
下午二时三十分，在局会议室座谈。除局全体同志参加外，特邀十五年间调离我局（包括下海经商人员）的同志归局参加（座谈会每个同志须发言）。
下午六时，与会同志集体乘车赴白云大酒店就餐。
三月二日（农历正月二十六）
上午八时三十分，继续在局会议室座谈。
中午十一时三十分，集体乘车赴迎春大酒店就餐。
下午二时三十分，继续在局会议室座谈。
下午四时三十分，请阎水拍老局长、马方向局长讲话。
下午五时三十分，由陶小北和李小南代表全局同志向老局长敬献花篮；由马方向局长代表全局同志向老局长敬赠纪念品。
下午六时，乘车赴惜春大酒店就餐。
晚八时，在探春大酒店多功能厅举行联欢晚会（有向老局长献歌的同志务于三月二日下午六时前将所献歌曲名报局政秘科李小南）。
为期两天的欢送阎水拍老局长退二线活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没出任何纰漏。这得益于我这个“大内总管”对细节的注重。第二天下午去惜春大酒店就餐时，桑塔纳车突然发动不着了。当时牛望月、赵有才和陶小北已坐上去，只得再下来。牛望月当即就给我脸色看，质问为什么提前不把车检查好，然后很不高兴地站在那里，脖子还向一边抽着。奥迪、红旗已启动，见后面车没有跟上来，向前滑行几步又停下来。马方向局长从车窗玻璃里探出头问我怎么回事。当获知是车坏了时，说：“不行打个车吧！”此时牛望月又冲我瞪眼，说他不坐的士，坐的士有点像坐囚车。当时我们紫雪市的的士只有奥拓，夏利都很少见，坐进去确实不舒服，但比囚车还是要舒服。牛望月威胁地说他准备坐面包车去，并做出个欲向面包车走的架势。我一看小苏还是打不着车，忙以手止住牛望月，告诉他：“继续坐桑塔纳，我还预备了一辆备用车。”说着，我扭头向办公楼一侧停着的一辆崭新的红色桑塔纳一招手，车子刷就开了过来，停在牛望月和赵有才身边。这是我提前在市出租汽车公司租好的一辆车，以防急用。
赵有才一边上车一边冲我笑着说：“在河想得细，备用车连颜色都不变！”——局里那辆桑塔纳也是红色。牛望月此时也
像一个动不动跟父母亲怄气但和好的也快的小孩子一般转嗔为喜
，坐到车前边将窗玻璃打下来对我说：“小鱼你还玩个金屋藏娇！”这个过程也就两三分钟，并没耽误时间。此时我急忙跑到马局长车前，告诉他换乘备用车。马局长一脸赞赏地对我说：“在河不错，想到的都想到了，没想到的也想到了，是个做办公室主任的料子！”
不仅没出漏子，活动期间还有几次出彩的地方呢！
一是三个半天的座谈会气氛十分热烈，同志们像一群孩子抢一个苹果一样抢着发言。我原本还作了两手准备，提前召集政秘科全体人员开了会，要求一旦座谈会出现冷场，政秘科同志就出面救场，到时候我眼睛看谁，谁就赶紧发言。我当时还和科里的同志开玩笑说，我看谁，谁若不发言，就不要在政秘科混了！我这话固然有开玩笑的成分，但也有威胁的意味。威胁别人不是像牛望月那样，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冲别人瞪眼睛，或者像小马那样当面挥拳头，而是在不经意间以开玩笑的方式不轻不重“点”一下，点到为止，绝不多说半个字。我那天刚说完这句话，小胡和小牛就急忙谄媚地向我表忠心。小胡说：“鱼科长你第一个看我！”小牛马上接口：“鱼科长你第一个看我！”我要的就是这效果。这俩小子还在像两个失宠的妃子一般争风吃醋，我却瞧都不瞧他们，更不接他们的眼风，冲小虎和小高笑了笑便宣布散会。
我像预备备用车一样预备下的这个“救场方案”并没派上用场。大家发言比一场大雨的雨脚还要密。不仅有密度，还有长度，最长一个发言达一小时之久，像这样发下去会还得开几天，马方向局长不得不歉意地打断这个同志，提醒他长话短说，说出最核心的意思。座谈会的高潮在第二天上午，一个年龄较大的老主任科员发言时突然哭了起来。他说，他老伴患重病住院后，阎水拍局长不仅先后三次去医院探望，并让局工会拿出三千元救灾款。这位老同志当时一激动，将“救济款”说成了“救灾款”。不过这并不影响大家对他意思的领会，不会有人认为发大水冲了他家房子。况且老伴患重病对个人来讲也是灾难。这位老同志接着又说，阎局长不仅让局工会拿出救灾款，而且还在局里组织了募捐；不仅组织了募捐，而且还——老同志就是说到此处哽咽起来的。他哽咽了两下，低着头平静了一会儿，用手指头在眼窝里拭了拭，才又抬起头说，老局长还以个人名义给了他两千元钱，而且叮嘱他不要告诉局里任何人。说到这里老同志又有点激动起来，声调陡然提高：“同志们说，这和雷锋有什么两样？我没有见过雷锋，我认为阎局长就是我们玻管局的雷锋！”
阎水拍局长做的这件“好人好事”同志们还真不知道。因此老同志一哽咽，大家也有点感动，几个女同志眼睛都湿润了。
第二天下午议程多，发言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快到时间了，还没轮上几个工勤人员发言。马方向局长抬腕看看表，有点遗憾地说：“时间到了，大家还有很多心里话要对老局长说。我看这样吧，没发言的同志每人简短说几句，表达清楚意思就行了。”
小虎率先发言。他一脸严肃地说：“大家给老局长说了两天好话，没有一个人提意见，这不符合辩证法，我对老局长最了解，我给他提一个意见——”小虎说到这里故意停了一下，大家当时心都提到了嗓门儿上——毕竟小虎掌握老局长最多，莫非老局长得罪了小虎？小虎看老局长没有什么用了，想披露点内幕出来？捡一个小石子将老局长打一下？市政府某局有一个驾驶员，局长头一天退休，第二天就将告状材料送到了纪检委。
我当时也有点吃惊，刚想出言制止小虎，小虎话已出口：“我这个意见就是，衷心地希望老局长退休后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一干工作就忘我，还要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
小虎这个“意见”一出口，会场有片刻的宁静，随即哄一下笑开了锅，包括老局长也笑得眯起了眼睛。
最后一次出彩，发生在马方向局长向老局长颁奖的时候。
给老局长颁的这个奖品，局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情，大部分同志事先并不知道。有人还以为会给老局长颁一块毛毯或羊绒被这样的奖品呢！有的同志私下开玩笑说：“退二线就没专车坐了，干脆给老局长奖一辆摩托车！”
可那天马方向局长将那个黑乎乎的家伙拿出来时，大家一下愣住了——是一个“大哥大”。当时局里很少有人见过这个稀罕的玩意儿，更甭说使用了。那时紫雪市只有几个民营企业家开始使用这家伙，后来几个国有企业家也不甘示弱，每人手里提了一个。当时的大哥大体积十分壮硕，且均为黑色，拿在手里像一颗手榴弹，甚至像一支微型冲锋枪。这么一个笨拙的家伙，售价是两万五千元。
奖给阎局长的这个大哥大已是第二代产品，体积已小了一些，但仍差不多有两包香烟那么长。就像六十年代若有人拿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娃娃们会围上来敬畏地看一样，同志们当时都围过来摸一摸。有些人不知这个黑不溜秋的家伙是电话，以为是个微音器，把应该挂耳朵上那一头挂嘴巴上，像对着麦克风讲话一般，鼓着腮帮子连声喊“喂”。也有知道是电话的，却瞅着喊“喂”的家伙只管乐。乐一阵儿，才走过去将像一根玉米棒子一样吊在喊话那人脖子下面的电话扶一扶说：“这是移动电话，不是麦克风！”同志们哄笑，喊话的人脸红，讪讪地退出人圈。一边退一边说：“怎么没有电话线？”这样自语着，还像个小傻逼一般左顾右盼找那电话线。
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马方向局长将大哥大递到阎水拍老局长手中，并扭头叮嘱我说：“每个月主动去给老局长报销电话费。”
《背叛》吴言
第二十七章
马方向局长上任后第一次调整人事，只“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鱼在河。
任命前没有再搞民意测验。马方向局长讲：“阎局长退二线前已搞过测评，在河同志那次票数很集中嘛，没必要再搞了！”
马局长的口气，有点“照过去方针办”的味道。
但在任命文件下发之前，局里例行公事进行了一次考察。发了一个干部考察预告的文件，并将这个文件张贴在六楼局会议室门口。
马方向局长说，以后选拔任用干部，不能由哪个人说了算，得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来。这个程序是：一、民意测验；二、局党组会议研究；三、考察预告；四、发文任命。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干部考察预告
按照市委科级干部选拔任用的有关规定，根据全局民意测验投票结果，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确定鱼在河同志为局政秘科科长拟任人选考察对象。现将组织考察有关事项预告如下：
一、考察时间：1996年3月15日至3月25日。
二、考察范围：局副科级以上干部（含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
三、考察方式：各科（室）科长（主任）、副科长（副主任）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其他人员采取发放征求意见表的形式进行。
四、考察组人员：考察组由五名同志组成。局党组分管政秘科工作的领导同志任考察组组长；局纪检组长任考察组副组长；全局同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推选三名群众代表为考察组成员。
五、考察须知：此次考察时间为十天，若有与考察内容相关的意见或反映，请务于十日内直接与考察组人员联系。考察组分为两个小组，工作同时进行。进入考察范围的同志分别划归两个小组。以下同志归第一小组（名单略）；以下同志归第二小组（名单略）。
考察组
某年某月某日
考察结果可以想得来，进入考察范围的副主任科员以上的同志，争先恐后到两个考察小组给我添言，就像手举红宝书的林彪当年不停地在毛主席面前变着法儿说好听的话一样。那些科员和工勤人员不在考察范围之内，急得抓耳挠腮。小胡和小牛故意在我面前说，咱们应该集体给马局长提个意见，以后考察范围应该扩大到全局同志都参与，像投票那样人人都有发言权，让我们也有个给鱼科长说好话的机会！包括老乔，那几天也气喘吁吁赶上楼来，在考察组门外探头探脑张望了几次。
考察圆满结束。我被任命为政秘科科长，搬进了赵有才主任早已空出的那间办公室。
局里现在这个新班子是：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余宏进副局长，朱锋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
自从成立行管办以来，我们玻管局的局级领导又成了偶数，又存在一个表决问题。马方向局长想请咨询员阎水拍参加局务会和党组会。阎水拍对马方向说：“方向啊，以后局领导班子开会，除一年一次的新年茶话会之外，别的会我就不参加了！”阎水拍咨询员望着马方向局长，笑着掰下一个指头，说：“我不是党组成员，按组织原则无权参加党组会，此其一”；阎水拍再掰下第二个指头，说：“局务会当然还可以参加，可我参加会，是唱主角呢，还是跑龙套？”阎水拍笑着对马方向说：“唱主角，与理不合；跑龙套——你忍心让我老头脑门子上累得全是汗？”阎水拍此时才掰下第三个手指头，说：“那就只有其三了，让我在会上像牛望月那样，胡吹笛子乱敲鼓，或者偷着吃鸡蛋，这不等于侮辱我吗？”
牛望月偷着吃鸡蛋，是我们局人人皆知的一个笑话。有一天早晨一上班，召开局务会。大家陆续落座后，陈奋远和姬飞说他们早上起迟了，没来得及吃早点。牛望月说他头天晚上看书看到三点才睡，也起迟了，也没吃早点。那天会刚开了没几分钟，牛望月起身去上厕所，恰好小马也上厕所。小马听到隔壁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出来一边提裤子一边透过缝隙往里瞧了一眼，原来牛望月正站在厕所一角专注地剥鸡蛋皮。牛望月那天不到半个小时上了三趟厕所，吃了三颗鸡蛋。吃一颗，到会议室喝几口水，再借故上厕所出去吃一颗，再回去喝几口水。如此这般频繁地出出进进，引得姬飞好奇，问说：“望月，你怎么老上厕所？”牛望月蹙蹙眉头指指肚子说：“昨天下午吃了点馊牛肉，肚子吃坏了，拉肚子。”牛望月三次躲到厕所偷吃鸡蛋，恰好被局里三个同志偷眼瞧见，当时就在局里传开了。偏偏第三个鸡蛋吃得急了点，噎着了，回去坐下开会时不停地打嗝儿。大家很好奇，说望月怎么拉肚子的症状和别人都不一样。从此在我们局里竟有了一句新的歇后语：牛望月拉肚子——打嗝儿。
马方向局长其实也并不希望阎水拍老局长参加会，他只是做个姿态。这两人都是那种明白人，行事有很多相像之处，但也有细微区别：看阎水拍老局长，有点像“雾里看花”——先看到的是“雾”，然后才是“花”。我刚调到玻管局参加的第一次全局干部职工大会，就是阎水拍老局长施放的“雾”——烟雾，迷雾！他掩藏了本相，失去了本真，讲那么一番冗长的甚至不知所云的话，然后深藏不露看你的反应呢！你不耐烦了，生气了，表现出对老局长的轻蔑了，甚至想去摸摸老局长的后脑勺，对老局长说：“你这水平还当局长！”那样你就大错特错了。就在我调到局里参加的第一次会毕，有一个副主任科员在办公室大声嚷了一句：“阎水拍的讲话水平太臭，一双眼睛还色迷迷的。”这句话当然很快就到了阎水拍耳朵里——玻管局的哪一句话不会钻到阎水拍耳朵里呢？阎水拍是一块磁铁呢！同志们说的每一句话都相当于那种铁屑，自动就被吸附到阎水拍老局长耳里去了。结果那个副主任科员直到马方向担任局长，仍是一个副主任科员，而他自己还百思不得其解，像个小傻逼一样兀自在那儿纳闷呢。
我正因为在袁家沟中学吃了一堑，才长了一智，没像那位副主任科员一样嚷嚷。而是每次会上，都拿着陶小北给我的那个小本专注地记，才博取了阎局长的欢心。“伴君如伴虎”——当然阎水拍和马方向不是君，可你得将他们视作为“君”。正像各单位的咨询员一样，处级咨询员享受“处级待遇”；副处级咨询员享受“副处级待遇”。每个单位的一把手，你都得让他们享受“君级待遇”，这保准不会错！怎么会错呢？封建体制若不解体，哪个男人不想做皇帝？袁世凯当年为啥复辟帝制？昨日历史，今日可鉴啊！自从调到玻管局那天起，我鱼在河就像当年的和珅一样，在我们玻管局的“万岁爷”阎水拍面前，反穿皮袄，装模作样（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做出一副千娇百媚的可人儿模样。结果怎么样？如今不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这些年来，我一直穿西装，打领带。包括在汗流浃背的夏天，我也总是在衬衣外面攀着那样一条带儿。为什么？就是为了让阎水拍局长或者马方向局长牵着我的脖子走呢！如果我有一天穿便装，阎局长或马局长顺手想牵一下我的时候，我脖子上却没有一根带儿，他们会不会蹙一下眉头，有点不高兴？而我对自己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即使让自己有百次、千次、万次的不高兴，也不能让阎马有一次、一丝、一毫的不高兴！
看阎水拍局长相当于“雾里看花”，是指你得小心翼翼地拨开迷雾，才能看到“花”！什么花？玫瑰花？芍药花？马蹄莲？荷花？桂花？梅花？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还会是罂粟花呢！
看阎水拍局长，起初你看不清楚，双眼模糊（因为有雾），可相处日久，他的面容越来越清晰，若你拿一个照相机的长镜头，对阎水拍老局长，就得拉——拉得越近取景框里越清晰。可对马方向局长恰好相反，你得推——推得越远，山峦和河流才会清晰可见。
看马方向局长，你得“花中看雾”。首先看到的是“花”，然后才是“雾”；首先看到的是清楚，然后看到的才是“模糊”。而且相处愈久，愈觉模糊——而越模糊，你就得越当心。
阎水拍老局长若是一块明晃晃的冰，你不小心就会仰面朝天摔一跤；马方向局长则是一块“暗冰”——你万分小心都有可能四仰八叉跌一下。
马方向局长行事利落、干练。从不像阎局长那样先绕几圈，再露出真相，总是先将真相交给你。他做事喜欢开门见山。先给每人怀里塞一盆花，让你端回家慢慢去看。马方向担任局长后，第一次召开全局大会，传达完市里的文件后——他传达文件从不自己读，总是让我来读。局里同志惊奇地发现，我好像不太结巴了，基本能比较流利地将一份份文件读完了，虽然语速不是很快——而读文件又不是打机关枪，撵狼一般读那么快干什么？
那天我读完文件后，马方向局长突然在会上宣布：“鱼在河同志今后参加局党组会、局务会，并有表决权。也许有些同志会说，这样符不符合规定？办公室主任一般只负责记录会议内容，一个科级干部怎么可以参与处级领导表决呢？那么我就告诉大家，我说出来的，肯定是符合规定的，可以找到政策依据的。远的不说，咱们就说近的。我举一个例子：市政府秘书长梅如水同志什么级别？正处！可他却有权参加市政府常务会，市政府党组会，市长办公会，并有表决权。参加这些会的其他领导同志是什么级别？厅级、副厅级！如此比照，鱼在河同志是不是我们玻管局的梅如水秘书长？同志们可以仔细想一想。”
按照马方向局长的要求，局里同志倾着耳朵仔细一想，果然是这么个道理，不禁生出几分对马方向局长的钦佩来。这个问题阎水拍局长都不会想到能这样解决。老局长只会一次次去找组织部长要名额，要来名额才能考虑提拔谁。马方向局长却比他“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迈得更快一些！”按理，马方向局长只有提拔科级干部的权利，可他现在却一下将一个科级干部“提拔”为处级干部，你还很难说他越权。他越权了吗？没有啊！他只是因工作需要，来个“科级干部、处级使用”。战争年代，一个营长突然在战火中代理团长，上级并没有发文件任命他为团长，可他照样可以指挥一个团向敌人占领的山头冲锋。
营长代理团长，是因为团长阵亡了。我们局并没有谁“阵亡”，马局长为何让我代理“团长”呢？原来是他需要我那一票。我一举手，局领导班子表决时不就又由偶数变作了奇数。
我才明白，不只是阎局长一人有“举双手”的想法，马局长也想举双手呢——他当然不能举双手，于是他就让我替他举起了名义上属于我、实际上属于他的那只手。
有趣，好玩。太有趣了！太好玩了！难怪鱼在河同志为了由不举手到举手，由举一只手到举两只手，（将来谁将会为我举出那一只手呢？）不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连陶小北和李小南那样的女孩子都不多去瞥一眼呢。就像那些“勤政”的皇帝。那些皇帝其实并不是不好色，而是没工夫去好色。那么多大臣等着他，这个拿着一本奏折，那个快马送来一份密报。这个跪着叩头苦谏——脑门子都磕破了；那个被拉出去斩首前哭喊着饶命——已身首异处了，还瞪着一双死鱼眼说：您怎么就把我砍了呢？我是忠于您的呀！一个人有了“斩首”权，他怎么会去好色呢！可惜现在很难享有这种斩首权了。若我鱼在河有这种权力，我哪有工夫陪陶小北去红海湖，有那点时间，我早坐到玻管局的“金銮殿”上，大喝一声：“把冯富强拉出去砍了！”甚至派两个捕快，星夜兼程赶到袁家沟，将袁长印那厮擒来，也一并推出午门。
或者为更快一点，干脆让小虎开奥迪车去，将袁长印、再捎带一个袁长鸣——袁长有就放一马吧。将这哥俩绑起来，嘴里塞一条毛巾扔后备箱里——那样都不需要推到哪儿斩首了，早将这哥俩在后备箱里捂死了。法医解剖后认定为：因窒息而亡。
与冯富强斗争激烈那一阶段，我真做过一个梦：我坐在金銮殿上，冯富强跪在下面，我龙眼一睁，断喝一声，他的脖子便变作一个血葫芦。可这家伙在猝然倒地前还喷了我一脸血。我脸上怎么全是血？以手一摸——梦醒了，心还在那儿怦怦跳着。
梦里也有真理呢！我砍冯富强时那么坦然，心里想：他流血与我何干？可一当这血喷我脸上，我立即从梦中惊醒——原来人都不害怕别人流血，只怕自己流血呢！这话反过来讲就是：你若想让别人害怕，那就设法让他流血！
因此我即使做了皇帝，也是一个勤政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好色的皇帝。至多匆匆上朝前，路过后花园摸摸那些女孩子的脸。这并不能证明我不好色，只是因为勤政与好色像熊掌与鱼一般，不可得兼也。
我现在已成为马方向局长的一只手，我当然会在马方向局长需要我举出这只手时，毫不犹豫地将手高高举起。只有现在将手举高，才能尽快寻觅到我的“第三只手”。玻管局谁将会是我的第三只手呢？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有趣的问题。
马方向局长那天宣布我有“举手权”时语调斩截、不容置喙，口气里都能听出一些“铁腕”的味道来。原来马方向局长还是一个铁腕人物呢！
铁腕就是形容一个人手腕上很有劲儿。手腕上有劲儿说明这个人心上有劲儿。马方向局长心上和手上的“劲儿”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他头脑里固有的？当然不是！手腕若是电灯泡，权力就是电源和电流，电源接通，电流通过，灯泡就亮了！
我科长没做三天，板凳尚未坐热，便又升了一级（确切一点应是半级）。一夜之间由副科到正科到“准副处”。真应验了那句话：跟着马方向，我在玻管局有方向！
局里一些同志开玩笑，说我是《智取威虎山》里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戏称我为“九爷”。我在心里说，我若是“九爷”，那八位局领导不成“八大金刚”了吗？想到陶小北也成了一位“女金刚”，我不禁哑然。只是不知这妮子是否有那种“金刚不坏之身”——谁能“坏”她尊贵美妙的身子呢？如果我有一天做了皇帝，这妮子不知是否愿意欢天喜地跟我进宫？她当然是皇后啦！李小南只能做一个普通嫔妃——而且不能让她做“杨贵妃”。那谁做杨贵妃呢？首先体型得丰腴一些——那就是蓝天大酒店的商品部经理小柳柳如叶了！至于她姐柳如眉——打冷宫得了！至于一票，当然是和冯富强享受一样待遇——推出去斩首！
既已开始遐想了，就想个痛快吧。我若做了皇帝，首先要像市里的历次机构改革一样，以“精简人员”为目的，改革后宫体制。对一个勤政的皇帝来讲，没必要三宫六院、妻妾成群，闲置那么多“优势资源”和“固定资产”，有三个女人足矣！一个是陶小北，即皇后，端庄一些，尊贵一些，美丽一些；一个是柳如叶，册封贵妃。丰腴一些，性感一些，妩媚一些；再找一个年龄小一点的小妃子，二十一岁就差不多了，妖娆一些，调皮一些，娇纵一些。三人分工明确，“责、权、利”捆在一起。陶小北负责陪我上朝——有时即使退朝后也要去和她商量一些军国大事。柳如叶也得负责一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就是陪我上床。那个二十一岁有点淘气的小妃子，让她主要负责上头——必要时可允许她摸我的头。她摸我头时，我摸她那两个鸭梨。她因畏惧我例行公事地脱下衣服让我摸“鸭梨”，和她不畏惧我上我头时，我乘机摸她的鸭梨，其感觉还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死板一些，后者鲜活一些。就像死鱼和鲜鱼、蔫桃和鲜桃的区别一样。
以我目前的处境和我们国家现在的体制，要做一个皇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就收起想像的翅膀，再回到玻管局现实的土地上来。在玻管局，我当然不甘于做一个九爷，我的理想是要做座山雕！而且现在我在玻管局的实际地位，也已不是九爷，而是二爷，我的实际权力仅在马方向局长之下。
这天马方向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推心置腹和我说话儿。首先谈到局里的财务问题。马局长让我汇报一下小金库里还有多少钱，我准确地说出一个数字：一百九十八万五千元。接下来，马局长和我谈了局里的人事问题。陶小北做总工程师后，空出一个工会主席位子，这个位子是由李小南做呢？还是冯富强去做？两人现在各有优势：冯富强是局工会副主席，接陶小北的工会主席，顺着呢。李小南是政秘科副科长，目前位置重要一些，况且工会主席和妇联主任一样，给人的感觉就应该由女同志去做。
我当时沉吟一下对马局长说：“这个问题老板你来拍板——”我这个“老板”的称谓是脱口而出的。我说出“老板”二字时，马方向的眉梢舒服地向上挑了一下，就像马的鬃毛兴奋地向上抖动一样，他显然十分受用。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从此我开始称马局长为老板，并由于我的示范带头作用，局里的同志渐渐都开始称马方向为老板。若马方向下乡去了，有些同志手里拿着我签过字的报销单准备找局长签字时，便会互相询问：“局长——不，老板回来了吗？”得到的将是一个肯定的回答：“回来了”；“没有回来”；“不知道”。可你若问：“局长回来了吗？”被问者就会反问你：“哪个局长？”局里有那么多局长，你问哪个局长：陈奋远局长？余宏进局长？朱锋局长？——在行政机关，称呼副职从来不带前头那个“副”字。市里一个市长，那么多副市长，大家称呼他们却都是“张市长”、“李市长”、“王市长”。即使正市长姓王，其中一个副市长也姓王，大家也不喊“王副市长”。为以示区别，喊作“大王市长”，“二王市长”，再若还有一个姓王的副市长，则喊作“三王市长”。
去商店买鞋子，你当然应直接对售货员说：“给我买一双鞋！”只有脑子有问题那种人才会撇开售货员，问另一个顾客：“我可以买一双鞋吗？”这就不是买鞋，而是在搞笑了。我们玻管局的四十多个同志脑子反应快慢虽有所区别，但还没有如这个买鞋者一般纯粹的傻逼。所以某一天，大家突然像经过集体培训一样，都开始称马方向局长为老板。
那天老板问我由谁去接陶小北空出的那个位子时，我将“由老板来定”这句话说出去后，又毕恭毕敬地对老板说：“我只负责具体操作，老板定作谁，我就去操作谁。”
我这里说的“操作”，就是指投票。老板定为李小南，我一操作，李小南在民意测验时票数就会领先。老板若定为冯富强，我同样有把握让他票数领先——虽然我内心里并不情愿。老板就是定做小虎或者小高，以及小胡或者小马，我也同样有办法让他们在投票时胜出！
“这个事情先放一放，待我考虑成熟再议吧。”老板对我这样说。接着他又说：“不过你现在就得开始考虑，李小南上去，谁做政秘科副科长？冯富强上去，谁做工会副主席？还有李小南空出的那个副主任科员，是让康凤莲去做呢？还是由小胡或者别的哪一个同志去做？小胡这个同志工作积极性蛮高的，年轻人有上进心总是好事嘛。总之这几个人选问题你现在就得开始琢磨。”
我真诚地望着老板说：“琢磨当然是我分内的事，但我只是替老板琢磨，替老板考虑，权当我是老板的第二副大脑，或者是第二双眼睛——老板你若是那种伯乐，我就配合你在咱们局里发现千里马。总之无论是哪个岗位需要提拔同志，我提参考意见，老板你拍板——你拍谁，我操作谁！”
我的这个“第二副大脑”、“第二双眼睛”的说法，将老板逗乐了。他用指头点着我说：“你这个鬼家伙，算我没有错看你！”
我当时嘴上那样和老板说，心里却在想：我的两只手早交给老板了，再将这副大脑和两只眼睛交给老板，那我不只剩下一副躯壳了吗？或者是骷髅？我现在这个角色也就是“躯壳”和“骷髅”。对老板来讲，我是一具躯壳，只为他行走；对局里其他人来讲，我则为骷髅，有时得将他们吓一吓。人就是这样，你不常吓唬着他，他倒可能过来吓唬你，甚至会像我心目中选中的那个调皮的小妃子那样——上你头呢！而对一个男性来讲，让别人上头远没有你去和别人上床那么快乐！小胡、小牛曾上过我头，现在他们敢吗？借一个胆给他们，他们也不敢！他们为什么不敢？就因为我变作了骷髅。相反我想上他们的头，他们会主动跪在我面前，甚至扶着我上呢！至于上去是拉屎还是撒尿，或者揪头发，那就得看我的兴致了。
那天在老板办公室，老板还和我研究了车辆购置问题。老板让我去省城给局里购买一辆吉普车。老板对我说：“我们局里现在几辆车都是小轿车，还没有一辆吉普车呢！”接着又说：“市里领导对我们新班子寄予厚望，我们应多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下基层总不能老是坐着小卧车，那样会脱离群众，也难以打开玻管工作新局面。买一辆吉普车，可以到农村去，在山路上跑来跑去。当年毛主席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现在这些总是像泡沫一样浮在上面的机关干部，也有个新时期接受贫下中农——当然现在不叫贫下中农了，我的意思是说也有个接受人民群众再教育的问题！”
老板这样说时，我在心里寻思：莫非老板要买一辆那种四五万元钱的帆布篷北京吉普？那种车早淘汰了，据说厂家已不生产了，还不如买一辆“二一三”。那种新款“二一三”像陶小北一样，模样挺好看的。爬坡挺有劲儿，即使在沙土地里走，轰一下油门也就过去了。我正欲张嘴将我的建议讲出来，老板却吸了一口烟对我说：“我原考虑买一辆四缸或六缸日产三菱吉普，后来想干脆一步到位，买个八缸的算了！免得总是换来换去，八缸比六缸多出多少钱？”老板这样问我。
我当时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但我很快镇定自若地回答老板：“八缸比六缸多十几万元，下来得六十多万元吧。”
“多十几万元就多十几万元吧，这事你近日去办。车接回来上户时按六缸上。别人问起来，就说是新款六缸车！不过局里也没有几个人懂得八缸与六缸的区别，这种高档车又不是满山遍野跑的羊，翻开尾巴盖儿瞧一瞧，就知道是羯羊还是母羊了。”
“这些请老板放心，我会一一办妥的。”我谦恭地笑着向老板点了一下头，后退了两步，然后才转身出门。一边向我办公室走，一边还在心里自嘲：这可真是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方向同志——这样的一辆“吉普车”，可是两辆甚至三辆红旗卧车的价钱呢！
《背叛》吴言
第二十八章
1996年夏秋之交，惠风和畅，我去省城给局里买车。
在带哪个驾驶员的问题上，我动了一番脑筋，决定带小牛去。倒不是我喜欢这个家伙——我怎么会喜欢这样一个龌龊的家伙呢！我带他去是玩儿他呢！先给他找点欢喜，然后再给他添点难受。带哪个驾驶员接车，表明这辆新车将归哪个驾驶员开。我让这小子像娶媳妇似的高高兴兴将这辆新车接回来，当他正准备欢欢喜喜入洞房时，再一脚将他踹出去，并指着鼻子骂他：还想做新郎官呢！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儿！那几句话怎么说：“俺们那里很穷，穿衣基本靠纺，致富基本靠抢，娶媳妇基本靠想”——让他蹲在门外一边哭泣一边“想”去吧！这小子是该好好想想了，要不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做人！
买车其实与买一袋方便面或一把牙刷没有什么区别。付钱，方便面或者牙刷就归你了。我和小牛来到省里的三菱汽车特约经销站，销售人员很热情，一听说买“八缸”，更热情，连经理都出来了。经理说：三天就有货，他们一批最新款式的八缸三菱车三天后就回来了，售价六十九万九千八百八十八元。经理说：“只是得让你们等三天！”经理脸上露着商业气息很浓的笑容，仿佛那六十多万块钱已贴在了他那张四喜丸子一样的胖脸上。他一边说，一边抱歉地向我摊摊手。
“三天就三天吧，又不是三年。”我对经理说。
我这句话把经理逗乐了，四喜丸子脸笑得更妩媚了，夸奖我：“老板您真幽默！”
我发现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四个字：表扬与批评。你让人家赚了钱，人家就会表扬你，多肉麻的话也能脱口而出。你挡了人家财路，人家就会批评你，再狠毒的话也敢往你脸上扔。经理称我为老板，这是此生第一次有人以这种称呼抬举我。正像我称马局长老板，马局长感到舒服一样，我当时心里也十分受用，像注射了一针吗啡，那种受用从针眼处漫溢开来。与“唱歌”也有类似之处，瞬间浑身通泰。“漫”出来的幸福“溢”到脸上，我的表情格外柔和，心情熨帖。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有两个词被中国人滥用。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小姐。你想恭维一个男人，就称他为老板。一个只放有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只有一个打字员的巴掌大的门面，也有一个老板。你复印几份材料，复印一页算你三毛五分钱。你问：“能不能算三毛钱？”打字员就会对你讲：“我做不了主，得问我们老板！”
骑摩的的人，只要见有人站马路边，就会殷勤地靠过来问：“老板您去哪儿？”装修房子，雇三轮车拉材料，付过运费后蹬车者笑着对你说：“老板，给五元钱太少了吧？”你一高兴，就会再给五元。就为他叫了你一声老板。
相反，你若想侮辱一个女人，就称她为小姐。小姐这种称谓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兴起时，起初并无贬意，反而有一种高贵之意。对女性的称呼由“同志”改为“小姐”，使女性普遍产生了一种性别被确认的感觉。那几年，从十七八岁的少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年城市妇女，都可称其为小姐。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黄色娘子军一枝独秀，如蝗虫般铺天盖地而来，小姐在一夜之间成为妓女的代名词，称女性为小姐暗含着谑浪玩弄之意。紫雪某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南方来的客商在县招待所入住，出去办点事后，穿着那种背带裤兴冲冲地返回房间。楼层服务员是一个乖巧的女孩，拎着一串钥匙去开门。刚将钥匙捅进去，客人笑眯眯地对女孩说：“小姐请你帮我买两包香烟好不好啊？”服务员正欲转动锁眼儿，此时停下不转了，脸含怒意质问客人：“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客人大惑不解，按女孩要求将那句话一字不差重复了一遍。女孩生气地拔出钥匙，对客人说：“你母亲才是小姐！”然后跑过去伏在服务台，“呜呜呜”哭起来。
用“目不暇接”这个词来形容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心理感受，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中国几乎一年一个变化：男人穿得越来越精神了，女人穿得越来越少了；人们走路的劲头越来越大了，眼里的茫然越来越多了。庸俗的词一夜之间变得高贵起来，比如老板；高贵的词一夜之间变得庸俗不堪，比如小姐。新的名词不断涌现，新的、精巧的商品不断出现在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我调入玻管局工作后，亲眼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飞速变化。这十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前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累积起来的发展速度。五六十年代，在广大农村，中国人只知道在门洞里哇哇叫的那个东西叫喇叭，噪音有时候比“正音”大。即使在城市，也只见识过可以拿在手里拔出一根天线听的那样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叫半导体收音机。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我们紫雪市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拥有一台十八英寸的大彩电也会令某一个家庭自豪。直到1986年前，紫雪市还只有那种“摇把子”电话，从市委、市政府的值班室往县里尤其是乡镇挂个电话，比现在往美国打个电话要困难得多。我们阎局长召开局务会时，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哪个轻哪个重，请同志们掂量掂量！”如果阎局长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起我在袁家沟中学时使劲摇那台老式摇把电话的情景：电话未被邮局接上，就轻，越摇越轻；电话被邮局接上，就重，越摇越重。我现在都弄不明白，邮局在那台黑色电话机里施了什么“魔法”。电话一接上，就好像一辆汽车后面突然被挂上了一节火车皮，怎么拉都拉不动——电话摇到最后，差不多得咬牙切齿使出吃奶的劲儿。那时我和柳如眉谈恋爱，我们谈了五年恋爱，我摇了五年这台电话。谈恋爱本来是一件“甜”的事情，可我现在回想起来却只有“酸”的感觉——摇电话摇得胳膊酸。
所以阎水拍局长若问我“哪个轻哪个重”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摇那种老式电话时，邮局未将电话接上，就轻；接上，就重。
1986年底，紫雪市才告别了摇把子。先上“自动电话”，然后是程控电话。九十年代以来，VCD、CD机、家用摄像机、二十九英寸、三十八英寸大彩电、背投式大彩电、传呼机、手机，一古脑儿涌入人们原本狭窄的视野。由被动接受到疯狂追逐，终于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应接不暇的万花筒。
汽车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八十年代初期，紫雪市委、市政府只有几辆北京吉普，简称“二一二”或“帆布篷”。市委书记市长也坐这种帆布篷。八十年代中后期，市委、市政府大院里出现了桑塔纳、“二一三”和一些走私来的进口车，以皇冠和蓝鸟居多。其中有一种日产越野车，叫“巡洋舰”。当时我们紫雪市市长就坐一辆巡洋舰。那辆车米黄色，流线型车体。这辆车进入视野，就像一位身穿米黄色风衣的漂亮姑娘冷不丁进入视野一样，给人的视觉感受十分舒服。当时那辆巡洋舰行驶在大街上十分夺目，因为全市只有一辆这种车。只要远远瞅见这辆车像推土机一样开过来，人们就会说：市长来了！仿佛市长是一辆巡洋舰似的。
那时候我们阎水拍局长这种级别的干部，能坐一辆普通桑塔纳就足以令人羡慕了。我调局里时，阎局长刚卖掉那辆“普桑”，换作两千型桑塔纳。到马方向局长，直接坐到了八缸三菱舒适的座椅上。
我就是去省里买车、那个车行经理称我为老板那天，才知道三菱越野车又叫“帕杰罗”。当时车行经理一口一个帕杰罗，我又像初次听到“切诺基”一样惊愕。
我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北京“二一三”吉普车又叫切诺基。我刚调到局里来的时候，一次跟陈奋远副局长去某县下乡。赵有才主任对我讲：“小鱼，车已派了，坐切诺基，八点半在局办公楼门前出发。”我八点二十就到办公楼门前，心想：“切诺机”是个什么东西？赵有才主任莫不是和我开玩笑吧？让我坐“飞机”去下乡？这种待遇也太高了吧！我又不是国务院总理。我当时将“切诺基”理解成了飞机。
当时门前停着局里那辆“二一三”，小马正忙活着擦车。八点半刚过，陈奋远副局长从楼道里闪身出来，拉开车门径直坐上去。见我还在那儿迟疑，陈局长说：“走啊！小鱼，还愣着干啥？”
我一边拉开车门坐进去，一边疑惑地说：“不是坐‘切诺机’吗？怎么又换作‘二一三’？”
小马当时扑哧一下笑了，扭头对我说：“‘二一三’就是切诺基。”
我有点赧然，不好意思地冲小马笑了笑。小马帮我解嘲：“好多人开始都不知道‘二一三’就是切诺基。这就像给孩子取名儿，一个大名儿，一个小名儿。大名儿叫建国，小名叫狗蛋。”小马这样说着，一边飞快地开车，一边又扭头冲我善意地笑了笑。
那是我第一次坐小马的车，我就是那次对小马落下好印象的。若换作小牛，那小子肯定会这样说：“傻逼！‘二一三’就是切诺基！连这都不知道！”
总之在玻管局的十年，是我“大开眼界”的十年。我第一次见传呼机，吃了一惊。大概是在1991年，我调到玻管局的第三天，阎局长在蓝天大酒店开会，赵有才主任让我给阎局长去送一份材料。我坐在大厅等阎局长散会。那天我两次眼睛陡然放亮，第一次是因为小柳柳如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柳如叶。当柳如叶突然在大厅出现时，我的眼光陡然放亮，就像当年钱牧斋访柳如是于舟中一般，“嫣然一美姝也！”柳如叶的夺人眼目主要是她的性感。我还从未见过这么性感丰满的女性，并且以后也没有再见到第二个。从性感、丰满的角度讲，柳如叶在我人生中是“空前绝后”的。她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有三个“恰到好处”：一是脸上的微笑恰到好处。既不夸张，仿佛一不留心那微笑就会掉到光可鉴人的地板上去；又不吝啬，好像那微笑是不得已硬“贴”到脸上去的，稍不注意，便溜得无影无踪。二是“露”得恰到好处。脖子是裸露的，手臂是裸露的，下来就是腿了。黑色的短裙只到大腿的中部，膝盖以上有半块砖或者一拃长的距离是裸露的。若将两截露出的大腿拼在一起，横着放那儿，差不多是一个枕头，所以让人恨不能真将这两截裸着的美腿拼起来装在一个绣花枕套里，夜夜搂着它安寝。她的性感主要表现在这两条腿以及安装这两条腿的臀上。她的腿端直、修长而粗壮。端直指她双脚并拢站直了，小腿之间只能插进去一个伸展的手掌，而有些女人的腿间却可插进去一个拳头。修长和粗壮本来是相反的——修长就不会粗壮，粗壮怎显修长？柳如叶之所以性感的惊心动魄，就在于这二者近乎完美的结合。修长的感觉来自于她的身高，她不穿鞋应该是一米七左右，和陶小北一样高。身长自然腿长，所以显出修长。粗壮来自于她的体态，她的体态主要特点是丰满，胸、臀、腿都给人一种“粗”的感觉，而腰却细。当时大厅恰好有另外一个女孩，身高和柳如叶差不多，可瘦得令人害怕。这个女孩穿一条过膝的裙子，她站在那儿，露出两条极细的腿，像两根火柴棍儿支撑着一个人体。我当时不禁担忧地向这个女孩脚腕儿处望了望，真担心那两根火柴棍儿突然折断。三是步态恰到好处。柳如叶在大厅里踱步时，步态十分优雅。而步态优雅的女性比容貌姣好的女性更难觅！“步”而有“态”，即能跟人形成一种交流，产生一种身体语言或者步态语言，仿佛她走路是在跟你“说话”。迈第一步，仿佛在说：“你喜欢我吗？”迈第二步，仿佛又在说：“你喜欢我哪儿呢？”此时总经理喊她，她若突然迈着小碎步跑起来，仿佛又在对你说：“我要我要我还要！”她要什么东西呢？只有两样东西会让她眼睛放亮：货币和性！我之所以遐想将柳如叶封为贵妃，就是因为我若是皇帝，能给她货币——我甚至有权废弃旧的货币，重新铸造一种新的货币。而她能给我性或性的想像——只要一看到她，我脑子里就全是那种“肮脏的思想”，恨不得当下就在蓝天大酒店的大堂里和她温泉水滑洗凝脂。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若柳如叶为巫山之女，高唐之客，我则愿作楚怀王，幸之！明人徐霞客说，黄山归来不看岳。见了柳如叶，你可能再不愿“看”别的女人。柳如叶若是黄山，管她愿不愿像巫山神女一样自荐枕席，我们也完全可以用眼睛将她的衣服剥光。犹如当年楚襄王与宋玉游云梦之台一样，想必她的玉体云气缭绕，云烟氤氲，风景不俗。
这就是柳如叶的三个“恰到好处”。“露”的恰到好处中，露出来的部分当然还有脸——哪一个酒店会让一位“蒙面人”做商品部经理呢？所以这一点原可以不写出来，可我还是忍不住写了出来。因为她只有露出脸，我才能看到她脸上妩媚的微笑。
那天在蓝天大酒店初睹柳如叶的芳容，我不禁联想起明末名妓柳如是。柳如是与钱牧斋结合时，只有二十四岁。丰姿逸丽，翩若惊鸿，盛鬋堆鸦，凝脂竟体。而钱已六十四岁，黝颜鲐背，发已斑白。燕尔之夕，钱曰：“我甚爱卿如云之墨，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相与大笑，云雨甚欢。
“风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这两句诗是谐谑钱牧斋和柳如是此类老夫少妻的。我若为钱牧斋，柳如叶为柳如是，年龄差距当然没有当年的钱柳那么大。我刚调玻管局时也就三十出头，柳如叶那时看样子有二十二三岁模样，我只比她大八九岁。所谓婚外恋，就是感情上的一稿多投。我第一次见柳如叶，其实就有了到她那儿投投稿的打算——仿佛这小蹄子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出版社，而我则是等待她编辑出版的一部书稿。
柳如叶当时就那样在蓝天大酒店的大厅里微笑着，和几个客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她就转身向电梯走去。直到她闪身进了电梯，我的目光还在像看一部情节扣人心弦的电视剧一样，多情地追随着她。电梯门残忍地割断了我的视线，我当时有种绝望的感觉，不由自主以手残暴地击打我坐的那把圈椅，直至将手击痛。因为视线里没有柳如叶，我的目光陡然黯淡，可很快便又放亮——电梯里走出来的一个人再次吸引了我的目光。莫非又是一个柳如叶？当然不是，这是一个男人。确切一点，是一个外地客商。他当时一边急匆匆地向大厅门口走，一边像拔一支盒子枪一般，从腰间拔出一个物件端到眼前看。我像一个真正的傻逼一样，刚用目光将柳如叶送进电梯，又用目光将这个鸟人迎出电梯——我的目光一直跟着这个人走。因为我不知道他手里端着看的那个物件是个什么东西？
那个物件差不多有一包香烟那么大。客商一出电梯门我就瞥见了他腰间别着的这包“香烟”，当时我的眼光正留恋在柳如叶的“后部”。从后面看，柳如叶更是一副美人坯子，身材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称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我的目光和柳如叶的“后部”一告别，急忙移到客商的腰间来。我以为客商别着的真是一包香烟。当时我见过的最高级的香烟就是那种铁盒装的中华烟（可惜我只是见过，没有抽过），我以为客商别着的就是这样一包铁盒装的中华烟。铁盒中华烟是红盒的，还没见过黑盒的。转念又一想：也许有黑盒的，只是自己没见过罢了。我有点鄙夷这个人：太摆谱儿了！将一盒中华烟挂在裤带上干啥？证明自己是老板？因为只有老板才抽这种高级烟。这与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有什么两样：递给他一支好一点的香烟，看看牌子，放到鼻底嗅一嗅，舍不得抽，别到耳朵上。也许这人只有这一包烟，为了显派，天天出门时挂在裤带上。或者只是挂着一个空铁盒。就像我们《紫雪日报》那些记者，省长来了，忙着跑前跑后照相。给省长拍完再给市长、县长拍，再给随从的干事拍。回去后洗好、选出、放大，屁颠屁颠拎着送给县长市长：给县长送去的，一定是和市长的合影；给市长送去的，一定是和省长的合影。可却从不见给干事送——送什么呢？给干事拍照时，相机里就没装胶卷！
我当时正在心里这样“损”着客商，客商已从我身边经过。那包香烟突然像鸟儿一样叫起来，吓我一跳。然后便见那人拔出来一边走一边看。后来我才知这种“鸟儿”叫传呼机，简称“呼机”。也称“BP机”、“屁屁机”。我后来也有了这样一台“BP机”，为了表示对其轻贱，将它称作“土豆”：因为土豆也有四种称谓：土豆、洋芋、山药蛋、马铃薯。
人们对于现代文明，往往持这种态度：一边鄙夷它，一边接受它，就像嫖客之于妓女的态度。
那天我和小牛从车行出来，找一家宾馆住下。服务员告诉我们，他们这宾馆是两星级。进房间后小牛左瞅瞅右看看，然后有点神往地说：“咱们啥时能住一次‘一星级’宾馆呢！”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是装傻，我忍不住笑了：还有比我鱼在河更“刘姥姥”的呢！我鄙夷地瞟了他一眼说：“不是一星级，是五星级！”
我刚换上拖鞋进卫生间洗了个澡，出来时小牛已将我的皮鞋擦得锃亮，并在我自带的水杯里泡上了一杯热茶。我惬意地坐在圈椅上，端起茶杯将嘴唇凑上去，刚吹了口热气，还没来得及喝第一口，腰间那个“屁屁机”吱儿吱儿叫起来。我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拔出呼机，屏幕上显示的一行字是：“陶小北女士请你回电话”，然后留了一个省城的电话号码。这妮子也在省里？我的眸子里像蹿出火苗一样蹿出惊喜之色，下意识地放下茶杯，去抓电话。可一看小牛正伸着一个十分愚蠢的脑袋在看电视，并发出一些比他的脑袋更愚蠢的笑声，我又将手缩回来，扑出去就在服务台给陶小北回电话。
《背叛》吴言
第二十九章
直到和陶小北见面，我俩那种意外的惊喜还依恋在脸上。
陶小北呼我前并不知道我在省里。我接到传呼前，也并不知道她在省里。直到通了电话，我俩才证实对方近在咫尺。
我俩约定在我们共同的母校北方大学见面。
扔下电话，我仿佛已看见陶小北笑吟吟的脸和高唐神女一般婀娜多姿、光灿照人的身姿。下楼时，我高兴得一蹦一跳，就像脚心里装置了弹簧。快乐从心里溢出，到脸上；脸上容纳不下，掉到宾馆大厅光可鉴人的地板上；我又俯身将这种快乐拾起来，捏在手中，出来站在街道上，将快乐高高举起——我打个车，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小北飞奔而去。
陶小北是到省里来参加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的。聚会结束，和同学一一告别，心中升起诸多人生感慨，想找个朋友倾吐一番。小北后来调皮地对我讲，起初并没有想起我，后来她限定了一个又一个条件，我这个“幸运的家伙”才凸现出来。她当时限定的条件是：非老公；非同学；非女性朋友；男性朋友排除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这四个条件一限定，我这个“幸运的家伙”的面容就从她脑海里浮现出来，于是呼我。她原以为我在紫雪，准备和我煲电话，没想到一下竟将我呼到眼前来了，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所以小北称我们的见面是“上天的安排”；我则称其为“历史性的会晤”。我开玩笑地问小北：是不是那种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多少个小时？
小北“排除法”里有一条：男性朋友排除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我问她：“莫非你有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男性朋友？”这句问话里竟含有那种“醋意”。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小北对我说，市政府至少有两个局长，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给她打电话。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五十挂零。两个局长都是市政府开会时认识的。我们紫雪市是北方一个干旱少雨的地区，市县召开的会议比下雨的次数多得多。有些会阎局长亲自去参加，有些会派副职去参加，有些会随便指定一个科长去参加。小北每次去开会，都能照亮整个会场，就像二百瓦以上的大灯泡，出现在哪儿都刺人眼。小北开会时，不是低着头看书，就是画漫画。她很少抬头。只要抬起头来，一准能发现多束目光正从各个角度向她搜索而来。好比是晚上开会，大会议室突然电灯熄了，那么至少有十束手电筒的光束从各个角度照到小北这儿来。那些目光才有趣呢！有的贼溜溜的，有的像怕生的小孩子一样带点害羞的味道，有的火辣辣的，有的赤裸裸的。有一次一个局长模样的人与她隔五六个座位坐在一排，一手拿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另一只手端着茶杯正准备仰脖喝水。在“仰”这一下前，眼珠子一斜，放出一束目光，向正低头画画的小北偷觑过来。此时恰巧小北抬起头来，敏锐地“逮”住了这束目光。她像武林高手放出一件暗器一般，调皮地放出一个媚眼迎局长的目光而去。两束目光在空中“咔嚓”碰撞，局长哪是小北的对手，当下一慌神，脖子一仰，妄图以喝水姿势掩饰对小北偷觑带来的尴尬。可他在放出目光之后，因走神，本已端到唇边的水杯与嘴巴游离开一点小小的距离，此时慌急间一倾杯，水没有倒进嘴里，却倒进了敞着衣领的颈项里，烫得局长眉头都皱了起来，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
那两个大出小北十多岁的局长，与小北认识，一个是因开会时恰好坐在小北身旁。小北正画漫画，邻座递来一个小纸条：“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吗？还有芳名？”小北心想：还想勾引姑奶奶呢！那就和你玩玩吧！当即扭头风情万种地瞥了那位有点紧张的局长一眼，在纸条背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这位局长从此像万里长征的红军刚刚背着背包离开井冈山一样，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给小北打电话。他将小北的电话号码写在一个精心收藏的笔记本上，号码下面还写了一位伟人两句十分平常的话：“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用以砥砺自己。另一位则是有一天突然给她打来电话，那个电话恰好是我接的。对方用温和中带有一丝讨好意味的口气说：“请找陶小北听电话。”小北狐疑地从我手里接过听筒，与对方通了话都不知是何方神仙，哪路诸侯。对方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之后，小北才知是市政府一个很重要局的局长。可小北与这位局长并不认识。以后这两个局长一直和她保持联系，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电话来。小北说，在他们的百般相邀下，她和他们分别单独吃过一次饭。两人一个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从外包装看，有一股大义凛然的劲儿，又仿佛是坚持抗清的顾炎武。另一个形容委琐，脑袋不大，肚子却不小。坐在那儿，腹间就像搁着一个篮球。从腰腹之间看这个人，有点像纪晓岚。而从形容举止看，则有点像刁德一或者栾平，要么就是引清兵入关的明末辽东总兵吴三桂。小北说，“顾炎武”她不太讨厌，因为这人还算风趣。不过也仅此而已，谈不上喜欢。“吴三桂”她心里其实很讨厌。小北说，这人无趣得很，每次打电话第一句话保准是问她“最近好不好？”她故意说：“不好！”对方一听她带点孩子气的顽皮，竟兀自幸福的呵呵笑起来。挂电话时又总是说：“有什么办的事情没有？”乍听这话，仿佛天下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有一次他忍不住了，引导小北说：“出租车票，吃饭票，总之什么票据都可以拿来，我都可以报销的！”原来他能办的，也就这么些事。小北有点气恼，心想：这不是诱惑姑奶奶上林彪的贼船嘛！那样姑奶奶有一天和你做爱时，身下都仿佛铺着一层出租车票，最大面额才是十元——不是找着“犯贱”嘛！这些想法小北当然不会表现出来，有一次还逗对方：“买皮鞋的票可以报销吗？”对方马上说：“当然可以啊！”话语中有一种喜出望外的味道，仿佛小北真要在他那儿报销一双皮鞋。可接着又说：“不过最好开作烟酒，或者笼统写为纪念品、办公用品。”
小北最后又说，况且若她和“吴三桂”有什么瓜葛，那她自己不成明末苏州名妓陈圆圆了吗？虽然陈圆圆曾“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但她还是不想成为这个晚景凄凉的玉庵道士。
那天我和小北坐在北方大学校园外一条小街一个雅静的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漫无边际地说着话儿。小北说她上大学时常钻进这条小巷吃零食，这条小巷的小吃让她吃遍了。她说：“有一家的擀面皮特别好吃。本来蛇钻窟窿蛇知道，可我今天给你打传呼前，在街上走来走去找了很久，口水都流出来了，却没有找到！”小北说，她当时差点儿就要急哭了。
小北说这些话时，像个娇憨的孩子。我都仿佛能“看”到她当时找不着那家卖擀面皮的小饭馆时，那副惘然和着急的模样。
“我上学时也常在这条小街吃饭，怎么没有碰见你？”我这样说时，心生幻觉，仿佛小北正偎在我肩头，挽着我胳膊，在这条小街上走，在北方大学校园里微风中沙沙作响的梧桐树下走。小北向我撒娇，用纤细的手指头悄悄抠我手掌心……
小北说：“碰见才怪呢！你比我大六岁、高四级呢！”
我说：“大六岁有什么不好？据我广泛调研，夫妻之间最佳年龄构成就是男大出女六至八岁。这种年龄组合有三大好处：一是呵护感。男人总觉得拥在怀里的是个小妹妹，时时事事呵护着她。二是反差小。男人四十岁左右事业有成时，女人刚三十出头。男人最具魅力在四十岁左右，女人最解风情在三十岁左右。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成功人士挽着一个三十岁出头风情万种的妻子，那是一种什么感觉？男人为啥四十岁左右离婚率高，就是因为妻子大都成黄脸婆了。三是爱情生活和谐。男人四十岁时，因事业有成，身体焕发出第二次青春，战斗力极强。女人三十出头，既不像二十多岁时在爱情生活中显出羞涩和抑制，不又像四十岁以后减弱和衰退，既放得开又收得拢，这叫强强联合。两人在一起，能不如胶似漆？”
小北已被我撩拨得秋波含情，春心荡漾，脸颊泛红。可她不甘束手就擒，瞥我一眼说：“鱼氏谬论！”这话明着在反驳我，却似在鼓励我，因此话语像夏日和煦的风儿一样，显得软绵绵的。在我听来，反有那种“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的感觉。
“不是谬论——是鱼氏定理——鱼氏爱情定理！”我像一位愈斗愈勇的勇士，继续向小北美丽心灵的纵深地带挺进。
那天傍晚，我俩去了北方大学校园，去看了我们当年住的宿舍楼，站在宿舍楼下倾听了梧桐树叶沙沙的作响声。我俩沿着一条幽静的林间小道，走过来，再走过去，仿佛在追忆着一个青春的、已逝的梦！而青春的梦注定是易碎的——人生何尝不是易碎的呢？就像阎水拍局长说的，像一根粉笔头，刚写两下就写没了。生是偶然，死是必然。阎水拍局长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脑子里天生有一种哲学思维。其实人生还像一根火柴头，“咝”一声划过去，刚燃着，就熄了！
那天我们就这样随心所欲地聊着，或而伤感，或而激越。但无论伤感还是激越，总有一种和谐在。小北告诉我，这次同学聚会她可大出了风头，因为她给聚会赞助了三万块钱。她说，是那俩局长赞助的。聚会前他俩又给她打电话，问有啥办的事情没有？有啥票据没有？看来若不在他们那儿报销点什么，他们会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为了能让他们吃下饭睡着觉，小北那天将他俩各宰了一刀。她说了一个账号，他俩很快让各自的下属公司汇去一万五千块钱。那天小北说了账号后，他俩十分欣喜，因为小北终于开了“金口”，他们这些年的追索算是有了回应。那句话怎么说？吾将上下而求索！小北对我说：“鱼在河你们这些男人，为了追一个女人，是不是都喜欢这么瞎折腾？让他们求索去吧，反正有前面那句话挡着呢！”
小北这么说时，我将她说的“前面那句话”想了一下，乐了：那句话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么想着，我对小北说：“你这狠心的蹄子，这不是逼着俩老局长像屈原那样投江吗！”
小北说：“那倒不至于。”接着说，“你们这些男人是不是都这么好玩？刀子宰在身上不痛反倒直乐。那天俩局长给我拨钱倒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有一个还对我说谢谢。搞得我纳罕半天，到底应该谁谢谁啊？”这妮子那天像在研究尼采的唯意志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一般，经过反复探索求证，终于找到了答案。她突然对我小声说：“鱼在河你说他们给我拨了钱，我是不是就应该以身相许？”
小北那天找到的这个答案将我逗乐了。仿佛她已和俩老局长“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哲学问题其实就是这样，答案原本十分简单，只是被那些面目可憎的哲学家搞玄虚了。
我那天和小北的谈话完全进入那种自由放松的状态。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在一本刊物上看到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从同志说起》。文中有一个迂腐可笑的观点，认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音员不应该将“听众同志”、“观众同志”改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难道听众观众都是朋友吗？难道各类敌人就不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电视吗？”看到这句话我心里怪不舒服。一说到“敌人”二字，就仿佛又回到“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年代，似乎我们身边随处都潜伏着各类阶级敌人。我对小北说：“小北你说这样的观点有多可笑！”
小北道：“岂止是可笑，简直是可怕！”
还有两篇文章，一篇叫《辨小姐》，一篇叫《也辨小姐》。前一篇文章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后，不应该将女性称作小姐，仍应称同志。后一篇文章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后，可以将女性称小姐，以体现生活的丰富多彩。前一篇文章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还对“小姐”一词作了考证：“宋元时一般指社会地位低微的女性”，“后多作官僚富家未嫁少女的敬称”。这篇文章的作者做梦都不会想到，“小姐”现在已变作对妓女的“敬称”。
我发表这些议论时，小北已像那个白宫实习生依恋他们的总统那样，自然而然将手套我臂弯里，脑袋歪我肩上，身子也依偎过来。我则继续任凭自己活跃的思维自由驰骋。我说：“小北你知道女人从事什么职业最容易失去天性中的美吗？就是让她去从政，尤其是做一个副县长。我们紫雪市每个县都有一位女副县长。当她们眼里闪烁着提拔的欲望，大步流星地奔你而来的时候，你会难过地闭上眼睛。你甚至会总结出这样新的格言：‘想让女人失去美吗？那就让她去当副县长！’”
接着我又给小北讲了一个笑话。我们紫东县有一位姓刘的女副县长，体形不是别的女副县长那种肥胖臃肿兼下坠型，身材有点颀长，面貌有点姣好，这在女领导干部里可不多见。县里干部私下便称她为刘小姐。一位和她关系不错的男副县长甚至常常当面开玩笑称她为刘小姐，当然一般都是在私下或非正式场合。有一天开大会，男副县长主持，女副县长最后讲话。前面各项议程进行完毕，轮到女副县长讲话时，男副县长思想一走神，下意识地将嘴巴就到话筒前说：“现在请刘小——”“姐”字已滑出一半，急忙收口，已晚，台下哄一声笑开了锅。
最后我总结说，其实任何一个词汇，一是看对谁而言，二是看什么场合。譬如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对你我而言，咱们今天提到的所有词汇，说出来都有一种亲昵的、别样的甚至是美妙的感觉。咱们不妨试一试。我这样说着，侧脸就到小北耳边低语：“小北，你是不是我的同志？”小北调皮地点头；“小北，你是不是我的老板？”小北可爱地颔首；“小北，你是不是我的朋友？”小北含笑点头；“小北，你是不是我的‘敌人’？”小北连连颔首；“小北，你是不是我的女副县长？”小北复点头；“小北，你是不是我的小姐？”小北快乐地颔首；“小北，你是不是我的工会主席？”小北再点头；“小北，你是不是我的总工程师？”小北又点头。“小北，你是不是我的小北？”小北点头。此时我已伸出藤蔓一般的手臂，轻轻揽住小北富有弹性和质感的纤腰。我的手抚在小北腰际，像抚在清澈的“水波”上一样，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我抚着小北，抚着我生命的全部，给她低吟了海涅的一首诗——
暮色朦胧地走近
潮水变得更狂暴
我坐在岸边观看
波浪的雪白的舞蹈
我的心像大海一样膨胀
一种深沉的乡愁使我想望你
你美好的肖像
到处萦绕着我
到处呼唤着我
它无处不在
在风雨里
在海的呼啸里
在我的胸怀的叹息里
我用轻细的芦管写在沙滩上
“阿格纳思，我爱你！”
诵毕，在已将大地完全笼罩的夜色中，在我离开十多年已显陌生现在又渐觉亲切的校园里，在沙沙作响的梧桐树下，我的手臂突然像桶箍一样箍紧小北，将嘴唇贴过去再次耳语：“小北，你是不是我的阿格纳思？”
小北只说了一个字！随即，她就像一只因兴奋而扎煞开翅膀的美丽的孔雀，将双臂向我环绕过来，身体则像一根柔软的面条，完全依偎在我身上。她像小鹿一般焦渴难耐地向我仰起长长的脖子，又像一只期待着哺育的小雀一样，恰到好处地为我启开了双唇。我则像一只贪婪的老狼一般，或者就像那位好色的美国总统，用我肮脏的双唇，覆盖了她纯洁的花瓣——我俩的嘴唇就像韩国产的三星牌手机一样，翻盖啪的一响，便如醉如痴地合在了一起。
只有和小北在一起，我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那份珍贵。如果说，此生我还用灵魂爱过一个女人，那就是此刻像一团毛线一样缠绕在我身上的这个陶小北！这个像藤本植物或蔓生植物一般攀援在我身上的陶小北！这个像一片在微风中轻轻抖动的树叶一样贴在我身上、像一颗白菜心一样卷在我身上的陶小北！这个心灵像水晶一样纯洁、容貌像宋祖英一样姣好的女人！只有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我心中才没有那么多肮脏和龌龊，我的心灵甚至在那一刻变得像娃哈哈矿泉水一样纯净起来。
从我到玻管局的第一天起，陶小北就向我的灵魂深处走来。她是上帝派来拯救我这个魔鬼和名利之徒、欲望之兽的天使。可我却弃她而去。因为我们紫雪市不是生活的真空，如果是真空，我真愿与她一起乘风、踩云、骑鹤飞去——直至飞入那种琼楼玉宇！
一边是陶小北的企盼和呼唤，一边是欲望的勾引和拉扯。在我大步向“欲望”这个王八蛋走去时，有一双忧伤而失望的眼睛始终在凝视着我。对不起啦，小北，我得先去了却我的心愿，然后才能回过头来爱你、吻你、拥抱你、缠绕你！并和你一起纵情地“唱歌”！
《背叛》吴言
第三十章
在八缸三菱由谁开的问题上，老板有过一丝犹豫。小虎各方面都好，只是给阎局长开车时间太久。老板虽和阎局长从未疏远过，但他还是不想用阎局长的人。
老板征求我的意见，我早猜透了他的心思。并已把局里其他几个驾驶员挨个从脑子里“过”了一遍：小马太“木”；小苏开车时间短，技术让人有些不放心；小牛不知轻重，甚至不识好歹，有时又有点太张狂。这是往轻里说呢，往重里说，脑子都有点问题，即使他脑子没问题，我能让他给老板开车吗？那不等于给自己枕头底下置放了一颗定时炸弹？
可我又不能直接推荐小虎，那样老板会疑惑。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老板身上，这是做办公室主任的大忌，弄不好就砸锅了。而且一事猜疑，事事猜疑，再要获取信任，难上加难。就像处女失去贞操一样，再要给老板奉献一次“女儿身”，着实不易。老板即使伏上身后也会心存疑惑，他甚至会想：是不是那种人造处女膜？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浪女结婚前怕未来的丈夫怀疑自己不纯洁，便将耳膜移植成处女膜。洞房后，新郎困惑地找医生，说：我跟她说悄悄话，她不知怎么了？老是抬腿——如果老板是那个新郎，我是那个新娘，吓死我也不敢如此戏弄老板。
我不能推荐小虎，但我可以讲出一番道理来，让老板认可这个道理。实际几个驾驶员中，老板有可能使用的，小虎之外只有小苏。小牛小马他才看不入眼呢。小苏人倒机灵，可驾龄短，这一点老板当然清楚。那段时间，市里连着发生几起车祸，市里一个副局长，县里一位副县长不幸在车祸中丧生。
我当时是这样对老板说的：“用谁是次要的，主要是看谁符合下面这些条件：技术好，开车稳当；不沾酒，人精干，口又紧。顺着这个思路，在几个驾驶员中比选，对号入座。”
“那就用小虎吧！”老板下了决心。局里几个驾驶员中，只有小虎符合这几个条件。他滴酒不沾。小马和小牛都是海量，小牛甚至私下对别人讲，他喝一斤酒后开车最稳当。况且这小子的嘴巴松得像妓女的阴道一样，胡嚼瞎诌乱说占全了——他开一辆红旗车，就敢给别人吹嘘他开的是飞机；他开的若是飞机，就敢吹他开的是宇宙探测器或载人飞船——他甚至敢吹八年后乘坐“神五”号载人飞船一飞冲天绕地球十四圈的航天英雄杨利伟是他的徒弟！
接车付款后，那位车行经理悄悄塞给我三万元钱。我接车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将其中的两万元装在一个信封里，到马局长家里汇报接车情况时，十分老练地塞进马局长的抽屉里去，剩下一万元当然留给了自己。
给别人抽屉里塞点钱之类，对我而言早成了“小儿科”。即使给别人口袋里塞钱，我也早已驾轻就熟，不露一点痕迹。有一次去财政局给局里拨经费，主管经费的副局长总是推三阻四，我跑得颇烦，某天副局长在蓝天大酒店开会时，我撵在他身后一步跨进电梯，见只有我们两人，我敏捷地掏出一个信封，不由分说塞进副局长的外衣口袋。此时电梯才刚到二楼，副局长做了一个准备将信封掏出来的动作，可电梯门已打开，又有人进来，副局长急忙将双手抚在怀前，面无表情地看楼层指示屏。此时我早已一步跨了出去。在电梯合上时扭回头扫了一眼，发现副局长脸仍板得像一块铝盔一般，眼珠子一动不动看那个指示屏，仿佛那是柳如叶的“后部”似的。我急忙扭回头来，电梯升了上去，我也笑出声来。想起副局长准备往出掏信封那个动作，心里想：又不是打篮球，或者盘带足球，还给老子玩“假动作”呢！
我对自己操作此类事情的水平很满意，岂止是炉火纯青，简直到了那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
那天折转身我就去找柳如叶。她给我开了一张“会议费”发票，其金额当然大于塞给局长信封里的钱。发票开好后，柳如叶拿出一个小巧的手机打电话，那时候我也刚配上手机。我拿出我的手机和她的手机合在一块儿比试。我的当然要壮硕一些，我就故意将我的手机压在她的手机上，笑着问她：“小柳你说这两个手机像不像在唱歌？”柳如叶当然不知道“唱歌”的含义，“唱歌”的那种特殊含义，只有她“姐”——即我的妻子柳如眉知道，属于我们夫妻俩的闺房秘语。若我和柳如眉是那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也是属于我俩的“专业术语”，从未像煤气或天然气那样向外泄漏。接着我又进一步挑逗柳如叶，说：“你瞧它俩不仅唱歌，还一个填词、一个作曲呢！”“填词”和“作曲”所指，柳如叶当然也不知道，但我的话还是把她逗笑了。她用自己的小白手拿起她的手机说：“你这人挺有趣的呢！”“是吗，我还有更有趣的时候呢！”我望着她这么说时，她并不看我，却在看她的手机，一边看一边说：“我这手机是昨天才买的呢，不信你看我的发票。”她掏出一张发票递过来让我看。我刚装模作样看了一眼发票，她又伸出另一只小白手，五指并拢，在我眼前绷直展开。名义上是向我讨要发票，实际上是让我看她那双修长的手呢。我知道这只手还是一道梯子，她想让我沿着梯子攀援而上，像西门庆那样从墙头跳到李瓶儿家院子里去呢！我是何等聪明之人，早领会了小娼妇的意图。我没有将发票放她手心里，却伸出一只手捏住她的手说：“你的手好漂亮啊，上帝太不公平了，怎么把你‘打造’得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美妙绝伦！”紫雪市那段时间十分流行“打造”这个词，翻开《紫雪日报》，一版的大字标题几乎天天有“打造”二字：打造我市交通建设新局面；打造西部大开发的人才平台；夯实教育基础，打造美好未来……紫雪日报社仿佛成了一个铁匠铺，编辑记者们一阵乱抡，紫雪全市十六县都能听到“叮叮咣咣”的“打造”声。 我那天将这个词用在柳如叶身上，逗得她掩口就笑，媚态十足，简直就像倚在门口用叉竿打了西门庆的潘金莲，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我一边像西门庆那样把一张笑吟吟的脸儿向着她和她说话，一边却在心里想：篱不牢犬入，待我老鱼哪一天像《紫雪日报》那些记者那样“打造”你这小娼妇吧——我突然又想起几年前初次见这蹄子时，曾将她想作是一个“出版社”，看来我这本书籍有望在她这儿“出版”了！
那天那张手机发票柳如叶当然没讨回去，而是讨回去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恰好能买这样一部手机的人民币。柳如叶当下笑得更妩媚了，看得我发痴。我心想：“打造”这妮子是早晚的事！
其实细想一下，柳如叶拿出那张发票，本身就是有用意的，原本就没想拿回去。她伸出手讨要发票只是给我做个“假动作”——靠！这年头做“假动作”的人怎么这么多！
让我良心有点受谴责的是，我让财政局副局长蒙受了不白之冤，无端地给他栽了赃。在老板那儿报销条据时，我对老板说，给局长送了一个信封，还给他女儿送了一部手机。我说这话时面不改色，眼都不眨一下，好像真给局长女儿送了一部手机似的。老板在右上角签字时，我甚至继续加油添醋，又说：“那天我将手机递局长女儿手上，那女孩乐的嘴都合不拢，不过那部手机款式也真是挺好看的。”
拿着老板签过字的条据在康凤莲那儿领钱时，我心里又觉得有点对不起柳如叶——未经她同意，无端给她找了个爸爸！不过给她找的这个爸爸挺有身份的，也算对得起她。这样一想，释然。
新接回来的八缸三菱车当然不会让小牛开！小牛将车钥匙交给小虎时，脸上掠过一丝不快，想说点什么。我阴着脸瞥他一眼，目光中寒光一闪，他便啥话也不敢说了，反而马上挤出一脸笑容。我已将这总是推涛作浪的小子耍挽得服服帖帖。如果我是一口烫人的锅，他便是那块烙饼，我想怎么烙他就怎么烙他。有时手懒一点，翻得慢一点，他的某一面就会被烤焦。可烤焦他也不敢吭声，他敢吗？
小牛以为他被我踹了一脚，反过来会拍拍他的脑壳安慰一下他，将小虎换下的奥迪让他开。可我偏不，我还要再踹他一脚，我将奥迪车钥匙交到了小苏手中。老板欣赏小苏，我当然也要抬举小苏。老板更会觉得我处事周到——他想的事，还没说出来，我就替他做了。“这小鱼真是我的第二副脑子呢！”老板就会在心里这样想。小苏也会很高兴，驾驶员里他资历最浅，可我一下就把他放小牛小马头上了，他以后投票时还能不写我的名字？恐怕那只执意要写下“鱼在河”三个字的手我拉都拉不住呢！而且还有一个人也会十分满意，这个人对我又十分重要，其重要程度仅次于老板，那就是陈奋远主任！提携小苏，陈奋远主任怎么会不满意呢？这就好比你称赞一匹骏马，马的主人保准会乐得合不拢嘴，就像柳如叶拿到那个信封乐不可支一样。这就叫异曲同工之妙。陈奋远主任坐在小苏的奥迪车上时就会像老板那样想：这事我并没给在河交待啊，他怎么就办了？莫非他是我肚里的一条蛔虫？陈奋远主任将脑袋惬意地仰到靠背上时，就会闭着眼睛在心里说：在河是个不错的同志！可造之才！弄不好哪天就会和我推襟送抱！
陈奋远主任这样一想，就将我想乐了。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我当即便“笑意写在脸上”，但我却并没有去“哼一曲乡居小唱”，而是在心里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表扬与自我表扬：靠！鱼在河，你现在怎么总是能玩出一箭三雕！
那天我将车钥匙递给小苏时，小牛在场，其实我是专瞅他在场时拿出钥匙的。他以为我准备给他，手已伸了过来，像一只狗瞅着一块骨头似的眼巴巴瞅着那串车钥匙。可我却面无表情地将钥匙递给小苏。小苏当时并没有伸手，见我给他递过来，才急忙伸手接住。小苏往出伸手时，小牛正往回缩手，那一瞬间他脸都白了，想来他心里有多难受。老子就是想让你难受，难受了再难受！我在心里发狠。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套用这句话：让人难受一次并不难，难的是让人一辈子难受！我就要让小牛一辈子难受！我不知自己啥时变得这么狠，心如铁石一般！
这也是我的行为原则和处事标准：伸手要的一律不给，不伸手的大大的给！
如果小牛是歌手陈小春，这小子保准会给我唱一首《算你狠》！
小牛还想开奥迪呢，这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什么区别。这小子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向我伸出手时，我正盘算着怎样再踢他一脚呢！这就等于踢他个“连环脚”，也就是连踢两脚，一脚踢完接着再踢一脚——我当时正思谋怎样将他的红旗车钥匙收回来呢。我有个大胆而奇特的构想——让小牛再去开那辆面包车！这个念头涌上脑际时，我差点儿兴奋得跳起来，不禁拍案叫绝。这才是大手笔呢，事情若能做得这么绝，不是大手笔是什么？
当然这得等待时机，我才不和这等小人硬掰呢。你若硬去掰他手，他掰不过你，万一着急了，低头像狗一样在你手背上咬一口，那多划不来！我要让他哪一天自己乖乖将钥匙交出来。
小苏开了奥迪后，桑塔纳缺一个驾驶员，我一个亲戚凑了上来，还是我老爹给我打的电话。可我却没用这个亲戚，倒不是我有那种“大义灭亲”的胸怀，而是还有人给我打了电话。这个人是惠五洲和郑向洋吗？当然不是！他们能给我打电话就好了，可他们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老板都很少接到他们的电话呢！即使有事叫老板，也是他们的秘书打电话。他们的秘书一个姓雷，一个姓宇。这可真是“雷声大、宇（雨）点小”呢！我当然只在心里这样想，我才不会随便议论领导同志的秘书呢！只是给自己添点乐。不是说快乐可以延年益寿吗？我才刚做到科长，有多少心愿未了呢！当然不想过早地告别这个美丽多姿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千世界。
那么还有谁给我打电话了呢？是一个女人，当然不是陶小北、李小南或者柳如眉以及她“妹妹”柳如叶。这个女人年龄比她们大一些，相貌比她们丑一些，待人接物态度比她们蛮横一些。这个女人是马夫人——就是我们老板的夫人。虽然老板并没给我说什么，但我还是马上用了马夫人推荐的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姓唐。我安排小唐开了那辆桑塔纳。
小唐来局里上班后，从我手里取走车钥匙，我还在自嘲地想：“这可真是拍‘马屁’拍到家了！”
老板知道这事后，淡淡地对我说：“以后她推荐的人你不要理睬，有事我会给你说的。”我当时毕恭毕敬地站在老板面前，心想：你要有事不给我说呢？攥紧拳头让我猜呢？我不是你的“第二副脑子”吗？“二脑”此时不派用场，更待何时！老板当时一边和我说话，一边还在批文件，批了一会儿又抬头望着我说：“否则别人会说我以权谋私！”
“怎么会呢？小唐是个不错的小伙，别人又不知道‘嫂子’给我打过电话。局里别的同志还以为是我用的人呢！”我说这番话时，又灵感突至，像上次将马局长称作老板一样，这次又将马夫人称作了“嫂子”。这是我第一次称那个难看的女人为嫂子。以后我就一直将她叫作嫂子。这个突然跑到我大脑里来的称谓，基本相当于写文章的那种神来之笔，一下拉近了我和老板的距离，增添了一层亲近和亲昵的意味。这不明摆着嘛：马夫人是嫂子，老板不成“大哥”了吗？
老板微笑着抬起头，再次望住我说：“你这个鬼家伙！你啥时有权‘用人’了？”
见老板这么说，我竟撒娇地胁胁肩，谄媚地笑着说：“这点权还不是老板给的吗？不过我只用那些老板想用的人——我随时愿为老板挡一些口舌！”
老板此时笑得十分灿烂，对我说了一句报纸上和市里的文件里常说的话：“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嘛！这点胸怀还是应该有的。”
我竟第二次胁肩谄笑，令人作呕地在老板面前像个半老徐娘一般撒娇：“那是老板您的胸怀！对我来说，永远铭记着的应该是，‘权为老板所用，利为同志们所谋’。”还嫌不够，接着继续剖白，“老板待我如此之厚（我没有说“待我不薄”），我怎能不永远忠心耿耿跟着老板呢！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嘛！”我本来想说“士为知己者用”，话到嘴边，为了强调和加重语气，更有力地表白心迹，改作了“士为知己者死”，仿佛我真准备为马方向抛头颅似的。
一个人若要卑鄙无耻起来，真是八头牛也拉不转的。即使再加一头牛、两只虎，恐怕也无济于事。我一天到晚只管胁着肩讨马方向的欢心，即使马方向知道了柳如眉与一票的那点儿事，当面嘲弄我：“小鱼，我看你头上冒绿光啊！”我也会胁胁肩谦卑地说：“我是在为绿化祖国做贡献呢！”我突然又想起三百多年前颜事仇、认贼作父的钱牧斋。我在马方向面前的做派，也和钱谦益在清兵面前的做派没有多少差别。钱谦益迎降时青衣小帽，俯伏道旁，丑态百出。清兵骑在马上喝曰：“你是谁？”钱谦益道：“礼部尚书钱谦益。”若时光倒流，让我鱼在河变作三百多年前南明小朝廷的礼部尚书，带领众降臣出城跪迎清兵入城时，骨头也定会软作一团，在清兵的断喝声中，也定会战战兢兢地作答：“礼部尚书鱼在河！”而鱼在河的价值其实远不及钱谦益，除了骨头软这一点鱼钱二人相同之外，鱼却远没有钱那样的学问！
真要遇到那样的历史危局，恐怕我们玻管局跪在清兵面前的不只一个鱼在河，冯富强牛望月等人磕头如捣蒜一般跪在那里，其丑态比我鱼在河还要令人不齿呢！惹得陶小北只得像当年花蕊夫人那样做诗了：“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那天我在马方向面前又是“涌泉”，又是准备掉脑袋，老板显然心里熨帖了。我揣摩出一个规律：老板一高兴，就会和我“议一议”局里的人事安排问题。果然那天老板随即就和我提起了这个话题。
老板并不把他的具体意见讲出来，他总是“点”一下，让我说。仿佛我是一个收音机，他是这台收音机的开关，他一“开”，我赶紧说；或者我是那种老式留声机唱片，他是磁头，磁头一触到唱片上，我就赶紧张嘴含混不清地唱起来；又仿佛我是一团毛线，他提着线头将我一甩，我便滚地下骨碌碌转。那天我连冯富强提都没提，直接切入说李小南，我说：“李小南做局工会主席接陶小北，是最合适人选。还能有比小南更合适的人选吗？没有了！”我自问自答，说到“没有了”三字时，还将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接着我又说：“只是现在一时没有一个十分合适的政秘科副科长人选。要么让小南兼一段时间，要么将某某调过来做政秘科副科长。相对而言，某某还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我说的“某某”是另外一个科室的一位副主任科员，姓王。我当时突然向老板推荐的这个“王某某”，跟我走得并不很近，但我几次去老板家，都在楼道里碰上了他。有一次他刚从老板家出来，“嫂子”开门送他时，显得十分热情，脸笑成了一朵花。“王某某”出门，我进门，互相笑着点了一下头。“嫂子”脸上专为送“王某某”准备的笑容没来得及收敛，随即又用这原本不是呈现给我的笑容将我迎进了门，省得再开一次颜。相当于一个个体户去工商局办手续，一次办了两道手续。
那天老板对我“物色”的政秘科副科长人选显然很满意，（是我物色的吗？）接着让我再“物色”一个“监察室副主任”人选。这差不多相当于柳如眉和我“唱歌”，刚“唱”完一次，就又要“唱”一次，一直要唱到“天下白”，也不管我累不累，身体吃消吃不消。
局里准备新设一个“监察室副主任”，那天老板是第一次提及。老板是这样说的：“市里有纪检委，又有监察局，咱局里有纪检副书记，应再设一个监察室副主任，这倒不是因人设事，机构要上下对应，便于衔接工作。这个监察室副主任在局里现有的副主任科员中产生。”
我当时脑海里已浮现出一个人的面容，老板曾几次对我说，这个人“不错”。但那天我没有像推荐“王某某”那样再推荐这个“不错”，“不错”姓张，我们权且叫他“张不错”。
我之所以没有立即推荐“张不错”，是和老板玩那种小九九。凡事得留着一手。既然是“物色”，就得下去东瞅瞅，西看看。即使我儿子藏在一片包谷林里，我进去找，也得拨开这边张望一下，拨开那边张望一下，才能将这个调皮的小家伙拎出来。如果我儿子颠着个小屁股和我玩儿，刚跑了两步，还没钻进林中，我探手便将他从后颈上一把抓回来，那就一点不好玩儿了。说不准下手太重，抓疼了儿子，小家伙还会咧开嘴哭。老板虽然不是我儿子，可他是“花中之雾”，和他玩儿，得讲究方式，有那么一点“如履薄冰”的味道。否则将他哪儿抓疼，咧开嘴哭的就是我了！
那天从老板那儿出来，恰好碰上打字员小胡，拿一份材料往老板办公室走。这小子正跟出纳员康凤莲较劲儿，想接李小南空出的那个副主任科员位子。这小子犯了大忌，想直接跟老板套上。有我鱼在河在，你能跟他套上吗？况且你又不是李小南，李小南是个雌儿，你是雄的，拿什么去和老板套？我心里再次涌上一些阴毒龌龊的念头，并再次想起这小王八蛋学我口吃摸我脑袋的情景。当时我已坐在办公桌前。恰好有一只蚂蚁从我桌上仓皇地爬过。我顺手将刚摸出准备签文件的钢笔套拧开，盯着那只小蚂蚁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钢笔套将它套住，仿佛我套住的不是一只蚂蚁，而是小胡。我在心里发狠地说：你这王八羔子还想套老板呢！等着看老子怎么套你吧！转念又想，那只蚂蚁遽然置身于这个巨大的黑洞里，（对小蚂蚁来说，一只钢笔套不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吗？）不知会怎样地惊慌失措，怎样地绝望啊！我不禁又有点好奇，想看看小蚂蚁“绝望”的情状，将钢笔套提起来。由于罩的时间长了一些，缺氧，小蚂蚁已晕过去了。可一会儿它又挣扎着爬起来，没命地狂奔。我在心里暗骂道，还给老子装死呢！然后再次将这孙子罩住。随即将笔套向一边倾斜，露开一条小缝。小蚂蚁刚挣扎着钻出一个小脑袋，我毫不犹豫地将笔套像当年反动派铡向刘胡兰的铡刀一样，狠劲按下去，但听“咔嚓”一响，小蚂蚁身首异处！
《背叛》吴言
第三十一章
局里的工作理出了头绪，打开了新局面，显示了老板驾驭全局的能力。可军功章里也有我的一半。老板如此评价：鱼在河这位政秘科长，是我们玻管局继“省长”那任政秘科长之后，理事能力最强的一位政秘科长！老板这话当然是私底下给几个贴心贴肺的人说的。
根据地已经“打造”得固若金汤，我的触须该向外伸了。
虽然老板给我以“科级干部、处级待遇”，但我参加局务会发言时，舌头总是撂不展。参加党组会表决时，手也总是伸不直。每次表决，我的手总是缩在耳朵根儿。不像牛望月，老板只要报差旅费时没难为他，多报了千把元，表决时他就会像我儿子在课堂上踊跃发言那样，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
我现在在局里所处的这种不尴不尬的位置，有点像过去大户人家那种偏房，或者现在大款包养的二奶，虽然也能得到一点实惠，但却无法大模大样登堂入室。《红楼梦》里的王夫人和赵姨娘，都有权陪贾政“唱歌”，可一个至尊，一个至卑。生下来的孩子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被千般捧着，一个被百般踩着。
因此我得名正言顺成为一名处级干部。提拔一名处级干部，老板只有推荐权。老板待我不薄，已将我作为局里的“第三梯队”和惟一的一名后备干部报到了市委组织部。下一步就得看我自己的能耐了。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位子满满的，即使有人提携你，往哪儿插？
这就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马方向局长上任时，市委组织部长明确讲，余宏进副局长年龄有点偏大，有点可惜。余宏进副局长是哪一天的生日？十二月二十六日。余宏进副局长哪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到龄退二线？1999年。现在距1999年还有几年？两年多一点。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两年是不是稍纵即逝？
不只是余宏进副局长，包括陈奋远副局长、朱锋副局长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退二线，我也记得清清楚楚。要不我怎么能成为一个深受老板信任的、百里挑一的政秘科长呢！
老板对我宠爱有加，竭力推荐我。同志们待我也不错，只要搞民主测评，就将票投给我。这些都为我乘势而上奠定了基础。但还缺少一点外力，得有人狠劲儿拽我一下。我若是电影《南征北战》中那个张军长，还得找个李军长来拉我一把！
谁是我命运中的“李军长”？我瞅中了郑向洋市长。
郑向洋市长跟我并不熟悉，见了面甚至不一定能叫出我的名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哪个人一生下来就跟别人熟悉？除过爸爸妈妈之外，再谁能叫出你的名字？我和柳如眉都可以同心协力生出一个儿子来，可直到介绍人将我们像牵两匹马儿一般牵到一个槽上前，我和她都不认识。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一张床上睡觉、看书、阅读报纸，包括观赏避孕套说明书上的性交姿势图案，然后乘兴接吻、“唱歌”！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坚信我不仅可以和郑向洋市长相识，而且有可能和他达到“唱歌”那样鱼水相欢的亲密和谐程度。当然我不是说我要和郑向洋市长“唱歌”——我们不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但我可以找一个女性与郑向洋市长“唱歌”，而我则趴在门缝外边偷着看。我不就是一边看着阎水拍局长、马方向局长与一个可爱的女孩“唱歌”，一边当上这个政秘科长的吗？
当然我不一定非得采取这种“偷窥”的方式走到郑向洋市长的心坎上，这种方式毕竟太下作！有句话说，条条大路通北京；还有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应该再加一句：条条大路通紫雪！——到“十一五”末期，我们紫雪境内就有“八纵八横”十六条高速公路啦，这不是条条大路通紫雪嘛！
无论是北京、罗马，还是紫雪，我觉得这些话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思，告诉了我鱼在河一个共同的道理：结识郑向洋市长的方式有很多！
我决心以一种独特而别致的方式架起与郑向洋市长“心连心”的桥梁。这种方式那些傻瓜肯定想不到，而我想到了。这种方式很少有人去尝试，而我决定去尝试。逆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对人太重要了。如果有某一种方式，一经使用，便会让郑向洋市长暗暗叫好，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是独一无二的？双方交战，一方突然亮出一件杀伤力极强的新式兵器，另一方会不会望风披靡？
我现在已掌握了这种新式兵器，随时准备助郑向洋市长一臂之力。
让我大喜过望的是，郑向洋市长当时正在与人交战。郑向洋市长与谁交战？与惠五洲书记交战。
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都不是我们紫雪籍人。刚到紫雪工作时，两人配合得不错。一件事情，若惠书记表过态了，郑市长就会说：“按惠书记指示办！”一件事情，若郑市长表过态了，惠书记便会问：“郑市长怎么说的？”对方将郑市长“怎么说的”如此这般复述给惠书记后，惠书记略作思忖，便会说：“那就照郑市长说的去做！”
这两个人主政紫雪后，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阶段，夫唱妇随，两人一天到晚乐呵呵的。那段时间，将我们紫雪根深蒂固的派性压了下去，东西矛盾有所缓和。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矛盾又有所抬头，并呈激化之势。
首先传出的说法是惠五洲书记被东八县人收买了，身子倒在了东八县一边——仿佛东八县是一张床。接着传出的说法是郑向洋市长被西边利用了，屁股坐在了西八县一边——好像西八县是一个板凳。
这些说法让人不禁产生联想，好像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是两棵树，而紫雪市的五百多万人民群众则是腰勒绳索的伐木工人。东八县的二百多万人抡起大斧狠命地将树向东砍，树便被一群人拽着倒向了东边；西八县的二百多万人抡起大斧狠命地将树向西砍，树便又被一群人拽着倒向了西边。
市委书记与市长的矛盾，属于“结构性矛盾”，亲哥俩一个做书记，一个做市长，也只能有三天的热乎劲儿，好不到哪里去，更难做到天长地久。产生矛盾是必然的，不产生矛盾是偶然的。
据说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产生矛盾的“导火索”还是马方向局长。那次研究玻管局长、铜管局长、重工局长、科委主任四个正县级干部的人事会，郑向洋市长没有参加。当时郑向洋市长出国考察去了。四个新任局长中，除马方向是在本局产生的外，其余三个都是市委派来的：有两个市委办公室的副主任，还有一个科长。郑向洋市长出国考察回来后，红头文件已摆在他办公桌上。梅如水秘书长和玻管局的鱼在河心态一样，想做名正言顺的副市长。当时恰好缺下一个副市长名额，可惠五洲书记却迟迟不表态，最后传出的风声却是，拟报紫东县委书记杨远征。梅如水秘书长因此对惠五洲书记心存不满。郑向洋市长考察回来，他就给紧锁眉头瞅着那份文件的郑向洋市长“浇油”，他说：“这样安排人事，失公道，欠公平！四个局长有三个是市委派来的，好像咱市政府是当年已显式微的蜀国，连个廖化都选不出来似的。这不是市委准备接管咱们市政府吗？咱市政府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啊！优秀干部多得是！不说廖化，关羽张飞赵子龙也一抓一大把！铜管局就有一个老将黄忠，本来这次该他做局长了，市委却派一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年轻科长来做局长。这样一个毛孩子压他头上，他能服气吗？包括那个马方向，虽然不是市委来的，但也不是啥好东西！他当玻管局长是惠五洲亲自点的将！这个马方向，啥时像吴三桂降清那样投靠惠五洲了！”
其实马方向局长也是哑巴吃黄连。惠五洲书记是赏识他一些，可他何尝不想同时获得郑向洋市长的赏识呢？可郑向洋市长却就是不赏识他。一个孩子，爸爸喜欢他、宠他，他何尝不想同时让妈妈也喜欢他、宠他呢？可妈妈偏不宠他，宠的却是另一个孩子。马方向担任局长后，多次尝试能在郑向洋市长那儿取宠。见他殷勤，郑向洋市长对他态度有所改变，但也仅是“态度”有所改变而已，心中的芥蒂却再难消除。马方向局长在郑向洋市长面前更是百般小心，生怕脚下一滑，掉冰窟窿里去。
待我决定投奔郑向洋市长时，惠郑两人已处于短兵相接阶段，互相将对方砍得遍体鳞伤，并已公然“分道扬镳”：一次两人同去紫北县为一条高速公路竣工剪彩。剪毕彩惠书记坐车一溜烟向南走了。郑市长原定的行程也是向南去——因为只有向南去才能回到紫雪市政府。可他不愿跟在惠书记身后一溜烟跑。他这个级别又不能调一架专机来。郑市长于是突然改变行程，反其道而行之——乘车一溜烟向北去。县上领导左右为难，县委书记与县长紧急磋商后，县委书记驱车一溜烟追随惠书记而去，县长驱车一溜烟撵郑市长而来。县委书记那边还好办，惠书记再没多折腾，只是半道停下车看了一个扶贫点，便和县委书记握别。县长那边可作难了：待他撵上郑市长，郑市长的车子已出了省境。郑市长司机姓吴。出省境后正在狂奔的小吴陡然放慢了车速，因为小吴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车子犹如一匹狂奔的骏马，突然变作一只在山坡上悠然吃草的小羊，慢悠悠地晃来晃去；又像那种裹足不前的小脚女人，提着个小包袱站在旷野上找不着归家的路；还像当年肝肠寸断挥泪出塞的王昭君——那可真是一步三回头啊！
当时郑市长正在酣睡，身子向一边倾斜着，脑袋像一根沉甸甸的麦穗一般垂在坐椅一侧。小吴问秘书小雷——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那个“雷”——往哪儿走？小雷也不知道。两人都不敢问郑市长，只好让车子像渡船一样在公路上摆来摆去。车里当时低声放着轻柔的歌儿，有点像那种催眠曲，歌词却是：“你太累了，太累了，好好歇歇吧。”市长“歇”了一会儿，抬起头问到哪儿了。小吴和小雷忙异口同声报出某某省的某某县。怎么跑这儿来了？市长自语着。随即又问：“前面是什么地方？”小吴和小雷赶忙抢着回答，说出一处名胜古迹的名称。郑市长精神一振，将身子坐直，随口吟哦出那处名胜古迹一幅咏怀旷达的楹联：
问谁弗想大年，禄无灵，祝无灵，医药更无灵，一口气不来，别下了老母娇妻幼儿稚女；
是人都有此日，生为幻，死为幻，皮肉皆为幻，百般心怎用，讲什么恩潭怨海利锁名缰。
郑市长有点文才，好吟风弄月。小雷便在某年过春节时请一位著名书法家写了两句话送给郑市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小吴也有追求进步的想法，不甘一辈子转方向盘。见小雷抢先一步，有点不服气。小吴姑夫是《紫雪日报》总编辑，还是紫雪颇有名气的一位书法家。小吴找姑夫，姑夫提笔便写下两句话：“立脚怕随流俗转，高怀独有故人知”。小吴不懂这两句话的意思，但知道是好话，急忙裱好给郑市长送去。郑市长看看这幅字淡淡地说：“这是于右任的诗句嘛！于右老还有一副对联也颇有名，流传甚广，‘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右老这副对联是书赠蒋经国的。我们当然更应具有这样的胸怀。”
那天小吴给市长送字归来，内心里十分钦佩市长的博学。他找姑夫写那两句话赠给市长前，根本不知道是于右任的句子，他甚至不知道于右任是个什么鸟人（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官）。市长当时还吟咏了于右任辞世前所作一副自挽联：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当时小吴见郑市长背着手在客厅走来走去，口里像小孩吹泡泡糖似的只管“兮、兮、兮”地吟哦，觉得十分好听，可却又听不懂。书还是念得少了一些。小吴在心里责备自己。小吴叫吴社教。这个名字像给人头上贴了一个标签，其出生年月一望可知。就像那些“永红”、“卫东”一样，直白的让人慨叹我们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几个名字上面丢了个干净。
小吴那天出门后还在自责，自责之后又有点惘然，惘然之后又有点茫然，茫然之后又有点怅然。心想：除过掌握一些汽车驾驶方面的技术之外，其他知识掌握不多兮。看来这一生在仕途上有大的发展已无可能，虽已从市党校本科班毕业，正准备读研究生，但将来万难干到郑市长这样的位置。也就是做市政府办公室一个总务科长，当然若能争取干个房产科长更好一些。现在吃喝拉撒人们早不当回事了，房子却显得十分重要。人们总是像雀挪窝似的不停地换房子，恨不得一家住一栋小洋楼——小康社会是不是就是这样？难怪一天喊叫“奔小康”呢！奔小康原来就是“奔房子”。那市政府的房产科干脆改为“小康科”算了，由我小吴来做这个“小康科”科长。人一生真是干不了几件事，孩子不能再生——已有了一个。这一生也就只剩两件事了：一是任“小康科”科长后先给自己弄一套大房子住住；二是让老郑（小吴私下称郑市长为“老郑”）将来给咱弄个括号，括号里面写明：按副处级待遇！和那个鱼在河一样，也是“科级干部、处级使用”。小吴又突发奇想：如果括号里的那几个字能像上小学时填空那样，有几种答案任选一种填进去，那我就给自己填个：按副省级待遇！
那天小吴脑海里掠过的“奇思妙想”到此为止。他当时用眼角的余光瞥瞥“老郑”，心想：若成副省级，不是坐老郑头上了？——与实际相距甚远！况且坐老郑头上，老郑会不高兴的。老郑若不高兴了，小吴……小吴打了个冷颤，再不敢胡思乱想，专注地开车。
小吴“做梦”的这一会儿，郑市长已和秘书小雷说到了岳飞。郑市长说他去年到苏南参观学习，在镇江期间，去了金山寺，就是《白蛇传》里的那个金山寺。在金山寺七峰亭，那个讲解员讲到，当年岳飞被秦桧所陷，奉诏回京。金山寺一老僧吟诗一首，提醒岳飞当心小人陷害。这四句诗是——
风波亭下浪滔滔
千万流星把舵牢
谨防同舟人意歹
将身推落在波涛
“这四句诗值得玩味啊！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你们年轻人，尤其应该汲取其中一些有益的东西！”郑市长正对小雷如此说，突又转向小吴：“对啦，那天那个讲解员也姓吴，高高的个儿，白白净净，有一股南方女孩子的灵秀之气。当时大家也都称她‘小吴’。”郑市长此时脑海里顽强地浮现出那个讲解员生动活泼的身姿，青春美丽的面容，娓娓动听带点南方味儿的普通话。心想：同是小吴，“此吴不是彼吴”啊！按郑市长所思，镇江市那个漂亮女孩儿小吴，此时仿佛已成为他的专车驾驶员，开着这辆车向前面的“金山寺”奔去呢——可惜前边那处名胜古迹并不是金山寺！
秘书小雷见郑市长突然撇下自己转向小吴，陡然对“小吴”热情起来，他不甘被冷落，想扭转“被动”局面，忙又不耻下问地向郑市长求教：“市长您起初随口吟咏的那副对联能不能再说一遍，我不太懂，想记下来，回去慢慢琢磨。”小雷说着已掏出小本，拧开钢笔套。
“这副对联调子有点消沉，应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汲取其旷达和视名利如浮云、若粪土的那一面，你们年轻人尤其应该这样。”郑市长说着，又重新吟咏了一遍。咏毕又重复了最后一句：“百般心怎用，讲什么恩潭怨海利锁名缰！”
此时郑市长才作出决定，对小吴说：“就到那儿去（指那处名胜古迹），这几天太累了（果然“太累了”），去那里放松一下心情。”小吴得令，精神抖擞提车向前疾驰。跟在后面县长的车子，原像喝醉酒一样摇摆，险些就要像东汉末年那个焦仲卿一样，“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了，此刻已欣然从树上解下绳索，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扬起那种“风帆”，车子奋然提速，像一只快捷掠过的兔子一般，铆足劲儿跟了上来。
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别着劲儿在我们紫雪市背道而驰，对下面的同志来讲，就有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不仅处级干部要选择，我这样的“准处级”也得选择。当时紫雪市正在流传一个“副处”的段子。一副处级干部与一小姐跳舞，问小姐是否处女。小姐答：“差不多，算个‘副处’吧！”可我现在却连个小姐都不如，还是个“准副处”。
紫雪双峰并立、两“树”对峙，按理我应选择惠五洲书记这棵“树”，帮惠书记砍郑市长，因为我是东八县人。可我却决定帮郑市长砍惠书记，为什么？——凡事都应该问个为什么！
这就是我鱼在河的过人之处了！
或提拔，或平调，惠五洲书记和郑向洋市长最终都得离开紫雪。这个前提是确定的。那么谁先离开？也许两个一块儿离开，也许惠五洲书记先离开，惠五洲书记年龄要大一些。这两种可能都有可能。惟独第三种可能绝无可能——第三种可能是：郑向洋市长先离开！
为什么郑向洋市长无先离开可能？两个情浓如火的恋人扑在一起，不接吻会不会分开？郑向洋市长就等于抱在一起没亲嘴的那个人——市长只有当了书记，才算亲了嘴，才会心满意足地咂着嘴巴离开。
郑向洋市长就一定能当书记？这倒不一定！惠五洲书记离开，也许郑向洋市长能做书记，也许会另外派来一个书记。两种可能都存在。可就是郑向洋市长继续做市长，也比我跟在那个已经离开的惠老头后面强得多。一个市长若想关照一下我，还不和我想关照小虎小苏小马小唐一样容易！
此其一。
其二，打击敌人，还得保护好自己。我若去打击郑向洋市长，暴露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因为我是东八县人，别人很容易顺藤摸瓜，摸出我这个“小爪牙”。而我若去打击惠五洲书记，暴露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因为惠书记若是共产党，我就是八路军。共产党和八路军虽然有可能“打起来”，但那只是因为夜间行军看不清番号所致。就像几年后爆发的美伊战争，美国人动不动就将英国人的脑袋打飞——均系误伤，将英军当做伊军了。
所以我若真要向惠五洲书记放几枪，别人也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来。况且我们紫雪市公安局那些干警，开着警车吓唬老百姓的本事倒不小，可真要破几件案子，却像妇女难产一般，常常把一些有头案破着破着就破成了无头案。
并且放黑枪打惠五洲，又有一箭双雕之效。一枪打两人——打掉惠五洲，同时就等于打掉了马方向——别吃惊，我现在当然不会打掉马方向，可长远呢？他才四十多岁，等他像阎水拍那样退二线时，我鱼在河也老得快跑不动了。所以打掉马方向是我的战略目标，终极战略目标是靠组织一个一个战役去实现的。我只是制定好了今后几年的作战计划，然后相机一步步去实施和完成它！
我已准备好一个杀手锏，我向郑向洋市长亮出这件兵器时，他一定会大喜过望。可我现在还不能亮出这件兵器，因为郑市长还不知道我，当然更不知道我手中有如此利器。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让郑市长知道我，进而熟悉我，然后再伺机亮出这件法宝——和郑市长将巴掌拍到一块儿！
正当我苦思冥想如何贴近郑市长时，不旋踵，老头倒主动向我贴过来了。可应了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背叛》吴言
第三十二章
一位外商，拟投资十亿元人民币，在紫东县建设中国最大的浮法玻璃厂。全称为“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紫东县最初将这个合资项目报到市里时，全称为：“中外合资紫东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郑向洋市长看到这份报告后，眼睛一亮，略作思忖，拿起炭素笔，将紫东的“东”字勾掉，改作一个粗粗的“雪”字。然后在材料上面批了一段话——
“紫东县依托优势资源，下大气力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我市各县区、各行业、各部门带了一个好头。紫东县‘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经验和作法值得我市各级各部门学习，以使我市招商引资工作跃上一个新台阶，打开我市对外开放工作新局面。”
这段话写在紫东县上报材料的天头。随即郑市长又将那支吐水流利圆润的炭素笔像“浏阳河”一般一勾，绕了几道“湾”至“地角”处，再批一段话：
“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召开在即，请市政府办公室与玻管局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即赴紫东县，尽快拿出一份有分量、有高度、有说服力的经验总结材料，一周后报我。此事由玻管局牵头，市政府办公室出人参与。”
市政府办公室出的人是郑向洋市长的秘书小雷。
玻管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迅速成立两个组。两个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第一个组是联合调查组，老板亲任组长，郑市长秘书小雷任副组长，组员是我和李小南。第二个组是材料组，郑市长秘书小雷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组员为李小南。
市长批示第二天一大早，老板就带我们直奔紫东县。按照老板的安排，材料须在第六天呈报郑市长，比市长要求提前一天。为啥不迟不早提前一天？这里有讲究呢！若刚批示一两天内就将材料报上去，即使材料写得好，也会给市长留下“不认真”、“敷衍塞责”的印象。若超过了市长要求时间，市长又会觉得“工作拖拉”、“不紧凑”、“误时误事”。任何事情，一旦脑子里留下“印象”，再要消除就困难得多。
白衬衣若沾上墨水，用超强力洗衣粉洗涤，要想不留一点痕迹也非易事。我凭什么在老板那儿受宠？就是因为老板包括老板妻子都对我印象好。冯富强为什么被贬“邓州”，就是因为前任老板（指亲爱的阎水拍局长）对他印象差。阎水拍局长向马方向局长交接工作时，一句话就葬送了冯富强一生的前程。这句话有点像海湾战争中美军发射到伊拉克境内的“飞毛腿”导弹，一下就钻进冯富强瘦弱的身躯里，将这个皮笑肉不笑的家伙炸了个粉碎。令人尊敬的阎老局长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人意识差一些！”
当年范仲淹贬居邓州，写出了《岳阳楼记》这样气象万千的美妙文章。冯富强连南开大学在哪儿都不知道，他像“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般“谪守”在局工会，能写出什么狗屁文章。恐怕只有“满目萧然”，只会“感极而悲者矣”！
可见“印象”之重要！陶小北从我认识她那一刻起，就给我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印象”。此“曲”只应天上有，此“人”宛若画中来——天上掉下个“陶妹妹”，立脚就在玻管局。李小南给我的印象也不是太差，但与陶小北相比还是差一点儿。至于康凤莲那张莫测高深的脸，从一开始我就不大喜欢。好在后来发现这个女人心眼儿尚可。否则我做了政秘科长之后，真敢让她“谪守”到门房与老乔为伴，甚至“贬居”到炊事班与小高相依。
所以人对人的“印象”好恶是不以某种意志、某种常理而转移的。这种好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种“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好，两个人便开始恋爱；第一印象不好，两个人见一面便“拜拜”。陶小北之所以像一根线，始终紧挽在我心头，不能说与我的“玻管第一天”她给我递小本（她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啊！）没有关系。从那天开始，她那个小本便变作一根金线，一头拴在我心上，一头扯在她手中。从此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她在何方，都会牵得我心痛！
老板将这份材料在第六天呈报上去，目的就是为了给郑向洋市长留下那种“恰到好处”的良好印象。虽然老板也明白，郑市长永远不会对他“印象”好到哪里去，但只要勤勉一点，谨慎一点，总不至于“坏”到哪里去。好比一个学习很差的学生，明知考不上大学，可还是想去碰碰运气。郑市长若是“考场”，马方向就是那个忐忑不安的考生。
对郑市长来讲，在任何一天拿到这份材料，都不会有第六天拿到心情好。若是第二天拿给他，他皱皱眉头，随手扔到案头一大堆材料上面，转身便跟着像鱼在河一样工于心计的梅如水秘书长到哪儿剪彩去了。待他一周后想到这份材料时，这份材料上面早又摞上了许多份材料。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份材料，翻了两下便生气了：这个马方向，工作一点也没方向，随便拿一份材料来搪塞我！
如果再晚一点，到第十天才报上去。郑市长看也不看就扔废纸篓里了——因为省上的招商引资会议已经开过了。
只有在第六天拿给郑市长，他才会笑眯眯地端起茶杯喝口茶，认真地翻着材料看起来。
对我来讲，这份材料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打开郑市长心头那把锁的一把金钥匙！
材料组架子一搭起来，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我的过人之处。我总是那么清醒，从未犯过糊涂，这对一个有志青年是多么重要！陶小北曾对我说，我这个人吸引她的是这一点，令她气恼和失望的也是这一点。这话别人也许听不懂，我能听懂。可我听懂也不向她解释，因为我不能解释，也无法解释！我已义无反顾地掉头东去，她却在夕阳西下的地方等着我，我俩怎能重逢？她期待着我解释，期待着我幡然悔悟，像当年那些掉队的士兵一样，追赶她至夕阳西下的地方，然后在灿烂的晚霞中和她忘情地拥吻。可这怎么可能！她欲用她的人生观改造我，就像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改造那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一样。我当然不能接受她的“改造”，若我接受，那我不成“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了吗？可我不是！我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政秘科科长——一颗必将在紫雪政坛冉冉升起并大放异彩的新星！
在我们这个材料组，捉刀的将是我，我说的至关重要就是指这一点。郑向洋市长派秘书参与材料组，只是为说明他对这份材料是多么重视。毛主席当年赴重庆谈判，周总理寸步不离跟着；毛主席返回延安，张治中又亲自送回去。谈判的是毛主席，他们跟着干什么？就像写材料的是我，组织一个“材料组”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以示重视！
毛主席、周总理、张治中当年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崇高的政治利益，缔结了“利益共同体”（张治中当时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张学良犯傻就在这一点，西安事变后执意要送委座回南京。结果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个材料组是去紫东县写一份揭发郑向洋市长的材料，郑市长会不会派秘书前来参与？即使前来参与，会不会带来几个公安局的同志？就像蒋委员长当年那样，一下飞机就将张学良囚禁起来。
可以这样想，若郑市长第六天翻看材料时，突然有一种惊喜甚至惊奇之感：这份材料写得多么扎实！比梅秘书长的笔法都老辣，比田副秘书长（市政府专门负责起草市长材料的副秘书长）的高度还要高，比水副秘书长的文笔都要精练！若郑市长有了这样的感慨，会不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念头，这份材料是谁写的？正像我们在夏日大街上的人流中走，突然迎面走过一个步态袅娜、身段妖娆的小媳妇。忍不住回头张望：谁家这么个妖娆的小媳妇？向前走两步忍不住再次回头张望：怎么长得有点像戴娆？于是干脆转身追上去，并给别人说：戴娆来了！咱们看看去！
我说的至关重要是指：我就是那个戴娆，市长有可能追上来看我！
因此，为了让郑市长有“惊艳”之感，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写好这份材料！
重任扛在肩，机会在眼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那天早晨，我们这个材料组奔赴紫东县时，一上车我就开始思考材料的切入点和角度。别人则在轻松地观赏景色。当年唐僧师徒一行四人赴西天取经，真正对那些经文虔诚到顶礼膜拜程度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跟着晃悠晃悠去玩的。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材料组一行也是“师徒四人”：老板、鱼在河、李小南、小虎。雷秘书临行前给老板打电话，他有事晚来几天，让我们先把材料“弄出个模样来”。仿佛我们是结伴去紫东县生一个孩子——只有孩子一生出来才有“模样”，材料什么“模样”？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老板和李小南坐后边。老板那天心情特别好，我虽然看不到老板的面庞，但我能感觉到，老板的好心情早已化作了一缕春风，向左就轻轻吹拂到李小南脸上，向前又吹拂在我的后脑勺上。
老板开始跟我说话。这样我就无法再去思考那份材料的切入点，只能思考和老板说话的角度。我和老板配合十分默契。老板若是一条小狗，不停地冲我汪汪叫；我就是那个带狗的孩子，耐心地捋着他光滑的毛。老板总是站得很高，由高处往下说；而我则总是站得很低，由低处往上说。老板若是一股强有力的水，从屋檐上飞溅而下，我就是一个拎着水桶的孩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水花，一边让那股水准确无误地注入我拎着的水桶里。那股从屋檐上流下来的水，既不是黄果树瀑布，也不是壶口瀑布，但我却对老板说，我看到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景象。为证明所言不谬，我一直仰着脑袋，用这种“形体语言”告诉老板，我真的已“疑是银河落九天”。
我全神贯注凝望着水势的大小强弱。若那股水像小孩子刚解开裤带一样，较着劲儿刷地射出来，我便赶忙将小水桶向远处挪一挪；若那股水像那些患有前列腺炎症的老年人撒尿一样，我就赶忙将水桶向近处移一移。我的职责就是让尿水准确无误地落在水桶里，而不是溅到外边的青石板上。接完一桶赶紧倒掉再接一桶。
我这样仰着脑袋，脖子当然会发酸。但发酸我就能低下脑袋吗？为了配合老板讲话，我时不时得将脑袋像电风扇那样转过去，冲老板笑着、点着头，及时地认可他的某个观点，并表现出深有所悟的样子。有时甚至觉得醍醐灌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有时我还得进行一番深思熟虑，然后表现出似有所悟的样子，可又吃不准，不知自己揣摩得对不对？离真理还有多远？或者干脆就是谬误。于是再将“电风扇”转过去，像小学生向老师请教一般，将这种疑惑向老板提出来。老板当然会耐心地露出那种“智者的微笑”，向我传道授业，释疑解惑。
“电风扇”转得久了，就像那个小孩子脖子仰得久了，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可不舒服就能不转吗？不仰吗？小虎开了多少年车，总是跑那些跑过多少次的路，他心里就很舒服吗？不舒服他就能不跑吗？恰恰相反，小虎总是跑得那么稳当、欢实。他将双手握在方向盘上，双目专注地凝视前方，车开得快捷而平稳。坐小虎的车，就像搂着心爱的女人睡觉一样，那种感觉简直妙不可言。而坐小牛的车，感觉则完全不同。这小子将车开得忽快忽慢，有时又突然来个急刹车。就像搂着一个河东狮吼般的悍妇，不是这儿踹你一脚，就是那儿踹你一脚，转过身去时还会抵你一屁股。
局里这几个驾驶员，我最看重的是小虎。不多说话，善于察言观色。
脑子好使，是个人精。几个驾驶员中，只有他是个“可造之才”。
人的社会地位常常与其职业相关联。不同的年代，职业的位置高低反差挺大。七十年代，像小虎小马小牛小唐这样的驾驶员，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很高的。当时有一句话：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不干。到九十年代，律师这个职业牛逼起来，据说可与县长媲美。紫雪市有一对双胞胎，因生得漂亮，人称姊妹花，追求者众。后姐姐嫁给县长，妹妹嫁给律师。妹妹常到姐姐家玩。某日，县长就像酒醉后签发文件签错那样，不小心弄错与妹妹做了爱。妹妹自此去姐姐家更勤了。后来失口对一闺中密友说：还说律师顶个县长！县长做爱都像在台上讲话一样，站在那里挺得笔直，连“讲”几个小时都不累，底气足，后劲大，节奏掌握得多好！可律师伏在身上，没讲几句就被法官“驳回”了。律师对妻子红杏出墙有所耳闻，常在家中喝闷酒。一日，一记者朋友来访，见他情绪低落，问他缘何烦恼？律师叹曰：虽然我妻子的所有权属于我，可使用权却属于县长！记者为律师朋友抱不平，心想：这姐儿俩又不是国有资产，他县长怎能想占有谁就占有谁。回家后仍不能释怀，和妻子说起此事，最后忿忿地挥挥手说：如果我是律师，我就和她离婚！《三国演义》里刘备对关羽讲，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既然是衣服，想脱就脱，有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只是一个地市报的小记者，所在部门又是最无油水的副刊部，而妻子却在电力局，一月的收入是记者的五倍还要多一点，对记者向来像美国对其他国家那样，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记者则像那些须臾离不开美国经援的弱小国家一样，在妻子面前惯小伏底，曲意逢迎。妻子听他这么说，勃然作色，将纤细的手指像一支圆珠笔一样指过来，怒曰：你给我再说一次！记者忙赔笑说：你别急嘛！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是说女人是裤子，怎么能随便脱呢！
那天在车上，我将县长——律师——记者这一串故事讲给老板听，老板抚掌大笑，乐得合不拢嘴。老板平时一上车便垂下脑袋打瞌睡，可那天却说了一路话，就像运动员偷偷注射了兴奋剂一样，跑起来比平日快得多！他谈了很多个话题。展望了我们玻管事业未来的美好前景，回顾了玻管事业伴随共和国脚步发展壮大的历史，兼及了那位后任省长的老局长的若干个人趣事。同时还掐指算出省长是我们玻管局第五任局长，他是第十三任。老局长（指省长）特别幽默，尤其善于抓住要害化解矛盾。五六十年代，我们玻管系统有大量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仅清华毕业的就有三个。有从北京来的，有从上海来的，有从省城来的，还有从广州、杭州和大连等地来的。有一个上海来的女大学生与一个北京来的男大学生闹开了意见。闹意见的原因现在听起来当然有点儿匪夷所思：当时一玻正在建设一条新的生产线，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局机关的很多人都报名参加了，这两个大学生自然也不例外。正是冬天，寒风凛冽。这天，建设工地出了点问题，必须有人像铁人王进喜那样跳进冰冷的水池子里去。见已有几个人跳了进去，女大学生纵身一跃，却没有跳进去。为什么？男大学生将她后襟扯住了。女大学生甩开男大学生，再次纵身一跃，还是没能跳进去。为什么？男大学生又将她扯住了。女大学生十分生气，质问男大学生为什么三番五次扯她衣襟。男大学生红着脸小声说：“你不是昨天刚来那个吗？”女大学生这下不依了，一边哭一边扯着男大学生来见局长。一进局长门又哇地哭起来，说男大学生向她耍流氓。老局长搞清原委，问男大学生怎么知道女大学生“那个”来了？“莫非她‘那个’来了还像洪水来了政府在高音喇叭上喊话通知群众撤离一样通知你？”老局长当时严肃地对男大学生这样说。男大学生急得抓耳辩白，说昨天他们一块儿在食堂排队打饭，他在她身后，她和另一个女伴耳语时，他无意中听到的。老局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偷听女孩子的私房话！”女大学生见局长批评男大学生，已破啼为笑。可此时老局长却又板着脸对男大学生说：“检查就不用写了，不过你必须完成我交给你的一项任务！”老局长以手指着女大学生对男大学生说：“从现在开始，组织批准你对她‘耍流氓’——你俩从现在开始谈恋爱，半年后我亲自为你俩主持婚礼！”
后来老局长对局里同志讲，他当时看到小伙子那么斯文，女孩子那么伶俐，一个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一个毕业于上海的名牌大学，真是天造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再不“拉郎配”更待何时！可那个傻姑娘当时却只懂得往水池子里跳！半年后老局长果然为这一对主持了婚礼。以后两人调回上海后，一直与老局长保持联系。老局长去世时他们专程从上海赶到省城参加了追悼会。
那天老板侃侃而谈。他说话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脸向着我，给人的感觉他是在和我“说”。其实我心里明白，他嘴上是在和我“说”，心里却是在和李小南“说”。有句话这么说，不将辛苦意，难得世间财。原来不将辛苦意，也难得美人心啊！你瞧老板这一路上，为了博取李小南的芳心，有多辛苦——我看着都辛苦！相反李小南很少说话。一路上坐在那儿微笑着听我们说话。有时她又以手支颐，侧着脸凝望车窗外美丽的原野。她侧着脸时，我能看见她不停地眨动的长长的眼睫毛。这眼睫毛上若是挂上泪痕，将会多么惹人爱怜。小南那天穿一件粉色的衬衣，将她白皙的脖子衬托得格外醒目。我当时突然觉得小南像那种水萝卜，将粉红色的皮像脱衣服一样扯下来，咬一口定会汁液四溅。
我觉得这个联想有点“色儿”，在心里对小南说了声对不起。老板此时却说：“在河，你刚才那个故事讲得不错，再讲一个轻松一下吧！”老板这样说时，含笑瞥了小南一眼。
我没加思索，脱口讲了个“女人八八八”：女人十八岁，你要编故事哄她和你睡；女人二十八岁，不用编故事主动和你睡；女人三十八岁，她会编故事哄你和她睡；女人四十八岁，你会编故事不和她睡。故事讲完，才觉不妥，含义有点下作，对女性有一种明显的性侵犯，可要收口已来不及。李小南后来对我这个故事的评价是：“鱼在河那家伙文质彬彬一个人，看不出来竟有一肚子坏水！”这句话对我真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扪心自问，鱼在河同志，难道你不是一肚子坏水吗？在玻管局这些年，你这一肚子坏水何曾停止过向外涌流？连传达室老乔都能听到“咕咕咕”的涌流声呢！
这可真是生命不息，“水”流不止啊！
《背叛》吴言
第三十三章
局里那两个下海的家伙回来了。一个是昂着头回来的，一个是低着头回来的；一个是笑着回来的，一个是哭着回来的；一个是开着一辆“别克”小轿车回来的，一个是推着一辆除了铃儿不响浑身都响的破自行车回来的。
局里这两个下海淘金者，一个乘一艘小船下海，中途搭乘一艘远洋货轮，推开波浪稳稳地向深海驶去；一个刚下海，小木船便被巨浪掀翻，呛了几口水爬上岸，成了一个落汤鸡。
下海成功人士是原业务二科科长顾某，呛水者是原业务三科副科长宋某。
两人回来时各唱着内容不同的歌。顾某唱的是：“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或者“高高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宋某唱的则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或者“我曾经问个不休，为什么我总是一无所有”？
顾某荣归故局，很有点隆重的味道。一周前便传出顾某要来局里看望大家的消息，已经给大家做了通知，说某日某时顾某荣归，请大家那天最好不要请假，和顾某叙叙旧。局里的女同志那两日刻意打扮了一番，妆化得浓了一点，眉描得重了一点，口红涂得红了一点，屁股绷得紧了一点，脸上的粉儿扑得多了一点。女同志刻意妆扮可以理解：顾某已成大老板，大老板给人的印象都是西装革履，精神焕发，劲头十足，就像港首董建华和澳首何厚铧一般。那么局里的女同志就不能太俗气，显得太寒酸，即使不能打扮成个张曼玉，至少也得有点像林忆莲。
可那天顾某却没来。局里同志有点扫兴，女同志还有点遗憾。我调玻管局之前，康凤莲与顾某在一个科室，那时顾某还是副科长。顾某有一次写了一个纸条，约康凤莲去看电影《泰坦尼克号》，康凤莲却没有去。康凤莲那时正与姬飞“浓得化不开”，心想：姬飞好歹是个县处级，你顾某不过是个小小的副科级，也想吃姑奶奶的天鹅肉！做梦去吧你，喝点洗脚水还差不多。所以有些女同志的目光总是短浅一些。顾某摇身一变，就像当年落荒而逃的国民党还乡团长，而今成为富甲一方的台商来局里投资。康凤莲有点后悔，听说顾某要来，急忙去做了美容，脸皮被拉得生疼。一颗因放的时间太久发蔫的大白菜，即使洒上水也水灵不到哪里去。年龄大的女同志做美容就相当于给发蔫的大白菜洒水。那天康凤莲早早来到办公室，乘办公室没人又揽镜自照，搔首弄姿，把一张刚“洒过水”的脸左顾右盼了一番，可狠心的顾某却没露面。
顾某虽未露面，他的气息早跑到了我们玻管局这幢大楼的角角落落，甚至“味儿”都蹿进了卫生间。那几天，各科室的人都在谈论顾某的“大款成长史”，卫生间一边蹲一个还在感慨万千。一个说：“人比人活不成，骆驼比马骑不成。”另一个说：“原来看不出他有多大出息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一个又说：“那家伙晚上睡觉咬牙特别厉害，我一次和他下乡，睡一个房间，半夜突然被他‘咬’醒。我那时候才懂得为什么有‘咬牙切齿’这个词。”另一个接上说：“咬牙可以理解为‘树立志向’，‘切齿’可以理解为‘磨炼意志’，这一‘咬’一‘切’，不就成个大款了！”
按照同志们的说法，顾某“发达”的版本至少有三个。其中两个版本不外乎官商勾结之类——俗！此处删去（至少五千字）。流传较广、易于被人们接受的另一个版本是：顾某一下海，创办了一个“环球电脑公司”。起初这个“环球电脑公司”只有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在街面上租赁了一间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门面，聘用了一个傻乎乎的打字员，给机关单位打印一些会议文件，可谓惨淡经营。转机在公司成立一年以后。一次，顾某亲自去市政府某局送一份打印好的会议文件，无意中获得一个信息，该局准备在政府各局中率先上一套办公自动化系统。顾某开始暗中运作，决心承揽这套系统。该局有一个副局长还是顾某的亲戚，按一般人的思路，应先去找这个副局长。可顾某却没有去找亲戚。顾某是这样想的：若你去玻管局办事，找余宏进能起什么作用？恐怕只会起反作用。找余宏进还不若去找鱼在河！今日之鱼在河，已非昨日之鱼在河！所以找余宏进属于“多余”，找鱼在河说不准倒能摸住一条“大鱼”。顾某是那种聪明人，下海一年，总结出了“三个基本”：回扣是基本原则，金钱是基本关系，利益是基本纽带。他按照这三项基本原则，在一天傍晚直接去敲开了那个局局长的家门。顾某旗开得胜，将这套系统操作下来，一拨拉算盘，净赚十万元。顾某茅塞顿开，跑遍了市委、市政府及下属各企事业单位。正准备“上”办公自动化系统的，他就按“三项基本原则”去运作，无不奏效；暂时不准备“上”的，他就像一个耐心的妈妈开导执拗的孩子一般，苦口婆心做工作。火候差不多了，赶快再按“三项基本原则”操作。最后结果是，“三个基本”后面又多了一个基本——基本将所有机关单位的办公自动化系统“拿”了下来。那两年顾某忙得像个陀螺，从早到晚脚底儿朝天跑，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他甚至像治水的大禹一般，三过家门而不入。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两年没吃早点。起初骑自行车跑，后来骑摩托车跑，再后来开上小汽车跑。从市里又跑到县里，从县里再跑到乡里。从这个县跑到那个县，再从那个县跑到另一个县。有一次由最东头的一个县向最西头的一个县进发，中间隔过了三个县，穿过了四条河，翻越了五座山，掠过了广阔的田野和山峦，宛若一支带着哨音的林中响箭，行程达七百余公里。从“天刚麻麻亮”一直跑到“夜幕完全降临”。
五六年时间辛苦奔波，紫雪的市县各机关单位都上了办公自动化系统。“做”完机关单位再做学校，帮学校上“电算化教室”。待开始将触须伸向学校时，环球电脑公司已今非昔比，鸟枪换炮。有了专门的办公楼，六十多名员工，其中只有四五名管理人员，其余全都是业务员。并高薪聘用了一名计算机博士做公司副总，资产已逾数千万元。
局里第二次通知顾某要来，已是一周以后了。这天下午，顾某果然坐一辆簇新的别克来了。顾某的司机侍立这一侧，一位明眸皓齿的年轻女秘书笑微微地相伴在另一侧。司机手里提着顾某的公文包，端着茶杯；女秘书玉臂上搭着顾某的西服外套。顾某像港商那般梳一个大背头，穿着洁白而考究的衬衣（衬衣价格说出来怕吓着牛望月，不利于安定团结，不说为好），衬衣上扎着名贵的领带。当时老板和我亲自去玻管局大楼外边迎接顾某。顾某走在前边，老板和我一左一右“挟持”着顾某，众人簇拥在身后。走进局大会议室，班子全体成员已着装整齐恭候。顾某按照排列次序，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背在身后），像领导同志接见劳动模范一般，先后与阎水拍老局长、陈奋远主任、余宏进副局长、朱锋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一一握手。马方向局长在旁边做着介绍，我跟在马方向局长身后桴鼓相应，适时予以补充。譬如顾某与陈奋远主任握手时，马方向局长会含笑对顾某说：“老陈现在是正处级了，行管办主任！”“行管办？”顾某不解。我看看马方向局长，急忙补充：“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简称行管办，咱局里新设立的机构，与玻管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然后看看陈奋远主任，再向顾某补充：“陈主任同时还兼着局里的副局长呢！”顾某便一边颔首，一边和下一个人握手。到朱锋，马方向局长介绍说：“老朱现在是副局长啦。”到姬飞：“老姬现在是纪检组长。”到牛望月：“老牛现在是行业工会主席。”到赵有才：“有才现在是行管办副主任，给老陈作助手。”
到陶小北时，顾某逗留的时间略微长一些。马方向局长还没介绍，顾某眼睛一亮，先说话了：“小北还是那么光彩照人啊！这么多年没见，我可是常常想着你呢！”人一有钱，腰杆硬了，舌头撂得展了，说话就能放得开了，一些带有“意味”的话也能出口了。若牛望月这么对小北说，就带有“调戏”、“狎昵”的味道。顾某说出来，则是“洒脱”、“诙谐”、“亲和”。我当时心里想：钱真是个好东西！小北则在想：这俗物以为他一招手，我就会和他上床呢！然后又想：俗物终归是俗物，名牌服饰包装起来，还是个俗物！而他自己还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小北眼前的顾某，仿佛已被里三层外三层的百元钞票粘连在一起包裹起来——那就不仅是俗物，而是“怪物”了！小北突然瞥见顾某牙缝间粘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饭屑。心想，这俗物恐怕一天只刷一次牙，饭后睡前从不刷牙呢。而且他的笑容比冯富强虚假的笑还令人生厌——又成“厌物”了！俗物加怪物加厌物——不是个“蠢物”是什么？顾某的环球公司倒不若改作“四物公司”。小北真想把这个建议向顾某提出来。若顾某问她，为啥叫“四物公司”。她当然不会说是“俗物、怪物、厌物、蠢物”此四物，而会莞尔一笑作答：“物畅其流，物尽其用，物化劳动——公司发达了，一定会修楼盖房子吧，再加个‘物业管理’——这不是‘四物’吗？”小北最后又想：伟人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与人不必“斗”，而应该玩儿。与男人这种狗东西玩儿，才“其乐无穷”呢！小北这样想着，脸上的笑容更迷人了。
此时马方向向顾某介绍：“小北现在是局里的总工程师了！小北机遇好，上次配班子，市里有要求，班子里必须有一名女干部，小北搭上了这趟车，没费劲儿就上来了。”老板说小北“搭上这趟车”时，我心想，这妮子搭车去哪儿？火车还是汽车？境内还是境外？
“那小北现在也成陶总啦！”顾某仍在小北那儿留恋着不肯离开。接着又说：“小北干脆也下海吧，到我公司来，给你个常务副总，年薪十万元，怎样？干不干？”小北当时想：这蠢物下钩啦！我又不是鱼在河，她瞥我一眼，想：鱼儿才咬钩呢！可惜我不会咬钩，只会“逃”（陶）钩。顾某话音未落，小北顺势瞥了那个女秘书一眼，女秘书听说要聘小北做“常务副总”，紧张的嘴巴张成一个“O”型，足以放进去一个乒乓球，怕人真给她塞一个乒乓球进去，很快又合上，含嗔带怨地瞥了顾某一眼。这一切都被小北看眼里，心想，我去做副总，女秘书还不抓我脸？小北的脸仿佛真被“抓”了一般，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不被“毁容”，我还是乖乖在玻管局呆着吧！即使哪一天下海，也要到真正的大海里去，或者就跟外公到南“洋”去，才不愿在紫雪市这个小河沟里与这些厌物为伍呢！小北想着，话都懒得说，只是微笑着看着顾某，一切尽在“不言”中。小北虽然在脑瓜里“说”了许多“话”，但那都是“心语”，别人听不见。面对衣冠楚楚、笑容可掬的顾某，她竟一句话没有说，只是那样不卑不亢微笑着。顾某像一架飞机一般，在小北身边“盘旋”了好一阵儿，见无法“着落”，担心油料耗完一头扎哪儿失事，只得讪讪地别转脸去，和别的同志握手敷衍。
看来金钱也不是万能的！顾某有点沮丧地想。当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顾某瞥瞥身边女秘书那张年轻而生动的脸，又想。
顾某“接见”完班子成员后，马方向局长主持召开全局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老板向顾某介绍了这些年玻管事业的发展情况。顾某向大家介绍了环球公司的创业历程、公司现状、业务半径、未来前景。什么“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员工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学历在大专以上，充满了朝气”；“公司机构简单，制度管人，各负其责”；“全部实行聘用制，人员双向流动，老板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老板”；等等。说到业务半径时，女秘书“哗”地打开一张业务分布图“挂”在自己身上，只露出半个脑袋和一双脚丫子。图上有许多遒劲有力像鞋刷一样的红色箭头。大家的目光当时刷一下射向那些红箭头。有一个红箭头在女孩腰际，写着“东南亚”；另一个红箭头与“东南亚”毗邻，写着“香港”；有一个箭头向上直指女孩一只乳房，写的竟是“俄罗斯”；另一只箭头毫不示弱地指向另一只乳房，写的是“欧洲”；最有趣的是有一只箭头向下直指女孩“那儿”，写的竟是“澳大利亚”。
这个女孩的老公应该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一手搂着东南亚，一手搂着香港，摸着欧洲和俄罗斯的乳房，在澳大利亚“唱歌”。
看完挂图，下一项议程是由顾某向局里赠锦旗。顾某拿出的锦旗上写着两句不伦不类的话：“吃水不忘挖井人，难忘玻管培育恩”。这两句话若让民国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章太炎、辜鸿铭等国学大师看到，九泉之下也会辗转反侧，难得安生。
座谈会结束后，到局办公大楼前合影。那天下午全局同志同时张了两次嘴。第一次是合影时齐声喊“茄子”；第二次是喊完茄子到蓝天大酒店聚餐。因顾某饭前还要致词，大家入座后还张不得嘴。顾某致完词，端着一杯酒邀大家共同举杯，大家才共同张开嘴将那杯酒倒进去。
那天顾某上的是五粮液酒。局里同志喝了个一塌糊涂。小牛他们那一桌喝了五瓶都不尽兴。饭毕，每人怀揣顾某发给大家的二百元购物券，打着饱嗝儿在蓝天大酒店门前和顾某握别。当时我恰好和小北站在一起，就像我们《紫雪日报》每天的头版头条和二条，两篇文章亲热地挨在一起一样。小北当时一边向顾某那辆别克车挥手，一边却扑哧笑了——她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位老师。那时她读高三，一位年轻男老师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一次千方百计将她哄骗到床上，像建筑工地房梁上扔下来的一袋烂泥一样，伏卧在她凹凸有致美妙绝伦的身子上，隔着衣服瞎折腾。老师笨重的身子像旧社会“三座大山”中的其中一座向她压迫过来时，她竟毫不在意，在那儿扭着头不慌不忙看电视。老师房中的电视上正在播放《射雕英雄传》。小北读初中时就喜欢射雕，也不知看几遍了，那天仍然看得津津有味，美目顾盼，笑靥如花，看到高兴处哧哧直乐，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小北那天穿一条铠甲一般的牛仔裤，老师像一架订书机一样在她身上忙活，累得满头大汗。当他情急中试图拉开她牛仔裤的“拉链门”时，小北像林黛玉那样蹙蹙眉头，以手不耐烦地拨开他的手，说：“得了吧您！您又不是《红楼梦》里的贾瑞，‘硬邦邦的就想顶入’！”只这一句话，就将老师打蔫了。小北从那时起才知道男人原来是这么些肮脏的货色！从那以后，她不再将那个老师视作老师，只把他看作是一个男人——能在体内产生精细胞的一种高级动物。经此历练，她从此不再怕和男人上床——因为结果只是他们自己和自己玩——与小北没有多大关系！那天在蓝天大酒店门前和顾某告别，她突然觉得顾某有点像那个多年前隔着一条牛仔裤冲她使猛劲的男人——男人就是这样，一辈子都在瞎使劲儿！她想。当然，那种真心相爱的男女除外。她又想。想着，扭头看了我一眼。那一刻，她的一张俏脸花团锦簇，如火如荼，妩媚极了！
顾某的别克车像一个卖弄风骚的鸨儿一般，扭着肥厚的臀部驶入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玻管局的全体同志在蓝天大酒店门前作鸟兽散。我这个《紫雪日报》的“头版头条”，却将总是温情地依偎在我身边的“二条”扔在一旁，像我儿子鱼小明小时候扑向他妈妈怀中那样，轻捷地提起厚颜无耻的脚跟儿，脸上挂着像陶小北呈现给我的那种妩媚的笑容，迈着小碎步如蚁附膻地向正冲我招手的马方向局长跑去。我离马方向局长这个厌物越近，就离陶小北这个尤物越远——谁让我是一个像顾某那样的俗物呢！
在玻管局这些年，阎水拍、马方向和我的关系，就像那个县长、律师和记者的关系一样。阎马若为县长，我就是那个倒霉的律师，陶小北则为那个采访律师的记者。《汉书·贾谊传》里有这样一句话：“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阎水拍若是“身”，马方向若是“臂”，我鱼在河就是最末端的“指”。身——臂——指，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对阎马来讲，我永远是他们臂端的一根手指头，兜中的一支圆珠笔——他们随时可以将我伸出去，掏出来，如臂使指般的差遣我，驱使我，使用我！
顾某荣归举局欢宴的第二天早晨，老板一上班就将我这支“圆珠笔”从他兜里掏了出来。他将我这根属于他的“手指头”叫到办公室，嘱我去顾某公司购买五十台电脑以及相应的配置。老板特别叮嘱，局级领导——包括你——老板说得这个“你”指“我”——全部购成东芝牌手提电脑。其他同志就买成台式吧——联想还是戴尔，你看着办！
顾某像一个狡猾的掮客，“故局重游”一番，就让紫雪市县机关单位未上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最后一个空白点，如汤沃雪般地在环球电脑公司的业务分布图上消失。我当时突发奇想：若给我们玻管局在那天挂在女秘书修长身子上的那份业务分布图上找一个位置，应标在什么地方？与“欧洲”、“俄罗斯”、“澳大利亚”这些“庞然大物”比起来，我们玻管局也太微小了一点，比微不足道还“微小”，还“不足道”。因此当然不能标在乳房等“大地方”，有一个位置倒适合我们玻管局——就是肚脐眼儿。对！就把我们玻管局标在那儿！
宋某回来则要冷清得多。某天，他突然像李向阳带着的一支游击队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穿插到了老板办公室。当时下午刚上班一会儿，他穿插到老板办公室谁都不知道。突然，我听到老板办公室传出激烈的说话声，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高声喊叫——后来我才明白，那种破罐子破摔或摔破之后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声音
。我急忙挑开老板的门帘跑进去，见瘦弱的宋某正弓着腰挥着胳膊冲老板发威，老板气得脸煞白。我见将老板气成这样，像贾政呵斥贾宝玉那样，断然喝住宋某，并用威慑的目光逼视着他，不由分说拉起他一条胳膊，像拉着一条正冲人狂吠的狗一样，将他拉出老板办公室，又拖进我办公室，扔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关起门和他理论。
“老宋你撒什么野？有话好好说嘛！”我这样说时，眼光里才去掉了一些威慑的成分，不过仍显出一种严厉。我用一次性纸杯给他沏一杯茶，放在面前，再次对他说：“有话好好说，有问题咱们共同商量着解决，可不能胡来！怎么可以和马局长大吵大闹？”
宋某用发直的眼睛注视着我办公室的墙壁，半天没吭声。就像宋蕙莲获知老公来旺儿被递解到徐州一般，她怎么也想不通，西门庆怎么可以一边恣意享用玩弄着她的身子，一边毫不含糊地将她的老公置于死地。宋蕙莲想不通的结果是寻了两条裹脚带拴在门楹上自缢身亡，老宋想不通的结果是以手捂住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俄顷，见手指缝间有泪水溢出，他竟像个孩子一般在我面前不顾羞耻地“呜呜呜”哭了起来。
宋某下海后，与一中学同学韩某成立了一个“向未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宋某任总经理，为公司法人；韩某为常务副总经理。营业执照“主营”一栏里，填作：“百货批发”；“兼营”一栏填作：“书刊、音像销售及其他”。公司成立初期，两人夏天给各机关单位贩卖白糖、茶叶等“降温”用品，冬天给各厂矿企业贩卖防寒服、工装、鸭绒被等劳保用品。折腾一年下来，赚了五万多元。宋某和韩某共同的意见是，将这五万元作为资本，再筹集一笔资金，“弄一个大家伙”（指做一笔大生意）。
过了没几天，“大家伙”被韩某带来了。其实韩某带来的是一个“小家伙”：一个身材矮小、瘦瘦精精的年轻人曹某。三人坐在一个小酒馆后，韩某指着曹某对宋某说：“我靠！你不认识啦？咱们初中班主任曹老师的儿子！”宋某这才恍然大悟。他在紫南县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上的中学。那所中学比鱼在河执教十年的袁家沟中学还要偏僻一些。一出校门，大山就在头顶压着，让人气都喘不过来。他们上初中时，曹某还是个小学生，脖子上挽一条皱皱巴巴的红领巾，成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玩儿：下河玩水，上山掏雀窝，还去果园里偷过一次苹果，被看园的老人追得撒开脚丫子狂奔。三人说了一会儿少年时期的一些趣事，已喝干一瓶白酒。第二瓶酒打开时，韩某才催促曹某说出他那个“大家伙”。
曹某说，他有一个亲戚在中国慈善总会任秘书长，最近他从亲戚处得到一个信息，“中慈总会”有一批国内捐赠的图书准备处理。其实全都是新书，好大一部分还是中考和高考复习资料，但因版本是去年的，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娃娃们觉得“旧”了，其实在咱们这儿比新书还新呢！曹某说，他已专程赴京看过这批货，总价值二百六十多万元，处理价才三十五万元。曹某说着，兴奋地端起一杯酒和宋某、韩某碰杯，然后又说：“我的初步设想是这样，咱们在市教育局找一个管事的，给他八万元，让他出面给全市各学校分配下去。全市有多少所中小学啊！这么点儿书撒出去，还不像雪花儿落在大地母亲的胸脯上一样，连点响声都听不到，连个踪影儿也看不到。咱们以半价批发给市教育局，调动人家的积极性，让人家也有赚头。半价是多少钱？一百三十万元。减去三十五万元购书费，再减去八万元回扣，一万元运费，再拿出六万元机动经费，共是五十万元成本。一百三十万元减去五十万元那个数字，就是咱们三人的纯利润！咱们赚多少钱，我儿子都能算出来呢！”
“咱们净赚八十万元呢！”宋某冒着给曹某做儿子的危险，脱口将曹某说的“那个数字”算了出来。他想，只要能赚八十万元，不说儿子，给谁当孙子也行！
“这样的生意那种脑子进了水的傻瓜才不干呢！”韩某此时也这样感叹着说，仿佛若宋某不干这宗生意，就是那种“脑子进了水”的“傻瓜”。
宋某脑子并没有进水，他十分冷静地对曹某说：“这笔生意可做，这是前提。但有两个具体问题。”宋某伸出一个指头，说：“第一个问题是，谁负责销售？万一销不出去怎么办？教育局那个‘管事的’拿不倒怎么办？”宋某这样说着，目光逼视着曹某。
曹某说，销售由他负责。没有金刚钻，怎敢揽这个瓷器活！曹某所说的“金刚钻”是指市教育局夏局长。曹某小声对宋某和韩某说：“夏局长是我爸的得意门生呢，当时是班长，语文学得好，我爸常让他在课堂上站起来背诵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和荀况的《劝学篇》呢！我爸已给他打过电话，他已初步答应帮这个忙。”曹某停了一下又说：“当然单靠这层关系还不行，还得拿出硬货！不过有这层关系，我有把握搞定老夏！万一不行给他十万元回扣。”曹某说到这里，征求宋某和韩某的意见，再给夏局长增加两万元回扣他们同意不同意？
“那咱们就赚不到八十万了，只能赚七十八万！”韩某有点不大情愿。
“你这个人，咱要算大账！怎能抠小钱？”宋某责备地瞅了韩某一眼，转而代韩某和他向曹某表态：“给夏局长的回扣由八万元增至十万元我们同意，但再不能增加了，十万元封顶。”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宋某又伸出第二个指头，和曹某讨论第二个问题。他说：“事后方知君子，事后也方知小人！所以咱们来个先小人后君子，货全部运回紫雪，放到由我们（他指指韩某）指定的库房里，我们才愿意出资。”宋某还向曹某提出，一万元运费最好由曹某先垫付。宋某当时的“小九九”是：这是一笔保赚的生意，保赚还要保险，若现在将资金交给韩某，到时货回不来怎么办？货回来，验过，用一把大铁锁锁在库房里，钥匙揣在自己身上，再付钱。基本等于先将媳妇领进洞房，生了儿子，再去登记办手续，哪儿找这样的美事！
韩某也同意宋某的意见，不愿意先拿钱。曹某有点不高兴，说：“我要有钱，找你们干啥？我一个人去做这笔生意，转眼就差不多成了百万富翁！”曹某说他去银行贷过款，贷不出来，没办法才拉他们合伙。曹某最后生气地说：“你们都是些人精，一点风险都不愿承担！”曹某说着真有点生气了，起身欲走，屁股都离开了座椅。宋某当时有点紧张，怕煮熟的鸭子飞掉。韩某此时眼疾手快，一把扯住曹某说：“你小子干啥？咱哥们儿凑一块儿是做生意来了还是赌气来了？”曹某只得叹了口气，重新坐回来说：“你们这些人，只想日逼，不想管生孩子！”曹某愤愤不平地说了这样一句粗话，又叹了口气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只怪我自己拿不出钱，只能是大闺女进了妓院——横竖由你们摆布！”曹某这样说着，真像一个被送进妓院的大闺女一样，坐在那儿悲伤地低了一会儿头，像在追悼会上默哀一样。
曹某“默哀”的这阵儿，宋某心里如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生怕曹某再使性子走掉，所幸曹某并没有再使性子走掉。
大约有一支烟工夫，他“默哀”毕，抬起头无奈地说：“这样吧，我先让亲戚出面将货赊回来，货到验过后你们立马付钱！一天也不能拖！一万元运费三人各承担三分之一，去北京提货前付给我！我现在只有不多一点钱，哪能垫得起一万元运费？去了还要吃还要住，你们总得讲点人道主义，不能让我去北京后睡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旁边吧！”
宋某见将曹某逼成这样，于心不忍，连忙掏出三千五百元。韩某自然也不忍心将曹某逼得睡到毛主席纪念堂旁边去，亦拿出三千五百元。两人当场将七千元钱交给曹某。
三人就这样凑起三十五万元：韩某出十二万元，宋某出十八万元，曹某出五万元。将来利润按投资比例分成。曹某说：“老子要有钱，老子找你们干啥？给你们寻了这么笔好生意，结果是你们吃肉，老子喝汤！”宋某见曹某这话里又有反悔之意，急忙向韩某使了个眼色，两人当即撺掇着曹某写了协议，并都按了手印。
宋某和韩某将“向未来公司”所赚五万元利润投了进去。韩某还得筹资九万五千元，宋某筹十五万五千元。
宋某当时家里全部存款只有四万五千元，向岳父借了两万元，还差九万元。宋某再拿不出钱来，便去找康凤莲。宋某和康凤莲是中学同学，康凤莲还是宋某“同桌的你”。他将这笔生意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拉康凤莲入股。宋某已将属于自己的利润算清楚，收回成本，可净赚四十二万元。他和康凤莲各投资一半，本应各获利润二十一万多元。但他在那批货总价值二百六十万元上打了点埋伏，说成二百万元。这样，他和康凤莲的纯利润就变作了三十一万元。宋某当时诚恳地对康凤莲讲：“三十一万元利润，咱俩一人一半，我一分钱也不多拿，每人十五万五千元！”其实宋某多拿的岂止是“一分钱”，他“昧”了康凤莲五万五千元。一里一外，宋某可赚差不多二十七万元！
那天晚上从康凤莲家筹到钱出来，宋某高兴地在紫雪城寂静的大街上跳了两跳，并不知给谁很响亮地抛了一个飞吻，仿佛二十七万元已揣进兜里。
下来便是找库房、验货、付款。找库房容易。宋某在玻管局工作十余年，一玻二玻有的是到处结满蜘蛛网的大库房。不说一库房书，十库房书也存得下。
宋某做梦都不会想到，当他用一把大铁锁“吧嗒”将那一库房书锁上后，曹某却像一颗水珠一样蒸发掉了。
起初宋某并没意识到曹某找不见了。将书锁进库房分手时，曹某说他提书的时间不会超过半个月。他拍着宋某的肩膀说：“宋哥你只管放心，半个月内我保准来提书。我现在先得将这三十五万元货款送北京去，当时给我亲戚承应下了，货一拉回来马上付款，要不我亲戚那儿可作难了。”
当时宋某还和曹某开玩笑，他说：“放一库房黄金怕有人偷，放一库房破书谁来偷？请人来偷还没人偷呢！不说放半个月，放一年半载也没事！”
宋某的话不幸言中，这一库房“破书”果然一放就是“一年半载”。
宋某是半个月之后觉得有点不对劲儿的。曹某自去北京送钱走了后，怎么再无音信。宋某觉得蹊跷，急忙给曹某打传呼，不回；再打，不回；他让传呼台连呼十遍，还不回。宋某急忙找来韩某，两人又一块儿呼曹某，连呼三天仍无音信。到第四天再呼时，已“欠费停机”。
两人这才慌了手脚，包了一辆车直扑紫南县。可待他们风尘仆仆赶到已离开差不多二十年的母校时，获知曹老师已在五年前去世。学校的老师说：“硬是叫那个小畜牲气死的！”“小畜牲”就是指曹某，他已有十多年没回家了。
宋某和韩某万没料到，小畜牲曹某竟是一个流浪者“拉兹”！
用“五雷轰顶”、“晴天霹雳”这样的词形容宋某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算夸张。
两人从紫南县返回，便跑到一玻的大库房里重新验货。只验了不到三分之一，便瘫坐在地上。多一半书是盗版书和黄色书刊，印刷质量拙劣不堪，且有不少已霉变，手碰一碰就像秋天枯黄的树叶一样，碎了！
宋某的心也早碎了！这些破书没有任何价值，只能拉到废品收购站当废品处理掉。
因“验货”搞得满脸满身污痕的宋总经理此时用仇恨的目光盯着韩副总经理，咬牙切齿地说：“你给老子做的好事！”
韩副总经理有口难辩。宋总经理已开始怀疑着了人家的套——不是着了曹某的套，而是着了韩副总的套！
有没有这种可能：韩某与曹某没出一分钱，轻而易举骗走了自己的十八万元！想到这一点，宋某打了个寒颤。当他将自己的怀疑表露出来时，韩某口气一下由软变硬。他瞪着眼睛对宋某说：“你怀疑老子？老子还怀疑你呢！当初分工明确，你负责验货！你是怎么验的？”
两人围绕着“验货”问题争吵起来。宋某说：“你说应该怎么验？老子总不能一包一包打开看吧，两万多大包书呢！”
“那你打开了多少包？”韩某逼问宋某。
宋某无言，因为他当时只验了不到二十包。当时两万多大包书全是崭新的双层牛皮纸包装，外边还有一个编织袋，包像女人缠脚一样打得周周正正。卸货时曹某将包抱在怀里摔地下，对宋某和韩某说：“看这包打得多结实，摔都摔不开！”
“你还埋怨我，怀疑我，我还折了十二万呢！”韩某发狠地以手指着宋某的眼珠子。
“向未来发展公司”自行解体。接下来四年多时间里，宋某一边疯狂地寻找曹某，一边竭尽全力躲避康凤莲。
曹某当然找不到，一只抓在手中的鸟儿，放开手让它吱儿一声飞上天去，再想抓住这只鸟儿有无可能？就是一只老鼠，你放开它也很难再逮住。一只被绳索绑住双脚的公鸡，扑棱着翅膀从你怀中逃走，抓它也得费半天劲儿呢！
我们紫雪埋葬人还沿袭土葬这种殡葬习俗。有一次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去世，在墓地要杀一只公鸡。那只绑着双脚的公鸡被一个人抱在怀里，它可能是感觉不妙，突然奋力一跃，从那人怀中跃出。一边惊叫一边跌跌撞撞向田埂下草丛中逃走。那人愣了一下，扔掉嘴角正抽着的半支香烟凶猛地向公鸡扑去，仿佛是要去奸污那只公鸡似的。可他却怎么也扑不住那只绑着脚的公鸡。最后还是几个人呈合围之势，才将公鸡擒获。因此宋某找不到曹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曹某至少没有被绑住双脚。
宋某找曹某，康凤莲在找宋某。
康凤莲的钱是借她哥哥的。当时说只借两个月，现在一借却是四年！
宋某向康凤莲千般赔礼，万般道歉。可赔礼道歉解决不了问题。宋某开始躲康凤莲，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这年的正月十五康凤莲又将宋某截住。康凤莲一把鼻涕一把泪，宋某也难过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同学一场，同事一回，弄到这步田地，伤心总是难免的。康凤莲拿宋某没办法，可有人却拿他有办法，这人就是康凤莲的哥哥。这天，康凤莲的哥哥露面了，他给宋某打电话，约他在一个小酒馆见面。
宋某来到那个小酒馆。刚等了一会儿，一个戴一副墨镜身板十分结实的人走进来，面无表情地对宋某说：“你是宋总吧？我是康凤莲的哥哥，康二！”康二当时并没有往下坐，却一把拉起宋某的手说：“这里谈话不太方便，咱们换个地方怎么样？”虽是商量的口气，手却不容置疑地拉着宋某就走。
康二拉着宋某一出门，停着一辆桑塔纳，康二放开宋某的手，车里下来一个小伙子，示意宋某上车。宋某刚钻进去，那个小伙子便一言不发地跟着坐进车里。宋某才发现，车里还坐着一个人，他恰好被两人夹在中间。
那天宋某被康二拉到郊区一间破房子里，没说一句话，两个小伙子就撩起他的衣服蒙住头，一顿暴打。宋某以为自己被打死了，可一会儿又睁开了眼睛。康二此时上来踹他一脚，冷冷地说：“知道康二是什么人吗？不知道就不告诉你了！给你提两点建议供你参考。一是挨打的事可以报警，但不准告诉康凤莲。告诉康凤莲，告诉一次，打你一次！二是两个月之内拿钱来。”
宋某当然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康凤莲，求爷爷告奶奶，东挪西借凑了七万元钱，还给了康二。又给康二打下一张两万元的欠条，许诺半年之内还清。
然后宋某便推着一辆破自行车来到局里，向老板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他想重新回来上班；二是副科长可以不当，但局里得补发他五年半的工资。老板当时答复宋某，重新回来上班可以，补发工资不行。按照当初协议，宋某每年还应向局里交三千元管理费，共是一万六千多元。老板最后对宋某说：“考虑到你情况特殊，一万六千元免交，可工资就不能补发给你了。”
于是宋某就从沙发上跳起来，冲老板挥着手大喊大叫。
此事最后由我来摆平。我对宋某讲：“老宋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板对你够宽厚的了。老板的道理讲到哪儿讲不下去？你做生意折了本，与局里、与老板有什么关系？当然你是咱局里出去的同志，你的遭遇令人同情，局里会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帮助你。可任何事情得说出个道理来。过去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才给补发工资呢！可那和你们下海经商完全是两回事嘛。你们下海叫什么？停薪留职，就是不发工资，保留公职。既是‘停薪’，你有什么理由叫局里补发工资？既然没有丝毫理由，怎么还能和老板大吵大闹？本来你回来上班都有问题。市里的规定很明确，下海五年之后编制自动取消。老顾空出的那个编制，局里已调了一个新的同志进来。你再晚来一步，局里若再调一个同志进来，占用了你的编制，你就等于被自动除名了，因为你超过市里规定半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念你过去和他在一块儿工作那么多年，体谅你的实际困难，丝毫没为难你，答应你回来上班，并免掉了你应缴的管理费。你扪心自问，老板待你怎么样？”
我这样有板有眼批评着老宋。老宋见我说得在理，脸上忿忿的表情渐消，露出羞愧之色。我趁热打铁，继续苦口婆心批评和劝导他，以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能迅速予以改正。我说：“老宋啊，常言道，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真金无颜色。你老宋就是一块真金，现在也处于‘无颜色’阶段。你无颜色，发不出光，只能去你自己身上找寻原因，可不能拿别人撒气，怨天可以——那是你自己的事；尤人不成——尤其是不能‘尤’老板！老板在咱们玻管局享有何等崇高的威望，不能说高山景行，起码也是一倡百和，一声喊下去地动山摇，你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和他胡嚷吵。你这样做不是老板能不能原谅你的问题，而是玻管局的全体同志——包括老乔，能不能原谅你的问题——若全局同志都不能原谅你，你以后还怎么在局里工作？”
我对老宋严肃地说了这番话，晓之以理后，继而动之以情。我的语气变得温和起来，又鼓励他说：“不过老宋你也不要自暴自弃，天塌不下来，地也陷不下去，太阳每天照常升起！自古做生意有赚就有赔，赔了也没什么可丢人的。所以你也不要觉得抬不起头，无颜见人，在同志们面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结果是雪里埋死人，太阳一出就露馅儿。赔就赔了，不要遮掩，要拿得起放得下。钱财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遇事要往宽处想，可不能往牛角里钻。至于你的工作问题，由我去和老板沟通，补发工资不可能，看有没有别的变通办法。我的初步想法是，副科长虽然没有办法给你，因为没有位子，可我觉得下一步还可以考虑给你一个副主任科员——当然这事得老板定，我只能做些建议。你现在背那么多债，最缺的是钱，副主任科员在工资福利待遇上与副科长一样。现在政秘科缺一个副主任科员，我去跟老板讲，就将你放在政秘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到半年头上，你先在局里借两万块钱，给康二还上。欠下局里的钱，以后慢慢还，来日方长嘛。”
我这样说时，宋某眼里再次盈满了泪水，低声哽咽着对我说：“谢谢，谢谢鱼科长，我今生不知怎样才能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我走过去动情地拍拍宋某瘦削的肩说：“不要谢我！第一，你应谢马方向局长，这些事情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最后拍板的是马方向局长。第二，你应谢玻管局，当你周身寒彻、遍体鳞伤回到局里时，局里虽没有办法劫富济贫，却也并没有嫌贫爱富，而是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你，让你真切地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和同志们的情意。第三，我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过两天去找找老板，为你一时的冲动诚恳地向他道个歉，然后就在家里等候。我啥时候疏通好了，给你打电话，你啥时候再来局里上班。”
《背叛》吴言
第三十四章
市里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开始了。
这是我调玻管局七年来经历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市里召开了全市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市委书记、市长在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市级各部门副处以上领导参加了会议。十六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也出席了这次动员大会。按照市里安排，市里的机构改革工作在本年度上半年结束，县里在年底结束。这就像扔保龄球，先将市里这个保龄球扔出去，再将县里这个保龄球跟着扔出去——但听“咣咣”两声响，市县两级的机构改革就结束了。
其实仔细想一想，机构改革就是跟玩保龄球一样。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紫雪市已经进行了六次机构改革。这六次机构改革的“精神”都一样：撤并机构、减少人员。然而六次机构改革下来，我们紫雪市委、市政府的人员却由第一次机构改革时的三百多人增加到现在的一千六百多人。县乡机关如出一辄，我们紫雪十六县，最小的一个县只有十万人，可这个县“财政供养人员”却有一万人，十个老百姓“养活”着一个干部。八十年代的时候，乡一级机关不设“人大”。进入九十年代，乡级机关普遍增加了一个“人大主席”，与乡党委书记、乡长一个级别。我们紫东县有一个乡，竟有十四位乡级领导干部：一位乡书记，四位副书记；一个乡长，四个副乡长；一个人大主席，一个副主席，还有一位人武部长。这是十三位。最后一位是乡计生专干——为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将乡计生专干破格升作副科级干部，与副乡长一个级别。
以“撤并机构、减少人员”为目的的六次机构改革，其结果是：“机构增加一倍，人员翻了五番”。
第一次机构改革时，市县的机关干部还“吃了一惊”——万一被“分流”了怎么办？可也只“吃了一惊”——从第二次机构改革时就不吃惊了。因为每次机构改革，都能新调一些同志进来，新提拔一些同志上去。第一次机构改革时，我们玻管局只有十五个同志，一正两副三个处级干部。现在是八个处级干部，五十一个同志（含老乔）。十五个编制时期，十五人中含一正两副三个局领导，全局只有三个科室——只设三位科长，不设副科长。下来有九个科员。那时还没有“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这样的说法。可现在呢？朱锋、姬飞、牛望月这样的人，都是搭乘着机构改革这趟车走上处级领导岗位的。因此，同志们现在都拥护机构改革，因为这使每个同志有了新的机遇。
因此，机构改革就成为“打保龄球”——但听“咣咣”两声响——机构改革已经结束了。
老板上任后，将我任作政秘科长，让我一花独放。此后近两年时间，再没有动人事。
市里的机构改革动员大会结束的第二天，老板便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传达了市机构改革会议精神，对我局的机构改革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并成立了“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老板亲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任办公室主任。
我才顿然明白了老板两年来“按兵不动”的原因——原来他是像诸葛亮那样，在等着“借东风”呢！
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事情，得师出有名。同样是挥兵攻打某处城池，师出有名，便是讨伐逆贼，替天行道；师出无名，就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
市里这次机构改革，就是老板等待来的“东风”。老板借得东风，在局里干净利落来了一个大动作——对局里的机构和人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
这次调整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机构设置呈现新的亮色，人员任用出现新的面孔。过去历次机构改革，没有突破八个科室。阎水拍局长曾尝试冲破这道“篱笆墙”，但冲了几次，没有冲过去。这次马方向局长终于“杀开血路”，“突出重围”，增为十个科室。
八个科室时期，称谓随着政秘科的变化而变化。政秘科叫办公室时，八个科室简称为“六科一室一会”。一室即指办公室，一会指局工会。办公室改为政秘科后，八个科室简称“七科一会”。
这次机构改革八个科室增设为十个科室。新增一科一室：一科为“督察科”，一室为“纪检监察室”。
督察科为新设机构，纪检监察室为半新设机构。过去局里有一个纪检副书记，但却没有一个专门的科室。若副处级的纪检组长是丈夫，正科级的纪检副书记是妻子。两个人结了婚，虽然也在一起吃饭、做爱并生孩子，却没有一所房子住。这次增设纪检监察室，等于给这一对已生出孩子的夫妇造了一所房子，并顺手雇了一个保姆——科里还设一个监察室副主任，为副科级。
李小南任了局工会主席。那个老板几次表扬过“不错”的“张不错”，被任命为监察室副主任。
冯富强不甘居李小南之下，经过竭力争取，由局工会副主席调整为督察科副科长，主持工作。这个科目前只有冯富强一个人，若不出什么差错，哪一天也许会将督察科长这个位子给他，但暂时不行。“视其表现而定！”老板这样对我说时，明显流露出对冯富强的厌恶。
我在老板家里几次碰到的“王某某”，接李小南任政秘科副科长。
在姬飞和我的联手运作下，出纳员康凤莲接冯富强任局工会副主席。
下海挂彩归来的老宋被任作政秘科副主任科员。老宋给老板反复认错后，老板已消了气，征求我的意见，对老宋如何安排。我是这样对老板讲的，我说，不给他一个副科级，完全能说得过去。老宋认错时也反复表态，对他的工作安排，他个人没有任何要求，组织让干啥就干啥！但安排一下，也能说得过去。毕竟是个老同志，在局里任副科长多年，现在又落魄到如此程度，给个副科级安慰一下，更能体现组织的温暖和老板的大气量。大人不计小人过，何况老宋现在已经服服帖帖。相比较而言，给个副科级安排一下为上策，不安排为中策。我说到这里时，老板笑着问我：“那下策呢？”我说：“下策就是将这家伙像一条狗一样一脚踢出去——原本就不接收他回局里工作，有明文规定在那儿摆着嘛！”接着我又恨恨地说，“这家伙那天还跟你吵，真是昏了头！看他那天像一条疯狗一样又扑又咬的样儿，我当时想，人急了真是能看得出来！如果不是老板您关照他，他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猢狲儿隔墙凉簸箕——还不知在哪儿仰着合着呢！那天我将他拽到我办公室好一顿训斥。起初他还像茅厕里的砖儿——又臭又硬，在那儿胡搅蛮缠，可很快软得像一堆鼻涕一样，承认他跟您嚷吵不对。后来那家伙痛哭失声，说他这一辈子算完了！人无后眼，当初哪根筋抽着了，放着好好的副科长不当，跟上鬼似的扑着下海。他还怨恨人家老顾，说他当时下定决心下海就是受了老顾的影响，跟上瞎子跳枯井哩！我说你不要怨张三，怨李四，人家老顾现在挣了几千万，牙缝里剔点出来就够你饱餐一顿。况且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人家老顾下海赚钱又没有妨碍你老宋赚钱！他被我说得无话可说，像个白痴一样沉默了一会儿，又央及我向老板你求情，担心老板你会记恨他。我说老板肚里能撑船，人家多大的肚量，能记恨你小小的老宋！以老板平日的为人，人家不但不会记恨你老宋，你老宋的事该上紧时老板还会上紧！但你自己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切不可头脑一发热就犯浑！退一步说，犯浑也得看对象！那李逵，仗着有两把板斧，动不动就冲人犯浑，可他一见宋江就磕头。还有孙悟空，把猪八戒当孙子耍，可他何曾冲撞过唐僧和观世音菩萨。咱们局里小牛和小马，动不动就互相尥蹶子，你刚一吹胡子我急忙就瞪眼，可他们啥时见了阎水拍老局长不是毕恭毕敬。以马方向局长现在在局里的威信和威望，完全可和阎水拍老局长比肩，连阎水拍老局长都说，玻管局现在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你冲马方向局长犯浑不是背着鼓寻槌——找打吗？玻管局的同志哪一个不会因此而对你产生反感心理？！”
那天我就这样在马方向局长面前如此这般将老宋贬斥一番，最后说，如果说他是个人，现在也是个“可怜人”；如果说他是一条狗，已成一条“落水狗”！此时给点恩惠，他会永远记着的。所以对他的安排，应弃下策，舍中策，取上策。
“那就给个副主任科员吧！也真是个可怜人，他调进局里工作比我早两年。他做副科长时，我才是个副主任科员呢！不要将人一棒子打死，治病救人嘛。”老板表了态，老宋做了副主任科员。
老宋之外，政秘科又新增了一个副主任科员岗位。这个副主任科员是否应给打字员小胡？老板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老板没有拿定主意。老板心中还有一个人，他在这两个人之间犹豫。这两个人老板都不讨厌，而且两人都向老板伸出了手。老板不想给一个得罪另一个。他想借我的口将这个意见讲出来，这样得罪那个人的就不是老板而是我了。而我正想去得罪“那个人”，让他明确地知道是我不同意他做这个副主任科员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权已悄然置换——由老板手中置换到了我手中。我对这两个人使用谁做副主任科员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老板需要这样一种“说法”：本来他准备让某某做政秘科副主任科员，可鱼在河坚决不同意。鱼在河毕竟是政秘科长，又是给政秘科配副主任科员，他的意见老板有时也得听一听。
而我也同样需要这种说法，这证明我的话是举足轻重的。我更需要另外一种说法：鱼在河那家伙看上去温文尔雅，还敢动刀子杀人呢！
是的，我需要这种说法！在玻管局这么多年，我何曾亲自“杀”过一个人！无论是对阎水拍，还是对马方向，我只有点头哈腰的份儿。在他们面前，我的脊梁骨早断裂了，我甚至能听到我的脊梁骨断裂的“咔嚓”声。
别人以为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一个心慈手软的人——难道老宋不会这样认为吗？老宋不这样认为才怪呢！而惟独没有人知道，我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冯富强被我击溃了，我在对付冯富强的时候，只是躲在背后，（谁能看得见呢！）玩了个借刀杀人。我多想从幕后跳出来，亲自尝试一下“咔嚓”一下的那种快感呢！今天马方向局长给了我这个机会！
我将我准备“杀”掉谁的意见讲给老板听后，老板保准会这样对我说：“那你在党组会上将这个意见讲出来！”
事实与我“设想”的完全一样，包括老板讲的话与我“设想”的他将要讲的话一字不差！那天，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小胡做副主任科员的同时，将老板心中藏着的另一个人一把“拎”了出来。我对老板说：“小胡暂时放一放，这个副主任科员给小虎！”
老板马上对我说：“那你在党组会上将这个意见讲出来。”
果然一字不差！
我对老板说：“任用小虎一个人，能调动一批人的积极性。小苏、小马、小牛、小唐都会看到希望，工作劲头会更大，这里有个用人导向问题。”
老板对我的观点赞赏地点头。
小虎被任命为副主任科员兼老板专职驾驶员。小胡则被我像一个老和尚的鸡巴一样吊在了那里。宣布任命决定那天，这小子拉着小高几个去喝了个烂醉如泥。酒醉后一边哭着一边对小高说：“鱼在河狠毒啊！”
小高当天晚上就将小胡说的话一字不差告诉了我。我嘴角掠过一丝冷笑——谢谢你，小胡！我现在正需要“狠毒”这两个字。这就叫“杀一儆百”。我得让玻管局的同志们都知道，我鱼在河一旦举起刀子，毫不手软！
这次机构改革的第二个特点是：机构名称进行重新调整。政秘科再次改为办公室。全局十个科室简称“两室八科三系统”，或者“八科两室三系统”。
两室指办公室和纪检监察室，八科是指八个业务科。
“三系统”的第一系统为办公室系统。老板称为“中枢神经系统”。既是“中枢神经”，就有指挥其他“神经”的功能。其他九个科室的工作全部围绕办公室的工作转动。这个系统共由十二个同志组成：办公室主任鱼在河，副主任王某某，副主任科员老宋、小虎，打字员小胡，通信员小高，汽车驾驶员小苏、小唐、小马、小牛，另有一位新调整过来的出纳员和门房老乔。
仍然和赵有才主任时期一样：一个班的建制。
第二系统是纪检监察系统。老板称为“工作纠正系统”。这个系统由三人组成，真像一个“三口之家”。即纪检组长姬飞，纪检副书记罗一强，监察室副主任张不错。
第三系统是工会系统。老板称为“民主权利、福利保障、文体活动系统”。这个系统也由三人组成：行业工会主席牛望月，局工会主席李小南，局工会副主席康凤莲。
老板形象地将我们玻管局的“两室八科三系统”比作是一辆三轮车：办公室是前面的轮子，纪检和工会是后面的两个轮子，八个业务科则为轮子上的轴承。老板骑上自己亲手“打造”的这辆三轮车，拉着我们全局五十一名同志劲头十足地向玻管事业美好的明天驶去。
局里出了意外的事，纪检组长姬飞被人打了。打得不轻，住了医院。
姬飞这事出得没有一点新意，甚至有点俗不可耐。他是和老情人康凤莲“爱情”时，被康凤莲的丈夫当场抓获，于是姬飞就被打伤住进了医院。
这次摆平姬飞与康凤莲老公这档子事，马方向已使不上劲儿了，因为马局长不认识康凤莲老公。
这就奇了！莫非康凤莲老公做了那种变性手术？马方向局长突然不认识他了？康凤莲老公并没有做变性手术，马方向之所以不认识康凤莲老公，是因为康凤莲老公不是以前那个人了。
康凤莲目前的老公是她的第二任老公。对康凤莲目前的老公来讲，康凤莲也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康凤莲目前的老公和我比较熟悉，他是我在袁家沟中学教书时的老同事，名叫邓世清。
邓世清是和我在同一年度、同一学期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教书的。并且我俩住同一间宿舍。那年“袁中”（袁家沟中学之简称）就分来我们两个年轻人。
邓世清比我小两岁，他的出生年份“写”在他的名字上——他原叫邓四清——出生于“四清”运动那一年。直到上紫雪师范学校时，他才将“四清”改作“世清”。他告诉我，之所以改名为“世清”，取“世事洞明皆学问”、“清清白白过一生”之意。那时他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某一天晚上睡下后，他对我说，他将来结了婚，有了孩子，若是男孩，就取名邓通。“通”取“四通八达”、“通江达海”之意。道路越走越宽广，条条道路“通”北京：从政，定能做大官；经商，定能赚大钱；从文——说不准就是个沈从文。总之干什么都是最出色的。邓世清对我这样说时，我心想，若叫邓通，成为“沈从文”倒不一定，但做大官和赚大钱却是一定的——这个孤陋寡闻的家伙大概不知道汉文帝时有个幸臣邓通，年轻时十分有钱。而且邓通是个奸佞小人，勾结周勃、灌婴诬陷贾谊，逼使汉文帝将贾谊放逐长沙。除过这个有钱的“邓通”外，我好像在某部古典小说里还看到过，有一个勇猛的武将也叫邓通——想到邓世清的儿子将来是像张飞那样一个手拿丈八长矛“倒竖虎须，圆睁环眼”的家伙，我在被窝里扑哧笑了——我俩进行此类谈话一般都在晚上睡到被窝里以后。刚睡下，睡意还没有“袭来”，便天南海北胡嚼一通。
邓世清听我在被窝里笑，问我笑什么，我说不笑什么。接着我又假惺惺地恭维他说：“我觉得你给你儿子起的这个名字很有寓意——总之是一个好名字！费孝通的名字也有一个‘通’字，那是因为费孝通的父亲在江苏南通教过书——费孝通的这个‘通’字显然没有你儿子这个‘通’字寓意广泛和深刻！”
听我这么说，邓世清显得很得意，又对我说：“在河，人的名字其实是挺重要的。比如毛——泽东，蒋——介石，朱——元璋，名字叫得多响！我的名字叫得不好：邓——世清，像放了一串潮湿的鞭炮，屁屁屁的，叫不响。所以我儿子的名字一定得叫响。邓——通！你看这个名字叫得多响！”他这样说时，我却突然又想起了“通”的谐音是“桶”——饭桶！这样一想，觉得这名字更无趣了。
我对他这一番表述真是不以为然。人的名字叫得响叫得不响无关紧要。也有一个姓邓的人，名字倒叫得不响，这个人的名字甚至很普通，但这个人却是一个真正的伟人，被全中国人民尊崇。而且时间越久远，他的伟大越将显现出来。
我这样想着时，邓世清又说到了他的女儿。他说，若他将来生一个女儿，就取名邓云，或者邓雁、邓鸽、邓鹤——总之要飞到天上。他说他在某本书上看到过一个观点，男为有足兽，女为无翅禽。男人身上兽性的比例大一点儿，女人身上禽性的比例大一点儿。况且女孩子飞在天上，隐含着“远走高飞，蓝天白云，冰清玉洁”之意。邓世清对我这样说时，我不知怎么又想歪了。我想，飞到天上也不一定是好名字！与“邓雁、邓鸽、邓鹤”相比，还有一个“以一抵三”的名字，将这三个名字全都囊括进去了，可这个名字却并不好——邓鸟。我又一次扑哧笑出声来，而此时邓世清已打起了轻微的鼾声。这家伙常常是这样，正和我说着话，突然就睡着了。就像那些严重的心肌梗塞患者，“炸弹”吞得慢一点，就咽气了。
刚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时，我和邓世清的关系并不像以后这么亲密。我是大学本科毕业，他是中师毕业，我就有点瞧不起他。从他后来给他想像中的儿子取名字时，不知道古代已有过“邓通”这么个有钱人，足以说明中师毕业与大学本科毕业在知识面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加之这家伙长相又土头土脑。如果我像一条毛皮光滑的小狗，他就像一只老鼠或者刺猬。母老鼠怀疑老公有外遇，跟踪老公到一堆草丛旁。一只刺猬钻出来，母老鼠一把抓住刺猬，喊：死鬼，还说没外遇，擦这么多摩丝勾引谁呀？——邓世清即使擦再多的摩丝，也总显一副獐头鼠目的猥琐相。刚分配来最初的三天，我俩睡在一间宿舍里却不说一句话。那间宿舍的火炕中间，放两个笨拙的木箱。我的箱子用红漆刷过，他的箱子却是白木板，且上面有很多辨不清颜色的污渍。我当时想，邓世清这家伙该不会手淫时将脏东西顺手抹箱子上吧？这个箱子从读中学时就忠实地陪伴着他。箱子上有几处用小刀刻上的“邓四清”字样。后来我和邓世清相熟后，曾看着箱子上刻下的名字打趣过他。我说：“邓世清，你将来若成了大人物，这个箱子就能进纪念馆供后人瞻仰了！”我当时发现有两处刻的是“邓四清”，一处是“邓世清”。说明前两处是中学时代所刻，后一处是在紫雪师范学校读书时所刻。
总之我当时一看邓世清的全部财产只有这个白木茬箱子，就知道他的家境比我家还要差得远。他的箱子里，有几个手淫弄脏的旧裤衩。这家伙那时连裤衩都懒得洗，手淫时弄脏了，就扔箱子里，将上次弄脏的那个拿在手中揉一揉、搓一搓，将黄色的精斑搓掉，然后再穿上。因此在学校教师灶上吃饭时，他用手动过的馒头我从来不吃。除旧裤衩之外，他的箱子里还放一本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个中师学生能有几本世界名著呢？就这本《安娜·卡列尼娜》也有可能是从紫雪师范学校的图书馆偷来的呢！而当时我的红木箱里边，除过干干净净的衬衣和裤头，还有十几本文学名著。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等。
当时在袁家沟中学，这一红一白两个木箱，将我俩在火炕上隔开，我俩就像两根玉米棒子，一边搁着一个。
我记得我俩是在第四天晚上开始说话的。我们那个破烂不堪的宿舍有老鼠，一到晚上就出来猖獗地活动。前三天晚上我俩都忍着，连着三天没睡好。老鼠见我们没有任何反击行为，第四天晚上越发肆无忌惮，公然跳到木箱上，并快速地从邓世清脸上掠过。于是邓世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粗话，大意是说他准备跟这个老鼠的母亲发生肉体关系。与此同时他已拉亮电灯，穿一个皱皱巴巴的裤衩敏捷地跳下地，开始打老鼠。我当时也像一个勇敢的战士冲出掩体一般，从被窝里跃身而出，穿着裤衩配合他打老鼠。我俩打了十几分钟老鼠，拿木棍这儿捅捅，那儿捅捅，虽没打死一只老鼠，却将老鼠吓了回去，当晚再没敢出来。我俩不约而同折回身准备上炕时，邓世清突然哧哧笑着瞟了一眼我的裤头中间说：“鱼在河你的家伙大得很嘛！”——这就是我俩说的第一句话。接着他又说：“那只大老鼠莫不是钻你裤头里去了？”我当时完全出于自卫，也瞥瞥他的裤头，说：“你的也不小嘛！大老鼠在你那儿呢！”
后来我发现，人与人说话一旦说到生殖器这一带，关系就会遽然拉近，变得亲热起来。钻起被窝后，我还在继续反击他，说他“形而下”，思想里不干净。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觉得他不那么讨厌了。
那天我俩打破持续几天的僵局，谈到很晚。谈话的开篇和由头仍是生殖器。上床拉熄灯，隔着那两个木箱钻进被窝躺下后，邓世清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让我讲一个故事，必须围绕鸡巴来讲。我俩那时正处在青春期，那所农村中学又十分寂寞，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俩找到一个排遣寂寞的好办法，就是讲脏故事，说脏话。一开始我俩都不愿先讲，你让我讲，我让你讲，互相尽让。我当时其实并不是尽让，而是肚子里确实没有脏故事。邓世清见我讲不出，就不再逼我讲，他给我讲了两个。父亲带儿子去洗澡，地很滑，儿子将要滑倒时一把抓住父亲的鸡巴才没倒下。父亲生气道：幸亏你是和我来的，若和你妈来还不摔死你！见我在被窝里笑得喘不过气来，邓世清十分得意，又问我听没听说过“人体四奇”？我一边笑一边说没有听过。邓世清便说：鸡巴没骨，硬得出奇；阴毛没烫，卷得出奇；包皮没晒，黑得出奇；阴道没油，滑得出奇。
接下来他问我在大学弄过女生没有？我说没有。他认为我不老实，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据实告诉他，他也不会把“他的事”告诉我。为了引蛇出动，我装作老实地向他承认，弄过一次。我信口有鼻子有眼儿编了一个故事，说和我好过的那个大学女同学后来得白血病死了，我不想再提我们之间那些往事，因为一提我心里特别难过。他见我这么说，就不再追问。说起和他恋爱过的两个女孩。第一个，人家爱上了他，第二个，他爱上了人家；第一个，两人弄了一次，第二个，只到亲嘴为止；第一个，他抛弃了人家，第二个，人家抛弃了他；第一个，他早就忘到九宵云外去了，第二个，他却怎么也忘不了，一想起那个女孩心里就像猫抓似的。
第一个女孩是他高中同学。邓世清那天刚说了这样一句，又停住口问我，是想听他从头讲起呢，还是先听一下结尾？结尾就是他和那个女孩弄的那一次。我思忖了一下说，还是先听结尾，然后再从头听一遍，这样就给人一种听了两遍的感觉——过瘾！邓世清于是兴致很高地讲起来。他说他俩“那一次”发生的时间是他考上师范那个暑假的一天傍晚，地点是在清水河畔一片僻静的小树林里——他和那个女孩第一次到紫雪城玩。两人先是坐在那里拥抱、接吻，夜幕完全降临时，他就动手解她的裤带。她起初不肯，以手护着，后来就有点半推半就。他急忙趁热打铁，一把将她的裤子扯到了膝弯处。邓世清给我讲到此处时，用的就是“趁热打铁”这个词，仿佛那个女孩的两条腿是两块硬邦邦的生铁。这样蛮干，人家女孩生气了没有？我问邓世清。没有没有！她当时只是假装生气，在我手背上掐了一把，邓世清说。这么容易就将一个女孩的裤子扯到腿弯处，让我嫉妒，我恨恨地说，这个女孩肯定是个烂货，早和别人弄过了——所以驾轻就熟！邓世清见我这么说，生气了。说那女孩是个真正的处女。然后又攻击我，认为我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你那个得白血病死的女朋友才是个烂货呢！他这样恨恨地说时，仍显得气鼓鼓的。我见他因为生气有中断讲述的危险，急忙表示和解，认同他的说法，认为他的女朋友一定是个处女——比处女还处女——至少有两层处女膜！我夸张地讨好他，然后便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问他当时给那女孩屁股底下垫什么东西了没有？——总不能让人家裸着身躺在冰凉的河畔吧？要么就是提前准备好了一块毛毯？邓世清见我这么说，复又开颜。他扑哧笑了，说我真无知。提前抱一块毛毯往河畔走，人家女孩会跟你去？就像你若拎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哄骗一个人跟你到僻静处，人家会跟你去？邓世清这个比喻其实并不妥当，仿佛他和那个女孩做爱就是给人家往里捅刀子似的。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此时他又不失时机地攻击我一句，说我和白血病患者弄时才抱着毛毯呢！这下轮到我生气了，警告他再不要提那个已逝的女孩。我说，你这个人也太残忍了，怎么能将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呢！他见我这么说，急忙向我道歉，然后讨好地告诉我，他当时将自己的上衣铺在了女孩的屁股底下。我的语气这才和缓下来，说，那一定将衣服弄脏了吧？没有没有，邓世清连连摇头，说他当时笨手笨脚伏上去，刚挨过去，还没进门，就泄了。那还不射衣服上去？我关心地责备他。没有没有，邓世清复摇头。那莫非你给女孩射里面去了？又不是打气枪，“噗”一下就能打里边去；或者是那种高压水龙头，一下就将十个八个小邓通冲进去了。邓世清说，在那紧要关头，说时迟那时快，他猛地提了一下身子，一下就射女孩肚脐眼儿里去了……
邓世清是在从头讲起这个女孩对他萌生爱意的琐屑过程时，我才知道这个女孩名叫王小梅的。他从刚上高一时说起，某一次上体育课时她替他捡了一次篮球，某一次两人共同办黑板报时她触了一下他的手……这些平淡无奇的过程在我听来十分乏味，便催促他快点讲到结尾，又将那个还算刺激的结尾有滋有味听了一遍。
邓世清在紫雪师范学校上学后，就像高加林抛弃刘巧珍那样，抛弃了没考上学校回到农村的王小梅。他向我感叹：人就是这样，容易到手的，从来不会珍惜；得不到的，却又朝思暮想，欲罢不能！邓世清所说“得不到”的，就是他的第二段恋情。这个“得不到”的女孩名叫周华芳，是他的师范同学。我虽没见过周华芳，但从邓世清的讲述中，获知这个女孩有“倾国倾城貌”。邓世清告诉我，周华芳是城里女孩，比王小梅漂亮得多、洋气得多！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精灵！他说，自从爱上周华芳，他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你爱一个人，就是觉得她放屁都是香的！邓世清说话有时能夸张到令人恶心的程度。我听邓世清讲述时常喜欢冷不丁插一杠子，不按他的思路和叙述过程“跟进”。那天他说完周华芳的“香屁”，正在用充满深情的语言形容周华芳的容貌，我却突然问他，周华芳的身体怎么样？他当时不得不停下对这个女同学容貌的细致描述，回答我：“身体好着呀，没病！”我在心里想：哦，原来不是“多愁多病身”！那天关于周华芳的容貌他描述了很多，我只记着一句：“眼睛，还有手，还有洁白的小牙齿！”原来除了“香屁”，邓世清最初就是被周华芳的眼睛、手和洁白的小牙齿迷住的。
我俩那时都爱好文学。八十年代中前期，你若说爱好文学，人们就会敬你三分；若你是个“搞文学的”，人们就会再敬你三分；若你还在报刊上发表过几首小诗或小散文、小小说之类，人们就会又敬你三分，并且有很多姑娘会给你写信。不像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纪初年，你若说你是写诗的，人们就会认为你是个疯子。甚至有人说，诗人最危险，是离饥饿最近的动物。而你若说你是一个作家，人们又会说，作家就像退休的元帅一样，以前的光环没有了，但还可以穿着不佩肩章的元帅服坐在那里。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就连作家都羞于说自己是搞文学的，因为你若说你是搞文学的，别人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没用的人——“啥也搞不了的人才去搞文学！”社会的价值观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八十年代，人们还羞于谈钱；可到九十年代以后，已在公开逐利。黄河、长江可以改道，但却没有人能阻止这种价值观念的嬗变。
待我从姬飞那儿获知是邓世清打了他之后，我已和邓世清多年没有往来，他和康凤莲结婚我都不知道。康凤莲也没有请我们单位的同事参加她的婚礼。他们双方都是“二婚”，“一对新夫妻，两套旧家具”，大概也不想张扬。但邓世清还是应该请我的，我们毕竟有过那么一段亲密无间的关系。不请我，反过来说明我们已经疏远到何等程度，甚至完全形同陌路——自从我调离袁家沟中学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否给他生下了“邓通”或者“邓雁”，我竟也一无所知。
邓世清成为我们紫雪市比较有名气的一家夜总会——康巴夜总会的老板，我还是这次姬飞被打后从姬飞口里获知的。确切一点，邓世清只是康巴夜总会的“二老板”，大老板是康凤莲的哥哥康二。在我们玻管局，有一个人一听到康二这两个字就哆嗦，这个人就是我手下的副主任科员老宋。
生活真是一个大染缸啊！和我在袁家沟中学一个炕头“同居”十年的老同事兼老友邓世清染指黑道，是我当初万万没有料到的事情。
当然，邓世清与他经营的康巴夜总会只是给人感觉带有那么点黑道的味道。截至他打伤姬飞之前，尚未听说他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至于他打姬飞，下手是重了一点，可毕竟有那样一个明摆着的客观原因，黑道之外的正常人群中亦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过邓世清生活走向的大幅度改变（我不想用“堕落”这个词），还是令我这个他旧日的老友吃了一惊。
在我的印象中，邓世清这个人虽然有点喋喋不休，话太多，但心术并不坏，心也不“硬”，所以对他毅然举起器械将姬飞打得爬不起来（或者就是打得“鸡”飞狗跳），我当时听说后还是有点不能相信，直到从医院探望姬飞出来，才确信真是这家伙所为。
一个原本还算纯洁的年轻人，为何七八年时间，变得如此不堪？我找不到答案。我不禁回想起我们一块儿相处的那些美好的岁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邓世清就像粘在我身上的一块嚼过的口香糖，甩都甩不掉。我这里所说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指我在袁家沟中学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俩关系最“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与柳如眉恋爱以至于初婚的那些日子。
就像当初邓世清狠心地抛弃了王小梅一样，中师毕业后，周华芳也狠心地弃邓世清而去，鹊飞别枝。邓世清说他当时简直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此后，邓世清恋爱一直不很顺利。他的前提条件是要找一个像周华芳那样的城市女孩。可城市女孩的眼睛都像二郎神杨戬的眼睛那样长在额头上，怎么会看上一个中师毕业的农村中学教师呢！何况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五，被女孩子视作“残疾人”。邓世清惟一的特长是爱好文学，舞也跳得不错，后来和他交往的那些女孩大都是跳舞时认识的。每到寒暑假，他回到紫雪城大都泡在舞场。那时跳舞十分流行。可那些女孩和他相处一段就不愿意了。那些女孩乖巧得很，分明是她们自己不愿意了，却对邓世清说是她们的妈妈或者爸爸不愿意了。每次失恋后，邓世清就拉着我喝烧酒，酒喝高后涕泪滂沱给我背诵几首拜伦雪莱或者普希金叶赛宁的诗。诵毕便用叶赛宁说过的一句话反复安慰自己：别难受，别折磨自己。一切都将过去，犹如轻烟飘过白色的苹果林。一次喝醉酒后，他竟拍着我的肩膀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说：“在河，你说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咱们搞文学还可以理解；可八十年代末期人们都开始搞钱了，咱们还在搞文学；人们搞完钱又开始搞女人了，咱们还在搞文学；你说咱哥们儿是不是很傻是不是很傻！”这个醉鬼当时竟猛地扯了一把我的衣领，然后手一软，脑袋一偏，便醉得不省人事，只是眼角慢慢渗出两滴泪珠。
我俩的文学梦就在这次喝酒后结束得干净利索，从此再不谈文学。
我和邓世清情感的沸点是在我和柳如眉结婚的婚礼上。那是1988年冬天，至今我都记得十分清楚。我结婚邓世清跑堂端盘子时，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在食堂摔倒，当场将眼镜甩出去。这家伙总是在关键时候让人“大跌眼镜”，给人们平添一些笑料。
我结婚的1988年前后，紫雪城年轻人结婚在饭店包酒席的还不多。那时工资低，挣的钱少，结婚时大都是请一个有点名气的厨子，再请一些帮手，自己做酒席。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省钱。可见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距现在还是有很大差距。我当然也不例外，早在结婚前十天，便叫来一帮同学朋友帮忙，将婚宴定在市技工学校的一个学生食堂来做。当时恰好是寒假期间。那时年轻人结婚，大都在暑假或者寒假，学校放假，去学校包学生食堂容易。
我请来的七八个帮忙的同学朋友中，邓世清是最卖力的一个。他显得特别兴奋，好像不是我结婚，而是他结婚。举行婚礼的前两天晚上，我骑自行车来到技工学校。那几天，我主要负责布置新房，做酒席这一摊全部交给邓世清打理。我来到技校，见灯火通明的食堂里，只剩下邓世清一个人。他当时正十分专注地用烧红的火柱烫一颗硕大的猪头，散发出一种极其难闻的味道。走到身边他才发现我，扭回头对我说：“买来的猪头毛没褪尽，得重烫一遍。”我这才发现地下摆着十颗猪头，其中有八颗已烫干净，他正烫着的是第九颗，第十颗还没有烫。我俯身将烫过的和没烫过的作了比较。烫过的确实干干净净，耳根旁、嘴唇边、包括鼻孔里都收拾利索了，白白净净像女人的屁股蛋子。而没烫过的那一颗角角落落里全是毛，有些地方甚至有很多毛。“还有二十只鸡，我也重新拾掇了一遍。”邓世清向前边一指，我才发现案板上还放着二十只褪得干干净净的鸡。我当时心里有点感动，站在那儿和他说了半个钟头话。他和我说几句话，将烧红的火柱从炉膛里抽出，“咝”一下就在猪头上烫起一股白烟，那股难闻的气味直冲我鼻孔。我屏住呼吸以手扇烟退后几步，待烟雾散尽后再趋前和他说话。到我十一点多钟准备离开时，他已将第九颗猪头拾掇利索。我看他累了几天，让他和我一起离开。“剩下这一颗明天再烫吧！”我指着地下那颗没烫的猪头征求他的意见。他却摇摇头对我说：“明天还有明天的活，今天必须将这颗猪头烫完！”说着他已弯腰将这颗猪头从耳根上一把拎起来，扔在炉台上，将烧红的火柱“咝”一下戳了上去。眼里露出恶狠狠的光芒，简直有点像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用类似的酷刑折磨被叛徒出卖的我地下党员一样。
他坚持要将最后一颗猪头烫完，我也就不好意思一个人先走了。我结婚，让人家半夜三更留下给我烫猪头，我看遇到这种事谁也不好意思先走。他见我哈欠连连站在旁边，停下手中的活儿推我，一边推一边说：“你快走快走，后天就入洞房了，要干多重的活？这两天早点睡觉养精蓄锐！”说到这儿，他突然又诡谲地悄声问我：“看在兄弟给你烫了这么多猪头份儿上，你给兄弟说句实话，你把嫂子睡了没有？总不会留在后天才睡吧？”我笑着回答他：“你说睡了就睡了，你说没睡就没睡。”“这么说还是睡了！”他有点惋惜地叹了口气，接着说：“要是我，我就不睡，非等到新婚之夜才睡！”他说着竟没来由地有点生气，用烫猪头的火柱指了指我的脸，我忙向后退了两步，以免将脸烫伤。此时他又说：“咱们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为什么硬挨到年三十的后半夜或者大年初一黎明时分才穿？就是因为年三十的前半夜穿上感觉没有后半夜或者初一的黎明时分穿上好。”他停了一下，有点焦躁地对我说：“如果你腊月二十八九甚至刚入腊月就将过年的新衣服穿在身上，那就更没意思了！”说到这里，他将火柱重新放进通红的炉火里，气呼呼地对我说：“鱼在河你信不信，我如果娶到周华芳，我肯定会等到进洞房才睡掉她！”
那天我俩就这样扯淡扯到十一点半。他因为一边说话一边烫，那颗猪头到十一点半还没烫完。他当时是硬逼着我离开的，让我赶快回去睡觉。他笑嘻嘻地说：“虽然柳如眉已被你睡了，但后天还是不能偷懒，我认为至少得做三次！”他一边送我到门口一边向我揸了三个指头。又说：“新婚之夜活干不好，两口子一辈子磕磕绊绊、别别扭扭；活干得好，夫妻俩一辈子和和美美、甜甜蜜蜜。”我俩在暗夜中分手时邓世清又显得十分高兴。因为在这之前他逼问我，他如果娶到周华芳，相不相信他会等到新婚之夜才睡她？他当时望着我的眼神十分热切，实际我根本不相信他能等到新婚之夜。但我知道这家伙是个较真的人，若我当时表示根本不相信，他热切的眼神立马会黯淡下来。轻则他会甩下最后那颗猪头不给我烫，重则可能将我的脑袋当做猪头来烫。这样一思忖，我立马十分诚恳地表示他是能做到的。我对他说：“你是个十分有意志力的人！你即使跟周华芳抱着睡在一起，哪怕睡一个通宵，你也不会干她的。因为你俩的线裤都没脱，我相信你的意志力！”听我这样说，他果然十分高兴，热切并有点紧张地望着我的眼神，一下变得灿然，拍拍我的肩说：“还是你最理解我！”他这样说着便放下火柱推我出门。直到我出了技工学校大门，他还站在食堂门口冲我喊：“你小子后天快活，却让我老邓给你烫猪头！”他喊着，“嘎嘎嘎”笑起来，那笑声在静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从我结婚前十天直到举行婚礼那天端盘子跑堂时摔倒在地，我相信邓世清是最累的一个人。每天晚上干活干到深夜回去，他一定还睡不着觉。我俩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现在我像柳永写的那样“鸳鸯绣被翻红浪”，他顾影自怜，一定会想起周华芳，想一会儿还得手淫一场。人在青少年时期有过一个短暂的手淫阶段，也不算啥。可邓世清从紫雪师范学校直到袁家沟中学，却是十年如一日，坚持天天自慰，后来发展到一天不自慰便睡不着觉。所以那天端盘子摔倒与他身子虚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邓世清在第N次恋爱不成后，已变得有点潦倒和玩世不恭，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但他下坠（我还是不想用“堕落”这个词）速度如此之快，我还是没有料到。
我和柳如眉结婚后，千方百计联系往紫雪城里调，以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柳如眉那时已在那个局里工作。因此严格地说，一票认识柳如眉比我还要早。从柳如眉的角度讲，是“他比你先到”。只是一票认识柳如眉时，一票已经结婚——否则柳如眉就不是我的妻子了，因此他俩发生“婚外恋”，还是有情感基础的。
在我联系调动期间，邓世清也一直在联系调回紫雪城。可一个中师毕业生比一个大学本科生联系接收单位难度要大出许多。但我前脚离开袁家沟中学，他后脚接着也离开了——他干脆辞职下海，跟别人去办公司，从此杳无音信。就像一只飞入林间的鸟儿，或者钻入灌木丛的兔子，一闪便不见了。我俩友谊的乐章，到此戛然而止。
坦率地讲，回忆起多年前和邓世清这些感情色彩颇浓的往事，我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可是在医院看到姬飞那种羞愧的神色，在姬飞家里看到姬飞老婆那副要死要活的模样，我心里更不是滋味。邓世清要姬飞拿出十万元了断此事。姬飞已背着家人悄悄给了邓世清两万元，可邓世清哪肯罢休！姬飞拿不出钱来，邓世清却不断捎话来，若在规定时间拿不出钱，他就去找姬飞妻子讨要。邓世清真要去找姬飞妻子，姬飞妻子还不上吊？姬飞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给我说这事时，难过得数次掉下眼泪。他握着我的手，将脑袋羞愧地别向一边，打着石膏的腿抖动着，说：“兄弟，这事就拜托你了！若能将此事化解，我姬飞就是你的姬飞，从此愿效犬马之劳！”
此事我当然愿为姬飞去摆平，也只有我能摆平此事。在玻管局的班子里，姬飞过去一直对我不冷不热，若即若离。而这个人却是一条隐藏得很深的毒蛇，说不准哪一天就会探出头来咬你一口。拿下了姬飞，等于搬掉了我前进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在玻管局再不会有人与我抗衡！余宏进马上要退二线，即将成为那种放进陈列馆的笨拙的老炮，已没有任何战斗力；陈奋远一直待我不错；朱锋是个胸无城府的炮筒子；牛望月像个长舌妇，只会在自己腿上拍几下，根本无足挂齿！我即使将他的亲侄子小牛的脑袋踩来踩去，只要报差费时不揭穿他那点儿鬼把戏，他就会心满意足拿着条据喜滋滋地去出纳那儿领钱。下一次再来报差费时，恰好我正在踩小牛的脑袋，他也会佯装没看见，见我提笔在他的一沓条据上签了字，他长舒一口气后，会站在一旁看着我踩小牛。甚至为了讨好我，还会提起一只脚和我一起踩，一边踩一边还说：“这小子太不争气，代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对我来讲，拿下姬飞，是我继拿下马方向之后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一个姬飞给我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票！就像战争年代一名挥着驳壳枪的连长，冲上敌人阵地时，身后至少跟着一个尖刀班！
如果拿下阎水拍是辽沈战役，拿下马方向是淮海战役，拿下姬飞就是平津战役。至此，我在玻管局进行的“三大战役”干净利落地打完，下来就是占领南京和解放全中国的问题了。
鱼在河同志啊，你又比邓世清高尚多少呢？他是明火执仗公开勒索，你却口蜜腹剑、不择一切手段向上爬！在这一点上，你和他又有多少区别呢？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一个杀人犯，一刀过去结果了对方，或者下毒药悄悄药死对方，在量刑上有区别吗？鱼在河啊，你就是那个悄悄下毒药药死别人的可怕的家伙！
《背叛》吴言
第三十五章
我已和郑向洋市长认识并已有一定程度的交往。我走向郑市长得益于两座桥梁：一是那份果然让郑市长有“惊艳”之感的材料；二是那个雷秘书。
当今社会，跟一个人认识并很快建立一种密切关系，并不复杂，有时甚至很简单。不像古代，要找到一个朋友，还得摔一把琴什么的。伯牙鼓琴，六马仰秣。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于是伯牙摔琴谢知音。
雷秘书是在我们搞完材料离开的前一天抵达紫东县的。他的派头比我们老板大得多。一到紫东宾馆下榻，便问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知道他已“抵达”的消息不？他说的第一个某某同志是指紫东县委书记，第二个某某同志是指县长。我当时赶忙点着头说知道。“那他们还不来看我？”他这样说时，面有不悦之色，然后低头看那份打印好的厚厚的材料。那份材料的标题是：“十亿元资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他提笔将这个标题勾掉，一边勾一边摇晃着腿——他当时坐在房间那把考究的仿古太师椅上，跷着二郎腿看那份材料，我则垂手侍立在一旁。雷秘书抵达紫东县的那天上午，县接待办主任已将这间“总统套房”留给了他。接待办主任当时笑着对我说，雷秘书跟郑市长来紫东受委屈了。每次郑市长住套房，他只能住一个标间，这次让他也享受一下市长待遇，反正这套房闲着也是闲着。实际这个总统套房也就比普通的套间豪华一点，说白了也就是紫东水平的“总统套房”。
那份材料的标题实际是我故意写成那样的。那份材料写得十分扎实，站得又有点太高，雷秘书也是搞材料的（套用邓世清那句“箴言”则是：九十年代末期，人们连女人都不搞了，咱们还在搞材料），一看准会大吃一惊。大吃一惊后就会有点不舒服，甚至有点嫉妒：怎么玻管局一个搞材料的，搞出来的材料比我们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的水平还要高？那份材料若是我画的一条完美的蛇，最后故意添了几只足，让雷秘书将蛇足砍掉——那样他就不会嫉妒了，因为他已认为这条蛇是他画的了。
那天雷秘书一下车就像市长那样板着脸。我提着他的公文包跟他进了房间他板着脸，我殷勤地给他茶杯里注满沸水他板着脸，他坐在太师椅上开始看材料时仍板着脸。他原本是准备看完材料后挑出毛病训斥我的，因此不能提前把脸放平和。秘书和领导的区别就在于：秘书总是拿捏得像个领导，眼睛长在额头上，对人待理不理的，脸板得像建行的龙卡或农行的金穗卡。领导却总是和颜悦色——而且领导的职位越高，官衔越大，待人越温和，一不小心就会走过来握着你的手嘘寒问暖，尤其爱问你家过年能不能吃到肉和饺子。那天雷秘书的脸本来都快板成工行的牡丹卡了，看到那个“十亿元资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的标题后，才忍俊不禁，终于开颜一笑，一边笑一边摇腿一边抬头看着我说：“这个标题思路和切入点本身不错，以十亿元资金点题，这是对的，但后半部分走偏了。就像一个美女，上半部分无懈可击，可往下看，却是两条罗圈腿和一双像搓板儿一样的大脚。”雷秘书被自己这个比喻逗笑了，又乘兴发挥，说，“或者像一股水，本来在渠道里流着，可却突然不知渗哪儿去了。”我当时赶快接上话茬儿顺着他的思路讨好他，点着头说：“就是就是，又像一辆汽车，正在柏油路上跑着，却突然找不见了，哪去了？翻沟里去了！还像一个小学生，大清早起来迷迷糊糊穿裤子，一只脚蹬裤筒里了，另一只脚却不知蹬哪儿去了。”
“就是这个道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后半截显然不妥。咱们来推敲一下。这后半截不应该‘扬’，而应该‘抑’，‘抑’而后止——戛然而止！就像高档汽车的刹车片一样，轻轻踩下去平稳地停下来。有了！‘是从哪里来的’，‘十亿元资金是从哪里来的？’这不就出来了。”雷秘书高兴地拍腿，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急忙以手捂了一下嘴——我材料的原稿就是这个标题。
接下来三十几页材料，雷秘书只勾掉了一小段，改正了几个明显的错别字。这几个错别字是我故意写错的。另外还有较多的标点使用错误，尤其是该使用句号时我却使用逗号。这一点显然被雷秘书看出来了，他皱皱眉头说：“你这家伙怎么喜欢一逗到底？又不是做爱，欢实得不想停下来！”
雷秘书最后的评价是：“材料还行，说明你驾驭文字的功夫尚可，但你的基本功还是差一些！”他说的“基本功”是指错别字和标点符号。
他说到“驾驭文字”时，我又想笑：仿佛我不是写材料，而是骑着一匹马。但我没敢笑出声来，只是咬着牙根咧了一下嘴，为了阻止笑声像一个淘气的小孩子一样从牙缝里钻出来，我急忙龇着牙走过去给雷秘书杯中再次注满沸水。直到这时，他才仿佛看见我一直像《红楼梦》里宝玉的贴身书童茗烟一般侍立在一旁，这才指着旁边的另一把太师椅对我说：“你坐！你坐！”
我刚欠身坐下，他皱着眉头抬腕看看表，这一看就从门里“看”进两个人来。我抬头一瞧：是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来了。
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一进门便满脸堆笑，先后热情地伸出双手与雷秘书紧握。我则如惊弓之鸟一般，急忙将那把屁股还没坐热的太师椅让出，重新像茗烟那样站起来，悄悄溜一边。第一个某某同志毫不谦让地坐到我让出的太师椅上，第二个某某同志则侧身坐床上。两人落座后异口同声对雷秘书表示歉意，本来应早点过来看雷秘书，但下午有一个会，会一开完就“赶”过来了。
他们说这一番话斟酌词句时，特别强调了一个“赶”字，仿佛他俩是两个去赶集的红脸膛农村后生似的——若时光退回去二三十年，这两个“某某同志”说不准真是两个红脸膛的农村后生呢！两人结伴去集市上卖冰棍儿，一个老练一些，一个羞涩一些。老练的扯着嗓门高声叫卖：卖冰棍儿！卖冰棍儿！羞涩的不好意思吆喝，一着急，跟着一声一声喊：一样！一样！
那天下午是规格很高的盛宴。古人劝诫后人，有“宴安鸩毒”这样的说法。意思是沉溺于宴席之欢，贪图口腹之乐，留连声色犬马，等于饮毒酒自杀。这话说得毫无道理，至少也有点危言耸听。我做了政秘科长后，三天没人请我“宴安”，就浑身不自在，有时甚至有那种如坐针毡之感。后来我跟雷秘书相熟后，他也有此同感。而且我们都不拒绝声色犬马——为什么要拒绝呢？傻瓜才拒绝呢！比如柳如叶，算得上是一个让人销魂蚀骨的床上尤物吧（我的想像，尚未实践）！莫非我和这个聪敏狡黠的小蹄子上床做爱，就等于是喝一杯毒酒？简直是一派胡言！这样的毒酒我恨不得天天喝呢！我要比这妮子大出差不多十岁，若我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去“打造”她时，定会有老蚌怀珠、老牛舐犊之感。据我多次目测，她的乳最差也是半球状，总之肯定不是地梨状，说不准还是个鸭梨状呢——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出售的那种光鲜饱满的大鸭梨！和这样一个波霸在蓝天大酒店的总统套房造爱，多催情？要比那些鬼头鬼脑的鸨儿将你带进阴暗狭小、气味难闻、肮脏潮湿的包厢“靠”那些阴道发炎的妓女幸福多多、享受多多、满意多多呢！包括惠五洲和郑向洋，见了柳如叶也会眼睛发直——只是他们不敢发直，在那儿装模作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紫雪市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多少深沟大壑，可惠郑两人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却无处藏身。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所以他们就只能背抄着手，目不斜视地从蓝天大酒店出来，再从白云大酒店进去。即使在大厅里碰到柳如叶，或者是碰到正在出席全市玻管工作会议的陶小北，也不敢正眼瞧她们一眼，更不会像我和小北去红海湖玩那天碰到的那两个打兔子的家伙那样，目光不由自主被她们的美艳牵引，来个“哥哥回头望、妹妹恁漂亮”！
是的，这是一个波霸称雄、到处散发着强烈的荷尔蒙气息的时代！对我和雷秘书这样的人来说，已是承欢侍宴无闲暇，虽未达到惠五洲、郑向洋“黄门飞鞍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的程度，但已着实是“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那天由两个某某同志亲自作陪的酒宴，自始至终气氛热烈。雷秘书居中，两个某某同志像麻将牌一样，一边插一个“接应”。下来是我们老板，下来是县里一位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再下来是我和李小南。然后是两办（县委办、政府办）主任。“茗烟”这一角色移交给了县接待办主任。接待办主任是一个年龄比两个某某同志还要大的男同志。我初步目测了一下，他的年龄应是五十多岁，比余宏进略小一点，比陈奋远略大一点。推测他比余宏进小，是看他脑壳上的毛发。余宏进早已满头飞雪，而他只是华颠相间；推测他比陈奋远大，是看他脸上的褶子——他脸上的褶子比相声演员李文华脸部的褶子还要密。一道褶子与一道褶子之间的距离，比一片暖气片与另一片暖气片之间的距离近得多！如果陈奋远脸上的皱纹是一个拉开的手风琴，这位接待办主任脸上的皱纹就是一个合上的手风琴——表述得准确一点，应是手风琴拉开或合上的皮制风箱。
宴饮间，接待办主任始终弓着腰满脸堆笑垂手侍立一侧。他的主要任务是用一双灵敏的眼珠子始终盯紧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手中的酒杯。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都不喝酒，只要他们一端起酒杯，接待办主任便趋前一步，利索地抢过来不由分说倒进自己嘴里。有时两个某某同志同时端起酒杯，他干脆双手同时伸出，同时将两杯酒接过来。我那天有个“惊人”的发现，接待办主任双手端着两杯酒时，总是先将第一个某某同志的那杯酒倒进嘴里，再将第二个某某同志的那杯倒进嘴里。他双手同时端两杯酒至少在十次以上，可却从未先将第二个某某同志的那杯酒往嘴里倒。有一次已将那杯酒送到嘴边，脖子正准备像我写的那份材料标题一般，向上“扬”那一下时，却又突然有点烫嘴似的迅即将那杯酒移开，将另一杯酒倒进去，定定神，才又脖子一仰，将第二个某某同志这杯酒倒进去。我那天发现这一点后，不禁在心里暗暗称奇——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那天雷秘书显得格外兴奋。他一落座，发现了李小南，眼睛一亮，随即便巧舌如簧，妙语如珠。饮酒时十分爽快，毫不推辞。有一次他和某某同志碰杯后将那杯酒往嘴里倒时，一边倒一边撩起上眼皮向对面的李小南看过来。就像当年邱少云所在的那支潜伏部队，脖子以下一动不动，只是将插满树枝的脑门儿向上抬了抬。那天雷秘书显然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喝酒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某某同志和李小南。他一边和两个某某同志应酬，一边时不时多情地往李小南那儿瞭一眼，两道目光像从炉膛里蹿出来的两支不安分的火舌，不停地被风吹拂，向李小南那边倾伏。而我则是“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老板为中心，一个基本点是像那个接待办主任代两个某某同志喝酒一样，不停地代老板喝酒。那天的中心是雷秘书，我们老板马方向显然有点受冷落。为了使老板不受冷落，我频频举杯邀酒来营造我们那个方位的热烈气氛。起初我还代李小南喝酒，但雷秘书很快吃醋地冲我嚷嚷起来，明确提出要剥夺我这项权利。我乐得顺水推舟，将这项权利拱手相让。雷秘书代李小南喝了第一杯酒后，竟高兴地冲我抛来一个媚眼。那天的酒席十分有趣，就像一个酒厂的生产车间，始终有三条流水线：接待办主任不停地代两位某某同志喝酒，我不停地代老板喝酒，雷秘书不停地代李小南喝酒。
席散后我跟雷秘书到他房间，他突然从手包里掏出一堆票据整理起来。有出租车票，有百元、五十元、二十元、十元的餐饮票，还有两张五百元的。他沉着脸点票据时，我早到我房间将五千元钱塞进我们玻管局印制的那种公用信封里，再到雷秘书房间，进门时背过一只手将门锁按钮吧嗒按下去。当时雷秘书刚将那沓票据清点完，拉开手包拉链正欲装进去。我伸出一只手将他拿票据的手轻轻止住，另一只手十分敏捷地拿出那个信封扔进他手包里。接着我将他的手包拉链拉上去，顺势将他手中捏着的那沓票据接过来，快速地扔进我的手包里。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后，笑着对雷秘书说：“早就想给你办点事了，没有机会，今天终于让我抓住机遇了！”
我一个“抓住机遇”的说法，博雷秘书粲然。他问我：“能处理？”（指能报销）“当然！”我回答他。接着又说：“办公室主任是干啥的？不就是为领导搞好这些服务的嘛！”他又直白地问我：“多少？”（指我给他包里塞进去多少钱）我说出数字。他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说：“我这些票据恰好是四千九百九十五元，只差五元，你怎么像长着一双火眼金睛似的。”我笑了笑，说：“只差五‘元’，说明咱俩有‘缘’——心相通、情相连嘛！”
雷秘书随即又拉开包掏出五元钱，笑着递给我说：“好朋友，清算账！”我没有推辞，拉开我的手包，将那五元钱塞进去。
雷秘书脸上的线条和看着我的眼神格外柔和起来。我趁着酒兴提出，想请雷秘书出去“放松放松”。他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不要称我雷秘书，称雷兄即可。”我对雷兄说：“战争年代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铁’，是看有没有一起‘扛过枪’，七十年代是看有没有一起‘下过乡’，九十年代雷兄你说是什么？是看有没有一起‘嫖过娼’！”雷秘书仰脸哈哈一笑，拍着太师椅的扶手连称“有道理！有道理！”接着他又补充说，“九十年代也可以说是‘下过厢’！”他伸出手指在空中左右摇晃着，比画了个“厢”字。
我接着又对他说，有句话这样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娼，娼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还有比这话更绝的呢！我有个旧日的朋友，喜欢文学，他喝醉酒后对我说出一番惊世骇俗的话，他说，鱼在河你说七十年代末咱们搞文学还可以理解；八十年代人们都开始搞钱了，咱们还在搞文学；九十年代人们搞完钱又开始搞女人了，咱们还在搞文学！这段话套用在咱们这些写材料的人身上，那才叫妙呢！雷兄你说七十年代末咱们搞材料还可以理解；八十年代人们都开始搞钱了，咱们还在搞材料；九十年代人们搞完钱又开始搞女人了，咱们还在搞材料。”我将这段话“套用”完，又说，最后再给它加一句，“九十年代末人们连女人都不搞了，咱们还在搞材料！”
“妙！妙！真乃绝妙好词！”雷秘书晃着脑袋玩味着，一边玩味一边说：“偷不着，不搞了，这才是点睛之笔！”他抬手在我肩上有力地击一掌说：“没想到你这家伙这么有智慧！”
“这点智慧还不是你下午给我改材料时‘点拨’出来的——又不是我头脑里固有的！”接着我又说，“咱们现在有理由出去‘放松放松’了吧？”
雷秘书说：“我倒不是有什么顾虑，主要是觉得没意思，那些小姐一见面就像炮弹一样往怀里钻，一点情趣也没有。咱们又不是那些土老板，玩也应玩出点意境来。”雷秘书想了一会儿，突然眸子里欣喜地一闪，对我说，“咱们叫李小南一块儿去唱歌跳舞吧！”随即他又说，“我最爱听那些老歌了，老歌就像陈年的酒，越听越有味道；又像可爱的女人一样，越交往越难以割舍。”
第三十六章
我上小学时，曾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涂个红脸蛋，唱过一首歌，歌名叫《火车向着韶山跑》。1998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我没有涂红脸蛋，却和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乘上了火车。当然我们没有向着韶山跑，而是“向着上海跑”。
我和陶小北坐在一节软卧车厢里，咣当咣当向上海驶去。
小北在局里请了一年假，去上海某大学学习。学习期满后，准备辞职赴美读书。在美国读完书后，或者回来，或者不回来。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大量涌向海外读书。世事轮回，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中国人再次大量涌向海外。到九十年代末期，不仅北京、上海的学子们出国读书已不鲜见，包括我们紫雪这样的北方落后地区，有人去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读书，亦已成为平常之事。我们紫雪市有户寻常百姓就有三个孩子在美国。这三个孩子都是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的。而他们的父母亲只是紫雪市政府的两名科级干部。
时代的脚步向你奔过来时，可真是比这列开往上海的火车的劲头还要大！也就是十五年前，即1983年左右，有一帮美国人来我们紫雪考察刚刚发现的地下资源时，在紫东县和紫北县，大批群众涌上街道看“洋人”，比逛庙会都热闹。外宾的车队出行，街道两侧挤满了好奇的人群。小孩子们齐声呐喊：“一二，美国佬，滚出去！”老外听不懂，误以为是热情地欢迎他们，打开车窗笑眯眯地向人群招手致意，并咔嚓咔嚓摁动快门拍照。
是的，没有人能逆转时代的潮流，否则将会被碾轧得血肉横飞。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陶小北出国，就成为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何况她仅是出国读书。她就是和老公离婚后嫁给个老外，或者干脆移居海外，也已没有一点轰动效应——其实轰动效应出现的太多并不好，只能说明这个时代太封闭。当年金圣叹带着木枷临刑前，“看客”人头攒动。攒动的人头中，有一人却不是看客，他的脸上爬满泪痕！这个脸上爬满泪痕的人是金圣叹的儿子。金圣叹当即作一联：
莲（怜）子心中苦
梨（离）儿腹内酸
即使在临死的时候，金圣叹也只敢用谐音作对来表达内心的凄苦，可见那是一个多么专制的时代！
小北到上海去，我请假去送她。当然我向老板请假时，并没有说我到上海去，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一周。我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说我要到北京参加一个短训班。这样那样以收费为目的的培训班邀请函隔三差五会寄到我们局里来，我想到哪儿去，还不是拔一下腿的事情？我这两条腿可以走到国内任何一个城市，包括到香港、澳门转一圈也十分简单。做政秘科长半年之后，我就陪老板去过一次新马泰。在泰国东南部旅游城市帕塔亚奢华的仿古希腊式建筑大剧场内，观看了泰国和东南亚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堪比法国红磨坊的人妖演出团体——蒂芬妮人妖歌舞团的演出。当然若要到美国去看看莱温斯基或者那个当时正焦头烂额的克林顿，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费用有点过大。当时到美国去，得五万多块钱。花这么一笔钱，仅是为看看莱女和克林顿，还是有点浪费。而且去了不一定能见上他们。倒是在国内，随时可以见着他们——只要打开电视。
火车在暮色中咣当咣当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我和陶小北的身体不时地轻轻摇晃着。我俩都是上铺。有一阵儿，我们仰靠在各自的铺位上，谁也不说话，仿佛在倾听火车咣当咣当的奔跑声。一会儿，小北首先打破沉寂，以手支颐，侧身向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两个傻子看着远去的火车。一个说：铁轨越远越窄，那么大的火车怎么也不出轨掉下来，走得还挺好？另一个说：傻瓜，没看见火车也越远越小嘛！
这个故事并没使我轻松起来，反倒令我更难受。小北给我讲故事的时候，娇模娇样，气息轻盈。把眼望去，她的身子曲线起伏有致，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想到这样一个娇美绝伦的女孩像她讲的故事里那辆“越远越小”的火车一般，即将在我的视野中变作一个黑点——然后消失！此后只能青鸟飞去衔红巾。我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深切的疼痛和难以排解的忧伤。
三月三日天气新，玻管局里多丽人。而今，玻管局最“丽”的一位“丽人”，将从我的视野里消失。此后我的生活中可触可及的女性，只剩下了丰满（风情？）的柳如眉，丰润（风流？）的李小南和丰腴（风骚？）的柳如叶！这“四姐妹”中最丰姿秀逸、丰韵风雅、绰约可人的陶小北，却要离我（弃我？）而去！失去了陶小北，对我而言，虽有风情风流风骚在，纵有健妇把锄犁，我也会——禾生陇亩无东西！为解失去陶小北之恨，我竟促狭地将那三个小蹄子作践为正在扶犁躬耕的“健妇”，仿佛如此“惩罚”她们，我心头的“痛”和“恨”就会减轻一些。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在我心目中，小北兼有汉卓文君的婉约和唐杨玉环的闲冶。不任罗绮，婉娈万态，光彩照人。望着小北卓杨般姣好的面容，回溯我们在玻管局相处八年来息息相通的朝朝暮暮，回想这些年在我们心中悄悄涌动和流淌的那些真挚的情愫，我不禁悲从中来，心如刀割！我想起梁启超集晏殊词句所作的那一副对联：
欲寄此情，鸿雁在云鱼在水
偷催春暮，青梅如豆柳如眉
这副对联里嵌有两个人的名字：鱼在水和柳如眉。鱼在水当然是我了，柳如眉是谁呢？我心中的“柳如眉”并不是我的妻子，而是眼前伸手可触的这个女子——陶小北！
从我调到玻管局的那天起，我就被这个兰质蕙心的奇女子那双亮亮的眼睛所吸引。小北的一双美目，就像人迹罕至的深山里突现一潭湖泊，幽深而清澈。我曾试图放弃一切，放弃仇恨，放弃名利，义无反顾地跳进这潭“湖泊”中去。可我最终没有跳进去，却离她越来越远。
如果她知道我的内心竟是那么龌龊，那么丑恶，那么阴险，那么歹毒，她会是多么地伤心和难过。
她曾经试图改变我！但她从来没有将这种“试图”告诉我。如果她告诉了我，那也是用“心”告诉我的。她调皮地看着我，眨巴着眼睛问我：你能不能不要那样刻意地、疯狂地追逐！那些东西值得你为之付出一生吗？为那么一点蝇头小利，扭曲自己的灵魂，得到的真的多于失去的吗？
欲海无边，回头是岸。如果我毅然回头，将我的丑恶向她和盘托出，她一定会原谅我。女人普遍有一种“慈悲为怀”的心理，即使面对的是一个恶棍，只要这个恶棍改邪归正，她们也会爱上他，献身于他！
可我不但没有改邪归正，却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
舍弃陶小北，对我来讲有一种摧肝裂胆、撕心裂肺之痛。这种“痛”，别人不会看出来，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出来。有多痛，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那种忧伤，就是在这种痛彻肺腑的基础上，一缕一缕升起的。
现在，这个女孩子就这样离我而去，此生天涯海角！如果我和小北是一副对联的上联和下联。下联突然随风飘走，而且一飘就飘得那么远！从此我将成为一副单联，一副独联，一副孤联，悬在空中，此生再无人能“对”！
想到这里，我已像马嵬坡前的唐玄宗那样眼里噙满了泪水。
难道我疯狂追逐的一切，全部加起来，能有这个女孩子珍贵吗？我怀疑！可我已不能自拔！
男人啊！你这令人生厌的追名逐利之徒！
此时，我已侧转身子。我想将那种在我胸中翻江倒海般涌动的忧伤压住，压在身子下面，不要让它像晕车那样泛出来。
我就这样侧着身子，望着小北；小北也侧着身子，扑闪着眼睛望着我。我顿然发现，我俩已这样相望了一千年、一万年！
望着小北，除了忧伤，还有温暖和甜蜜。她的脚穿着薄薄的丝袜，像一对乖巧的猫儿卧在那儿。我想起八年前，我们去红海湖玩儿的那次，她将一双美轮美奂的脚搁在沙滩上，搁在清澈的水波里，从此搁在了我的心上。我当时就有过一种想去摸摸这双脚的冲动，但八年了，我却没有去摸。这八年我干什么去了？去打我的三大战役去了。我打得多么苦啊！有时我甚至心力交瘁，但我却死死地扛着。我知道，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我不能放弃，哪怕战到只胜一兵一卒！我“胜利”了，“敌人”望风披靡、俯首称臣。但这就是我要的胜利吗？我才知道，原来胜利同时就是失败！我在胜利的同时也失败得如此彻底！
是的，这就是人生！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必然要失去。当你所追逐的一切全部得到的时候，也就到了你全部失去的时候——因为衰老和死亡正在向你步步逼近。
你死了，你还有什么？难道有谁能逃脱死亡这个冷冰冰的巨大的阴影对那些追名逐利之徒的嘲弄吗？有谁能摆脱这个亘古不变的命题对人生的叩问吗？死亡是一条鞭子，永远鞭打着每一个人的灵魂；死亡才是总路线——谁都不可能偏离这条亘古不变的道路！
惟其如此，生命中才有一些东西更值得你珍视！
我将我这些话语用眼神告诉了小北，我说：“小北，我爱你！”我将我的忏悔也用眼神告诉了小北，我说：“小北，我对不起你！”
是的，我对不起这个晶莹剔透、冰雪聪明的女孩子。我再次欺骗了她，利用了她——我这次到上海，送她只是幌子，我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好长时间，我们始终没说一句话，就这样相望着，用心灵相望着。已到子夜时分，除过咣当咣当的声音，大地和田野睡着了，整个列车仿佛也都睡着了。这个软卧包房只有我和小北两人，两个下铺空着。我的身子突然被一个“千斤顶”顶了起来，被一缕风儿吹了起来，被一只吊车臂抓了起来。我被这只吊车臂抓到哪儿去了？原来是抓到空中去了，我以为它嘴一张，会将我扔山谷里摔死。可它却没有将我扔山谷里，而是扔到了陶小北那个窄窄的铺上。
我真真切切地将她揽在了怀里。铺太窄，我没有办法不和她贴紧、再贴紧！薄薄的衣衫也变得那么厚，只能去掉它！“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这是苏东坡的词句。我一边用心吟哦，一边用眼睛、用嘴唇、用身体，用我的全部对小北说：“北北，我爱你！”
我们成为一副自然天成的对联，我是上联，她是下联。还有一个横批——这个横批从此将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纵然天涯海角！
在上海，我和小北缠绵了三天。
三天后，我将小北送到学校，我告诉她，我要到北京去。
我并没有立即到北京去，告别小北，我又在上海找个地方住下来，我又住了三天。
这三天，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我将来上海前自己亲手在电脑上打印好的几封信，复印了若干份，在上海的邮局买了很多信封，将这几封信装进去，寄出去。收信人是我们紫雪市所在的那个省的省委省政府及人大政协的所有领导同志，以及一些部门和厅局的主要负责同志，省委组织部副处级以上的所有同志。比如，邮：某某省某某市某某路某某号某某省委某某书记收。等等。
几封信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反映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落款也不同。这封信的落款为“王盼”（我盼），“党丰政”（党风正），那封信的落款则为“金侯芬”（金猴奋）。还有“齐居豹”（齐举报），“党耀冠”（党要管），“潘青莲”（盼清廉），等等。这些化名里最搞笑的是“潘青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她的姐姐或妹妹潘金莲。
也有部分信件，落款署名为“紫雪市部分老干部”。
当然，发信时，信封上的地址不是手写体，而是电脑打印的一个白色纸条。
我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戴着一双橡胶手套，为什么戴手套呢？和那些破案故事片里作案者的心理是一样的：我不想让公安局的同志查出，这些信件与紫雪市玻管局一个名叫鱼在河的同志有关。即使我在发这些信件时，“一不小心”误给自己也发了一封，待我这次“出差”完毕回到紫雪，那封我自己发给自己的信件已像雪片一样先我一步飘落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漫不经心地撕开信封，发现是一封反映某某同志独断专行，任人不唯贤，大搞派性并有严重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的匿名信时，我甚至会在心里奇怪地发问：这封信是谁发来的呢？这些人，真是无聊至极！
作为某某同志任人不唯贤的一个例证，这封信里还提到了马方向局长。马方向局长怎么不“贤”呢？以马方向局长的才干和魄力，担当更重要的领导职务也是绰绰有余的呀！这我鱼在河最清楚。看毕这封信，我义愤填膺！我甚至会将这封信拿给公安局的同志，让他们调查一下，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揪出来，看到底是什么人在破坏我们紫雪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在上海的这三天，我每天出去发几十封信。当然不是在一个邮局发，总是打车跑到很远的邮局。若我住在浦西，我就跑到浦东去发；若我住在静安区，我就跑到徐汇区发。我甚至在南京路的一个小邮局往邮筒里塞了几封信，然后便像过去电影里那些“特务”一样，左瞧瞧，右看看，将衣领翻起来捂住嘴和脖子，匆匆地汇入南京路熙来攘往的人流。
三天后，我又来到祖国的心脏北京。
随后，我又来到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
离开深圳，我神不知鬼不觉返回紫雪。
《背叛》吴言
第三十七章
余宏进副局长就要退居二线了。余宏进副局长比阎水拍局长小三岁，余局长退二线，意味着阎水拍局长将正式退休。
余局长退二线，就又空出一个副局长位子。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出现扑朔迷离的局面，一切都很清晰。由谁来补缺，局里没有任何争议。大家见了我都说：“众望所归啊，非你莫属！”有人已经提前称呼我为“鱼局长”，或者“鱼总”。
别人这样称呼我的时候，我表面上会“批评”一下别人，让他们不要瞎说。我正色对这些同志说：“局里比我能力强的同志多着呢！我算老几？况且上级还要下来搞测评，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考察，一切都是未知数呢！”我这样说时，有些同志仍然坚持他们的意见，认为非我莫属。我此时就向他们抱拳作揖，并赔着笑脸说：“你们饶了我吧，你们饶了我吧！”
我说到上级“考察”时，有一个同志还鄙夷地撇撇嘴，说出这样一个“五子登科”：
关系是金子，
年龄是银子；
考察是样子，
群众是幌子；
关键是票子。
趁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这个“五子登科”，我赶忙抽身悄悄儿地溜走了，免得大家回过神来再缠着叫我“鱼局长”。
我走进自己办公室掩上门，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不容易啊，我在玻管局竟然熬出了这种威信！人与人的差别这时候就看出来了。有人说，人与人没有多大差别，这话显然是错误的。人与人是有很大差别的。表面看，人与人没多少差别。都是一个脑袋，一张嘴，两只眼睛，两只手，两条腿；都会说话，都会使用工具进行劳动，都要吃饭拉屎。但内在的东西却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会出现那种天壤之别。我刚调到玻管局来的时候，仅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人微言轻的小干事。可现在呢？当时有些当科长的，现在还是科长；当时和我一样是小干事的，现在有些人还是小干事，只有几个做了副科长和副主任科员。而我却一跃而出，成为无可争议的副处级提拔对象。
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我自豪！
我们玻管局若是一块齐齐整整的萝卜田，八位局级领导是排在前面的八根大萝卜，现在余宏进副局长这根大萝卜将被拔出来，补哪一根进去已没有争议，只是看怎么个补法。
共有四种补法。
第一种：常规补法。即递进补法。这种补法本应将我补在陶小北之后，担任局里的总工程师。但小北在上海一年学习期间，总工程师职务未免。大家“循序渐进”的时候，小北不会再动。这样我就会补在小北前边，接牛望月担任行业工会主席。即：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姬飞副局长，牛望月纪检组长，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鱼在河行业工会主席，陶小北总工程师，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阎水拍处级咨询员已正式退休）。
按这种补法，我是局里的“七把手”。
第二种：非常规补法。即由我直接任副局长。这种补法一般情况下应将我补在朱锋副局长之后。即：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鱼在河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马方向局长当年就是这样补进去的。
采用这种补法，越过了姬飞、牛望月、赵有才三个人，由“七把手”上升为“四把手”。
第三种：破常规补法。这种补法是将我直接补入余宏进副局长腾出的那个位子。越过朱锋，成为局里的“三把手”。
第四种：超常规补法。这种补法是将我直接补在马方向局长之后，越过陈奋远，成为局里名副其实的“二把手”。
这种补法其实也很简单，只须在任命文件里加一个括号，括号里写这样一句话即可：“列陈奋远同志前”。
列前与列后大有讲究。我们紫东县有一任县委书记，看不上市里配来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就变着法儿通过“列前、列后”排挤他。这位副书记刚派来时，按照市里任命文件的排列次序，排在县长之后，是名副其实的三把手。县委书记若是张三，县长是李四，这位副书记就是王五。文件传阅单的传阅次序为：张三、李四、王五……可不久，县委书记却通过一番运作，突然将一名副县长提拔过来任县委副书记，任命文件的括号里注明：列王五同志之前。这样就将王五挤作了四把手。后来，这位新提拔过来的副县长调走，“王五”又还原为三把手。可没过多久，县委书记又通过一番运作，将另一位副县长提拔过来任县委副书记。这次若再在括号里注明“列王五同志之前”，恐怕王五同志会受不了，气量小一点的话，怕都挺不住。这就好比冲一个人脸上吐唾沫，第一次吐时人家没吭声，第二次再吐人家还会不吭声吗？县委书记苦思冥想，灵机一动，在括号里注明：列李四同志之后。据说王五同志看到这份任命文件后，就像小胡当初被我“挤”到小虎之后时那样，流着眼泪说：张三狠毒啊！没过多久，这位连续两次被挤对的县委副书记就像当年知识青年主动申请上山下乡一样，坚决请求调走了。
这位被挤来挤去的县委副书记有点像我们玻管局的余宏进。阎水拍当初怎么看他都不顺眼，就将陈奋远放他前边，来个“列余宏进同志之前”。阎水拍退休前，原计划让陈奋远做局长，若陈奋远不超龄，真做了局长，那阎水拍就会再将马方向放余宏进前边，来个“列陈奋远同志之后”。余宏进也就只能像小胡和“王五”那样，泪流满面、捶胸顿足地说：“阎水拍狠毒啊！”
一“前”一“后”，里边的讲究大着呢！学问深着呢！官场的玄妙、高深和莫测，尽在这两个字中了。
对我来讲，现在也面临一个“列前列后”的问题。局里有一半人认为会是第一种补法。按照这种补法，我只能“列陶小北同志之前”，担任行业工会主席。这些人现在已开始叫我“鱼主席”。另一半人认为会是第二种补法，即我一步到位任副局长，但却会列朱锋副局长之后。
小高和小牛小马在小酒馆喝酒时，喝高了还打了赌，赌注是一瓶五十二度的五粮液酒。小牛认为我将担任行业工会主席，小高认为我将担任副局长。小马做裁判。一瓶五粮液酒三百六十元。小马当即向小高和小牛各要三百六十元钱揣进衣兜：见分晓后赢者的钱退还，输者的钱自然变作那瓶酒，大家一起喝掉。
我获悉小牛只想让我做一个工会主席时，心想：还得在他脑袋上再狠劲儿踩几脚！啥时候将他踩到“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那般地步，让他一听到“鱼在河”这三个字就浑身打哆嗦，像余宏进最终在阎水拍面前噤若寒蝉那样，即使喝醉酒和别人打赌时，第一个赌我会做副局长甚至局长，就可以考虑暂时不踩他了。
认为会是第三种补法的，局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老板——即令人尊敬的马方向局长。他已向我透露了这个意思，但让我严格保密，他正在“运作”。
马方向局长的用意一目了然，我若成为“余宏进”，上可以与他一起“夹击”、“扼制”陈奋远——当然这是建立在若陈奋远和他唱对台戏的前提下。可以这样设想：若某一天陈奋远公然和马方向唱对台戏，在党组会或局务会上，马方向一“唱”，我便有力地一“和”，陈奋远的咽喉即会被我们两人联手扼往，发出的声音将十分微弱。
下还可以压制朱锋、姬飞、牛望月，包括赵有才，自从“摆平”邓世清后，姬飞已成为我的应声虫。若我成为局里的“余宏进”，局务会上他当然会看我的眼色行事——甚至我还没使眼色，他已“行事”了——当然是按我的意图行事。若姬飞成为我身后牵着的一条叭儿狗，“炮筒子”朱锋和“长舌妇”牛望月还不“集体投诚”？因此老板安排我做“余宏进”，确是计高一筹。我坐在余宏进那个位子上，宛若当阳桥头的猛张飞，或者长坂坡前的赵子龙，会有以一当十、当百之效。
认为会是第四种补法的，即列陈奋远之前任常务副局长，也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鱼在河！
包括马方向同志现在都不知道会是这样安排我，蒙在鼓里呢！鱼在河同志自己却知道了。跟着马方向，就会有方向。现在我却不知道是鱼在河跟着马方向，还是马方向跟着鱼在河？鱼在河同志，你真行啊！
现在的鱼在河，已深谙为官之道，对某种“学术”之要害烂熟于心，了如指掌——这种学术就是“权术”。
在为官之路上玩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玩法，概括一下，也就三种玩法。第一种：身在其位却玩不了。我们紫雪市有一位懦弱的县长，做县长时遇到一位强悍的县委书记；后来这位县委书记提拔了，这位县长做了县委书记，偏偏又遇上一位强硬的县长。按照县委书记和县长约定俗成的权力“分工”：县委书记管人，即安排任用干部；县长管钱，即给各单位批拨财政款项。这个县的干部对这位懦弱的县领导的评价是：当县长时不管钱，做书记后又不管人。我们紫雪市政府有一位局长，和这位既不管钱又不管人的县领导一样懦弱，树叶掉下来怕打脑袋，大小事情不承担责任。局里的事完全被别人摇着脑袋，摇脑袋的是局里的一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不是摇自己的脑袋，而是摇局长的脑袋。由于这位局长一直被副局长摇脑袋，导致智力严重退化。每当副局长从各个角度讲述某件事情应如何处理时，局长只会说一句话：“那就这样去办！”所以这位局长当得十分轻松，因为他只需要说这一句话。
第二种：身在其位就能玩得了，并能玩得好！阎水拍局长和马方向局长，就属于这种既能玩得了又能玩得好的人。
第三种：不在其位也能玩得了。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为三种玩法的最高境界。比如鱼在河同志。如果鱼在河同志任副局长后，能让马方向同志失去方向，那么鱼在河同志就成了一个“大玩家”。这还不同于第一种玩法里提到的那位副局长。那位副局长玩得好，是因为局长玩不了。而鱼在河同志玩得好，是局长本身玩得不错，可他却比局长玩得更好，甚至能让局长“玩完儿”！
新闻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面对某个新闻事件，别人能想到的，你却想不到，你就当不了记者；别人想到的，你也想到了，你只是一个平庸的记者；别人想不到的，你却想到了，你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记者！
我就是那种出类拔萃的记者。
《背叛》吴言
第三十八章
投票是在一个暖洋洋的下午进行的。
市委组织部来了一位副部长，连投票箱都是由组织部制作的，足见这次投票的严肃和慎重。组织部长反复给大家讲，这次投票完全是公开和民主的，不带框框，不画圈圈，不暗示，不先入为主，不搞“天气预报”或“节目预告”。局里凡是任正科长三年以上的同志，都在这次民主测评的范围之内。进入这个范围的，共有八个同志。在这八个同志中，推荐一名同志。八个同志的简历投票前全部发到大家手中。
为使这次投票更具有权威性，将进行三轮投票：第一轮，由全体干部职工投票，为黄票；第二轮，由副科级以上干部投票，为紫票；第三轮，处级干部投票，为红票。
整个投票过程只有半个多钟头。全局同志坐到会议室后，组织部副部长宣布了注意事项，然后开始发票。
局里这些同志都已投过很多次票，显得十分老练。进会议室前大家每人手中拎一本书、一本杂志，或者一个硬纸片，一块薄薄的硬木板。书和杂志可不是准备投票时看的，那么点时间，哪来得及看书。硬纸片和硬木板也不是随手捡的，而是特制的。局里有十几个同志专门制作了这样的“投票板”：像一本书那么大，用胶带将四边的硬碴缠起来，摸上去十分光滑。平时搁在抽屉里，用的时候拿出来拎在手里进会议室。
为什么要使用投票板呢？投票时，大家在大会议室四周的沙发坐一圈。沙发前面有茶几，但投票时从没有人放在茶几上写，因为那样容易被左邻右舍瞥见：你填的谁呢？所以票一发到手中，大家都是缩着身子，将膝盖当做“茶几”，将票放在膝盖上，以一只手捂着，用早已拧开的笔快速地在票上写下某个名字，然后尽快将票折起来，放在前边的茶几上，等着收票人过来收票。
投票板的作用就是填票前放在膝盖上，填票时将票放在投票板上。你若想获知哪个同志是新调来的，投票时一目了然——那个不带杂志、书、投票板的人，就是新调来的，而且是第一次参加投票。他将票放在膝盖上，写名字时笔尖一上去，一扎一个窟窿，最后那几个字成了几个黑疙瘩，差点儿看不清。
这个新调来的同志第二次参加投票时就老练了，即使不专门制作一个投票板，手里也一定拎着一本书或杂志。
那天投票每人都拎着投票板或者书本杂志。第一轮发黄票，副科级以上的同志转一圈投完票后，再坐回来，等待进行第二轮投票。副科级以下的同志投完票后就直接出了门。有的人将票放进票箱时，冲我轻轻地点头；有的人将票放进票箱时，冲我重重地点头。因冲我点头、用目光在会场捕捉和寻找我目光的人太多，我应接不暇，只好低下了头。小牛将票塞进票箱后，就开始寻找我的目光，可我那时已低下了头，他想冲我点头，却只能看到我的脑门儿，看不到我的眼睛。他非常着急，投毕票出门后，在会议室门口站了有五分钟，直到我无意中抬起头来，他在门外捕捉住我的目光，冲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才放心地离去。
三轮投票很快结束，当场计票。全局同志重新回到会议室，由组织部副部长宣布计票结果。组织部副部长说他搞了这么多年此项工作，这次算开了眼界。他当时有点惊奇地说了两个“没有料到”：“票数这么集中，没有料到；鱼在河同志在玻管局群众基础这么好，没有料到！”
这次投票一个月后，我被任命为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柳如眉同志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柳如眉便不在和一票“拍拖”，这一点我能感觉出来。女人一旦有了外遇，很难掩饰得住，眼角眉梢都会流露出来。对柳如眉来讲，她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局长夫人”的头衔，然后才是爱情的快乐。何况一票不是那种潇洒男人。对一票来讲，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柳如眉眼角眉梢全是爱，浑身上下都是情。男女之间的事情说到底就那么点事儿。好比解一道代数题，题解开之前，双方劲头蛮大的，越解越热火，越解越上瘾。可一旦解开，尤其是发现答案原来很简单时，便有点兴味索然，甚至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此时双方的情感便会降温，有时甚至会觉得有点好笑：真的，太好笑了！
建立在婚外情之上的爱情，说白了只是一场“无聊的玩耍”——甚至所谓爱情本身，其实也只是一场“庄严的游戏”而已！
一票与柳如眉这道代数题是否已经解开，我觉得并不重要。我只有一个心愿，柳如眉若是一块根据地，一票攻打它时即使不是尸横遍野，起码也应该有点伤亡才对。否则刚提起枪，跨上马，便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山头，那也太不好玩了。若本身就不好玩，再玩下去有什么意思？那就干脆不玩了吧，于是两个人就不玩了。
在二十世纪世纪末这几年里，人们越来越觉得没有啥好玩得了。小姐应该是最好玩的吧？可人们却连小姐也不玩了。每当我在“蓝天”、“白云”、“迎惜探”看到那些落寞的妓女在电梯里上上下下时，我就非常同情她们，因为我从她们的目光里看到，她们没有将自己推销出去，或者出售了一次只挣了几十元钱。几年前，这项“朝阳产业”刚兴起时，她们何等身价？做一次可以挣三四百元，乳大一点、风骚一点、妖冶一点、发嗲一点的，有几分姿色的，一次甚至能挣六七百元。然后价格一路下跌，在一次百元这个平台上坚持了一段时间，然后“跌破”一百元，一直跌到五十元左右。这里还有成本：安全套加洁尔阴。妓女行当也像社会其他行业一样，倡导一种优质服务，她们手包里总备有安全套和一些消炎洗涤药品。妓女比嫖客更害怕患性病。患上性病，就将她们的“饭碗”砸了。啥时开始，女人的“那个”也成了饭碗？真令人啼笑皆非，好久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越来越发现人是一种极其有趣的动物，一旦经历过，便觉得没有意思，将目光像乡间小路一样伸向了远方。只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才有一个名叫“希望”的好姑娘。比如陶小北，她走得再远，在我心中也永远是一轮皎皎明月，或者一个如西下夕阳一般燃烧的火球，将周围映照得一片璀璨！
只有在陶小北身上，我才能感觉到那种“人生的美好”和“人生的疼痛”！睡里梦里，我都仿佛和她在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只要我俩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我鱼在河还算是一个洁身自好的男人，除过柳如眉和陶小北，尚未和第三个女人有过那种亲密的接触。克林顿向希拉里和美国人民坦白时，称作“不恰当的亲密关系”。
我竟然没有和柳陶之外的任何一个女人有过“不恰当的亲密关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玻管局组织“三大战役”，实在是无暇他顾。现在我爬上了山顶，应该歇歇脚、喘口气了。我作出一个决定：找一个女人“慰问”一下自己，享受一次性的快乐，肉的满足。
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描写美国人性生活的文章，有一段话留下深刻印象：“在每一间卧室里，或者其他层出不穷无法一一提及的地方，别人正在那里做爱。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当儿，生活成了一次性的宴会，而且每个人都收到了请柬。”
我也早已收到了请柬，只是懒得赴宴。现在我决定赴一次宴。
以我的品位，当然不能去找小姐。而且我也不能在小饭馆蹲下吃一碗凉面。我应该到那种高档酒店去，找一个可人儿，倒一杯红酒，然后慢慢品味。
一位女士的面容此时在我眼前浮现出来，准确一点讲，这位女士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她的面容，而是她丰腴的身段。从性伙伴这个角度讲，她是无可挑剔并且无与伦比的。
她是蓝天大酒店商品部经理柳如叶。单从这个名字上看，她应该是柳如眉的妹妹——即我的小姨子。其实不是这样，柳如眉和柳如叶没有任何关系，她们甚至像张三和李四一样互不认识。
自从我送柳如叶那部手机后，我们关系已很亲热。有时间会互相打电话问候一下，或者发条短信。“今夜星光灿烂，你在哪里浪漫？若有良心发现，给我手机来电。”这是她发给我的。“红花绿叶大苹果，几天不见想死我。你是一盏明亮的灯，照亮我的后半生！”这是我发给她的。她给我发：“风柔、雨润、花好、月圆，良辰美景年年伴——想你在心间。”我给她回发：“冬去、春来、似水、如烟，幸福生活天天随——人生须尽欢！”过节的时候，我们更会渔歌互答一般，将短信发来发去。她发：“因为有无价的爱情，所以一枝玫瑰比一棵小树值钱；因为有十五的月亮，所以一个月饼比一袋面粉价高；因为有真挚的祝福，所以一条短信比千言万语珍贵。”我回发：“提前送你一个月饼，第一层是体贴，第二层是关怀，第三层是浪漫，第四层是温馨，中间加层甜蜜。祝你有开心的一刻，快乐的一天，平安的一月，幸福的一年，美丽的一生！”
有一阵儿，我们像林妹妹和宝哥哥在大观园里互相吟诗一般，玩短信玩得如火如荼、欲罢不能。有些短信内容甚至像好莱坞的性感明星一样香艳。有时，我们又像刘三姐和“阿牛哥”一样，通过手机短信“对歌”。
我给她发——
有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
有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
有一种幸福叫有你相伴
有一种等待叫望眼欲穿
有一句祝福叫祝你平安
她给我发——
哪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
哪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
哪一种幸福叫有你相伴
哪一种等待叫望眼欲穿
哪一句祝福叫祝你平安
我当然知道，和这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脱胎培育出来的女孩子玩儿，得虚实结合，光玩虚的可不行。“天有情，地有情，此刻浪漫行不行？”若以为涎着脸发这样一条短信，她就会立马跑来钻你被窝里和你做爱，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于是我和柳如叶玩时，始终坚持“刀药并用”。从我担任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开始，每年召开全市玻管工作会议，我都会定在蓝天大酒店。其他几个大酒店也曾想将我们的会“拉”到他们那儿去开。可柳如叶早给我来过电话了，一声亲昵的“鱼哥”，就将问题解决了。每次开会，我都会提前一周入住“蓝天”，给局长起草玻管工作报告。饮食起居像袭人伺候贾宝玉那样，被柳如叶伺候得妥妥帖帖。
每次玻管工作会议结束后，都是柳如叶和我结账。除过会议费用外，每次都有她个人的三五千元餐饮票据之类，我总是爽快地在上面签个字，打入整个会议费用。柳如叶见我对她如此慷慨，总是向她开绿灯，见了我越发妩媚了，找个机会就给我撒娇。她特别善于撩拨人。当她获知我爱人叫柳如眉时，不再像过去那样唤我“鱼哥”，私下里偷偷唤我“姐夫”。有一次她像平儿撩拨贾琏那样撩得我动了火，将她堵在门背后抱着亲了一下，可她很快便挣脱了，一边出门一边还冲我扮鬼脸，并用手指在脸上羞我。
因此我决定找一个性伙伴庆贺自己担任常务副局长，非柳如叶莫属。这副重担怎么说也得由她来挑了。
这年的玻管工作会议结束后，我留了一间房，多待了一天。傍晚时分拨通了柳如叶的电话。
“有事吗？”她在手机上问我。
“也没太大的事，到我房间来，咱们聊聊天，谈谈工作。”
她当然知道我会找她谈什么“工作”，进门后没有往圈椅上坐，直接坐到了床上。
房间里有两张床，我坐在她对面的床上，直言不讳对她说：“我有点喜欢你！”
“是吗？”她冲我笑。接着说，“你当然应该喜欢我，谁让你是我姐夫呢？”
“我想表示我对你的喜欢！表示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想尝试其中的一种！”
“尝试哪一种？是发短信吗？”她故意调皮地问我。
“不是。”我摇头。
“那么请我吃饭？喝茶？或者跳舞？”
“也不是。”我又摇头。
“那就是要请我去旅游了！咱们去哪儿？国外还是国内？国外我可不想去日本和新马泰。国内嘛，咱们去西双版纳还是香格里拉？”
“我是想去旅游，但我不想走那么远。我想去你那儿旅游！”我这样说着，已坐到她身边揽住她软软的腰，将脸依偎到她的脸上，并以一只手捂在她一个饱满的乳上。这些动作同时完成后，我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看她会不会甩过来一个巴掌。可等了一会儿她却没有甩。于是我从容地伸手解她的衣扣，一边解一边在她耳边小声说：“我想和你‘唱歌’。”然后给她解释了“唱歌”的特殊含义。接着我又说：“我不但想和你‘唱歌’，还想‘打造’你！我早想‘打造’你了！”
我俩很快脱光衣服钻进被窝。我用手指捏了一下她的鼻子说：“你这蹄子，招惹得恁多哥哥蜂狂蝶乱——郑向洋一见你眼睛就发直！”柳如叶哧哧笑着说：“你们男人真坏！没几个好东西。”我刚想进入，她却警觉地将两条丰腴的大腿一并说，“你没戴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那不行！”她将双腿拢得更紧，她甚至将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形成那种“剪刀差”，将我吓了一跳，以为她要用剪刀剪掉我的什么东西。可我只是虚惊一场，因为我很快知道以两条美腿形成的这种“剪刀”，其实是什么也剪不掉的。
“如果我不穿工作服，能不能去上班？”柳如叶指指她挂在衣架上的职业装，像老师启发小学生那样“启发”我。
我扑哧笑了，觉得她一本正经提出的这个问题挺有趣的。我知道不穿“工作服”她是不会允许我“上班”了。想起那个《好男人八度》的段子：首先要有风度，下来是做爱要有力度什么的——现在该是我表现风度的时候了。正如孔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照这位圣人的教诲，我“文质彬彬”穿上衣服，一边扣纽扣一边很有“风度”地对柳如叶说：“你看一会儿电视，我去买工作服，很快就回来。”口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待会儿回来再让你领略我的其余“七度”吧！保准叫你小女子欲仙欲死，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三巧儿那样，被陈大郎弄得魂不附体，云收雨毕，仍欲罢不能，连着“丢”几次也未可知！这样想着，出门前又和正按我的要求慵懒地仰在被窝里看电视的“三巧儿”开玩笑。我以手指指她挂在衣架上的职业装说：“一会儿我穿上工作服回来，你可不能穿上工作服已经走掉了！”
那天我买了三件“工作服”，回屋重新钻进被窝，迅速将工作服套上，伏上去从容滑入。柳如叶的门上连个持枪站岗的卫士也没有，我进入她和进入她姐柳如眉一样轻车熟路。进入后我扑哧笑了，柳如叶问我笑什么？我说突然想起了薛婆给三巧儿说的那个童女方：用石榴皮生矾两味煎汤洗过，那东西就变紧了，新婚时只张声势叫疼，就遮掩过去了。一边笑一边又逗柳如叶说：“看来你将来结婚时得用这个方子，只是不知你会不会‘张声势叫疼’？”柳如叶笑着用粉拳在背上擂我，这没心没肺的小蹄子竟果真闭上眼睛哎哟哎哟哼哼唧唧“张声势叫疼图你什么，我这几天不方便，我也是第一次，不要看那里，轻点，时间太长了，你真坏！”
我说到这里，柳如叶早已像三巧儿那样情不自禁，长长的睫毛扑闪几下，闭上眼睛呢喃着说：“不要说了，咱们上班吧！”
《背叛》吴言
第三十九章
我任常务副局长半年以后，老板将局里的工作交给我，他自己则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周游列国去了。
老板临行前对我说，他到外面（指境外）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市里的事情很无奈。
陶小北已辞去公职，到了美国。偶尔给我来个电话。小北走后，空出一个总工程师位子。另外还缺两个正科长：政秘科长和督察科长。纪检副书记罗一强、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老宋以及张不错和王某某，这段时间工作特别卖力，到我办公室跑得很勤。
罗一强眼巴巴瞅着那个总工程师位子，冯富强盯着督察科长，李小南意在政秘科长。若罗一强做了总工程师，李小南做了政秘科长，又会空出纪检副书记和工会主席两个正科位子。康凤莲想做工会主席，张不错和王某某则想争那个纪检副书记。
若这几个人做了正科级，又空出几个副科级位子，同志们挨个递补，几乎人人有份儿。因此局里从上到下整个“动”了起来，大家工作都特别起劲，呈现出一种争先恐后的局面，上下班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只要我一出门，楼道里便会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那是司机、通信员、政秘科副科长之类在楼道里跑：司机跑着去开车门，通信员跑着去我办公室打扫卫生，政秘科副科长跑着来提我的公文包。
看着这么多人围着我忙前忙后，我不禁百感交集。我的“玻管十年”中，那些难忘的，有趣的，使我深受刺激、倍感屈辱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般，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我的眼睛不禁有点湿润，这些年，不容易啊！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终于由那样一个结结巴巴的鱼在河，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不怒自威的鱼在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用这句话“要求”过自己，将此作为毕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仿佛自己一生都能做一个“清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现在看来，这样的追求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对现在的鱼在河来讲，我会嘲弄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个“清者”呢？一个成熟和老辣的人，就应该变得像我现在这样：清浊难分，真伪难辨，扑朔迷离。这样才会有人一天到晚看我的眼色，揣摩我的心思，围着我像小兔子一样跑来跑去呢！
孔子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我现在不已成为玻管局这么多同志心中的“尊者”、“贤者”甚至是“亲者”了吗？而我刚到玻管局那几年，能是这么多的“者”吗？那时我只是一匹东北挽马。这种马原产东北平原，后由顿河、卡巴金、奥尔洛夫、阿尔登等马与当地马杂交而成，兼具了这些马的优长，最主要的特点是“性温驯，抗病力强”。什么叫性温驯？就是鞭子抽在身上也不尥蹶子；什么叫抗病力强？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田里干活，从不向单位领导请病假，有个头疼脑热抗一抗就过去了。那几年，我给谁尥过蹶子？就是小牛那厮给我尥蹶子，我都是微笑着面对，即使被这厮踢伤，也只是默默地回家揉着自己身上隐隐作痛的地方。我啥时向阎局长请过病假？即使真的有病，我往往也能“带病坚持工作”。我受了多少委屈啊！问题是我却从不把这些委屈当做是委屈！委屈意味着你失去了什么——因为失去了什么，所以你感到委屈！而我恰恰把这种“失去”当做是一种“得到”——我甚至把这种失去当做是我获取得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如果说最初在玻管局那几年，我还真有什么“经验”向同志们介绍的话，那也只有两点，一是我始终注意不让局里的同志们反感我。我材料写得好，往往能文不加点，下笔千言，像张季鸾当年给《大公报》写社评那样倚马可待。局里有几个同志甚至称赞说，鱼在河那家伙，写材料就像喝矿泉水一样轻松，咕咚一口半瓶就下去了，给阎局长写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只用小半天时间，而且念出来要多顺溜有多顺溜。有些懂得一点儿历史掌故的同志干脆将我比作晋朝的袁虎。正因为局里的同志们普遍认为我有一点儿才气，我才更是百倍地予以警惕，时时处处表现出谦逊的一面，从未将自己的那条小尾巴翘起来（我们每个人屁股后面可都有一条小尾巴啊！因为我们人类是从猿进化来的）。二是获得了阎局长的好感。阎局长认为我有才，我就多次在阎局长面前表白，不行不行，即使能写点材料，那还不是阎局长您手把手教出来的？阎局长听说您当年才是紫雪一支笔啊！您的笔锋当年市委市政府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当时市政府还有一个紫雪一枝花，您的一支笔和被称作一枝花的那个漂亮女同志，当年在市政府系统可是争奇斗妍、竞相开放呢！——而您凭的是本事，她靠的是脸蛋！有时阎局长在我写的材料上改一两个字，我会当着阎局长的面这样说，阎局长您真是我的一字师啊！瞧这个字改的！还有这句话！一个“审时度势”，一下就将整个材料“拎”起来了！我写的材料原本像一堆大白菜，散乱着放在那里，下手去抓，一次只能抓一棵，可您这一改，相当于给这一堆大白菜扎了一条绳索，一把抓下去，竟将一堆大白菜全抓起来了——这就是高下之分啊！那时我总是这样变着法儿往阎局长心坎儿上说好听的话，从未像建安七子的孔融那样恃才负气——恃才负气的人古往今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孔融最后竟触犯曹操，被曹所杀。还有杨修、祢衡。祢衡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去玩什么“击鼓骂曹”，能有好果子吃？阎局长当然没有权力像曹操杀掉孔融杨修那样随便砍掉我的脑袋，但我若触犯了他，他至少可以将我冷落在一旁，或者像闲置那些国有资产那样将我闲置在那里，那样的话还能有我的今天？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我们紫雪市某单位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副主任科员，这个人之所以临退休还是个副主任科员，主要原因是个人性格有缺陷，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并且和谁都相处不好，最后竟和自己的生殖器闹开了矛盾——几年时间有意不使用它，心里还幸灾乐祸地对那话儿说：让你再和我闹别扭，你越和我闹别扭，我越要闲置你——看最后吃亏的是谁！
这个人和自己身体的一个器官赌气，最终吃亏的是谁不好说，可我若和阎局长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则是明摆着的。祢衡和曹操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曹操倒是没有杀祢衡，备马三匹将他送到了刘表那里，可最后还是借黄祖之手杀了他。吃亏的不还是祢衡这恃才放旷的黄口小儿？正像一个父亲和儿子划拳，儿子说：哥儿俩好啊！哥儿俩好！父亲只得反复说：魁啊魁啊（亏啊亏啊）——祢衡死时才二十五岁，你说亏不亏？
一时亏是为了一世不亏，当初亏是为了现在不亏！现在我还亏吗？过去是我在别人牙唾之余分残羹一杯，现在是别人在我牙唾之余得剩菜一碟。古人说，征战多方，攻心为上；牢笼有术，驯心实难。我的体会是，要驯别人的心，先得驯自己的心；正因为我当初驯了自己的心，现在才可以去驯别人的心。我曾经口吃过，可我现在早已不口吃了。即使我仍然口吃，玻管局的哪一个同志不会在我这个“亲者”面前“讳疾”呢！比如我刚在全局大会上传达毕市里的某份文件，并口若悬河地作了流畅的报告。散会后，局里的某一个“冯富强”点头哈腰端着我的水杯跑进我办公室，原本想拍拍马屁，对我深入浅出的讲话水平和令人艳羡的口才表示钦佩之情，“角度”没掌握好，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蠢话：“鱼局长，你怎么不口吃了？”
我当时已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正像阎局长那样举在脸前看一张本省的日报，此时像挪动那种暗室的门一样将脸前的报纸移开，面无表情地直视他。我并不出声，只是用面部语言反问他：
“我口吃过吗？孙子才口吃过！”
“冯富强”见我面有愠色，早反应过来，迅速“听”懂了我的“表情”语言，在自己嘴上狠击一掌说：“对！对！鱼局长何曾口吃过！冯富强你才口吃过——你才是那个口吃的‘孙子’！”
非人磨墨墨磨人，苏东坡曾如此感慨过人生被消磨于纸墨中。我现在“磨人”和“驯心”（驯别人之心）的水平早已超过了阎水拍和马方向。吴国的季札在鲁国看周代的乐舞，对各诸侯国的乐曲都发表了意见，从郐国以下他就沉默不语。“自郐以下”这个成语意即以下再不值得一谈。我在玻管局如今也会时不时来个“自郐以下”。譬如我说：“老乔同志不错！”“小高同志是个好同志！”“小虎同志挺能干的！”但对冯富强、小胡、小牛等人，我就给他来个“自郐以下”。我甚至会像曹操捉弄崔琰那样捉弄这几个不成器的家伙。曹操叫崔琰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臣，自己却持刀站立床头，接见完毕，叫人问匈奴使臣：“魏王何如？”回答说：“魏王雅然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崔琰不管怎么说，在外人眼里还觉“雅然非常”。我若和冯胡牛玩这样的恶作剧，这仨家伙即使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也是一副猥琐相，甚至比“东食西宿”的齐人之女还令人鄙夷。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其女云：欲东家食而西家宿。冯胡牛这仨家伙，在我眼里啥时不是露出这样一副“东家食而西家宿”的贱相呢！——问题是只要我一不高兴，他们就东家也食不得，西家也宿不成！
相反，包括冯胡牛在内的局里的同志，对我则都会如匈奴使臣称誉曹操那样，竖起大拇指说：“此乃英雄也！”
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一天到晚有多少人在我面前竖大拇指啊！我从早到晚看到的是张张笑脸，博我欢心的人不知凡几。奥迪成为我的专车。每天早上小苏将我从家里接过来。我背着手慢步向大楼门走去时，小苏早抢前一步将门推开。我做了常务局长后的最大感慨是：可以不用自己伸手推门，始终背着手那样慢慢往前走就行了，到了门前门自然会“洞开”。进了玻管局大楼，我沿着楼梯低着头慢步往上走。正是上班时间，身后跟着几个刚来上班的同志，他们怕打扰我，并不超过我向前走。要么跟在我身后慢慢走，要么折身到老乔的门房待一会儿。待我已到办公室了，他们才“噔噔噔”跑上楼。
我上楼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下楼。比如小牛小马小胡。他们正轻快地拍着楼梯扶手，“噔噔噔”低着头往下跑，猛一抬头看见我，便不敢跑了。一手抓在扶手上，放慢脚步，望着我，将最生动的表情呈献给我。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等待着接我的眼风，可我偏不给他们眼风。当然若是那些年龄大一点、资历老一点的科长、副科长，我会抬头冲他们客气地点点头。可若是小牛、小马、小胡这些人，我却始终不理他们，只顾低头往上走。他们迎面下来，在与我相距四五个台阶时，就停下脚步不敢动了。就像一只惊慌的老鼠，突然看见了一只硕大的猫。我知道他们在冲我妩媚地笑，可我就是不理他们。直到我超过他们几级台阶了，我还是不理他们。他们的脖子最初是冲我俯着，而后开始仰着。他们就那样仰着脖子用目光追随着我，直到我的身影快要转个弯儿看不见了，他们只得出了声：“鱼局长，你刚来啊？”或者：“鱼局长，你开会去啦？”此时我才仿佛发现了他们，并不说话，冲他们淡然地点点头。他们便会显出如释重负的样子，“噔噔噔”跑下楼去。
有一次小牛喊出声后我都装作没听见，一声不吭继续向上走。这就等于我站在楼梯台阶上狠狠往下踹了他一脚，这一脚踹得够疼的。我当时没有听到他“噔噔噔”跑下楼去的声音。可以想得来，他当时腿一软，拖着沉重的脚步，心事重重地走下楼去。我知道他至少三天会心情不好，晚上甚至会“辗转反侧，不能成眠”，而我却睡得十分好——要想自己睡得好，就得让别人睡不好！这是我总结出的又一条人生经验。而成为“鱼局长”以后的我，用鼻子哼一声，或者一个眼神：瞥谁一眼，不瞥谁一眼，都可以让别人睡不着觉。
我的眼神已练得十分了得。我有多种眼神，针对不同的人，我使用不同的眼神。
第一种眼神是给陶小北的。小北从美国给我打来电话，我接她电话时的眼神闪现着动人的光芒，既炽热又柔和。虽然小北并不能看到我的这种眼神，但我却觉得她能看到。我的眼神越发炽烈、越发柔和。我的眼神就像初春的太阳光照在冰河上，冰河在这样的“阳光”下开始一点点融化，直至融为一河春水。这样的目光里还有一种纯洁。我的心灵在那一刻变得纯净起来。龌龊和卑劣不知跑哪儿去了。我成为一个可爱的鱼在河，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牵着陶小北的手在小河边戏水，在树林间奔跑，让小北欢快的笑声惊飞树梢头的鸟儿。
第二种眼神是给柳如叶的。也有柔和，有时也炽热，但有时又有那么一点玩世不恭，有时甚至有一点孟浪，还有一种暗示和挑逗。有时我甚至直接用目光撩开她的衣服，甚至解下她的乳罩，直至抚摸她瓷实的乳房。我的目光若是风儿，她的衣服就是薄薄的纸张，吹一下，飞走一页；再吹一下，又飞走一页。直到将她吹得一丝不挂，然后任我锤炼和“打造”。
介乎陶小北和柳如叶之间的第三种眼神，是给李小南的。
第四种眼神是给郑向洋市长的。这种眼神里只有恭顺和敏捷。这种眼神是被动的，因为我总是像小牛小胡他们捕捉我的眼神那样，千方百计捕捉郑市长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的眼神一下就跳进了郑市长的窗户里去，因此我的眼神已变作了郑市长的眼神，我的眼睛变作了郑市长的“第三只眼睛”！郑向洋市长瞅茶杯，我这第三只眼也瞅茶杯，并迅速去给郑市长茶杯里注满了沸水。郑市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我也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郑市长若工作累了，用眼神告诉我，他想和我玩一玩轻松一下，我就赶快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接见那个匈奴使臣，让郑市长雄赳赳地执刀立于一旁。郑市长若喜欢柳如叶，但郑市长背着手走进蓝天大酒店大厅时，却不能用目光追随柳如叶。因为在任何公众场合，都有很多只眼从各个角度照射、窥视和观察着他。他的眼神若瞥向柳如叶，哪怕只是那种“一瞥”，也会被别人看出“端倪”来。尤其是惠五洲书记的秘书，就会将这样的目光放大，也许就会有一个系统针对这束目光做文章。于是一束目光就变成了一段故事。这样的故事累积多了，郑向洋市长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就坐不稳了，哪一天甚至会被掀翻，让郑向洋市长美美摔一跤，或者栽一个大跟头。
可郑向洋市长又实在想看看柳如叶那张俏脸，此时他的“第三只眼”便派上了用场。有一次，雷秘书打电话告诉我，他要随郑市长去省里开会。雷秘书这以后常与我通电话，我们已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保持着热线联系。我们甚至常常互发短信问候。比如：“我随郑市长在北京，你呢？”“我在局里上班。”我这样“回答”雷秘书。“问李小南好！”雷秘书又发过来。“她也问你好！”我再发过去。有时我们也发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不一定是黄段，我们其实很少发黄段。有一次他随郑市长在三月十二日植树归来，坐在车上给我发来一首题为《植树》的打油诗：
一路警笛声声，
下车前呼后拥；
栽了几棵小树，
干活三五分钟；
记者左拍右照，
任务胜利完成；
地方中午设宴，
喝个迷迷瞪瞪；
先去三楼桑拿，
再去五楼歌厅；
次日头版新闻，
大幅照片刊登；
市里领导植树，
取得圆满成功。
我当即给他回发了两个类似的短信，其一题为《领导的一天》：
安排工作，翻着稿子念念；
检查工作，隔着玻璃看看；
群众上访，糊弄糊弄劝劝；
接待上级，酒桌殷勤献献；
项目动工，镜头前面站站；
出了事故，藏藏掖掖按按；
下乡扶贫，年末下去转转；
主要精力，上级领导见见。
其二题为《干部使用种种》：
裤子改上衣：提拔使用；
男裤改女裤：交流使用；
衬衣改裤衩：降职使用；
风衣改围裙：挂职使用；
背心改乳罩：虽说是平调，但位置很重要！
我和雷秘书互相发来发去的，大多是这样一些具有讽刺现实意味的东西。又比如：“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学校像宾馆，校长像老板，学生像大款”等等。
雷秘书和我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使我随时可获知郑市长的行踪和去向。那次郑市长去省里开一周会，我是在第四天找了点差事赶到省城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柳如叶。我带柳如叶去省城秘密会见郑市长那一年，“性贿赂”这样的提法还远未在报纸上出现，可见我是“开风气之先”。我们在一个四星级酒店住下来，充分享受了高档宾馆的“人性化服务”。那天晚上，我拨通了郑市长的手机。郑市长没带秘书和司机，直接进了我提前预订的高档包房。我们在包房里唱歌，跳舞，喝啤酒，谈人生。我们说一会儿话，在柔美曼妙的乐声中跳一会儿舞；再说一会儿话，再跳一会儿舞。郑市长和柳如叶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啥时候借故离开。我知道离开太早不好，离开太晚也不好。正当我盘算何时离开恰到好处的时候，郑市长问到了我的工作，并且突然冒出一句，他想让我担更重的担子，将马方向调到“铜行办”或“能源办”去当主任。“这个家伙是惠五洲的人，现在惠五洲马上就要调走了，看他再逞能！”郑市长竟恨恨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们说这些话时，柳如叶出去了。我当时十分感激地望着郑市长，说我一定不辜负他的培育之恩。还能有比这更大的恩情吗？没有了！我差点儿就要对郑市长说出什么“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类话来，话到嘴边觉得我毕竟不是柳如叶，无法向郑市长“委身”，才又改口。
为了使郑市长调走马方向的决心更坚决一些，也为了我担任玻管局长更快更保险更有把握一些，我当时几乎不假思索，毫不迟疑使用了“落井下石”这种手法。我对郑市长说：“马（指马方向）这个人品质就是有问题，有一次他亲口诬蔑过您呢！我一直想给您说，可这又有违我一贯的做人原则——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做人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哪怕是一字不差地转述别人说过的话也不成！”说到这里，我脸上现出十分不情愿和沉重的表情，好像我只要将这句话说出来，就等于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你说嘛！给我说有什么关系！”郑市长用鼓励的目光看我。
“为了对您负责，我就破一次例了！”我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对郑市长说：“一次他、他（我又结巴了！）跟我说，郑市长您气量不大，不是一个‘大人’，他当时原话怎么说的来着？总之不是说您‘不是一个大人’，就是说您是一个‘不大的人’。啊呀，我再不能说下去了，总之就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说着，脸上的表情似在竭力回忆着马方向的“原话”。最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脸，然后低下头。
郑市长想了一下，明白了，脸气得像柳如叶的脸一样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个混蛋！”
我心里暗暗叫好：有这几个字就行了，马方向死定了！
这番话竟是我编造的！马方向有一次和我谈到市里一些事，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但不是说郑向洋。一次他去找市人事局长，想给局里再争取几个干部编制，再调几个同志进来，人事局长没有答应。他因此对人事局长很有意见，和我说起这事时，气咻咻地评价人事局长：那是一个不大的人（指小人）。我今天却灵感突至，移花接木，并当即嫁接成功。
柳如叶进来时，我俩已“密谈”完毕。郑市长起身和柳如叶跳舞。一曲舞毕，重新坐下时心情已完全好起来，兴致蛮高地让我给小柳讲个故事。我想了一下就讲：“怀孕女人和坏了的萝卜有何共同点？有三种答案。不动脑筋的说：都没人要；及格的答案是：都是虫子惹的祸；满分的答案是：都拔晚了。”
郑市长大笑，小柳也笑起来。我看他俩开心，又讲了一个。我对小柳说：“你知道李白的妻子和女儿叫什么名字吗？”没等小柳回答，我又接着说：“李白妻子叫‘赵香楼’，女儿叫‘紫烟’。为什么？有诗为证——日照香楼生紫烟！”
郑市长复大笑，小柳也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郑市长一边笑一边又邀小柳跳舞。待他俩跳到光线幽暗处时，我悄悄儿地溜了。
和郑向洋市长建立了这种亲密无间的感情，成为郑向洋市长的另一只眼睛后，我再看马方向时，便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我的第五种眼神。
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搬到已退休的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担任正处级咨询员这三年，马方向局长一直在四楼他原来的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退休后，办公室腾了出来。那次我从省城陪郑市长回来，和马方向局长谈局里的工作。我提出让马方向局长搬进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马方向局长淡淡地对我说，他就不搬了，都是套间，三楼四楼都一样。然后马方向局长又对我淡淡地说：“干脆你直接搬进去吧，要么我搬下去，你再搬上来，麻烦。”
我当时还在三楼政秘科长的办公室办公。马方向局长的意思是，让我直接搬到对门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里去。马方向局长以为他这样说了，我也不会搬的。若是过去的鱼在河，我肯定不会搬的。可我是现在的鱼在河啊！我怎么能不搬呢？我知道我搬了会给马方向局长心上添堵，可我就是为了给他心上添堵啊！不“堵”他，我怎么“流”呢？果然我搬进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后，听说马局长一怔，一句话没说。那天本来原定开党组会，临时改期，马局长说他有点不舒服，不到下班时间，就提前回家了。
自从在郑市长那儿获取了那个重要信息后，我就开始用第五种眼神看马方向局长。这种眼神里很少再有谦恭。有时候却有一种漫不经心或者不以为然，甚至会有一种“视而不见”或者“漠然视之”。这样老板跟我说话便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顾忌，有时他甚至得反过来捕捉我的眼神。比如他跟我谈某项工作，谈了半天我却始终专注地看着墙。一只苍蝇被粘在了墙上。这只苍蝇为什么会被粘在墙上呢？老板刚在那儿用胶水贴了一张作息时间表，刚贴上去，他又觉得那儿不合适，叫小高进来揭起贴在了另一个地方。我进门时小高刚出门。墙上的胶水尚未干透，这只倒霉的苍蝇刚好落在那儿，于是它的脚被粘住。我看它时，它正痛苦地拼命挣扎着，欲离开那个恐怖的地方，可却离不开。于是它没被粘住的几只脚拼命向左右蹬。我突然觉得人可以简单地分作两类：一类是“苍蝇人”，一类是“胶水人”。做“胶水人”当然比做“苍蝇人”好。我若是“胶水人”，小牛小胡冯富强就是“苍蝇人”，我要将他们一个个粘在墙上。我现在甚至连马方向局长都想粘在墙上呢！
那天老板给我谈那些工作时，我去了一次厕所，看了一会儿苍蝇，接了两次手机。其中一次到老板办公室外面接，一次就在办公室里面接。在办公室里面接的时候，我大声讲话，差不多讲了有十分钟。接完手机收了线，才对老板说：“你继续说，我听着呢。”
老板那天给我谈的是局里的人事安排问题。比如让某某做总工程师，某某做政秘科长，某某做工会主席，某某做督察科长。我其实根本不想跟他谈这个问题。于是我就上厕所，看苍蝇，接手机。老板见我一直不接他的话茬儿，甚至不接他的眼风，终于退缩了。他也就不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咱们以后再谈吧！”
随后老板就出国去了。
局里没人知道老板像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一样，是被“委员长”逼走的！
下来还有各种眼神，我用这诸多眼神分别去看局里的同志们。他们都要到我办公室来捕捉我的眼神。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打字员，通信员，驾驶员，我至少用五至六种眼神区别对待他们。或冷漠，或热情。我想让他们高兴，我就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不高兴，也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有点儿高兴又有点儿忐忑，同样用眼神告诉他们。
我用眼神指挥着玻管局。我用眼神笼络人、安慰人，排斥人、推拒人，打击人、报复人。我的目光如电，电流通到一些人身上，他便会亮起来，像一个电动玩具一般欢实地蹦?起来；我突然掐断电源，它的一只臂还在向上翘着，没有复归原位，可却已经不会动了，可笑地将一只手举在空中。我目光中的电流既可以让玻管局在夜晚亮如白昼，出现那种灯火辉煌的动人景象；又可以使玻管局瞬间变得漆黑一团！
《背叛》吴言
第四十章
小虎现在常到我家里来。
这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处人接物乖巧而得体，而且慎言敏行，在驾驶员里真不多见。
有一次我不在家，他给柳如眉放下五千块钱，说上次提拔他做副主任科员是我在马局长那儿说的话、添的言。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想来看我，又怕我批评他，今天硬着头皮来了。哪怕鱼局长批评他，他也得来。否则他良心会过不去，好像自己是一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小人似的。
这些话虽是柳如眉转述给我的，我听着却有点耳熟，仿佛以前我在哪儿也给别人这样说过似的。
我没有为这五千块钱的事批评小虎，反而看着他更亲热了一些。
每当我家下水道堵了，卫生间灯泡钨丝烧了，抽水马桶坏了，小虎便来了。
我有时感到很奇怪，小虎总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我家门前。卫生间灯泡坏了，柳如眉让我将外罩摘下来。我干这种事非常笨拙，拧个外罩出一头汗。正当我望着那个坏了的灯泡犯难的时候，门铃响了，开门一瞧，果然是笑吟吟的小虎。
小虎干这种事情像转方向盘一样，十分娴熟，三下两下就弄好了。然后我们就坐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说话。
小虎从不和我谈论局里的人和事，更不向我打小报告。他和我谈足球，谈股票，谈即将到来的新千年，谈尼斯湖怪兽，也谈一些影视名星。小虎掌握的知识很广泛，他甚至对一些国际时事方面的知识也涉猎甚广。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连我都不甚了了，他却能说得一清二楚。他最后的总结是：巴以之间的冲突，就像咱们紫雪市两个相邻的村子，为了一块水地，争斗了几十年，要么聚众械斗，要么集体到市里上访。
我俩谈论这些话题，有一种十分“合拍”的感觉。而且我喜欢的，常常也是他喜欢的。我如果是龙头，他就是龙尾，龙头跑到哪里，龙尾摆到哪里。
我从这个小伙子年轻的面庞上，突然看到了十年前的我。十年前，我与这个小伙子何其相似乃尔，那时我就这样跟在阎水拍局长后面。阎水拍局长是龙头，我是龙尾。阎水拍局长跑到哪儿，我就气喘吁吁跟着跑到哪儿。
我突然想起了以前曾经想过的那个问题：谁是我的第三只眼睛呢？我的“第三只眼”这不就浮出水面了！有小虎这样一只炯炯有神的“虎目”，我将玻管局的“局势”会看得更清楚，差不多就能做到“一目了然”——我即使闭上一只眼睛，也相当于别人睁着两只眼睛！
对小虎下一步的安排，我已有初步考虑。有一次我甚至突然冒出个念头：干脆让他直接担任政秘科长。可随即我又摇摇头，将这个念头打消了。小虎再伶俐，也不应该超过我啊！我可是一步一个台阶上来的：科员，副主任科员，副科长，主持工作副科长，科长，副局长。还是一步一个台阶好，走着稳当。小虎现在是副主任科员，下一步给个政秘科副科长。
想到这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很快就是我们玻管局的穆科长了——穆鹏程副科长，我的嘴角不禁浮现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容。有时得到是一种幸福，有时给予也是一种幸福——比如我将这个副科长轻而易举给小虎，心里就有一种熨帖和舒服的感觉——就好比你从兜里掏出几颗水果糖给一个小孩子，小家伙保准会一边将糖块往嘴里塞，一边抬起头来甜甜地说一声：“谢谢叔叔！”对我来讲，一个副科长也就是一颗水果糖——我兜里这样的糖块多着呢！
小虎对我一直毕恭毕敬，可对小胡小牛小马几个，却有一种冷峭和倨傲。恭敬和倨傲永远是相对的，雷秘书和我刚认识的时候，对我有多倨傲！可他对郑向洋呢？我也一样——对惠郑两人，我同样会像小虎对我那样毕恭毕敬。令我吃惊的是，在我印象中对下属向来十分威严的惠五洲书记也和我们毫无二致——有一次省委书记到紫雪市检查工作，在市里的汇报会上，省委书记询问一个什么问题时，惠五洲书记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胁胁肩，格外妩媚地冲省委书记一笑——我当时有点吃惊——因为我还是第一次见动辄黑着脸批评别人的惠五洲书记，还会像小孩子一般，有如此顽皮的一面。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反倒有点不好意思，急忙移开目光低下了头。
政秘科长由谁做？李小南还是老宋？老宋现在就像我的一条狗，一天到晚点头哈腰跟在我身后。小南现在是局工会主席，干脆让她一肩挑：政秘科长兼工会主席。可这样担子是否重了一点？万一将她白嫩的肩膀压肿怎么办？那就让李小南做政秘科长，老宋做工会主席。
我担任局长后，要尽快动一次人事，将科级以下的位子填满，然后再考虑处级。小北辞职空出一个副处级岗位，我任局长后又能空出一个副处级岗位。最近市政府别的一些局，为了安排一些年龄大一点的老科长，又增设了“副处调”（副处级调研员）这样的岗位。玻管局十个科室中，也有几个年过五十的老科长，这些同志为玻管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一辈子，若没有“副处调”这样的岗位，只能在科级岗位上退休。干了一辈子，连个“副处”也没有混上，给老婆孩子不好交待，和同学朋友谈起来脸上无光。退休前给个待遇，安慰一下这些老同志，等于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的心情因此会更舒畅一些，寿命能活得更长一些。事实证明，体育锻炼，练气功，都不如给个待遇更能延年益寿。
所以我担任局长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赶快向市里争取两个“副处调”名额。这样玻管局就空缺四个副处级岗位。局里同志工作的积极性还能不被空前地调动起来？那些五十多岁的老科长都会夹个公文包，在我身前身后迈着碎步跑来跑去呢！
自从担任常务副局长后，在我面前打小报告的人多了起来。起初我对这种行为还有点反感，心里有点抵触。可渐渐便不反感了，不抵触了。相反若没有人打小报告了，我心里反倒会不舒服。
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玻管局哪个人没在我耳边说过“小”话。
难怪当年哪怕是蹲在卫生间说一句话，也会拐个弯儿钻阎水拍局长耳里去。现在呢？哪句话不会钻我耳里来？有些人打小报告，依据事实的成分多一些；有些人打小报告，像奉赵王之命去探望廉颇的人那样，编造的谎言多一些。无论是依据事实还是编造谎言，我都需要。因此明知是编造谎言甚至搬弄是非，我也不戳穿它！搬弄是非有什么不好？他们搬弄的，永远是他们之间的是非。他们之间有是非了，对我的需求和依存就更加大了。难怪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动不动就设立情报和特务机关。如果上级批准我在玻管局设一个“情报科”或“特务科”，小胡小牛冯富强这些同志恐怕倒都是担任这个科科长的合适人选。当然上级也不会批准我在玻管局设立一个“特务科”，冯富强也就难以担任这个特务科的科长。那么冯富强下一步怎么安排？还得再想一想。冯富强实际已经成了一团面，早被揉到了！这家伙现在像一团毛线，死皮赖脸往我身上缠。
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啊！下一步得考虑调一些新的同志进来了，否则玻管事业就有点后继乏人了！按照拉马克学说的观点，像我们玻管局这种不经常使用的“器官”，会逐渐退化，甚至彻底老化、衰亡。新同志往往被称作是新鲜血液，调一些新同志进来，等于给玻管局老化的器官里注入了新鲜血液。当然，作为一名局长，（我已经将自己视作局长，马方向已被我逐出视野！）既要考虑到长远，也要安排好现在。局里现有十个科室，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下的位子都要填满。玻管局若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我就是那个人的脑袋。下来胳膊、腰身、腿脚，每一个“部件”都不可或缺。如果十个科长是一条腿，那么十个副科长就是另一条腿。两条腿只有一般长，走起路来才会稳健有力，否则就成瘸腿了。
还有小高、小胡、小马、小苏、小唐和小牛。小高可以不干通信员了，调哪个科室给个副主任科员，以工代干。小胡也可以给个副主任科员了，但得排在小高后面，让小高再代我踩他一脚。踩一脚他也说不出口：提拔了还有意见？小苏这个小伙子不错，选择出来干打字员，以工代干。再调一个通信员，接小高。调一个驾驶员，接小苏。小唐继续干驾驶员。
就只剩下小马和小牛这一对冤家了！
冤家路窄，让他俩继续“相逢”去吧！我为自己突然涌上脑际的一个“构思”兴奋不已——让小马领导小牛！
这个构思太美妙了！比《红楼梦》的构思还精巧！小马迟钝一点，小牛自认为他比小马脑子好使，时时处处看不起小马。现在就让这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去领导他，还不把他像诸葛亮气周瑜那样活活气死——气死才好呢！不为已甚——那要看是对谁！即使玻管局每一个和我有过芥蒂的人都可以原谅，小牛也不可以原谅！每当想到他将我的公文包搁在臭烘烘的卫生间门里边这件事，我就“怒从心头起”。如果他当时是搁在门外面，我现在也许还可以不再踩他——可这小子太促狭了！我那个公文包第二天就扔掉了。可以后无论换多少个公文包，哪怕是几千元一个的名牌真皮公文包，只要拿出来，仿佛就有一股卫生间的臊臭味！
还有我儿子鱼小明！每当想起儿子小脸被蹭破门牙被磕掉背着个小书包无助地哭泣的神情，我就会“恶向胆边生”，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我儿子现在都十几岁了，胆子仍十分小。我都怀疑，是不是那次这王八羔子一声断喝，将我儿子胆吓小的？
如果冯富强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不自量力的螳螂的话，那么小牛就是一个更令人生厌的东方铃蟾！你瞧这家伙那副恶心样：皮肤粗糙，背部具黑色斑点和大小不等的刺疣，体长只有约四点五厘米！这样一个令人作呕的东西能给他安排什么好工作呢！我的构思是：成立一个车队，小虎任政秘科副科长兼车队长同时兼我的专职驾驶员。小马任车队副队长，按副科级待遇，开奥迪车。小唐开红旗。新调来的驾驶员开桑塔纳。小牛再转回去开面包车！
小牛万一不开怎么办？万一和我对抗怎么办？他敢吗？这个只有小学文化、不懂电脑、不懂汉语拼音、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只能写出最前边三个的好吃懒做的家伙，身无长技，别无所能，不识之无，离开玻管局，他再能干什么？恐怕只能去蹬三轮车，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骆驼祥子！去蹬三轮车当然不如在玻管局开面包车，这个账他能算得来。
只要他不离开玻管局，他就不敢反抗我！
何况我现在已不需要亲自去踩他的脑袋了。一个局长怎么会亲自去踩一个驾驶员的脑袋呢？包括安排小马去领导他，也不需要我出面。我那个美好构思的具体细节，根本无须我去操作。我的职责只是安排小虎一个人，其他都是小虎的事了。小牛若不愿开面包车，哭哭啼啼来找我，我就会反问他：“局长还管这样的事情？谁安排的你，你去找谁！”他敢去找小虎吗？小虎可真是一只“虎”啊！小虎当驾驶员的时候，都有一份尊严和“虎威”，局里很少有人敢不尊重他，和他开一些过分的玩笑。包括那些老科长，对他也十分客气。现在又是政秘科第一副科长，又是车队长，又是老板专职驾驶员，身兼三职，如虎添翼，十个小牛他都能一口吞下！从此他将会代替我去踩小牛。他比我更年轻有力，脚劲更大，踩下去保准会比我踩得更准更狠更疼！必须将这小子踩得服服帖帖，开了面包车还会心甘情愿给我投票，吓破胆也再不敢和人打赌，说我只能干个工会主席。到那时候再考虑是否放他一马。否则就踩死他！杀无赦！小牛不过是一只在我坚硬的鞋底下绝望地挣扎的小虫子，而且是一只臭虫，踩死他，不足惜！